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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倒的集体化——论刘庄村的制度实践

作者:何奇峰 董婧嘉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安阳师范学院学报》  发布时间:2017-07-18  浏览次数: 2487

摘 要随着1978年经济改革,大多数村庄由合作化道路向家庭联产承包制转型,而刘庄仍然实行了集体制,并创办了集体企业,集体化道路呈现出良好的发展趋势,本研究试图通过对刘庄制度实践的分析来探讨其集体化取得良好效果的原因。本文通过实地访谈、查阅县志资料,呈现村庄的控制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一体系的实践效果、实践核心和实践方式,以解构这一制度实践和村民二者如何相互作用。刘庄村目前辉煌的经济基础、制度实践和村民三者的互动最终支持了刘庄集体化和集体经济的成功。

关键词刘庄村;集体经济制度;实践;互动


一、引言走进集体经济与刘庄

(一)乡村集体经济的内涵

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农村经历了“统销统配”制度、合作社制度、人民公社制度和现在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业集体化组织形式作为基本形态在建国后存在了相当长的时间,不过其仅仅在形成初期出现短暂的繁荣,在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后,集体经济一直呈现低生产率、低增长率的态势,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20世纪70年代以来,有经济学家认为,团队生产因为组织内部劳动与报酬之间微弱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的“搭便车”的性质会在实践中遭遇失败[1]。此外,林毅夫用“退出权”的取消解释多次博弈变成一次博弈后的搭便车问题[2]。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上世纪80年代末,乡镇企业在中国蓬勃发展,在10年的短暂辉煌后又迅速消失。乡镇企业存在产权模糊不清的问题[3],将产权分解并对比中国乡镇企业的运行模式,可以看出无论是所有权、用益权还是转让权,乡镇企业都具有内在矛盾。

失败似乎是乡镇企业的归宿,但是中国的特殊性造就了乡镇企业10年左右的辉煌。有学者认为这是人民公社化时期的历史因素为乡镇企业成功提供了非熟练劳动力、熟练劳动力、资本来源、产品市场和企业家才能[5]。而魏斯曼和许成刚从中国的合作文化出发解释这一问题[6]。

中国的乡村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每个村庄都形成了以血缘、宗族与地域为核心的集体意识与集体精神。这种乡土气息不同于产权理论,集体的精神有助于提高集体资产的处理能力[7],而来自熟人社会的压力、集体内部的强权、集体产权的实践等等[8],都使得中国的乡村集体经济变得不同。

(二)刘庄的基本情况

刘庄村位于河南省新乡县七里营镇内,新中国成立后刘庄村“一手抓农业,一手抓工副业生产”[9],尽管期间经历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挫折,但刘庄的人均收入和村民生活指标总体来说有所提升,而在改革开放后,刘庄没有搞家庭联产承包,而是继续保持集体经济。

1.刘庄村的经济状况

1978年前,刘庄的农业经济格局已经逐渐建立——农、林、牧、工、商各业全面发展,集体经济建立起一定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全国大多数村庄开始解散集体经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度。在变革浪潮中,刘庄继续坚持“集体经营,继续前进”的工作方针。1984年起,刘庄党支部书记史来贺带领的调研小组开始进行市场调研,并最终决定引进高技术生物工程,建立华星药厂。1986年5月20日,华星药厂建立,此后不断扩大,成为刘庄的支柱企业。目前,华星药厂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几家企业合作投资10.8亿组建了河南绿园药业有限公司。刘庄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得到完善。与之相应的,刘庄村民的生活水平和获得的福利也快速提升。1985年,刘庄的公共积累已达到1500万元,集体总收入达630万,人均集体分配1300元,成为“中原首富”[10]。发展至今,刘庄201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2万元,福利增加到50多项。

2.刘庄村的制度状况

刘庄村的制度是由实践转化来的,从老书记带领村民的行事管理到如今几万字的《村民公约》,刘庄村的制度规定已经涵盖福利分配、民主政治、行为规范、思想教育等各个方面。村党委张书记告诉笔者,村里有法律法规、村规民约和厂规厂纪三条红线,不是三本互不相干的制度条例,而是刘庄村一套在生活的角落几乎无孔不入的控制体系的符号。

由于刘庄村具有高福利特点,村民身份是十分重要的。凡是毕业回村或是新人嫁入村庄,都要经过村委的思想教育,才能具有村民身份,交予总公司分配工作,之后便具有职工和村民的双重身份。在分配上,凡是刘庄村村民将会获得刘庄的20多大项50多小项福利,设计衣食住行医的各个方面,而工资发放制度依旧保留工分制,每日计工,年底小组互评从而计算每个工的含金量,一个正常的村民工资每个月3000-5000元,高于企业临时工。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老书记在带领村民致富的过程中,同时强调“精神富有”。在刘庄,最典型的教育方式就是频繁开会,通过大会小会将党委的核心思想传达给百姓。同时,会议过程也是信息传递的过程,是官方信息发布的过程。

在政治制度上,刘庄村的政治和经济枢纽被称为“三大班子”——指刘庄村党委②、村民委员会和总公司三个管理系统的高级干部组成的一个具有委员会性质的机构。③村党委主要管理刘庄村民的政治生活;村委会主要管理刘庄村民的日常生活,如福利发放等;总公司主要管理刘庄村民的经济生活,包括企业规划、村民工作分配、工资发放等。

在村党委组织与村民之间,还存在普通党员群体,形成“党员联系户”制度。每人负责一定区域内的住户④,在村民没有特殊需求的情况下每个月至少到分管区域内了解每户的情况,包括家庭和睦程度、生活情况等,也会询问村民是否有需要村委会帮助的,比如房屋是否受损、工作是否有困难、是否要婚丧嫁娶等等。

3.史来贺与当下刘庄

史来贺作为刘庄村的老书记,将华星药厂操办起来,把刘庄村由农业致富的路线引入工业致富的路线,奠定了当下刘庄村的发展基础。史来贺曾多次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多次受到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接见,声望地位极高。在改革开放后,史来贺顶住了各方的压力,带领全村村民继续实行集体化。老书记在刘庄村的功绩以及对刘庄村继续实行集体经济的影响作用是不容忽视的。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在刘庄村周边早已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经济环境,这使得刘庄村与人民公社化时期的集体经济有巨大差异。刘庄村内部实行集体经济管理,但产品采购及销售需要顺应市场经济的潮流,这对于企业来说内部管理成本与市场化的价格利润之间需要一个平衡,集体经济制度在当前市场背景下有可能为企业带来更大的竞争优势。

刘庄村的制度是成功的,不仅仅在经济上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也为村庄带来和谐稳定,那么,在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刘庄村的制度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二、制度之实践基础双重身份的平等与等级

身份制度不仅仅规定了村民的身份,由于政治成分、经济成分的影响,不同身份的人具有不同大小的权威,从而能区分出身份等级。

(一)平等和等级

作为村民而言,人人都是平等的;但在企业,领导对企业具有绝对领导权。他们掌握员工工作进度,手握员工工作成效的监督权力和任免权力等。村民兼具两种身份,而两种身份所受到的管理和控制是相互渗透的。村民身份使得刘庄人能够无条件进入企业,同时有机会向上晋升,刘庄人的职工身份则能够帮助他们在村里获得福利。这是一种双向激励的手段。

在控制和处罚方面,公司领导对作为职工的村民的管理,实际上是建立在村民身份之上。车间主任和职工是共同在村里生活和成长的村民,车间主任利用他们之间的熟人关系、村民社会网络的舆论压力对职工进行管教,这使得职工越轨的代价成本增大,并且这一道德成本甚至超过经济处罚。而对于村民来说,如果想在职工层面获得好的成绩或者晋升,他必须在村民身份上体现出先进的思想、良好的品行,例如积极入党。由于村民的所有经济来源都来自于集体,因此“两手抓”是十分奏效的。

(二)权力核心:作为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党委成员

在刘庄村,党委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而存在的,它看似没有任何财权、事权与人权,但在村里、在企业处处存在,并体现到实践中。三套班子中实际的决策者是党委成员,而党委书记又同时身兼村委会、总公司总负责人。

在企业中,党委会议代替董事会,党委副书记兼任董事长以董事会名义执行党委决策,绿园药业曾经的总经理由于既无人权也无财权,无法管理企业而辞职。而在村委方面,村里的发展方向、村规民约都是党委会议决定的,包括村里思想教育工作方向、村民组织等。党委出台决定以后,由村委会组织村民进行学习。

党委的成员们则是一种具体的符号,当村民成为党委成员后,村党委会为党委成员撰写优秀事迹。笔者看到党委会为党委副书记王智义所撰写的《王智义同志家庭事迹》,将王书记奉为村民典范、学习榜样。于是,党委组织权力的高度集中化,使得党委及其成员具有绝对的权威,这种权威既是高大的,也是遥不可及不可侵犯的,已经深入到每一位村民的心中。

(三)另一群体:普通党员

党员在刘庄村享有比普通群众更好的待遇,在企业中的重要岗位都有党员担任,而这些岗位在企业的作用是上传下达,管理一个小团体。

“党员联系户”制度中,党员虽然也是上传下达,但并没有权力色彩,反而是为村民服务的态度;但到了企业中,与村民身份的党员不同,作为车间主任或班组长的党员对员工绩效考核、工资评定以及思想考核还是有一定作用的。

(四)权威渗透:两种新的宗族形成

刘庄人具有两种身份,这两种身份难免会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即便是人人平等的村民身份,也会受到职工身份所带来的权威的影响。因此刘庄村更像是一个大宗族,全村近两千人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刘庄人,这个“宗族”的乡绅便是党委成员,他们的权威不来自于血缘,而是等级与权威从职工向村民渗透的过程。

而在刘庄基层,由于“随机”分房的策略,将村民居住完全打乱,原来的大家族被分解。“党员联系户”制度更是促使村民遇到困难时求助于邻里、党员而非自己的家族。党员在职工身份中获得权威,使得他们在处理邻里关系时得心应手。每三四户又像是一个小的“宗族”,族长是党员,他的权威同样来自于等级与权威从职工向村民的渗透。

三、制度之实践方式对村民的激励与高压

(一)制度威慑:再论双重身份

除了与外聘人员相比的高工资带来的经济学意义上的激励外,在日常生活中,刘庄村人所具有的村民与职工的双重身份还是给教育和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很难剥夺村民身份。对于这一问题,刘庄村的管理是又恰恰利用这一身份。村庄的乡土性会为村民带来道德压力,如果一个人在村里没了名誉,也就“没脸”生存了。此外,村民身份虽然难以剥夺,但是企业可以不让村民工作,缺少了工资,单靠福利是很难生存下来的。近些年来,村民对于这样的制度是望而生畏、不敢越雷池半步。

在工作分配上运用同样的方式。乡村社会是传统的,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人们相互之间再熟悉不过,分配工作会依照一个村民从小的表现,尽管这种考察凭借的资料是模糊和整体性的,但是由于它所依据的材料都发生在村民共同生活世界中,这种资料给人以极强的真实性。这种情况下,即便是有不满,但村民们大多怕得罪人、怕被“秋后算账”,也不敢将不满表现出来,而是选择自我调节。

(二)威慑的来源:最严厉的惩罚

刘庄村依靠制度的威慑管理村民,但也不排除在必要的时刻使用较为极端的手法。最严厉的措施应该是将村民赶出刘庄,虽然不能将户籍剔除出村,但可以剥夺犯错误村民的一切村民福利,包括房屋,并且不再向其提供任何工作机会。其次应该是停工作与降工资。此外,精神上的“惩罚”也是村集体的常用的办法,多级开会、严厉批评在强关系社会中会让村民抬不起头,这种丢面子不仅仅是丢自己的,甚至会连累父母与子女,家庭的管教随即会起到一定作用。

四、制度之实践核心树立“集体”的权威

刘庄作为一个乡村,体现出与当下的其他村庄十分不同的一点。当前社会,由于市场经济的冲击、乡村劳动力进城打工、维系公共事务的传统士绅阶层的消失,使得村庄在很大程度退化为一个地理区域,而不是一个人群共同体。

(一)集体的合法性

1.打破其他纽带

刘庄是个杂居村,一共有十四姓,从先天条件来说,刘庄没有突出的宗族意识,于是它试图在各个方面打破村民的血缘纽带。

首先是通过分房将个人原子化,将亲属分开,从而以核心家庭为主,不会出现很大的家庭;其次,刘庄不允许任何信仰或者思想纽带的存在,村民被禁止烧香、赌博,也不允许有其他宗教信仰,只能够跟着村党委走、跟着村集体走。

2.福利作为一种形式的支持

福利制度的作用一方面是一种经济上的补充,更主要地,它是实现对村民监督和控制的一种重要手段。福利制度是与户籍身份捆绑在一起的,即只有在刘庄村民这个身份前提下,才有资格享受村里的福利。在某种意义上来说,福利制度就是刘庄身份的具体化的表征,是受到集体认可的表现,使得集体对于个人的意义更加具体化且可感知了。

(二)以集体之名

刘庄的“集体”并没有一个普适与完备的定义,在不同情境中“集体”所指群体不同。①在这种情况下,村民“委托”“集体”代替他们进行决策,就成了一种十分自然而合理的现象。事实上,刘庄的事务是少数人在决策,尤其是经济实体中的事务,完全隔绝于一般村民之外。决策者借用集体之名,对村民进行管理,会让村民感觉到这也是自己分内的事,例如机械厂职工所说的“集体不好了,自己也会跟着吃亏”②,集体名义的使用,使村民觉得这件事情与他们自身息息相关。通过词语上的巧妙转换,对村民进行集体与我关系的塑造,为集体做事也就成了为自己做事。

五、村民与制度互动内化过程

刘庄的制度十分细致、甚至有些不近人情,其试图建立集体和村民个人的直接联系来对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进行监控。但同时,作为支持制度的经济基础,村民的工资相比一般同行业同等级员工并没有优势,而福利更多地是一种形式激励而没有实质的物质作用。在这种基础上,村民对制度的不满是自然而然的,这在笔者的访谈过程中也可以明显感觉到。例如,在笔者询问对这些福利感觉好不好的时候,大多数村民并不会表示出喜悦和主动表达的热情。但是,这些不满都没有形成规模化的抗议或者是对村民身份的抛弃,刘庄村用一种给自己存在“唱赞歌”的方式进行自我安慰。

村民提到工资时,会把福利考虑进来。村民认为,福利作为工资的辅助能够缓解生活压力;没有分到别墅居住的村民会告诫自己,村委正在分批盖房,很快就能够从楼房搬到别墅中去。

在这个话语的自我转折过程中,他们不仅是希望给我们留下一种刘庄的好印象,也是为他们自己塑造了对未来的新希望,增强了自身的幸福感。唱赞歌的过程,成了自我打气和自我说服的过程。通过这种过程,村民身上仅剩的一些充满异议的问题通过自身思想的“先进性”渠道自我解决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因为刘庄村村民被要求不许私下发展任何副业,或许正是由于村民的个人经济生活已经全部绑定在集体上,集体的崩溃对于村民个人生活而言是致命性的打击,因此村民更愿意采取相信和自我说服的方式,来增强自己对集体的信心。

六、结语刘庄“不合时宜”成功的原因

集体经济和乡镇企业的道路在中国的历史发展中已经被证明难以生存,前者由于激励不足最终让步给包产到户,后者则由于产权等问题遭遇私有化改制。但是刘庄集体化道路的良好态势成为一个典型的反面例证。实际上,在全国也有不少村庄选择了和刘庄一样的集体化道路,但是大多数村庄在经历第一任极具“克里斯玛”气质的领袖卸任后,就迅速地走向衰落。

而刘庄历经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产业转型和领导人换届,仍然展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其中最核心的一点是,刘庄通过打破除集体外的其他社会纽带,如宗族、家庭等,配合以一系列全方位、多层次的村庄制度和规范,完成对人的“改造”,建立集体对于个人的绝对权威。之所说这一套制度是全方面、多层次的,是因为它涉及到刘庄村村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身份认同的教育、分配制度、思想教育和矛盾化解等四个方面,并且在贯彻中遵循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同时,通过权力的集中和选举,刘庄形成实际的权势阶层。他们通过对党员这一作为纽带的中层群体的管理和教育,再由党员来联系村民,来达成对村庄自上而下的控制。事无巨细的控制体系其实并不是刘庄的专利。实际上,大多数集体化村庄都采用了这种方式来集体进行管理。追溯到更大的语境,在中国的合作社时期,生产大队、生产队的控制力也是极其突出的,但是通过全面和细致地控制达成村庄稳定这种做法在刘庄实现了。制度的成功并不仅仅是制度本身的合理,这与刘庄整个制度实践、经济手段、村民互动是分不开的,正是这三者的相互作用,共同支持了刘庄的集体化道路。一方面,刘庄通过集体的名义创办企业,打造自身的经济地基,并将部分效益以免费住房等福利形式返还给村民,这是村民愿意去服从一系列十分严格而细致的村庄控制体系的重要物质前提。另一方面,既是村民又是职工的双重身份约束了村民的职工行为和村民行为,因为这两种关系是互相渗透的,一种身份上的越轨会带来另一种身份利益的丧失。村民身份是获得福利的前提,而职工行为则会遭受到同村村民和村庄社会关系的舆论压力。刘庄的经济管理和制度践行都建立在对双重身份的掌控之上。其次,尽管刘庄所称的“集体”实际上是党委这一少数精英阶层,但是通过“集体”一词对“党委”一词的置换,在思想和认识层面“偷梁换柱”,形成村民的主人公和所有权意识,对村民有所约束和激励。在物质生活压力、集体认同和激励机制三者相互作用下,村民既是村庄社会和经济运行的重要基础,又成了被绑定在村庄内的原子化的组成部分。在这种基础上,村民对集体的依赖使得他在面对无法通过各项制度消解掉的不满时,通过自我主动给集体唱赞歌的形式再次给自己“洗脑”,从而实现了集体表面上的稳定。可以预见,如果刘庄的经济基础,即企业效益受到重大挫折,刘庄村的村民管理制度的权威性也会遭遇极大的挑战。因此,刘庄的企业需要刘庄村村民提供稳定而勤奋的职工、持续良好的经济效益引领,以及培养能够为刘庄掌控发展方向的可靠的领导接班人。刘庄村的经济与制度实践、刘庄村民的双重身分即这种身份基础下的行动选择,共同引领了刘庄令人刮目相看的集体化道路。


注释:

①访谈:刘庄村党委副书记张先生,2014年1月13日。

②1950年,刘庄村成立党支部。1983年,刘庄大队党支部改为刘庄村党支部。1985年,刘庄村党支部改为党总支,下设3个党支部。1992年,刘庄村党总支改设为刘庄村党委。

③访谈:刘庄村机械厂副厂长、妇联副主任刘女士,2014年1月11日。

④一般按照别墅的排划分,每位党员负责3-4户。

[5]例如刘庄的集体在分配工作时可以指总公司、在企业决策时指党委、在分发福利时指村委,而当刘庄人对外宣称自己时,集体又会指全体村民。

[6]访谈:刘庄机械厂职工刘先生,2014年1月11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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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魏斯曼,许成刚.中国乡镇企业——界定模糊的合作企业[J].中国乡镇企业研究[M].海闻主编.北京:中华工商联出版社,1997.

[7]Tsai L L.Cadres,temple and lineage institutions,and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J].The China Journal,2002:1-27.

[8]申静,王汉生.集体产权在中国乡村生活中的实践逻辑[J].社会学研究,2005,(1):113-247.

[9]新乡县志编纂委员会.新乡县志[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0.

[10]赵智奎.史来贺精神与刘庄村之路[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