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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家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制约及其突破

作者:钟 华 钟立华 徐 斌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江西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6-10  浏览次数: 2032

【摘 要】客家文化源于中原文化,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它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与畲、瑶等土著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一样,客家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进程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同时,作为一种发轫于封建社会的地域文化和族群文化,它在不同程度上制约农村现代化的发展,对农村基层政治现代化、农村经济现代化、农村社会现代化与人的现代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要根据现代化的基本精神理念和要求,对客家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合理的吸收、改造、发展和创新。具体途径包括:对客家传统文化合理扬弃,促进客家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以先进文化指导客家传统文化的创新,积极倡导现代观念,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关键词】客家传统文化;农村现代化;制约;突破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其中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三个:一是以梁启超、梁漱溟为代表的“全盘肯定说”,这是一种竭力拔高中国传统文化,全盘否定西方文化,盲目崇拜古人的极端思想倾向;其二是马克斯·韦伯的“全盘否定说”,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阻碍,这是在割裂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内在联系;其三是以余英时、杜维明为中坚的海外新儒派的观点,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绝非完全对立,它们之间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具有相互交融的一面。[1]尽管上述研究结论截然不同,但我们却可从中得到有益的启发:研究探讨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

与其他传统文化一样,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客家文化,同样会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影响。这种影响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村城镇化、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农村社会的物质、文化、环境和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此时代背景下,探寻客家传统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阻碍作用和消极影响,有利于我们科学认识并理性对待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

一、客家传统文化的内涵与特征

客家文化源于中原文化,以汉民族传统文化为主体。它是汉民族传统文化与畲、瑶等土著民族文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多元文化。客家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其分布有明确的地域范围,以赣南、闽西、粤东三省交界的山区地带为大本营,并散布于四川、云南、湖南、广西、香港、澳门、台湾以及世界各地。作为一种具有鲜明特色的族群拥有的地域文化,客家文化具有鲜明的特征。

(一)客家文化源于中原汉族文化

客家文化源于中原文化,其主体是中原正统文化。客家文化接受了中原文化中对“家国同构”的政治认同,以及天下为怀、刚健有为的政治文化,加之在传统客家观念的家训中,强调并恪守忠于国家的准则,因此,各个历史时期的客家族群对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与法律制度有着高度的认同,这可从各地的客家家法与族规中得到有力的印证。尽管不同家族的族规与家法千差万别,但效君报国、遵守国家(皇帝)法令(圣谕)、照章纳税捐粮(劳力)等,无一例外是其中的要义。传统宗族文化在汉文化中占据非常突出的地位。客家文化之所以被学术界誉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活化石”,是因其完整保留了大量中原传统文化的遗存,很好地传承了传统宗族文化。

婚姻制度方面,客家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也大体一致。受古时风尚习气影响,客家婚姻礼俗中较为完整地保留了古代中原地区实行的“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六礼,而且还严格遵循“同姓不婚”原则。

(二)客家文化是儒家文化

客家文化秉承了汉民族的价值理念,以儒家文化为价值取向的归依,“尚仁礼,慕理义,敦厚好客,耕读为乐”。儒家文化对客家文化的影响突出地表现三个方面。第一,崇祖法祖。儒家思想有浓厚的崇祖色彩。宋代理学家张载、程颐、朱熹等继承了儒家的崇祖思想,大力提倡崇祖敬宗,对后世影响深远。客家民系形成于宋元之际,受此影响,崇祖法祖成为客家人的集体意识和精神追求。其中,祠堂是崇祖观念的具体物质体现。重视祠堂,在重大节日集体崇颂和祭祀祖先,男婚女嫁时新人在祖像前祭拜供奉,以及重祖坟及其风水等,都反映出客家人浓厚的崇祖观念。

第二,崇文重教。客家文化突出地体现了儒家重视教育的精神。客家人奉“耕读传家”为圭臬,无论贫富都有重教观念,“耕读持家久,诗书继世长”是客家人的坚定信仰。在长期辗转、艰苦开拓的移民生活中,客家人形成了“晴耕雨读”、“士慕诗书”的生活习惯。客家历来文风鼎盛、英才辈出,与其传承儒家的崇文重教精神,大力兴学助学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兼具保守与变革。儒家文化具有保守与变革的二重性特征。客家文化具有儒家守旧的特质,表现为客家社会传统守旧,个性因循保守,性格温和内向。另外,客家文化又具有儒家开拓变革的特质,表现为善谋会干,勇于变革。从清初,特别是乾隆以后,客家人远渡重洋外出谋生,遍布东南亚,产生了一大批创富成功的客家商人。以客家人为骨干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及20世纪30年代中共中央把中央革命根据地建在客家大本营等事例,都是客家人具有变革性、革命性的有力佐证。

(三)客家文化是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

客家文化的形成,源于中原汉族人的南迁。学界普遍认为,唐代末期至宋时,是客民系开始形成和发展的时期。中原汉族人迁徙进入赣闽粤三角区,始于唐朝“安史之乱”。此后,三次大的移民潮相继发生于唐朝末年、北宋末年和南宋末年。至南宋时期,客家民系和客家文化正式形成。此后数百年,客家文化的重心不断发生转移和变化。赣南是南迁汉族人进入赣闽粤三角区的首站,因此被誉为“客家摇篮”。后来部分客家人由赣南迁入闽西,闽西因此被称为“客家祖地”,南宋时闽西成为客家民系的核心区域,客家文化的基本特征在此生成。南宋末年,客家人继续迁徙至粤东、粤北,至明清时期,粤东、粤北成为客家文化新的中心。

由此可见,客家文化不是一蹴而就,而是在不断迁徙的过程中,与土著居民相互融合而成,以汉文化为主导,与周边文化相区别的地域文化。因此,组成客家文化的原始基因,既有中原汉文化,又有地域特色鲜明的土著文化。我们说客家文化是一种以移民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是基于这种文化的产生有着明确的地域范围,它只产生于赣、闽、粤三角地区,而不产生于其他地方。客家文化的地域性,还体现在客家人纷繁交杂的宗教信仰,客家人既信仰祖先崇拜,信奉中原正统的儒教、佛教、道教,又信奉少数民族居民流传下来的定光佛信仰、三山国王信仰和妈祖信仰等。

(四)客家文化是农耕文明的结果

客家地区的基本地貌特征是多山,俗称“八山一水一分田”。客家地处深山,层峦迭嶂,客家人从中原农业社会走来,深受农耕文化的影响,坚守“耕读为本”、“重农抑商”、“重农固本”的传统思想,有着强烈的安土重迁之心理和价值观念。客家民系由于迁居于山区,因此,山区对客家文化的塑造与演进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客家文化具有山区农耕文化的特质。在客家地区广为流行的采茶戏、山歌等,是客家鲜明的文化符号。采茶戏与山歌之所以能产生和流行,是源于客观生活环境。客家遗存的历史文化遗迹,如客家民居、客家饮食、客家服饰,生产方式如烧畲开荒,生产工具如水车、风车,生活用品如马灯、蓑衣等,无一不是烙上了农耕文化的浓厚印记。

(五)客家文化的核心:客家精神

学者从不同角度对客家精神进行了高度概括。如有的学者将其概括为“勤俭洁净、务实避虚、冒险进取、刚愎自用、纯朴保守、坚忍刻苦、反本追远、崇尚忠义、尊文重教、尊重妇德、持重武术、爱国爱乡、喜斗好讼、尚鬼信巫”[2]等。也有人将客家文化意识的基本内容概括为“四重”、“四薄”,即“重名节,薄功利;重孝悌,薄强权;重信义,薄小人;重文教,薄农工”。对客家人的人文特质的这些基本概括,得到了学术界的基本认可。上述人文特质中,有中原汉族的精神遗传,如爱国爱家、勤劳勇敢、务实进取、重信义薄小人等,也有土著民族的精神遗传,如源于古楚文化的尚鬼信巫、迷信风水。而客家人喜斗争胜的民性,则源于畲、瑶等少数民族强悍民风的影响。

二、客家传统文化对农村现代化发展进程的制约

客家传统文化是客家民系在历史上存在并传承至今的观念体系、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其主流是优良的,其中蕴涵着值得弘扬的精华。但对现代社会而言,客家传统文化总体上属于旧文化,因而,与现代化存在着矛盾冲突的一面,其糟粕部分必定会对现代化进程产生一定的制约与阻碍作用。

(一)对农村基层政治现代化的制约

客家民系以血缘亲情、家庭人伦关系以及乡土情谊为根基的人际关系等观念,对农村民主和政治现代化进程起到了严重的阻碍作用。

客家先民从中原南迁,传承了汉族的宗族社会组织与宗族意识,并在赣南、闽西、粤东北等迁徙地得到强化。由于赣、闽、粤三角区相对闭塞,交通不便,经济落后,封建政权的统治大多鞭长莫及,因而客家社会的家族和宗族组织更富于基层政权色彩,成为客家社会重要的基层组织。以赣南客家家族为例,处于权力顶层的家族族长,在支配家族公共财产、处理家族内外公共事务、解决家族内部矛盾纷争乃至处理地方社会治安和公共事务等方面都拥有绝对威权,是客家社会基层事实上的行政领导,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30年代。客家人也由此形成了重视宗族家庭的文化性格,习惯于由血缘亲情来支配其价值选择和价值取向,地缘和业缘意识淡化。宗族制度影响下的客家民系,族长地位神圣不可动摇,尊卑、长幼、亲疏等级制严格,平均主义观念根深蒂固。这一文化传统极易造成青年对老年、晚辈对长辈的心理依赖和盲从。

显然,无论是价值标准,还是组织形式,客家传统的宗族都与现代社会倡导的民主、自由、独立与法制相背离。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之前,由于政府主导治理,当代的宗族制度对客家人的影响式微,无法与过去相提并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其消极影响逐步显现。为维护本族的利益,复兴的客家宗族势力不断向基层政权渗透,干预农村的政治生活。村民自治推行以来,一些地方的宗族力量利用血缘纽带关系形成利益团伙,全面介入并严重干扰基层民主选举,催生了带有浓厚宗族色彩的政治权势阶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基层民主选举的公正性和合理性以及政府的政治权威,阻碍了农村的民主化进程,制约了农村政治现代化的发展。

(二)对农村经济现代化的制约

第一,客家文化意识中的小农意识是农村现代化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客家传统文化的经济基础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生产力水平、生产方式、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客家人中形成了狭隘的小农意识,“重名节,薄功利”、“宗派亲族”是小农意识价值观的具体反映。这种意识和价值观在以小农为本的封建社会具有存在的合理性,是维护封建社会和谐稳定不可或缺的因素,但却与现代经济社会的价值取向和现代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背道而驰,必然会抹煞人们对合理利益和效率的追求,进而无法通过利益杠杆来推动农村经济发展,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阻碍因素。此外,客家人秉承“重农务本、重义轻利”的理念,“长于耕读,轻于工商业”,具有“拙于经商,应变能力较差,缺乏市场风险意识,对市场经济的不适”的独特民性,这是长期以来客家地区农村经济结构单一、区域工商业欠发达的内因之一。2008年公布的国家级贫困县名单中,江西省有21个,其中客家县市(含纯客家县市和非纯客家县市,下同)16个,福建省有8个,其中客家县市4个,广东省的全部为客家县市。

第二,客家文化意识中纯朴保守、安于平庸、循规蹈矩的文化心理与市场经济不相适应。客家先民在大规模的迁徙运动中形成了敢于开拓、勇于进取的精神,随着迁徙运动基本结束和山区生活的渐渐稳定,客家民系逐步形成了“安于现状,易于满足,循规蹈矩,怯于冒险”的民性。以粤东北为例,该地区小农生产的经济结构、农业及手工业的生产方式、经营管理方法等均依赖于世袭相传的经验,时至今日,这种守旧意识与农村经济现代化格格不入。

第三,客家宗族观念在不同程度上对农村社会生活和农村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虽然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制度不复存在,但宗族观念在客家社会中依然根深蒂固,并产生了不容忽视的负面影响和消极作用。首先,宗族具有“私利性和排他性”的特点。在宗族利益的驱使下,客家农村经济活动中长期沿袭的亲缘性和家长式的管理模式,以及宗族势力的过度渗入,必然会制约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对扩大再生产和创造规模效益形成阻碍作用,从而影响农村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其次,宗族具有“封闭性和狭隘性”的特点。受宗族观念的影响,客家人在经济活动中习惯于采用家族化的经营与管理模式。这种过度依赖个人意志的家长式经营管理模式,缺乏先进管理手段、民主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必然导致效率低下,甚至滋生腐败,也有违于现代经济管理倡导的民主化、科学化和法制化原则,与商品经济的开放性、竞争性不相适应,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客家人拙于按现代经营理念从事商业活动,这与客家文化意识中的小农意识和宗亲观念的局限性不无关系。

(三)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制约

客家文化的主体和核心是儒家传统文化,从整体上看,它不属于现代文明的范畴,因此对农村社会现代化的消极影响显而易见的。

第一,客家文化意识中残存的原始落后的宗法思想,以血缘和群体意识为纽带,强调家族利益与荣誉,忽视个人利益的追求与个人价值的实现,缺乏尊重与发展个性的文化因素。

第二,随着当代宗族的复兴,客家一些落后的宗教蒙昧思想意识复活并不断蔓延,一些带有封建文化印记的旧礼俗逐渐复兴,一些落后的行为方式不断扩张。目前,客家民俗活动中仍然存在甚至风行一些陋俗,如旧婚丧礼俗,二次葬习俗,迷信风水,相信鬼神,敬奉社官、土地、财神等。依然存在专门针对妇女的某些戒律清规,如包办婚姻、女性无继承权等,这些传统文化的糟粕,与现代社会倡导的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背道而驰,是现代化文明社会的赘瘤。

第三,客家人具有尊祖崇宗的伦理观,强调承继家族世系,“重视子嗣,重男轻女”的观念根深蒂固。传统的客家家族强调人丁兴旺,鼓励妇女生育男丁。在客家生育伦理中,生育不仅是生产“劳力”和传承宗族的手段,同时也是壮大宗族势力的需要。由此导致农村超生、偷生现象屡禁不止,增加了农村基层政府控制人口科学合理增长的成本。

第四,如前所说,宗族制度往往容易催生农村权势基层。在农村组织中,以宗族族长为代表的一部分权势分子,其权威甚至超过了基层干部。在政府利益与宗族利益发生冲突时,他们往往利用自身的权势、威信与资源,发动宗族力量,误导群众,与基层政权对抗,严重影响基层政府的权威,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

(四)对人的现代化的制约

人的现代化是人针对“传统意义上的人”的自我否定,构建与现代社会发展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人格特征。具体而言,“它不仅使人在物质上、经济上成为世界的主体,而且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心理结构上成为自己精神世界的主体,实现由宿命、无为、迷信和宗教热忱向理性化、知识化、世俗化的转变,实现由封闭、地域的人际关系向开放的人际关系的转变”[3]。显然,客家文化意识中残存的“三纲五常”和“忠孝节义仁信礼智”的封建伦理观念,以血缘亲情、家庭人伦关系以及乡土情谊为根基的人际关系观念,尚鬼信巫、迷信风水的文化意识等,制约了人的素质、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的现代化。

亨廷顿认为,现代化要求人们有一种能适应所处环境变化的“转变性人格”,“要求人们把自己对具体的和与己直接相关的集团———家庭、宗族和村庄———的忠诚及隶属扩展成为更大的更抽象的集团的忠诚”[4](P30)。而恰恰相反,复兴的当代客家宗族,通过宗族活动和族规家训等手段,从思想意识、行为规范和组织认同等方面,加强了对个人的影响与控制,淡化了客家个体的现代公民意识,削弱了他们对家国、社会的认同,强化了他们的宗族成员意识,使他们对国家、社会及组织的忠诚,局限为对宗族的忠诚。这是一种反现代化的退步,它压抑了个人的独立性与创造性,不利于客家人的现代公民意识、民主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培养,不利于他们由“传统人”向“现代人”的转变。

三、客家传统文化制约因素的突破

客家文化发端并成形于封建社会。这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社会环境下形成的传统文化具有局限性和滞后性。当农村的社会制度和农村经济发展环境变化时,它必然会跨阶段地影响与制约农村现代化的进程。在客家传统文化中,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重要内容,心理文化和精神文化是核心与灵魂,是客家文化中最深层的部分。上述文化中的消极因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不同程度地制约、阻碍农村现代化进程。因此,突破客家传统文化对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制约,必须用历史和科学的观点来考察客家传统文化,并根据现代化的基本精神理念和要求,对其进行科学合理的吸收、改造、发展和创新。

(一)对客家传统文化合理扬弃

作为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族群传统文化,客家传统文化对农村现代化的作用,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对其要进行客观评判。不加分析地全盘肯定客家文化是错误的,夸大客家传统文化中保守落后的一面,全盘否定客家文化,也非科学的态度。因此,我们必须有一个基本的思想认识,即作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任何传统文化一样,客家文化的思想内涵也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既有促进社会发展的因素,也有阻碍社会发展的成分。因此,对待客家文化的中阻碍农村现代化的消极因素,应该合理地扬弃。

(二)促进客家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促使政治与社会文化高度统一的体制逐步分化瓦解。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多样化与理性化发展,非传统文化范畴的区域文化、社区文化和现代企业文化的兴起,以及客家传统文化内容的充实,为传统文化向现代转换创造了契机。在此背景下,我们必须根据现代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客家文化中培育向现代转化的生长点,促进客家文化由传统向现代转化。客家文化中蕴含了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合理因素,它们能顺应农村现代化发展的要求,成为农村现代化发展的积极因素,如宗族文化中的宗法与现代化的法治相悖,与现代化的开放性相悖,但宗族崇文重教、强调集体利益与合作、重视亲情与血缘关系、竭力维护社会和谐与稳定、反对暴力与动荡等内容,对农村现代化具有积极意义。又如,整体而言,客家传统文化中迷信风水的特性,与科学精神相背,但其“以人为本”的民居建筑智慧,蕴含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现代理念。为此,我们要从客家传统文化中寻求合理元素,与现代化实践结合起来,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在抑制阻碍消极作用的同时,促进客家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化。

(三)以先进文化指导客家传统文化的创新

农村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经济和文化等因素相互影响,不断发展,文化也在不停地发生深刻变化。客家传统文化在不间断的传承与发展过程中,既有现代因素的成长,也有落后因素的蔓延。尚鬼信巫、迷信风水、重男轻女、婚丧嫁娶大办等客家落后文化现象,在沉寂多时后,重新在客家社会中流行,究其原因,一是市场功利驱动下的利益追求,二是客家文化中的某些因素,可以满足人们的情感需求。如前所说,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深刻变革的过程,当客家人面对剧烈变化的现实却无法进行科学理性的判断时,他们往往会依据既有的文化价值观念,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这种文化现象,既是农村现代化的真实反映,同时也为先进文化指导客家社会变革提供了现实需要。先进文化是文明进步的结晶,是能够顺应社会发展规律、揭示社会未来发展方向、引导社会进步的文化,它既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也是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超越。先进文化会与传统文化相互作用,在共生中推动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创新。因此,要将发展先进文化与创新客家文化有机结合起来,促使客家人在现代化进程中,把握社会发展的要求,理性判断变革中的现实,在文化多元化的背景下做出正确选择,在种种功利面前保持对美好社会境界的追求,从而推动客家传统文化的变革与创新,为农村社会现代化提供精神动力。

(四)积极倡导现代观念

客家传统文化的精神层次是客家传统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客家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的重要标志。

如前所述,客家传统思想观念中有阻碍、制约农村现代化建设的因素,这些矛盾与制约因素集中体现为小农意识、崇祖法祖观念、宗亲观念、封建伦理观念、保守与排外心理、迷信风水的文化意识等,为此必须积极倡导现代观念,建构新的适应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思想观念体系。这些观念包括:多元化成才的教育观,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义利观及公平竞争的意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制观,求真、理性的科学精神等。建构客家现代思想观念新体系的方法主要有:第一,大力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哲学社会科学,其根本目的是研究探讨促使客家传统观念的转型与创新,寻求客家传统文化与其他先进文化契合的策略与途径,为客家人提供有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精神和价值取向;第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和科学普及,提高大众传媒的文化品位,为广大客区农民提供优秀的精神食粮;第三,以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切入点,通过精神价值上的引导,消除客家文化中消极落后的因素,促进客家人现代思想观念的形成。

(五)大力发展农村经济

市场经济是建构客家现代思想观念新体系的基础。当前,客家传统文化中依然存在阻碍制约农村现代化进程的因素,究其根本原因,是客家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无论是生产方式,经济制度还是管理模式,仍然无法与市场经济相适应,导致经济长期落后。因此,建立理性化的市场体系,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客家农村现代化的关键。

尽管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客家地区农村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但相对而言,市场经济体系还远未达到完善和成熟的程度,与此相适应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尚未建立。台湾、广东及福建沿海的客家地区的实践证明,只有在经济高度发展、现代经济制度构建完备的前提下,阻碍制约农村现代化的旧观念、旧习惯才能真正退出历史舞台。因此,要以大力发展农村经济为推力,建构客家现代思想观念新体系。


参考文献:

[1]迟梅华.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与作用[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09

[2]玛秀珍.客家文化大观(中册)[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3]王春伟,刘云涛,郭小荣.论当代宗族对农村现代化的影响[J].安徽农业科学,2009(15)

[4](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沈宗美,校.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