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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窟的社会结构

作者:威廉·富特·怀特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6-01  浏览次数: 2457



内容简介

本书对美国波士顿市的意大利人贫民区和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活动方式及他们与周围社会的关系做了记录和分析。

《街角社会》作者于1936至1940年,对波士顿市的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即作者称之为“科纳维尔”的波士顿北区)进行了实地研究。他以被研究群体——“街角帮”一员的身分,置身于观察对象的环境和活动中,对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以及他们与周围社会(主要是非法团伙成员和政治组织)的关系加以观察,并及时作出记录和分析,最后从中引出关于该社区社会结构及相互作用方式的重要结论。


目录

中文版序言

第四版序言

引言:科纳维尔和它的人们

第一编街角青年和男大学生

第一章多克和他的小伙子们

一诺顿帮的成员

二保龄球和社会地位

三诺顿帮和阿芙罗狄蒂俱乐部

四多克的政治竞选

五解体

第二章奇克和他的俱乐部

一奇克·莫雷利的故事

二组织俱乐部

三社交活动


“灰色街角社会”的逻辑演绎和路径依赖探析

——对湖南长沙某“街角青年群体”的实证考察

黄 海


摘 要国内目前已经有部分对于“街角青年”的生态调查,对其所组成的“灰色街角社会”也有描述性的介绍。但为什么在主流文化的冲击下“,街角青年”仍然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对抗主流社会?在对湖南长沙某街角群体的调查中,文章发现由于街角帮派的结构权威、街角青年的身份忠诚和街角社会的隐性社会基础,使得“街角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拥有内部组织结构、权威模式、地位流动途径等内生逻辑和路径依赖的亚文化灰色社会,这是“街角青年”为什么能够长期存在并不断产生的关键所在。

关键词街角青年;结构权威;身份忠诚;路径依赖;灰色街角社会


“街角青年”是一种全球性现象。美国社会学家威廉·F·怀特和纳米比亚社会学家P·穆福恩都曾经对“街角青年”现象进行过研究,怀特以美国特纳维尔地区的街角“诺顿帮”为调查对象,解构街角帮派的生存方式与互动模式;[1]穆福恩对南部非洲的“街角青年”的源起、结构和归路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街角青年”现象的解决,有赖于社区社会结构与“街角青年”的互动模式作用。[2]而在国内,“街角青年”一直是一个被国内学术界所漠视的“边缘青年群落”,对于“街角青年”的研究成果国内目前不多。可知的是马德峰和张园两位学者分别对某城镇街角无业青年的调查与分析。张园主要讨论了“街角青年”的思想特征和行为方式,提出“街角青年”的回归有赖于社会的系统帮教工程;[3]马德峰主要讨论了“街角青年”的形成、精神面貌、帮派权威,提出社会应转换一种思维方式促进其回归。[4]

本调查主要集中在湖南省长沙市某区的两个社区进行。参照国外方法和统一学术规范,本报告将这两个社区命名为L社区和D社区。由L社区和D社区共同组成DY地区。两个社区仅由一条街道分开,均地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相对长沙其他地区而言较为滞后的长沙市某区。其中L社区有0.32平方公里,住户1338户,人口3782人,17个居民小组,驻区单位13家,1个非重点中学和非重点小学;D社区有1.25平方公里,住户1100户,人口2450人,11个居民小组,驻区单位1家。D社区15-20岁人口有200-300人,以“街角青年”居多,L社区则以问题学生和中途辍学学生较多,和仅一街之隔的D社区“街角青年”联系紧密,互动发生作用,事实上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街角青年”的外围组织和后备力量。

一、街角生活的演绎和蜕变

D社区这个青年群落在流入“街角”后,并不是如外人所想象的全是“偷鸡摸狗、打架闹事、违法犯罪”这种生活,实际上那些被社会认定为越轨者的“DY帮”的绝大部分日常生活都是在干一些非越轨的甚至是单调乏味的事情中度过的。

“DY帮”的“街角青年”达到了60余人,这个对于主流社会而言的边缘青年群落,其生活的主要据点集中在D社区。对于街角青年而言,早晨是从中午开始的,晚上的夜生活往往使得他们在每天上午补眠。一觉醒来,各自在家里吃过中饭,不用人召集,中午12点左右就自觉来到D社区的某个街角,懒懒地在阳光下抽烟、闲聊,偶尔爆发出一阵粗鲁的骂声和笑声,当人数聚集到10余人时,便开始讨论这一天时间打发的问题,然后开始他们新一天的“街角生活”。

在老大或者核心层成员的意见左右下,“DY帮”的“街角青年”们决定了当天的生活方式。如果下午的主体活动是网吧电游,那么活动结束以后,大部分“DY帮”街角青年成员会各自回家吃晚饭,而帮中的核心层“天哥”、“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人则会继续聚在一起闲逛打发时间,然后一起去某个成员家中或D社区某个小餐馆蹭饭,在交流下午的活动心得同时,讨论晚上这个对于“街角青年”来说最为重要的活动时间安排。晚上7点左右,“DY帮”成员们会陆续来到社区的某个街角集合,当人数达到10余人或数十人时(成员与下午活动相比会有变化,但其中肯定有2-3人“DY帮”核心层成员),经过同样的核心层成员的意见,他们中多数去录像厅、桌球室和卡拉OK厅。

晚上的活动会进行的很尽兴,“街角青年”们不论那天晚上干什么,都会在一起聚到凌晨2-3点,然后带着一身疲惫和“潇洒”后的兴奋回家睡觉,第二天对我们来说是新的一天开始,对他们而言则是同一生活方式的延续。

街角青年的这种游戏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一种乏味生活的调节,但这种调节不管从哪个方面看,仍然不能让他们彻底摆脱街角生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街角生活。有吃有玩,偶尔还有一点刺激的东西在生活中发生,街角青年就越会把自己固定在街角的这种生活方式之中。事实上,街角青年这帮人到了离这个社区300米以外的地方就会开始无所适从,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什么了。每天中午起床,然后吃饭去街角集合,讨论决定之后去闲逛玩乐,然后再回家吃饭,再到街角集合玩乐,最后再回家。他们生活的路线和生活的圈子就在这样的一条几乎没有跌宕起伏的平行线上维持。即使他们中的某个人哪一天不在街角,其他的成员们也可以轻而易举地知道在哪儿能找到他。表面上,他们是一个58人的街角帮派,但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实际上是一个人。彼此之间可能会有年龄的差异,会有性格的差异,会有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的差异,但在生活方式和生活路线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差异。

这种生活方式可以定义为一种“越轨生活方式”。[5]换句话说,“DY帮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难以接受的非主流生活方式,而对于他们而言则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主流生活方式”;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颓废和无所作为的非主流生活概念,而对于他们而言则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主流生活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可容忍的非主流生活价值,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必须信赖的“主流生活价值”,即我们的生活价值理念与“街角青年”的生活方式概念互为越轨。

在街角活动中,赖帐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显然是不可能长期给他们提供这种“灰色生活”资助,因此,“DY帮”的生活来源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生存问题。一些小打小闹的偷窃行为开始在“DY帮”的价值观念中得到认可,老大“天哥”因此还拜一名老扒手为师。最终在2004年7月,“天哥”因盗窃不成而抢劫,被当场抓住送少管所管教1年。“DY帮”也呈现越来越多的暴力和犯罪倾向,在2002年“DY帮”打了3次群架,2003年则打了5次,“豆芽杆”为此丢了一只眼睛。“天哥”进去以后,帮中在不久的将来又自发产生了一位新的老大——“武状元”,“DY帮”的街角生活还会继续重复上演,在“灰色”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离“黑色”的道路也越来越近。

“DY帮”的街角生活中,“街角青年”们实际上在不自觉的情况下形成了一种亚文化群的社会心理特征。“DY帮”的“街角青年”们发现自己是被这个主流社会孤立甚至抛弃了,每个人心中都有某种程度的失落感和压抑感,以前的教育要求他们取得主流社会式的成功,但是现实迫使他们放弃了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采用了正好相反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发泄他们受挫的愤怒感情,压抑他们对过去所受教育促使他们追求的东西的全部渴望。不务正业、惹是生非、暴躁怪僻等亚文化群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就成为对主流社会的正统与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这种走向极端的抵制反映了“街角青年”们对无法得到的东西的长期和隐秘的渴望,换句话说,“街角社会”的存在“合理性”是对主流社会的一种极端的防范性适应。

二、结构权威中的顺从与秩序

与越轨社会学前期理论认为的“问题地区的症结在于该地区没有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的结论相反,DY地区最大症结不在于它没有社会形态和组织结构,而在于“街角青年”通过“DY帮”这种组织结构,形成了一个相对主流文化社会而言的亚文化社会,即不容易为外人所察觉的“街角社会”,这是一个隐性的“灰色社会”。

街角帮派的社会结构产生于帮里成员之间长时期的经常交往。在这种经常性的交往之中,DY地区的“街角青年”们以“DY帮”这种形式组建了他们自己的“街角社会”。帮派的组织结构与运作模式与主流社会游戏规则制定具有惊人的相似性。青年人对社会流动的欲求,在往上的动力被阻碍和限制时,他们会选择在“街角帮派”中以一种亚文化心理特征,竭力形成一个亚文化社会结构,并在这种结构中寻求领袖依赖、心理认同和流动欲求满足。

“天哥”在“DY帮”其他成员的眼中的确是一位好领袖,帮中其他成员对他也服服帖帖,这其中除了他处事公道,为人讲义气以外,更重要的是,他能够与其他成员有福同享,并且能够经常性的用花钱和其他活动中“亚文化社会”的流动欲求满足来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另外一方面“街角青年”们也需要在帮派中寻找一位能够给他们带来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依赖和生活依赖的领袖。

“我已经不完全属于我自己了,大家认为我讲义气,有什么事情都找我,义气就是一面旗帜,所以很多兄弟都服我。再一个,我自己心里也清楚,手下这么多兄弟跟我,为的是什么,是有口饭吃,是不被人家欺负。”天哥说,“所以,只要我有好处,我就一定留一份给我的兄弟们;不论我的兄弟遇上了什么麻烦,我肯定会帮他摆平的。”

“DY帮”几乎大部分群体活动都是“天哥”买单,实在没钱的情况下则是大家凑钱。事实上“天哥”总是尽量避免接受他那些随从者们的钱(接受“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DY帮核心层人员的钱则例外),他为帮中其他成员花的钱远远大于后者为他花的钱。这实际上印证了我们主流社会结构中的财政关系,即在社会群体结构中,一个人的地位看上去越低,那种迫使群体领袖对其随从者负有义务的财政关系就越少,群体领袖必须不自觉的、甚至自觉的避免接受群体中地位低下者的恩惠。“天哥”作为领袖,并不意味着他应该比别人更有钱,但是他必须花钱很大方,这是他作为“DY帮”领袖就必须承担的个人义务。一方面,他通过这种方式显示自己与其他成员的地位差异;另一方面,其他成员也指望他履行他自己的领袖义务,否则就会引起帮中结构混乱,并危及他的领袖地位。

除此之外,领袖和核心层成员必须在群体特别感兴趣和经常组织的某种群体活动中确有本事。因为,群体活动是“街角帮派”中亚文化社会流动的主要途径。其他成员要想在“DY帮”中提升自己的地位,就必须在群体组织的某个活动中有突出表现,以体现自己的能力。“天哥”就曾说过,“我们通常决定去干什么时,都是我先和‘武状元’他们几个要先商量好,然后大家在一起时再说出来,去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我们想要做的,其实也主要是我想要干的事情。如果我不去,那么就是由‘武状元’他们几个人决定去干什么,他们的想法和我肯定是不同的,但是他们首先还是尊重我的意见。而且如果有人表现好,我们当然会把他认为是我们这个群体中有能力的人加以重用。”

“DY帮”每天的群体活动必然会有领袖或核心层成员在场,如果“天哥”和“武状元”、“豆芽杆”、“耗子”等人都不在场,“DY帮”的成员们就会分裂成若干个小群体,没有共同的活动,也不会共同讨论一件事情。而当“天哥”在场时,形势就会发生显著的变化,那些小群体马上聚拢,讨论同一个问题,随之而来的则往往是统一的行动。而这种行动也显得很有社会结构意义。领袖和核心层成员自然会倡导他们所擅长的活动,绝对不会鼓励那些他们不擅长的活动。一方面,“天哥”作为领袖,他只要能这样影响群体的活动,他的地位自然就能使他表现的胜人一筹;另一方面,他的优秀活动表现又有助于维持他的地位和权威。我们曾和“天哥”他们一起去玩过桌球,在活动中,“天哥”基本上是第1名;“天哥”不在时,和“武状元”一起去网吧玩电游,“武状元”在那帮青年中也基本没有对手。“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用这种方式成功地维护了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这种情况并不总是永远如此,如果“DY帮”中有成员脱颖而出,那也就是意味着该成员在帮中流动机会的到来。

“DY帮”中同样有社会地位流动的欲求和满足。一方面,“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要尽力维护自己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防止“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地位变化;另一方面,他们又必须为帮中“街角青年”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提供一条路径,不管这种路径是多么有利于维持结构现状而不是地位流动变化,他们也必须这样做。而“DY帮”中其他街角成员,一方面服从和忠诚于这种帮伙结构和领袖权威,在帮中感受凝聚力和心理依赖,另一方面,他们主流社会中得不到满足的流动欲求渴望,又在帮中能够带来的有限地位流动中看到了一条满足途径的希望。

“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绝不会有同一种群体活动兴趣,核心层成员和帮中其他成员的活动兴趣也是在有利于维护“街角社会”这个亚文化社会的结构稳定的情况下开展。奇怪的是,“街角青年”们自己并不是没有意识到领袖们组织的群体活动实际上是在维护帮派的领袖权威和结构权威,但是他们仍然服从和默认这种维护方式的有效性和权威性。私下里,我们屡屡也听见“DY帮”中其他普通街角成员抱怨“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总是组织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活动,我们也曾经试图鼓动他们“造反”,要他们自己决定当天搞什么活动,但是一旦当第二天他们聚集在街角时,他们却继续心甘情愿地呆在那里等候“天哥”或者“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的到来,尽管他们这时候口袋里凑的钱带来的乐子不会比“天哥”提供的少。

“不仅仅是钱的问题”,“DY帮”的四把手“耗子”说,“一方面他们觉得我们如果不去,那么这个帮就不是真正聚到一起,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在DY帮中呆下去,就必须这样,承认我们意味着承认了他们自己,服从我们意味着以后别人才会服从他们”。

这意味着DY地区的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确立了它自己的游戏规则。主流社会高度重视社会流动,按照传统,劳动者从底层起步,靠智慧和勤奋爬上成功的阶梯。而对于DY地区的街角青年来说,要进行这种社会地位的流动是很困难的,主流社会只会把他看成是一个来自秩序混乱地区的无法无天的小混混。而在由“DY帮”形成的“街角社会”中,每个人没有身份的不同,而只有地位的差异,这个亚文化社会能够在内部给他提供社会流动欲求的满足。但是如果他想要得到这种满足,就必须自己参与维护这种亚文化社会的结构稳定,通过承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秩序来承认自己的街角身份,并且通过维护这个“灰色社会”的结构权威来维护自己的街角社会流动。否则,他就会在被“DY帮”排斥的同时,被“街角社会”这种亚文化社会踢出局。用主流社会的视角来看,“天哥”的领袖权威、“天哥”和“武状元”等核心层成员组成的结构权威,帮中“街角青年”的亚文化社会流动模式,都是在借用主流社会的游戏规则。

三、身份忠诚内含的路径依赖

“DY帮”的“街角青年”不仅仅是忠于自己所属的帮派,他们更加忠实于自己的“街角社会”,忠于帮派给他带来的是亚文化社会的地位流动。忠于“街角社会”给他带来的则是亚文化社会地位流动的前提条件,即街角身份的认可。“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认可与忠诚相互作用,形成了街角帮派内部非常高的社会相互作用力。在这种相互作用力下,成员之间产生了两种进一步巩固“街角青年”街角身份忠诚的要素: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

“DY帮”的群体活动日复一日地按照一种显然是固定的模式进行。成员们每天聚在一起,非常频繁地发生相互作用。无论是位于最高层——在群体集合事件中发起行动的“天哥”,还是位于帮派核心层的、服从领袖权威的提议并且为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发起行动的“武状元”、“豆芽杆”、“耗子”,或者是位于帮派底层,在群体活动中总是追随别人的普通“DY帮”成员,每个人都有一种相互作用方式。这种相互作用是如此的重复稳定和高频率,并且通过“DY帮”群体长期不断的活动而成为帮派中的一种主要生活方式、主要运作模式和主要社会结构秩序的折射。而这种折射在“DY帮”成员身上的表现就是“街角青年”将自己经常重复参加的群体活动、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固定化,并最后发展成为一种行为模式的依赖。“天哥”和我们说过这样一件事情,“那个时候‘耗子’还只是我们这群人中的普通成员,而且刚刚加入我们。有一天下午,我们有20个人聚集在一起,决定去看录像,但是我的钱加上‘武状元’、‘豆芽杆’的钱只够19个人买票,所以只好集体决定把‘耗子’丢下。你可以想象这对于他来说是一件非常不舒服的事情。当我们后来从录像厅出来时,他一个人还站在街角那里抽闷烟,显得失魂落魄,不知道该做什么好,一脸的无辜和被抛弃的委屈。”

可以想象,当“耗子”被“DY帮”以集体的方式决定丢下的那一刻,他是多么的六神无主。形成思维定势的他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自己的身份认同,寻找行为依赖,只有在这种重复的群体活动交往和相互作用方式中他才能找到自己的街角位置和行为依赖路径。作为一名“街角青年”,他要使自己感觉到是“DY帮”中的一份子,要使自己彻底融入“街角社会”,就必须保持他这种行为模式,不停地通过街角帮派的群体活动,来维持他行为依赖的路径——相互作用方式,使他的行为活动按照习惯依赖的渠道进行,一旦这种相互作用方式被打破,行为依赖的路径被切断,他就会感到心烦意乱,无所适从,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样子什么身份的人。“街角青年”这种行为依赖是如此的根深蒂固,我们就不难解释为什么“豆芽杆”在参加工作不到1个月,他就宁愿工钱都不要就返回“DY帮”,回归“街角社会”。因为在这个“街角社会”中,“街角青年”感觉到自己被这个组织群体和亚文化社会所认可,而这种认可反过来又进一步要求“街角青年”忠于自己的“街角身份”。忠于身份的路径选择只有继续自己的行为模式,不停地参加街角帮派组织的群体活动,维持一种活动中高频率的相互作用方式,而当这种行为模式一旦在这种忠诚的过程中形成习惯和思维定势,一方面街角帮派成员的行为模式就会转化成为行为依赖,成为“街角社会”认可“街角青年”身份忠诚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街角青年”通过自己的行为依赖表示自己的身份忠诚,进一步维持“街角社会”的组织结构和亚文化社会稳定。

“街角青年”一旦离开他所熟悉的这个生活环境和组织社会,他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但是,心理依赖不同于行为依赖的是,行为依赖必须通过不停的参加群体活动所获得的高频率相互作用率来维持,而心理依赖则是通过一种“街角青年”之间潜在的相互义务网来维系。前者是一种明朗的相互作用模式,后者是一种潜在的相互义务关系。即“街角青年”在街角帮派组成的“街角社会”中能够找到一种在主流社会中找不到的心理安慰与心理认同,这种安慰与认同通过成员彼此之间的相互义务关系转化成为一种心理依赖。[6]

作为“DY帮”的领袖,“天哥”也曾经多次萌生退意,他的父亲曾经在他小学未毕业的后一年,帮他在距离DY地区20公里以外的一所乡办中学里继续读初一,希望他能够以此契机脱离“DY帮”和“街角社会”。可是,一个学期还没有读完,“天哥”就以一个星期回来两次的频率继续保持他的“街角身份”。有一次,他居然在路费不够的情况下步行3个多小时走了回来,最后终于再次辍学,从此再也没有改变其“街角身份”。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离开我们这群兄弟,我总是浑身乏力,头疼心慌,晚上也睡不好,你说这种状态怎么读书啊?奇怪的是,我只要一回来,见到我这帮兄弟,和他们热闹上一阵子,我这浑身的不舒服马上就好了。所以后来一个学期都没有读完,我就跑回来,死活再也不肯出去了,觉得还是和他们在一起自在。”当“天哥”暂时离开“DY帮”去作别的事情时,他从来没有出现这种身体不适的现象,但是当“天哥”一旦意识到这种离开可能是他“街角身份”变更的一种开始时,他就会出现混身乏力、头疼心慌和晚上睡眠不好的状况。“天哥”觉得是因为脱离自己所熟悉群体才会出现这种状况,他说的话有一定道理,但是不完全如此。“天哥”自己没有意识到,他作为“街角青年”在脱离街角社会过程中,往往被一张彼此负有义务的无形网牢牢罩住,他或是不愿意,或是不能够摆脱它。这种无形义务网是“街角社会”和“街角帮派”内聚力的基础,既然“街角青年”们要作为社会意义上的单位来活动,成员之间就必须彼此互相帮助,不做任何伤害朋友的事情。当群体内部相安无事时,这种将成员之间彼此联系在一起的义务并不那么显而易见,但是一旦有事情危及这个“灰色社会”的稳定,危及“街角身份”的维系时,成员之间的彼此义务关系马上凸显。“天哥”想变更这种“街角身份”,成员们马上反应激烈,指责他想抛弃朋友,因此“天哥”选择了继续保持身份。在接受彼此义务的约束,保持“街角身份”的过程中,“天哥”发现在“DY帮”街角青年需要他的同时,他也需要“DY帮”给他的身份认可和心理认可。如果没有这种认可,“天哥”马上就会出现非周期性的身体不适,这其实是“天哥”在承担义务的同时,已经将自己的心理义务转化为“街角青年”身份和“街角社会”带给他的心理依赖。“天哥”作为群体中拥有较高认识水平和较多生活灵活性的领袖尚且有这种难以克服的心理依赖,作为更加习惯于在群体活动中寻求心理认同与心理交流的“DY帮”普通“街角青年”的心理依赖则只会愈加根深蒂固。

“街角青年”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组成了其街角身份忠诚的两个主要要素,在显性的高频率相互作用和隐性的彼此义务约束网的合力下,他们完全是不自觉或部分自觉地形成了自己对于“街角社会”高度的行为依赖和心理依赖。路径依赖的形成,维系了“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结构稳定。而对于主流社会来说,“街角社会”的亚文化社会秩序越是稳定,“街角青年”的街角身份忠诚度越高,引导和转化他们回归主流社会的任务则越是艰巨。


参考文献:

[1]W·F·怀特.街角社会:一个意大利人贫民区的社会结构[M].商务印书馆,1995.

[2]P·穆福恩.南部非洲的街头青年[J].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01(2).

[3]张园.走近街角社会[J].社会,1997(7).

[4]马德峰,李梅.透视街角社会——对苏北小镇一街角青年群体的调查[J].中国青年研究,2002(6).

[5]J·D·道格拉斯.越轨社会学[M].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6]黄海.走入街角青年——来自一个城市边缘群体的表达[M].远方出版社,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