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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离与回归:中国乡村百年实践中的现代性与反思

作者:李晓斐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思想战线》  发布时间:2017-08-04  浏览次数: 1370

【摘 要】清末以来,随着现代性的不断深入,中国乡村首次出现真正意义的分离与断裂,乡村被建构为落后的他者被加以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乡村在革命话语与阶级斗争意识形态下,以一种“另类”方式被重新整合进国家的革命与建设中;改革开放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新时期,现代性实践重新占据主导地位,却不期然地造成广大乡村的再次分离,“三农”问题随之凸显;21世纪以来,新农村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成为实现乡村发展的重要路径。然而将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二元对立的思维仍然存在。由此,跳出二元对立陷阱,进行以乡村本土为根基的现代化实践,对于当今乡村发展具有深远意义。

【关键词】分离;回归;现代性;反思


一、他者:从根基到问题的中国乡村

乡村并不是一开始就作为问题或改造对象出现的。某种意义上,中华帝国时代的乡村,从组织设置到意识形态,无不与上层帝国有着高度自洽性。例如,郑振满将家庭结构及宗族组织视为明清时期社会的基本组织,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正好呼应了传统社会的演变趋势,也导致了传统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全面家族化。①麻国庆对构成整个社会结构基础的家庭与家户加以研究,即,从血缘关系来说,是从家庭到分家到宗族,再到各种拟制血缘的宗族联合、行会、秘密社会等组织;从地缘关系来说,则是从家户到村落再到乡镇、城市、都会乃至经济区域的脉络;从而,作为家庭/家族基本坐落单位的乡村,构成了中华帝国时期整个社会的根基。②科大卫(David Faure)更将宗族组织视作一种制度,于16~18世纪随着帝国国家意识形态渗透到广大乡村并扩散开来,③从而在观念上完成了乡村与帝国之间的统合。芮玛丁(EmilyMartinAhern)、华生(James Watson)、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等国外学者对民间宗教的研究,则看到大小传统相互模仿吸纳的情形。④换句话说,在帝制的传统中国社会,乡村本就构不成一个问题,根本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恢复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⑤

但是,随着20世纪初帝制的终结,乡村的情形却发生了根本变化。正如科大卫指出的,宗族还是那个宗族,但国家却不再是那个国家了。皇帝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君主立宪、革命共和以及来自西洋文化的各种激进理论、民族主义、进步、国家等概念。于是,曾经作为帝制国家主要舞台和根基的乡村与宗族,此时却成了现代国家的对立面,不但不能被有效整合进现代国家,反而成为封建的残余与落后的代名词,“原本作为宗族及乡村成员的人,现在成了‘农民’,‘农民’据说是封建社会的残余。……从此,乡村社会就要靠边站了。即使天子脚下的北京也不自安(safe),因为据说,必须由上海的尺度来衡量中国,这样才是现代性”。①科大卫敏锐指出了20世纪的中国乡村与帝制时代下的乡村问题的根本不同:即现代性植入之下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根本改变。众所周知,工业革命带来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变迁。而且,在现代、科学、理性等为内容的启蒙思潮等因素影响下,这种变迁远非经济层面,而是全方位的根本变革。也正因为如此,现代因素对传统社会的全方位植入与改造及其引发的变迁,被吉登斯(Anthony Giddens)视作“现代性”并将之作为社会学的基本问题。②在此逻辑下,现代与传统、城市与乡村、乃至西方与非西方均成了截然不同的对立物与“他者”的互构。③

回到中国社会,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从洋务运动的中体西用,到维新变法对西方政治观念的学习,再到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面批判,这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背后,实则是现代性从器物而制度、再到思想乃至社会风尚各个领域的快速扩张。

在此背景下,中国乡村经历了第一次真正意义的分离。这种分离首先表现在现实层面,即乡村与国家全方位的分离与断裂:政治上,随着帝制的推翻以及向现代政治观念与体制的迈进,乡村原有的组织体系,如宗族已然无法契合进新的政治国家;经济上,城市与农村也日益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分离,在城市得不到农村及时的粮食供给的同时,农业萧条与农村凋敝的情形也急速加重;④教育与社会流动上,随着科举制的废除和新学的兴起,乡村原有的传统教育愈发无用武之地;甚至于在国家的财政及政策导向上,乡村和农业也不再是现代的民国政府的施政重心,而被更具现代性的城市与工业所取代;⑤再加上战争匪乱、外国侵略、自然灾难以及政治上的分裂,由此,“中国近百年史,也可以说是一部乡村破坏史”,这种破坏不仅仅来自于外国侵略,中国人一切的民族自救也都在破坏乡村。⑥上述分离与断裂也呈现在学者的研究中。费孝通洞察到乡村自治团体的崩溃与传统双轨政治的瓦解,乡村生计中农业与手工业有机协调的传统机制的脱节,以及在教育文化上不再回家的乡村子弟,最终造成了乡土社区的社会侵蚀。⑦杜赞奇(Pra-senjitDuara)指出,极具现代性意义的国家政权的向下扩张,逐渐打破了乡村社会原有的文化网络,并使其发生不期然的变化,从而由保护型经纪转为赢利型与掠夺型经纪,最终导致了国家政权的内卷化。⑧

现代性的植入不仅造成了乡村的分离与凋敝,同时也为解决乡村问题提供了一条解决路径。即,现代观念的社会精英从认识层面对乡村作为“他者”的发明与建构。孔迈隆(MyronCohen)即指出,中性意义的“农夫”(farmer)被现代性所赋予的充满贬义的“农民”(peasant)一词所替代,一个与现代性相对的、知识上与文化上充满迷信、无知、愚昧与保守的中国“农民”的概念及其形象被发明与重新定义,并且作为现代文化上的异类与“他者”,被社会精英广泛表达。⑨这也正是晏阳初等知识分子将农村问题归结为农民的愚、穷、弱、私,从而加以改造教育背后的认知逻辑。当然,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内容极其丰富,不仅类型多样,特点也各不相同。换言之,不能将整个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运动,均视为晏阳初式的将农民建构成他者的认知类型,例如梁漱溟就明确反对将农村问题视为“贫愚弱私”的做法,主张从农村固有的组织与文化入手,全面复兴农村。

对于当时乡村问题的解决与探索,除了乡村建设学派的实践外,至少还有另外两种有影响力的实践:民国中央政府主导的乡村自治实践,以及中国共产党的乡村实践。瑏瑡20世纪上半叶的乡村危机,也引起了民国政府的正视,在20世纪30年代,南京政府以江苏江宁、浙江兰溪为试验点,开展以自治与发展为主要内容的乡村治理实践,包括户口调查、土地呈报、行政制度改组,以及救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复兴农村经济的措施。①同时,中国共产党政权独辟蹊径,在解放区开创出一条独具特色的道路与实践。重要的是,随着1949年革命的胜利,这条在民国时期并不占主流的革命道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使得中国的乡村实践进入到一个全新的、革命的阶段。

二、革命:乡村的另类回归

共产党的实践是从农村开始的,号召采用阶级斗争、对立统一的方法,分析农村中各阶级及其生活概况,从而对农村有正确全面的了解;②在此基础上开展阶级斗争,旨在通过暴力革命的方式,对地权及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从而解决农村乃至整个中国的问题。③那么,共产党的革命实践道路究竟是一条什么道路?对此,可以从梁漱溟的论述中初见端倪。梁漱溟以欧战为分界点,将世界潮流分为两个阶段:近代都市文明之景仰与都市文明之反动,后者即以俄国革命的爆发为代表;④艾凯(Guy Salvatore Alitto)更将梁漱溟与毛泽东主义相比较,指出两者的共同之处,即都是反都市主义的、立足于农民,要农民自觉解决其自身问题。⑤某种意义上,以苏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走的是一条反对现代资本主义的道路:在这里,农村成为革命实践的主要舞台,农民反而成了“先进”的革命者和所倚靠的主要力量之一。更重要的是,这条反现代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的乡村实践打下了鲜明烙印:乡村以一种另类的方式“回归”到整个国家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之中。

首先,新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高举革命与阶级大旗,不论是城市还是乡村、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均被裹挟进革命话语与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之中。1949年以来,自上而下的一系列政治运动,对于农村与城市的影响基本上是同步的。在广大农村,农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结构被瓦解,代之以由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这些新术语所组成的全新社会结构。虽然各地情况有所不同,但是剥夺地主及富农的土地、房产与其他生产生活资料进行重新分配,并对“四类分子”进行控诉与批斗,乃是全国的大致情形。城市的社会结构也被根本改造,原有的同业公会、同乡会、街坊协会均被取消,代之以由居民委员会与工作单位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结构。阶级分析也同样席卷城市人群,从而造成等级结构的根本变化。工人、技术人员以及与工业生产有关系的劳动者地位上升,阶级敌人与其他阶级成分有问题的群体则被社会遗弃,落入社会底层。⑥随后的一系列运动,虽然具体内容可能有所侧重,但城市与乡村均占有同样的地位。换句话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广袤大地上呈现出来的并不是现代性大都市与落后乡村之间的对立,而是不分城乡、民族、地域的阶级对立与斗争。在此背景下,乡村不仅没有被社会主义国家视为现代的对立面而抛弃,反而作为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主要阵地,重新成为社会主义国家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清末以来乡村作为现代国家的对立面的现象得到了根本改变,社会主义国家以革命的方式将乡村整合进国家体系,从而实现了乡村的另类回归。

其次,乡村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要舞台。在五年计划报告中,能够清晰地看到国家对于农村和农业之于国民经济建设重要意义的重视。从“一五”到“五五”计划,虽然一直强调重工业建设,但同时也在不同层面上强调农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农业合作、农业生产的领导以及农业增产的各项具体措施有详细的规定。⑦中华人民共和国前30年,虽然国家在宏观层面上推动农业发展是为了更好地配合工业建设,虽然农民的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根本改善,⑧但是农村作为国家建设的重要舞台,也是不争的事实:广大农村在国家建设中也得到了实在的利益,包括大型农田水利设施的大量兴建、集体化农业生产的组织与管理、化肥农药种子等农业技术的推广、人民公社体制稳定之后社队企业的兴起等。⑨

再次,乡村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也同样是国家的重心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农村教育领域,开展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培训乡村教师等措施。1958年以后,乡村成了教育大跃进的主要阵地。在全国乡村广泛兴办初中、高中甚至农业大学,而且,乡村中学与大学具有鲜明的“面向农村”的意味:以农业劳动为主、学习文化知识为辅。医疗卫生事业在20世纪60年代也逐渐向乡村倾斜,表现在以社办、队办、社队联办为主要形式的“合作医疗”,医生来源除了公社医疗诊所的医生外,更多是通过参加半农半医短期培训班而产生的“赤脚医生”,县卫生部门多次组织业务培训提高其医疗水平。①不可否认,“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切实解决了当时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到今天,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当初这些赤脚医生仍然是广大农村医疗的重要力量。

最后,乡村不仅不再是现代性鄙视的对象,在某些特定的时期,还作为榜样反过来改造城市青年和知识分子群体。正如学者指出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前30年里,共产党的政策即便不能简单说是“反城市”的,也是对城市抱着一种双重态度。因此对城市发展,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长期以来采取限制与控制的政策。②此消彼长,农村和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国家革命与建设中的重要性骤然上升。择其大者:其一,在厉行节约、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背景下,一系列农村被建构成全国的典型和模范,成为全国各行各业争相学习的榜样,特别是山西昔阳的大寨大队,更是掀起了全国“农业学大寨”的热潮,“大寨精神”成了六七十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重要内容。其二,广大普通农村也成了城市青年及知识分子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圣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要数规模庞大的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虽然“上山下乡”运动带来了种种后果,但这一运动本身,在某种程度上也反衬出农村与农民在整个国家革命建设中的重要位置。

需要指出的是,此时乡村虽然重新回到国家体系并成为国家经济、政治、文教卫生等事业的重要舞台,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回归。在这种另类回归的背后,除了革命与阶级斗争之外,乡村实际上承担着为国家工业建设提供资本积累的重任。统购统销、一平二调等政策,以及较为严格的户籍制度,造成农业生产效率的长期停滞甚至后退,③并最终导致了人民公社制度的终结以及改革开放的启动。

三、三农:现代性下的再次分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道路,开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现现代化为内容的新时期。从现代性的视角看,改革开放的过程可以说是前一阶段所抛弃与反对的现代性话语与实践又重新获得正当性(legiti-macy),并在各级政府部门日益占据主要地位的过程。特别是这一时期所紧紧围绕的经济建设与现代化建设,以及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行讲话中关于姓社姓资及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讨论,更是从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将现代性实践深入到社会各个领域。

就广大农村来说,改革开放首先表现为家庭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20世纪70年代末,人民公社制度日益陷入各种困顿,对于包产到户的新趋势,中央在否定、争议与默许的短期摇摆之后,以家庭承包制为主线的农村经济改革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开展。中央连续5年出台的一号文件,成了这一经济改革推行、巩固与完善的重要文件。农村政治体制改革也同时展开。废除原有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建立乡政府与村民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进一步明确了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的地位。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与村民自治制度的推行,将广大农民从长期的集体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激发了农民的自主性与生产热情。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全国农业总产值与农民的生活水平,均呈现逐年提高的态势。

然而,随着现代性实践的日益深入,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广大乡村日益呈现出再次分离的趋势。最为明显的表现,就是国家权力从农村领域的不断收缩,城市又重新成了追求现代化与市场经济建设现代国家的重心所在。家庭承包责任制所实行的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一家一户分散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以及村民委员会制度所实行的村民自治,无不体现着国家权力从经济到政治从农村领域的不断收缩与淡化的事实。有学者指出,家庭承包制被国家认可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中央的政策仅仅是稳定这一制度,而不是更多关心如何完善与创新。而且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取得效果之后,国家迅速把注意力放到城市,很长一段时间只顾城市而忽视农村;仅以财政支出为例,国家各级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①随着国家重心的转移,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相当一段时期,国家对于广大农村的农田水利建设、道路建设、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机制等等公共产品供给均出现严重滞后甚至缺失。在此背景下,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弊端开始显现。例如,个体农户需要单独直面国家与市场而难于抵御各类风险,土地不断分割细分影响多年作物的种植,难以获得规模效应从而造成生产效率的不断降低。于是,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农民收入却增长缓慢,城乡差距持续扩大。②

与此同时,农民负担却日益加重。在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分配原则下,除了上缴“皇粮国税”外,上缴村集体的各种统筹与提留由于缺乏明确标准而出现大量可操作空间,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等“三乱”现象成为当时乡村的普遍现象;再除去购买农药、化肥、种子等生产成本,种田收益几乎所剩不多甚至无利可图。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农村出现了大量耕地抛荒的现象。村民自治实践也遇到了若干挑战,特别是国家权力从农村收缩后所出现的权力真空,以及高额税费的征收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强制实施,恶人治村、村霸横行的现象日益增多,官民矛盾与冲突日趋严重。③在此背景下,李昌平发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从此“三农”问题日益进入学界与政府的视野,引发广泛讨论与思考。当然,“三农”问题的出现有着极为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等各种原因。但是,在某种意义上,改革开放以来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现代性话语与实践及其所造成的乡村再次分离,不啻为其中的关键性因素。

同时,现代性再次将乡村建构为落后的“他者”与亟待接受先进的现代文化改造的对象。其一,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拨乱反正、纠错纠偏之后,乡村教育已与集体化时带有明显“面向农村”意味的乡村教育有了根本不同。即日益强调以面向城市、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的正规化、专业化教育为导向,由此造成了乡村教育资源分配与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与短缺,④以城市为导向的农村教育使得教育内容与乡村发展严重脱节,不仅无法为乡村社会发展培养技能人才,更加造成了乡村的异质化与他者的地位。⑤其二,改革开放后,广大农村再一次成了社会主义思想与精神文明建设的主要阵地。从1982年开始连续颁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均明确指出要不断对农民贯彻社会主义思想,促进整个农村的思想政治与文化知识的不断提高,增强农民对落后封建思想的抵御能力。于是从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文明村镇及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四有教育活动、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在广大农村轰轰烈烈展开。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活动在农村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重要意义,但在一系列活动的背后,其实蕴含着现代性固有的将乡村与城市相割裂,并分别赋予其落后愚昧与先进科学的二元对立的划分,从而顺理成章地将农村建构为亟待用先进科学文化予以改造的他者,在农村现代化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民间传统所固有的积极意义。⑥

四、回归:新农村与城镇化的迷思

进入21世纪,“三农”问题得到中央的高度重视。从2003年中央一号文件关注农村税费改革开始,农村再次成为中央一号文件的政策实施对象,至今持续13年之久,内容更是涉及农村税费改革、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加快水利建设、推动农业科技创新、发展现代农业等各个方面。其历时之长、涵盖面之广,国家对于农村的再度重视可见一斑。特别是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取消农业税并给予种田补贴、以工业反哺农业等一系列向农村倾斜的政策,以及十八大和“十二五”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使世纪之交极为严重的“三农”问题得到极大缓解,更为重要的是,在新农村建设与新型城镇化建设战略的推动下,之前被严重分离的农村又一次成为整个国家的重心所在。国家试图通过推动农村的现代化与城镇化最终达到乡村新的回归,实现乡村与城市在高度现代化意义下的新的整合与一致。

然而,由于中国社会的复杂性,新农村与城镇化建设也遇到了种种挑战。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学界对此问题的讨论,可粗略归纳为城镇化建设中所存在问题的研究,以及相应对策建议的研究。其中的一个共识是,农村城镇化并不仅是农村土地的城镇化,还包括人的城镇化。即农民及其家属的城镇化,即在土地集中、“农民上楼”,农村原有社区结构瓦解之后,如何促使农民身份的转换、促使农民适应城镇化的新生活。①针对这些问题,学者们从各个层面提出对策建议。例如,要提高农民的文化素质和知识水平,帮助农民形成一整套现代市民的理念,包括社会公德教育、普法教育、公民意识教育、城市生活方式教育等。②

某种意义上,在当下对新农村及城镇化建设的理解上,仍然存在着或多或少再次落入现代性陷阱的倾向。在不同程度上均出现把城镇与乡村、市民与农民以及现代与传统二元对立起来的倾向。如何跳出这种现代性的陷阱、打破二元对立的认识误区,对于城镇化建设的顺利开展则显得尤为重要。③换言之,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该采用将城市与乡村、市民与农民统合起来的视角,在充分尊重村民主体性与民间传统、挖掘乡村各种内生性因素,以及乡土文化丰富智慧的基础上,推进农村的现代化事业。惟有如此,才可称作广大乡村在现代性意义上的真正回归,才能确保城镇化建设取得真正的预期效果。在此意义上,新近出现的,诸如碧山村计划等逆城镇化实验,以及“望得见山、看得见水、留得住乡愁”的表述中所蕴含的以乡村本土为根基的现代性,可能是未来乡村实践的一个新的方向。


参考文献:

[1]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272~274页。

[2]麻国庆:《家与中国社会结构》,北京:文物出版社,1999年,第12~15页。

[3][中国香港]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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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中国香港]科大卫:《皇帝与祖宗:华南的国家与宗族》,卜永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407页。

[7][英]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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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美]费正清,[美]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下,赵丽江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292~308页。

[10][美]易劳逸:《1927~1937年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流产的革命》,陈谦平等译,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第273~276页。

[11]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11页。

[12]参见费孝通《中国士绅》,赵旭东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13]参见[英]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

[14]Cohen,Myron L.,“Cultural and Political Inventions in Modern China:The Case of the Chinese‘Peasant’”,Daedalus,vol.122,no.2,1993,pp.151~170.

[15]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9页。

[16]此处所述得益于与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邢宇宙的讨论,在此深表谢忱!

[17]参见王科《控制与发展: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初期的乡村治理变革——以江宁自治实验县为中心(1933~193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8]毛泽东:《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3~25页。

[19]《毛泽东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44页。

[20]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1页。

[21][美]艾恺:《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王宗昱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23~224页。

[22][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982)》,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647~778页。

[23]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24][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05页。

[25]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07~280页。

[26]曹锦清,张乐天等:《当代浙北乡村的社会文化变迁》,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第399~409页。

[27][美]麦克法夸尔,[美]费正清:《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俞金尧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713页,第770页。

[28]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和失败》,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32页。

[30]参见中共中央研究室《中国新时期农村的变革·中央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

[31]王盛开:《农村改革三十年:政策取向与利益诉求》,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90页。

[32]王德文,何宇鹏:《城乡差距的本质、多面性与政策含义》,《中国农村观察》2005年第3期;陈锡文:《当前的农村形势和农村工作》,《时事报告》2007年第2期。

[33]参见陈桂棣,春桃《中国农民调查》,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

[34]张玉林:《分级办学制度下的教育资源分配与城乡教育差距》,《中国农村观察》2003年第1期。

[35]翁乃群:《村落视野下的农村教育:以西南四村为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第1~12页。

[36]李晓斐:《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互动——以河南省路村的院庙为例》,《开放时代》2010年第4期。

[37]参见陆大道,宋林飞等《中国城镇化发展模式:如何走向科学发展之路》,《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2期。

[38]参见卓纳新,黄向阳《以文化建设破解农村城镇化难题》,《农业考古》2009年第3期;杨蕾,王海涛《农村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身份转换对策研究——以沈阳经济区为例》,《社会科学辑刊》2011年第6期。

[39]可喜的是,这一点正被学界日益认识到,参见朱振华《中国城镇化:社会转型与文化多样性——“田野中国·乡土传统与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学术研讨会述评》,《西北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