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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生成机制研究——以“河村秧歌腰鼓队”为案例

作者:姜流 叶宏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7-06-10  浏览次数: 1844

摘 要】农村民间组织在当前中国的农村治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学界对农村民间组织生成机制的研究多以宏观分析为主,而对其产生过程的分析以及个案研究相对较少。通过对“河村秧歌腰鼓队”这一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进行研究,发现有四种力量在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产生的不同阶段中分别发挥着主要作用,即村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农村精英在受到外界刺激和诱导下的能动选择、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以及村委会的认可与支持。对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生成机制的分析有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其在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所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农村民间组织;基层治理;国家治理现代化


农村民间组织属于民间组织的一个部分。根据《中国民间组织报告(2011-2012)》,“中国现今的农村民间组织形式多种多样,类型齐全,几乎涵盖了农村经济社会的所有领域:从时间上看,农村民间组织涵盖了农村的传统领域和现代领域;从服务对象上看,农村民间组织涵盖了农村的公益领域和互益领域;从服务范围上看,农村民间组织涵盖了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学术界也对其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开展了较多研究,如促进了农村多中心治理格局和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从而推动农村村民自治,在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促进了社区整合,推进了农村地区的现代化进程,具有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提高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水平、维护农村社会秩序与稳定、弥补政府的“缺位”以及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政治功能等。本文在对“河村秧歌腰鼓队”这一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个案研究中,基于定性研究方法,通过深度调研和访谈,试图展示在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产生的不同阶段中分别存在着四种主要推力,以期动态地阐明该类农村民间组织的生成机制及其对于当下农村社会治理的启示。  

一、理论探讨和案例描述

(一)理论探讨

在定义农村民间组织时,不同学者由于侧重点的不同,所界定的含义也有所区别,如侧重于参与的主体和目标,强调其参与主体是农民、活动目标是提供公共福利或者为农民经济发展提供相关服务;侧重于农村民间组织自身的一些特点,如强调其非政府性、非营利性、公益或互益性、民间性、自治性等。本文借用喻建中等学者的定义,即农村民间组织“就是指在乡村范围内活动的,主要由农民自愿组织和参加,以维护、实现和发展农民利益为目的的政府和企业之外的社会组织”。

学者们对于农村民间组织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方法,如俞可平将农村民间组织按照职能划分为三种:权力组织如村民委员会,服务组织如农村经济合作社,附属性组织如共青团支部等。又如李熠煜在考察湖南部分地区农村民间组织时,将农村民间组织分为五类:和官方相关有合法身份的组织;原有的乡村团体;新兴的公益性组织;各种宗教组织;带有帮会性质的类似黑社会的组织。此外,就促成农村民间组织产生的力量主要是来自农村内部还是农村外部,农村民间组织还可以划分为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和农村外生型民间组织。其中,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是本文的研究对象。

学界对于农村民间组织的生成机制已经做了一些研究,其中不乏颇有洞见的成果。李熠煜在研究农村民间组织产生的成因时,指出“亲亲模式下的社会资本运用是民间组织发展的基础;公共产品的供给不足提供了民间组织治理的空间;农村中的精英是民间组织的核心”。刘美萍指出,“农村制度变迁为农村非政府组织的生长释放了空间;社会需求是拉动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内在力量;外部力量的支持是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外在动力;乡村精英是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核心力量” 。范和生、范荣跃在此基础上还提到了“社会转型期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求”这一因素。罗大蒙则进一步指出了农村民间组织产生的“外部动力为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再整合,根本动力为利益追求与权利维护,直接动力为村庄精英的参与,发展基础为亲缘网络的运用”。既有研究成果探讨了影响农村民间组织产生的种种因素,如农民的需求、农村精英的作用、农村中的社会资本等,从而为我们进一步开展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已有研究多是基于较为宏观的理论架构进行,它们虽然也指出了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是由诸多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但却未曾指出这些因素在农村民间组织形成的不同阶段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同时也未能将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和外生型农村民间组织的生成机制进行有效区分并分别加以研究。此外,针对农村民间组织开展的个案研究还较为缺乏。在为数不多的个案研究当中,李熠煜对湖南农村的调查有一定的区域限制,特别是其牢固的宗族组织形态在北方社区较为缺乏。俞可平对东升村的分析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其分析对象是较为成熟的农村民间组织,对新兴的民间组织缺乏深度分析。上述个案研究也缺乏对“人”的研究,诸如组织由谁发起、发起者的动机、组织成员参与的动机等问题尚未得到研究。为此,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所开展的研究则在于通过对个案进行深入剖析,探讨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在生成过程的不同阶段中所受到的推动力量。

(二)案例描述

“河村”是山东省西北部紧邻黄河的一个村庄,其远离县城,交通较为不便。该村经济发展水平不高,自然资源欠缺,尚无建立集体企业和工业,村民的收入来源主要以农业和外出务工为主。与中国大多数农村一样,“河村”各类公共产品的供给十分匮乏,这种匮乏不仅体现在有形的公共产品上,而且也体现在公共文化领域。在青壮年普遍外出务工的背景下,“河村”的村民自治多流于形式。“河村”在秧歌腰鼓队产生以前也成立了几个农业技术类的合作组织,但主要是在乡镇主导下产生的,组织的自主性和村民的参与性不强。

“河村秧歌腰鼓队”于2009年春天由村庄中的两个“文化精英”S和L夫妇发起,且在开始时只是作为一个临时性的和以锻炼身体为目的的活动。早期的活动在S和L的自家大院里组织开展,并没有相关的活动器材和统一的着装,秧歌的内容和形式也由组织者自己编排,动作形式单一且粗糙。最初参与活动的3、4个人主要是被S和L夫妇带动才参加的。“扭秧歌,打腰鼓”一开始时就吸引了很多村民的注意力,但真正参与其中的较少,大多数人则以观望为主。后来,随着活动影响力的逐渐扩大,参加的人开始增多,并日渐形成一个较为固定的组织,也得到了村委会的认可和支持。“河村”村委会不仅为秧歌腰鼓队提供两委办公大院作为组织活动的地点,并且置办了一些基本的器材和服装。2012年2月,“河村秧歌腰鼓队”正式在镇上注册。现在,“河村秧歌腰鼓队”已有18名固定成员和10名左右的非正式成员。此外,在村委会的支持下,腰鼓队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从最初的邻里扩大到县里,甚至被邀请去参加表演和比赛。作为一个具有文化性质的农村民间组织,“河村秧歌腰鼓队”不仅丰富了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且加强了村民之间的联系与交往,从而为村庄的有效治理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纵观其产生过程,不难发现“河村秧歌腰鼓队”这一农村民间组织实际上是在“河村”这个相对封闭的小环境中自发产生的,是“河村”村民自身为了追求娱乐、社会交往、健身等目的并在村委会的支持下而逐渐成立的。虽然发起者的灵感来自外部的因素,但腰鼓队产生的过程是在“河村”中完成的,影响其产生的各种因素也主要在村庄内部。其内生性的特点表现得十分明显。为此,我们便可以将“河村秧歌腰鼓队”视为一个典型的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

二、案例剖析:“河村秧歌腰鼓队”何以产生?

(一)“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起点: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

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是“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起点,是推动其产生的内在动力。内在动力往往是指不易被观察到、但会一直发挥着作用的力量。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就是一种内在动力。

在转型时期的中国农村地区,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需求的主要载体是村庄集体活动。调查中发现,有不少加入秧歌腰鼓队的成员表示,他们特别怀念人民公社及其解体后一段时期里村庄里舞龙舞狮的传统。一位村民说,“还是很怀念那个时候的舞龙舞狮,村里人参加的多,聚起来也热闹”。对村民来说,舞龙舞狮这一类村庄集体活动不仅热闹,能起到健身娱乐的效果,还能增加村民之间的交往和互动,从而增进村庄的共同体意识和内部凝聚力。但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以及“河村”青壮年外出务工的人数越来越多,村庄里类似的集体活动就开始减少直至消失,村庄的公共文化事业发展缓慢。“河村”虽然也成立了村庄书屋,但书屋的书籍数量不多,且多数是与农业技术相关的,大多数村民通常不会去书屋阅览图书。这一方面说明了书屋在改善村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助益不大,另一方面也间接说明政府在公共产品供给上存在“错位”,即无法满足村民的真正需求。总而言之,虽然“河村”村民对于以村庄集体活动为载体的公共文化产品是有需求的,但在现实生活中这种需求却无法得到满足,这种反差便使成立民间组织以满足主体需求成为可能。当然,按照村民需求本身和民间组织产生的逻辑而言,“河村”村民对于公共文化产品的内在需求能否被激发出来,能否以及何时能转化为民间组织,尚不得而知。在实际发展的进程中,农村民间组织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其他因素作用的发挥。其中,这一阶段农村精英的作用、农村中的社会资本和村委会等因素也已存在,只不过这些因素作用的发挥还处于待“激活”的状态。特别是“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农村精英作用的发挥还需要一个契机。

总之,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是这一阶段发挥主要作用的因素。纵观“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和发展的整个过程,这一内在动力会推动村民成立某种组织以满足其需求,并在其发展的过程中继续发挥内在的推动作用。

(二)“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契机:外部刺激下农村精英的能动选择

“河村”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使成立民间组织具有了可能性。但真正使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的,乃是农村精英的能动选择。外部刺激下农村精英的能动选择实则是“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关键力量。农村精英往往在受到外部环境刺激下产生了发起某种活动或成立某种组织的雏形的强烈意愿,并在权衡的基础上决定是否将其付诸于实际行动。

调查中发现,“河村秧歌腰鼓队”组织的发起者是村庄里的两个“文化精英”。其中一个是59岁的L,一个是61岁的S,两人是夫妻。就二人在“河村”中的地位和作用来看,两人属于村中的“文化精英”。在深入访谈中,笔者发现,他们的推动力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首先,S受北京生活经历的“刺激”。在访谈中S提到,“以前并没有关于创建一个秧歌腰鼓队的想法。虽然说村庄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舞龙舞狮的传统,但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早就没有想法了,只是到北京去了一趟之后,受到这方面的感染和刺激,并在考虑了儿子的意见和自己身体状况后决定回家后成立一个这样的组织”。可见,S组建秧歌腰鼓队的内在需求一开始并不强烈,或者说这种需求是潜在于内心中的。这种意愿在缺少外界刺激的情况下什么时候能够显现出来并不确定。其次,L满足妻子意愿的“职责”。作为S丈夫的L提到,“主要为了给老伴锻炼身体营造好的环境”。至于是不是也为了给村庄其他老年人提供休闲娱乐的方式,L回答道,“一开始没想那么多,只是想在自家院子里锻炼,没想成立个正儿八经的组织。后来动静大了,来的人多了,慢慢的想着能够正式起来,给大家都有个锻炼的机会”。后来,周围村庄也模仿“河村秧歌腰鼓队”,慢慢成立起类似的民间组织。为此,L曾很自豪的说到,“咱们是镇上的第一个这样的组织,跳的动作除了一些是从北京学来的,其他的都是由我们自己编排。后来其他村庄经常派人过来学习,还邀请咱们去教他们”。

在谈到发起活动的过程时,S和L指出,最初他们只是拉上了3位平常关系还不错的中老年人。这些最早的参与者在S和L的劝说和带动下,觉得秧歌腰鼓能锻炼身体或感到有趣而参与其中。由于一开始参加的人较少,S和L便将活动开展的地点设在在自家的大院里。早期也没有置办相关的活动器材和统一的着装,活动参加者仅穿上平时的衣服,并使用水桶代替腰鼓,通过用手敲打水桶的方式发出“鼓声”。S在借鉴人民公社时期文艺活动样式的基础上,还编排了秧歌的内容和形式。尽管内容和形式较为简单,但却使“扭秧歌,打腰鼓”的活动能够得以按照一定的曲目开展。“河村秧歌腰鼓队”的雏形也因此得以产生。

此外,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和社会资本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其中,前一因素仍在发挥着内在推动作用,并借助农村精英作用的发挥,终于实现了从心理层面上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到将这种需求予以付诸实际行动的突破。社会资本的作用则体现在最早的三名村民对活动的参与上。活动的发起者正是借助了农村中的社会资本,即亲戚关系和邻里关系,吸引了村民的参与。这一时期,村委会的因素还没有体现出来,或许更为贴切的一种表述方式应该是村委会对活动的“默许”。总的来说,受到外部力量刺激下的农村精英S和L的能动选择在“河村秧歌腰鼓队”早期活动发起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三)“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发展阶段:“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

“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则推动了“河村秧歌腰鼓队”早期雏形的不断发展,它实际上是促进“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推动性力量。

这一阶段与前一阶段的主要区别在于以下四个方面:“扭秧歌,打腰鼓”活动在全村范围内获得较大的反响;参加活动的村民增多且参与人员较为固定;活动举办的时间也变得较为固定,活动的样式也开始正规化;购买了腰鼓等必要的器材。调研中发现,“扭秧歌,打腰鼓”活动伊始便在全村受到热议,村民纷纷讨论这一“新生事物”并前去S和L家的院子观看。其中的一些村民陆续参与到活动中去,以中老年人为主,多达20多位。其中,有18位村民长期参加活动,另外有10名左右的村民间歇性的参与。活动开展的时间也由先前的较为随意改为在每天下午进行。此外,S和L不仅自费购买了腰鼓等基本器材,还进一步改善了活动形式。上述改变不仅使“扭秧歌,打腰鼓”逐步具有较大的规模,还使其进一步正规化。据村民介绍,3名男性村民负责打腰鼓,其余则扭秧歌,“活动的声势很大”。

有关社会资本的讨论是近代西方社会学界的经典命题。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则在有关“场域”(field)的论证中,把“场域”描述为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是各种要素形成的关系网,其变化的动力即为社会资本。政治社会学家罗伯特·D·帕特南进一步指出,“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相比,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和行动来提高社会效率。社会资本提高了投资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收益”。而中国乡土社会中社会资本的积累则始终带有“差序格局”的烙印。李熠煜曾对“亲亲模式下的社会资本运用”如何影响农村民间组织的发展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分析了“亲亲”所具有的“差等性”、“延伸性”和“不对等性”,其观点对本文研究启发较大。一个组织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组织成员的参加,离不开成员对组织规章制度、活动内容和方式的认可。结合本文的研究主题,“河村秧歌腰鼓队”的早期雏形在村庄文化精英S和L的带动下得以建立,那么其之后是如何得以维持并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呢?针对这一疑问,笔者就以下两个问题集中访谈了早期参加活动的成员:参加的最初动力和愿望是什么;参加的过程当中有无遇到困难以及困难如何加以解决。通过调研及分析发现,“河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推动村民参与“扭秧歌,打腰鼓”的活动:

第一种方式是借助“熟人社会”背景下村民的“凑热闹”。访谈过程中村民的回答较为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点。多数访谈对象在开始参加活动之时并没有明确的目的,“觉得很热闹”、“闲着也是闲着,就过来玩玩”、“人多,觉得应该挺好玩的”等代表了一种较为普遍的回答。当然这种心理也是建立在农村“熟人社会”的特定背景之下。由于村民之间的相互熟悉和村中事物的口耳相传,村民在早期活动开展不久就对其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而熟人关系又为其“凑热闹”式的参与活动创造了便利条件。第二种方式则是借助“熟人”的直接带动。邻里“熟人”的带动是成员被问到为何要参加秧歌腰鼓队活动时较为普遍的回答。如被访者说,“是别人喊着一块去看扭秧歌的,也就一块来了”。之所以将这一回答单独列出,是因为这方面因素实际上是农村社会中参加集体性活动的一个常态,代表了村庄一种较为普遍的交往和互动模式。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参加秧歌腰鼓队活动的成员在村庄中的分布呈现相对集中的趋势,村庄中有些区域参加人员较多,有些区域则无人参加;参加人群当中呈现很多的“熟人”带动现象,一个成员往往不是单独参加的,而是有一个或者更多的比较“熟识”的人。正如访谈时村民提到的“一开始不想来,后来谁谁说就一起过来看看,然后就跟着过来了”、“一开始不好意思扭,后来看大家都扭,又都很熟,觉得也没啥就跟着扭,结果发现还挺有意思”。

当然,上述两种方式对于“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意义是十分不同的。在前一种方式中,“凑热闹”的心理虽然使一些村民在最初的时候有很强的加入动机,但其持续参与的动力不强,如在调研过程中所发现的组织成员流动性较大的问题。而持有这种“凑热闹”心理的成员,是“有空便来,没时间、不方便也就不再参加”的主要人群。其次,在决定是否参与活动时,村民还受传统观念上的束缚。除了受时间、场地或其它客观影响因素之外,那些未选择参与“扭秧歌,打腰鼓”活动的成员更多是基于一种传统乡村观念上的偏见,如“男女有别”等。访谈中一些男性本身对这种活动就带有一种传统的偏见,认为扭秧歌是一些老年妇女的活动,不适合自己的性别和身份。调研中的一个访谈对象谈到,“我宁肯多跑几圈,也不去跳这个东西”。为此,“熟人”的带动则构成了组织产生的推动力量。这种“熟人”带动主要是指礼俗社会下的熟人模式所带来的社会资本,进而形成了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费孝通曾经提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种礼俗社会”,“中国的乡村具有地方性,地方性是指活动范围有地域上的限制,在区域间接触少,生活隔离,各自保持着孤立的社会圈子,也由此,这种地方性具有一定的同化作用”。“河村”目前所处的社会状态仍然保留了乡土社会的许多特征,对参与秧歌腰鼓队的人员来说彼此互为“熟人”。这与李熠煜提到的南方地区的宗族关系下的“亲亲模式”不同,“河村秧歌腰鼓队”的早期活动并不牵涉到多少利益关系,其中的血缘关系也不是特别浓厚,而更多的是一种“熟人”特别是老年人之间、邻里之间的熟人关系。这种熟人关系所带来的“共同参与心理”成为成员参加日常活动的重要动力,也是其克服传统偏见的主要思想力量。

在这一阶段,村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和农村精英的带头作用仍起到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后者。作为活动的组织者,两位“农村精英”S和L不仅是活动的组织者,还编排了活动的内容,并购置了基本的器材。至于村委会,其依然发挥着“默许”的作用。总体而言,这一阶段推动“扭秧歌,打腰鼓”活动进一步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在它的作用下,参加“扭秧歌,打腰鼓”活动的人数日益增多。

(四)“河村秧歌腰鼓队”的正式产生:村委会的支持与认可

这一阶段中,在沿着既有的发展轨迹上,“扭秧歌,打腰鼓”的活动在“河村”村委会的认可和支持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组织。村委会不仅提供了活动规模扩大后所需的场地及器材、服装等,还使“扭秧歌,打腰鼓”的活动进一步日程化、正规化以及“合法化”。此外,村委会还使活动的影响力走出了“河村”,并通过对外联系使“扭秧歌,打腰鼓”的活动变成了一个健身娱乐兼具表演性的组织。固定的成员和场所、统一的着装、较为专业的器材、活动开展的正规化和日程化、村委会的认可、及其具有的表演性等,这些都意味着“河村秧歌腰鼓队”这一农村民间组织真正意义上的诞生。在这一阶段中,虽然村民对公共文化产品的需求、农村精英S和L的作用、及社会资本三个因素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村委会的支持和认可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上述三个因素无法比拟的,因为它为“河村秧歌腰鼓队”提供了权威意义上的认可和支持。

村委会的推动实则为秧歌腰鼓队产生的重要的支持力量。“河村”村民委员会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身份较为“特殊”。在制度层面上,村委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而非一级政府,但在实际运行中,由于各种原因,村委会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官方”色彩。村委会在河村秧歌腰鼓队产生的过程当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提供了什么样的支持,以及它是如何进一步地促进其发展,成为本文要分析的河村秧歌腰鼓队生成机制的重要内容。通过对村委会以及相关组织成员进行调研,笔者发现村委会主要提供了以下两个方面的支持:

第一,物质上的支持。村委会直接向秧歌腰鼓队提供资金资助和活动场地。“河村”村支书提到,“村委会在秧歌腰鼓队成立的时候提供了一套锣鼓,后来看到秧歌腰鼓队在L的家院子里太不正式,地方也不够,就把村委会的大院作为场地,白天我们办公,晚上就让他们到那边去跳,免费用电,毕竟这个对村庄老年人健身还是有好处的”。在“河村秧歌腰鼓队”组建的过程当中,村委会提供了基本的物质支持以及公共的活动场地。

第二,作为同外界联系沟通的“桥梁”。“河村”村委会除了给秧歌腰鼓队提供必要的物质支持外,还担当了该组织参加外部活动的介绍人和担保人。正如“河村秧歌腰鼓队”的一些成员所说,“到县城去比赛,到乡镇或者谁家有喜事,都是村书记给联系的,要是我们去,人家根本不理你的”。村支书在访谈中也提到“秧歌腰鼓队现在动作比较简单,在外面名声也不高,有时候为了激发一下他们的兴趣,会给他们争取机会去参加一些比赛或者谁家有喜庆的活动会去给他们联系一下”。可见,“河村”村委会扮演着组织同外界沟通的“桥梁”角色,为组织发展提供了支持。

事实上,村委会在秧歌腰鼓队生成过程当中所提供的助推力并不仅仅体现在简单的物质支持和沟通作用上,它还为组织成员提供了心理上认可的权威和保障。在“河村”,村民普遍视村干部为政府的权威,村干部的支持对他们来讲是一种荣耀也是一种被认可的表现。“能够出去表演还不是村书记人家给联系的”,这是笔者在访谈中得到的比较一致的认识。除去这种被认可的意识以外,“河村秧歌腰鼓队”也是将村委会的支持当作自身活动开展的必要条件,认为为组织提供扶持是村委会的“义务”。在访谈中S和L几次提到“买鼓的钱,肯定村上出钱来买了,谁也不能说一下子就拿出那么多钱用来玩这个”。其实这些基本设施的花费不到800元,对于S和L来说是可以承受的范围,但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有利于大家的,村委会出这些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认为村委会给报销这些基本设施的举措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总之,村委会在“河村秧歌腰鼓队”生成过程当中所发挥的作用,不仅体现在物质上的支持,更体现在为组织成员提供心理上被认可的权威和保障上。

三、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生成机制与功能分析

“河村秧歌腰鼓队”的产生对于我们理解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

(一)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四种生成动力

在“河村”的案例中,秧歌腰鼓队在产生过程中主要受四种力量的影响,即村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农村精英”的能动选择、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以及村委会的认可和支持。值得一提的是,这四种力量在农村中普遍存在。但基于具体情况的不同,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在产生的过程中还可能受到其它力量的影响,甚至是一些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另外,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在早期可能只是为了满足临时需要而发起的某种活动或者成立的某种组织雏形,然后再在此基础上逐渐发展并成长为一个组织。当然,如果条件不具备,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便无法产生。此外,在实际的进程中,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是在动态的过程中产生的,在不同产生阶段受不同变量组合的影响。也就是说在每个阶段中不同变量发挥的作用大小不同,并形成一个变量组合。不同的变量组合在经过若干阶段后,最终促成了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产生。

首先,村民对公共产品的需求是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产生的内在动力。虽然这一动力在每个产生阶段发挥作用的重要性程度不同,但它实则贯穿于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产生和发展过程的始终。村民对公共产品的需要这一动力主要发挥潜在的推动作用,其发挥作用的方式则主要是在心理层面激发和诱导村民成立民间组织来满足这种需要。当然是否以及何时成立民间组织,还有赖于其它影响因素,特别是农村精英的因素。

其次,农村精英在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产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农村外生型民间组织的产生主要受到来自农村外部的力量特别是政府部门的影响。与之相对,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产生主要受农村内部力量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农村精英的影响。农村精英不光产生了发起某种活动或成立民间组织的想法,关键还在于利用自己的各种资源将其予以实现,并推动其不断发展。在“河村秧歌腰鼓队”的产生过程中,农村精英S和L最早产生了开展“扭秧歌,打腰鼓”活动的想法,又以实际行动发起了活动并促进其朝着组织的方向不断发展。农村精英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至关重要。

再次,社会资本是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产生、发展和维系的重要支持力量。正如肯尼斯·纽顿所说,“社会资本通过把个体从缺乏社会良心和社会责任感的、自利的和自我中心主义的算计者,转变成为具有共同利益的、对社会关系有共同假设和共同利益感的共同体的一员而构成了将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粘合剂”。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社会资本便是吸引村民从自己的小圈子走出来去参与集体活动的重要支持力量,并在互惠和信任的条件下支持了农村民间组织的不断发展。

最后,以村委会为代表的乡村权威,则为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产生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认可作用。尽管村委会早期的作用体现的并不太明显,但后期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它不仅使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在农村的地位合法化了,甚至还为其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支持。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需要以村委会为代表的乡村权威的认可和支持。

(二)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良性发展的功能分析

在探讨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生成机制的过程中,不难得出一些启示。而这些启示主要体现在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良性发展对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所具有的一些重要功能上:第一,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直接提升了农村社区的社会治理水平。一方面,有效地改善了农村地区公共产品的供给。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产生的起点在于农民自身对公共产品的需求,而在其产生的过程中这一需求将逐渐会得到满足。此外,内生的特点使其提供的公共产品更能贴近村民的需求。另一方面,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有效地增加了农村内部的社会资本。在产生的过程中,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成功调动和激活了农村精英、普通村民、村委会等因素的力量,并在互惠和信任不断加强的条件下,有效地增加了农村内部的社会资本。而这种社会资本的增加促进了农村内部资源的有效整合,从而为农村中其他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支撑力量,也对村民自治的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第二,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作用的充分发挥对于提升基层政府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可以缓解基层政府财政上的负担。分税制改革未能保证基层政府拥有稳定和足够的财力。当前,农民仍是“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重要力量”。而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则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载体。其作用充分发挥将会缓解基层政府财政上的负担。其次,有利于基层政府更好的履行职责。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参与和支持有利于促进基层政府职能的转变,从而有利于其更好的履行职责。再者,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也在村民和基层政府之间形成一个缓冲地带,既有利于意见的整合和上下流通,又有利于避免村民和基层政府的直接冲突,从而有利于实现农村地区的稳定。当然,这要求基层政府对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合法身份的认可,以及对其进行适当的引导、监督与资金上的帮助。

第三,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也为国家治理现代化奠定了一个稳定和有活力的农村社区。农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稳定和充满活力的农村社区不仅是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目标之一,也对其实现有着重要影响,而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则有助于实现这种稳定和活力。这是因为:一方面,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并有效地激发了农村社区的活力;另一方面,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良性发展所带来的农民利益的维护以及制度化的利益沟通和矛盾解决渠道,也有助于实现农村社区的稳定。此外,国家治理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社会力量对公共事务治理的参与,而这种参与在农村地区的一个体现便是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发展。可见,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对实现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意义深远。

四、结语

本文通过对“河村秧歌腰鼓队”这一个案进行分析,揭示出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生成机制。认识到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生成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并在划分其产生阶段和个案研究的基础上,探讨每个阶段中发挥主要作用的力量及其各自发挥作用的方式。这有利于进一步深化对农村民间组织生成机制的研究。托克维尔曾探讨过美国的民主离不开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广泛参与和结社,而农村民间组织的良性发展也将在类似意义上对中国的基层治理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产生深远影响。为了使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获得良性发展并使其作用得以充分发挥,一方面需要深化对其认识和研究,使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本身及其作用为人们所了解;另一方面要尊重其产生的客观规律,并在充分发挥村民自治和村民的主体精神基础之上,利用各方面有利条件引导和促进农村内生型民间组织的生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