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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层理论”与社会化小农——小农社会化的路径与动力研究

作者:邓大才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发布时间:2017-06-17  浏览次数: 1898

摘 要】小农社会化是以圈的方式由内向外推进的,传统小农以基层市场圈为行动边界,追求生存最大化;社会化小农以就业圈为行动边界,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现代小农以投资圈为行动边界,追求利润最大化,生存、货币与利润是小农社会化的主要动力,市场圈--就业圈--投资圈为小农社会化的主要路径。"三大圈"为同时代的主导圈层,决定其他圈层的活动范围与行动边界。

关键词】圈层理论;社会化小农;主导性圈层;行为边界


经济学家认为小农通过市场走向社会化,政治学家认为小农为了权利走向社会化,心理学家认为小农因为情感需要走向社会化。笔者认为,小农通过圈层走向社会化,而且不同的约束条件、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圈层;同一时期也有不同类型的圈层,主导圈层决定其他圈层的活动范围,决定小农社会化的空间和边界;主导性圈层随着小农经济动机和目标的变化而改变。

一、"圈层理论"与小农

"圈层理论"是一个地理学的概念,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将其引入并改造用来分析经济社会关系。圈层理论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圈内关系研究;二是小圈子突破边界走向大社会和大市场的研究,从内向外突破和社会化;三是外部力量渗透进小圈子的研究,从外向内渗透和被动社会化。

圈层理论的创始人是德国经济学家杜能,他在研究工业生产布局理论时,以城市为中心,根据农业耕作序列,从近到远将产业布局分为六个圈层:自由农作、林业、轮栽作物制、轮作休闲制、三区农作制、畜牧。[1]杜能从静态的视角考察农产品的生产布局和流动路径,但他没有将生产的主体--农民及其社会关系纳入分析框架。施坚雅第一次将圈层理论用来分析乡村结构与社会关系。施氏以流通网络将农民行为依次划分为四级市场:小市、基层市场、中间市场与中心市场,分别以村庄、基层市场、县城或者中心城市为中心。[2]施坚雅认为,农民主要活动于基层市场,大部分的商品买卖都在此进行,婚姻和社会交往大都集中在基层市场内,市场圈与婚姻圈、交往圈大体一致。[3]小农在基层市场中从事生产、生活和交往活动,货物通过不同层级的市场上下流动,市场体系将小农与外部连接起来。

杜赞奇在驳斥施坚雅的市场圈与婚姻圈、社交圈不一致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网络的概念。杜赞奇认为,婚姻圈、社交圈并不一定会与基层市场吻合,农民的商品交易行为、婚姻选择范围与社会交往的半径嵌入在文化网络中,农民在文化网络共同体中买卖商品、选择配偶、相互交际、参与组织及其它社会活动。[4]杜赞奇认为,国民党政府30年代的权力下沉和国家建构的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契合乡村文化网络而造成的。

费孝通则用"差序格局"这个概念来代替圈层理论,在形容亲属关系以及社会关系时用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以已为中心,像石子投入水中,和别人所联系成的社会关系,不像团体中的分子一般大家立在一个平面上的,而且像水的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5]他认为,"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6]费孝通主要从亲属圈的维度探讨农民之间的关系以及农民交往的社会化路径。

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一书中认为",中国南方的氏族与费孝通关于汉人社会的规划不相适应",[7]建议以宗族组织或者宗族关系--"宗族圈"为单位研究汉人社会及乡村关系。庄孔韶的《银翅》中对林耀华的"均衡论"有所修正和发展,提出了类蛛网式社会解释模式,将人际关系网络看作类蛛网结构。[8]在市场网络、文化网络及亲属网络之外,还有更大的圈层理论:一是施坚雅将市场圈层理论扩大到整个中国,将中国分成八大区域,每个区域有中心,区域之间的边界地区为边缘区,形成核心--边缘圈层结构,施氏以此理论探讨物流与人流在核心与边缘区之间的流动;[9]二是彭慕兰运用沿海--腹地以及核心--边缘圈层结构考察山东运河区域的衰落。当然施与彭的核心--边缘或者沿海--腹地理论并不是研究农民与社会的关系,而是用圈层理论解释区域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农民在此外部影响下的行为与逻辑。[10]三是萧凤霞、刘志伟、郑振满等基于对华南地区的研究,建议以"区域社会"为研究单位,将村庄放在区域社会中进行考察,从某种程度上看,这也是一种比较大的圈层理论。

前辈们的研究为我们解释小农社会化提供了不少启示,但是他们的研究还有三个方面的不足:一是没有将时间纳入圈层理论,以此考察不同时期的圈层演变;二是没有考察同一时期不同圈层之间的关系;三是没有研究推动圈层变化的动力及其约束条件。鉴于此,本文准备将时间变量纳入圈层理论,探讨小农社会化的演变路径、动力、条件及圈层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主导小农生产生活和交往的圈层依次为市场圈、就业圈与投资圈,行为空间不断扩大,行动边界不断伸展,小农的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小农通过市场圈、就业圈与投资圈逐步走向社会化;市场圈对应于小农的生存动机与目标、就业圈对应于小农的货币收入动机与目标,投资圈则与利润动机相连。

二、小农与"市场圈"

从不同的维度考察,同一时期、同一区域可以有不同的圈层,关键问题是以什么样的圈层为研究对象能够比较完整地展示乡村结构及农民与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在众多的圈层中什么圈层居主导地位、起基础性作用。笔者认为,传统乡村社会基层市场圈层是农民活动的基础性圈层,其他圈层依附于、派生于或者决定于基层市场圈层。

农户生存动机与目标内生于市场圈。按照恰亚诺夫的说法,农户追求生产--消费的均衡,[11]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农户追求家庭"安全第一"。[12]笔者认为,农民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动机与目标,在传统社会农户追求生存最大化。[13]其生存动机与目标实现的最大的空间就是施坚雅所说的"市场圈"。一方面,在传统农业社会,农民的外部就业机会比较少,家庭生存目标要求农民将大部分的时间用于从事食物生产,为了获得最大化的食物产品,只好在单位土地上投入更多的劳动,进行"过密化"生产。[14]生存性的生产活动主要在市场圈,而且集中于市场圈的村庄或者集镇。另一方面,农户仅依靠农业无法解决生存问题,必须借助于劳务市场和家庭手工业。"多数织布农户在务农所得不足养家糊口的压力之下,将无别处可用的家庭辅助劳动力投入家庭手工业……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成为补充种植业收入不足、养家糊口和维持再生产的主要手段。"[15]家庭手工产品成为小农维生的拐杖。农民的这根拐杖主要边界就是市场圈,农户家庭手工产品在基层市场内销售,农闲时劳动力在市场圈内务工或者经商。基层市场圈是农户获取生存保障和经济安全的最大边界、也是必须到达的边界,太大没有必要,太小无法实现生存目标。

交易内容与需求决定市场圈的主导地位。传统乡村社会,农户很少与社会和市场打交道,生产生活需求大多家庭供给",农民家庭差不多生产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食物、用具和衣服。"[16]"乡土社会是个小农经济,在经济上每个农家,除了盐铁之外,必要时很可关门自给"。[17]显然,传统乡村社会农户大部分生产生活用品都是自我供给,只有不能生产的日常生活用品才向市场购买。日常生活用品无法全部在村庄"小市"购买,基层市场能够基本满足,农民不需要前往更远、更大的中间市场。施坚雅对此有专门的分析,基层市场指"一种农村市场,它满足了农民家庭所有正常的贸易需求:家庭自产不用的物品通常在那里出售;家庭需用不自产的物品通常在那里购买"。斯科波尔也持同类观点",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而是包括一组村庄的市场共同体……共同体才是他们真正的世界。他们经常到定期市场做买卖"。[18]传统乡村社会农户受生存约束和财富约束,很少有超出基层市场供给的需求,卖出与买进都能够在基层市场完成。因此,基层市场圈是传统农户生产生活所需和所售商品的最大经济性边界,也是保持正常家庭生活必须到达的社会性边界。

其他圈层决定于、依附于、从属于市场圈。对于与基层市场圈交织在一起其他圈层,施坚雅也进行过详细的描述和考察,基层市场圈是"小农生活的圈子",也是中国社会最基本单位,[19]施氏认为,无论是婚姻,还是接生婆、裁缝,甚至秘密社会、宗教组织、复合宗族、方言和习惯等均以此为单位和边界,即婚姻圈、劳务圈、社会组织圈、文化传统圈等都与基层市场吻合或者重叠或者相交叉或者相容。虽然施坚雅考察了基层市场圈与其他社会圈层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并没有论证这些圈层谁先谁后、谁主谁次。在施氏理论中,市场圈与婚姻圈、庙会管理同等重要。笔者的疑问是,为什么不能以后者作为主导圈层,偏偏选择前者呢?其实按照施氏的研究,我们可能还能推导出是其他社会圈决定市场圈",当一个农民对他的基层市场区域之外的社会区域却全无了解时,会引起的某些结构上的后果"。[20]杜赞奇就以婚姻圈与市场圈的不吻合否定基层市场圈理论,提出文化网络圈理论。显然,只有解决了基层市场圈与其他社会圈层之间的主次关系,才能够避免类似循环批评的问题。

其实要证明基层市场圈为基础性、主导性圈层并不是难事。按照马斯洛的动机需求层次理论,农民首先要满足的是生存问题,生存问题解决后才会有其他的动机和需求,当生存没有满足时所有的需要和行为都必须以其为基础和前提。传统乡村社会生存问题仍然是农民最大的问题,农民的生产、生活和交往都必须以此为基础和条件,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着生存而展开,生存决定其他的活动和需求。农民的生存依靠两个途径:一是种地;二是家庭手工业和打零工。前者的行为空间是村庄边界,后者的行为空间是基层市场边界。生存空间决定了婚姻、劳务、祭祀、文化等圈层。其中,文化圈层、劳务圈层产生于生存空间,婚姻圈依附于生存空间,祭祀圈以基层市场为中心向外辐射,其中心位于生存空间,社会组织、秘密社会存在的目标也是为了生存,其活动范围可能越过生存空间,但主要活动在生存空间。可见,其他各类社会性圈层要么源于生存空间、要么依附于生存空间、要么从属于生存空间、要么维持于生存空间。以生存空间划界的基层市场圈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因为农民对基层市场圈非常熟悉,信息充分,而且基层市场能够提供基本的商品交易平台,农民在基层市场内活动可以节省诸多的交通、谈判、信息、契约等交易成本,而且交易、交往活动受到乡村社会伦理"(熟人社会")的支持,降低了受骗、被欺诈的风险。农民能够在基层市场圈内完成所有的交易行为和交往活动,不需要越出边界,越出边界会增加交易成本,还可能会危及刚好满足的生存安全。显然,生存空间决定的基层市场圈正好符合"科斯定理",类似企业与市场的边界一样,它也是家庭活动的最大边界,在此边界上边际生存成本等于边际交易成本。不管是婚姻、还是其他社会活动,越出了这个边界,势必增加交易成本,从而会抵消、耗费农民边界扩张所获得的生存收益,导致生存安全程度下降。可见,以基层市场圈为活动边界和行为空间成了传统乡村社会农民的理性选择。

三、小农与"就业圈"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以生存为目标,以基层市场圈为行为活动空间,这一局面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即使商品和市场的出现,帝国主义入侵,也没有改变",伴随着国际资本主义而来的加速商品化没有带来质的变化,而只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过密化",小农"真正的质变性发展是通过大多是集体所有的乡村工业和副业发展而实现的农业的反过密化"。[21]黄宗智先生认为,明清以来小农的家庭生产格局基本没有变化,只是集体化改变了一切,集体化改造时期是传统乡村社会的转折时期。其实,笔者认同黄宗智先生的结论,中国小农真正的转折点不是1949年,也不是集体化,而是1978年以后的改革开放时期,小农全方位社会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小农的动机和行为目标以及市场圈存在的条件,进入了"就业圈"主导圈层时期。

1978年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变化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变化是小农越来越小。1949年、1978年、2006年人均耕地分别为2.71亩、1.55亩、1.39亩。虽然小农经营规模越来越小,但是乡村社会及小农并没有按照亚当·斯密和马克思设计的社会化大生产路径演进,而是以小家庭为单位走向社会化。虽然小农越来越小,但生存问题却没有恶化。这得益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小农都分到一块面积不等的责任田,责任田又因粮种技术的改进,其产量大幅提高,1949年小麦、水稻每公顷产量分别为42公斤和1892公斤,1978年两者为1845公斤、978公斤,2006年两者分别为4550公斤和6232公斤。虽然小农越来越小,但小农的衣食倒再也无忧,困扰了几千年的吃饭穿衣问题基本解决。

吃饭问题的解决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才是小农告别传统走向新阶段的转折点。这也是我不认同有些学者将集体化改造时期视为传统乡村社会转折时期的依据。小农的集体化改造,从制度层面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民从家庭人变成了集体人,土地从自家的变成了集体的,但是困扰中国政府和小农几千年的生存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农民还是无法吃饱,集体化只能说是政府和小农为了解决吃饭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而已,整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没有发生任何变化。1978年以来吃饭问题的基本解决却不可与集体化制度安排同日而语,小农生存问题的约束条件从此改变,所以1978年以来的这段时间才是中国小农发生质变性的转折时期。

第二个变化是小农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过去小农可以关起门过日子,正如马克思所说,农民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差不多都是自给自足的……他们取得生活资料多半是靠与自交换,而不是靠与社会交往"。[22]农户经济生活、资源配置、政治生活领域更深、更广的卷入社会化、市场化、政治化的进程中,生产、生活、交往方式社会化程度大大提高,农民变成了一个"社会性动物":生产环节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替代了传统的农户自我服务,社会分工代替了家庭分工;家庭资源配置体系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全方位走向市场,生产要素的配置由家庭走外部社会;农户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给性供给边界,农户经常面临短期性货币支出压力和周期性的家庭赤字;农户与外界的交往范围扩大、交往频率增加、交往程度加深,农户深深卷入了全球化分工网络,病虫害、禽流感等疫情危机、质量风险与安全等社会问题不断冲击、威胁农户,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一个社会人"。[23]

小农全方位、深度社会化带来了巨大的货币支付压力,农民不再为吃饭而发愁,但是要为货币支付而担心。小农生产要花钱--种子、化肥、农药以及耕种收割,样样都需要货币购买或者雇请;小农生活要花钱更是数不胜数--教育、医疗、建房、子女结婚、生育、丧葬,项项都是吸钞票的机器;交往方面也是水涨船高,进入了"人情猛于虎"的年代--老人、小孩的生日、过年过节的拜访、人生的几大喜事、建房考学参军都少不了人情往来。当今中国小农"支出千只手,收入一条线"。农民以传统的收入网络支付现代社会化的支出捉襟见肘、力不从心。[24]虽然社会化小农不再在齐颈深的水中行走,但还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行船,一旦有突如其来的支出压力,便会险象环生,随时翻船。可见小农已经从生存死亡线走下来,却落入了货币支付陷阱。生存问题的解决及货币支付问题的出现,改变了小农的约束条件,当今的小农不再受生存约束,而是受货币收入约束,小农经济伦理由"生存"伦理转为"货币"伦理;小农目标由生存最大化转为货币收入最大化,小农的一切行为围绕货币而展开。[25]

传统乡村社会小农为了解决生存问题,依靠是家庭手工业和打零工这"两根拐杖"。现在是否还能够依靠这两根拐杖呢?小农能够在基层市场圈内解决生存问题,是否可以在基层市场圈内解决货币收入问题呢?笔者认为,小农能够在基层市场圈内解决生存问题,但是不能够解决货币收入问题。先讨论前一个问题",两根拐杖"之一的家庭手工业已经没有生存空间,家庭手工产品已经为专业化、规模化、标准化、低成本的城市机器工业产品所替代;另一根拐杖打零工也因为地主的取消以及耕作生产的机械化和专业化而消失,现在村庄和集市挣钱的机会极少,无法支撑常态化的家庭货币支付危机。

"两根拐杖"失灵、土地增收无望、[26]农民投资没有资本,也没有能力,现在农民只能依靠最富裕的资源--劳动力,依靠劳动力越过基层市场圈而解决货币支付问题。因此,农户利用丰裕的劳动力走出家庭、越过村庄和基层市场,进入城市寻找就业机会和增收途径成为唯一的选择。就业的社会化成为解决货币危机和压力的"新拐杖",就业社会网络成为解决货币压力的最大边界。"就业圈"便成为社会化小农的行为空间和活动边界,也成为学者们考察当今小农动机和行为,研究乡村社会的重要单位和主要圈层。

"就业圈"是由货币收入动机和目标所决定的,也是由缓解货币压力的动机与行为所划定,具有内生性和决定性作用。同样其他社会圈层也由"就业圈"所派生、所主导。"就业圈"最先决定的就是婚姻圈,随着就业范围的扩展和外出的频繁,农民择偶的范围也随之扩大,我们能够看到"本地媳妇外来郎"的现象,更经常的是"外来媳妇本地郎"的情形。虽然跨省的婚姻还不是太多,但是跨市、跨县特别是跨基层市场圈的婚姻已屡见不鲜。这说明了两个问题:随着就业圈跨越市场圈,婚姻圈也随之跨越市场圈。这就可以非常清晰地看到就业圈与市场圈主次关系和先后关系,前者为先、为主,后者为后、为次。另外,与就业圈相伴的还有"犯罪圈""、乞讨圈"、"炒房圈"、"传销圈"、秘密社会、社会组织等。显然,就业圈具有基础性、主导性、先入性的作用,其他社会圈是派生的、附属的,并与就业圈吻合。不管是就业圈,还是其他社会圈都以家乡为中心,以就业路线为半径,呈现一个圆形圈层布局。

四、小农与"投资圈"

生存问题解决后,货币问题浮上台面,货币收入问题解决后,又将产生什么问题呢?生存问题决定于基层市场圈,货币问题决定于就业网络圈,那么货币支付危机解决后的农户的行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圈层呢?笔者认为,货币问题解决后是利润问题,以利润为目标的农户动机与行为将与"投资圈"相伴。

我们将小农分为三个阶段,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和现代小农(见下表),[27]传统小农追求生存最大化,其行为决定基层市场圈;社会化小农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其行为决定就业圈;现代小农追求利润最大化,其行为边界由小农追求利润行为所决定的,笔者称之为投资圈。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认为,小农要跳出传统农业,获取更多的利润,必须进行投资--教育投资以及新技术、新设备等方面的投资,才能够实现。[28]投资是小农获得更多利润的途径,投资也是解决现代小农难题的唯一途径,投资路线与半径决定投资圈的边界与规模。

市场圈层的边界取决于农户日常商品交易边界、手工产品交换边界和零工获取边界,就业圈层取决于农民务工经商的范围,投资圈的规模和范围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投资的范围。农户投资有多远则其边界就有多大。如四川不少农民前往新疆承包棉地,中西部不少农民前往江浙承包耕地,还有内陆农民承包城市周围的菜地。二是投资产业的产品的销售范围。投资圈的确定与就业圈有些不同,投资圈的决定除了投资边界外,还有产品的销售边界,两者共同决定投资圈的范围。当今农户生产早已不是传统乡村社会清一色的"粮 猪 鸡"结构,还有大量经济作物、养殖业产品,这些方面是为市场而生产的,投资这些产业的农户需要拓展销售市场,产品销售所到之处,也就是农民行为所到之地。因此,投资圈的确定就由投资本身的范围与产品的销售范围共同决定。也许有人会问,投资圈是否具有现实性?其实,根据圈层理论及社会化小农理论预测,投资圈层应该取代就业圈。实际上,现在投资圈也存在。只不过以投资圈活动的农民比较少。现在中国,一部分农民为生存而奔波,大部分的农民为货币收入而苦恼,小部分农民为利润而忧心,可以说"一个中国,三个世界"。这一小部分以利润为动机的农民,只能从投资进行考察才能完整地展现他们的行为、活动及其对村庄政治社会生态的影响。这部分以利润为动机的农民主要包括四类:一是东部沿海地区,已经比较富裕的农民,在本地或者外地进行经济作物、养殖业投资,如浙江省的农民前往湖南、湖北吊养珍珠。二是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前往东部地区、城郊地区,投资种植、养殖业,如四川省、重庆市的农民前往江苏、浙江承包土地种植蔬菜。三是部分投资购买收割、耕作设施,从事跨区域的农业专业化服务,如南方有些农户购买收割机前往北方收购小麦。四是农民在本地投资经济作物、养殖业,如河北遵化的农民投资种植葡萄,湖南、湖北的农民投资从事水产养殖或者特种畜牧养殖等。

以利润为导向所确定的投资圈依然起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投资圈决定投资农民的活动和行为空间,在投资圈内行为和活动的农民也扩大了其他社会圈层。婚姻圈随着投资而形成,社会关系网络也因投资与销售而建立,社会组织也因投资而扩展,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也因投资而向外传播,庙会或者宗教习俗也因投资而推广。这些适合于前三类以利润为导向的农民。对于第四类以利润为导向的农民,则主要是以农产品的销售而划定投资圈,这种圈层也能够部分地扩大社会化圈层,但是产品的影响较之人本身的影响要小,因此这类投资圈所派生的婚姻圈、交际圈、文化圈远远地小于投资圈。从这里也可以证伪杜赞奇提出的婚姻圈越过市场圈,不会与市场圈吻合的命题。可以肯定说,投资圈不可能由婚姻圈、交往圈等其他圈层决定,而只能是投资主导其他社会圈层,而投资圈又是由农民追求利润的投资行为所决定的。

五、结论

从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到现代小农,农民行为的主导圈层分别为基层市场圈、就业网络圈及投资圈,而且主导圈层依次更替,圈层越来越大,范围越来越广。伴随着主导圈层的更替及范围扩大,小农社会化程度越来越大,小农的社会化程度也越来越深。从圈层理论来看,基层市场圈--就业圈--投资圈是小农社会化基本路径。

小农活动与行为的主导圈层不是随意划定的,而且由当时小农的最主要的动机和目标确定的,不同的目标下有不同的活动和行为方式,有不同的伸展空间。生存动机决定小农生存空间--基层市场圈,货币动机决定小农的货币收入获取空间--就业圈,利润动机决定小农的利润取得空间--投资圈。小农的行动与动机决定主导圈层,小农以基本动机为动力逐步社会化。主导圈层决定其他社会圈层,社会圈层派生于主导圈层。基层市场圈、就业圈和投资圈是传统小农、社会化小农和现代小农的主导圈,这些主导圈先于其他圈层而形成,其他圈层派生于、依附于、从属于主导圈层,一般而言其他社会圈层小于或者重合于主导圈层。

中国的小农走向了不同于欧美国家的路子,也不同于马克思所设想的社会化大生产的路子。欧美的小农现代化是直接从乡村走向城市,直接从传统小农走向现代小农,没有社会化小农这个阶段。同样中国小农的发展也不同于马克思的设想,马克思认为,小农最终要被消灭掉,小农是落后的,实践证明马克思的设想在中国并没有实现,小农不仅没有被消灭,而且还生机勃勃,小农不是通过社会化大生产走向现代化、走向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就业社会化、投资社会化而逐步发展。

小农的圈层理论也体现了施坚雅的圈层理论的强大解释能力,但是中国小农的实践也发展和修正了施坚雅的市场圈层理论。小农活动和行为空间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小农基本问题的发展而变化。小农的圈层理论修正了施坚雅认定的基层市场圈与其他圈层同等重要的观点,另外,小农行为的圈层理论也证伪了杜赞奇的文化网络命题,同时也证伪了以集体化为传统农业经济转折点的观点。


注释:

[1]约翰·冯·杜能:《孤立国同农业和国民经济的关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02190页。

[2][3][20]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4页,第40245页,第45页。

[4]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15页。

[5][6][17]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3页,第25页,第45页。

[7]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2页。

[8]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4762478页。

[9]施坚雅:《中华晚期帝国的城市》,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3页。

[10]彭慕兰:《腹地建构:华北内地的国家、社会和经济1853-1937》,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311页。

[11]恰亚诺夫:《农民经济组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第9210页。

[12]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东南亚的反叛与生存》,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年,第6页。

[13][25]邓大才:《社会化小农:动机与行为》《,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

[14][15][21]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1页,第307页,第14217页。

[16][22]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297页,第275页。

[18][19]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3页,第23页。

[23][27]徐勇、邓大才:《社会化小农:解释当今农户的一个视角》《,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

[24][26]邓大才:《湖村经济》,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第3662367页,第3592361页。

[28]舒尔茨:《改造传统农业》,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140-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