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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闹”变“民调”:医患冲突何以息于社会——基于湖北省恩施州人民调解创新工作的调查与研究

作者:刘 杰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发布时间:2017-05-03  浏览次数: 4431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必须依法严肃处理“医闹”行为。长期以来,对于医患冲突,往往是政府“冲在第一线”,习惯靠暴力维稳来“摆平”,或者半哄半骗来“抹平”,导致民众“闹医院、缠政府、堵领导”,使作为社会矛盾的“医患纠纷”最终上升为“官民冲突”。近年来,湖北省恩施州以“创新人民调解”为契机,改变传统“半打半骗”的应对方式,专由第三方利益无关者协调处理,走出了一条“第三方法治调解”的新路子。具体而言,就是以引入专业主体与专业组织为核心,以树立“第三方”威望为关键,通过创新前置机制、程序机制,让独立“第三方”第一时间介入医患纠纷,从而使矛盾调解走向社会、优先社会、信任社会,使矛盾透明处理、畅通处理,使冲突“止于社会,息于社会”。

一、“第三方”调解,医患冲突止于社会

以往遇到医患纠纷,由于缺乏沟通渠道与缓冲平台,医院饱受“堵、闹、缠”的困扰。对此,恩施州创新“第三方”平台,充分利用专业主体和专业组织的作用,让矛盾调解走向社会、优先社会,从而实现冲突息于社会、止于基层。

(一)引入专业主体,矛盾调解走向社会

针对近年来医疗纠纷不断、医患冲突愈演愈烈的现状,恩施州通过引入专业主体,组建专业组织,促进“专人做专事,专事找专人”。首先,专业引领,矛盾“专家调”。结合不同地区的需求与突出问题,因地制宜地建立医疗调解委员会,引入专业人士解决专业纠纷。利川市“医调委”建立包括18名医务工作者组成的医学专家库和2名律师组成的法律专家库,为医患争议的调查、评估和调解提供专业服务。其次,组织衔接,纠纷“专人管”。在建立“医调委”的同时,根据乡镇、县市等不同单元的实际需要,建立“乡贤调解委员会”、烂事委员会、“易满成工作室”等调解组织,实现了不同层次纠纷调解的“无缝对接”。再次,联动联调,冲突“专业解”。以县市“医调委”为核心,以医疗机构为基础,以保险机构为支撑,结合医患纠纷发生的特点,通过“联动联调”化解纠纷。

(二)树立合法威望,纠纷化解信任社会

信任是化解医患纠纷的“良药”和关键,“第三方”平台威望的树立,正是来源于社会的信任。一是赋予独立地位,调解纠纷有“正气”。以专业调解为载体,根据组织规模、案例类别等,设立公益岗位,将专业组织作为独立“第三方”,既非“医院发言人”,也非“患者代言人”,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提供不偏不倚的调解服务。对此,利川市卫计局副局长李孝政表示,“医调委既非政府机构,也非利益机构,它不是某一方的利益代言者,而是一个公益性机构。”二是依托团队力量,化解矛盾有“底气”。在创新专业组织的同时,充分发挥法律顾问、行业专家、调解能手的团队力量。同时,依托退休干部、老教师、老党员等热心人士组建听证团队和评议团队,使得矛盾化解更有“底气”。三是打造公益品牌,解决冲突有“名气”。依托专家、调解能手的社会知名度,形成案例库,同时借助现代媒体、网络等宣传渠道,强化组织的影响力,以此形成品牌示范效应。2014年建始县业州镇猫坪村谢某到县医院治疗后病情加重,谢某家属与医院就此争执1年多未果,后在“医调委”调解人员、医疗专家的调解下达成调解协议,谢某家人为表示感谢,为“医调委”送上锦旗。

(三)构筑第一门槛,冲突解决优先社会

以往处理医患纠纷,患者要“找医院大闹、到政府上访”。如今,通过构筑第一道“门槛”,在医患之间树立独立第三方,将矛盾从“院内冲突”转移到“院外调解”。一是构建前置机制,矛盾即时调。通过关口前移、责任前置、简化程序,使调解组织在矛盾化解中“打前站”,避免“政府冲在一线”。2016年以来恩施州共发生152起医患纠纷,起已导入人民调解,导入率81.5%,成功调处纠纷124件。二是建立共享机制,矛盾及时调。通过整合资源,构建调解组织、社会各界、医疗机构三位一体信息网络,实现矛盾调解信息共享。2014年,巴东县通过信息共享网络,联合县公安局、卫计局、司法局等单位,成功调处南坪村马某医患纠纷事件。三是严格程序机制,矛盾公正调。为保证矛盾第一时间公正解决,避免“和稀泥”现象,对调解组织在调解申请、责任认定、案件登记、协议拟定等方面“层层把关”,保证矛盾公平公正化解。2015年,毛坝乡村民杨某在申请调委会调解前,经村干部主持与被申请人形成了一个赔偿协议,按此协议不但申请人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而且还“损失”近三万元的利益,后在调委会的调解下,杨某获得了应有合法权益。

二、以“民调”化解“民闹”,促进基层治理大转型

恩施州通过借力社会专业人士和专业组织,以“民调”化解“民闹”,使矛盾调解依靠专业、迈向法治,不仅使医患冲突顺利解决,而且促进了基层治理的大转型。

(一)从“找管家”到“找专家”,调解依靠专业

以往发生医患冲突,患者往往是“找政府,堵干部”,“政府冲在第一线”,不但问题难以解决,甚至是“引火烧身”。恩施州通过引入专业力量搭建“第三方”平台,使得纠纷找专家,调解靠专业。一方面,依托专业力量,调解有“实力”。通过创设丰富多样的专业调解组织,将律师、医生、退休法官等专业人士纳入到调解平台,让医患纠纷“有专人调”。建始县医疗调解委员会2014年受理医疗纠纷案件23件,立案调处成功21件,委托州医学会进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6例,有效解决了各类医疗纠纷。另一方面,融合专业方法,调解有“效力”。以专业组织为载体,通过专家指导、律师咨询、司法确认等方式,将专业方法、法治方法融入到调解过程中,保证冲突公平、公正解决。2015年3月,都亭办事处1名3岁患儿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接受治疗后死亡。患儿家属多次到卫生中心要求赔偿。后在县“医调委”的协调下,通过组织医学会专家进行事故鉴定和技术鉴定,双方化干戈为玉帛。

(二)从“讲政治”到“讲法理”,调解迈向法治

长期以来,面对医患冲突,“稳定是第一红线”,往往是民众闹、政府压。如今,通过律师、专家的介入,矛盾双方不再硬碰硬,让医院“有人撑腰”,让患者“有地说理”。首先,专业事务归专业。通过建立“第三方”调解平台,实现专家联合“会诊”,科学、准确分析医疗纠纷,使得矛盾冲突得以公正解决。2014年利川市1名患者因到医院救治无效,向医院申请赔偿流血费、昏迷费、疼痛费等。后在“医调委”专家的介入下,坚持对这些无理主张予以驳回。其次,涉法事务法律解。以法律顾问为依托,纠纷中的涉法问题由律师负责,触碰法律底线的,通过司法途径解决。2014年5月,咸丰县孕妇陈某在医院分娩后不幸去世,其家属纠集多人到医院“讨说法”。在调委会法律顾问的协调下,通过提供法律服务、引入司法鉴定,有效的化解了该纠纷。再次,调解过程贯穿法理。通过律师、专家等专业力量的引入,将规则、程序、法理等理念贯穿在调解过程的始终,使当事双方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法理精神的熏陶,使得传统的人民调解焕发新的活力。

(三)从“争利益”到“谋利益”,调解为了民众

以往农民发生矛盾,只愿找政府,并希望“大闹多得”。如今,通过专业组织的介入,认定责任方,为农民谋利益。一方面,免费提供法律服务。将人民调解与“律师进村”有机结合,通过法律顾问的普遍建立,律师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采用“坐班式”、“走访式”等方法为当事人提供法律咨询与服务,引导当事人依法、理性表达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为民众伸张权益。以往遇到医患纠纷时,某些单位的不作为,使得“以闹求赔”成为大部分患者的首要选择。而今,第三方调解组织积极为农民伸张权益“东奔西走”。建南镇供水公司一名送水工人因电梯事故意外坠亡,调解组织从制造商、物业商、用人单位、政府部门等多渠道进行沟通协调,最终争取到合理的赔付,纠纷得以妥善调处。

三、“冲突息于社会”的启示意义

恩施州通过引入专业主体,激活专业组织,积极培育社会自我消解矛盾的能力,让“冲突息于社会”,在此基础上将矛盾化解引入法治化轨道,有效促进了基层的良性治理。

(一)转型政府要素是化解医患冲突的重要条件

长期以来,遇到矛盾纠纷,往往是政府单一主导、大包大揽,导致“矛盾由小变大,冲突由弱变强”。鉴于此,恩施州从转型政府要素、转变政府职能出发,从“一把抓”到“分类放”,实现政府适度收手、社会有效发力。通过结合实际需要,引导社会成立各具特色的“医疗调解委员会”、“乡贤调解委员会”、“烂事委员会”等调解组织,对于专业组织赋予“身份证”、“通行证”,规范其工作方式与程序,有效激发了社会的活力,让人民调解回归人民,回归社会。可见,转变政府职能、放权于社会是实现矛盾消解于社会的前提。

(二)供给侧改革是实现法治化的重要途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律是治国之重器,法治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依托。”在当前社会急剧转型、矛盾凸显的历史阶段,法治更成为社会治理的“必需品”。这就亟需法治的有效供给,让法治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对此,湖北省恩施州以创新人民调解为契机,一改传统的政府单一供给模式,通过充分引入专业主体、律师、专业组织等社会力量,激活不同主体在法治服务、法治建设方面的作用,在有效解决社会矛盾的同时,促进了法治要素的落地和运转。因此,为了提升社会治理能力,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必须重视法治的供给侧改革,从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从各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促进法治的有效供给。

(三)专业分工是现代社会良性治理的关键

现代社会是专业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矛盾纠纷也在各领域、各行业涌现。政府用单一的行政调解势必难以适应,不仅容易导致矛盾“集于一身”,甚至会“引火烧身”。对此,湖北省恩施州从现实需要出发,通过引入律师、行业专家、退休法官、调解能手等专业人士,整合各类社会资源,创设丰富多样的“专业调解组织”,第一时间介入到医疗、交通、工伤等疑难纠纷的调解过程中来,避免矛盾“由小拖大”,展现了“行内人管行内事”的优势,有效提升了矛盾化解和社会治理的能力。因此,在现代社会,为了促进矛盾有效解决和社会有序治理,需要从专业分工的角度,充分激活专业主体的作用,让社会治理在专业分工中走向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