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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法治:官民何以“苦脸”变“笑脸”?——基于恩施微法治激活大治理探索实践的调查和思考

作者:彭 红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研究网  发布时间:2017-05-23  浏览次数: 7744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培育人们遵守法律、依法办事的意识和习惯,使人们都成为社会主义法治的忠实崇尚者、自觉遵守者、坚定捍卫者。长期以来,我国法治建设未能解决“关键一公里”难题,使法治长期难以融入基层,渗入日常生活。农民遇难事才找法,政府以法威慑农民,法治过程中官民始终“苦脸”相对。鉴于此,恩施州着眼于“微”法治,探索出了一条“苦脸变笑脸”的新路子。即将法治建设着力于最后一公里,立足于“微”处,通过聚力微人物,构建微组织,创新微机制,促使法治有效落地,让法治融入农民身边,渗入日常生活,实现法治与社会的互动共融。


一、“笑脸”何来:“微”处着手,筑牢法治桩脚

恩施州立足于山区特点,以“微法治”为思路,从吸纳社会微人物、建立第三方微组织、创新自治微机制入手,对基层法治展开了全面探索,为基层治理打下了牢固的桩脚。

(一)聚力微人物,从“闹干部”到“找乡贤”

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核心是人。恩施州以“小乡贤”汇成“大力量”,法治不再依赖上层“全能”部门,而是转向下层“专业”调解。其一,妙用“乡土权威”,声望来调。恩施州以乡土力量为治理基础,将小组长、老教师等“汇聚一堂”,充分利用乡土力量的传统权威和威望调节社会关系。小渡船街道办田贵周说:“有些问题乡镇干部解决不了,但小组长一句话就能解决,就因他在小组里有权威。”其二,借力“离退干部”,经验来调。为发挥老干部的余热,恩施州将离退老干部的“公益热心”和“工作尽心”合一,让老干部的“经验”为民众的矛盾“把脉开方”。“退而不休”的谭邦臣老干部,6年共调处529件,其中本人直接调解508件,占总数的96.1%。其三,依托“法律顾问”,专业来调。在强化治理的专业性方面,恩施州以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请”进律师顾问,建立律师专家库,发放律师团服务卡。目前恩施州一建立律师顾问团100余个,调处纠纷5400余起,400多件信访积案得到有效化解,处理了不少民众的心头事。

(二)巧建微组织,从“堵机关”到“找平台”

有效的组织是法治落地的承接载体。在恩施州,以往不起眼的小组织,正在成为基层法治的重要主体。首先,因需而设,建特色组织。根据不同单元的实际需要,恩施州建有“和事佬”、烂事调解会、“易满成工作室”等特色调解组织,实现“纠纷有地调”。20149月,宣恩县椒园镇黄坪村农民自发成立了“帮理郎”组织,目前已成功化解20余起矛盾纠纷。其次,因职而定,设公益岗位。实行工作岗位公益化,根据组织规模、案件类别等需要,积极鼓励老党员、老教师、退伍军人等热心人进班子,保证“纠纷有人调”,以弥补社会用工不足缺陷。截止目前,恩施州共设有公益岗位68 个,岗位任职57人,处理纠纷案件共1320余起。再次,因绩而立,铸专业品牌。为在民众中建立认知优势,恩施州强化调解组织已有定位,实施纠纷化解专业“聚焦”,坚持专业人做专业事,并给予优秀组织“形象认可”,提升组织品牌效应。“我们在2014年获得了“全市优秀调委员会”称号,工作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团队名声更响亮!”剑南镇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张碧权说。

(三)创新微机制,从“大会诊”到“柔调和”

恩施州在推进微组织开“诊所”、微人物来“把脉”的基础上,进一步创新机制建设,协力开出“调和良方”。其一,延伸“层级调处”,梯度跟进。恩施州实施矛盾纠纷自下而上按层级逐步调处,即“组---中心-专办”五级调处机制。组作为层级调处之首,小组长负责审核把关,遵循有事“早发现、早介入”原则,避免纠纷“发酵”。据了解,基层65%左右的矛盾纠纷都是在小组长那里得以化解。其二,对接“群众听证”,多维参考。公正是法治的生命线,恩施州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采用“群众听、群众评、群众议”的形式,开展“有理大家评”,形成多维立体评议。“发动‘村民评村民’,评议效果比行政官员大了N次方倍!”小渡船街道办田贵周感慨到。其三,拓展“分流化解”,定向疏导。采用法律渠道兜底,将乡贤渠道、行政渠道和司法渠道贯通起来,实现“多渠道疏导”、“多支流分散”,经行政听证和律师调解仍无法解决的,则通过分流机制将其引入法律渠道来解决。前山村村民潘孝桂的女儿与儿子因安置补偿发生争执,调解无果,潘某认为“手心手背都是肉,这件事的解决只能靠法庭”,鼓励儿女“对簿公堂”。

二、“苦脸”何变:法治落地,助推治理新升级

恩施州以“落实、落细、落小”法治为出发点,通过嵌入法治要素,贯入法理精神,打造法治杠杆,激活了基层法治,助推了治理的升级发展。

(一)法治要素植入家户,变“大案找法”为“小事学法”

过去,恩施州村民法治观念淡薄,有案才寻法,有大事难事才找法,民众愁眉苦眼,法却在“千里之外”。现在,法治已进入寻常百姓家,逐渐内化为村民行为的规范。一方面,“田间地头”学法。农村纠纷往往是因为一块田、一条埂。该州以“田间调解室”为载体,解决村民因“一亩二分地”落下的“病根”,村民自己在其中“受熏陶”。谭邦臣说到,“我6年来解决因地纠纷102件,通过在田地里现场‘教学’,既不耽搁大家时间,还能够增加大家的法律常识。”另一方面,“家长里短”习法。恩施州打破法律宣讲上村民的“被动吸收”,针对婆媳娌嫂、邻里纠纷类案件,通过“现场教法”,使得法治潜移默化浸入家户。2015年,该州各乡镇(办)进行矛盾纠纷排查工作,农村婚姻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分别达到663件、643件,占总数的39.4%。九间店村杨立成说到,“这类纠纷案件占了大头,村民习法懂法后,有望理性处理自己的‘家事’了。”

(二)法理精神扎根乡村,融“单一法”为“情理法”

以往,法治被误认为是法律文本的宣读,是对簿公堂的抗衡,“判文一读,口不服心也不服”,民众对刚硬、冰冷的法治“苦脸”难耐。如今法理精神生根治理者,基层法治更显“温度”。首先,“人情大义”寓于法。乡土社会建立在地缘和血缘的脉络网上,该州把握乡村“看人情、讲脸面”的文化底蕴,对“调不动、不好调、调不好”的纠纷事件,动用矛盾双方的亲情、友情,达到“暖化”僵局之效。74岁的谭邦臣介绍到,“亲情关系很重要,很多纠纷我都是通过亲情解决的,看他最信任谁,我就做那个人工作”。其次,“道德伦理”随于法。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恩施州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弥补传统法治不足,更加灵活处理“小病怪病”。该州某村八旬村民谭某,膝下两个儿子均不愿赡养。调解员李某对其两个儿子进行了道德上的“教化”,两子主动认错,每人每月支付老人500元的赡养费用。再次,“乡规民约”赋于法。在集山高路远、地广人稀、土家民族聚集于一身的恩施州,将“刚性”法律因俗“柔”用,以“讲礼俗、知村情”实现了“达民意、顺民心”。宣恩县某村婚约双方,因“骗彩礼”10万元闹得“形同陌路”,关系“封冻”,调解员结合土家族习俗,讲解法律条文,最后“解冻”,得以息事宁人。

(三)法治杠杆撬动治理,促“政府包揽”为“政社民联动”

长期以来,面对民众的“苦差事”,政府惯于“花钱买平安”心理,常常为民“操刀办事”,然而民众心里积压的“苦水”无法真正引出。恩施州创新性地通过政社民“握手联动”,实现了多主体互补。一是政府适度“收手”,提效力。政府改变以往“代办、包办、签办”行为,为专业调解组织提供资源,将事件引向“第三方”进行有效处理。建南镇司法所一位司法干部感叹到,“以前每天哪里有纠纷就哪里跑,有时一天达56件纠纷,已无暇顾及所里事务,现在有了律师和调解员,我就能集中精力干好司法工作了”。二是民众有效“出手”,勇发力。法治之露浸入山村角落,“润物无声助民无形”,山村“庄稼人”变为微法“明白人”,遇事自己先化解,无效再问上。高台村老干部向奉久激动地说,“以前调解矛盾纠纷大多用‘土办法’,“以案说法”听多了之后,掌握了‘新办法’,遇到问题敢处理、好处理啦!”三是社会适时“搭手”,助把力。“非官非民”第三方,替民解难,为官分忧。恩施州通过将“第三方”的“人民调解”和“律师进村”引入基层法治建设当中,利用行政手段将矛盾“引”向社会调解,解决不了的纠纷,再“升”到法律上解决。利川市余清江局长介绍到,成立交通事故专业调解委员会这4年来,调解涉及金额已达1亿1千多万,赔偿金额到账达9000多万,调解后,无一反悔,无一上访。

三、“微法善治”:微法治激活基层大法治的价值

恩施州以“微法治”为切入,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有效激活了社会正能量,改善了的治理环境,是微法治激活基层治理的成功探索。对新时期探索基层法治的有效实现形式,深化法治牵引下的基层治理创新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法治落地需走好“关键一公里”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这就要求打破传统法治“断于村级、止于民心、滞于现实”壁垒,密切法治与农民生活的联系。恩施州充分尊重山区乡村实际,按照“小事蕴法、屋里学法”思路,依托村民的生活单元-院落、屋场,借助乡贤、离退干部等乡土力量,建立“帮理郎”、“和事佬”等特色组织,让法“活”在村民身边,将法治精神内化为村民的行为准则,使基层法治实落地、真生根、妙开花,扎牢了基层治理的社会根基。

(二)社区是实现法治化的重要基础

习近平曾指出,社区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具有不可或缺的地位和作用,要发挥乡规民约等基层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随着城镇化、社会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多的矛盾汇聚在农村基层。恩施州在推进法治恩施建设过程中,将着力点聚焦于乡村社会,通过解决院落屋场小问题,让农民在小事件中学法;通过送法律服务进村,让农民在身边用法。可见,在探索基层法治建设过程中,处于最基层的乡村村落、屋场、院子,是法治的难点,更是法治的重点。

(三)法理精神是法治运转的核心灵魂

在基层治理过程中,法治时常遇到“公堂对簿,都不让步”的尴尬境地,难以凸显法理精神“活性”特点。尊重法理精神,依法但不局限于法律。为了让“法”尽“情”适“理”,恩施州从山区和少数民族的地方特色出发,将法与山区的乡土习惯、村落乡风民俗和农民的切实诉求结合起来,针对纠纷案件,说透法理、说明事理、说通情理,用法治思维把法理、事理、情理有机结合起来,焕“法”活力,充分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实现了“法理情”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