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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分子的鸦片

作者:(法国)雷蒙•阿隆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2-21  浏览次数: 6654



内容简介

本书一方面探讨了所谓的左派的意识形态的现状,另一方面则探讨了法国以及世界上的知识分子的处境。本书试图解答除了我本人,其他人亦必定曾经提出过的以下问题: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这样一个其经济演进已不符合其预言的国家会重新流行?为什么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会在工人阶级人数较少的地方反而取得更大的成功?在不同的国家里,究竟是什么样的环境在支配着知识分子的言论、思想与行动的方式?


作者简介

雷蒙•阿隆(1905-1983),当代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历史哲学导论》、《连锁战争》、《工业社会十八讲》、《知识分子的鸦片》、《政治研究》、《阶级斗争》等。


目录

序言

第一编政治的神话

第一章左派的神话

怀旧的神话

价值观念的分离

政治体制的辩证法

思想与现实

第二章革命的神话

革命的含义

革命的威望

反叛与革命

法国的形势是革命的吗?

第三章无产阶级的神话

无产阶级的界定

理想的解放与真实的解放

理想的解放的诱惑

真实的解放的单调乏味

论政治乐观主义

第二编历史的偶像崇拜

第四章圣职人员与信徒

党的永远正确

革命的理想主义

审讯与招供

论一种所谓的革命正义

第五章历史的意义

意义的多样性

历史的单元

论历史的目的

历史与狂热

第六章必然性的幻觉

偶然的决定论

理论性的预测

论历史的控制

第三编知识分子的异化

第七章知识分子及其祖国

论知识分子

知识分子和政治

知识分子的天堂

知识分子的地狱

第八章知识分子及其意识形态

重要事实

国家的争论

日本知识分子与法国模式

印度与英国的影响

第九章寻求一种宗教的知识分子

经济观点或世俗的宗教

积极分子与同情者

从公民宗教到斯大林主义

世俗的教权主义

知识分子的命运

结论意识形态时代的终结?


介入的旁观者——试论雷蒙·阿隆的知识分子观

鲁小双

【摘 要】在《知识分子的鸦片》一书中,阿隆提出知识分子就是“在职业活动之外,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的人”,知识分子在政治参与上应担当“介入的旁观者”的责任。在德国学习期间的经历以及对马克思·韦伯著作的研读奠定了阿隆的历史哲学基础,由此影响了阿隆在政治参与上的观念。但由于与“小同学”萨特在诸多立场上的分歧,阿隆的知识分子观在当时并不受重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他的“介入的旁观者”的身份才得到应有的承认。

【关键词】雷蒙·阿隆;让·保尔·萨特;知识分子;政治参与


对国内学者来说,雷蒙·阿隆(Raymond A ron)的名字并不陌生,这位出生于法国的著名社会学家、哲学家、历史学家,同让-保尔·萨特一起,成为1905年左右出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代名词。但与昔日的同窗好友萨特相比,阿隆似乎一直掩映在这位“小同学”的光环之下,直到最近几年,两人的角色才发生了名副其实的互换:萨特逐渐退入幕后,而晚年的阿隆则被推上前台。

作为法国最负盛名的知识分子之一,阿隆的确无愧于种种迟到的荣誉。他一生卷帙浩繁,在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哲学、历史学等许多领域都颇有建树。但遗憾的是,在此前一段时期内,阿隆并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注意。国内翻译过来的有关阿隆的著作也甚少,资料的缺乏让我们深刻了解这位知识分子右派寨主有一定的困难,鉴于此,国内学者对阿隆思想的分析不是很全面、透彻(只曾经对其生平,对社会学、哲学、国际关系学有少量介绍和评论)。恰逢译林出版社即将出版阿隆的一部力作:《知识分子的鸦片》(吕一民、顾杭译),本文借此对阿隆的知识分子观进行初步的探讨,希望能够有助于加强对这位“本世纪最著名的陌生人之一”的进一步认识,也希望能够对国内的知识分子研究略尽绵薄之力。

—、知识分子的内涵与界定

国内外学术界关于知识分子的著作可谓是汗牛充栋,但关于知识分子的界定,至今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果从字面上来理解,知识分子就是人群中以具备知识为主要特征的群体,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知识分子还有着“社会良心承担者”之类的头衔,也就是说,知识分子虽然是以知识思想等为其属性界定之基础,但在理论上讲知识分子却是应该以坚守与弘扬这些知识和正义、思想等为使命的,从中不难看出,对知识分子的这种界定与期许透露着明确的精英主义观念。

在雷蒙·阿隆看来,知识分子是一个西方近代产物,确切地说是俄国近代的产物,在这一点上,阿隆与英国的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不谋而合,虽然两人所援引的词不尽相同(伯林认为“知识阶层”intelligentsia的观念不能与“知识分子”intellectual的概念相混淆),国外学者认为阿隆在法国扮演的角色和伯林在英国的地位是同等的。在《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解释:“知识分子,19世纪末期俄国的知识分子,是中产阶级的一部分,他们受现代教育及西方思潮的影响,常对国家落后状况不满,知识分子由于对社会、政治思想有强烈兴趣,而沙皇政权的专制制裁和残酷镇压机构使他们感到沮丧,于是在法律界、医务界、教育界、工程技术界建立了自己的核心,但包括了官僚、地主和军官,正如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及其他作家在他们的作品中生动描述的那样,“这个阶层为20世纪早期的俄国革命运动奠定了领导基础。”后来人们便把对国家状况不满、对社会持批判态度、对政治监督抱有相当的热情等一系列特征归纳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知识分子便成了完整意义的社会良心的承担者。这种界定方式属于文化社会学的范畴,知识分子从身份上看是超越了具备知识这一基本属性,除此外他们还肩负着社会批判的基本职能。

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代表着正义与良知,这在欧洲,尤其在法国是多数人都认同的看法。但一直受“怀疑主义”影响的阿隆却认为知识分子并不就等于社会的良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是唯名论者”,阿隆从来没有严格的去界定某一个词,比如革命、阶级、左派、右派,这其中也包括知识分子。阿隆觉得这些概念不是没有定义的必要,而是“任何一种界定都无法泾渭分明地划定一种范围的界限,真正存在的只是一个其中心可用特征或特点来显示,但其外延却难以区分的范畴。”换句话说,社会的良心是知识分子的充要条件,而不是必要条件。阿隆自己这样表述:有史以来任何地方,凡是掌握和丰富文化的人就是知识分子,不管文化指的是科学、文学还是艺术。这个概念只不过从形式上(即职业)勉强把知识分子与体力劳动者区别开来;“有史以来”,这个时间界限也超越了知识分子起源于近代西方的说法。总之,阿隆这个如此宽泛的定义让人觉得有些中庸,甚至会让人觉得没有自己观点之嫌。意大利革命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sci)也曾经与阿隆一样,在《狱中札记》里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人都是知识分子”,但这位革命家又巧妙地进行了转折,“并不是所有的人在社会中都具有知识分子的作用”。葛兰西用传统型与有机型来区分知识分子,这也远比阿隆年轻时曾强烈批判过的朱利安·班达(Julien Banda)的纯粹理性的、抽象化的知识分子观更现实。

在定义知识分子这一点上,阿隆与葛兰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阿隆故意在模糊定义的基础上,给出了人们种种可能的、可说明问题的定义,20世纪50年代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的情况下,阿隆详细区分了在不同国家和不同制度下,知识分子被赋予的不同含义:在发展中国家,人们可以把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叫做知识分子,比如在北非,人们只要在有限的几年里经常到某个学院的阶梯教室听课就配得上这个头衔,因为他们已经获得了一种可以委派他们从事某种职务的能力;但是在发达国家,尤其是在欧洲和美国,知识分子却具有双重的含义:他们不仅是某种专门学科的专家,并且因他们职业的关系而在他们职业以外企求一种道德或政治权威的时候,他们才会是完全意义的知识分子。当然在阿隆的出生地法国,毫无疑问,知识分子属于后者。在这个“知识分子的天堂”,19世纪末期的德雷福斯事件以来,知识分子就被赋予了道义上的诸多期望,人们每每以“社会的良心”来称呼,这时候知识分子不仅担任某种职业,在职业活动之外,还必须以“知识分子的方式”生活和思想。究竟怎样才算是“知识分子的方式”呢?这也许是最耐人寻味的地方。

从阿隆的观点来看,他否认在不同的制度和国家里,有一成不变的、贯穿不同历史阶段的、受同样的价值观念鼓舞的、为同样的愿望而奋斗的知识分子,这在其他的学者的著作中,包括葛兰西、班达、萨义德(Said)都是没有过的。如此细微的观念可以让你更透彻、更全面、更深刻地理解不同制度下知识分子不同的含义,但是阿隆的这种方式也给以后论战的对手留下了攻击的余地。因为他始终没有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来概括知识分子,他认为并没有一个精确的词语可以表述如此多的含义。而事实上,阿隆自己就是法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代表,他自己的一生就是知识分子最好的解注:毕业于赫赫有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是著名的评论家、享誉世界的大学教授,这是在学术上;但他并不仅仅限于象牙塔内,阿隆还积极参与了社会活动,对勃鲁姆人民阵线、五月风暴、阿尔及利亚事件、越南战争等一系列重大时事不失时机地发表看法,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的历史进程。这就是阿隆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因职业的关系而在职业以外企求一种道德或政治权威,这才是完全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些结合起来才构成每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命脉。

二、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

不管以何种定义来确定知识分子的范畴,知识分子和政治参与密切相关都是个不争的事实,特别是在法国,知识分子对政治的热情表现得尤为突出,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对政治发表评论或参加政治活动甚至被认为是知识分子应尽的责任与义务。从德雷福斯事件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每一代知识分子都毫无保留地投入到火热的政治运动中去,他们或发动请愿,或征求签名,或组织集会,甚至像保尔·尼赞那样而战死疆场。一本纪念二战的文选中记载着这样触目惊心的数字:作家斗争协会的会员在1939年至1945年间有197名战死疆场,1914至1918年间有560人牺牲。在近一个世纪的时期里,知识分子始终都保持着这种激昂的斗志,身体力行,在公共场合一色的左翼知识分子,他们以萨特为首,影响力在1945—1975年间达到了顶峰,许多外国知识分子甚至狂热地把“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视为“法国知识分子”的同义词,左翼知识分子在“光荣三十年”间可谓是风光无限。但阿隆却知难而上,以一个人来对抗成百上千的左翼人士,阿隆在1950至1960年的表现得到了很多人的肯定,“他起到了一个自由主义记者的作用,在面对集体和政治的忠贞时没有放弃批判的能力”。阿隆在《回忆录》中也曾说自己在30年代是一个“模糊的社会主义者和狂热的和平主义者”,他也是政治上一定程度的参与者,但与萨特的介入方式不同,用一句出了名的说法,阿隆一直力图做一个参与政治的观众。在法国这个知识分子凡事必须表明“立场”的国度里,阿隆为自己选定的角色是“介入的旁观者”,他不愿同当时的法国左翼知识分子为伍,去掌握他所说的“法国知识分子的艺术”,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虽然“胸怀为全人类而思考的宏愿,却无视甚至经常加剧民族特有的问题”,这是阿隆秉承他一贯的“思考历史”之风格的结果。阿隆认为作为道德批评的知识分子的义务就是要向权利说真话,知识分子应了解思想的责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即意味着精通那个社会混合物并且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必须作决定的人的身份中。

其实早在30年代发表在《形而上学和伦理学杂志》的一篇文章中,阿隆就论述了知识分子与政治的关系(30年代他发表这篇文章的本意是让左翼知识分子看清勃鲁姆人民阵线的错误,后来在50年代的《知识分子的鸦片》中,他力图批判没有看清共产主义真实面目、过分亲近共产党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错误),这番论述提前确定了介入的旁观者的立场:“笼统地说,知识分子有三种态度可以选择。或者他们不关心公共事务,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态度愈来愈罕见,每个人都承受频频露面的萨特和波伏娃在街头分发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也一度成为知识分子参与政治的经典照片。

不可否认,法国20世纪的历史因为有了知识分子的参与而更加引人注目。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这时候站在历史前台叱咤风云的几乎是清公民生活的负担和责任。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参加政治斗争,但有两种参与方式:一些人以教士的身份行动或声称以此身份行动,唯一的目的是捍卫神圣的价值;另一些人加入一个政党,接受由此导致的种种束缚。我觉得在这几种态度中每一种都是合理的,只要它有自我意识;不过那些自视为教士的人,反法西斯知识分子或人权的代言人,几乎都带着偏见行事。不可避免的转变是:并非每天都有德雷福斯事件,允许以真相纠正错误……为什么不准几个知识分子选择不偏不倚的观察员的角色呢?不管怎样,在学识之外,仍有自由选择的余地。

对于政治,阿隆选择了介入的旁观者的角色。既要对政治介入,介入之后又要当一个旁观者,这让人看来是一种矛盾的做法,而且这种做法经常被错误地理解为是对象牙塔的称颂,阿隆的形象也因此受到损害。事实上,阿隆的“参与政治的观众”却是有自己的独特理解的:观众是指那些有意识地关注周围世界的人,而不是那些用自己漠不关心的眼光随随便便地俯瞰世界或那些只满足于对世界冷嘲热讽的人。因此,出于这个目的而关注和思考世界,这就是对政治的参与。在公众面前发表经过论证的言论,这就叫行动。雷蒙·阿隆以他自己的方式,成为一名积极参与政治的人物,并且在一些他所信得过的杂志上发表评论。在萨特因踩不准步伐的节奏而使负责操练的士官大光其火的时候,阿隆似乎已经在思考知识分子和政治参与的关系了。他对本达的《知识分子的背叛》的评论,就是这种思考的结果。从那个时代起,阿隆就提出了真理和宽容的关系问题,这也是他有关公民责任感思考的中心。此外,在理智的约束和心灵的激情之间,在分析和行动之间,在旁观与参与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张的状态,这种紧张状态的背后,是知识分子所肩负的使命:“思考我们的世界,并在其中加入一些明晰的关系。

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无论是萨特还是阿隆都没有沉默,在此期间,他俩从来都不曾回避政治参与的责任,尽管他们对这个词的意义有不同的理解。同样,他们也没有想过反对以下的说法,即政治参与激发了知识分子对同胞、对历史的责任感。无论在1939年之前还是在1945年之后,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思索,是通过他们同时肩负起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责任来实现的。但萨特的激情澎湃是否是知识分子参与政治事件的唯一途径?阿隆的思想风格同萨特完全不同,在影响社会的方式上,两人也是迥然相异,著名学者冯克利认为:萨特在信念问题上十分果断,喜欢做出有关时代命运的终审判决,为此甚至敢于直接诉诸人的灵魂,为其提供这样或那样有关自我拯救或群体拯救的许诺。阿隆对于把握世间的人与事,总感到缺少几分自信,它怯于提出恢宏而一贯的体系,不敢言之凿凿地表达关于自我的信念,对于具有煽动性的语言也就惟恐避之不及。同萨特比较起来,阿隆看上去不那么关心个人的灵魂,他所着力的是如何从基本的制度设计上,保证让每个人有选择自我拯救或无须拯救的权利,同时又要防范这种选择被集体化之后可能给社会带来的灾难,1950年至1960年间,阿隆的表现无疑印证了这一点,在面对集体和政治的忠贞时没有放弃批判的能力,这时的阿隆起了一个自由主义记者的作用,所以在1983年阿隆逝世后,法国知识分子的萨特的激进主义时代覆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时代:阿隆时代。

对手萨特给阿隆的评语是:“阿隆属于那种同火热的历史运动似乎总保持着一段历史的距离的人”,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种最需要“宣传”的时刻,阿隆依然能“保持这种不带情绪的客观”。阿隆这样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作为道德批评的知识分子的神话就是要向权利说真话,知识分子应了解思想的责任在现代民主社会中即意味着精通那个社会混合物并且把自己置身于那些必须作决定的人的身份中”。而萨特的政治思想简单到忽略了现实政治生活的限制和可能性,用阿隆的话来说就是萨特是一个“自由”的政治思想者,萨特宁愿提出虚幻社会中的一个文学形象,而不愿意去学习一个被规定的经济上、自由的经济上或者是议会系统上的工作等等,他永远拒绝去问这样一个问题:假如你坐在部长的位置上,你该如何做?①其实早在德国研习韦伯期间,阿隆便认定自己没有能力提出一个解释世界的总体系,在《历史哲学引论》一书中,他对建立这种体系的可能性明确表现出怀疑。韦伯的知识立场影响着他的一生:一个学者首要的职责,是讲明事实,传授知识,而不是编织和灌输信仰。因此他为自己提出的两项任务是:“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阿隆的天才是教育家的天才,不是创造者的天才。

萨特和阿隆的世界,也因他俩政治参与的方式和个人的影响而变得不同,当然,萨特的影响要大得多。在第四共和国时期,他是请愿活动领域的冠军,把其他请愿和宣言的专家远远抛在了身后。在几十年的时间里,萨特一直是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请愿纪录的绝对保持者,他事实上就是那一时期知识分子大规模政治参与活动的化身。至今,法国的知识分子似乎仍保持着左拉时代的传统,他们常常为理想、信仰、真理、正义和各种各样的乌托邦信念而奋斗,富有一种诗人的浪漫主义情怀,他们很强调自由的积极方面。“最能代表法国知识分子的,不是理性的、自由主义的雷蒙·阿隆,而是激进的、充满感情力量的保罗·萨特,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当代,法国总是左翼知识分子最适合的温床,从卢梭一直到当代的萨特,福柯,利奥塔,布尔迪厄和至今还健在的德里达。”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曾说:“阿隆思考历史,萨特则梦想历史”,这就是两位知识分子对待诸多事件立场迥异的根源,在知识分子与政治参与的关系上,两个人也旗帜鲜明地站在了对立面上。

阿隆对知识分子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事实上他却身体力行,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知识分子在何种程度上参与政治做了一个很好的注释:不偏不倚的观察员,适时地介入每一次重大事件。以阿隆的观点来看,知识分子必须超越动员的口号,甚至应该超越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永远持一种自由的观察态度,以修正自己的信念,并在必要时改变对信念的分析。在此,我们还必须注意到,在这一方面,雷蒙·阿隆每次都表现出强烈而有意识的反潮流倾向,尤其表现在30年代阿隆从德国回来后,在许多左派知识分子借着继承德雷福斯派的思想以及出自于这一思想的价值而进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时,阿隆却没有加入反法西斯知识分子警惕委员会。相对于左派而言,阿隆总是“不合时宜”之人,这也是他的介入观点在当时不仅不受欢迎而且受到排斥的原因之一。

三、阿隆的哲学基础

阿隆的政治介入观不是凭空形成也并非一成不变,它在思想上有一个哲学渊源以及不断的转变过程,正是在历史哲学观的影响下,才进而在政治介入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阿隆在政治上的保守主义深深扎根于他的历史哲学中,深思熟虑的历史选择以及合理的解释对历史进程起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阿隆反对把历史决定论作为一种迷信和宗教,他觉得一个哲学家要对政治生活贡献些东西,就必须成为一个了解现代社会现实的政治科学家或社会学家,这样才能使自己在面临政治事件时能设身处地的选择。不管是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还是尼古拉·巴维雷兹,都在他们的著作中对阿隆的成长历程作了事无巨细的描述,在《回忆录》中,阿隆也凭借他惯用的手法对自己哲学观点进行细致地回顾。从中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对阿隆历史哲学观和政治观有深刻影响的主要是两个阶段:10岁左右家庭教育的影响以及在德国留学期间研读的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阿隆是通过这些完成了自己的哲学转变,并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基础。

以传记作者尼古拉·巴维雷兹的观点,阿隆在10岁的时候就已经完成政治上的觉醒,如果这一切属实的话,那我们可以得出的唯一结论就是阿隆深受其家庭尤其是父亲的影响。用阿隆自己的话来说,他出身于“法国犹太裔中产阶级”,父亲居斯塔夫在年轻时就倾向于左派,幼小的阿隆也是在父亲的藏书中,在书架下面关着的柜子里,发现并整理出有关德雷福斯事件的大量资料,其中有传单、报纸、小册子,左拉和若雷斯的宣言。在阿隆15岁的时候,这位具备非凡辩才的学生竟然在课堂上公开为德雷福斯发表一篇惊人的辩护词,并辅之以准确的引文、宣言、案件报告。毫无疑问,雷蒙·阿隆青年时期受到的政治敏感性熏陶,解释了他直至30年代初仍倾向于社会主义的原因。居斯塔夫临终前留给阿隆的是伏尔泰的半身像,这代表了父亲对儿子的期望,但显然阿隆并不喜欢这个人物,他以后的哲学思想与政治行为在外人看来与孟德斯鸠为邻似乎更为合适。出于对父亲的怀念,阿隆一生中几乎不拒绝任何荣誉、头衔和其他形式的敬意,这与拒绝诺贝尔文学奖的骄傲的萨特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然阿隆的“热情、充满活力的家庭”与萨特《词语》里所描绘的那个家庭也是相去甚远。

在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文科预备班。正是在预备班学习期间(1921—1922学年),阿隆有了新的发现:哲学,他认为这是一个“思辨的魔力世界”,“在哲学班前是黑夜,从哲学班起是光明。”对哲学的发现导致了阿隆个人方向的突变,当时一战后经济和政治气氛的转变也起了促进作用。但在阿隆去德国之前,有一个人的影响也十分深远,那就是20年代那一代人的启发者和精神导师阿兰。历史往往只筛选在后人看来对今天有重要意义的事件,而忽略掉一些与现在关联不大的其他人物,所以对1924—1928年间阿隆所持的和平主义人们往往认为只是阿隆思想中的一个间奏曲。

1928年到1930年的兵役结束之后,阿隆没有选择留在法国,相反他去了德国一所大学做法语助教,这个决定改变了阿隆一生的命运,rolf所说,德国是阿隆的命中之地。德国对阿隆的省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知识方面发现了现象学,阅读了马克思和韦伯的著作;在实践方面对纳粹主义的兴起有了体验。正是在德国,阿隆发现了政治,代替了学校里的托克维尔的道德,韦伯的现实主义也击中了他。阿隆毫不回避对韦伯的感激之情:“多亏了他,我才形成了将来的思想”。但也正是在德国学习的经历,使得阿隆在以后没有提出恢宏一贯的体系。在1930年的秋季,阿隆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自己只是千百万个原子中的一个,除了从无以计数的角度中选取一个关照整体,没有其他可能的办法。阿隆受马克斯·韦伯的影响,提出了一个能在何种程度上客观了解历史的问题,并且逐渐悟出了自己的两个任务:尽可能诚实地理解或了解我的时代,时刻不忘我的知识的局限性;脱离现实,但不满足于当观众。在德国的所见所闻以及历史通过这些所见所闻给予他的震撼,使他达到了他所追求的“参与政治的观众”的境界,这一境界只是在表面上显得自相矛盾。阿隆的哲学思想在那个时期开始发展,这种发展和马克思·韦伯将要在其中所占据的地位有着相同的方向:“参与政治的观众”,其实是具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形象说法。

阿隆在德国学习之后,深受德国思辨传统的影响,继而摆脱了阿兰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转向自由主义。在德国学习期间,阿隆看到德国纳粹主义的崛起,觉得和平主义无法影响历史的进程,他指出知识分子的分析只有从神圣事业的云端重新走下、扎根于历史进程的土壤之中,他对政治的参与才会成为行动。美国著名的学者萨义德也对知识分子的介入模式提出过相似的看法:知识分子并不是登上高山或者讲坛,然后从高处慷慨陈词。知识分子显然是要在最能被听到的地方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要能影响正在进行的实际过程,比如说,和平和正义的事业。在这一点上,阿隆与他曾经的两位老师布伦施维克和阿兰又处于不同的立场上,两位老师同样远离现实的世界和正在实施的政治,而阿隆认为与其超越现实,不如贴近现实,吸引知识分子的魅力不是通过创造来对世界进行可能的改变和纯化,而是对这个世界的思索。正如我们观察到的那样,雷蒙·阿隆从来不曾通过想象来求得过理想的实现。萨特自称是知识分子政治参与义务的代表,他自称是赋予事物意义的人,其实,在《现代》杂志上萨特对政治参与义务的原因的解释,只不过是对早在30年代就已经形成的传统的一种润色,当时已经有大批知识分子参与了国家大事的辩论,所以萨特在1945年10月为知识分子确定的目标,更多地是一个历史的终点,而不是什么革命性的突破。相反,阿隆则把自己打扮成政治参与这一至高无上的义务的审判者,并很快指出了这种义务对思想的麻醉作用。

阿隆历史哲学的全部价值和现实意义,以及它与马克斯韦伯历史哲学的区别,在于超越相对主义,不陷入历史主义错误的愿望。阿隆的现代性寓于介入观念中,它使人得以克服史实性,赋予人生以意义。阿隆在政治上赞同实效的自由主义,这与拒绝决定论和相对主义,不放弃人的自由和最终道德导向的哲学上的选择是一致的。

1938年,莱翁布伦施维克说:“你的论文包含着一生工作的萌芽。”阿隆重申他的作品包括《知识分子的鸦片》具有深刻的一致性,这就是对人在历史中的自由的沉思,《历史哲学引论》是理论阐述,《知识分子的鸦片》则是实践的结果。后来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为全国争论的焦点的情况下,阿隆发表了《阿尔及利亚的悲剧》,不啻于在平静的水面投下了一颗重型炸弹。书中阿隆更加简略地概括了他的参与观,从这一点来说,当时的阿隆和作为年轻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的阿隆是一脉相承,1930年的秋天,这位年轻的哲学教师资格获得者在科隆的莱茵河畔决定,要成为一名“参与政治的观众”,也就是要成为一名提供“答案”而不是阐述“理论”或表达“情感”的分析家。同样在1970年对大学生的讲演中,阿隆说社会学家的任务就是了解社会现实,“不是去发现道德或政治上的基准或公平,而是去帮助每个个体意识到他自己以及他的环境”,对萨特来说阿隆更是一个存在主义者。阿隆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右派,虽然很多学者都认为阿隆是继承了孟德斯鸠——托克维尔一派的思想体系,把他称之为“法国右派知识分子的寨主”(柳鸣九语),但阿隆在每一件重大政治事件中所持的立场往往是出人意料的,并不是的人物。1961年时,阿隆曾经申请进入法兰西学院,但是由于左翼和右翼的一致反对:前者不原谅阿隆的《知识分子的鸦片》;后者不原谅他的《阿尔及利亚悲剧》,因此这个计划付诸东流,直到1970年阿隆的研究才得到认可,最终被入选法兰西学院,但是阿隆与左翼知识分子的和解由此推迟了10年。从表面上来看,阿隆属于这样一种人,他希望小心谨慎地对待过于激烈的历史潮流和漩涡,因为我们可以把他归入右派的行列。这也许是参与政治的知识分子阿隆的一个关键,他是在反对别人观点的过程中赢得尊重的,他的自我定义,更多的是通过驳斥在左派中占统治地位的主要思想体系——这是由于这些思想体系的综合规模以及他们对所谓救世主的向往——而不是通过赞同右派的政治文化来完成的。人们倾向于把法国知识分子的历史说成是左右翼对立的历史,或者是萨特和阿隆的历史,因此阿隆也被划为右派,事实上是因为人们已经把萨特划为左派了,所以跟他对立的人理所当然的在右翼一方,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点。

四、阿隆知识分子观的影响

如果从知识分子史的角度来讲,阿隆最经典的论述就是关于知识分子政治参与的方式,法国、英国、美国等知识分子的艺术也被阿隆论述的非常到位。至于知识分子的批判性,阿隆与萨义德的观点不谋而合:“我一向觉得知识分子扮演的应该是质疑,而不是顾问的角色,对于权威与传统应该存疑,甚至以怀疑的眼光看待。”阿隆早在50年代就看出了知识分子的专业化,并认为专业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但他并不像福柯后来所描述的“专业型知识分子”那么悲观,前提是掌握好介入政治的尺度。

《知识分子的鸦片》出版于1955年,尽管这部书被传记作者尼古拉·巴维兹称为“擦亮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眼睛”,但事实上在当时它却遭到了更多左翼知识分子的口诛笔伐。首先因为阿隆在书中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以萨特为首的左翼知识分子,而当时却恰恰处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的“光荣三十年”。对于20世纪中期占据法国统治地位的左翼知识分子来说,阿隆是一个另类,是一个让他们头痛的人物,因为后者总是在和左翼作对,总是在左翼出现的地方泼一盆冷水,毫不夸张地说,阿隆成了左翼知识分子的眼中钉,在左翼看来他似乎一直在某些地方发表不合时宜的看法。这与冷战的背景有着很大的关系,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东西方冷战的状态,也不能避免对意识形态发表自己的评论,法国的知识分子也不得不在夹缝中选择自己的阵营。如果你选择了站在苏联阵营的对立面,那么就意味着你与众多的左翼知识分子为敌,阿隆的立场就是这样受到排挤的。

阿隆的知识分子观在当时不受到重视的原因还有一个,那就是萨特的存在主义在二战之后的地位如日中天,不论是在大学还是在咖啡馆里,萨特都有众多的崇拜者,萨特的一言一行对这些人都有着重要的影响。相比之下,尽管阿隆也早发表了《当代德国社会学》(1935年)、《历史哲学引论》(1938年),但正像阿隆自己评价的那样,他在哲学和政治上都惧怕想象,苦于一直没有建立自己的思想体系,因而在这两方面只能说是位分析家或批评家。尽管阿隆的《历史哲学引论》同福柯的《古典时代精神病史》一样,都被称为知识史上改变范例的时刻,但在30年代这本著作仍然没有受到赏识。总之,在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浪潮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刻,这对阿隆作品以及思想的传播并不利,因此阿隆与萨特近乎神话式的地位也就不能相比了。萨特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左翼知识分子的领头人物,而他偏偏又是与阿隆相对立的,问题就在于此,阿隆与萨特为敌,意味着他选择了与众多萨特式的知识分子和学生为敌,10多年后的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许多学生都喊出了“与其同阿隆走向真理,不如同萨特走向谬误”的口号。当一个人遭到反对的时候,这个人的思想往往也不会得到承认,阿隆就是其中的受害者。

除了上述两个原因外,还有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阿隆是个不喜欢表现自己的人,他在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途径上也是十分单一的。20世纪的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是在自己的圈子里进行思考,他们的思想影响当然可以波及到这个圈子之外,但影响的强弱程度,却取决于他们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途径。那时的知识分子们通过辩论,在涉及整个国家的大规模论战中寻找成功的机遇,其中的典型人物当然是萨特,他热情地参加了每一场辩论,在宣言上孜孜不倦地签名,他去街道上发报纸,站在汽油桶上发表鼓舞人心的演讲,萨特俨然具有表演家的天才。同萨特一起的还有波伏娃,他们几乎没有放弃任何一次在公众场所露面的机会,如果严厉地来说,可以借用雷吉斯·德布雷的“追逐名声的动物”来形容。而站在萨特对面的阿隆,除了在《费加罗报》上定期发表社论外,很少接受电台的采访,他安心地做着自己的学术研究,偶尔去大学里讲课。这时候的阿隆还没有意识到“大众传媒”对一名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一直固守着“大学”和“出版社”这两个阵地,60年代之后的实际情况是“要加强对人们的影响,他必须首先让自己被别人看见(他的形象)或者听见(他的声音)”。鉴于两人参与政治和发表言论的途径,阿隆再一次淹没在萨特的光环之下。

但历史是公平的,20世纪80年代在萨特和阿隆相继谢世以后,两人的地位也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阿隆在知识分子中的地位逐渐被认可,他关于知识分子的种种观点也得到了承认,这得益于法国国内的政治局势,因为在20世纪的最后几年,法国知识界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非政治化”现象进一步突出,阿隆这种“介入的旁观者”的立场恰巧符合了人们的需求。这正应了弗洛依德的话:理智的呼声最后总有人听到,但先要遭到无数次粗暴的拒绝。在萨特的激情渐渐退却时,阿隆的知识分子立场也日益赢得了人们的尊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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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Wolfe Alan,“Books&Arts:Aron'Rod”,The New Republic,Apr16 1990,p36.

[16]爱德华·W·萨义德:《知识分子论》,单德兴译,三联书店,200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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