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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作者:卡尔•波普尔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2-28  浏览次数: 6899


内容简介

《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是卡尔·波普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一部有较大影响的社会科学名著。全书以清晰的思路和严密的逻辑对所谓的历史决定论——认为历史预测是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假定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规律来达到这个目的——进行了介绍和批驳。作者的结论是:我们不可能预测历史的未来进程,历史决定论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是不能成立的。


作者简介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出生于1902年7月28日生于奥地利维也纳(当时属于奥匈帝国)的一个犹太裔中产阶级家庭,毕业于维也纳大学。1928年,他获授哲学博士学位,1930年至1936年间在中学任教。1937年,纳粹主义势力抬头,波普尔移民至新西兰。他在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市(即基督堂市)的坎特伯雷大学任哲学讲师。1946年迁居英国,在伦敦经济学院讲解逻辑和科学方法论,1949年获得教授职衔。1965年,他经女皇伊丽莎白二世获封爵位,1976年当选皇家科学院院士。


目录

中文版序

新版译者的话

1987年版译者的话

历史的注解

导论

第一章反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学说

1.概括

2.实验

3.新颖性

4.复杂性

5.预测的不精确性

6.客观性和评价

7.整体主义

8.直觉悟性

9.数量方法

10.本质主义与唯名主义

第二章亲自然主义的历史决定论学说

11.与天文学的比较——长期预报和大规模预报

12.观察的根据

13.社会动力学

14.历史规律

15.历史预言与社会工程的对比

16.历史发展的理论

17.社会变革的解释与设计

18.分析的结论

第三章对反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19.批评的实际意义

20.社会学的技术方法

21.渐进工程与乌托邦工程的对立

22.与乌托邦主义结成的非神圣同盟

23.对整体主义的批评

24.整体主义关于社会实验的理论

25.实验条件的可变性

26.概括局限于时期吗?

第四章对亲自然主义学说的批评

27.有进化规律吗?规律和趋势

28.还原法,因果解释,预测和预言

29.方法的统一性

30.理论科学和历史科学

31.历史学中的境况逻辑,历史解释

32.关于进步的社会建构学说

33.结论:历史决定论的感情吸引力

索引

 

曲解与推动:对《历史决定论的贫困》的批判和再审视

文/吕红霞

【摘 要】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卡尔·波普尔对马克思“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建立在渐进技术方法论、知识不可预测的历史观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三者内在一致的基础之上。这种批判缺乏对批判对象客观、严谨的考察。从方法论和历史观来看,马克思是通过“历史抽象法”,而非整体主义方法,揭示了社会历史视野中的“社会”结构及其演变规律。从政治立场来看,共产主义而非乌托邦主义,才是马克思坚定的政治立场。波普尔所面对的理论对象是实践中已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他对马克思主义所面临的潜在危险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仍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整体主义;社会工程


卡尔·波普尔的《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以下简称《贫困》)是一部系统反对历史决定论的著作,在当代社会思潮中产生了广泛和深远影响。在该书中,波普尔将马克思看作历史决定论的典型代表,他立足于渐进技术方法论、知识不可预测的历史观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三者内在一致的基础,对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进行了全面而又尖锐的批判。该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不可回避的重要文本,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该书进行了批驳。这些批驳或者侧重于方法论的批判,或者侧重于政治立场的批判。然而,《贫困》的诞生与当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和理论背景密切相关,这是研究者们所没有注意到的。本文将以马克思的思想为原点,从方法论、历史观和政治立场三个方面对《贫困》的理论观点进行学理上的批判,以澄清波普尔对马克思的误解,再现马克思思想的历史原像。此外,文章将结合《贫困》诞生的历史和理论背景,对《贫困》一书的现实和理论意义进行重新审视,而不是为批判而批判。

一、方法论批判

在《贫困》一书中,波普尔主要将历史决定论看作一种方法论进行批判。他批判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基础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存在一种基本的相似性。他指出:“与历史决定论的方法论相反,我们可以设想一种方法论,它的目的在于技术的社会科学。这种方法论将导致对社会生活普遍规律的研究,以便发现一切必要的事实,作为谋求改革社会建构的人的工作根据。”[1]同时,出于对社会科学理论“明确性和实践的可检验性的标准”的考虑,他认为:“社会学(或许一般的社会科学)与其说应该寻求‘它的牛顿或它的达尔文’不如说寻找‘它的伽利略或它的巴斯德’。”[2]由此,波普尔提出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渐进方法”。在波普尔看来,“渐进方法”与历史决定论的“整体主义”方法论针锋相对,这是要对历史决定论加以抨击的最关键性的论点之一。

波普尔认为,整体主义方法主要指的是,研究一个事物的全部性质和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全部联系的总和。但是,他认为,首先在全部的意义上,整体不能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为,如果我们要研究一个事物,我们就不得不选择它的某些方面。我们不可能观察或描述整个世界或整个自然界,因为一切描述必定是有选择的。其次,在操作的意义上,整体主义的方法是不可行的。因为,整体主义的方法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而控制所有或“几乎”所有社会关系是不可能的。这是乌托邦的梦想或误解。总之,在波普尔看来,整体主义方法论在逻辑上不可能,实践上不可行。

在《贫困》中,波普尔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批判建立在自我论证基础之上,缺乏对批判对象客观、严谨的理论分析。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试图把历史决定论描述为一种考虑周到而结构严谨的哲学。而且我毫不踌躇地构思一些支持它的论据。这样我就成功地建立一种确实值得抨击的观点,换言之,我已使一个理论变得完善;人们常常提出这个理论,但是也许从来没有以充分发展的形式提出来。”[3]正因为这样,连波普尔也承认:“我最后的提法偏离了我公开宣布的意向:即在着手批判历史决定论观点之前尽可能明确地和令人信服地概述其观点。”[4]所以,整体主义方法论在一定程度上是波普尔对应于自己的渐进方法和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杜撰”出来的。

事实上并非如波普尔所言:马克思试图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全部性质和方面的总和,特别是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全部联系的总和。马克思的历史研究方法建立在“具体——抽象——具体”的辩证逻辑之上,其中“历史抽象法”是辩证逻辑的关键环节。他指出:“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结果的综合。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5]通过“历史抽象法”,马克思确立了研究人类社会历史的崭新抽象法则和概念,如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概念。在阿尔都塞看来,正是这些新的原则和概念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内容,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哲学”。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揭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原理,达到对历史过程的科学认识,而且还在于把生产关系总和作为国家和观念的上层建筑的现实基础,从而达到对社会结构的科学认识,即认识到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之间的从属关系和相互作用。”[6]值得注意的是,在社会结构诸因素中,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试图去研究全部方面及其关系的总和,他们着重强调的是生产关系。因为,无论是生产力因素,还是上层建筑诸因素在马克思恩格斯之前的哲学家那里都已经得到比较成熟的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正是以生产力为基础,从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并且“正是生产关系的总和直接决定着整个社会面貌,构成任何社会形态的最基本内容”。[7]马克思恩格斯在之后的研究中,包括《资本论》的写作,都非常重视生产关系因素,并把《资本论》的研究对象规定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8]

在《资本论》写作过程中,马克思还进一步强调,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研究要采用不同的方法:“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9]他还通过“普照之光”和“特殊以太”的形象比喻对“历史抽象法”作了具体描述:“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总有一种生产关系是占统治地位、支配其他生产关系的基本生产关系。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0]

同时,也并非如波普尔所言:马克思试图将社会作为一个整体来控制和改造。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研究并非出于纯粹的理论目的,而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人的生存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的理论内容。马克思进行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正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现实的人”及其存在的具体状况;研究的目的正是将人从经济必然性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所以,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任何一个简单概念都有一个本质不同的基础,这正像新的理论必有一个不能从先前的理论中所产生的一个新的概念结构和总体构架一样在黑格尔的体系中,所有的范畴终止于存在着的秩序中,与此同时,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所有的范畴则是触及这些存在着的秩序的否定。”[11]基于这些概念是作为对现存秩序的否定而言,马克思的理论被看作是“社会批判理论”。波普尔将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整体主义的控制和改造理论,就是忽略和抹杀了其所内含的人道主义内容。

二、历史观批判

波普尔认为,揭示社会进化的规律,以便预言社会的未来。这个观点或许可以描述为历史决定论的核心。所以,在进行方法论批判的同时,波普尔还立足于自然与社会之间存在规律与趋势、复杂与简单的区别,批判了马克思的历史观,尤其是社会规律这一核心内容。

在波普尔看来,规律是对某个不变秩序的断定,即对某一类的所有过程的断定。这类规律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内才存在,在社会科学领域内存在的是趋势。所以,人们希望可以在某一天发现社会运动的规律,就好像牛顿发现物体运动规律一样,这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这就是历史决定论的主要错误。即它的‘发展规律’其实是绝对趋势;这些趋势和规律一样并不依赖原始条件,并且不可抗拒地以一定方向把我们带到未来。它们是无条件预言的根据,而不是有条件的科学预测。”[12]

此外,波普尔从人类知识不可预测的角度提出了五条基本论纲,以对历史决定论进行反驳:“(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二)我们不可能以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三)因此,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摒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摒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那种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五)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13]

历史观是马克思哲学所要探讨的主要内容。在当时历史背景下,“首当其冲的问题是解决历史观的问题。因为不论是认识论还是辩证法在马克思以前都发展到相当的高度,而历史观则是不可逾越的界限。只有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才能不仅使认识论和辩证法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而且使科学的完整的新世界观的问世成为可能。”[14]马克思所关注的正是社会历史视野中的“社会”结构和及其演变规律,即社会活动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

关于这两点,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做了扼要的说明。一方面,一个特定社会的结构系统有层级之分,即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四个层次。其中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另一方面,社会结构系统是开放的,社会形态的变革遵循着如下规律:一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必定要突破既存生产关系的束缚,从而激发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变革;二是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取代资产阶级经济社会形态的将是共产主义社会。在列宁看来,这正是马克思“把历史当做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来研究”[15]所获得的科学结论。

关于唯物史观的这两条革命性科学论断,在马克思生前和逝世后都遭到了来自多方面的曲解和批判,主要包括俄国的民粹派米海洛夫斯基对社会形态演进规律的质疑,德国资产阶级社会学家保尔·巴尔特、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的反对派“青年派”将社会结构的规律归结为“经济决定论”的曲解。针对对社会形态演变规律的批判,马克思生前曾进行了辩护,他指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这种历史哲学理论的最大长处就在于它是超历史的。”[16]在研究俄国公社时,马克思强调要把历史规律与具体道路辩证结合起来进行考虑:一方面要坚持用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总规律来观察、分析问题,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和发展,是历史的进步,无论德国还是俄国迟早会走这条道路。另一方面,马克思又指出,尽管资本主义的发展是总的趋势,但由于各国具体社会经济条件不同,将会有不同的形式和道路,决不能拿西欧某些国家的发展形式来生搬硬套。

针对对社会结构规律理论所作的“经济决定论”的曲解,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晚年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进行了回应。他通过强调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反作用”,提出“历史合力”、“曲线中的中轴线”等更加具体的概念和理论强调了社会规律的辩证性,从而丰富发展了早期唯物史观理论。[17]总之,无论是马克思生前的辩护,还是恩格斯后来的回应,都强调要辩证地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规律理论。波普尔对马克思主义社会规律理论的批判不过是19世纪末期批判、曲解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思潮的现代翻版,并无新意可言。

此外,波普尔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模式简化为知识的逐步增长。究其原因,一是其科学主义的立场,二是对人类理性的乐观态度。他相信人类理性具有实现一个较合理的世界的能力。所以,在他看来,社会科学不但不如物理学那么复杂,而且具体的社会情况一般来说也不如具体的自然情况那么复杂。但他同时又矛盾地指出,人的因素在社会生活中和一切社会建构中终归是不确定的和捉摸不定的成分。所以,人类历史又是不可预测的。正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矛盾,导致他思想的自相矛盾。同时,波普尔将社会历史的发展解释为理性支配下知识的增长,犯了18世纪唯物主义者的错误,掉入历史唯心主义的窠臼。这也表明了波普尔用自然科学方法对人类社会历史进行分析的局限性。总之,人文精神的贫乏、对人的本质认识的空白导致他思想层次上的浅薄和论域上的狭窄。

三、政治立场批判

在进行上述理论抨击的背后,暗含着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政治立场的尖锐批判。与“渐进技术”方法论原则相一致,波普尔倾心于一种“渐进社会工程”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立场:即设计各种社会建构以及改造和运用已有的社会建构。因为,在他看来,只有

少数的社会建构是人们有意识地设计出来的,而绝大多数的社会建构只是“生长”出来的,是人类活动的未经设计的结果。所以,渐进工程师总是采取能够不断改进的小规模的调整和再调整来实现他的目的。

波普尔指出,这种通过渐进修补的社会工程与能动主义者所描绘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格格不入。历史决定论者(以柏拉图和马克思为典型)往往与典型的整体主义的或乌托邦的社会工程思想相联合。原因在于:首先,它们都是整体主义的,并不关心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发展,而是关心“整个社会”的发展。所以,它们都不满足于“渐进的修补”和“摸索前进”,而是希望采取更激烈的办法,并对社会加以全面的控制和改造。其次,它们的目的并不是选择问题或道义问题,而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用科学的方法来发现他们的目的。所以,在他们看来,历史必然沿着一定的方向前进,不管我们愿意与否。

在进行上述区分的背后,波普尔实际上是宣示了自己与马克思之间,在政治立场和政治策略上的根本对立,即自由主义对立于共产主义、渐进改革对立于激进革命。毫无疑问,波普尔的确称自己为自由主义者,他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之间的亲密关系是为世人所共知的。出于相同的生活经历(被纳粹驱逐,移居到英国的奥地利犹太人)和相似的理论诉求(批判理性主义与进化理性主义),他们都被看作是从自由主义的立场反思法西斯主义的杰出代表。

虽然波普尔在《贫困》中并没有提及当时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但是,他看到了马克思理论发展中所面临的潜在危险。以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正是以符合历史发展的客观性和必然性为修饰,为各种行为都打上了“科学”、“客观”、“整体性”的痕迹,将自己置于一种绝对必然性的位置,因而不能正确认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局限性,往往为了一些所谓客观必然的历史目标而走向迷途,忽视了社会主义之下个人应有的自由、平等等基本价值。这不得不说是波普尔的理论洞见。

但是,从政治立场来看,波普尔所批判的毕竟是在实践和理论上被扭曲了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而非整体主义的乌托邦主义,才是马克思坚定的政治立场。他的理论和实践目标都是指向“自由人联合体”,即以每一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其最高目标。共产主义社会扬弃外在经济必然性的盲目制约,不再把人的历史交付给人之外的超人的力量或实体,真正开始了人的历史。而且,共产主义是“开放的”社会形态,是一种现实的运动,由具体的前提所决定,因而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所以,它所追求的目标也不是末世论或整体主义的乌托邦社会工程。

正如波普尔所指出的:历史境况的不同,必然产生不同的历史解释理论。从政治策略来看,马克思所处的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期,其中,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马克思立足于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认为只有采取激进的革命和进行不断革命,才能彻底改变一切不合理的社会制度、社会建构,从而最终建立一个每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联合体。而且,革命并不是群氓的暴动,是无产阶级对自身所处境遇的充分认知,是阶级意识觉醒后的积极反抗。而波普尔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面临着纳粹法西斯主义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双重挑战。所以,波普尔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解释历史的,他反对对资本主义的彻底革命,强调资本主义社会的自我批判与革新。但是,波普尔的愿望是良好的,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文明本身的错误采取批判的态度确实非常困难。所以,忽视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和其文明本身的反思,仅仅将其面临的挑战归于社会主义的威胁,这种看法简化了对问题的思考,违背了其批判理性主义的初衷,还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更深层次上的误解。

四、对《贫困》的重新审视

《贫困》一书甫一出版,就因其对马克思毫不留情的批判而受到众多马克思主义者的攻击。在中国语境中,《贫困》更是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和集体批判。然而,如此一来,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就遮蔽了《贫困》一书更为丰富的理论内容和思想遗产,忽视了《贫困》的历史价值。所以,除了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对《贫困》进行学理层面的批判,我们还应结合《贫困》诞生的时代背景、思想背景对它进行重新审视,从而达到客观理解。

从时代背景来看,《贫困》一书出版于1957年,但其中的思想最早形成于20世纪30、40年代。当时,无论是苏联社会主义,还是德国纳粹法西斯主义都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实行着社会一体化统治模式。与此同时,被纳粹驱逐的大量德意志流亡社会科学家对纳粹暴政进行了各自不同的理论反思。这些社会科学家被流亡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他们或是作为犹太人,或是作为社会民主主义者,或是作为自由主义者,被视作纳粹暴政的敌人,被迫流亡,最后大多到了美国,还有少数到了英国(以哈耶克、波普尔为代表)。无论流亡的具体原因有何不同,但他们所关心的问题则是共同的:即德意志法西斯主义的起源问题。这些反思是客观形势与主观体验共同交织的结果。

最早对纳粹暴政进行反思的是后来聚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原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即“法兰克福学派”)的成员。在学派核心人物霍克海默看来:“谁不想去谈论资本主义,谁就会对纳粹主义保持沉默。”[18]由此,该学派延续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立场,确立了“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从自由资本主义内部分析其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原因。而与此相对应,以路德维希·冯·米瑟斯、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流亡英国的“奥地利学派”的“纯自由主义者”们,则认为正是社会主义在欧洲破坏了资本主义的自由经济原则,才导致法西斯主义的统治。作为被纳粹驱逐的奥地利犹太人,波普尔也是力图分析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即马克思主义所内含的整体主义和乌托邦主义倾向,从而从理论上批判当时的法西斯主义。所以,他的理论与哈耶克的理论有着共同的批判对象和批判路径。

法兰克福学派和以哈耶克、波普尔为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者,同样是作为被纳粹驱逐的犹太人,同样是出于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却因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同,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和理论形态。由此,基于与马克思主义的“亲缘”关系,法兰克福学派在中国受到了研究者的宠爱;而基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敌视”态度,波普尔在中国受到了研究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广泛批判。但是,我们应看到,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和波普尔自身的主观体验来说,他批判的对象首先是法西斯主义,他所面对的是已经被曲解和僵化的马克思主义,所以,波普尔的批判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并非毫无意义。而且,在中国久负盛名的法兰克福学派也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和发展来思考时代问题的。

从思想背景来看,伴随着纳粹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一方面,西方资产阶级社会中非理性主义思潮盛行。这些非理性主义思潮以谢林、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海德格尔的哲学为理论根据,并一度成为法西斯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悲观主义和绝望情绪与日俱增。普通的老百姓纷纷寻找藏身之所,以在各种权威的庇护之下寻求安宁,逃避自由。卢卡奇通过《理性的毁灭》一书详尽阐述了德国非理性主义产生的根源、各个流派。他坚定不移地信赖理性,呼吁人们在理性的旗帜下团结起来,警惕由于抛弃理性而给人类带来的危险。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成员弗洛姆倾向于从马克思主义中挖掘其人道主义的传统,并将其看作是新的见识和新的希望的源泉,以作为对悲观主义思潮的解毒剂。而波普尔的《贫困》则是立足于科学主义的立场,对历史发展持乐观态度,呼唤我们要相信人类理性具有一个实现合理世界的能力,这也是其对当时社会中普遍流行的悲观主义和非理性主义思潮的有力控诉。

总之,除了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我们还应在特定的历史环境和理论场域中把握《贫困》的理论内容和理论指向。波普尔所面对的理论对象是实践中已被曲解的马克思主义,他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发展,对我们今天的社会主义实践仍具有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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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李工真.对纳粹暴政与德意志历史最早的反思——德国流亡社会科学家与纳粹主义研究[J].世界历史,2011,(3):55-65.作者简介:吕红霞,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市,1008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