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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吗?——费孝通城乡社会学理论自觉的启示

作者:奂平清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江苏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6-15  浏览次数: 970

内容提要面对当前中国城乡发展中的一些问题与困境,不少学者以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为依据,认为小城镇依然是中国城市化和城乡发展中的大问题。这种观点,不仅有悖于费孝通晚年思想的变化,而且对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误导。实际上,费孝通的中国城乡发展道路思想,经历了乡土工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开发—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演变历程。费孝通始终以对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为基础探索中国的城乡发展道路,并根据经济社会变迁实践不断反思、修正和丰富自己的认识,体现出高度的人文关怀和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费孝通城乡社会学基本观点、方法及理论自觉,对分析当前我国城乡发展中的重大现实与理论问题仍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乡土工业;小城镇;多元城市化;新型城镇化;理论自觉


近些年来,面对中国城乡发展中的诸多困境,学术界有许多思考与争论。其中有些争论与费孝通的小城镇等思想密切相关。例如,有批评者认为,费孝通的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理论及实践,是导致农村生态恶化、城市化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也有评论认为,当代中国的城市化一直处于走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的“费孝通陷阱”中,虽然已经失败了,但仍在试图就地发展中小城镇和严控大都市。与上述批评相反,有些学者认为,由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忽视了费孝通的“小城镇模式”,因此陷入了“大城市病”,而要治疗“大城市病”,就应该回到费孝通当年提出的“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模式”。并借用费孝通当年的提法,认为乡镇工业和小城镇依然是中国城市化的“人口蓄水池”,认为“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甚至认为今天的中国仍然如费孝通当年所指出的一样,发展的方向在农村,“三农”问题的出路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加快小城镇建设。

上述两类观点,实际上都没有全面地把握费孝通的城乡发展思想,都不同程度地脱离了费孝通城乡发展理论的时代背景,对费孝通的思想与主张只是断代取义和断章取义,将其理论模式化为“乡土中国”、“离土不离乡”和“小城镇”,而无视费孝通始终是在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时空条件和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点而提出并不断地反思、修正和丰富其思想的事实。无论是小城镇“陷阱论”者,还是基于所谓的“城市病”主张要“重回费孝通的小城镇道路”或“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的言说,都会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和实践上的误导。因此,系统梳理费孝通的城乡发展思想及其演变历程,全面把握其基本观点和方法,对澄清关于中国城市化道路的认识误区和实践偏差,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一、费孝通城乡发展思想的演变历程

对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探索,是费孝通学术生涯中的主要研究课题。就如费孝通所言,他所有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成就和失误”,都是与中国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这种“三级两跳”的背景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中国城乡发展思想和主张,经历了乡土工业、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区域经济开发和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演变历程。这种演变历程,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征,也体现其志在富民的治学精神和“立足现实、开发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的社会学理论自觉意识。费孝通在城乡发展道路探索上的理论自觉,一方面表现在他强调在中国问题研究中一定不能全

盘照搬西方社会理论和概念,而是要在对其深刻理解的基础上,将其作为参照来创建我们自己的理论。西方的社会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家对其社会发展进行调查研究和概括的成果,随着社会科学家对现实社会变迁的了解,他们会不断对这些社会理论加以修正和深化,以使其更符合其现实。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决定了我们要深切理解自己的社会和文化,要“对时代变化做出积极有效的反应”,从中国实际情况中总结社会学知识,发现和分析我们自身的传统在现代化过程中的优势与劣势,发现如何通过发掘自身社会内在的潜能,以较为顺利地承受改革开放过程中那些不可避免的阵痛和压力。另一方面,费孝通的理论自觉也表现在他并没有将自己的主张模式化,而是基于对现实的深入调查,敏锐地把握时代变迁新趋势,提出相应的主张,并根据现实的变化不断修正和丰富其理论与主张。

1.乡土工业化思想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如何走上现代化的道路是社会科学界普遍关注和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工业化应该走城市工业化道路还是乡村工业化道路。其中吴景超和费孝通两位社会学者分别代表了两派的观点。

吴景超以世界现代化历程、趋势以及对中国现状的考察为基础,认为世界“近代文明”及“机器工业”都产生于都市,手工业注定是要逐渐衰微的。中国要摆脱积弱积贫的困境,就必须积极投入到都市工业化的行列,而各种对工业化持反对态度的人,是在开历史倒车,并不是建设中国经济应有的态度。

他提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的主张,认为要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来吸纳农村剩余人口、解决农村问题,因为农民的生计问题只能与工业、矿业、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经济建设问题一同解决。费孝通则从社区研究出发,关注中国农村发展问题,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没有乡土工业的支持。费孝通以自己在1936年所做的“江村”调查和20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主持的“云南三村”调查为基础,系统阐述了发展乡土工业以实现乡土重建的主张。

相比较而言,费孝通的乡土工业化主张,符合当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更有深厚的人文关怀精神。首先,乡土工业化主张符合中国农工相辅的经济传统和现实国情。费孝通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能凭空进行,现实的经济计划必须注意“人多地少”的前提条件和工农相辅的传统。在人多地少的条件下,农民只有利用传统农工相辅的方式,才能得到“过得去的生活”,由此也形成了中国历史上工农合作的小农生产模式。乡土手工业作为“在农闲的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是“密切关联着农业技术和人民生计的复杂问题的一环”,乡土工业也仍是中国大多数人民所赖以为生的职业。但现在由于外来现代工业的影响,乡土工业日趋衰微,乡村也逐渐单纯农业化,人民借以补贴生活的手工业生计手段被剥夺,导致农民失业、农村资金缺乏和高利贷活跃,土地权外流等问题,乡村日益陷入贫困和不稳定。要最终解决这些问题,“恢复农村企业是根本的措施”。如果单是发展都市工业,短期内不可能改变中国小农经济的状况,可能还有害于广大农民的民生,因为工业一旦离开农村,农民就别无其他提高收入的途径。

其次,乡土工业化道路,也符合当时中国半殖民地条件下的城市吸纳农村人口极为有限的现实困境。费孝通承认,依靠发展都市新工业吸收农村人口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可能是普遍的道路,但是,这一道路在中国却面临挑战:都市工业能够吸收多少劳动力、新工业能否解决因手工业崩溃而引起的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失业和贫困问题,这些都是攸关民生的大问题。他认为,中国的都市主要是洋货的经纪站,而不是自主的生产基地,其中旧式城市是以靠收租为生的地主群体为主的消费性城市,而新兴都会如上海等,其生产性工商业因受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势力的阻遏而难以发达。而且,新兴都会与乡村的关系不是互助的,它们通过进口洋货和利用机器制造日用品,迫使中国的乡村手工业破产,夺走乡村农民的手工业收入。从这种现实条件来看,吴景超等人所说的都市化“这条出路里所给我们的诺言”,在20世纪是不容易实现的。因此,而要安定民生,就“决不能抹煞手工业的存在”。费孝通还强调,主张都市化的人必须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工业离开乡村,城市吸引了一部分农村人口,但在吸收时是以个人而不是以家庭为单位,其结果是农村家庭的完整性被破坏,不像在传统农工混合的社区形式下,家庭这种基本团体保持着完整。所以,着眼于农民的生计和收入,将可以分散在乡村的工业尽量分散,不但是“可以使农民大众得到工业化利益的方案”,而且也有助于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此外,乡土工业化方案也有利于避免机器工业条件下人的异化问题和社会秩序问题。费孝通承

认,乡土工业化方案是基于当时中国现实条件的“一套过渡性的办法”。不过,费孝通的乡土工业化主张也是以他对现代机器工业文明的深刻反思为基础的。他指出,中国的工业化发展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更需要从对西方的经验与教训的观察与反思中,思考我们自己的发展道路。在《〈昆厂劳工〉书后》、《人性和机器》《小康经济》等论著中,费孝通对现代机器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异化、人格和社会失调做了深刻分析与批评。在现代机器生产活动中,生产工具控制了人,生产本身成为目的,人与机器中间成为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在这种人与机器关系的失调中,人与人的关系也变得失调。不像在手工业中,人与工具之间是主与客的关系,主客之间充满“伙伴精神”,人和物不是对立的,而是相成的,人在物里完成他的生活。另外,乡村合作工业还能够克服过度依赖机器的倾向,可以防止经济生活片面发展成生产的工具,因此其本身就具有某种人文关怀。就机器工业和手工业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言,机器工业“集合了许多痛痒不相关的人在一起工作”,“在他们之间只有工作活动上的联系,而没有道义上的关切”,其结果是“机器文明把社区生活的完整性消毁了”;而手工业则即可以“配合于家庭,邻里等关系之中”,又可以“配合于其他的生产活动之中,使它成为支持完整生活的力量”,因而成为“加强社会联系的力量”,手工业不仅成全了人性,也成全了社会。总之,发展乡村工业,使“一大部分可以分散的工业和农村配合来维持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是一条比较最切实的出路”,也是一条合于理想的出路,可以避免西洋机器文明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不良影响。

2.小城镇道路探索新中国成立之后,农村实行合作化,农业社“以粮为纲”,只能搞农业,农村工商业受到严格限制。1957年费孝通在重访江村时发现,农业虽然有了发展,但农民的生活并不比以前好过。因此他重新强调恢复和发展农村工业。对农村工商业的限制使得以往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小城镇因失去了经济基础而萎缩,许多小城镇人口下降,走向衰落。

改革开放后,国家允许农村多种经营,扶助乡镇工业,允许多体制经营。在人多地少矛盾突出的地区,积极发展乡镇工业,以乡镇工业为基础的小城镇也迅速发展起来。费孝通把握这一变迁趋势,对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实践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并提出了有开创性的小城镇理论。他认为,乡镇工业发展的内在因素是人多地少,农村劳力过剩,乡镇工业因此得到了农民的支持。乡镇工业可以使农民像过去的家庭手工业那样,家庭成员分工合作、工农相辅,实现“以工补农”。而且,以乡镇企业为基础的小城镇,处于乡村和城市之间,在城乡之间起着人口“蓄水库”的作用。依托小城镇来实现工业化,农民可以离土不离乡,从而走出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之路。费孝通的小城镇调查研究受到当时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推动了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小城镇理论探索,对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与发展也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那种关于费孝通乡村工业化、小城镇理论及实践导致乡村生态恶化和城市化滞后的批评,实际上是有问题的。一方面,乡村工业化与小城镇道路符合改革开放伊始较长时期内的国情。费孝通指出,受历史和人口等因素的制约,“乡土中国”不得不先从农村工业和小城镇开始,逐步实现城市化。以小城镇作为防止人口超前过度集中的“蓄水池”,可以最大程度地减低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社会的冲击和震荡。因此,国家实行“限制大城市,适当发展中等城市和大力发展小城镇”的城镇化政策,是符合当时历史条件的选择。另一方面,在中国城乡发展道路的探索上,费孝通有着高度的理论自觉,他并没有将小城镇视为中国城市化的主导模式,而是强调不能“一刀切”,要“因地制宜,多种模式”。对于以吴江为例的小城镇调查,他告诫自己的研究团队“不能满足于一孔之见,更不应以点概面”,“绝不要忘记我们只是在解剖一只麻雀,而一只麻雀是不能代表所有麻雀的”。在后来对小城镇研究的反思中,费孝通指出,苏南乡镇企业与小城镇的发展有其“内发性”,但也有其外部条件,即在国家限制城乡人口流动、城市工业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的背景下,苏南正是充分利用了邻近现代工商业大城市和现代城市工厂里当过工人的技术人才的帮助等有利条件,兴办社队工业,才走上了工业化和城镇化的道路。依托小城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工业化的道路,可以说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选择,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一定意义上表现出“中国特色”。

3.从小城镇道路向多元城市化思想的转变从20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费孝通在一系列考察中发现,随着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已经很难应对全球化和信息化等方面的挑战,各地的农民不再仅仅是“离土不离乡”,更多的农民已经是“离土又离乡”,成为流动人口,他们不只是到小城镇,也到大城市,而且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在这种条件下,如何让流动的农民人口在城乡间合理布局,使他们安居乐业,成为必须要重新做出合理安排的重大问题。费孝通根据这种变化趋势,对自己之前的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主张自觉地进行了反思与修正。

费孝通指出,就城乡关系而言,发展乡村工厂,使农民“离土不离乡”,这样做有其好处,但也形成了“村村冒烟,家厂不分”的后果,这可以说是一种原始阶段的工业化。而工业化要深入发展,还得向城镇集中。他还指出,“离土不离乡”是自己根据当时的经济发展情况提出的概念,其实“离土不离乡”是小农经济消亡过程中的一种过渡状态。随着经济发展,农民是“乡”、“土”都可能离的。费孝通还称自己之所以提出“发展小城镇作为人口蓄水池”的主张,是因为当时“苏南的小城镇还刚刚摆脱冷冷清清的局面”,而“民工潮”的现象已在催促我们早日进行城镇建设和人口问题的研究。在20世纪九十年代对中国东西南北的系列考察研究中,费孝通日益感到区域发展的重要性,又提出了“区域发展”这一比小城镇研究“更大的问题”,认为不仅要把全国的经济发展看成“一盘棋”,而且应联系全球性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来思考问题。他指出,全球化尤其是信息产业的发展、产业组织的跨国化,都对小城镇的发展提出了严峻挑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在工业化这“第一跳”还没有完成的情况下,不得不进行“第二跳”,迈向信息化的第三级。在这一过程中,乡镇企业和城镇化建设也必然要顺应潮流,经历蜕变与飞跃。他也开始以上海浦东新区开发为研究起点,从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黄河三角洲等区域开发的层面,为中国宏观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谋篇布局,探索中心城市的发展及任何带动周边农村地区发展区域经济的问题。他也关注内地和边区的发展,提出了黄河上游多民族地区、西南六江流域民族地区、南岭走廊民族地区、内蒙古农牧结合区等多民族经济协作区的计划和建议。

在对小城镇理论与实践反思的基础上,费孝通明确地提出了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构想。他指出,中国人口众多,地域广阔,如何把众多的人口妥善地安排在国土和社区内,使他们都能安居乐业,这是一个大问题。因此,中国的城市化看来还是得走“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道路,“我们需要搞几个特大都市,更多的大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及大量的小城市和小城镇来容纳更多的人口”,要以上海、香港、北京、天津和重庆等为重点发展500万到1000万人的大都会,以200万到500万人口的大中城市为主体,来带动辐射周边地区;以星罗棋布的几万个几十万人上下的小城市和几千人到几万人上下的小城镇为依托,形成“全国多层次、一盘棋的合理布局”。在《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纪念座谈会上,费孝通称,自己以前的文章,只能反映早期的情况和看法,现在有些地方已经过时了。就小城镇本身看,有些已发展成为不同规模的城市,逐步形成了一个地域意义上的经济区域。这20年的发展说明,小城镇的发展只是城市化最早的一部分。小城镇在城乡一体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小城镇的发展,要靠中小城市以至大城市,只有各级城市发展了,小城镇的发展才能巩固。所以说,我们的研究从小城镇开头,只不过提出了一个问题,必须紧跟事实的发展,不断向前走,这一课题还需要向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方向去研究和发展。

费孝通对自己乡村工业化和小城镇思想的自觉反思与修正,也体现在他晚年时对吴景超及其主张的重视与重新评价上。在1988年的一次纪念吴景超学术思想的讨论会上,费孝通对自己和吴景超的工业化思想的区别与联系做了分析,对吴景超予以充分的肯定。他指出,自己是直观地从中国内部来理解中国,而吴景超则是在宏观比较世界各国发展趋势的基础上来理解中国,因此两个人的看法会有些不同。当前“乡土中国”正在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如果我们对发展着的社会了解不够,对世界经济宏观认识不够,就很难把握住当前的改革。在2000年夏天的一次出版座谈会上,费孝通说吴景超“是有点东西的”。实际上,吴景超的“东西”,其核心无疑是“发展都市以救济乡村”的思想与主张。在费孝通看来,在以前,由于诸多方面条件的限制,吴景超的都市化方案及出路是不容易实现的,所以至少需要有乡村工业化作为过渡方案。而在进入新世纪之际,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已经是该实行吴景超的都市化主张的时候了。费孝通城乡社会学思想的演变,除了与他紧紧把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提出相应主张外,也与其研究视角的转变有关。费孝通一直倡导从点到面、从个别到一般的农村社区类型比较研究的方法,主张用层次递进的研究方法,先做好专题微观调查,逐步进入宏观格局探索。在对自己过去的研究实践总结中,他分析了农村微型社区研究的限度,认为即使把农村社区的类型都研究遍了,也难以走出“农村社区”这个基层社区层次。对“中国文化和社会这个实体”的研究与认识,必须包括对整个城乡各层次的社区体系的研究。费孝通也认识到长期局限于乡土经验而不能放眼世界的弊病,认识到中国农村要进一步发展,离不开城市的支持和推动,他开始“想尽办法了解城市”。费孝通城乡发展研究的具体路线和框架是“江村—小城镇—中小城市—以大中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区域”,可以说是“从乡下进了城”。这一研究框架本身也“伴随中国社会走了一条城市化的道路”。

二、在什么意义上说“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

在当前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由于城市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大城市普遍出现人口拥挤、交通堵塞、空气污染、房价高升等“城市病”。一些学者认为,出现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我们从20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忽视了费孝通的“小城镇模式”这一“中国特色的城市化发展道路”,在实践中偏向追求大城市扩张,结果在城市化道路上走了弯路,不但患上了“大城市病”,也导致农村的衰落。要治疗“大城市病”,走出“城市化的陷阱”,需要回到费孝通当年提出的“离土不离乡”的“小城镇模式”,让小城镇成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渠道。促进小城镇发展依然是一项大政策,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

实际上,所谓“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的话语及其分析逻辑,仍是在“蓄水池”的功能和意义上理解费孝通在20世纪八十年代的小城镇主张,与费孝通晚年对其主张的反思和对多元城市化道路的探索相悖,也与当前中国城乡发展的趋势不相符合。以小城镇作为中国乡村人口城市化主要载体的主张与政策,已经很难适应时代发展。在“蓄水池”意义上理解小城镇,在本质上依然是限制乡村人口向大城市迁移落户的“小城镇主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离土不离乡”式的改革和“小城镇主义”只允许农民进入小城镇而不是进入大中城市[6]。这种思维逻辑及其相应的政策,才是导致今天中国城乡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的重要原因。因此,在什么意义上说“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需要做具体和深入的分析,否则只会使中国城乡发展问题变得“似是而非”。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非农产业和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这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近几十年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持续地“拉动”着乡村劳动力到城市就业,农村人口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也因此而得以扩展。但是,长期以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城市以个体劳动力,而不是以其家庭为单位吸纳农村人口。这与费孝通所分析的旧中国乡村农民与城市之间的关系仍很相似,由于城市对于农民工并没有完全的保障,他们仍拖着一条与乡村相连的“尾巴”——他们在乡村生活的父母、妻子、儿女,从而导致农村家庭的割裂和农村社区的衰败。在当时主要是由于经济发展阶段和条件的限制,城市及其产业对劳动力的需要和吸纳能力十分有限,而且农村由于生产力的低下,农业本身也需要维持大量的劳动力;而在现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农村有大量剩余人口等待转移,城市也需要大量劳动力,而且城市实际上已具有足够的吸纳能力,只是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排斥,使得农民工难以与其家庭在城市安居乐业。这种状况导致了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当前有两亿多被统计为城镇常住人口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却未能享受到教育、就业、医疗、养老和保障性住房等基本公共服务。在这种条件下,农村留守儿童、妇女和老人问题日益凸显,城镇内部也出现了新的二元矛盾,这又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诸多风险与隐患。

一些学者以中国人口众多等国情强调城市化的“中国特色”,如有分析称,“中国人口众多,不可能都工作和生活在城市,即使中国的城市化率达到70%,将仍还有四、五亿人生活在农村”;还有分析认为,中国人均耕地有限,即使把100个人的耕地集中起来给1个人耕种,也只有100多亩,算不上什么“规模经营”,但是如果这样做的话,“要解决好另外99个人的就业和吃饭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实际情况是,中国早就不再是所有“农民”都靠土地与农业吃饭。上述分析都是将问题放在假设而不是实际的基础上,这种视角必然会使得“三农”问题研究及政策出现偏差。长期以来强调把农村或小城镇当作现代化“稳定器”与“蓄水池”的观念及实践,结果却使得亿万农村人口在城乡之间持续摇摆式流动,庞大的农村人口面对农村相对有限的资源,普遍向城市流动以寻求机会与空间成为必然选择,而城市对农村劳动力以素质为导向的选择性吸纳,导致农业和农村发展主体严重匮乏和不确定,也导致农村留守人口、家庭残缺和社区衰败等社会问题,农村精英人才的大规模外流成为农村社会治理问题的根源。这种状况,实际上也是作为沟通城乡桥梁和纽带的小城镇在许多区域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因为小城镇在中国的城镇体系中本质上是属于乡村层面的,其发展与繁荣也以乡村的发展为基础。例如,笔者的研究发现,在华北许多农村地区,在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和现代产业部门转移通道不畅的条件下,以专职和兼业商贩的身份在乡村集市等传统经济部门寻求生计。人数众多的商贩利用便利的公路交通在乡村各级集市中巡回销售小商品,使得传统的乡村集市更加盛行与“繁荣”,也使得坐商、店铺和小城镇发展得更为缓慢,乡村社会处于“内卷化”状态。

此外,长期以来的“小城镇思维”也使得社会学容易被视为城市化的“反对者”。社会学学科的这种“角色”及其对城市发展和规划问题研究的相对缺乏,使得学科自身仅限于对城市化过程中社会问题的研究。但是,如果不介入城市发展规划环节,社会学的焦点问题——社会、文化与人的因素就难以在城市发展规划中得到充分考量。

当前中国的“城市病”和城乡发展中的困境,就根本原因来说,也并不像“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话语所分析的那样是“城市”本身的问题,而是与城市化模式与体制有关。例如,在城市整体规划与建设上,近十多年来,我国“土地城镇化”快于人口城镇化,城镇空间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匹配,城市管理服务水平不高。在城市管理体制上,有经济发展潜力、对劳动力有巨大吸引力的大城市,却在相关体制上排斥人口的城市化,从而形成城市以户籍等为基础的多元区隔的社会结构。在高度行政化的城市体制下,资源过度集中在少数中心城市,城市化发展不平衡。有发展潜力的地方,受行政区划体制的制约,其城市化远远滞后于工业发展水平。这种背离经济规律和社会发展规律的城镇化,难以使广大老百姓分享现代化和城市化的成果,也难以安居乐业。此外,就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部门的战略也是延缓城市化进程的重要因素,这导致城市部门就业需求相对下降,农村居民不能有效地向城市转移,城乡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在劳动立法、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社会保护”层面的不足,城市正式和非正式就业部门在职人员普遍性的过度劳动,都形成了就业挤出效应。这一切,都造成我国城市化中的一系列困境。只有直面这些现实困境,才能找到根源,提出符合实际的城乡发展主张。如果不顾当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情况,只是对费孝通先生的“小城镇”思想断代取义,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城市病”等城乡发展中的一系列困境,而且可能会真的误入所谓的“费孝通陷阱”。

三、费孝通的城乡发展思想对新型城镇化建设的意义

费孝通的城乡发展思想,无论是早期的乡土工业化思想、后来的小城镇主张,还是晚年的多元城市化思想,都是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与条件下,以如何能使广大人民能够安居乐业这一中心而提出的现实主张,都深刻体现出其人文关怀与理论自觉。这种人文关怀与理论自觉,对当前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与实践的启示意义在于:在当前城市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城镇化的问题不是简单的是走乡村工业化、小城镇还是大城市道路,更为重要的是要贯彻以人为本的精神,要围绕如何让人民安居乐业来合理布局城乡人口,要根据现实资源条件和发展趋势科学、合理地规划、建设和发展各层次的城市(镇)体系。

其一,费孝通的多元城市化主张是走出城乡发展困境的根本出路。费孝通晚年关于中国走多元城市化道路的设想,对破解当前城乡发展困境尤其是“三农”问题,有着十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意义。在当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已发生重大转变的条件下,城乡二元体制仍是农村、农业和农民发展的关键制约因素,也是城市化发展的障碍。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提出要“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揭示了我国城乡发展困境的根本症结,也指明了化解困境的根本路径。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和分享现代化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无疑是要消除在城市化过程中对农民的体制性排斥。此外,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长期严重依赖有较高素质的农村年轻劳动力的城镇化模式,随着全国城乡人口低生育率和老龄化问题的凸显,将难以为继。因此,必须贯彻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走费孝通所说的大中小城市和村镇同时并举的多元城镇化道路。一方面,要切实改变以往那种单纯以拉动经济增长为目的的各种“造城运动”,把产业发展和解决就业作为城镇化的基础,根据资源和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以及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和人口流动的实际状况,优化城镇空间布局和城镇规模结构,合理布局人口,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空间的合理结构。另一方面,做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工作——人的城市化,通过户籍政策改革等社会体制变革,积极、主动、有序地推动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使他们平等分享城市基本公共服务。

其二,因地制宜发展绿色、可持续的乡村工业和中小城市、城镇的产业园区,在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同时保持环境的宜人宜居。由于我国的区域性差距,许多地方还处于工业化的初级阶段,仍需要乡村工业化。因此,就费孝通早期乡土工业化思想而言,在今天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目前中国仍处于费孝通所说的“三级两跳”并存的阶段,具有“前现代的问题还没有解决,现代问题和后现代的问题却已拥上来”的复杂性特征。随着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调整,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逐步往内陆地区转移,中西部的中小城市、小城镇会有更多的工业化机会与条件。但是,中西部在承接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必须要吸取旧式乡村工业化导致生态环境破坏的教训,要实行新型工业化战略,要走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工业化道路。要高度重视保护城乡生态环境,保持宜居的环境,增强城乡可持续发展能力。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产业园区建设时,要以人为本而不是以产业为本,要注重社区规划和建设,根据实际需要规划和建设好居民小区、学校、医院、商场等基础设施配套,真正能使产业工人及其家庭安居乐业。其三,加强城乡社区建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在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基于血缘和地缘的乡村社

会纽带必然会松动,乡村社区等社会共同体会受到冲击,城市会形成陌生人社会。因此,在城镇化过程中,加强城乡社区建设是社会关系和人民生活幸福的关键。费孝通早期的城乡发展研究是从社区研究入手的,其乡土工业化和小城镇道路主张,实际上也是乡村社区保护方案。到20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流动的背景下,他又开始从城市视角审视中国城乡发展问题,尤其关注和思考城市社区建设问题。他指出,社区是人们在地缘关系基础上结成的互助合作的共同体,在市场经济推进、城市社会结构和管理体制变化等情况下,城市基层社区管理遭遇的问题不都是经济和行政层面的,也有人类学意义上的,即人类自身的问题。社区建设要着力创建一种城市社区自我服务系统,建设一个基于中国文化传统上的守望相助、尊老爱幼、知礼立德的现代文明社会,让社区居民共同营造一个和睦成风、安居乐业、其乐融融的生活环境。他指出,中国还没有完成城市化,城市发展“面临着本市和外来农民的市民化以及他们和原有市民一起的现代化问题。今天的社区建设可以看作一个城市化过程的继续,既是城市发展的继续,也是市民现代化的继续”。对中国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庞大农民工群体,要使他们市民化并逐步融入城市社会,除了要建立公共产品的均等化供给体制和现代社会保障制度,通过社区建设提高城市建设的“人文关怀”,也是十分重要的实践和研究任务。

其四,要加强心态与文化建设研究,促进城乡人民的安居乐业。费孝通晚年学术思想的另一方面的重大变化,就是经过对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和人类发展困境的反思,更注重心态和文化问题研究。他指出自己以前的研究过于偏重社会结构的分析、注重人对资源的利用和分配以解决贫困问题,其最大的缺点是“只见社区不见人”,满足于研究“社会的生态”,而忽略了“社会的心态”。在解决了温饱、走向小康的发展过程中,就需要从“生态”领域的研究上升到心态领域的研究,要在关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到人的变化。在快速变迁的全球化社会中,如何使人人能安其所、遂其生,不仅是共存的生态秩序问题,也是心态秩序问题。也就是说,变革社会中“建立新秩序不仅需要一个能保证人类继续生存下去的公正的生态格局,而且还需要一个所有人类均能遂生乐业,发扬人生价值的心态秩序”[4]。在社会利益分化、价值观多样化的条件下,通过制度改革和社会建设促进发展成果共享,推动利益共同体或“共生秩序”建设,以及通过文化建设扩大社会共识,促进价值共同性或“共荣秩序”,是我们面临的时代问题。


参考文献:

[1]童大焕:《中国城市的死与生:走出费孝通陷阱》,〔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年版。

[2]关信平:《回到费孝通“:小城镇理论”v“s被城市化”》,〔上海〕《社会观察》2010年第11期。

[3]沈关宝:《小城镇是城市化的“人口蓄水池”》,见《〈小城镇大问题〉发表30周年专家学者共商理论成果》,〔北京〕《光明日报》2013年12月8日第6版。

[4]李培林:《小城镇依然是大问题》,〔兰州〕《甘肃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

[5]文军:《重新认识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上海〕《社会观察》2010年第11期;宋林飞:《“三农”问题出路在小城镇建设》,见《〈小城镇大问题〉发表30周年专家学者共商理论成果》,〔北京〕《光明日报》2013年12月8日,第6版。

[6]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北京〕《读书》2001年第4期。

[7]郑杭生:《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中国社会学?》,〔南京〕《江苏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8]费孝通:《我们要对时代变化作出积极有效的反映》,〔上海〕《社会》2000年第7期。

[9]费孝通:《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北京〕《经济世界》20033年第6期。

[10]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09-116页。

[11]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16-18页。

[12]费孝通:《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1947),《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9页。

[13]费孝通:《中国乡村工业——〈易村手工业〉序》(1941),《费孝通全集》第2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37-355页。

[14]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1946),《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第45-58页,第45-58页。

[15]费孝通:《江村经济——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1938),《费孝通全集》第2卷,第264-267页。

[16]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1933),《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7页。

[17]费孝通:《乡土重建乡村·市镇·都会》(1947),《费孝通全集》第5卷,第17-18页。

[18]费孝通:《城乡联系的又一面》(1948),《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286页。

[19]费孝通:《关于“城”“乡”问题——答姜庆湘先生》(1948),《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5-199页。

[29]费孝通:《小康经济——敬答吴景超先生对〈人性和机器〉的批评》(1947),《费孝通全集》第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8-443页。

[21]参见费孝通、方李莉:《工业文明进程中的思考》,〔南宁〕《民族艺术》2000年第2期。

[22]费孝通:《〈昆厂劳工〉书后》(1944),《费孝通全集》第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3-384页。

[23]费孝通:《我们在农村建设事业中的经验》(1933),《费孝通全集》第1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1页。

[24]费孝通:《人性和机器——中国手工业的前途》,《费孝通全集》第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7页。

[25]费孝通:《重访江村》(1957),《费孝通全集》第8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74页。

[26]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1983),《费孝通全集》第10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2-233页。

[27]费孝通:《小城镇的发展在中国的社会意义》,〔北京〕《瞭望周刊》1984年第32期。

[28]费孝通:《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的回顾与前瞻》,〔北京〕《经济世界》20033年第6期。

[29]费孝通:《压力·时机·对策》(1988),《费孝通全集》第13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71-83页。

[30]费孝通:《小城镇大问题》,《费孝通全集》第10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4-195页。

[31]费孝通:《近年来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几个阶段》(1994),《费孝通全集》第1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

2009年版,第299页,第297-307页。

[32]费孝通:《全国一盘棋——从沿海到边区的考察》,〔北京〕《瞭望周刊》1988年第40期。

[33]费孝通:《小城镇研究十年反思》(1995),《费孝通全集》第15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32页。

[34]费孝通:《农村、小城镇、区域发展——我的社区研究历程的再回顾》,《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2期。

[35]费孝通:《“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北京〕《读书》2001年第4期。

[36]费孝通:《发展如蜕变,说城镇与区域经济》(2003),《费孝通全集》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414页。

[37]费孝通:《我看到的中国农村工业化和城市化道路》,〔杭州〕《浙江社会科学》1998年第4期。

[38]费孝通:《在“纪念费孝通教授〈小城镇大问题〉发表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03),《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504-506页。

[39]参见高昆:《纪念吴景超教授学术思想讨论会在京举行》,〔北京〕《社会学研究》1988年第5期。

[40]参见吕文浩:《应是鸿蒙借君手——吴景超和他的〈第四种国家的出路〉》,见吴景超《第四种国家的出路》,〔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71-281页。

[41]费孝通:《社会学重建的回顾》,《北京大学学报》1993年第5期。

[42]费孝通:《重读〈江村经济〉序言》,《北京大学学报》1996年第4期。

[43]费孝通:《城镇化与21世纪中国农村发展》,〔北京〕《中国城市经济》2000年第1期。

[44]费孝通:《我的思路框架》,〔北京〕《群言》2004年第4期。

[45]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46]秦晖:《“离土不离乡”: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土中国重建”问题》,〔北京〕《东方》1994年第1期;秦晖:《小城镇的优点与广阔天地的作为》,〔北京〕《中国建设报》2001-3-20.

[47]费孝通:《城乡联系的又一面》,《费孝通全集》第6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78-286页。

[48]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农村基层干部读本》,〔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49]《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新华社北京2014年3月16日电文。

[50]陈斌开、林毅夫《:发展战略、城市化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4期。

[51]蔡昉《:刘易斯转折点与公共政策方向的转变——关于中国社会保护的若干特征性事实》,〔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6期。

[52]郭志刚《:我国人口城镇化现状的剖析——基于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北京〕《社会学研究》2014年第1期。

[53]费孝通:《关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一些思考》(2000),《费孝通全集》第17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120页;《关于当前城市社区建设的再思考》(2000),《费孝通全集》第17卷,第121-128页。

[54]费孝通:《对上海社区建设的一点思考》,〔北京〕《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4期。

[55]费孝通:《略谈中国社会学》(1994),《费孝通全集》第14卷,〔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1-258页。

[56]费孝通:《中国城乡发展的道路——我一生的研究课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