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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山西乡村集市的地理空间与社会环境

作者:韩茂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7-05-31  浏览次数: 3223

内容提要乡间集市是乡村交易的主要场所,依托土地而生存的农民将交易需求与土地不动产特性融入乡村集市,为集期间隔、客源区范围以及集市地理分布印上了鲜明的农业生产痕迹。农业生产与土地之间建立的稳定的对应关系,不仅使村民前往集市参与交易的距离大约在一日往返路程内,也将乡村交易建立在定期市的基础上,乡村集市对农户而言存在规模等级,但并不具备关系等级。

关键词近代;山西;乡村集市;地理空间;社会环境


乡村集市属于最基层的商品交易地坐落在乡间主要服务对象为村民。传统农业社会中村民不仅在集市上完成交易且将这里作为其与周围十里八村进行社交的重要场合。因此兼具买卖、社交乃至娱乐的乡村集市对于村民而言意义远远超出交易本身。乡村集市在其发生、发展中带有鲜明的乡村烙印。村民既是集市的受益者也是集市形成的推动力因此村民的行为往往决定乡村集市的交易方式、生长特性与地理空间。交易方式、生长特性与地理空间三位一体共同构成乡村集市的基本特征其中地理空间既是商业交易点的构成基础也是村民行为的直接结果。处于传统农业生产方式之下的村民尤论作为买者还是卖者始终是乡村集市的主角他们在将自己生产的农产品带入集市的同时也将日常生活必需品采购回家他们的出行直接决定交易空间的地理特征。在传统农业社会土地是农民生产、生活的核心土地的不可移动性使农户不仅长年系于土地而且其以农业生产为核心的生产活动不出耕地所在范围。农业生产与土地之间稳定的对应关系不仅局限了村民的出行距离也就此规定了集市的地理格局与影响空间。

地理环境与社会生活方式有极大的关联性巳有研究成果多选择江南、华北等地这些地方的农户早巳将商品性农作物引入生产之中提升了交易力度与农产品商品化进程直接影响到定期市的分布与集期。山西居于内陆至民国年间仍然具有明显的传统农业社会特点。境内除汾河河谷平原、大同盆地等地外多为山地、丘陵后者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80.1%。经济作物种植比例很低农户纳入交易的农产品品种、数量均有限这一点与大量种植桑、棉等经济作物并用于交易的江南、华北等地完全不同。农户的生产仍以保证自身粮食需求与简单生活品为主导致村民交易力度低且服务于村民交易的定期市具有鲜明的农业社会特点。近代山西乡村社会具备的传统性与持续性j使本文研究的时段内固然存在集市多少之分但从属于农业社会这一根本特点没有改变由此决定的定期市时空关系也自然具有相似性而没有鲜明的阶段特征。

目前学术界以近代集市为题的研究并不鲜见其一方面关注乡村商品交易引发的社会阶层分化与经济结构重组陈述各地集市数量、交易与分布;另一方面则基于施坚雅提出的理论框架建立中国的市场体系。其中李正华、王庆成、龚关、行龙等均就华北集市研究做出了贡献。已有论著并非解决了所有问题仍有需要继续讨论的必要(1)已有研究重于列举文献失于科学分析。如龚关文中称“为了便于人们赶集临近各集在集期的安排上往往是相互错开”集期设立巧妙巧妙仅是描述作者并没有揭示巧妙背后的科学原理。同此王庆成文中列举了不同意施坚雅观点的事实也并未给予科学解释。(2)就集市而言已有研究将商人的运销与乡村农户的买卖混为一谈并以此为依据讨论定期市其结果必然超出定期市的时空范围。(3)近代山西与华北其他地方经济发展并不同步且存在很大差异将存在大量商品性农产品的河北、河南、山东与山西并列有失偏颇。(4)已有研究将常B市、固定商家的经营与定期市混为一谈论述中不能理清此盛必彼衰的关系。

任何一个题目不同视角会提出不一样的问题集市即定期市的空间研究借助历史文献却不限于历史学本身。本文不同于已有研究之处在于基于对中地论、区位论等西方经济理论领语的前提以农户的商品交易为核心分析了近代山西集市形成的地理基础与社会环境。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1)指出仍处于传统农业阶段的山西乡村农户交易至定期市而止不存在中地论乃至于施坚雅所谈及的市场体系即乡村集市对农户而言存在规模等级但并不具备关系等级(2)分析了定期市形成的经济基础、集期设定、时空变化的经济背景与空间含义。

一、乡村定期市的形成与地理基础

崇本抑末的传统不仅决定了中国古代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且将商品交易力度降低到最低水准对于乡村尤其如此。乡村不但缺乏固定的交易场所且尤力维持BB交易的常B市场定期市成为乡村集市的主要类型。定期市对于乡村的重要性在于它不仅满足了村民交易的需求且集中体现了乡村商业活动的特点。对此展开讨论是认识乡村集市的窗口。

(一)支撑定期市形成的村民交易需求

定期市指一月之内按照固定B期安排集期以相隔数B为周期从事交易活动的集市。中国古代长期存在的小农经济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满足自身需求之外的剩余产品并不多。有限的剩余产品往往被村民拿到市场出售或交换生活、生产中不可缺少的盐、铁、矶、蜡烛、煤油、火柴等自产之外的生活必需品。村民以满足基本生活为目的的买卖双向需求成为定期市产生的基础。

定期市固然处于商业交易体系的较低层次但也经历了从尤到有、从不定期交易到定期交易的过程而贯穿整个过程的则是村民的交易需求。《易系辞下》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就是关于乡间不定期交易的最早记载。回顾历史交通便利之处往往存在不定期交易不仅吸引周邻村民也为商人带来了商机久而久之成为周邻村落定期交易的固定场所。这样的过程见于各地本文以小店镇为例。小店镇地处太原城南15公里处位于府、县两条官道交叉口凭借地势平坦、交通便利的地理条件及以求子拜佛为目的的庙会逐渐发展为购置农具、籽种、牲口的春季备耕会以及"三夏"三秋筹备会所有这些不定期的交易活动不仅聚拢了人气也提升了小店镇的地位与村民的认同逢双为集期的定期市就在此基础上出现了。

村民的需求是定期市形成的基础但并非所有存在村民不定期交易之处均能发展为定期市其内在缘由是什么?尤疑是需求力度。乡村集市的需求力度体现在参与交易的人口带来的交易额周邻村落的支撑起着重要作用前来从事买卖活动的人群数量是其中的关键。对此区位论学说提出门槛值这一概念。所谓门槛值指维持集市存在的最起码的人口或购买力其是获利与亏损的临界线。只有当人们的交易结果保本且获利市场才能维持正常运行。前往某一定期市的交易者来自一定空间即门槛值与交易者的数量以及客源空间相关其背后原因是地区经济基础。如地区经济发展水平高的地方集市门槛值依托的范围较小集市密度大集市间距离近。施坚雅曾根据四川的集市分布编制了一份基层市场社区的平均面积和人口表格。这份表格中人口密度从10人I平方公里到700人I平方公里集镇之间的平均距离也从14.6公里缩减到3.24公里这就意味着集市的客源区即市场服务范围与人口密度成反比人口密度越大商机也越大在小范围之内就能达成较大的交易量进而具备了门槛值的要求。山西的平均人口密度低于四川维持门槛值的范围必然大于四川。周宋康µ分省地志山西》记载了民国年间山西各县人口密度@38县中人口密度大于100人I平方公里的仅文水县一处其余各县人口密度大致分布在这样几个段位低于10人I平方公里的4县占10.5%;10—20人I平方公里的10县占26.3%;20—40人I平方公里的8县占21.1%;40—50人I平方公里的9县占23.7%;50—80人I平方公里的6县占15.8%。总体来看山西集市之间的距离大于南方各省且村民赶集需要行走的最远路程也大于南方各地。龚关µ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根据地方志所载清后期至民国山东、河北、河南、山西四省集市情况进行计算山西每集平均半径为7.8—7.9公里而其他三省则在3.3—4.9公里经济发展逊于其他三省的山西集市间距离自然大。@行龙也曾对留有集市记载的山西38个县的集市数做过统计最高17个最少1个集市数低于10个的达26个县。尽管山西是晋商的故里但乡间仍处于传统农业社会农户前往定期市的出行距离远远超过南方各省交易力度较低。

支撑定期市形成的根本在于交易额即门槛值对交易额做出贡献的不是一项交易而是多个一对一交易组合而成的集合体。参与交易的村民来自于许多村落他们共同方便的地点构成了一致的交易趋向地点的选择既要满足买家也要满足卖家;既要保证近村的需求也要照顾远村的出行距离定期市坐落之处就是各种条件的交点。由此而论定期市是在村民需求推动下以门槛值为保证融空间与买卖为一体的共同交易地。

(二}定期市的集期与集市客源区

传统社会中村落是乡民最基本也最稳定的生活地农事活动之外乡民经常出行之处就是集市。主要商业活动通过定期市完成就商业活动力度而言定期市是商业交易处于较低水平、交易需求不足的结果。由于集市周邻地区以自给自足的农户为主纳入市场交易的物资不多受交易量的制约同样的交易内容若在每天重复则不具备维持市场与商业利润的门槛值只有在不连续的时间分配中于一月之内选择数H从事商业活动才能保障商业利润。山西的定期市多属于间隔一H、两H、三H乃至于四H几种类型总体来看间隔天数短的集市交易强度更高。通常伴随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商业活动强度的变化往往影响定期市的集期。例如晋城县境内乡村集市主要交易物为粮食20世纪20年代定期市之一高都居民只有1 421口10余年后增至4 000口。伴随人口变化粮食交易量增加集期从三、六、九H开市变为逢双H为市。同样由于集市发展清初高平县马村镇为一、四、七H开集民国年间改为逢双H开集@集期从间隔三天改为两天。

定期市的集期不仅仅取决于交易量且与相邻集市争夺客源市场强度相关。每一个定期市均有自己的集期仅从一个定期市而论集期设置与交易强度相关若统一观察相邻集市的集期分布客源区这样一个地理问题就呈现在我们面前。每一个定期市的客源区均囊括若干村落现实中参与交易的村民在距离允许的情况下不会仅前往一处集市交易于是相邻集市通过相互交错的集期保证这些村民某几天前往一个集市另几天奔赴另外一集市。相邻集市互相交错的集期意味着它们拥有共同的交易者属于同一个客源区(图1);反之若两个定期市的集期完全相同说明各自拥有自己的客源区相互间交集很少。决定集期的真正原因是集市间的势力范围即客源区。相邻集市集期不同说明它们处于共同客源区之内同一批村民利用集期的差异参与几个集市的交易活动;集期相同说明参与交易者几乎完全不同分别属于不同的客源区(图2)。

与许多社会现象一样定期市并非永远停留在一个交易水平。推动集期变化的因素并非仅与发展相关争夺客源、平衡利益也是重要原因。绛县横水镇是一个素有历史传统的集镇每逢集期方圆几十里乡民以及外地客商均会云集于此进行交易。后来横水镇分为东、西两镇东横村汤庙内存有乾隆年间一通石碑上面记载了东、西两个横水镇为争夺集H到省城打官司的事件。这样的纷争不只一例光绪初年芮城晓里镇每逢三、六、九为集期民国二十八年(1939)集期改为一、四、七。高平县建宁镇清初为三、六、九开集后改为一、四、七为集。民国保德州志载、东沟集每逢二、七贸易杂货一月六次。南关集每逢七贸易月凡三次。而改东沟集逢七为逢九。上述各集市晓里镇、建宁镇集期间隔天数未变集期发生变动应是与周邻集市争夺客源、商机的结果。原来的集期与服务区内强势集市发生冲突为了不失去利润只有通过改变集期维持原有的客源。保德县的情况也是如此南关集位于保德城南关东沟集设在东沟渡而东沟渡在州城下这意味两集距离很近若集期相同必然影响客源故康熙年间在保德知州高起风的主持下将东沟集集期由逢七改为逢九将两个相邻的集市纳入共同客源区之内保证了各自的商机。

定期市集期是时间概念客源是空间概念两者的结合形成共同客源区或独立客源区。共同客源区通过相互交错的集期将周邻村落纳入共同交易空间尽管这一空间内并非一处定期市但奔赴各个集市从事交易的村民却是重叠的这些村民所在村庄界定了定期市客源区的范围。由于地理条件独立客源区与交易者所在村落基本对应不仅客源区内仅一处定期市也没有与其他集市共享的交易者。集期关联到空间集期的变化也必然与客源区相关定期市集期间隔变化与集市交易状态相关集期间隔不变而交易H期更动则意味着客源区重新调整与市场资源的再分配。因此一定意义上看集期体现的是空间且是由交易者行为而决定的空间。

乡村集市的形成与地理相关但并非通常论及的地理而是由作为交易者的村民的交易行为构建的地理。村民首先是农业生产者他们的交易行为既带有依托土地进行生产的农业本色也随入自身的需求两者之间的结合建构了乡村集市的地理基础。尤论集市位置的选择还是集市客源区的范围乃至于集期的设置与变化均与村民行为下的地理有关。

二、村民商业行为影响下的乡村集市层级与商业空间网络

乡村集市并非一处不仅有大有小存在层级且通过交易者的商业行为构成了空间网络。如果说乡村集市的客源区与集期变化是地理问题那么乡村集市层级与商业空间网络同样属于地理。

讨论乡村集市层级与商业空间网络首先需要关注的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学者克里斯塔勒(Wa1terChrista11er)与廖什(AugustLosch)提出的中心地理论与区位论。这两项理论论述的核心为中心地等级与空间网络关系即以市场区的规模为基础中心地(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地)形成的不同等级。各个等级中心地中小城镇仅提供当地所需的商品大城市既提供当地所需的商品也提供那些门槛值较大的商品。不同的服务职能有着不同的门槛值和门槛服务范围门槛值高服务范围大门槛值低服务范围小。而且门槛值低的服务区包含在门槛值高的服务区之内并就此形成相互关联的商业网络。较高级别中心地不仅服务于普通交易者也兼为较低级中心地商家提供批发业务将低级中心地服务区纳入自己的服务范围之内。

德国学者提出的理论核心在于人们对于购物地点的选择与购买物品的类型直接相关即日常生活小物件一般就近购取贵重物品通常选择大商场。这样的事例几乎在我们的生活中比比皆是。比如我住在中关村打酱酒只会在门口杂货店买电视才会去双安商场。购物种类的一致使经常光顾门口杂货店的多是同一小区的住户但双安商场就不同了不仅我们小区住户会去周围七八站范围之内小区的住户也要去于是门口杂货铺的客源范围仅是我们一个小区而双安商场则包括了方圆近十里左右的不同小区、街区。显然双安商场能够吸引不同小区住户舍近求远前往购物原因在于商品类别的差异门口杂货铺一般销售油盐酱醋之类日常用品双安商场则出售电视机、金银首饰、高档服装等价位高的商品这些商品虽然不是每日购买但也不能缺少。由于商品类型与服务功能的差别高档商品不是每日需求若如同杂货铺一样四处皆是商家必然破产于是出售高档商品的商场少却能将周围各个小区、街区的需求者聚拢在一处。大商场的客源范围远在杂货铺之上若就中心地级别而言门口杂货铺属于低级中心地双安商场属于较高级中心地。维持各个级别中心地的关键在于客源客源范围小的居于较低层级客源范围大的属于较高层级高级别的中心地不仅拥有低级中心地的客源也将服务范围延伸至每一个角落。对于北京这样一座特大城市双安商场也并非最高级别的中心地其上仍然存在客源范围更大、商品档次更高的高级中心地。各个级别商场的客源空间以大套小层层相属虽然看不见却实实在在呈网各状存在。

与德国学者研究对象已经处于工业化时期的德国南部地区不同近代山西乡村仍然处于传统农业阶段赶集的村民是否也存在从低级中心地到较高级中心地的交易活动?这是我们探讨乡村集市的重要问题。

讨论这一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乡村集市之间是否存在等级差异?处于传统社会阶段的山西推动集市形成的主力为农民与商人农民既是集市物品的买方也兼具卖方身份而职业商人的服务对象则以当地农民为主兼及与来自不同地带的商人互通有尤。由于中国乡村百姓日用消费大多处于维持基本生活需求的状态因此集市上的商品多为当地农户日常需求的寻常之物故集市与集市之间虽然存在集期间隔与规模的差异但以交易品而论则不存在明显的等级与服务职能之别即集市之间地位平等。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农民所有的交易活动几乎均在距离最近的集市服务范围内完成这一范围基本在一日往返距离之内超过这一距离的集市轻易不会光顾。

当然任何问题均不是绝对的山西集市的等级与网各关系也是如此。虽然山西集市的服务对象主要为普通农户但其中不乏富户以及社会其他阶层虽然他们在人口总额中占据的比例很小却有着与农户不同的需求此外即使普通农户也有嫁娶等人生大事于是县城的服务功能明显高于一般集市。在各类山西文献中1937年《中国实业志·山西省》留有关于这一问题的少凰线索其中晋城县有关信息略多一点。表1晋城县11个集市的信息显示除城关镇外其他10镇的商家与人口基本属于同一级别只有城关镇明显具有高一级服务区的特征。集市的职能表现在经营类别上城关镇经营类别不但包括晋城县各集镇主要经营的书笔、土布、粮食、鲜肉、皮毛、铁货、店栈、木材、磁器、酒肆、药材、京货、食盐、杂货、丝茧等还设有银行、钱庄等服务于商家的金融设施。这一点不仅形成了与普通集市的差异而且凭借金融这一门槛值较高的行业城关镇将服务范围扩展至整个县域。此外县城商业职能高于一般乡村集市还因为它具有商品批发职能。集市的商品一部分来自于农户的销售另有一部分则不属于农副产品如煤油、蜡烛、火柴等这一部分或来自于商家的辄转贸易或由县城的商家批发给流动商人。因此若从商品来源而论尤疑县城也具备高于普通集市的中心地级别。但将这一问题落实到农户尤论煤油等物品是批发自县城还是商人辄转获得对于农户而言均是购自集市。

由于村民交易的重点在于农产品与B用品他们的交易活动与面向商家以及城中富户需要的高门槛值服务并尤关联若县城在乡民一B往返距离以远那么他们轻易不会光顾。这样的情况正如山药蛋派作家束为春秋图中所写的王万成老汉一向只在王家庄受苦种地从没正正经经进过城。只是在二十年前来城里坐过班房那是因为交不起租子被地主二阎王逼进城来的那不能算进城。”因此集市之间存在的等级并不能改变村民交易行为的取向村民的交易活动基本保持在定期市这一层级的服务区之内。中心地理论提出的商业空间网络具有由高到低垂直笼罩的特点而传统农业社会的商业活动就村民而言几乎不存在前往较高层级集镇的交易需求他们的交易始终处于同一个层级、同一个水准因此维持商业空间网络存在的仅限于少数富人与商人。

我们的讨论涉及另一问题就是农户会不会因需要特殊性地方产品而前往较远的集市从事交易?这是一个与商人经营活动有关的问题。乡村集市形成过程中乡间商人与城市商家的经营并不相同城市商家凭借固定的店铺与每B经营吸引周围百姓进行商业交易而活动在集市上的商人不仅利用周围集市集期的变化往返于各个集市之间而且也将其他地方的物产带入当地。商人这样的经营行为承担了异地货物流通与采购的功能不仅避免了乡民离开一B往返路程之内的集市服务区而前往其他集市或更远的地方交易也削弱了由货物差异造成的集市等级差异使周邻服务区保持在相似的等级上而这一等级近似于中心地理论提出的低级中心地的属性。µ晋商史料全览\记载阳泉县荫营镇逢双B开集镇上的店铺都不大出售的商品均为B常生活必用品由于店铺小店家平B在家营业逢邻村赶集或庙会便挑上货担前去摆摊。这一事例讲述的就是商人凭借自身的流动在寻找商机的同时为异地间物品交流与种类互补做出的贡献。美国人明恩溥µ中国乡村生活\也提及这样的现象杂货铺的大量事物不在家里而是在集市上。有些店的业主每天要将他们的货物运到集市上去常常是第一天与第六天去一个点第二天和第七天去另外一个点:第五天和第十天又换一个点如此完成了一个循环。

集市是乡民从事交易的重要场地但并不排除集市之外存在小杂货店与乡间小市。赵树理µ盘龙峪\中有这样的描述`盘龙峪这个地方真算是个山地方了四十多个庄落算一里名叫盘龙里民国以来改为一个联合村。北岩是这一里中的最大村——虽不过有三百余户人家但在这山中就不可多得了。西坪上离北岩最近说五里其实只三里多路。西坪上的人家也不少但比起北岩来要差一半还多村子里没有卖东西的想买什么还得上北岩。”山西山区人口少且分布不集中故盘龙里四十多个庄要到北岩去买东西。马烽µ金宝娘\也有类似描述店头村是四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座落在大官道上从县城到这里刚好一站路。南来北往的人都在这里住宿。村里有两家骡马大店还有三四家留人小店。有一家杂货铺和几个卖零食的小贩。虽然不是什么市镇但在山沟里就算个热闹地方了。店头村也属于非集市是仅设有杂货铺的村落。这些具有小型交易功能的杂货铺涉及的交易空间仅限于周邻村落其地位在集镇之下。此外一些村庄也存在村内小市美国人明恩溥提到."城镇经常定期举办较大规模的集市不过下面的村庄也有自己固定的市场常去的人主要是附近的居民其范围大小依环境而定。乡间小店、小市不仅规模小交易种类少其交易层级低于定期市且空间分布近乎尤序。尤论位置的选择还是涉及的服务范围均具有较强的随机性仅此一点就与定期市存在明显区别。小店、小市不能完整地铺设在乡间各地且缺乏构成交易层级的基本要素因此这一交易类型不能算作一个层级仅属于对于定期市交易的补充。

村民商业行为影响下的乡村集市层级与商业空间网络带着农业生产从业者的基本特征即不仅自给自足且生活的中心围绕具有不动产性质的土地。因此村民商业活动缺乏对于较高商业层级的需求其交易维持在同等层级的集市中。交易层级的不健全不仅使商业网络仅存在于县境这样的范围之内而且将与村民相关最活跃的商业活动定位在定期市。

三、乡村集市的服务空间与分布特征

所有参与同一集市交易活动的村民所在村落就是这一集市的客源区。因此客源区的范围取决于村民即村民的出行距离与交易需求决定服务空间的大小。

乡村定期市对于H出而作、H入而息的村民而言意义远远超出商品交易本身集市的存在不仅促使村民前往交易且兼具社交中心的职能交易与社交双中心的特点尤形中将这些村落联为一体。正如施坚雅所言农民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在村庄范围决定的而取决于他光顾的市场范围。@村民从事的农业生产依托土地进行土地的不动产特点决定农民的出行往往在一H往返距离之内即当天出门当天回来这一距离大概在十里到三十里左右但也因地、因人而不统一。清代至民国时期山西各县地方志留有定期市的记载为探讨这一问题提供了基本依据本文以长治、榆次为例分析乡村集市的服务空间。

样本之一为长治市光绪µ长治县志》载.

市集之在城者四门及上党门均无定期以次相及。

在乡者有荫城镇集三、六、九日集西火镇集四、七、十日集韩店镇集一、四、七日集东和镇集二、五、八日集八义镇集一、四、七日集故县镇集一、五、七日集关村镇集二、五、八日集南董镇、北董镇、高河镇、贾村单日集苏店镇、安城镇、柳林镇、北呈镇、经坊镇双日集大峪镇常集。

长治县位于上党盆地北部比较平坦南部以丘陵山地为主。光绪µ长治县志》所载集市基本分布在北部。仅就集期而言长治县城与其他集市表现出很大的不同县城四门指东、西、南、北四城门上党门则位于城内西大街北端此五处均有集市集期却不固定明代"每集十五集轮转周而复始。后来这一集期一度改变五集只存上党门一集又在邑中绅士父老的要求下恢复如前。从县城整体而言这里具有明显的常H市特点尤论每一集市集期维持几天都五集轮转周而复始县城内天天有集如同常H市。县城以外其他集市通过单、双H集期组合成几个客源区。韩店的集期为一、四、七H以距离5.3公里到2.9公里不等在其周围存在北呈、柳林、经坊逢双H集期的集市以及集期为二、五、八的东和这些集期相错的主要集市组合成一个具有共同客源的交易隘。东北方向距离韩店7.5公里的故县镇集期为一、五、七H逢双H为集的经坊镇是韩店与故县镇两个集市客源的中点。同样苏店逢双B为集期位于苏店南北的南董与北董均为逢单B设集苏店位于这两个集市的中点将南董、北董分割为两个交易罔。位于北董与高河之间的安城也是如此安城逢双B设集周邻两个距离均在4.7公里左右的北董、高河为单B设集安城为这两个集市的中点。依据各个集市集期的空间变化长治县陶清河以北大约具有五六个交易罔。陶清河以南八义、荫城两个集市的集期完全不同彼此应该存在相互的客源荫城在与八义存在共同客源的同时也与集期为四、七的西火具有共同的客源。至于位于县东南丘陵边缘的大峪镇则为常集这里并非经济发达、人口集中之地能够维持常B集或许与这里的煤矿相关(图3)。

样本之二为榆次县民国《榆次县志》载:

北田、怀仁、呜谦、使赵等镇为单日集东阳、要村、永康、王胡、六堡等镇为双日集什贴镇为二、五、七、十日集长凝镇为三、六、九日集东赵村逢一、四、八日集(自十月二十四日起至年终终止)县城北关逢三、六、九日集(自十月二十三日起至年终终止)。

民国《榆次县志》与各集市集期相伴还记载了各个集市出售物品的种类:

本县市集向在城关及各镇有粮集、年集及果木集之分。粮集以交易术粮为主分单双日举行一、三、五、七、九为单日集二、四、六、八、十为双日集。旧历年终农民以肉食、杂货、胡桃、柿饼、术黏、年画等分单双日列肆售之谓之年集。东山、庄头等村多艺果木秋日果熟各果木户及商贩麝集源涡镇买卖谓之果木集。又各乡镇、神庙演剧辟广场众百货以售之者谓之赶会。一日者名小会三日、五日者名大会。兼牲畜者名骡马会。惟五月城隍庙会为期最久弥月不散。

根据上述记载我们看到榆次县集市最大的特点在于专业集市的形成米粮集、果木集以及骡马会均属于此类。专业集市的出现是需求量增加且交易程度提升的表现。榆次县拥有专业性集市与其地理环境有很大关系这里地处山西中部太原盆地不仅利于发展农业生产且拥有便利的交通。因此榆次县城以及各镇均设有米粮集。此外榆次县城与各镇单、双B集的分布比较规整即若以双B集为基础两个双B集之间为单B集若以单B集为基础则两个单B集之间为双B集单、双B集互为对方客源市场的分界线。集期单、双B互相衔接构成规整的客源区是商业交易活动成熟且饱满的标识即农户若每天都需要交易可以利用临近集市单、双B集期满足连续交易的需求这是仅次于常B集的集期分布形式。榆次县除明确的单、双B集之外其他集期的集市分布在平原的边缘且各自构成独立的客源区(图4)。

乡村集市服务空间的研究针对单个集市集市空间布局则涉及地区内所有集市。就集市整体分布而言上述两县尤一不带有不均衡分布的特点这样的分布几乎成为山西各县的共同特点。民国保德县志载集市分别设在城内、东沟、南关、下川坪、楼沟、冯家川、石塘村、桑园这些集市主要位于保德县西部、西北部临近黄河渡口与主要道路县境的东部几乎没有集市。不仅保德如此地形对于集市布局的影响几乎涉及全省如长治的集市主要集中在北部文水县则集中在县境东部。

自从克里斯塔勒及其后继研究者的理论问世站在空间的角度审度人类经济乃至社会行为时总会想起克氏理论中的要义即保证各地村民均有机会从事交易集市不仅均匀分布在区域之内且集市间距离相近。然而山西各类历史文献显示集市并非均匀地分布在各地有的地方甚至近乎空直。均衡的商业网点布局不是从来就有的受社会发展进程与地理环境制约往往经历了从不均衡到均衡的发展历程。虽然山西是晋商故乡但商贸活动并不是自基层而至全国的循序发展而是商人借助"开中法成为独立的力量从农业社会脱颖而出因此商业活动近似于"外向型主要致力于省内城镇的商号、票号以及全国性、国际性的商贸活动。正由于商人的商业与乡间的商业分属于两个系列当晋商已经迈出山西、迈出中国且冲出亚I、走向世界的时候本乡本土的乡村集市乃至于商品交易仍处于初级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反映在地理上就是集市分布的不均衡。

乡村集市产生于农业社会之中从形成到发展均带有鲜明的农业生产痕迹。农业与商业属于两个经济部门将农业生产的特征带入商品交易中的是依托土地而生存的农民农业的丰盈决定地区经济进程以及剩余农产品的多少进而影响村民交易需求的力度;土地的不动产特点则限制了村民的出行距离需求与局限两者的结合构建了乡村集市分布的地理格局。近代山西处于传统农业社会的村民对于商品交易的需求并不迫切尤论定期市集期间隔与客源区范围还是集市呈现的整体地理格局均属于商品交易处于较低阶段的产物。而这一切不仅不具备中心地理论涉及的市场体系也与同时期的江南甚至华北其他地区有着较大的不同。


参考文献:

[1]乔志强、龚关(《近代华北集市变迁略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4期)也指出“小农经济长期阻碍农业、手工业的发展未能给集市的发展提供充足的物质基础从而长期制约着集市的发展。”

[2]相关论述参见[B]加藤繁著吴杰译《中国经济史考证》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版龙登高《中国传统市场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许檀《明清时期农村集市的发展》《中国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2期李正华《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8年版许檀《明清时期城乡市场网络体系的形成及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王庆成《晚清华北的集市和集市圉》《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4期行龙、张万寿《近代山西集市数量、分布及其变迁》《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2期。

[3]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太原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太原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太原卷》

[4]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6—318页。

[5][美]施坚雅著史建云等译《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1—42页。

[6]周宋康《分省地志山西》上海中华书局1939年版第62—70页。

[7]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µ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

[8]行龙《近代山西社会研究——走向田野与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页。

[9]龚关《近代华北集市的发展》(《近代史研究》2001年第1期)一文提及华北几省中山西集期间隔并非最长而经济却不及其他省的现象其中重要原因就是龚文所引从翰香提及的常H市常H市数量少定期市的作用必然大。

[10]高都早年集期为三、六、九H参见山西省政协µ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24页。双H市记载参见中华民国实业部国际贸易局编µ中国实业志山西省\上海实业部国际贸易局1936年版第164—165页(丙)。382页。

[11]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第山西省政协《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运城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26—429页。

[12]山西省政协µ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运城市政协µ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编辑委员会.µ晋商史料全览运城卷\第378页。

[13]山西省政协µ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晋城市政协µ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编辑委员会.µ晋商史料全览晋城卷\第384—386页。

[14]山西省政协µ晋商史料全览\编辑委员会、阳泉市政协《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编辑委员会《晋商史料全览阳泉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28页。

[15][美]明恩溥著午晴、唐军译《中国乡村生活》\北京时事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16]赵树理《盘龙峪\赵树理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第111—123页。

[17]马烽.《金宝娘》高捷编选.µ山药蛋派作品选》第153—167页。

[18]明恩溥.《中国乡村生活》(中译本)第144页。

[19]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译本)第40页。

[20]光绪《长治县志》卷3《建置志》。

[21]民国《榆次县志》卷3《市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