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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中国社会史研究

作者:宋学勤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史研究动态》  发布时间:2017-07-22  浏览次数: 2070

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开展并非自20世纪80年代始,因为20世纪初期社会史研究曾一度兴盛,但新中国成立后曾有一段时间被中断,因此,对于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史研究,学界称之为“复兴”。但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不仅“复兴”,而且实现了新突破,呈现出朝着中国社会史学科体系化努力的态势。回顾近些年来的社会史研究,学界对社会史的理论认识并不一致,呈现出两种鲜明的思路,即宏观社会史与微观社会史。宏观社会史以宏观社会为单位,力图揭示普遍的社会发展规律,即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层面的通史撰写模式;微观社会史以微观社会或个案为单位,意在展示独特的区域社会个性,即专题史撰写模式。但这种对社会史理论认识的分歧并没有妨碍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史领域,各种社会史专题热闹非凡,如社会结构(包括人口、婚姻家庭、家族宗族)、社会阶级阶层(包括士与知识分子、会党、土匪、流民、娼妓、盗贼)、社会问题(包括黄、毒、赌)、社会风气等议题,纷纷进入了学者的视野,推动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至中国社会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学领域发展势头最为迅猛、学术成果最为显著的分支学科。21世纪以来,有学者鉴于此,提出“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田居俭《把当代社会史提上研究日程》,《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3期)。十多年来,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逐渐展开,试图与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并立而形成“三分天下”的局面,但相较于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来说,还属于起步阶段,进展缓慢。

尽管中国社会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就社会史研究对于揭示历史本真规律的贡献来讲,并没有达到预期的高度,而且社会史学科的边缘化地位并没有得到改变。无论从自身的学术资源、学术需求,还是从比较史学的视角来看,中国的社会史研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因此,有必要从宏观上全面反思这么多年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利弊得失,认真思考当下社会史研究中存在着的诸多问题,以引起学界的重视。本文拟从深刻体认当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多重意义、全面超越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努力提升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思想内涵这三方面的思考出发,探求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创新与发展之路。

一、深刻体认当下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多重意义

不难看出,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复兴,既蕴涵着学术演进的内在逻辑,又由于与外在的社会现实相契合的时代机遇,有着多重意义。但是,现实的学术研究实践并没有充分认识到社会史研究的深刻意义。

首先,就学术演进规律而言,相比历史学的其他分支学科,诸如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而言,社会史是最后登场的学科,而且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作为一种史学“新范式”而出现的。认真研究会发现,社会史研究的复兴并不只是重新发现了一个自新中国成立初期因取缔社会学而被学界遗忘了的学术领域,它实际上是一场因时代变迁而迸发的“史界革命”,是史学家的眼界、方法、材料随着社会变革的丰富实践逼仄下而在学术界引发的一场革命。传统史学研究中,本应属于历史研究重要范畴的普通民众历史,在实践中被边缘化,这固然与传统的文献编纂方式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最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传统史学的官方特质。恰如有学者所论:“历史本身是复杂、多元的,它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但历史上能够掌握话语霸权的,却总是官方和有特权者……由于他们关注的,基本上都是政治的和权力的斗争,他们编纂的文献使成为一系列制度兴废和权力交替的纪录和集成,而这些便成为传统史学研究的主流,这不仅因为研究者主要是由上层社会的男人们组成,更由于史学研究的依据始终是这些人记录的文献。”(定宜庄《最后的记忆》前言,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5页)基于上述原因,传统史学对普通民众历史的书写较少涉及,而新史学的产生,特别是其视野与方法,无疑具有弥补传统史学不足的优势。正如巴勒克拉夫所说:“新历史学之所以能够被人们广为接受,其关键所在,或其特征,就在于它的目标不是为了推行某种新教条或新哲学,而是要求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它不是把历史学家限制在某种严格的理论框框中,而是开拓新的视野。”(杰弗里·巴勒克拉夫著,杨豫译《当代史学主要趋势》,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第62—63页)在一定程度上讲,“社会史”是作为新史学的代表而出现的,它更多表现为对待历史的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在这个层面去理解“社会史”,也是对传统史学视域的不够全面,而要求扩充领域与内容诉求的理论变革和回应。依托“社会史”强调“自下而上”的视角和“总体史”的旨趣,中国社会史研究以多样性的史料和全方位的研究视野为支撑,重新审视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研究领域,有助于推动政治社会史、经济社会史、社会文化史、社会思想史等学科的深入发展,从而使中国历史学构建起较完整的理论架构和知识体系。

而且,作为一种“新态度和新方法”,社会史研究遵循的是一种多学科或跨学科方法的历史思维路径,是在坚持唯物史观、以历史学为本位的前提下,借鉴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计量学、地理学等学科的理论与研究方法而进行的。人们不难发现,近几十年来,最具创新的学术成果都是产生于学科交叉的地方。其中原因显而易见:社会变革的加速不时地提出以往社会不曾出现的各种高度综合化的问题,原有的知识体系与工具要做出准确而合理的解释已无能为力,在这种背景下,跨学科的交流与联合势在必行。如有学者所论,“就历史研究而言,如果没有关心人类命运的宏大心灵和跨学科研究纲领,那么再专业化的诉求都可能把我们引到黑暗中去”(金观涛《探索现代社会的起源》序,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3页)。跨学科知识体系回答或解决问题复杂度都超过了单一学科所能处理的范围,因此,跨学科研究能够借鉴多学科的研究视角、方法,在拓宽研究领域的同时,拓展我们的认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社会科学相关学科的研究方法会越来越多地为历史学所借鉴,不断地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从而极大地丰富历史学的方法论体系。

其次,从现实社会发展需要来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发生了改变,社会建设被提上重要日程。可以说社会史研究能够发展到现在的局面,特别是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的迅速发展,在较大程度上是社会建设实践逼仄的结果。“假如另外有人对中国人的过去与将来颇为关心,便想请他们把史学的兴趣放到低的广的方面来,从读杂记的时候离开了廊庙朝廷,多注意田野坊巷的事,渐与田夫野老相接触,从事于国民生活史之研究,此虽是寂寞的学问,却于中国有重大的意义。”(周作人《过去的工作》,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5页)认清当前社会,决策社会建设,倒逼我们不得不研究“过去社会”的构成。社会史研究的导因与助力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自身发展的需要,同时更是现实社会内在发展的推动。历史学视域下的社会史研究虽然不像社会学研究那样,直接为当前社会建设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提供化解思路和谋求对策,但是却可以在历史的纵深视域里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顺利开展提供历史借鉴和理论支撑。

可以说,社会史研究对于历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不言自明,对于现实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不难理解。当下,社会史研究也得到了一定的重视,但毋庸讳言,社会史分支学科在整个历史学家族内的边缘化地位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变。如,受传统史学以及多种因素的影响,学界极其重视政治史研究,以之为正统,曾一度把社会史与政治史对立起来,一些政治史研究者对社会史研究成果不闻不问,甚至有轻视的倾向,讥其为“鸡零狗碎”,误把微观个案研究作为社会史研究的全部,去狭隘地理解社会史研究的整体概貌。因此,根除学界对“社会史”的一些偏见,大力弘扬社会史研究,仍有大量工作要做。最根本的在于,要科学而全面地认识社会史研究的意义。具体而言,要用唯物史观方法去重新评估政治史和社会史的密切联系。实际上,一个复杂的政治问题往往要放到广泛的社会史范畴内才能得到透彻的说明。从社会史角度重新审视政治史,可以引发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引发社会动荡的重大政治事件是如何产生的,一些政治形势的变革有着怎样的社会土壤,在社会的动荡和冲突之中找到其深刻的内在原因。一些重大政治事件的发生发展无不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要全面把握这些原因,就必须从社会层面切入,进行多视角的深刻分析。“政治史和社会史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如果把这两者割裂开来,那么社会生活的乐趣将失去一半,政治运动的意义也将去其大半。”(哈罗德·珀金《社会史》,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23页)社会史研究的主要旨趣之一就是要在社会生活中重新理解政治。有学者认为,社会生活史研究与政治无涉,其实,“有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也有不受政治影响的社会生活,关键是看你研究的社会生活受不受政治的影响,并非社会生活研究就与政治无关。”(史蒂夫·霍赫施塔特《社会史与政治:一个唯物主义的观点》,载蔡少卿主编《再现过去:社会史的理论视野》,第157—159页)此言甚为确当。中外历史的发展一再证明,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的互动无所不在。斯科特曾论述过国家政治改变社会生活的要素,并力证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因素被国家官员利用之后所产生的影响,那就是“特别希望使用国家的权力为人民的工作习惯、生活方式、道德行为、世界观带来巨大的、乌托邦式的变化”。(詹姆斯·C·斯科特著,王晓毅译,胡博审校《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导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5页)但是,反观我们的社会史研究本身,将政治史和社会史割裂的现象还是极为普遍的。实际上,社会史视角就是从“小切口”出发关注“大问题”,从而揭示出“大道理”。如果学人的认识不能转变,那么社会史学科的边缘化地位将会很难改变。

当然,社会史学科的边缘化地位除了学界认识不到位乃至于“偏见”之外,还由其自身发展中的问题所导致。

二、全面超越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如前所述,就新时期以来的社会史研究态势来看,宏观社会史式微,微观社会史兴盛,这种状况既呈现了社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也展示了当前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基本特征。

查阅现有的社会史研究成果,不少学者大都偏好把空间维度放在社会史研究视野的首要地位,认为地方史的维度在社会史的研究中是至关重要的。诚然,这是比较可行的研究方法,也是社会史研究的优势,但是,其局限性的产生也正源于此。不少学者掌握某一区域的具体史料,如获至宝,但写出来的论文,却是就史料言史料,陷进了史料堆里出不来,研究视野受限,也很少去考虑这些具体史料产生的国家时空背景与复杂因素,找不到“小社会”变迁的“大社会”的内在逻辑。很多研究者选择田野调查的对象基本上是自己的家乡,致使社会史研究成为了“家乡历史学”。如果每个研究者都只专注于自己的地域,你的家乡我不了解,我的家乡你没兴趣,满足于个人的“自言自语”,这样一来,中国社会史研究很难形成具有内在统一规范和使命的学术共同体,鲜有可以共同讨论的话题。这也是为什么学界又出现了“重归政治史”、“新社会史”、“新新史学”等的原因。对于社会史研究的大多数成果仅仅止于描述社会生活的表象,偏重于个案的白描式书写,记录一村一地的婚丧嫁娶、乡俗礼仪、国家政策的实施等社会现象,学界称之为“碎片化”。而“碎片化”之所以存在,不在于其区域研究的划分,而在于其缺乏对各类社会现象所能表达的意义及其蕴含的社会变迁的内在机理的分析和理论抽象。

其实,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对于我们超越社会史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具有直接的理论启迪。“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精髓就是以科学辩证的方法诠释历史,但其目的却是在人类社会的历史与未来之间搭建一座沟通的桥梁。因此,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从不提倡为过去而研究过去,‘就事论事’也不主张历史研究仅仅停留在对宏观历史的抽象论述或构想上,而是注重微观实证与宏观抽象之间的有机互动。当前学界在个案与实证研究中出现问题的症结就在于缺乏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辩证思维。”(宋学勤《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2015年第11期)作为西方社会史学的开创者,法国年鉴学派开拓了广袤的史学领域,其学术成果在国际史坛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法国年鉴学派在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有着极其丰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论的因素。该学派创始人之一、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曾说:“如果有一天,革新派的历史学家们决定为自己建设先贤祠的话,那么,那位来自莱茵河畔的先哲的银髯飘然的半身塑像一定会端坐于殿堂之首列。”(《史学理论丛书》编辑部编《八十年代的西方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78页)其代表性著作《封建社会》等充分证明了此言不虚。该学派的第二代代表人物法国学者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广泛地运用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基础上,“把平凡的日常生活与伟大的历史潮流,把微观与宏观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事物,精辟地论述了一个地区(地中海)、一个时代(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历史。(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家龙等译《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页)该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法国学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为我们精心描绘了一个中世纪小乡村的历史景象,但他意在通过一滴水研究整个海洋:“蒙塔尤是一滩臭气扑鼻的污水中的一滴水珠。借助日益增多的资料,对于历史来说,这滴水珠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许许多多微生物在这滴水珠中游动。”(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著,许明龙、马胜利译《蒙塔尤》,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28页)这种“从小见大”的叙事策略成为微观历史学的一个典范。的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无论研究整个人类社会历史,还是研究其组成部分,都是特别强调从研究对象的整体出发,着眼于研究对象及其组成部分的相互作用,把部分和整体结合起来研究,以探求规律性的认识。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同时从宏观与微观两个不同的维度来考察历史,并且注重两个维度之间的融贯关系。其深刻启迪在于,只有从微观与宏观相互作用的维度来考察历史进程,才能更好地理解历史。

为此,中国社会史的研究主线应是官方社会思想与民众社会生活实践的内在互动关系。这就需要“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如果单纯“自下而上”看,是看不清楚的。所谓“自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首先需要审视的是执政者的利益诉求与发展目标,“自上而下”,如撰写中国当代社会史时,就需要把握中国共产党的社会理想与目标路径。然后,“自下而上”,以具体史料与具体问题相融合为研究路径,考察中共对社会运行的设计、对社会问题的治理、对社会生活的调节与控制等各方面的成效,这样一来,就打破了精英与民众、上层与下层、国家统治与基层社会对立的藩篱,把两种优势融为一体。秉持着这样的思想进路,我们在选择研究问题时可大可小,但在搜集资料时,却要兼顾宏观与微观两个层面,厘清特殊与一般的关系,处理好局部与整体的差异,而在进行具体分析时,也不会再流于“以小见小”,以至于丧失构建历史整体图景的价值。拥有宏观视野,研究者可以居高临下具体而微地观察社会各层面生活实态;占据微观视角,则可以从社会各层面生活实态中反观宏观权力诸因素的渗透与影响。通过宏观与微观因素的往复运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经验考察,达到对研究命题的深入理解。

进行社会史研究,如果机械地理解和遵循社会学的实证研究方法,甚至是简单地套用这些方法,做不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无法探讨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动力与外部因素,则这种研究不仅缺乏实证的科学性,也缺乏学术的正当性。这种研究的最终结局是走向没有灵魂的流水账。

三、努力提升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思想内涵

毋庸讳言,几十年来中国社会史研究的蓬勃发展,大多是专题史研究的发展,宏观的、整合性的社会史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这与新时期以来社会史复兴的“大历史”追求与“总体史”目标相距甚远。如前所述,新时期以来的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发展不是肇始,而是“复兴”。20世纪初,随着西方社会学的传入,受西方学界影响,当时一些历史学家开始关注婚姻丧葬、妇女缠足、民间宗教等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领域,他们著述涉及的方面比较广,积累了一批社会生活方面的资料,但大多是专题史著述。20世纪40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探讨法律、救荒等社会现象与社会的关系,出现了一些精品佳作。如194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作者依据大量个案和判例,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实施情况及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这本书迄今仍被视为经典之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新中国成立初期社会学学科被视为资产阶级性质学问这一错误认识的终结,加之社会变迁加速,中国社会层面变迁的最大特点之一在于,越来越脱离原来由国家政治单一视角裹挟的模糊性,更加清晰地呈现出自身特有的精神风貌和独特价值,引发史学界开始广泛关注社会史的研究,出现了社会史研究的热潮。但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不应是简单的循环回归,“重操旧业”,甚至迎合西学潮流。中外史学史的发展历程一再表明,“一切没有科学价值的史学生产,均是出乎时尚的压力或某种恐怖主义政治思想的压力而做出来的假象,这业已为人所唾弃”(雅克·勒高夫著,方仁杰、倪复生译《历史与记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25页)。我们可以重新继续去整理以往社会史研究中的家族宗族、婚姻丧葬、妇女缠足、青楼娼妓、会党、土匪、流民、民间宗教与风俗等老问题,或一些西方学界较为感兴趣的个案与专题,但不能沉溺于资料堆积、琐细描述之中,而应站在思想性的高度,真正适应和贴近现实社会之需,赋予新的时代精神。

中国社会史研究要书写“大历史”,就需要努力提升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思想内涵,其研究方法并不排斥个案与专题研究,关键的是要通过个案研究凝练出个案背后的“大历史”。比如,新中国成立之初,作为执政者的中国共产党进行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我们开展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时,可以从小地方与小问题入手进行思考,如考察某一地方的婚姻家庭改造、乞丐治理与失业救济等,如果仅仅是以讲故事的书写方法或是搞点有趣的奇闻轶事,则热闹之后对于增加人们的历史认识毫无助益,更不要说发挥资治的功能了。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学界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起步较晚,其多方面的意义挖掘不够,整体学术影响力与中国古代社会史和中国近代社会史的学术影响力相比明显偏低,尤其是中国古代社会史与中国近代社会史已经辛勤耕耘多年且取得丰硕成果的社会史学者们,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缺乏热情,不愿转移研究方向,导致研究队伍规模较小,研究力量投入不足。现在的研究队伍基本上是一些青年学者和在校博士硕士研究生,基本上是一支年轻的新队伍。但总的来看,还是有一些新气象,如研究机构开始增多,国内多个大学和科研机构成立了以当代中国为研究对象的中心,逐渐形成了北京、上海、天津、太原、南京等几个地域中心。山西大学、南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等科研院所已经成为当代社会史研究的重镇,而且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在2010年成立了专门从事当代社会史研究的社会史研究室。同时一些相关学科,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等学科的研究人员也在不断涉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总之,研究队伍在不断壮大,研究领域在不断向纵深发展,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相比之下,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任重而道远,也是最应该反思的领域,存在着研究成果理论性缺乏、碎片化倾向明显、学科理论层次的位阶偏低、研究成果总量偏少、实践价值亟待拓展等一系列问题,需要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

总之,欲提升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思想内涵,不论是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研究,还是从事中国近代社会史与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都需要注重把握各个时代的社会特征以及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掌握各种社会思想发生、发展及衰落的原因和历程,进而探讨各种社会现象与各种因素与社会发展、变迁之间的联系,以及官方社会思想与各社会阶层利益的内在关系,等等。在分析具体问题时始终秉持反思性的信条,头脑装着“大历史”,体察执政者与社会各阶层的权力等因素对“小历史”与“小社会”的渗透性和影响力。所以,在具体的中国社会史研究实践中,思想应是作为不在场的指挥,是发现社会生活诸要素因果关联的各种诠释框架。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3页)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社会是包罗万象的,开展中国社会史的研究,并不是要我们考察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不是要把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置于同等的序列,而是撇开无关紧要的偶然现象,选择占据社会生活主导地位,并造成一定影响,且具有思想性的内容,目的在于从中总结中国社会变迁的内在逻辑。我们相信,随着中国社会史研究成果的日益累积与研究领域的不断拓展和研究水准的逐步提升,会为全面认识中国社会史提供更为科学的思想途径与思想工具,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经验的累积提供新的政策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