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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追溯和回顾中理解中国乡村

作者:赵旭东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17-07-29  浏览次数: 6081

摘 要乡村作为一种方法曾经引领了近一个世纪之久中国乡村研究,由此而出现了众多基于一个村落而有的民族志作品以及相应的社会科学研究。我们有必要在新的时代重新去回溯和回顾这些村落研究的成果,并从中实现一种新的村落理解认识上的提升。

关键词追溯;回顾;中国乡村


大约没有人会否认,今天的中国乡村正在面临一场从内到外的重大变革。举目四望,既有令人痛心疾首的自我凋敝,又有让人惊讶的富有创造性潜质的乡村崛起和生活富足。与此同时,对另外一个群体而言,即对更多试图从外部进行观察,并以中国乡村研究为志业的研究者而言,仍旧也没有人会反对说,这些标榜着要去研究中国乡村变革的学者自身也出现了某种情感上的焦虑以及选择性的迷茫。不过,这种焦虑和迷茫也着实在促进研究者应对现实去做一种思维方式以及研究路径上的新定位以及研究问题的新发现,这些都将带来中国乡村研究在未来会有一种构造格局上的新改观。

一、一种农耕文明

随着乡村自身边界从闭合走向开放,从农民离开土地而徘徊于城市的大门之外,从袅袅炊烟、白砖黑瓦的田舍,到土地荒芜、门户紧锁的村庄,这些巨变使得他们作为曾经的秉持客观姿态的观察者渐渐开始怀疑乡村作为一种方法其自身的价值所在,怀疑曾经作为一种透视整体的方便法门在当下情境中是否依旧生效,他们为此而再难有前辈们那份平心静气、价值中立的细致观察,他们大多处在一种焦虑乃至焦躁的状态之下,他们选择了快速的田野,轻描淡写,草率的结论,但乡村的问题依旧存在且深刻,并层出不穷。他们面对无解的乡村表现出一脸的彷徨,但他们实际上最为缺少的乃是一种静下心来寻求理解的修养和姿态。今天看来,他们需要在一种追溯和回顾中国乡村研究之中去理解一个恰恰正在真实发生着的中国乡村。

在数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农业文明在其中所占据的比重以及农民在整个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重都可谓是属于绝大多数的。一种基于农业文明而凝塑出来的乡土意识,也恰恰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翻土”劳作中逐渐萌生、发展和壮大。人们活在这种农业文明的意识之中,并为这种意识所牢固地束缚着,同时也在不断地借助自身的生产和生活实践而向这种渐趋凝固了的意识的文明长河注入了种种创新性的力量,使得这一文明的意识之流能够持续不断地流淌,从未真正干枯过,并最终汇聚而成滋养着这一文明所内含的大江、大河、湖泊、海洋,由此而彰显了这种文明其自身所存在的一种柔韧性、持久性以及生命力。这是一种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文明,对于这种文明的理解,自然也离不开对于土地作用的理解。中国文明在此意义上,便极为密切地与一种农耕文化之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从艺术表征到社会组织,从衣食住行到礼仪规范,从耕作技术到文书典章,所有这些,无一例外地都会被农耕文明自身的辉煌所覆盖,或者持续地受到其所浸染,无法真正可以去摆脱掉。由此,中国的观念和意识从上古的时代就必然会跟一种作为土地家园守护者的乡村农民以及祖祖辈辈在那里耕种土地的农民的生活之间极为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而所有的文化产品,不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精神性的,实际上都是基于这样一种根深蒂固的存在而有了其自身的辉煌。作为都城北京一处重要景观的天坛,尽管曾经是一处中华帝国皇家礼仪不可缺失的展演场所,但它曾经的最为根本的作用还是在于为着整个帝国的农民生活而祈求来年的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理想,并为这种理想的实现而象征性地修建了这一处景观。如果没有了这种理想的存在,皇权的存在或者其合法性的存在也就成为了一种虚妄,而皇帝在这个意义上也只不过就是农耕文明的一种集体性表征的集中体现而已,他是焦点,是中心,是所有辉煌的根源,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毫无责任,毫无约束,或者毫无庇护。恰恰想象作为人们意象中“天的儿子”,皇权要想尽办法保护和回馈于靠天吃饭并供养他及其皇亲国戚、文武官员日常生活的子民,他们大多数的人是匍匐在土地上劳作的农民。换言之,皇帝作为皇权的最高代表并不是一种例外,他是天赐礼物的真正接受者,同时也是面对芸芸众生的礼物的实际馈赠者。在农民的眼中,高高在上的皇帝就是一个双面人的角色。

而且,在这一点上,谁也不能否认,民间社会所映射出来的一种基于乡村农耕作业而有的稳定的生活模式,在那里充斥着对于顺乎民心的君王统治的期待,同时也成为了他们的生活理想投射在他们的文化表达之中。作为被后来的君王正式封为圣人的孔子,其在2000多年前所编订的民间诗歌总集《诗经》的内容,大部分也都体现或者映射出一种乡村生活的面貌和价值观念,那里有很多可吟诵传唱的诗歌,便是用来讽刺那些无所作为又横征暴敛的君王的。因此,这个帝国的基础是归属于农业文明的,而它的文化自然也是归属于农业文明的。

二、皇权的衰落

所谓近代中国文化语境中日益突显出来的那些强调现代化、工业化以及城市化的话语和口号,最初也都不过是在中国近一个多世纪里相继伴随着一种渐趋具有全球性支配力量的西方现代性的观念和实践而空喊出来的一些口号而已,或者说是被无法抵抗的西方“船坚炮利”所强行激发出来的不得已而喊出来的口号,而之后才有真正为之奋斗的数代人去相信这些舶来品在现代世界中崇高的价值,并不断去营造这种价值存在的合法性和支配性,因而心甘情愿地通过向西方学习其“长技”①而使之付诸于每个人的实践之中。

由此每一个人都尝试着成为一个报效祖国的实干家,借助一种极为具有现代特色的基于一种民族主义的爱国之心而能够使之在古老中国这块遍布农耕文明遗迹的土地上变成为一种真实而又具体的社会生活实践。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西来话语的历史最多也不过就是170年左右的时间,因为如果从1840年以农业立国的近代中国被西方人用代表着一种现代性成果的“船坚炮利”打开其闭锁大门的“鸦片战争”算起的话,时间也不过就是这么长。而如果真的要从国人思想上从帝国的臣民而开始有了一种深度的自我反省式的批判,并形成一种真正文化上的主体性自觉意识,借此而尝试去开始“厌恶”自己的土地里所生长出来的那样一种沉重的农业文明和文化,并坚定地认为那是落后的、贫困的以及愚昧的,那这个现代意义中国开始的时间就必须要再拉近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时期,因为从那时开始,中国现代化的历程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种自觉、自知以及自明,一切试图推翻旧传统的努力,都可以在这个时间段中找寻到一些起源或最初发生的蛛丝马迹。从那时到今天的这个未完成的现代性的历程中,整个期间会有着一百年不到的时间。无疑,在这近乎百年的历程中,中国确确实实在传统与现代、守旧与创新、进步与倒退的二元对立翻来覆去的争吵折腾和变革中发生了一种天翻地覆的改变或转型。显而易见,今日的中国已非昨日的中国可比。这种改变令世界瞩目,也开始令世界惊讶,一个曾经在世界大门之外徘徊的中国,着实地走进了世界之中,并占据着一个有影响力的中心地位,成为了一个正在崛起之中的世界强国。

在中国近代,一场革命性的变革主导了这个时代发展的脚步,它借助一种遍及全球的现代性的叙事而让一个有着数千年传统的农耕文明处在了一种由西方人界定的文明发展谱系的似乎最为靠近野蛮的这一端,这个文明因此而被一种作为支配性的文明界定的话语权而持续不断地妖魔化了。皇帝这个特殊的角色,这个既是汲取者又是给予者的双面人,首先被从这个亚洲腹地的一度自我封闭起来的世界中去除掉了,随之作为一种宫廷文化所支撑起来的皇权体系也自然处在一种衰微甚至瓦解的境遇之中。原来与高高在上、独一无二的皇权相对而存在并勾连起皇权与基层社会联系的绅权,也同样处在了一种带有革命性的转变之中,借助对知识的国家独占以及向城市的集中,作为乡贤的绅权从乡村的地平线上彻底地消失掉了。作为曾经的“天高皇帝远”的乡野之地,或者作为经由一个漫长的“十年寒窗苦”,再经由残酷竞争性选拔的“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或者士大夫身份的人,本可以寻求一个退休、退隐之处的乡村故里,今日则已经彻底转变成为了国家由上而下垂直行政惯例以及疏而不漏的社会控制中的一个最为基层性的存在,换言之,曾经离开者再难回到这里融入其中的生活。

三、理解双轨制

在今天中国,从国家权力中心获得了某种“功名”和官职的文人雅士们,从制度以及意愿上都不再能够在本该告老还乡之时退守乡里,他们无法适应那里的生活,自然也没有那样的一种制度保障可以使他们安然地荣归故里。与之相应的则是,乡村也并非再是由那些传统意义上的读书识字的乡绅,或者“告老还乡”的士大夫们再去做一种相对自成一体的自治式的乡村治理,在那个空间里不见了读书人,更培育不出一种崇尚耕读传家、敬惜字纸的对读书人的敬畏之心,长期的后果自然也就出现了一种乡村文化治理图景上的真空地带,一种农耕文化沃土的水土流失。那种在近代中国所发生的由上而下的借助国家权力而不断深入到每一个乡村的单一轨道的治理模式,也在国家机器的推力之下深度影响着作为中国基层的乡村社会及其文化构成的基本形态,而乡村自身作为一个相对封闭和自组织形态的存在模式,也在被这种外来的,并且是由上而下的单一轨道的行政力量所一点点地瓦解掉了。由此,乡村跟外部世界之间的一种本来属于是难于割舍的联系和往来的关系格局遭受到了一种人为的阻隔,与此同时,不同的乡村之间,也在一点一点地遭受到了由现代性所主导的清晰化政治权力的区隔、分化以及孤立,乡村因此而成为了一个特立独行的行政体,失去了与其他周边区域和地方的联系和依赖,之后的改革开放的浪潮,尽管催生了乡村自身边界的敞开,但一种国家由上而下单一轨道的治理模式仍旧是占据着主流,无法真正恢复到既往传统的上通下达的双轨政治②的轨道上去。

在这方面也不可否认的是,在一个长期的社会发展变化的历程中,曾经一度被完全废弃的由下而上的那个轨道也在基于民间力量的复兴而在不断的恢复之中,这明显地反映到地方性的一种富有创造力的新型乡村治理模式以及乡村运行模式,作为一种相比国家的行政支配并非那么强劲的力量,也同时在中国的天南地北富有地理差异性的土地上大规模地展开,尽管其形态各异,发展的路径也彼此不大相同,但它们都体现出了一种曾经的双轨政治本身所期待的一种对基层秩序的平衡能力,并在新的时期发挥了其独特的作用。还有,对这个乡村治理模式自我转化的历程可以更为简略地说就是,中国的乡村在1978年以来的确发生了一些带有特征性的改变。可以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不到40年时间的变革之中,我们已经再也无法找回那个让许多离开乡村故里的人流连忘返的原汁原味的乡土故园,在这样一种对想象中富有“原始感”的乡村无法寻觅的时代大背景之下,却又无意之中提升了自诩作为社会精英的“文人雅士”“才子佳人”以及“地方文人”们在其笔下所要去专门追寻的那种原始乡村的驱动力,这无端又添加上来一种看似发自内心的对于未来中国乡村究竟该向何处去的研究者的一种自恋式的惆怅之情,而此时的曾经被昔日帝国和乡绅意识形态所牢牢固着在土地上的农民,却并非有这些精英们的那番以“返乡体”为代表的惆怅,为着一种生计,或者受到严苛生活所迫,他们会毫不吝惜地离开他们所熟悉并一直居住在那里的土地,他们渴望寄居甚至依附在城市这个五颜六色、光影变幻的奇妙现代空间之中,他们在那里打拼,赢得一种生活的根基,安排子女的生活,接受各种新的价值并使之嫁接到自己所熟悉的固有价值系统之上,由此而开始去找寻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可能的确定性的未来。这种“留在城市”并“依附于城市”的激情通过他们的后代而得到了一种直接传递,城市化的努力也突出体现在了这一代人的身上,他们自身背负了太多的生活压力和艰辛,并需要由自己去直接面对和解决,而一种在精英们看来本该有的“思乡之愁”,则重重地抛给了那些更多从小就在城市的空间中生活、长大,本来也无所谓城市化与否的观念,本来也无什么乡愁忧虑的困扰,但却在成人之后十足表现出倍感焦虑不安的那些从外面远距离地去看乡村生活的研究者、思考者以及写作者们。这恐怕就是理解当下中国城乡关系的一个不能摆脱的背景,谁似乎也无法从自己有似自闭症式的樊篱和困境之中跳跃出去,获得一种真正自然人本该具有的平实生活和理解。

四、乡村研究的追溯与回顾

即便是如此,即便我们对于这个中国城乡关系的大背景有了一种较为清晰化的认识,并试图借此而对于中国乡村未来的发展做一种过于确定性的判断,那似乎仍旧是为时尚早,因为任何暂时性的判断,如果将其放到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之中,都会显得片面和经不起推敲,也难于借此去应对无法预料到的未来可能发生的一切变化。而一种平心静气地静观其变,把握其背后的结构性转变的根本的做法,或许仍旧是今后中国乡村研究的主流,因为知识论的常识告诉我们,任何一种草率的结论,其往往都会惨败在一种不断变化其形态和内涵的社会现实的面前,那些过早、过快以及过于轻率就得出来的断言和结论,对真正负责任的研究者而言,终究不过是一种事过境迁的废弃之语,无一是处可言。而一位认真的研究者总会把他对于一个观察之中的社会的结论或者断言尽可能推迟到一个很晚的阶段,即推迟到他自认为真正有了一种详细的观察研究和整体性的觉悟之后而非之前,诸多很快被人忘记掉的那些堂而皇之的结论,实际都是步了研究上做出草率结论这样一种做法的后尘,这样做法的结局自然就是昙花一现,终究无法留存于学术史的知识积累之中。

从一个学科的意义上而言,村落作为一个人类学、社会学以及民族学研究曾经最为基本的以及被认为是最为恰当的单元,仍旧是当下从事实际田野调查,进而形成对于中国整体性理解的一个重要的落脚点和出发点。尽管它自身的完整性和代表性在日益受到了来自不断增强的世界范围内文化传播在方法论意义上的挑战,但作为农业文明最为基本单位的村落,依旧是我们从事中国研究的第一步,这也恰恰是研究能够真正依点、线、面的空间布局而逐渐展开其视野的关键一步,费孝通从江村起步,最后实现了一种整体性的对于中国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的把握,堪称是这方面研究的一个极佳范例[1]。我们的前人确实也在这个研究领域中积累起了大量的有关于中国村落研究的个案。20世纪30年代,英国人类学拉德克里夫·布朗(A.R.Radcliffe Brown)所曾经指出的对于中国研究的诸多建议[2],在今天已经转变成为了富有学科史意义上的实际的并且有着持久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他那时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在中国从事人类学研究的单位最为恰当的就是乡村,作为一种来自英国社会人类学的最强音,这一观念着实引导了后续的中国乡村研究的开展[3]。并在之后进一步促成了具有一种中国意识的乡村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磨练以及基于实地观察的知识的积累和成长,而这个过程差不多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至今,中间虽有一种研究传统上的中断,但乡村调查研究本身在当代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中断过,并在中国近代发展的不同时期积累起了大量反映不同时代特色的有关中国乡村研究的知识和理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21世纪以来,这个知识增长的接力棒传递到了我们今天这一代研究者的手里,与此同时,新的问题也同样涌现出来,并使我们的观察优先于基于理论概念的研究假设,我们只能是从现象到现象,无暇顾及去整理、归纳和发现一些真正有理论构建意义的概念和准则。在此迅速变化的时代中,除了有一种乡村应对外部世界而有的其自身的变化之外,如何去面对和梳理跨越了一个世纪之久而又如此数量庞大的既有乡村研究和观察,将会成为当下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问题有待人们去进一步加以解决,它并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编排、分类以及堆积起来的工作,而是一个由对既往村落研究的历时性线索追溯之中的一种新的认识和理解。换言之,在这么多的作为民族志个案的中国乡村研究开始大量积累起来之后,如何真正去解读这些富有区域差异性的文本之间相互的联系就变得越来越为重要。因此,如何对既有的乡村研究成果做一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追溯性的回顾以及对于未来的中国乡村研究如何提供一种更具现实意义的方法论的引导,都成为了当下中国乡村研究者的当务之急,对此一点,任何一个有着明确学术关怀的研究者都是不能不去关注并善加提醒的。很显然,一个对于未来没有一种前瞻和展望的研究自然不会是一种好的研究,同样,一个对于过去的积累没有一种切实性把握的研究自然也不会是一种好的研究。实际上任何的研究,不论是存在于过去的和在未来会出现的,都可以借助一种全新的解释进入到当下中来,成为理解当下的一种真正有分量的理解。

很显然,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所面对的问题环境,每个时代也一定应该有自己的问题意识,而且每一个时代也都会有每一个时代对于正在发生的社会现实的一种认识和理解,这种认识和理解将会成为一种学术共同体的共识,凝聚成为共同的问题意识,进而成为一种彼此都会认可的研究范式,由此而积累起前后关联彼此可以互证的充满逻辑关联的知识体系,进而带动一种整体性的学科知识的成长。在这方面,中国乡村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自然也不例外。应该说,乡村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曾经深度影响了有关中国社会研究的取向,它使得中国的研究者从摇椅走入了田野,从书房走进了民间,从玄想思辨走向了实地调查,由此而成为了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一个便于把握的切入点,由此我们才有了以某个村落命名的乡村社会知识的生产和消费,随后也才有了“江村”“义序”“抬头”以及“云南三村”之类的有着国际学术声誉和认可度的中国乡村研究的典范以及乡村话语表述的合法性存在。在此意义上,乡村代表了中国,并且它也确实能够代表中国,尽管它并不是能够代表中国的全部,但却是可以让实地的研究者如洞中观火一般去体察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的中国的缩影及其长时期的转变,这种代表中国是一种理解意义上的代表[4]。在这一点上,我们似乎并没有走过了头,我们还需要在村落研究之路上一直地走下去,但我们无疑需要去做一种方法论意义上的完善甚至更新,由此而使得我们的研究视野能够有目的性的把一种村落研究的范式真正放置到更为宽阔的语境中去,让村落研究的思维借此而可以产生一种更为宽阔的联想乃至于边际更为遥远宏大的想象。因为终究,不论是中国的乡村,还是世界其他地方的乡村,它们都会有着这样一个共同点,那便是“在那里”的生活无一例外都不会是一种孤立开来的村落独自的存在,而是由人所构建起来的村落本身在无形之中便被嵌入到了更大范围的有着自身周围环境的山川、河流、湖泊、平原、岛屿以及海洋之中去,村落在那里的生活以及与周围的人和物之间有着一种持续性的无法裁剪割断的相互依赖和共生,而这既是村落存在的一般状态,却又是直到今天才被中国乡村的研究者所共同认识到的一种新语境、新联系以及新主张。

曾经的中国乡村研究也必然是要将其放置到这样的一种语境、联系和视角中来才会有意义,这样的做法就不是孤立地去看待乡村,而是要从多种不同的角度不遗余力、无所遗漏地去看待作为相互关联而存在的乡村社会,并不带有任何偏见也不带有任何武断地去理解乡村。由此我们需要去做一种学术史意义上的追溯性的“回头看”,我们要把既有的乡村研究做一番全新的检讨,了解它的学科史上的来龙去脉,了解一些重要的观点、理论和方法及其所产生的特殊背景。显而易见,在这方面我们是有着一种历史取向的,但这绝对不意味着会像一般历史学家那么着急地要得出一种通史意义上的历史发展趋势或阶段分期的判断做法。我们同时也会是一种乡村问题取向的,但是这些问题是学术自身存在着的,或者由新的乡村场景所引发出来的真实难解的问题,而绝对不会像一批又一批的乡村问题的天真研究者那么急于求成,自以为随便跑几趟乡村,走马观花一番,结果满眼所看到的却是千疮百孔的农村问题,至于其他的内容就再也无法深入下去看了,结果回来城市里就一拍脑袋轻易地做出一种思想上居高临下的判断和建议,那样的判断和建议最后也只能是作为一种应景的招贴画,等风头一转,认识一变,乡村一归复平静,那些侃侃而谈的乡村研究者的判断和建议也就随风飘逝得无影无踪了。

五、结语

作为一位社会人类学家,我们或许只是要去关注社会究竟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会期待着在发生了什么之后社会可能带给我们的一些意义思考。但所有这些,我们都不可能预先知道,也不可能功利性的到田野中径直地去寻找,我们只能是静观其变,等待其发生,并需要在观察的积累之中小心地求得证明的证据。只有这样做了,才可能真正期待得出一种结论的恒久和可持续。也只有如此,对既有的乡村研究的梳理才能够真正发挥其在新的语境中的作用,展示其新的姿态以及提供一种新的智慧性思考,由此而来推进我们对于乡村自身存在的认识。

因此,我们今天更为需要有这样一种基于新视角、新语境、新问题而对于既有中国乡村研究的回顾和追溯。这种追溯和回顾既可以来自于研究者本人,也可以来自于后来重访研究的那些年轻一辈的学者,基于这样一种历时性的线索轨迹的追溯,我们才能真正做到在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上不仅理解了一个曾经是结构化和功能化了的中国,还能理解一个正在发生变化和处在转型之中的时间化和场景化了中国。无疑,这个中国,作为一个有其自身理由而存在的整体,一定会有其独具特色的自我演进的谱系存在,它也在期待着诸多描述者的彩笔为之画像。


注释:

①“长技”出自魏源1842年出版的《海国图志》一书,在该书《原叙》中,魏源写到:“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参阅“海国图志原叙”,[清]魏源,《海国图志》(上),陈华等点校,长沙:岳麓书社,第1页。

②对于中国传统时代的双轨政治,费孝通有这样的表述:“中央集权的行政制度在中国已有极长的历史。自从秦始皇废分封、置郡县以后,地方官吏在原则上都是由中央遣放的。而且在传统规律中曾有当地人避免做当地官吏的惯例。从表面上看来中国以往的政治只有自上而下的一个方向,人民似乎完全是被动的,地方的意见是不考虑的。事实上果真如此的话,中国的政治也成为了最专制的方式,除非中国人是天生的奴才,这样幅员辽阔的皇国,非有比罗马强上多少倍的军队和交通体系,这种统治不太可能维持。不论任何统治如果要加以维持,即使得不到人民积极的拥护,也必须得到人民消极的容忍。换句话说,政治绝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在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政治”。引自费孝通《乡土重建》,上海:观察社,1948,第44页。

参考文献:

[1]赵旭东,罗士泂.大瑶山与费孝通人类学思想的展开[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15-21.

[2]布朗.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社会学调查的建议[J].吴文藻,编译.社会学界,1936(9):85.

[3]吴毅.乡村中国评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8:261-306.

[4]赵旭东.从“问题中国”到“理解中国”——作为西方他者的中国乡村研究及其创造性转化[J].社会科学,2009(2)5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