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rs(英文版) | 联系投稿 | 旧版回顾

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农村史料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材料的发现及其价值

作者:王先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安徽史学》201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7-07-18  浏览次数: 2501

抗战时期中共在根据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资料是其中较为优秀者。这批资料后来去向不明,学术界一直认为这些材料多已遗失或销毁。我们在山西省档案馆阅读所藏相关档案时发现,“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调查的部分材料依然存在。这批材料对深入研究抗日根据地史和乡村社会史极有价值。

“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重视农村社会的调查研究,在解放前各个历史时期都有针对性地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组织领导了“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在陕北、晋西北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调查,其调研成果大都已整理出版,其学术价值颇为学界所首肯。研究者认为,这次调研具有典型价值,是深入透析中国农村社会一个必要的个案类型。陕北神府县是已经历过土地革命而无“地主阶级”的县份,米脂县杨家沟村是一个未经过土地改革而仍然保存着大地主经济的典型村庄,而晋西北兴县乃属于既未经过土地改革又无大地主的普通自然经济或小农经济地区。化名张晋西的张闻天对此地情有独钟,其调研资料有助于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全面认识。关于张闻天晋西北兴县14村之调查,除《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已刊印外,其整理完成的另一调查材料《碧村调查》据说已亡轶,另外13村材料一直未见下落。兴县14村调查资料数量巨大,估计在200万字以上,涉及范围广而内容丰富,如地理、土壤、交通、河流、物产、历史沿革、土地、人口、劳动力、牲畜、农具、种子、肥料、作物种植与产量、资金、技术、商业、副业、宗法关系、宗教信仰、阶级关系、社会组织、文化教育、雇佣劳动、钱粮税收等等。张闻天的调查研究最后汇编成《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①于1994年由中央党史出版社出版。研究者认为“其价值不逊于中国其他社会学家在30年代对中国华北农村调查所获取的资料,至少说是对大致同一时期中国社会学界关于华北农村调查或国外如日本满铁华北农村惯行调查所获资料的极为重要的补充”。②但张闻天调查研究的原始材料最终却去向不清。学术界一直以为,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的材料或已遗失或被销毁。事实上,包括这些材料在内有许多当时社会调查的原始材料,仍然散落在档案馆中,未能充分发掘。

2002年秋,我们在搜集乡村社会史研究资料时,在山西省档案馆发现大量抗日战争时期的农村调查档案。在查阅、分析档案过程中,“革命历史资料”第141卷宗引起我们注意。这是有关山西西北部兴县农村的档案。抗日战争时期,兴县蔡家崖是晋绥边区首府所在地,贺龙所率领的一二○师也驻守此地。1948年,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在去西柏坡的途中,曾在蔡家崖驻留,毛泽东在此发表了著名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令我们颇感意外的是,第141卷宗档案收录的农村调查材料相对集中而且数量可观。例如,关于黑峪口村的调查有十几项之多:《黑峪口调查———概况》、《政治环境的变迁》、《黑峪口调查人口与劳动力变化》、《黑峪口土地占有》、《黑峪口土地使用》、《黑峪口土地典押与回赎》、《黑峪口租佃关系租出伙出租入伙入》、《黑峪口地租问题》、《黑峪口役畜所有》、《黑峪口物价调查表》、《黑峪口调查(十三)手工业、(十四)饭摊》、《黑峪口调查———雇佣关系》、《黑峪口村商业》、《黑峪口调查———文化教育》、《黑峪口阶级关系变化问题》、《黑峪口代表大会纪录》、《黑峪口代表会议公民小组会议实录》、《黑峪口行政村十个负责干部小传》、《黑峪口行政村及中庄自然村》等等。这些调查材料既精密细致,又系统完整。

这批档案资料标识的调查时间是1942年6月—8月,黑峪口村有部分材料为9月;调查地域是晋西北根据地兴县二区的几个村庄———黑峪口、任家湾、唐家吉、桑蛾、中庄、高家村、高家沟、西坪、赵家川口、碾子村、花园沟等,各村设定的调查内容相近,许多调查表格是同一种油印模式。这使我们不能不与1942年张闻天组织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以下简称“延调”)③所调查的兴县二区14个村庄相联系。张闻天等人于1942年4月13日到达兴县二区,4月22日正式展开调查工作,至8月31日,“调查工作从此告一结束”④,9月14日过黄河到彩林。从档案材料提示的时间、地点来看二者大体吻合。当然,在张闻天调查团之外是否还有另一组的调查?从当时情况来看,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延调”是由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准成立的,成员有:中央书记处刘英,中央党务研究室的雍文涛、薛光军,中央政治研究室的曾彦修,中央财委的尚明、徐羽,中央研究院的许大远、薛一平、马洪等9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张闻天担任调查团团长。这样规格的调查团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在各根据地必然受到特别的尊重,并积极配合其工作。因此,不大可能会在同时同地组织另一组调查团。

——本节注释——

①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中共党史出版社1994 年版; 张闻天:《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人民出版社1986 年版。

②岳谦厚、张玮:《黄土·革命与日本入侵———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晋西北农村社会》,书海出版社2005年版,第297 页。

③有关张闻天组织调查团及其调查过程,在已出版的有关张闻天的著作中多有论及,笔者不再赘述。参阅程中原:《张闻天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 年版。

④《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88 页。

从当时人的日记和后来的回忆录中,我们也未见有另一个调查团的历史信息。

但我们知道,晋西北根据地在1941年以晋西区党委名义组织一些人员作过大量调查,其调查材料有部分尚存于山西省档案馆。1942年初,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正式成立。它分为4股,即:政治经济股、文化教育股、群众运动股、党务研究股,肖扬、龚逢春、王达成等任股长。①1942年8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成立后,该研究室亦随之改名为“晋绥分局调查研究室”。抗战时期该机构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许多调查内容经过整理后发表在《抗战日报》上,为根据地政策的制定和调整起了很大借鉴作用。

那么,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是否组织过另一个调查?显然也不可能。因为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参与了“延调”。段云当时是晋西区党委调查研究室的经济组组长,他负责花园沟行政村碾子村的调查,这在张闻天日记和段云本人的回忆中记述得十分清楚。②同时参与调查的研究室人员还有肖扬、阎秀峰、赵辉、刘文珍等。晋西北根据地党、政、军、民各团体参与此次调查工作的共有40多人。

从以上分析可知,1942年间兴县二区不会存在另一支调查队伍。

张闻天在晋西北调查材料的主题十分鲜明,自有特点。我们可从这批档案资料的内容上分析它与“延调”材料的关系。

张闻天根据“延调”土地材料写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以下简称《报告大纲》),由于只是提纲性质,所以许多内容仅有概略简介,未能深入展开。在有关土地问题材料中,把14村分类为川地村子、山地村子。仅仅据此“报告大纲”,我们无从查证哪些村被划为山地村或川地村。但庆幸的是,在第二部分“各阶级土地占有的变化”、第四部分“租佃关系内容的变化”、第五部分“土地使用的变化”中,有大量关于黑峪口村的具体数据。通过这些数据的对比,不难看出这批档案材料与“延调”材料之间有不容分割的关系。

在《报告大纲》中,有关地主土地的记载称:“黑峪口租出地大减(由二千四百五十四垧减到一千三百七十三垧)。伙出土地数与户数均略有增加,但为数不大(土地由四十八垧到一百七十·六垧,户数由四户到八户)”。③在档案材料,黑峪口村调查的表一为租出伙出土地合表,表二为伙出土地表,用表一中租出伙出土地数减去表二中伙出土地数就可看出,地主租出土地数量与上述记载相同,只是将1373.04垧小数点后的数字去掉了,伙出土地数也是相同的,只是表中数字未四舍五入。户口数则完全相同。

再看中农,《报告大纲》记载:“黑峪口战前战后均为20%”。“黑峪口:租出土地从七十五·五垧到一百一十九垧;户数由四户到五户。伙出土地战前无。现在伙出户一户,土地十二垧(黑峪口地主土地多,中农土地少)。④”根据档案材料中黑峪口村调查的表一与表二,用计算地主土地变化的相同方法可得出与《报告大纲》完全相同的数字。

有关黑峪口租入伙入土地情况,《报告大纲》中只有中农和贫农的具体数据。关于中农的记载:“黑峪口租入土地减少(从二百四十垧到一百五十二垧),户数略增(从七户到十户)。伙入过去无。现在伙入土地五十四垧,户数二户。”①档案与《报告大纲》二者记载不完全一致,其中《报告大纲》中租入土地数量和档案表三中租入伙入总数相同。我们研读资料后判断,张闻天写作时忘记减去档案表四中伙入土地数量54垧的可能性极大。实际情形应为:中农战前租入240垧,调查时租入为96垧,户数由7户到8户。

黑峪口贫农租入土地记载:“租入土地减少(由三百九十·五垧到一百九十五·五垧),户数亦减少(由二十八户到十七户)。伙入土地略增(由六十九·五垧到七十五·一垧),户数亦增(由六户到十户)。”②根据档案中表三与表四计算可得知,除租入户数不同外,其他内容则完全相同。

关于黑峪口村土地使用情况,《报告大纲》中只有中农与贫农的记述:“(中农)使用土地从六百四十九·九七到五百六十四·四三,每户平均从三十二·五到二十二·五八垧;(贫农)使用土地从五百二十九·五到四百五十九·零六,每户平均从十二·三一到十二·七五。”①此内容与档案材料完全吻合(参见表五)。

兴县位于晋西北黄土高原吕梁山北麓,县境东北、东南、西南三面环山,有大小丘陵3300多座,沟壑3900多条②,“农夫力穑,崇岭峻坂,无不耕植”。③这里土地面积总数不少,但多数为贫瘠不毛之地,产量极低,每个劳动力可耕种25垧,即75亩田地。笔者曾于2003年春到晋西北五寨县调研,一位退休老干部告诉我们,当时的土地垧数并不是一个精确测量的数据,很多是约摸估算的概数。通常以目测一片地大概为多少,就按多少垧估算。当时人所指的“垧”,是指“一人一牛一天所能耕种的土地数量”。由此可知,当地以“垧”为单位表述的土地数量只是一个相对量,很难成为精确实指数。在这样的情况下,张闻天所作的《报告大纲》却与馆藏档案记载的数量基本一致,甚至能精确到小数点后百分位,说明两者之间不仅仅是记述的内容相关,而且所据资料应该相同。

在《报告大纲》第十部分“借贷关系”中,张闻天引用了许多当地民间俗语,如“钱不过三,粟不加五”、“放账三年本对利”、“过了腊月廿八,逼的穷鬼上石头”④等。在档案《黑峪口借贷关系》中也有同样记载:“关于利率,老百姓有一句俗语,‘钱不过三,粟不加五’,就是说钱息不超过三分(月息),粮息不超过五分(每斗每年五升)。又说:‘放账三年本对利’,就是说,贷出钱去,三年后利息可超过本钱。‘过了腊月廿八,逼的穷鬼上石头’,意即上山躲债。”⑤

此外,“延调”成员、延安中央研究院的马洪在任家湾调查时写了《记任家湾春耕动员群众会》一文,发表在1942年5月5日《抗战日报》上,其原件就保存在任家湾村档案的卷宗里。

如果这些档案是“延调”材料,那又如何解释:延调材料已在1942年8月末写完并交张闻天阅读过,怎么会有9月份写出的呢?6—8月的材料和9月材料是否是多个调查员的草稿和调查之后的整理稿的关系呢?我们在进一步研读材料时否决了这个判断。因为我们发现,即使在7月份写成的材料中,同一村各材料之间关联性也很强。如《黑峪口阶级关系变化问题》的文末有:“下面,将更具体的看到各阶级在人口与劳动力、土地占有、土地使用、借贷、雇佣、商业……等各方面的变化”;⑥《黑峪口土地占有》中有:“由于本村在外村占有了大量的土地,使土地的使用和租佃问题更趋于复杂,这在以后将会明显看到⑦”;

——本节注释——

①④《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107—108、118 页。

②贾维桢等编:《兴县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 年版,第29 页。

③兴县革命史编写组:《兴县革命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5 页。

⑤《黑峪口借贷关系》,山西省档案馆藏,档案编号A141—1—102—2。以下所引档案均来源于山西省档案馆,不再一一注明。

⑥《黑峪口阶级关系变化问题》,档案编号A 141—1—102—1。

⑦《黑峪口土地占有》,档案编号A 141—1—99—1。

《黑峪口地租问题》中有:“关于平地水地租率的变动,在伙种问题上将专门谈及”。①其他档案中也有类似的叙述。这些特别标注的文字说明,可以证明7月份的材料是已经整理过的文稿。

查张闻天日记,8月27日有这样的记载:“各村材料抄一份送延”。②由此可知,这次晋西北兴县二区14村调查的材料并非一份,至少应该是两份。山西档案馆所藏任家湾、中庄、唐家吉、桑蛾、西坪、柳叶村、高家村等村材料可能为原件,黑峪口村材料部分为原件,部分为抄件。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有二:第一是标定的时间。馆藏黑峪口村部分材料时间为9月,如《黑峪口调查———概况》、《黑峪口调查:人口与劳动力变化》、《黑峪口土地使用》、《黑峪口雇佣关系》、《黑峪口村商业》等。“延调”关于14个村土地问题总结材料在7月末已经做出,因此不可能到9月才写出黑峪口土地问题的材料。况且《黑峪口调查———概况》作为调查的序言应在其他材料之前完成,不大可能是档案所标示的1942年9月。第二是根据调查笔迹。查张闻天日记,他于6月17日“提议各组指定一人写作,其他同志参加意见”。③这些馆藏档案中,同一村各种调查资料记载笔迹相同,如任家湾14种调查材料为一人所写,而黑峪口村的材料则是用多种笔体书写,书写的笔划、笔顺不一,显为多人分工书写。我们还注意到,馆藏档案中6—8月所写的材料,勾划、删节、添加处很多,整行整段划去的也很多,而且划去内容未在上文或下文再次出现,显为原创之作。9月份所写的材料,笔体与6-8月的不同,勾划处极少,每处勾划只有一两个字,而且颇似抄写产生的错误。如在《黑峪口村商业》材料中,有“洋货涨得快,土货涨得慢”④一语,其中的两个“货”字均为“贷”字改成。此句前、后也都出现过“货”字,却没有写错。在《黑峪口村土地使用》中,有这样一段文字:“其次,富农也是土地过剩的一个阶级,在战前,他们剩余土地达46%(但并非完全吃租,一部分出典了),现在也还有19%。再次,商人也剩余了一批土地,战前达其占有量的56%,现在也还有34%。”⑤上文所引楷体部分处于书写稿纸的边框外,是用箭头插入正文的,抄写痕迹十分明显。

“延调”材料据程中原“估计是1947年3月党中央从延安撤退时销毁了”。⑥此论是否属实,根据现有资料无从查证。但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初步可以确定,这些档案或许就是张闻天组织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材料,虽然笔者暂时未找到关于黑峪口贫农租入户数不同的缘由。当然,山西省档案馆所存材料并不完整,较完整的有黑峪口、任家湾、唐家吉、桑蛾、中庄、西坪等村,不完整的有花园沟、柳叶村、赵家川口、高家村、高家沟、冯家庄等村,碧村、碾子村材料基本缺失。这些档案材料是建国后由各地上调的,由于当时管理上的疏漏和制度不完备,存在丢失、散失的可能性。此外,建国初期,南方新解放区迫切需要管理干部,晋西北根据地大批干部被调到四川工作,有许多当时的文件也被带到四川。因此,与此相关的材料是否也有被带到四川或流落他处,还有待证明。

——本节注释——

①《黑峪口地租问题》,档案编号A 141—1—101—1。

②③《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87、381 页。

④《黑峪口村商业》,档案编号A141—1—100—2。

⑤《黑峪口村土地使用》,档案编号A141—1—99—2。

⑥程中原:《张闻天传》,第486 页。

“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是为了深入实际、实事求是地检查党的政策法令而进行的一项调查活动。从总体上看,这些调查主题是一致的,即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为基础,以自然村为个案,详细调查农村阶级关系、土地占有和使用状况、租佃关系、工商业经营等经济生活各个方面,这对抗战时期党的农村政策的制定和调整有重要的借鉴作用。同时,由于此次调查是在整风运动的大背景下开始的,所以调查中把整风运动与调查研究结合起来,注意从整顿三风的高度观察问题。调查材料中,尤其是关于基层政权、群众团体和基层党组织运行状况的材料,有大量的关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记述,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法。这些调研成果对调整和改善根据地党与政府、政府与群众组织、政府与民众的关系有重要的借鉴与参考价值。毛泽东赞许道:“对我们很有益处”。①

从档案史料的角度讲,这批资料的发现对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也有重要价值。

档案是原始的历史纪录,它具有原始性、实录性等特点。李侃说它能够“补史之缺,参史之错,详史之略,续史之无”。②目前根据地史研究虽成就斐然,但也颇多局限与不足。普遍存在研究内容过于宽泛、粗疏,研究视角陈旧,缺少个案深度解析等。导致这些不足的原因固然有多种,但史料所限也为重要因素之一。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各地陆续出版了抗日根据地资料选编、汇编,但基层调查报告或提交上级的调查报告资料较少。学者们在探讨基层社会问题时,不得不借助各根据地出版的报纸和其他出版物。但是报纸的篇幅和内容毕竟有限,而且其宣传的即时性、服务于战时任务的特点也对其内容有较多限定,所以它所反映的根据地状况也是有限的。我们知道,1941年毛泽东大力倡导开展调查工作,自陕甘宁到华北、华中各根据地都相继成立了调查研究室、研究小组,并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这些调查资料多数还未能应用于学术研究,静静地躺在各省市档案馆的旮旯里,少人问津。张闻天组织的“延调”材料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它的发现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不足。如任家湾村,它是张闻天调查期间所住的村庄,调查材料也由张闻天所写。材料内容十分丰富,有人口、劳动力、雇佣、役畜、农具、牲畜、种子、肥料、种地所需畜力、产量、种植面积、借贷、负担、村政权、党员、文化、蒸酒制粉工业等等。我们所发现的调查档案材料,远比《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所公布的内容和范围要丰富的多。这些材料与其他相关的(如《兴县实验支部赵村的了解》中就有村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土地关系、群众生活、政权演变诸多内容③)乡村调查资料相比对,可以为我们展示一幅鲜活的根据地乡村社会生活图景。

学术界对于社会史研究内涵的理解虽然各有不同,但不论是专史说、通史说还是“范式说”都承认社会史应从传统的社会精英和政治史转向社会下层和社会生活,着力于探讨基层社会的组织规则与社会网络、风俗习惯与大众心态,以及国家权力与基层社会的关系等等;在研究理论和方法方面,学者们都认为社会史研究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应重视其他社会科学的研究理论和方法,采取多学科交叉来研究历史。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也应摆脱传统史学视角的窠臼,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根据地的社会变迁。视角不同对问题的看法就不同,每一个新的视角都可以打开一个未知世界,都可以获得新的发现和体验。许多旧有领域如根据地选举、群众组织、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等,如果以档案史料为基础,从社会史角度加以考察,可能又是另一番图景。

——本节注释——

①《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366 页。

②《在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学术讨论会开幕会上中外学者讲话摘要》,《历史档案》1986 年第1 期。

③《兴县实验支部赵村的了解》( 1942 年1 月) ,档案编号A22-1-4-1。

就根据地基层选举与权力结构变迁来说,已有成果十分丰富,但如果把它们和根据地时期形成的资料、书籍等相对比,就会发现这些研究的理论、方法以及结论与60年前十分接近。“延调”的档案材料表明,中共在抗日根据地内对基层政权的改造经历了利用传统权威、培植新权威到新旧权威替换的过程。在革命老区,这一过程从抗日根据地创建开始,一直持续到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完成。

妇女参政是根据地权力结构变迁的重要内容,但妇女如何参政、什么人参政、妇女自身以及村民对她们看法如何,这些都是根据地史研究的薄弱环节。目前学术界妇女史已发展为社会性别史的研究,从社会性别角度研究根据地妇女问题,也许会得出更为结合实际的结论。“延调”材料有关政权、群众组织、党组织的调查内容,为我们提供了许多重要研究信息。

实际上,直到1942年,晋西北根据地妇女无论是参政还是参与社会活动,其情形都是十分复杂的。无论是乡村男性成员还是妇女们在行为或意识上都没有走出旧时代的阴影。根据地妇女团体主要是“妇救会”和自卫队妇女小分队,但这些组织及其领导人,组织意识都很弱。妇女们在支援抗战和根据地建设中做了许多事情,但多不是以妇女组织名义来做,许多妇救会“没有开过会,也没有工作,动员妇女做鞋也是由政权单独办理的”①,唐家吉村妇救干事到调查时也不知道谁是该村妇救秘书。②部分妇女在村中很活跃,积极参与各项工作,但民众对她们的态度却很“不以为然”。任家湾王张罗是村里活跃分子,“但是她在群众中的威信却不好,群众选举她出来工作,与其说是对与她的爱戴,还不如说是因为她爱‘多管闲事’‘游手好闲’,即使不选她出来她还是那样‘野野气气’,‘说东道西’的”。③普通民众选出妇女参政和领导各层级组织,还有一种相对普遍的情况,即不是看妇女本人的努力,而是看妇女的男性家庭成员的身份,主要是其丈夫的身份。在西坪村选出的4位妇救会干部中,一位是自卫队长的嫂子,一位是行政村模范部长的妻子,一位是副闾长的妻子。④她们的工作多由男性成员来做,社会活动很少参与。中庄村有一位女代表,能干又聪明,“比男人脑筋还清楚,但是因为年轻,廿三岁,还有小孩,就不被看重,村中有什么事相商也不找她,派差要款要粮时要她丈夫来代替”。⑤

“延调”材料的缺点是时间段较短,虽然从中可见当时的社会生活情状,却难以展示“社会变迁”之趋向与轨迹。但这可用抗战时期的其它社会调查来补充。在晋西北根据地,晋西区党委在1941年就做过大型社会调查。山西省档案馆保留下来的晋西区党委《政权建设材料汇集》系列有:《晋西北政权发展史》、《政权组织机构》、《村选》、《“三三制”政策的执行》等;《经济建设材料汇集》系列有:《农林牧畜》、《合作事业》、《公粮税收、田赋、村摊款》、《财政》、《货币金融》、《商业贸易》、《工矿生产》等;《统一战线材料汇集》系列有:《晋西北的阶级》、《人民生活负担》、《各阶级政治动向》、《名人传略》等;还有《土地问题材料汇集》。上述调查材料内容十分丰富、精细。如《土地问题材料汇集》,详细分析了租种、伴种、雇工、典押与回赎等。还有兴县杨家坡村、蔡家崖、水磨滩、石岭子、木兰岗等村的调查材料。《晋西北的阶级》材料更为丰富,记录了兴县水磨滩、李家湾、高家村、蔡家崖、三泉五村各阶层土地占有、经济关系、地租变化、雇工生活及各阶层生活变化等等。这些调查虽是1941年的,但抗战前的问题也多有涉及,有些追溯的年代较早。它对于我们了解晋西北20世纪30年代的乡村社会不无助益,是值得重视的研究资料。根据张闻天日记,他在晋西北调查时也参阅过此类资料,这为其深入认识当地农村社会提供了基本信息。在1943—1949年间,晋绥根据地也做过其他各种各样的调查,少部分经过整理后发表在根据地报纸《抗战日报》上。这些材料与“延调”材料相配合,可对晋西北根据地做一个“稍长时段”的考察。

史料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影响史料价值主要有几个方面:史料的可信度,史料的丰富程度,史料的独到性及其希见程度。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张闻天组织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的调查材料都是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我们深信,在社会史研究日渐繁荣且持久发展的今天,会有更多的宝贵资料被发现和利用,根据地社会生活及其变迁的面貌必然会得到更为全面的反映。

——本节注释——

①④《西坪政权与群运组织的介绍》,档案编号A141—1—91—1。

②《唐家吉村政权调查》,档案编号A 141—1—125—1。

③《任家湾的七个党员》,档案编号A 141—1—119—2。

⑤《中庄群众团体材料》,档案编号A 141—1—11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