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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鼠记——内蒙古防疫运动中的秩序操练与社会展演(1949-1952)

作者:阿拉坦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07-22  浏览次数: 6982

摘 要建国初期,随着国家防疫力量进入到基层社会,新生人民政权掀起了针对各类传染性疾病的防疫运动,在有效控制鼠疫等传染性疾病流行的同时,既整体又细密地重整了乡村社会。此种囊括了日常生活方方面面的防疫运动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国家卫生工作实践。本文以地方卫生档案材料为基础,考察1949-1952年内蒙古东部乡村社会从以捕杀老鼠为中心的防疫运动到抗击“毒虫入侵”的反细菌战的历史过程。文章着重分析防疫工作构建的“生物秩序”在基层社会中的操练,以此为线索考察防疫运动如何得以铺展、升级以及最终在社会展演中达到高潮。

关键词防疫运动;鼠疫;生物秩序;秩序操练;社会展演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新生人民政权在卫生防疫领域开展了一系列针对各类传染性疾病的治疗和预防工作,其中包括鼠疫、霍乱等疾病的防治、“反细菌战”和爱国卫生运动等。这些工作构成了新生政权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重要国家实践。由于建国初期卫生专业技术人员不足、公共资源缺乏、技术条件有限,卫生部门常常借助政治、军事和社会资源,以一种国家主导的社会运动的形式完成公共卫生领域的相关工作,也即所谓防疫运动。

有关建国初期的防疫运动,学界基于相关历史文献和档案材料已有了十分丰富的讨论。尽管研究主题和内容有所差别,但这些讨论有一个普遍共识,即认为防疫运动的开展源于国家卫生部门政治宣传和社会动员的推动(肖爱树,2003:97;侯松涛,2005:19)。进一步来看,这类研究均认为:新生人民政权所处的国际政治背景和国家政治动员能力等因素是认识防疫运动的关键(罗芙芸,2007:315;胡宜,2011:94)。

防疫运动也时常被纳入到有关中国当代政治治理特点的相关讨论中。周雪光(2012:105-125)认为爱国卫生运动是一种有别于常规治理方式的运动式治理。同样是将防疫运动放置在运动式治理的解释框架内来考察,冯仕政(2011:73-97)则更强调这种政治治理背后的革命教化政体的性质。因此,防疫运动作为一种“全能主义政治(totalistic politics)侵入社会的各个领域和个人生活的诸方面”(邹谠,1994:233)的代表性实践,它的发生与国家科层体制运行的内部逻辑或政体自身禀赋存在关联。

不过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之上,仍有问题未得到充分讨论:这样一个遍及大江南北、渗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的防疫运动,如何在地方社会中得以发生?如何在原本怀疑、恐惧、拒斥、逃避防疫工作的普通民众中组织起防疫运动?教化政体的“国家运动”在具体的地方情境中如何顺利地得以开展?质言之,对于防疫运动的讨论,除了分析国际形势的政治隐喻、国家机器的宣传动员、政体的治理逻辑和教化禀赋等因素之外,还需要回到这样一个问题:防疫运动在地方社会中如何成为一件顺理成章或不得不做的事?

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仍需要在经验和理论两个维度上的双重探索。首先,我们需要开拓基于地方性材料的聚焦分析。本研究借助内蒙古东部一个旗县的卫生档案和相关当事人的访谈资料,尝试追溯当时乡村社会防疫运动的进程。通过对具体进程的梳理和分析,本文试图呈现防疫运动如何逐步进入地方社会并得以铺展和升级,最终达到高潮。其次,在理论层面,正如有关防疫运动的相关研究(无论是从防疫运动本身出发的考察,还是以政治治理为视角的研究)所呈现的:卫生防疫与现代国家治理之间存在着一种紧密的关联。考察卫生防疫实践离不开对国家政治治理的讨论。本文目的并不在于借助对防疫运动的分析去印证或挑战相关的国家治理理论,而是旨在引入新的分析工具和理论视角对卫生领域基层治理实践的特色和权力运作机制做出考察。

具体来说,本研究将借助“生物秩序”的概念来说明鼠疫防治在乡村社会所构建的秩序特征,并通过考察这种秩序与乡村日常生活的互动关系展现现代卫生政治如何进行“权力的操练”(exercise of power)(参见Foucault,2003:15;Patton,2013:180)。福柯有关于权力分析的关系性视角有助于我们发现乡村防疫实践的过程性、参与方的反思性等动态特征,进而看到防疫运动是一种生物秩序与地方社会不断互动、在实践中反复操练以及借助地方性资源得以铺展的治理实践。“展演”是防疫运动的另一个特征。防疫运动在秩序操练的升级过程中构成一种社会展演(social performance)(Alexander,2006)。这种社会展演一方面是防疫运动的秩序操练效果的体现,另一方面它又为秩序操练提供了一种集体运动的情境,体现了中国现代政治治理的特殊性。这种特殊性既有别于福柯笔下古典时期对个体“监视—矫正”的规训机制,又不同于现代社会“安全配置”(depositifs de sécurité)式的治理技艺(福柯,2010:3-5)。换言之,展演特征体现了建国初期防疫运动的一个特殊的面向:它不仅是一种针对社会个体的微观权力压制技术,更是一种通过运动动员实现的集体秩序操练;它不是秉持“不要无事生非”(Quieta non movere)或“不要过度治理”的原则、基于治理效用的成本计算的治理技艺,而是一场全民动员、不计成本的耗费性的社会展演。

为呈现防疫运动在经验和理论方面的意义,本文将以1949-1952年的内蒙古东部乡村地区为例,从铺叙社会史事件入手,以吸食鸦片的“瘾君子”、乡村生活中杀猪骟猪能手、传统的喇嘛大夫以及新政权培养的防疫队员等为线索人物,沿着防疫运动在地方社会开展、深入、铺展和达到高潮的发展历程,尝试进行一个历史民族志的书写。

二、秩序的建立:“瘾君子”、老鼠和跳蚤

科尔沁左翼中旗(后文简称“科左中旗”)是内蒙古自治区东部一个蒙汉杂居、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旗县。据称,在上世纪中叶当地流传着这样一段顺口溜:“无风三尺土,有病百斯笃,辽河开口无法堵。”它描述的是当地百姓不得不面对的三种灾害。“百斯笃”,即日文ペスト(鼠疫)的音译。在这句顺口溜中,人们将鼠疫和风沙、洪水相提并论,可见当地民众饱受鼠疫病害之苦。科左中旗有明确记载的鼠疫疫情最早可追溯至1919年。在随后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鼠疫疾病一直威胁着这片土地上民众的生命健康。1928年,九世班禅至科左中旗唐嘎日庙举行法会。此次法会在普遍信奉藏传佛教的蒙古族民众中无疑是一场盛大的法事,吸引了当地及邻近地区近17万信众前来参与。但大量的人口聚集造成了鼠疫疫情的爆发。此次疫情中,哈尔滨东北防疫处第一次在当地检验出了鼠疫细菌。在日伪殖民时期,日军亦曾在此建立“百斯笃调查所”、“监视所”等机构。1947年解放后,当地属中共中央东北局管辖。次年8月,东北局防疫大队进驻当地进行了一定范围的鼠疫防治工作,但其工作重点主要在于对当地鼠疫疾病的医学研究和当地防疫力量的培养。1949年4月,科左中旗所在的哲里木盟转归内蒙古自治区管辖,东北防疫大队从当地撤出。自此,科左中旗迎来了鼠疫防治的地方治理时代,同时也拉开了一场全民捕鼠运动的序幕。

(一)“罗大烟”

1949年,科左中旗十五区一个名为“火犁公司”的屯子爆发了鼠疫疫情。这个总人口736人的屯子共有30人先后被确诊感染鼠疫,最终有20名患者死亡。随后,从3月到8月,科左中旗共有包括火犁公司屯在内的6个村庄发生鼠疫疫情,154人确诊感染鼠疫,其中死亡94人,平均死亡率高达61.5%(详见下表)。是年,全哲里木盟地区共有503名鼠疫确诊患者,死亡347人(通辽市卫生局编写组,2005:544)。

面对严重的疫情,科左中旗政府调动了军队和防疫队进驻爆发疫情的村庄进行了鼠疫防治工作。1949年防疫队进驻火犁公司屯后,率先锁定了该村一位罗姓村民,原因是在他家发现了一套吸鸦片烟的工具。这套工具专供本村及附近村屯的人们带着鸦片烟来他家“打大烟”(吸鸦片)。为此,这位罗姓村民便有了一个“罗大烟”的绰号。来到罗大烟家吸食鸦片的村民并非都是瘾君子,更多是身体有疾病的村民。他们通过吸食鸦片来治疗或缓解病痛。

防疫队迅速认定“罗大烟”正是鼠疫传入火犁公司屯的罪魁祸首。工作报告中,防疫队称罗大烟是一个“老二流子”。同时报告中也暗示他是一位借提供吸食鸦片场所、工具的机会“从中抽点头,给自己过瘾”的瘾君子。防疫队的疫情报告中提出这个游手好闲的边缘人的家正是鼠疫传入火犁公司屯的入口:距离该屯子两华里的通辽县陈家当堡村落名称。解放前,在城中经商的商家在农村拥有自己的土地,并出租给由关内迁徙至此地的流民租种。佃户租种土地时搭建的房屋、窝棚所形成的自然村落往往以土地东家的商号或姓氏命名。此种村落命名方式在当地颇为普遍,如“王家窝棚”、“李家堡”。由此亦可管窥当地解放前农耕经济形态的普遍性。先发生鼠疫疫情。“罗大烟”打大烟的名声吸引了陈家当堡村的鼠疫患者来他家吸鸦片,导致鼠疫传入该村。“他的外号罗大烟,在附近各村屯提起来没有不知道的”;“患者认为打大烟可以解决死的问题”;“很多鼠疫患者都会来打大烟,一来二去,他(罗大烟)家就成了传染鼠疫的地方”。在相关档案中,并未找到记录当地政府最终如何处理这位“罗大烟”的相关记载。不过,就在“罗大烟”的村庄发生疫情的前一年,通辽县孔家窝堡一个村也发生了鼠疫疫情。该村村长没有上报疫情,且购买鸦片出售给本村的病人。当地政府认定这位村长“欺瞒上级政府、利用村民的生命安全来敛财”,并最终将他处以死刑。在枪决当天,哲里木盟盟长亲自来到现场宣布了判决决定,以示政府对于这种行为的严厉态度(通辽市卫生局编写组,2005:1207)。参照这一先例,这位“罗大烟”恐怕也难有什么好的下场。

在防疫队到来之际,“罗大烟”作为这场瘟疫进入村庄的源头浮现出来。一同显露出来的还有当地村民靠吸食鸦片解决生死病痛的习惯。对此,防疫队对乡村生活展开了全面篦梳:不仅包括像“罗大烟”这样的“问题人物”,就连乡村的各种动物都成了防疫工作的整肃对象。

(二)隔离圈里的人与动物

防疫人员入驻爆发疫情的村庄后,一方面要迅速隔离疑似鼠疫患者,进行化验检诊;另一方面要以患者的房屋为原点向四周辐射,建立大、小隔离圈。小隔离圈以确诊患者家的庭院为四周边界,由本村农会派专人看守;大隔离圈则以村落为单位,进出村庄通道由军队把守。人们只能进村,不能出村。村内早晚各进行一次鼠疫检诊。主要由防疫队员和防疫助理通过摸脖子的方式检查村民否有发热或淋巴腺肿大的症状。所有从外面进入村庄的人也都要进行鼠疫检诊。

隔离确诊患有鼠疫的病人与其他村民的接触、隔离该村与其他村的接触远不是工作的全部。更为重要也更为困难的是针对活动在暗处的老鼠开展防疫工作。首先要在发病患者家的房子周围挖近3米深的防鼠沟,防止老鼠交窜导致疫情扩散。如1949年7月末至8月中旬架玛吐前街的鼠疫防治工作报告中有如下记录。

发生疫情后的处置方式:a.建立隔离所,设置在东门外二间房,于后院二间(房子)作看护用。患者发病后立即入所,给以服务治疗;b.于患者居房四周挖防鼠坑沟,对于家居用具,人等用火燎烧和消毒药水消毒;c.建设便所,垃圾坑,翻柴禾垛,捕鼠、堵洞等工作。

正如我们在这段材料中看到的,除了控制人与人、人与动物的接触,防疫队还要组织以捕杀老鼠为核心的一系列防疫活动。防疫人员在村中组织捕鼠队,在村内开展清点老鼠洞、下夹子、堵鼠洞等工作。在房屋和庭院中所有老鼠可能出没、窝居的地方,包括家具下方、墙角、柴禾垛都进行了彻底翻查。

除了老鼠,跳蚤的威胁也是致命的。它极有可能将老鼠或患者携带的鼠疫病菌传染给其他人或动物。而且,与老鼠相比,这种微小的生物因其数量多、易与人接触而更加危险。所以“灭蚤”成了一个与“捕鼠”同样重要的任务。杀灭跳蚤的具体方法是组织村民将燃烧秸秆的灰土洒在房屋内阴暗潮湿的角落。防疫队还要求每位村民穿“防蚤袜”(高腰袜子)、系绑腿——防止跳蚤从裤腿钻入身体。此外,所有可能沾染跳蚤的动物也都变得危险起来。身上可能带有跳蚤的家畜、猫、狗同样也成为防疫队管理的对象。村民被勒令把狗用链子栓起来,以防止猫、狗因吃死老鼠染上鼠疫,再由它们身上的跳蚤将鼠疫细菌传染给村民。在个别村庄,防疫队干脆将猫、狗全部杀掉,以绝后患。除了猫、狗,猪和牛亦是携带跳蚤的主要动物。因此,全村屯的猪都不能散养,新修建的厕所也要用木板挡住门,防止猪进去吃人的粪便。牛则在村外统一设立临时牛圈,统一管理、不得进村。

(三)生物秩序

在论及西方历史上的鼠疫疫情管理时,福柯曾对其中的权力技术进行了专门讨论。他认为这种管理模式的特点是通过对空间的隔离和对人们活动的监视实现治理,即以一种“容纳”的治理模式取代了以往“驱逐”的治理模式。在权力技术的谱系学意义上,这一变化意味着从一种消极的权力技术向一种积极的权力技术转变(福柯,2010:33-35)。

在档案中记载的鼠疫防治实践则又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更为丰富的面向。可以看到,鼠疫防治并非仅仅是针对患者的容纳和对人的区隔,还包括对所有与人有关的动物进行管制。因此所有的隔离、管制背后其实是人与人、人与动物之间传染病学意义上的关联。这就意味着防疫秩序不只是对人的管制秩序,而且是一种囊括每一个可能与传染病有关的生物(人、老鼠、猪狗、牛羊以及蚊蝇跳蚤)在内的生物性秩序。也正因如此,像“罗大烟”这样的瘾君子作为传染源迅速被定位,村庄生活中危险的动物也成为秩序要清理的对象。

控制危险人物、捕杀动物和隔离病人是整个村庄新秩序的核心。这套生物秩序以最大可能地减少动物与人、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为原则,试图在短时间内迅速构建一种整体性的村庄秩序。但是这种生物秩序的构建却绝没有脱离社会生活。下一节我们将看到,防疫队越是积极地去建立完全基于传染病原理的生物性秩序,就越是不得不深入到乡村生活的种种细节当中。

三、秩序的操练:深入作为“问题”的日常生活

(一)得意的杀猪人

1949年8月防疫队进驻科左中旗北腰忙哈屯开展工作期间,一位被称为“梁大个子”的村民颇为引人注意。这位梁大个子是农村生活中较为常见到的一类人:有着杀猪和骟猪手艺的“能人”。这样一位普通村民,却成为防疫工作总结里的一个特殊人物:“屯内情况很复杂……在阶级认识上有差别,比如地主梁大个子会杀猪及(有)给猪去势(的)技术。(梁大个子)借着他的技术拉拢群众,在屯内很得意,走道都被(背)着手,有些威风”。如果说“罗大烟”因传播鼠疫成为了防疫队特别关照的对象,对此我们还尚可理解,但是一个杀猪、骟猪的人为什么被写进了防疫队的工作总结里?在土改两年后的1949年,梁大个子的地主身份与防疫队防治鼠疫的工作似乎也没有什么联系。究竟防疫队与这位“走道背着手,有些威风”的梁大个子打了什么交道,报告中也语焉不详。这份工作总结可以说是以一种非常突兀的方式进行了这样一段描写,给阅读者塑造了一个在村民中有些威信的杀猪人以一种神气的神态走在路上的形象,却并未说明这个杀猪能手到底对防疫工作造成了什么样的不良影响。

虽然我们无从了解到底是什么具体原因使得这位“梁大个子”在防疫队面前显得如此碍眼,但防疫队报告中对这位乡村“能人”的描写却值得品味:“梁大个子”骄傲的神情、背着手走路的样子以及他依靠手艺在村庄中建立的威信——这些细节出现在防疫报告中,意味着乡村社会以一种具体而微的日常生活样态浮现在防疫队员们的面前。在这个意义上,梁大个子出现在防疫报告中有着象征性的意味:一方是乡村生活中掌管着牲畜“生杀大权”的能人,而对他进行描写的另一方正是试图在乡村中彻底重建一套生物秩序的防疫队员。乡村能人、防疫队员这两方之间不调和的关系,折射的是绵密的乡村日常生活与秩序井然的生物秩序之间的张力。

(二)怠惰的村庄

防疫队试图在发生疫情的村庄建立一套整体性的生物秩序时,常常面临着种种困难。例如,防疫工作人员的总结中写道:看守隔离圈的妇女在一起做针线活、聊天,对看守工作不够认真。这使得防疫隔离效果不甚理想。部分村屯因为“正值农忙季节农民急于出村干活”,出现了农民偷溜出隔离圈去干农活的情况。又如,在布置挖防鼠沟的任务时,村民称家里的男劳动力要出工修河堤,没有男人,也没有铁锹挖防鼠沟;挖好防鼠沟后又出现了老乡家里的猪掉进沟里摔伤的情况。每日的检诊工作也遇到了麻烦,因防疫工作人员基本为男性,摸诊工作在妇女群众中开展有困难。因此工作总结报告中特别提出,今后需要培训当地女干部帮助摸诊,检查是否发烧、淋巴腺是否有腺肿。村民对防疫工作的种种怠慢、松懈和不配合是防疫队试图在村庄中建立生物秩序实践时的遭遇。这意味着既整体又细密的生物秩序的实现往往需要克服村民对防疫工作的怠惰态度。

除了不积极参与维护防疫秩序,村民自身的生活习惯也常常与防疫工作不调和。这在捕鼠工作中体现得颇为明显。防疫队1950年的一份《啮齿动物研究报告》中,对当地的大家鼠(褐鼠)、小家鼠、黄鼠和跳鼠等各类“啮齿科”动物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在这份对后来防疫运动具有教学和指导意义的报告中,防疫队就各种鼠类的体型、活动习性、冬眠周期以及寄居密度进行了详尽的描述,并就洞藏特点绘制了剖面图。这项工作无疑为捕杀各类老鼠、彻底扫除潜在威胁提供了基础。但事实上,捕鼠工作并未因这些专业知识的积累而变得容易。捕鼠工作的复杂之处不只在于这些鼠类动物的自然习性,更在于当地社会文化中人与动物的关系。

家鼠、黄鼠以及跳鼠当然是自然生物,但同时它们又嵌入在地方社会生活实践当中。在防疫队眼中,这些啮齿科动物因鼠疫防治归为一个范畴,成了捕杀对象。但这些动物在当地百姓眼中却是另外一些形象:有的是令人厌恶的偷食粮食的动物,有的却是可以捕食的野味。在当地普遍有捕食黄鼠、跳鼠的习惯。在当地人看来,它们与家鼠绝不属于同一个范畴。捕杀黄鼠、跳鼠对当地人而言,与捕杀毛腿野鸡一样,是一种结伴狩猎野味的娱乐活动。当地人对于黄鼠和跳鼠打洞、奔跑逃窜的习性颇为熟稔:“大眼贼(即黄鼠)这个东西很怪,你追它,它跑到自己的洞口,(就算再危险)总是要停下来把身子立起来看——你就在这个时候拿棍子打它”;“跳鼠这东西跑得快,后两个腿一跳跳很远……你得用狗追……一般是我们几个人约好了,就带上狗,去抓跳鼠、大眼贼……抓了就扒皮……烤了吃,味道好”(五区村民访谈20150718)。在当地,如果说某家的狗可以追捕跳鼠,那无疑是一种赞誉,意味着它善于奔跑和捕猎。带上家里的狗去捕猎黄鼠和跳鼠,是当地人特别是青少年重要的娱乐活动。

至于家鼠,当然是扰乱人们饮食起居的敌人。长期与鼠害相伴是农耕定居生活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面对家鼠之害,当地蒙古族民众有一个“参加老鼠婚礼”的习俗:人们每逢正月十七(这一天被认为是老鼠娶亲的日子),入夜后便到自家庭院、仓库的老鼠洞口对举行婚礼的家鼠进行诅咒,他们手持平日用的烧火棍抵在洞口,口中念诵“生瞎子、生瘸子、断子绝孙……”。亦有人会增加向洞口吐口水的内容。诅咒老鼠的内容和方式或许有所差别,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主题:在老鼠新婚之夜对其繁衍生殖施加诅咒。

当地民众对于“啮齿动物”有着自己的文化分类。对于黄鼠和跳鼠,他们有着一套捕食的实践经验;而对于令人厌恶的家鼠他们也有着一套很可能并不奏效的巫术实践。但诚如玛丽·道格拉斯所提醒我们的,因为人们从事巫术实践,就认为他们一定相信巫术仪式必然会带来某种可欲的结果,是十分愚蠢的(Douglas,1984:59)。此种诅咒本身是人们有关自己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的一种文化表达,即家鼠对于日常生活的威胁是令人厌恶的,但同时又是无法彻底杜绝的。这种关系呈现在仪式实践中便是不必欲求灵验的诅咒巫术。而防疫队所带来的捕鼠要求恰恰是一种严格的、彻底的工作实践要求,要在隔离圈内彻底实现对各类老鼠的捕杀和把传染链条彻底切断。事实上,通过动员民众将危险的老鼠赶尽杀绝来实现对鼠疫的控制,基本是一个无法实现的目标,反而很可能增加潜在危险。例如,村民们虽然参与捕杀老鼠,但实际上并不惧怕因此染病,大部分村民捕杀老鼠后并不进行消毒。由于捕鼠工作要求农民上交鼠尾来计算任务量,大部分人仅仅是抓到老鼠后砍下尾巴,老鼠尸体却被随意丢弃。更为严重的是人们都用手拿着死老鼠到处走。当防疫队努力宣传老鼠可能导致的危险时,反而激起了某些人的不屑。十四区的某个村民甚至在别人告诉他老鼠有细菌不要用手直接接触时,干脆当面把老鼠头用嘴咬碎。

(三)村民的恐惧

跟老鼠和跳蚤传染的细菌相比,更让村民恐慌的似乎是防疫队的隔离治疗措施。在所有的问题中,最为棘手的工作是让发病病人进入隔离所。在北腰忙哈屯,1949年的疫情从刚入秋一直延续到了冬天(1949年8月1日-1949年11月18日)。这期间曾于8月17日、9月2日两次宣布解除隔离,但又因发现新的鼠疫病例不得不分别于8月20日和9月2日下午重新建立隔离。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防疫人员认为主要是“一开始群众有顾虑,不积极配合隔离、检诊工作”。根据材料来看,一位名为万朝鲁的村民1949年的9月17日开始发病,但直到10月6日防疫人员才了解情况并确诊为鼠疫,中间隔了20余天。待防疫人员发现后,几经说服,万才进入隔离所。所幸的是这位17岁的小伙子在进入隔离所13天后从肺鼠疫病中活了下来。就算进入隔离所,患者心中也充满了不信任。比如,另一位村民梁三丫进入隔离所后不敢服用药片,要求防疫人员自己先尝一块。

防疫员在报告中称,村民的恐惧心理在有患者治愈离所后有所缓解。但按这份文件所附的《鼠疫患者名薄》上登记的日期来看,第一位治愈出所的病人正是梁三丫,她是在该年10月16日被治愈和解除隔离的。如果这位如此抗拒隔离治疗的病人真的起到了积极的“宣传效果”,也要在隔离工作开始两个半月以后的10月中下旬了。此外,防疫队员的专业技能也并不是非常有说服力。1949年科左中旗的防疫队员给病人注射导致三名患者化脓、一名孕妇流产、一名七旬老人死亡。在这种情况下,抓老鼠和注射也被联系起来,村民认为政府之所以要求捕鼠,是因为注射的液体其实是用上交的老鼠尾巴制成的。一时间谣言四起,村民对防疫注射充满恐惧,甚至出现了区干部带领妇女逃到村外躲避打针的情况。

人与动物除了其自然属性,还有着不可忽视的社会文化属性。当地村民捕食黄鼠和跳鼠野餐的习惯、通过诅咒巫术进行的文化表达,都构成了一种特殊的“地方感”(杨念群,2007:121)的存在。而这种“地方感”在遭遇试图构建生物秩序的防疫实践时便愈发凸显出来。辨析、克服这些问题,并因地制宜地在乡村社会中建立生物秩序,就构成了防疫员开展秩序操练的核心内容。

(四)秩序操练的反思性

防疫队工作总结报告在结构上通常采取“先讲优点,再说问题”的形式。特别在“工作中存在的问题”部分,常常表述十分细致,具体问题和责任者有明确的说明。也正因为防疫报告的此种特点,才让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前述讨论的种种细节。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种细致的经验总结方式本身体现了防疫员从事卫生防疫实践的反思性特质。这种反思构成了卫生防疫机构不断进行秩序操练的权力实践的重要基础。

生物秩序的基础是防疫学、传染病学知识。它要求防疫人员在村庄中以特定方式开展防疫工作。但具体防疫工作往往面临着诸多始料未及的问题。正因如此,防疫人员需要对当地农牧生活中的种种现实情况进行审视、把握和反思。这些现实情况不是别的,正是乡村的日常生活。防疫队要想顺利地开展防疫工作,就必须渗透到乡村日常生活的脉络中,从而使卫生防疫工作“因地制宜”地进入到乡村社会。

在开展防疫工作的过程中,组织捕鼠常常与农村抓农业生产的需求发生矛盾,无法充分调动各家的青壮年男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村庄的老人、妇女和儿童成为组织开展防疫工作的主要力量。如科左中旗1949年12月份的工作计划中,明确指出“使用有效的办法组织妇女儿童及其他剩余的劳动力开展捕家鼠工作是可靠的办法”。而在实行隔离圈制度时,防疫队认为儿童比妇女更为可靠。相比于看守隔离圈时做针线活和聊天的妇女,处在社会化初期的儿童往往“更能够打破一切顾虑”,更为认真地从事隔离站岗,一旦出现情况能够及时地汇报。此外,老年人也被纳入防疫队考察和利用的对象范围,因为“老年人睡眠较少,故利用夜间放哨”。

另外,防疫工作的反思性还体现在对防疫队员自己行为的检验上。如提出在疫区村庄杀猫、狗的工作不能由防疫队员来执行,应该交由村农会来组织,以免“培养对立情绪”。同时对防疫队队员在工作中打人、骂人的过激行为提出了通报批评,斥责其“没有革命干部品质”。革命、阶级话语也同样用在那些不服从管理的村民身上,如此前已经提到的对梁大个子的鉴定中便强调了他的地主身份。梁大个子所在村庄的农会干部因组织不力受到批评时,也被提到这个干部经常和地主梁大个子混在一起,暗示他思想上不够进步,是不值得信任的。

乡村社会自身的要素在与生物秩序之间的张力关系中“浮现”出来。这些要素经过防疫队员反复审视和辨析,又被重新纳入到生物秩序的构建过程当中。换言之,乡村社会在防疫队眼中并不是一个抽象的存在,而是实实在在的村民生活起居习惯,是开展防疫工作的具体的困难。但同时借助乡村生活自身的肌理来克服这些困难,正是防疫秩序操练进入村庄切实可行的突破口。

总之,作为生物秩序操练对象的乡村是复杂的。村民们对于随处都可能存在的致命细菌表现得不够警惕和敏感,反而对于隔离治疗表现出极大的不信任。在这样复杂的局面下,防疫队员要做的工作远远超出了诊治患者的范围。若要将传染病学的实践逻辑在村庄中施展开来,防疫队员需要运用有关乡村日常生活的一系列知识来构建这种生物秩序。这些知识包括农忙时节农民从事生产的需要,老人休息的规律,妇女们爱拉家常的习惯,儿童社会化过程的中某种难以言明却又有利于维护秩序的心理,人们对隔离的恐惧和对老鼠身上可能存在的危险的“麻木”,甚至还包括了人捕食野味、猫狗捕食老鼠、野生黄鼠打洞的规律以及猪狗吃粪便的习性等等。而依据这些知识实现对乡村社会的治理正是生物秩序在基层社会操练的过程。

四、秩序的铺展:卫生所与地方知识精英

(一)旗防疫队和区卫生所的建立

基层防疫工作的核心力量无疑是防疫队的防疫员们。据载,1948年科左中旗防疫人员共有10人,并在该旗第十区设立有中心隔离所1处。这10人都是1948年3月东北防疫大队举办的防疫短期培训班的学员(科左中旗史志办编写组,1985:109)。1949年旗防疫队规模扩大至15人,其中增调了两名“乌兰浩特市医助训练班”的学员,专业技术实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到了1950年,旗防疫队人员数量增加至23人。同时在旗一级设立了传染病防治所,下设捕鼠组、化验组、疫区处理组和治疗组,防疫建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1951年,随着第二批哲盟防疫培训班学员毕业,科左中旗防疫力量得到进一步扩充,共有27名防疫员和2名化验员。此时,该旗从事防疫工作的人员数量占到了该旗所有卫生编制的一半以上,远远超出了从事医疗工作的医师、医士和助产士的总数(9人)。

在防疫人员逐年增编的同时,1951年科左中旗在全部14个区都设立了卫生所。设立卫生所的意义在于使防疫组织下渗至区一级单位,更加贴近基层村屯。正是在这一年年初,刚刚从盟防疫培训班毕业的17岁青年李木宽被分配到了十一区卫生所工作。这一届培训学习比往届时间更长,从一个月增加到了三个月。李木宽本人也认为他们这一期训练班所学较以往培训更为专业:“原来东北防疫大队留下的人,有个叫张喜林的,原来是伪满军队的中校(口误,实为中尉军医),搞防疫的。还有一个刘万和,哲盟卫生处的副主任,在伪满时期是少校军医。主要是他们俩教我们……主要学的是传染病防治,主要是鼠疫防治……人体解剖和生理卫生……还有昆虫学,昆虫学我们也都学了,苍蝇、蚊子什么的。整个培训班有一百多人……当时不是抗美援朝吗,我们这些人最开始说是要去参加抗美援朝的,后来也没去,回来就分到卫生所了”(李木宽访谈20130422a)。这些原本安排参加赴朝志愿战役的防疫队员,构成了科左中旗卫生部门在基层开展防疫工作的骨干力量。

在区一级建立卫生所,为进一步向辖区内各个村屯开展防疫宣传工作提供了基础。各区卫生所开始组织村民代表到区卫生所学习传染病防治的相关知识。但从档案材料来看,其宣传效果不甚理想:学员们认为这样的培训方式耽误生产,还不如去村上宣传。基层村庄对学习培训没有太大热情,学员的选派比较随意,也没有积极性:“自己村上村长选谁来,谁都不来。甚至村长也不知道要来干啥”。防疫学习班需要来学习的学员受过文化教育,特别是汉文教育。而有些蒙古族村屯派选的代表为藏传佛教喇嘛出身,他们熟悉蒙文和藏文,但对汉文学习材料完全无法阅读。学习班很难选择到合适的人选,同时又很难保证这些人的积极性。据记录,两个村的学员称家中有事,为期一周的学习班开始3天甚至5天后才来参加学习。

通过不断扩充防疫队力量和建设更贴近村庄的防疫组织,当地卫生部门应对疫情的专业能力无疑会得到进一步提高。但在防疫宣传工作方面,防疫卫生所组织的村民学习班效果不甚理想。像李木宽这样的防疫人员要想将防疫卫生秩序进一步推展开来,真正在全旗范围内做到“防疫进村”,还需要另外一个重要群体的协助。他们便是地方社会自己培育的传统大夫们。

(二)喇嘛大夫与“巧妙的神经”

1950年的档案材料记载,科左中旗有200余位传统医疗人员。哲理木盟卫生处,《各旗县地方医登记表》,通辽市档案馆藏,案卷号23-2-58。这些传统医疗人员当中,既有汉族民众所依赖的中医,也有蒙古族百姓所依赖的出身藏传佛教寺庙的喇嘛大夫。这些中医、喇嘛大夫在群众中的威信构成了防疫队员宣传教育工作中重要的地方性资源。在防疫员李木宽所在的科左中旗十一区,一位名为高牧仁的蒙古族喇嘛大夫便在这个时刻进入到了当地卫生部门的视野中。

高牧仁是科左中旗十一区本地人。他10岁入当地藏传佛教寺庙学经,师从一位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喇嘛大夫。1947年土改中,僧侣被逐出寺庙。师徒二人便来到高牧仁的老家一起行医过活。1950年,高牧仁随师父参加了“医学联合会”集会。会议期间,来自盟里的防疫队员向他们介绍了有关传染病和人体构造的知识。

当时医联会活动是分片的,我们这片定的规矩是一月开一次,轮流开,这个月在你这儿,开一天,吃喝你都管;下个月在我这儿开,开一天,吃喝都管,得有100多人……主要讨论你这个地方有什么病啊,有什么传染病啊。完了(然后)还学习学习传染病,是卫生局的防疫站的人讲,上边派来的。他就教西医,神经的……这个(知识)。教我们“神经神经真巧妙……一嗅二视三动眼,四滑五叉六外展,七面八听九舌咽,迷走及副舌下全”,到现在我还会背。(高牧仁访谈20130503a)

“医联会”的定期会议对于当地卫生工作的意义是显见的:首先,意味着在空间上将原本散布在各乡村、在卫生行政视野之外的地方医疗资源汇集在一起,成为一种“可见的”资源,也为医疗行政机构提供了一个与传统医生集中接触的机会;其次,“医联会”集会也是现代防疫知识进入地方医疗实践的课堂。高牧仁大夫访谈中提及的学习内容是一段至今还会应用于医学教育领域的口诀,用来记诵12对面部神经的名称。学会这些知识并不能将这些地方医生快速地培训为系统掌握现代医学知识的大夫,毕竟,这些知识仅仅是现代医学知识的冰山一角。但就其对地方医务人员的宣教而言,它的意义却又是整全性的:它向高牧仁这样的喇嘛大夫重新介绍了“人”、“身体”的概念。这与他们曾在寺庙经院所学的藏传佛教医学知识完全不同。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新的医学知识是将这些地方医务人员纳入到基层医疗体系时的重要考核内容。以该旗第九区医学联合会活动为例:该区“医联会”每月组织一次大会,半月组织一次小会。在会议上宣讲鼠疫、赤痢、猩红热等相关疾病的知识,并于1950年9月底对大夫所学内容进行了考核。1950年10月,科左中旗实行了地方医生资格考试。在此次事关这些传统医生能否取得合法行医资格的考试中,除依据中医、西医和喇嘛大夫、牙医等分类设置的专业试题外,特别设有传染病知识考核试题。换言之,是否掌握在“医联会”集会上学习到的现代医学知识,是决定这些大夫能否开业行医的关键之一。

通过“地方医生资格考试”的大夫们,被旗卫生行政部门通过“责任区”制度纳入到防疫工作中来。所谓责任区制度,即每个大夫被指定分管不同的辖区。他们在辖区内提供医疗服务,同时还要积极参与防疫工作。除了值班的坐堂大夫,其他人员都到指定责任区内的村庄开展巡回医疗,要求每隔1至3天必须在责任区巡回一趟。

我们那个时候巡诊,出诊分片儿。我们那个诊所几个大夫,除了不能动的坐堂大夫、所长、会计不动(不出去巡诊),(其他)大夫下边(在农村)都有分片儿,我负责四个屯子……有事儿了,就天天去,没事儿就三天、五天去一次……“有事儿”就是有病人了或者是防疫队来人了,就得陪着去。(高牧仁访谈20130503a)

1950年在“医联会”会议中学习背诵面部神经口诀的高牧仁,一年后已经是科左中旗十一区诊所的大夫,并负责四个村庄构成的责任区。与高牧仁搭档的正是防疫队员李木宽。

李木宽认识啊,我和他一起下乡搞防疫啊……一般我先和他一起去,然后他们(村民)开大会的时候,我们就插进去讲一讲防疫……我们俩都讲,我先讲,然后给他们(介绍)说这是防疫员。(高牧仁访谈20130503a)

我们那时候下乡,都先到诊所,和诊所的大夫一起去。他们有责任区不是嘛,谁负责那个村儿,我就跟谁一起去。(李木宽访谈20130422b)

和高牧仁的合作关系,为李木宽的防疫宣传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喇嘛大夫在蒙古族民众中的威信是防疫工作主要依赖的地方性资源。既往医疗社会史的相关研究表明,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乡村知识精英、士绅群体在抵御瘟疫侵袭等社会灾害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余新忠,2013;梁其姿,2013)。我们看到,在现代防疫医疗进入到基层社会的过程中,嵌入在地方社会文化中的传统大夫同样扮演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三)作为治理的卫生防疫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方医务人员与以往传统社会中的乡村知识精英所处的时代背景有所差别。与过去不同,这些喇嘛大夫、中医处在一个新的卫生秩序全面铺展的时期。在这个新的背景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现代医学和传统医疗之间的复杂关系。这种关系并不是抽象的,而是发生在具体防疫运动的情境当中的。传统医疗人员从进入新生人民政权的视野那一刻开始,面对的就是“防疫运动”的考察眼光。卫生行政部门会考察他们从事防疫的能力,并给他们分配参与运动的角色。值得注意的一个材料是在1951年“地方医生登记、发证”工作中建立的地方医生鉴定书。鉴定书中极为重要的两项评定内容为:第一,是否有治疗小儿赤痢、麻疹等流行病、传染病的能力;第二,在群众中是否有威信。这两点正对应着“从事防疫”和“参与动员”两方面的要求。这一工作思路也在诊所大夫的责任区划分上有所体现。据科左中旗卫生科的档案记载,如就医生的社会威信和动员能力进行考察时,区卫生科“首先和各村干部讨论采纳意见、在划分上结合群众的信仰(在群众中的威信),结合医生工作的能力和需要进行划分”。

“设置责任区”的意义在于考核大夫们参与防疫工作的情况,而在一般性的医疗工作中,责任区的意义并不明显。“其他责任区的病人我也看,这个不限制,哪边的人来请我看病我都去……别的责任区的防疫我不管,都是分好的嘛”(高牧仁访谈20130503a)。

防疫工作中的表现是对这些大夫们的工作表现进行评定的主要依据。十一区五村发生疫情时,该村的责任医生喇嘛大夫吴金山由于“和干部关系搞得好,和干部一起研究了解当地情况,帮助干部进行卫生防疫工作,捕鼠工作”,得到了区卫生部门的表扬。特别是在发生鼠疫疫情需要防疫队进村隔离治疗时,地方医生的作用更备受重视。如科左中旗卫生科特别表扬了五区喇嘛大夫贾拉扎布,“它(他)在责任区内经常深入了解情况,动员患者主动隔离,因此没有蔓延扩大,就地扑灭”。

当出现重大疫情时,当地卫生部门首先要反思的就是疫区责任区制度开展是否到位,防疫员和当地医生合作宣传效果如何。科左中旗卫生科在一份鼠疫防治总结材料中写道:“该地区处于本旗与临省交界处,该区责任区制度不明确,病人发病后,就到更近的吉林省找中医看病,但是该大夫水平不高,也未能及时发现鼠疫疫情;当地的宣传工作不到位,防疫队没有去过一次,甚至本区的干部也没有到过这个偏远的村子。”

通过一系列工作,基层卫生部门开始将地方医务人员纳入到国家卫生系统中来,且在此过程中对他们进行考核、筛选以及角色的改造。他们既是防疫工作者,也是防疫宣传进村的中介。同时,这一过程也树立了基层政权的权威,实现了通过防疫发现地方医疗资源、通过防疫改造地方医疗资源、通过防疫组织地方医疗资源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防疫运动又是基层卫生领域的重要治理机制。

综上,随着防疫队伍的扩大和机构的增多,科左中旗在1949-1952年期间有了更为完善的建制和更强的宣传动员能力。这既得益于现代防疫专业人员的培养,同时也借助了地方传统的医务人员。通过“医联会”,原本散落在基层村庄的传统医务人员被纳入了防疫的视野,“责任医生巡诊制度”则将他们有机地整合进了防疫运动中。如果说防疫知识学习给这些喇嘛大夫灌输了有关身体的观念,那么巡诊制度则改变了这些传统医务人员的开诊模式:由原来的在家中坐诊、由患者或患者家属来“请大夫”,变为在特定地理区域内主动出击的工作模式。在责任区巡回医疗的地方医生,正如他们所背诵的口诀中展现的那样,成为防疫系统延伸至基层的“巧妙神经”。

五、运动高潮:全民捕鼠与“毒虫入侵”

(一)全民捕鼠

在防疫队员和医疗人员的合作推进下,科左中旗全面开展了捕杀老鼠的防疫运动。此时的捕鼠运动从单个发生疫情的村屯扩展为全社会范围的防疫运动。

1951年秋季,科左中旗开始在各村成立的捕鼠大队下设立若干小组。按“冬春以家为主,夏秋家野并重”的季节捕鼠方针,每个组织单元都设置了明确的捕鼠任务量,而妇女、儿童仍是主要的被组织对象。如九区十村组织了13个小组,其中妇女小组9个,学生小组4个,共有101名妇女、42名学生参加。除了定制任务量,还要对表现突出的小组和个人进行嘉奖:“(五区)19村包桂兰(团员)带头捕鼠,三天独自捕鼠八只,她所在小组1951年完成捕鼠任务747只,推动了全村妇女参加捕鼠运动,形成高潮。”同时,开展捕鼠运动的组织技术也日臻细化:如十一区防疫工作报告中分享了有效而彻底地开展捕鼠工作的方法:“1.彻底检查鼠洞,检查人员以5尺间距排列为一排进行地毯式搜索,发现鼠洞插秸秆为标记,堵洞。2.二次检查,分为两个组,第一组检查堵的洞是否被老鼠盗开,如果没有老鼠盗开堵洞的土,就拔去秸秆;如果有老鼠盗开了堵洞的土,就留下秸秆,作为标记留给第二组挖开,灌水,打老鼠。”另外个别小组的工作细化到了评定“捕鼠之食饵用豆饼、白面饼的成绩”。在捕鼠工作之外,乡村卫生清扫工作包括了乡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以五区为例,“1951年一个季度共粉刷墙壁1909户,垫起柜箱1653处,修建土厕所284个,垃圾坑2335个,建猪圈1653个,捕蝇151.16斤”。

在开展全民捕鼠工作的同时,卫生部门又在不断地为捕鼠任务加码。到1952年初,科左中旗政府对于捕鼠任务的开展仍不满意,提出“安排冬季捕鼠工作,1952年1-3月明确捕鼠任务25万只”。冬季捕鼠周期后的春耕季节,捕鼠运动的势头不但没有消减,反而更加猛烈。旗政府特别制订了新一轮更为细致的捕鼠运动计划:“在3月25日通过召开卫生委员短期培训班来,重新加强捕鼠工作。布置了4月设‘捕鼠突击周’,6月为捕鼠‘高潮月’,其中由5月28日到6月3日为‘全面浪潮周’,掀起大高潮。”该年春季,捕鼠工作正式进入到了运动高潮:“突击周”之后是“高潮月”,“高潮月”中又包含“浪潮周”,并制作捕鼠模范旗,开展红旗竞赛,以掀起捕鼠高潮。从官方记录来看,这种动员确实能起到一定效果:“在捕鼠高潮月,在各个机关、学校一共组织了547人的捕鼠人员,并统一组成捕鼠大队,下设4个捕鼠中队,15个小队。两天捕鼠1534只,刺猬10个,跳兔4个。七区群众做了5000双防蚤袜子。”

1952年科左中旗的捕鼠运动以“突击周”、“浪潮周”和“高潮月”为时间节点,防疫运动构成了反复高潮的社会运动。到1952年11月,这个总人口约18万的旗县共捕鼠200余万只。

(二)“毒虫”入侵

就在1952年4月的“捕鼠突击周”如火如荼开展的过程中,4月20日科左中旗四区海力营子屯有村民汇报:在该屯西北、沿辽河一丈远的倒灌水沟里,发现了20余个面积达“一丈长、两丈宽”的“细菌昆虫堆”,最近的昆虫堆离该屯仅有1华里。这些昆虫有苍蝇、蜘蛛以及“绿色、黑色的甲壳的虫子”。为此,科左中旗卫生科派专人赴该地区组织调查,并建立了“反细菌—毒虫战线指挥部”。该指挥部组织了“侦查队”、“运输队”和“战斗队”,集中人力进行捕灭昆虫、运输柴草、点火烧燎四周野草、挖坑掩埋等工作。

在海力营子屯发现毒虫的两天后,村民在赵四冷屯(科左中旗七区区政府所在地)的五眼井中发现了“白色的虫子”,附近的若干村屯也同样声称发现了“污染区”。这个消息意味着人们的饮用水源可能被投了细菌,事态显得严重起来。截至5月,在科左中旗七个区发现的“昆虫堆”、“污染区”达27处之多。为此,科左中旗各地形成了若干次由防疫队员、卫生员和农民通力合作的捕杀昆虫行动,这几次“战斗”规模很大,动员了“(男)劳动力1285人、妇女212名,儿童168名,大(马)车91辆,柴草455车”。

在当地卫生科关于此事的记录中,并未出现“细菌弹”的表述,而是运用“毒虫”、“污染区”这样表意模糊的词语,也没有明确说明细菌化验的结果。但是,卫生科同时还使用“群众反映这种虫子当年(曾经)没有。即使有,也没到季节”的说法来暗示细菌入侵的可能性,并将“反细菌—毒虫战线指挥部”的工作冠以“侦查”、“战斗”之名。这也使得当地防疫队、村民进入一种战斗状态当中。从这次运动中动用的人力、物力来看,可谓达到了防疫运动的最高潮。

既然卫生科使用了如此模棱两可的说法,那么这次防疫事件究竟是一次剿灭敌方细菌入侵的战争,还是盛行全国的反细菌运动派生的又一场闹剧?1952年是否在科左中旗发现了美军的细菌弹,已经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科左中旗在当年春天的确组织了大规模的反细菌入侵的战斗工作准备。在旗一级,不仅仅是卫生科,所有机关部门都组成了“反细菌大队”;在区一级的“完全小学”成立了“防御细菌委员会”,由精干的学员组成了各类反细菌大队;在村一级,主要由村内的防疫员组织青壮年开展反细菌工作。基层社会各个层级,无论政府部门还是民间社会,都为迎接新的运动对象做足了准备,在这种“枕戈待旦”的局面形成后,细菌毒虫似乎也终于“如约而至”。

1952年发生在科左中旗的反细菌战事件放置到当地防疫运动的谱系中,可以看出它恰好构成了这一系列防疫运动的最终高潮。在科左中旗的防疫工作中,从全民捕鼠防疫运动到反细菌战的转化,展现了一个防疫运动最终成为一场社会展演的过程。这次防疫运动作为一项国家主导的社会运动、一项卫生领域的基层政治实践,它展现出的特点绝不是“安全配置”的权力实践。安全配置所遵循的效用原则以概率、成本核算为基础,是以最为经济的方式预防潜在威胁的权力关系运作模式,构成了现代西方社会主要的权力运作理性(福柯,2011:5)。与此种治理技艺相反,建国初期的防疫运动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试图对全旗境内的老鼠进行大规模捕杀,对所有藏污纳垢的角落进行清扫,甚至对可能存在的外来威胁进行大规模的战争展演,是一种不计成本、全面动员社会资源状态下的治理模式。防疫运动并非通过监视和规制实现一种静态的社会纪律;相反,它是一种运动状态中的社会性秩序操练。在这种运动状态中,通过不断的行政命令、内部竞赛、建构新的运动对象等方式,调动所有人主动出击,在集体运动中构建新的秩序和认同。这不是对个人的压制或监视,而是集体性地动员,不断地寻找可能的运动治理对象,在集体运动中实现对个人的治理。这种不断升级、不计成本的集体性展演,构成了当时我国卫生治理的重要特征。

六、总结

本文通过追溯1949-1952年科左中旗鼠疫防治和反细菌战的历史,考察了防疫运动的生物秩序操练在基层社会得以铺展、升级以及最终在社会展演中达到运动高潮的过程。我们看到,当地群众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从最开始的麻木、怠惰甚至公然挑战防疫工作转变为时刻用一双双警惕的眼睛在全旗境内发现了如此多的可疑生物。这种转变是令人惊讶的。但当我们进入到当时的地方防疫运动的历史情境中时,这一切似乎又不那么难以理解。

作为现代防疫秩序操练的防疫运动深刻地影响了当地社会生活。首先,防疫工作重塑了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防疫工作的社会性意涵并不在于其对个别鼠疫疫情的防治,而在于围绕“确立反常对象”和“日常生活的问题化”等机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乡村社会日常生物秩序操练。男人、女人、老人、儿童根据不同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特征分别被组织起来,构成了组织防疫运动中新的行动群体单元。其次,防疫队员渗透到乡村社会日常生活中,观察民众有关可食和不可食的分类,辨析人与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联结关系的社会文化,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卫生权力操练,实现对乡村社会的卫生治理。最后,防疫运动吸纳了基层社会中掌握着有关生命健康知识的地方医疗权威——中医和喇嘛大夫。对于地方医生的吸收和改造为防疫运动的开展提供了充分的地方性基础,使得防疫运动得以渗透到基层社会的每一个角落。

通过内蒙古东部乡村社会的防疫运动,我们看到现代防疫医疗的权力技术操练是在一种国家主导的社会运动的情境中展开的。此种运动式的秩序操练构成了建国初期卫生领域的政治治理实践的主要内容。质言之,运动式的秩序操练本身就是一套政治治理技术。通过这项治理技术,现代国家的基层卫生治理得以成为可能。在防疫运动中,国家卫生力量深入到基层社会的日常生活当中,在秩序操练中调动了所有可能的对象,吸纳了基层社会中的地方性资源,最终在运动状态中实现了基层卫生治理体系的建设和对基层社会的治理。这种治理的核心不是通过对个体的纪律规制和监视而实现秩序井然,相反,它是通过集体运动来实现的,是一种政治治理的“集体动力学”。这种集体动力还会在运动过程中不断地升级,最终使运动在高潮中呈现为一种社会展演。这套“集体动力学”的治理,不是以个人,而是以集体为实践单位的;不是压制性的,而是动员性的;不是以治理效用的成本经济学为指导原则的,而是展示性和耗费性的。总之,正是这样一种“集体动力学”的治理实践构成了建国初期卫生政治的核心特征。

本文梳理了防疫运动在地方社会得以开展的过程和特点。对于建国初期卫生政治的讨论而言,这仅仅是一个初步的研究探索,还有很多可能的面向未能予以充分展开。例如,防疫运动的秩序操练过程给当地民众带来什么样的感受,这种感受在全民捕鼠运动中又塑造了一种什么样的集体心态,这种集体心态又如何进而构成了社会展演的社会性基础,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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