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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

作者:詹姆斯·C.斯科特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5-02  浏览次数: 9101


内容简介

本书是美国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詹姆斯·C·斯科特于1976年出版的有关农民问题的一部著作,它集中体现了斯科特理论阐释与个案分析相结合的实证主义研究特色。

作者在书中指出,在“安全第一”的生存伦理下,农民追求的不是收入的最大化,而是较低的风险分配与较高的生存保障。随后,作者从东南亚的缅甸和越南农业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特别是农民的反叛和起义入手,探究了市场资本主义的兴起对传统农业社会的巨大冲击。作者据此认为,贫困本身并不是农民反叛的原因,农业商品化和官僚国家的发展所催生的租佃和税收制度,侵犯了农民生存的伦理道德和社会公正感,迫使农民铤而走险,奋起反抗。


作者简介

詹姆斯·C.斯科特(1936—)耶鲁大学政治科学和人类学斯特林教授、农业研究计划主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其研究兴趣包括政治经济学、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农民政治学、革命、东南亚和阶级关系等。主要著作包括《马来西亚的政治意识形态》(1968)、《比较政治腐败》(1972)、《农民的道义经济学》(1976)、《弱者的武器》(1986)、《统治与抵抗的艺术》(1992)等。


目录

前言

导论

第一章生存伦理的经济与社会学

“安全第一”:生存经济学

生存伦理的社会学

农民社会中的风险分配

生存作为道义承诺

第二章农民的选择和价值标准中的生存保障

风险与社会分层

乡村的风险保障

租佃与分成租佃的风险

风险和政府

第三章风险分配与殖民地变革

市场取向的不稳定性

乡村保护的弱化

辅助生存资源的丧失

农村阶级关系的恶化

土地所有制的变革与世界经济

第四章作为勒索者的政府

缅甸

越南

第五章经济萧条导致的起义

交趾支那:“红色恐怖”

义安与河静的苏维埃

起义过程

下缅甸——沙耶山起义

第六章剥削的分析意义:互惠与生存的公正

剥削的标准

剥削——一个道德难题

互惠与交换的平衡

生存——基本的社会权利

传统与稳定交换的打破

社会分层、义务和权利

第七章反叛、幸存和镇压

反叛的结构性背景

反叛与农民的社会结构

不反叛,自助,或溃散

不反叛:镇压和“错觉”问题

索引


农民经济行为的文化逻辑——兼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的思考

黄鹏进

【内容提要】对于贫困的解释,从文化社会的角度看,存在着结构与文化之争。结构解释视农民贫困为分层社会中遭受剥夺的结果,文化解释则侧重于农民主观的生存伦理与价值取向。中国当前有关“三农”问题的研究主要在结构方面展开,而对农民的微观心理分析存在不足。通过解读《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可以看到农民经济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是“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以及“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这一点对于重新认识中国农民和“三农”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经济行为;结构;文化;“三农”


—、贫困:结构与文化的逻辑

以克服贫困为目标的人类发展,始终存在的一个悖论,即发展不仅未解决贫困,反而不断创造出的新贫困。农民贫困问题,是在工业化的运作逻辑下并没有能够很好地解决的一个突出的社会性问题。正如孟德拉斯所说:“20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这就是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①伴随着这一历史发展进程,20世纪60年代、70年代,经济学、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界内分化并兴起了一门全新的学科——“农民学”,纷纷对这一历史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作出相应的研究。将农民贫困研究置于社会发展之列,自然要对其进行必要的解释。而借鉴国内学者有关贫困的研究,本文认为,在农民贫困的研究与解释中,应当包含二种不同的视角:结构和文化,相对应有关农民贫困的解释也包括二种,即结构解释(structuralexplanation)和文化解释(culturalexplanation)。

结构解释,视农民贫困为分层社会中关于财富和地位的结果,将测量农民贫困的各种指标体系建立在“经济剥夺”与“权利剥夺”的解释框架之中,强调农民在物质资料上遭受剥夺,以及在各种社会基本权力方面的匮乏。物质资料的经济剥夺,主要强调农民的贫困状态,分为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绝对贫困指的是,农民和农户家庭的收入达不到最低生理需要,无法满足基本的温饱;相对贫困则指,农民和农户的生活水平达不到一种社会可以接受的最低标准,如缺乏基本住房、衣物及交通等。农民的“权利剥夺”,按照阿马蒂亚·森(AmartyaSen)《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的观点,即农民基本的“可行能力”,如生存权和发展权方面的缺乏与剥夺。结构取向的贫困解释认为,造成农村贫困的原因不在于农民本身的无技能或缺乏动机,而是社会力(socialforces)作用的结果,这些社会力包括“那些为产生或重新产生贫困这样一个特殊社会秩序而运筹帷幄的国家、阶级、群体、组织结构和制度”。

但是基于“经济剥夺”和“权力匮乏”层面的贫困理论并不能完好地解释和解除农民的贫困,现实中一个突出的困境就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没有消除贫困,各种消除贫困的政策措施往往走向破产。因此,文化的解释是带着“经济发展无法拯救贫困”的断言走进农村贫困的研究领域的。

文化的解释注重农村贫困研究中的非经济因素——文化因素,认为农民的贫困的原因不仅在于农民缺少生存所必需的各种生活资料,更在于农民自身一整套的主观生存伦理和道德评价体系。正如班费尔德(EdwardBanfield)所说,“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文化取向的解释理论在解释农村贫困时集中于贫困亚文化理论,认为农民是一个较为远离现代化发展环境,封闭而又被隔离的亚群体文化,农民之所以贫困在于农民已经或者正在发展出他们自己的一整套“独特”的价值信仰系统和相悖于主流社会的亚文化生活方式。换言之,农民的贫困文化既为无法达到主流规范要求的农民提供某种心理保护机制,也为农民安守贫困现状的经济行为提供一种解释的逻辑。

尽管有学者提出,“独立地用经济要素来定义贫困,而在结构造成贫困的既定事实基础上,将文化要素作为一种`支持背景去解释贫困”,但在中国多数“三农”问题的研究都集中在了“结构性解释”。这种解释范式将中国目前农村严峻的“三农”问题归结为社会的不平等和社会政策偏向。首先,中国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制度造成了对农民的不平等,带来了农村的贫困。这种研究从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入手,指出城乡二元分隔,在城乡社会的资金、教育、就业、社会保障等资源的不平等分配,直接导致了国家对农民的盘剥和农民的贫困。只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社会制度,才能解决农村的贫困。其次,社会政策的不平等倾向,是导致农民贫困的另一个原因。制定政策本身的失误或不合适的政策导向,都将引起不平等而致贫困,这种解释在中国当今的“三农”问题中也很有市场。这种解释认为政府在建国初期所制定的赶超目标,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农业支持工业的发展战略,导致了在制定具体的社会发展政策时,偏向工业忽视甚至牺牲农业。农村问题的长期累积,便成为当前学术界、政府重点关注的“三农”问题。

二、“道义经济”:一种文化的解读

毫无疑问,学术界从结构层面对“三农”问题成因的解释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但“社会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有关中国农村的宏观社会结构及其变迁研究的同时,对微观的农民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以及农民的文化价值观念体系、传统行为逻辑缺乏应有的关注。”理解农民,首先需要理解农民的文化,同样解释农村的贫困,也需要在对农村宏观社会结构解剖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支配农民行为的价值文化行为体系进行分析。

1976年,美国著名学者詹姆斯·斯科特以其《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的出版为农民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崭新的道路,该书细致入微地描述了农民的心理,阐释了农民的文化价值取向,并探讨了小农经济行为背后的微观伦理基础,全面阐释了以往学术界所忽视的农民所特有的“生存伦理”。斯科特以此倡导一种新的“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以揭示生存对于农民的意义所在。

在该书中,作者沿着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所区分的“形式经济学”与“实体经济学”的分析路径,首先区分了农民生存伦理的经济学和社会学,并发展出独具特点的农民“社会理性”——其最基本特点就是寻求一个令人满意的或足够好的行动程序,增强自我相对满足感;强调“效用最大化”而非“经济理性”中的利益最大化。在对农民“社会理性”进行阐释的基础上,斯科特根据长期以来对20世纪上半叶东南亚农民社会的研究,进一步提出了有关农民“生存伦理”的理论,并以此构筑了“农民的道义经济学”。在有关小农“生存伦理”的叙述中,斯科特认为支配小农经济行为的主导动机原则是“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以及“在同一共同体中,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

小农为何要极力“避免风险”?文章开篇引用了R·H·托尼的话,“有些地区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东南亚地区局部的旱涝、导致大批耕畜死亡的瘟疫,收成季节毁坏粮食的风灾、雨灾,这一切都使该地区的农民充满了对“糟糕的收成所带来的食物短缺”,以及“为了吃饭而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严重依赖他人的羞辱感”的恐惧。斯科特以农民的选择和价值标准中的生存保障为出发点,通过分析乡村中的“风险与社会分层”、“乡村的风险保障”、“租佃制与分层租佃的风险”以及“风险与政府的作用”等,指出在东南亚的农村中,“佃户宁愿减少灾难的概率而不是去争取最大的平均利润”,农民对剥削程度的检验标准是“剩下多少”而不是“被拿走多少”。支配农民这一切经济行为和政治行为背后的文化逻辑,便是农民“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的生存伦理。

与追求“安全第一”,极力“避免风险”相关联,斯科特为我们展示了传统农业社会中农民“生存伦理”的另一个生存原则:“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作为一名实体主义者,斯科特认为前资本主义的小农社会是一种“道义经济”,其中的社会关系是一种“主客性”和“互惠性”的关系。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国家和地主首先应该尊重佃户维持生活的“权利”,当这种“权利”受到威胁时,国家和地主应当减轻或豁免各种形式的苛捐杂税和地租。而“当地主、放债人或政府侵害了被认为是由文化界定的最低限度的生存水准时,他们对农民生存标准的盘剥决不是合理的”,农民就爆发对政府和地主的各种抗议,包括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此外,农村中许多社会风俗和惯习安排也服务与同样的目的,如互惠模式、强制性捐款、公用土地、分摊出工等等,这些都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避免使他们跌入生存线之下。如在分成租形式中,分成佃户对地主除了经济依赖关系外,常常还有超经济劳役负担,如在节假日向其地主问安,帮地主修建房屋等;而更主要的是,作为地主一旦在佃户经济因各种天灾人祸,经济陷入崩溃边缘时,就要给与佃户更多的帮助和照顾,如佃户家遇到丧事时,地主一般都要出棺材钱。总的来说,斯科特为我们勾画了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农民的整个生活伦理和行动逻辑。当人的生活选择要围绕生存而进行时,是那些有可能对农户基本生存形成直接威胁的风险,而非利润最大化的利润风险,决定着个体农民的行为首选目标;而对农民社会来说,尊重人人都有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和道德观念,以及各种有助于弥补家庭资源的欠缺生存的社会风俗和惯习安排,组成了农民社会的生存逻辑。这两个互相联系着的“生存伦理”,同样演绎至传统农业社会的许多技术的安排中,阻碍着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如文章所提到的,“过去一直使用这一技术的农民,一般不愿意改用虽然平均利润可能高得多,但实质蕴含更大风险的技术,农民所寻求的是那些将给他们带来最高和最稳定的劳动报酬的农作物和耕作技术。”在严酷而强大的生存压力面前,生存取向而非利益取向,构成了农民社会理性与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之间的巨大差异,农民行为的首选目标是保障生存,而非利润最大化包括克服贫困。农民的行为取向和生存伦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技术的改进、更新,在最大程度的保障了农民生存安全的同时,也创造和维持了农民的贫困。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农民的文化绝非桑巴特所描述的资本主义追求利润最大化和贪婪攫取性的文化,而是一种保障生存,一种创造和维持贫困的文化。

三、文化语境下的“三农”问题

斯科特用东南亚国家的有关案例,验证了他所提出的农民的“生存伦理”。而事实上,这种关于农民“生存伦理”的分析,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绝大多数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也同样适用。农民的贫困问题是中国的核心问题所在,斯科特对农民独特的生存文化伦理的细致描述,以及支配小农经济行为背后文化逻辑的深入阐释,无疑有益于重新认识中国农民的贫困和中国的“三农”问题。

首先,斯科特对农民的选择和价值标准中以生存保障为出发点的“避免风险”的行为逻辑阐述,有利于我们重新认识中国的土地制度与农民的“生存保障”问题。目前,关于“三农”问题学术界较为关注的是个体小农户的经营规模与农业现代化的关系。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当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制度导致了家庭经营的分散,阻碍了机械化农业的推广,带来了整个农业的低效益,因此,土地制度应当朝着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扩大农业经营规模的方向调整,以提高生产效率。这实际忽视了我国现有土地制度所隐含的对农户所具有的最低社会保障功能。在我国当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或不存在的情况下,土地仍然是我国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不可忽视。而且必须强调的是,在经济不发达地区作为土地使用权社会保障的一个基本作用,就是使农民在突发性破坏事件如疾病、灾害、失业等遭到摧毁性打击时,仍具有足以维持生存的能力,从而维护社会的整体性稳定②。此外,在当前中国,农村居民获取食物的途径已很多,可是大多数地方的人们不愿意拿自己的土地区进行实质性的地权交易,这种农民的兼业化现象也说明在农民的意识里,土地是保险的,离开土地意味着一种生存风险。

其次,重新认识农村贫困的顽固性和那些政府试图改善农村状况行为的失败。正如斯科特一再强调,20世纪那些试图改变人类状况的大型项目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多的错误和走向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央管理的社会规划没有了解地方习惯和实践知识。新中国成立五十多年来,我国一直在与广大农村地区的贫困进行着不懈的斗争,投入的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时至今日,一些地方不仅没能摆脱贫困,而且出现了越扶越贫,越扶志越短的现象。究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政府没有对当地农村的农民生存伦理和文化价值进行细致研究。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农民对于外界的任何社会变迁天生就持疑虑态度,生怕这种变迁所带来的风险会影响到其生存安全。随着我国步入市场经济,市场化和商品化不仅消蚀着传统农业社会的根基,也使农民的生存风险日益凸现。在因自身力量弱小而难以规避风险的前提下,农民对政府所推进的各项扶贫政策必然持怀疑和抵制态度。因此,从农民的“安全第一”出发,政府最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减少社会变迁对农民造成的负面影响,主动承担起保障农民基本生存的职责,努力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农民的心理顾虑,只有如此,才能克服农民贫困文化和贫困的顽固性,使农民积极、主动地适应现代化的进程。

最后,重新认为认识农民负担与农村的稳定、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斯科特看来,生存伦理,既作为一种道德原则,又作为一种生存权利,是评价地主和政府盘剥农民剩余的标准;而以保障农民基本生存前提的适度税收政策是农民判定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基础。在中国,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是“三农”问题的关键之处,农民负担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而且也是一个与农民的“生存伦理”相关的问题。农民负担除了与农民的经济承受能力有关以外,还与农民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在保障其基本生存的前提下,适度的负担可以增强农民的社会责任感和凝聚力,而过度负担只会导致农民的生存危机,和农业生存环境的脆弱。”一方面,过重的税费会影响农民的消费甚至投资意欲,严重时造成农民的抵触情绪,和干部产生摩擦,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另一方面,过重的税费负担也会使农民害怕也承担不起进行任何变革的风险,使农民的贫困更具有顽固性。因此,充分重视农民的“生存伦理”,切实把握农民的心态,把农民的负担控制在农民在经济上能接受、在心理上能认同的合理负担范围,是我国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的一个重要着眼点。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在借鉴和学习斯科特关于小农“生存理性”的论述的同时,要注意区分农民“避免风险”这一原则的适用范围。正如斯科特所言,“`安全第一原则并不意味着农民一定屈从于习惯(即使是可以避免的风险也不敢承担),而是意味着,围绕日常的生存问题,有一个防御圈。在防御圈内,要避免的就是潜伏着大灾难的风险;在圈外,盛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计算。”只有将现代化进程中的传统与现代因素结合起来,真正了解当前社会背景中农民真实的文化心理、生存伦理以及价值伦理,才可能让我们看到传统农民之外的另一个世界——一种全新的农民经济行为的文化逻辑。而只有对此有深刻的把握,我们才可能真正去认识中国的农民,才可能对“三农”问题的解决开除一剂良方。


参考文献:

[1]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

[2]这两种划分方法得益于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一书。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3]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4]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5]周怡:《解读社会——文化与结构的路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

[6]周晓虹:《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农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7]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8]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

[9]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

[10]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

[11]姚洋:《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河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

[12]詹姆斯·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译林出版社,20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