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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迷局: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

作者:刘志刚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  发布时间:2017-08-06  浏览次数: 1468

内容提要光绪年间,清政府在洞庭湖淤洲实行官垦政策,在严厉打击私垦湖田的同时,对遵章承佃的绅民则优容有加。在此背景下,地方精英被剥夺了洲土所有权,但利用承佃权成为获益最大的社会阶层。地方社会展现出官绅“共赢”的权力格局。清末民初,随着社会动荡的加剧,政府与精英都发生了裂变,形成县府与下层精英结合、省府与上层精英勾连的利益“共谋”关系。为了重建社会秩序,自上世纪20年代初开始,湖区官员与精英出现身份同一的“共生”现象。而后,国民党又以精英官僚化作为主要的治理之策,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地方权力结构,但国家权力因私有化趋向使其逐渐失去合法性,最终与劣化精英走上共恶偕亡之路。可以说,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区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彰显了传统中国在近代转型中所遭遇的治理困境,对当今中国的改革有着巨大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洞庭湖;地方精英;社会变迁


明清以降的地方权力结构及其变迁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远可溯自张仲礼、瞿同祖、费孝通等老辈学者对绅权的论争,而今以“华南学派”为代表的区域社会史家则从宗族认同、民间信仰与边缘人群等方面探讨地方社会的运行逻辑。海外以杜赞奇为代表的中国史学者则着重从政权建设的角度考察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治理转型历程。他们的视野、路径或各有不同,但关注点则无不是为探寻传统中国社会如何解体并迈上近代化道路,拷问着传统与近代之间究竟有哪些关联,又发生了怎样的断裂,以及传统中国是否有走向近代化的内在动力等问题。然而,他们的研究基本上是针对成熟社区展开的,那些尚处于开发阶段,正在形成中的半成熟或不成熟区域,它们的权力结构是怎样生成、运行与变迁,又是如何与近代社会的整体变动产生关联的,则未见深入讨论。

对此,笔者不揣浅陋,选取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围垦区(主要集中在今天的沅江、益阳、湘阴、安乡、汉寿、华容、南县等地)作为研究区域,对这一时期政府与地方精英在淤洲围垦中展现的权力博弈关系进行一番专门探讨,以此考察国家与社会在地方权力结构的生成与变迁中究竟扮演着什么角色,呈现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及与中国传统社会整体转型如何联动的。就此问题,张建民论述了两湖地区堤垸修防中的官绅民关系。中山大学邓永飞博士对湖区土客地主间的较量进行了讨论,指出获得上层权力资源是湖田争夺取胜与否的决定性因素。日本学者森田明则考察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沅江白波闸堤案的演变过程,认为毁闸是曾月川为首的地方势力为扩大垸田支配权而采取的行动,并将重建闸堤视为“农民反对土豪劣绅支配垸田”的开端。他们从相对静态的角度对湖区围垦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展开了深入分析,但遗憾的是未有看到政府、精英与民众之间关系长达百年的动态过程,在晚清至民国湖区淤洲社会结构变动的总体面相与阶段性特征上仍有继续探索的空间。

一、共赢政府的压制与精英的壮大

清代自康熙迄咸丰朝,湖田政策经历了一个劝垦、限垦、禁垦、禁筑限垦的演变过程,而地方精英的反应也由积极支持到消极抵制再到强烈抵抗,最后形成了官禁于上、民垦于下的局面。因而,有学者指出十九世纪清廷禁垦湖田的政策因地方绅民的违抗而彻底失效。在此,我们不妨将研究时段向下延伸至光绪年间,来看看湖区淤洲社会结构的生发历程,以及官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咸同之际,荆江藕池、松滋相继决口,形成四口南流的江湖格局。历经十数年后,洞庭湖由西北向东南淤出大片洲土,且不断向湖心深处蔓延。外籍绅民纷纷涌入这片“明日之土地”,掀起长达百年的围垦潮,同时也开启了一个政府与地方精英博弈的新时代。光绪初年,洞庭湖西北部的安乡、龙阳、华容与沅江交界处,名曰南洲的地方淤成陆地,他们新一轮的交锋便从此展开。

地方精英率先进入淤洲,揭开了湖田围垦的序幕。光绪五年(1879),四川酉阳武举王乐山盘踞南洲,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势力。光绪八年(1882),湖南巡抚卞宝第下令将其逮捕归案,并“永远监禁,听其自毙”。同年,湖南布政使、按察使委任试用知县洪锡绶办理南洲善后事务,并宣称“王乐山霸占洲地……由官另行招佃”,又令查明该洲“垦户姓名,仿州县鱼鳞册式,一律造具花户清册”,且须注明“或系垦户,或典户,或佃户”,以及各户“垦田亩若干”,并告诫绅民:“此洲本属官地,一切应由官经理,不能听任豪强恃众争占”。光绪九年(1883),华容绅士危金钿等指认南洲为赤沙洲,妄图占垦,遭湖南布政使驳斥,并被革去功名,“拿案治罪”。后补用同知文炜又劝谕民众:“务以危金钿为前车之鉴,纵不深谙法律,亦宜自惜身家。试问百姓强梁,何能与官抗拒?既经归官招佃,如再私砍芦柳,便属藐法抗违,不难立予究办。”

此后,清政府对其他私垦湖田者确是厉行法办的。光绪十年(1884),“匪徒”彭晓成等强占南洲附近的青鱼嘴,地方官依“强占官山、湖泊、芦荡,罪应拟以满流”的定例,立即将其“饬拿究惩在案”。青鱼嘴杨姓族人也将该洲“冒为己业”,又“拦河私抽,收取柴费”,湖南布政使、按察使令“将杨姓拿案惩办,以儆刁顽”,巡抚也批示:“杨姓……大干法纪,应即拿办”。与此同时,新浃洲“官荒”为杨姓所占,后胡丹廷欲按股份派,并为王乐山“留存私业”,对此湖南布政使指示:“将杨姓及胡丹廷等,一并拿案惩办,以儆刁顽”。瑏瑡而后,湖南巡抚、布政使又发布札令,再次申明不得私垦官荒,违者严惩不贷,使杨姓族人“稍知敛迹”,瑏瑢又令常德知府对心有不服的杨正渭“严切根究”,且将幕后鼓动之人也“一并拿案究惩”。瑏瑣而且,湖区佃户所获洲土,不得私自买卖,否则“照章将田价追缴入官,并将原佃及买主一并严办”。瑏瑤清政府官垦湖田政策可谓相当严厉,地方精英对洲土的控制权被剥夺殆尽。对此,王闿运也有记曰:光绪九年(1883)四月一日,乘船入湖,遇风停驻洞庭湖南洲,有熊姓官员来访,称“奉委擒南洲王,因留招垦,夺民田入官,岁收二千千之税,前垦荒者皆破家”,后洪秋帆(引者按:试用知县洪锡绶)亦来留用晚餐,席间“皆自道其能,无他语也”。瑏瑥所谓“其能”显系整肃南洲之事。

此后,清政府对洞庭湖淤洲始终坚持“没为官荒”的政策。光绪二十二年(1896),湖南巡抚颁布谕示:“凡沅江淤土,曾经封禁有案,概属官荒……私行围垦……除由局涂销契券,分别追价入官,提田另佃外,仍各从严治罪”,而且表示要将在南洲招佃中“原业承垦,坐庄领照,蒙捐公举”等项陋习,“一律严革净尽”。瑏瑦光绪二十三年(1897),沅江垦务局会同沅江县府也发布告示:“有私自垦种及砍伐芦柳者……即照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芦荡律,从重治罪;若敢擅卖擅买,照盗卖官田治罪外,仍将契价追缴入官”。瑏瑧同年,沅江县府“褫革”盗卖草尾嘴的窦安敦、王伟人、傅燮枢、刘文蔚等绅衿的功名,对“平日包揽词讼”的增生邓金砺、附生邓卫中实施“看管”。瑏瑨而且,湖南省筹备总局再次声明:“强占官民山场、湖泊、芦荡者,不计亩数,杖一百、流三千里。”光绪二十四年(1898),湖南省设筹备总局垦务委员,并明确规定湖区“现在未经给照新旧淤洲,无论荒熟,及以后续淤洲地,概归筹备总局缴庄、领照、承管”。瑐瑠是年,沅江垦务局据户部《渔场则例》,称不得“借水占地,私相售卖”,否则“按律严惩”。瑐瑡对一些委身基督教,希图传教士保护,起而争占湖田的绅民,清政府也予以严厉打压。如沅江豪绅王登俊曾声称:“你们官长有上宪作主,我们神甫有主教作主”,甚至说“沅邑小官,何配问案?我堂神甫已带俊分路上控”。对此,地方政府不仅革去其武生资格,“枷号斥革,交族领管”,而且照会驻汉领事转谕各教士“嗣后勿再接买淤洲地土,已买者将契退出,由地方官追价给还”,后又指出“不必问其孰教孰民,果其事理持平,即外国教士干预,亦不必稍为迁就”。瑐瑣可知,光绪年间清政府对地方绅民,不论外籍、土著,还是挟洋自重者,凡私垦卖湖田者一律严打。可以说,其时政府的权威无可阻挡地在湖区淤洲扩展蔓延。

而且,清政府从行政与军事上对围垦湖田实施全方位治理。光绪十年(1884),设立南洲垦务局,滨湖各州县随后效仿,以此来管理淤洲垦务。光绪十五年(1889),鉴于南洲“蚁聚蜂屯,五方杂处”,湖南巡抚王文韶奏请“添设水师一营,常川驻扎巡防”。光绪十八年(1892),湖南巡抚张煦奏议设南洲直隶厅,认为该处地域广大,事务杂芜,“非划疆定界,设官专理不可”,并定其界址范围。瑐瑦光绪二十一年(1895),在湖南巡抚吴大澂的支持下,南洲直隶厅在乌嘴正式成立,所辖洲土共计民田十三万三十亩七分三厘,官田八万九千二百五十亩四分八厘二毫一忽,和芦田六万三千三百七十四弓九分六厘一毫七丝三忽。光绪二十三年(1897),厅治迁往九都,随即大兴土木,创修衙门、学署、兵营、监狱,同时,在乌嘴设专汛,驻千总,以资镇守。

就这样,由于政府的强势介入改变了湖区淤洲行政真空的状态,地方精英一方独霸的局面不复存在。虽然少数绅民仍以“祖业”、“契串”为名不断抗议申诉,但是大多数已认清局势,转而寻求政府治下私人或家族利益的最大化。事实上,清政府虽将淤洲“没为官荒”,不准民间私自垦卖,但并未剥夺绅民承佃洲土的资格。只要他们遵照官垦规章,甚至还给予诸多照顾与特许,“或因其系属原业,或念其开垦有年,仍令缴庄耕种”,这一办法几乎成了约定俗成的“原业承佃,坐庄领照”。从政府角度看,这或许是展现安抚之意,有分而治之的意味;但从地方精英角度看,则是政府对地方既有权力关系一定程度上的认可,为他们获取淤洲利益大开方便之门。对此,委办沅江垦务的长官不得不承认“究竟所谓‘原业’,实系豪强,所谓‘坐庄’,实由霸踞”。

光绪十年(1884),地方政府在处理南洲杨姓与胡丹廷洲土之争时就体现出寓压制于安抚之中的良苦用心。土著杨姓由其首领出具甘结,表示约束族人即可了结,而籍贯不明的胡丹廷则被“严行会拿,俟获禀办”。而后,杨姓族内又发生分裂,老族长杨正熙指责杨正渭捏名上控,同时禀称愿率族人遵章承佃。地方官对他们也予以区别对待,“择其族中平日安分守己数人量予承佃……略示开恩于一线”,而杨正渭等二三人则“严切根究”。瑑瑠对于那些曾经顽抗,但改过悔悟的绅民,仍准许他们佃种洲土,比如“革生”危金钿与监生王立科等与“愿备缴庄钱,遵章承佃”的南山十五团绅耆,都“宽其既往,准予承佃”。湖区垦务开办之初,对于“勉强遵依”者,地方官往往“令其承充垦首,邀股承佃”,实际上就是给予他们租种洲土的优先权。瑑瑢因此,从经济利益的角度来看,放弃洲土所有权,认可官垦招佃政策,对地方精英而言并无多大损失。富绅、巨室往往“各自倚势承佃,或数百弓,或数十弓,垄断独登,几欲南洲淤土尽为若有”,而无力争势的“各色刁绅劣监”也“借公局善堂,禀恳提充”,以求“鲸吞肥己”。瑑瑣一些“劣绅”抗辩洲土所有权,实欲政府认可其承佃权。

此外,湖区精英还一定程度上获得管理淤洲社会秩序的权力。光绪十一年(1885),候补同知文炜为加强控制南洲,呈请建立团保制度,即“将入官洲地分列六团两障……每团择立公正团长佐各一人,老成保正一,各一面刊刷门牌,饬该团保挨户填给……十家立一牌长,互具一结……倘敢徇情,查出一同坐案,团保容隐,立予革究更充,并令按户出丁举行团练”。而所谓的“公正团长”、“老成保正”、“牌长”无疑是遵从官垦政策的绅衿、豪民。可以说,是政府对他们放弃洲土所有权的奖赏,也可看作他们的又一项社会收益。光绪二十九年(1903),针对教民私买洲土之事,筹备总局向湖南巡抚呈称,若有余地可租,且“正绅”具保确为良民的,也准予佃种。瑑瑥这再次显示出政府对湖区精英阶层的信任与倚重,让他们得以介入湖田佃卖这一更大的活动空间。

由上可知,清政府在湖区淤洲长期力行“没为官荒”的政策,对违抗法令私自垦卖的绅民,不论土著还是外籍,都予以严厉打击,并划定新政区强化行政管控。同时,对遵守法度者则允许优先承佃,并一定程度上出让社会管理权,甚至认可他们“具保”资格。在剿抚并用的治理背后,无疑是清政府欲以最小成本来控制湖区淤洲秩序的意图。而与之相对的地方精英因政府的强势介入,虽失去了自主垦卖湖田的权力,表面上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但借助官垦承佃的政策,积极争取政府对民间权力的承认,尽可能多地获取淤洲利益,成为湖区围垦中受益最大的阶层。也就是说,他们虽失了“面子”,却得了“里子”。官员与精英所代表的两种力量可谓在“共进”中实现了“共赢”,一同构筑起湖区淤洲最初的社会秩序。

光绪年间洞庭淤洲形成的官垦招佃、精英承佃,政府管理、精英协理这一相互承认的地方权力格局,显然与咸同以降“绅权大张”瑑瑦的发展趋势是大相径庭的,但却与日本史学家沟口雄三先生所发现的始于明末、成于清初的王朝体制下“乡治”模式瑑瑧的形成与发展若合符节。从地方权力结构的生发过程来看,光绪年间的洞庭淤洲可视为清初中国一个时空错位的缩影,其间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讯息,同时,也清晰展现了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不同面相,即如这样不成熟或半成熟的区域,在其他成熟社区正向着“绅进官退”的近代转型时,还在以传统的模样构建着自己的权力结构。这昭示出在面对近代复杂多样的社会变迁时不可用局部事实否定整体趋势,也不应以整体之名遮蔽局部特性。

二、共谋政府的借重与精英的钻营

然而,光绪末年湖区淤洲地方权力结构已悄然地发生变化。虽然政府继续施用剿抚并用之法,但为获取更大利益的地方精英开始对前者发起全面挑战。先是,个别豪强大肆干扰审议,不遵判决之事。光绪二十九年(1903),王登俊等“无法无天,目无国纪……日夜哄拥二堂,咆哮辱骂”,且“将所立界碑打碎扛匿”。瑑瑨与此同时,也有豪绅向省府条陈意见,并借省权来对抗县权。沅江保安垸首新化籍绅士曾继辉,向湖南巡抚赵尔巽呈递了“垦务章程一十六条”,致使沅江垦务分局委员乔联昌大发雷霆,认为曾氏欲“登高一呼,众山皆响”。此时,曾继辉“万语千言,总是认错”,不论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至少给垦务委员尚留有一丝颜面,但当获悉垦务分局下令湖荡低洼之地亦须缴租时,便立即搬出巡抚“凡滨湖洲渚,恒有低洼湖荡之处,一时未能丈量,务须因地制宜,不必定俟招佃以后始可兴利”的谕示对后者大加挞伐,展现出绅权的强大力量。瑑瑩就是这样,湖区淤洲地方精英以合法与非法两种方式瓦解着按传统模式建立不久的地方权力结构。

此后,便是更高层级的湖南省府遭遇湖区地方精英的集体发难,光绪三十一年(1905)沅江绅民要求淤洲升科就是例证。是年,张闻铭、李国钧等十余名举人、监生、富民联名向沅江县府、湖南省府呈称“沅邑夙属水乡,久称泽国”,

“援南洲升租为成例,则利于国,未必利于民;仿华、安复额定章,则便于下,恐不便于上”,请求“照沅邑老垸之法升沅邑新垸之科,则吏役之征收可免弊窦,则垦户之完纳无俟追呼矣”。瑒瑠沅江县属职举、生监曾昭度、柳骏等五十余人再次呈请“只宜照沅属钱粮旧章办理,不应与南洲试办升租”,并认为上谕有“劝民开垦”之语,从无“饬认官租之事”,进而称省府升租是“违例”的。瑒瑡而后,又指出即便是南洲升租,也不过“一时权宜之计”,并非“长治久安之策”。瑒瑢可以说,此次沅江升科案是湖区地方精英一次包括土著与外籍在内的集体大行动。

在他们的论述中,国家与民众的对立、地方与中央的界限都不再隐讳,并以民众的名义要求政府让步,显示出湖区淤洲以官员为主、精英为客的权力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双方互为主客的权力“共谋”时代已然到来。

随着清政府内忧外患的加剧,湖区原有权力结构基础动摇。光绪末年,湖南省府为了应对危局开办“经武、兴学、开荒、备荒、蚕桑、水利”等各项新式事业,但样样都“需款孔殷”,故而“自非广开利源不足以有济……本省当务之需者”,如何解决这一财源问题,则“莫善于开辟官荒矣”。所谓“官荒”,则正是洞庭淤洲。然而,开发湖田却须借重地方精英的力量,势必要赋予他们一定的政治权力,同时满足他们经济上的一些要求。正因如此,湖南巡抚赵尔巽才打破常规,允许湖区外籍精英曾继辉越级上书省府,条陈治湖之策,也才会发生沅江士绅集体抗议省府升租之事。省府不得已的容忍与借重让湖区淤洲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巨变,为地方精英获取更大利益打开了孔道,也造成了政府与精英的大分化,使湖区地方社会陷入了更为动荡不安的境地。

宣统二年(1910),在沅江白水浃与芦林港堵疏之争中,那位“总是认错”的曾继辉已将地方官与“劣绅”并列,称“该二处河道……竟有刁徒劣绅勾串衙门,作一鼓强钉之计”,可以说是肆无忌惮地指责县府官员,而其权柄则是省府颁发的载有严禁钉头的《濒湖各州县垦务章程》。另一缘由便是他已于上年出任湖南省咨议局“常驻议员”。其政治影响力已大大超越沅江县域,上升至湖南省级层面,故敢如此出言不逊,将县府官员昔日的威严扫荡一空。这充分显示出清末新政期间地方精英权势的极度膨胀,但也不难看出他们依旧是官僚体系的附着物,玩的不过是以大欺小的把戏而已。

其时,湖区不仅资源雄厚的外籍精英敢将县府权威踩在脚下,实力有限的土著精英对县府官员也有公开指责。光绪三十三年(1907),沅江学局绅董郭昆庵、蓝有筠等在劝学所召开特别会议,当众“痛骂此等长官十分无用”,不敢将曾继辉等“严拿重办”。瑒瑧但此番言论也透露出他们对县府仍有诸多冀望,与曾氏前述言行有天渊之别。正因如此,县府官员与土著精英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让曾继辉认为他们有“勾串”之嫌。实际上,这两方势力的结合绝非偶然,应是湖区精英阶层分化与政府立场不一的反映。

事实上,沅江淤洲精英在土著与外籍的身份表象下,是他们经济与政治资本的悬殊差异。政治上的前已论及,无须赘言。就经济上的不平衡,作为外籍士绅的保安垸首李祖道曾指出:

“原夫淤洲之兴也,自南华澧安以下本地人民无巨款以修堤……于是招引远处人民挟巨赀以投之……如保安、人和、恒丰、长乐、种福、福田、普丰、宝和、宝成、积庆等垸,其业户多系宝庆、新化、长沙、益阳、宁乡、常德、衡山、东安各县远处之人。”这也就不难理解其时沅江县府在处理土客洲土纠纷时,将案卷“屡持送学堂呈阅”

瑒瑩的举动,与其说是对湖区下层土著精英的妥协,不如说是其牵制上层外籍豪强的一种策略。因此,这一区域土客精英的矛盾也可看作地方政府与精英争斗的另一表现形式。太平天国时期温州地区官绅矛盾中也有类似现象,李世众曾指出地方政府这种“不作为”并不等于“不在场”。

民国初年,政府与精英共谋变得更加明目张胆。沅江廖堡地区的水利纠纷就体现了这一趋势。民国元年(1912),沅江土著精英李鸿燿、刘汉秋等倡修大同闸堤,欲将廖堡十一垸合成一大垸。此举须堵塞白水浃与瓦官河,并得到湖南省府的同意,但外籍精英曾继辉等向县府、省府强烈抗议,要求禁止塞河,并称此乃不可变更的清末成案。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上诉中将塞河之责全然归咎李、刘等土著地主,指控他们“朦禀司督,表面以急工省费为前提,其于违背定章,钉塞河道之不法行为,概一味瞒过,毫未申明”。殊不知,省府都督谭延闿正是清末咨议局议长,岂不知有禁塞河道的法令?只能说,曾继辉等此番文字功夫不过是给省府长官一个体面的台阶,并将自己打扮成坚决维护省权的得力角色,进而与之牢牢捆绑在一起。当然,他确实也如愿以偿,都督谭延闿下令禁修大同垸。

面对如此强势的外籍精英,沅江土著地主也毫不示弱,转而寻求县府官员的支持,正如曾氏所言,他们“串通前知事、委员,将政府一切文告命令压不宣布,怂恿言委以官力积极进行……作一鼓抢钉之计”。就这样,在主管官员的支持下,大同闸堤迅速落成。这一事件若与此前沅江县府与曾氏的种种不快联系起来,便不难发现前者胆敢违抗省府指令,支持土著地主修筑闸堤,无疑是欲借下层土著精英对抗上层外籍精英,以确保自己在湖区地方权力结构中能占有一席之地。

民国三年(1914),沅江县府向保安垸追缴大同闸堤合修款,再次激怒曾继辉等外籍精英,致使其向县府、省府多次申诉,大有非但不缴闸款,且不毁闸誓不甘休之势。瑓瑣他们不仅指责沅江工程局委员言焕纶“始终被李鸿燿等愚弄”,瑓瑤甚至叱之为“本省土豪”,是靠“运动钻营手段”获得差使的,对其权威提出了严正质疑。曾继辉为求胜诉又致信新任省府长官,称自己当年“为湖南咨议局议员”,与其有同赴京城保路之谊,又称洞庭塞河于“南北两省关系甚大”。瑓瑦毋庸置疑,曾氏试图再次借省权压制与土著勾结的县权。但这位省府长官仅下令财政厅“核办”,而后者也止责令沅江县详查此案。

然而,县府一直拖延未决,省府也无追究之意。为了尽快毁闸,曾继辉对土著地主分化打击。先是策动裕福垸首事刘华阶等与人和垸首事胡清泗等分别指责沅江工程局委员言焕纶“伪造卷据”、行贿受贿的不法行为。瑓瑨又于民国四年(1915)阴历十一月初八至十二月十三日,召集邻垸首事协商达六次之多,最终达成毁闸、疏河、建矶的协议。瑓瑩那么,这些下层土著精英为何会改变建闸初衷,愿与上层外籍人士合作,同意刨毁来之不易的闸堤呢?对此,保安垸老垸民彭德完一语道破天机:

“一九一五年,十五村扩建,又要丁保安垸的头,曾月川(引者按:曾继辉)到长沙找谭延闿,搬来一连枪兵,将十五村靠保安垸一线的工棚全部拆毁,并挖沟区分两垸界限”。就这一事件,后来曾氏也说道:“一面呈请各上级长官援案办理,一面放土夫数十棚,从河口开掘,伊等至此亦自觉理屈心亏,莫可抵抗”。可知,毁闸是曾氏等外籍豪绅借外来武力迫使土著精英同意的结果,绝非后者“天良之发现也”。当然,土著精英也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损失,在协议中保安垸承担了毁闸、疏河、建矶的各项费用。瑔瑢因此,保安垸毁闸可视为湖区上层外籍豪绅依仗省权与下层的土著地主达成的妥协。正因如此,其正当性遭到严重质疑。尚不足两月,裕福、双附、熙和、附东四垸便抗议称:“保安垸垸首黎吉吾、曾继辉等……伙刘汉秋、叶茂林等,盗列少数业户名目,悄立私约,擅掘闸堤”。瑔瑣后来,熙和垸首事曹时雄等也称此次毁闸“乃渠(引者按:曾继辉)贿串刘光华等少数人私约而行,并非有官厅刨毁案可凭”。

那么,谭延闿为何会出手相助?只须了解其当时的处境及与曾氏的渊源便可知晓。民国二年(1913),谭氏因反袁去职,待两年后护国军兴起,便立即在湖南响应,随时准备重夺省权,可以说是此时湖南省权最有力的反对者,争取地方精英的支持,自然是其重要举措之一。而曾继辉围垦湖田,资财雄厚,能力卓著,在清末新政期间,出任湖南咨议局常驻议员、赴鄂湖工代表等职,且与谭氏交情甚笃。对于谭氏而言,派兵毁闸乃举手之劳,却可为“老友”了却心头大患,故何乐而不为?民国六年(1917),数度坚拒任职的曾继辉欣然接受委任,就职湖南省清理湖田局局长,主持湖田清丈工作,为谭氏主持的省府财政开辟利源。由是观之,谭曾二人的合作是湖区上层外籍精英与湖南省权的完美结合。后来熙和垸首事曹时雄等指控曾继辉“藐视知事委员,挟其运动纵横手段,六次私函朦蔽谭组公”瑔瑧,恰好道出了他们之间隐秘的共谋关系。

至于沅江县府,虽然被排除在毁闸谈判之外,但从其自身利益来看也未有丝毫损伤,并且得到了一次摆脱行政困境的良机。前文提及的建闸钱款是先由县官洲工程局垫付,再向受益堤垸摊派的,但因保安垸曾继辉等反对而迟迟未能兑现,甚至力主建闸的裕福、人和等垸也欲推卸责任,致使沅江县府陷入孤立境地,大有被土著与外籍精英一同抛弃的感觉。曾继辉等协商刨毁由县府主建的闸堤,却未见后者有任何不满,这一反常现象背后是否藏有密约已无从得知,但是协议达成后县府立即“准予备案”,并顺利下发收款决定,其中保安垸份额是最高的。可知,沅江县府不论是无奈抑或密谋,对士绅协商毁闸应是乐见其成的。

从上述案件中,不难看出政府与精英之间错综复杂的纠葛,而归根结底就是如何维护与扩大自身的利益。不论是省府或县府,还是精英的上层或下层,都是为实现利益最大化而行动的。至于该处水利状况究竟如何,以及应有怎样的治理早已不是关注的重点。又如,民国二年(1913),豪绅夏耀昆欲图修复地处资江口的西林围,益阳县议会上书省府请求严惩,“以保人民生命财产”。但前者却买通了省府官员,非但未受处罚,反而获批修复兆丰、黄荆、义成、反砂等八垸,致使高口水仅能泄洪1/10,资江口洪涝灾害越发严重。这一事例同样展现了其时省府与地方豪强共谋私利的关系。

更有甚者,湖南省政府有将官垸卖与豪绅以牟取暴利之事。民国八年(1919),皖系军阀张敬尧以湖南省府名义与大绅士李国光、熊坤山签订协议,出让沅江草尾官附三垸,约定“官田一万二千多亩……契价银元共一十九万多元,除偿抵制被服的布匹、工资款八千二百多元外,余款准作收回官票,陆续偿还省府”。而李、熊二人随即“每亩提价银元陆元”,将部分田产卖与其他豪绅。张敬尧垮台后,他们拒绝偿还省府官票。沅江各派力量也积极行动,县警察局宣布售卖协议“无效”,驻扎沅江一带的军队陈护芳部一面“取租谷”,一面清算“张部朱泽黄未提尽之储捐”,全县绅民则呈请县府、陈司令以及省府,将余款“拨给该县作教育经费和地方行政费”。瑖瑡这一事件将民国初年省权与上层士绅勾结、县权与下层士绅结合,以及政府、军队各以私利为导向的权力关系展现得淋漓尽致。

总之,时至光绪末年,湖南省府为开发湖区利源,不惜以放任地方精英权势扩张为代价,让少数上层豪绅开始拥有凌驾县府之上的权力。这迫使后者不得不倚重下层精英与之抗衡,进而加剧地方社会的矛盾。在这张权力网中,围绕着洞庭湖淤洲的利益,政府与地方势力沦为利益“共谋”者,正如民国元年(1912),岳州议会《为堵塞河道呈湘督禀》中所指出的:今濒湖一带“不肖官吏与不肖人民合二为一”。所造成的恶果便是“某甲执政,就废旧照,发新照;某乙执政,又废旧更新。同一处洲土,执照多张,地名各异,引起纠纷,诉讼不已”。事实上,跨出洞庭湖这一地理空间,放眼当时中国全域,其他地区呈现的何尝不是一片上下权力共谋的景象。当然,我们有必要追问共谋的双方究竟是哪一种地方势力,是哪一个地方政府。

三、共生政府的整顿与精英的劣化

那么,洞庭湖区能否摆脱共谋的陷阱,走向社会治理的新生?前文可知湖区权力共谋主要有两种表现:一是下层土著精英与县府官员的联合,一是上层外籍精英与省府权力的交易。而后两种力量因其强势作派让湖区土著绅民深恶痛绝。因此,以排挤外籍士绅、抵制外来官员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地方自治也就成为湖区绅民试图重构社会秩序的首要选择。1920年,沅江绅民皮国魁等以“违法殃民”告倒外籍县知事丁方谷就是例证。瑖瑤由此可见,其时湖南省治运动是为了抵制南北军阀的压力,但因地方矛盾而蓄积的强大动能也不可忽视。

随着湖南省治运动的发展,湖区政府与精英的共生关系得以形成,主要路径有三:

一,通过地方议会选举实现官员与精英的身份转换。

1922年,沅江县大地主周天爵被选为湖南省议员。瑖瑥同年,南县“寅社”首领夏炎也当上了省议会议员。1926年前后,华容“劣绅”陈作梅担任县议会议员。瑖瑦二,成立土著精英控制的地方自治机构。如益阳县成立了团防局,但列兵却是原挨户团、守望队的人员,局长也由县内“名望”举荐,成为地方精英操控县政的权力机关。瑖瑧三,依仗亲属权势,结成地方势力。如南县欧盛钦是有名的“恶霸”地主,也是县税务局长及堤工局长,其兄长是省长赵恒惕麾下的高级少将参议。瑖瑨沅江地主王飞彩的女婿雷朋是团长,地主陈正德有胞弟是岳阳镇守使邹天山的寄子。

然而,地方官员与精英共生的治理体系未能重建湖区社会秩序,反而还使地方利益集团更为坚固,可以借政府之名肆意压榨民众。比如,夏炎“勾结本地的军阀朱泽凡盘剥民众”;陈作梅执掌征税大权,“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欧盛钦“强占他人多年淤积起来的稻田苇地”,还“滥增百货税收(特别是鱼税),横行霸道,无恶不作,为害群众比土匪还甚”。瑘瑡沅江地主王飞彩与陈正德则相互争夺洲土,祸害一方。这些具有政府官员与地方精英双重身份的土豪劣绅可谓劣迹斑斑,恶贯满盈。

正因如此,在国民大革命浪潮中,大批恶霸劣绅遭农会大清算。1926年,沅江县福田垸农会“将地主吴玉林、殷七香、袁再佑、肖宽德等戴高帽游堤”,“将没收的粮食财产分给穷苦农民”;第八区四乡农协会关押了“土豪劣绅李清河、肖白兰、肖保华、彭进堂、李长生”;保安垸农会“将恶霸地主徐及吾戴高帽游堤,关押罚款”。面对农民运动的高涨,沅江不少土豪劣绅逃往湖北汉口一带,农会会员在一家旅社就抓到了刘惠泉、黄寿安、王晓丰等,后将他们关入监狱。

1927年,沅江籍省议员周天爵也“以贪污盐款十万元”的罪名被起诉,并交益阳县特别法庭审讯。沅江第七区农会“将罪大恶极的、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土豪劣绅郭作仁、李正庭、石中保、刘赞庭、陈国兴等十二人判以死刑”,百禄桥、河渡桥区农会“将吴守诚、李建兰、李修用、李伯华、汪迈清等地主豪绅们统统捉住,绑送县党部”。是时,沅江各区、乡农会将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头等的抓起来审判治罪,甚至处决,二等的送县关押,三等的罚款罚粮,戴帽游乡”。瑘瑣南县夏炎也因贪赃枉法被处决,陈作梅被农会会员“砍死”,另一位劣绅涂北祥被“打致重伤”。瑘瑤益阳也是如此,“各地团防局均作鸟兽散,其主管人员,多为农民协会所镇压”。

国民大革命期间,洞庭湖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对土豪劣绅的全面清算,昭示了政府与精英共生的权力结构无法重建地方社会秩序,而且必将使二者一同走向毁灭的境地。但是,随着国民党的上台,这一趋势被强行遏止,让湖区这两种势力的共生关系得以延续,并变本加厉地向前发展。如被判入狱的沅江“劣绅”周天爵,因其弟周维寅是北伐军军官,而获得更强大的权力支持。澧县“恶霸”徐泽芝也成了县参议员。瑘瑧益阳县泉交镇团防局长曹明阵在马日事变后卷土重来,不仅当上县团防局长,而且大肆扩充团防局的势力,所有军械、军饷、被服等开支,都以团防捐的名义向百姓征收,还专门成立一个团款局。

国民党为何要维护这一遭人唾弃的地方治理模式?前述湖区农会对土豪劣绅可以说是任意抓捕、关押、审讯与处决。从这些行为来看,其时农民运动已超出国民党所能控制的范围,基本上处于一种权力自为的状态。换言之,这一时期地方社会在打土豪劣绅的旗号下,朝着更为严重的地方自治或民粹主义方向演进,与国民党所追求的一党领导下的集权化统治理念是背道而驰的。有学者认为湖南这一时期的农民运动甚至偏离了共产党所领导的方向。瑘瑩毛泽东、李维汉、张国焘等都曾指出湖南农民运动的一些做法有过激之处,引起了当时政府与社会的不满。在这一背景下,国民党重建已被砸烂的政府与精英共生的权力结构也就有了特殊的政治意涵,与其说是延续湖南省治运动中地方分权的治理模式,还不如说是政府以地方精英的官僚化来作为控制基层社会的一种手段,其政治旨归已由先前的地方自治向着中央集权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湖区堤务局的重建就正好体现了这一权力关系的转向。民国初年,湖区堤垸管理机构称堤务局或堤工委员会,“垸首”、“董事”等都是由各垸自行产生的,县府官员对他们却无任何约束之策。国民党上台后一定程度上扭转了这种局面,建立起一套政府主导下的精英官僚化基层权力结构。民国二十四年(1935),湖南省政府公布《滨湖各县各垸堤务局整理规则》,规定“各垸设置堤务局,主任一人、副主任一人,主任总理全垸一切事宜,副主任协助主任办理一切事宜。堤务局设会计一人,专司收支掌管银钱事项”,而《滨湖各县堤垸修防章程》则要求堤务局主任、副主任经“业户大会加倍选出”后,必须“报由县长圈定”,从法理上确立了地方政府的权威,又规定选举投票按“有田一百亩的为一权”,主任、副主任须是“本垸有田一百亩以上”者才有资格充任。瑝瑡可知,国民党政府在确立自己仲裁权的同时,又保障了地方精英的地位,欲借后者势力来控制地方社会的目的甚为明了。

然而,国民党政府能否以旧瓶新酒的方式重构社会秩序?对此,不妨来看看前文所提到的沅江廖堡地区河道治理之争的后续发展。民国四年(1915),这一区域,在地方精英的协商下形成毁闸、疏河、建矶的水利关系。十余年后,因河道生态与水利状况的巨变,白水浃、塞波嘴等处闸堤建毁之争再起风波。民国十九年(1930),沅江土著精英罗缉熙等人以县国民党代会名义提请并通过“建修沅江廖一区附东垸与裕福垸闸口及普丰垸与天锡垸闸口石剅案”,后因外籍豪绅保安垸首李祖道及前任垸首曾继辉等的强烈反对而搁置下来。瑝瑢民国二十一年(1932),熙和垸首曹时雄等又以上述提案呈请县政府、县党部,以及县水利委员会,请求恢复白水浃闸堤。县长李鸿辉亲赴白水浃闸口调查,并征询邻近各垸首事的意见,而后向省建设厅呈递“为恢复白水浃闸堤”的备案文,又附上修复闸堤的“说明书”,同时发布闸堤兴工布告,县保安大队也下发“保护白水浃闸堤兴工命令”。县国民党党部也向省建设厅提交了“为白水浃恢复闸堤”的备案文,称该案“经提交本会第三十八次委员会议决”。县长李鸿辉对保安垸首李祖道等严词驳斥道:“白水浃不过一进水出水港耳……本县长履勘之后,经提交沅江水利委员会议决……所请制止一节应无庸议。”

湖南省建设厅因双方上诉各执一词,决定“遴委干员前往切实测勘”。水利厅专员经详细勘查后建议“改建冲天活动闸坝”。据此,省水利委员会第二十三次常会议决:“改建冲天活动石闸,并将闸内白水道同时疏濬,以期堵渍、防淤、救旱、行船兼筹并顾”。随即,省建设厅饬令沅江县府出具处分书,分别送达有关堤垸首事,后又以李祖道、田万友等越出上诉期限为由驳回诉愿。湖南省府虽然承认了李、万等人的诉愿权,但认定沅江县府“改建冲天活动石闸”的处分是有效的。瑝瑧行政院对此也做出裁决:“再诉愿之决定为最终决定”,不服者“得依法提起行政诉讼”。瑝瑨至此,该案总算尘埃落定,沅江廖堡地区的水利关系得以重构,大大地改善了这一地区农业生态环境。

以上可知,沅江土著精英以新式的国民党代表身份提出议案,又经他们组成的县水利委员会议决,再由县府具体执行,并压制不满声音。而省建设厅则依据水利专家(新生代知识精英)的意见来做出决定,省府也充分尊重建设厅及水利委会员的决议,最后,行政院也认为必须遵照法律来结案,不得以渎讼推翻已有决定。在此过程中,政府意志由上而下层层传递,以官僚化地方精英为民意基础重建了沅江廖堡地区的水利秩序,土著精英与政府公权共生的关系可谓昭然若揭,前者依靠公权来实现和维护自己的私利,而后者则藉由土著精英介入地方事务,并对地方社会旧秩序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造。从前已指出的湖区精英外籍与土著的身份实属上层与下层同义语的角度看,便不难发现国民党政府是通过与下层精英的权力共生来管控地方社会的,较之清末民初政府依靠与地方精英共谋来维护自身地位、获取地方利益的处境显然要强势得多。

然而,它们双方如此暧昧的关系却令大受排挤的上层外籍精英大为不满。曾继辉指责此案“无非曹礼庭一人诡谋,假全县党部代表大会名义”发起的,又称“盖所谓党部者,沅江本籍之党部也。”同时,李祖道等也称沅江水利委员会“即十九年全县代表会之变相”,且指控沅江县长李鸿辉有贪赃纳贿之嫌,“非沅江一县之官也”。在他们眼里,湖南省建设厅的决议也毫无合法性可言,理由即是与他们有利益冲突的沅江籍大地主王恢先是建设厅的水利科员,是省水利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与谭厅长及赴沅江调查的水利专员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私人关系,因而说“建设一厅被王恢先一手包办”。可知,曾继辉、李祖道等抗议的虽是重建白水浃、塞波嘴等处的闸堤,质疑的却是政府决策程序的公正性,并警告会因此“全省大祸之来,将未有已也”。他们的抗辩姑且不问是否符合白水浃一带的水利实况,但无疑击中了国民党治下政府与下层精英权力共生结构的内在困境。也就是,政府即便借助官僚化的下层精英重建了地方社会秩序,却因公权私化蒙上一层极不道德的色彩,其决策程序的合法性基础不稳。

由于这一权力结构公私界限不明,国民党政府不仅在道德上蒙羞,在汲取地方资源上也作茧自缚。地方政府就曾因湖田清丈与赋税征收问题陷入极为尴尬的处境,屡遭官僚化地方精英的挑衅与抵制。民国二十二年(1933),湖南省府欲测量湖田洲土,成立了常德、汉寿、沅江清丈田亩处。其中,沅江清丈组开测之初,有权势的业主立即出面抵制,拔掉地头测量标记,阻止架设测量仪器。测量队不得不与业主协商,表示只量丘块面积,不查户柱后,才得以顺利开展工作。清丈完成后,政府根据实亩调整负担,又引发地方势力强烈的抗议。民国二十九年(1940),沅江县府不得不请来权绅二十一人参与调整全县赋税科则,包括土地等级、赋税级差与等级税率。民国三十五年(1946),沅江县又核减正赋达113480元。

不仅如此,官僚化精英还以拖欠之法来抗拒政府汲取地方资源。民国二十五年(1936),沅江县“民欠”只有4378元,民国二十七年(1938)“民欠”达35062元,自后每年田赋征获率难逾七成。拖欠者正是政府一手扶持的“豪劣”、“富室”,甚至有堤务局拖欠田赋的。阳罗洲有成垸堤务主任向敬思宁愿拘押一年,也不缴纳粮食。草尾长乐垸则专门雇“讼棍”跟政府打免赋官司,连堤务主任杨保丁都是雇来的无业游民,是专门“赖赋”的坐牢主任。此外,官僚化精英还普遍地亏欠公粮。比如草尾办事处主任李梦周亏欠13000余石,芷湖口办事处主任李克勋亏欠3700余石,大潭口主任刘仔劲亏欠1980余石。

由是观之,这些地方精英难以全然归为杜赞奇在华北地区所发现的“保护型经纪”,抑或“赢利型经纪”,倒是用官僚化的“独立经纪人”来形容更为贴切。作为堤垸首事,他们的个人利益与堤垸的集体利益无疑具有高度同一性,在面对政府索取时表现更多的是利益的独立性,而官员身份则成为他们维护私利的护符,对有利于己的政策与举措便大力推动,对不利于己的便加以抵制。因此,国民党政府欲借地方精英官僚化来控制地方社会,并汲取资源的意图显然是一厢情愿的,也正好显示出它无法根本性改造社会秩序的真正缘由。

而且,政府公权不可避免地被劣化精英所操控和利用,后者以党部、政府、军队之名行私人圈占洲土之实。民国三十二年(1943)兴修的常德五福垸就是公权私用的产物。该垸有大地主戴春高依靠南京政府的胡铁崖和地方豪绅戴子屿围成的乐育西场和乐育南场,有汉寿县籍曾任县长的彭跃龙插手的洲土,还有石公桥丁国炳为首的丁姓地主所占的土地。他们之所以能在湖区淤洲上为所欲为,就是因为仗着自己或亲友的权势,而霸占的土地则按家族亲友的权势大小进行分配。

可以说,这是洞庭湖围垦中一个赤裸裸的公权私化、相互分赃的例证。又如民国三十四年(1945),湖南省国民党委派唐建、肖规二人,在柴下洲、下塞湖一带建立忠党农场,而曾任湖南省建设厅科长的刘国雄则依仗厅长邓寿荃之势,勾结地方小吏冯杰、颜新亚等,也在该洲建立合作农场。一方宣称“忠党”,一方标榜“合作”,所争夺者却是劣化精英的私利。而沅江官塘洲之争,甚至国民党军队也卷入其中。先是,地方豪强陈熙珊创办农场。益阳豪绅龚昌民欲图争占,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得同族军官龚浩的支援,竟借二十七集团军演习之名来争夺洲土,又非法成立益阳思齐中学,诡称官塘洲为校产。对此,民国三十五年(1946)湖南省前后两任主席都下令取缔思齐中学及场部和场警武装,严惩龚墨西等罪魁,但最后都成一纸空文,甚至湘阴县所派代管官塘洲的执行人员亦被暗杀。可见,民国末期国民党治下的党政军已完全沦为劣化精英牟利的工具,因而时人有言:“在洲土大王的世界里,没有权力政府,有时政府(县政府、警察局、乡公所之内)成了洲土大王的附庸,政府的武力为洲土大王当而去打先锋。”

可知,在这套国民党官员与下层精英共生的权力结构中,洞庭淤洲非但未能逃脱前引曾继辉、李祖道等的警告,而且向着更为危险的方向演化。也就是,随着政府公权与私人利益的进一步固化,国民党政府与地方精英共生的关系彻底丧失整合社会秩序的功能,凸显出来的是精英对公权的肆意干涉与公权私化的恶性发展,最终酿成了政府公权被劣化精英裹挟的严重局面,不可避免地走上了共恶偕亡的不归路。由是看来,日本学者森田明先生在前引文中将沅江白水浃闸堤重建视为“农民反对土豪劣绅支配垸田”的开端,可以说具有极强的历史洞察力,但仍有不尽之处,更准确的应是官绅合力建闸预示了农民必将国民党政府及其所扶持的土豪劣绅视为共同体一并打倒,而曾、李等人不过是一群眷恋政府与上层精英共谋时代而有碍于政府与下层精英共生的不合时宜的老派豪绅而已。他们的遭遇并不值得同情,但是他们对政府公权与精英私利一体化的抨击却具有极强的警示意义。

四、结语

在晚清至民国长达百年的历史演变中,洞庭湖围垦区地方权力结构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即政府与地方精英的共赢、共谋与共生。这一动态过程决非“乡绅社会”或“经纪人社会”等理论模型所能完全解释的。光绪初年,政府与民间两方力量在共进状态下实现了共赢,一同构建起这一区域最初的社会秩序,但却是复制了原有的政府主导下乡绅自治的权力关系。这显然与是时“绅权大张”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展现了传统社会治理体系强大的生命力,以及晚清至民国社会变迁的时空差异与多重面相。随着晚清内忧外患的加剧,湖南省府为应对统治危机,采取了一系列发展地方事业的举措,但迫于财政压力不得不开放地方精英参政通道,并承认他们经济上的一些要求,由此也开启了政府与精英共谋地方利益的时代,即省府与上层精英结盟,县府与下层精英合作,貌似众声喧哗,实则以力取胜。

由于前两种力量对湖区资源的强势掠夺,遭到湖区下层土著精英的普遍反抗。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这一区域下层土著精英的诉求与湖南省治运动大潮相激荡,积极抵制外来精英与外来官僚,并与地方政府结成利益共生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秩序,引发广大民众强烈的不满,因而招致国民大革命的大清算。然而,上台伊始的国民党政府却基于一党集权化的统治理念镇压了走向权力自为的农民运动,并顺势改造政府与精英共生的权力关系,使之成为强化中央集权的手段。这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地方秩序,但政府公权与精英私利共生的“政权私有化”,使国民党政府的合法性饱受质疑,同时也大大限制了政府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其无法深入基层社会,聚集实现近代化的强大力量。而且,政府公权非但无力抑制精英的劣化,反而沦为他们牟取私利的工具,彻底失去了重整社会秩序的进步意义,最终这两种势力被一并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也就成为中国走出近代转型那个困扰百年的治理迷局,实现国家再造的唯一路径。由是观之,国民党政府的失败并不在于杜赞奇所说的“抛开、甚至毁坏文化网络以深入乡村社会的企图,”反而恰恰是与地方社会拖泥带水的暧昧关系使其丧失改造传统中国的合法性与汲取资源的能力。这一点对当今中国的改革无疑具有巨大的启示意义。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①本文“地方精英”是指包括绅衿、豪强、知识精英在内的所有地方头面人物。洞庭湖区有大量外籍人士加入围垦行列,他们也是湖区地方事务重要的参与者,因此,湖区精英既有土著的,也有外籍的。此外,他们也经历了一个由以老派绅衿为主向以新知识精英为主转化的新陈代谢的历史过程。

②张建民:《清代两湖堤垸水利经营研究》,《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68-84页。

③邓永飞:《晚清至民国洞庭湖区的湖田围垦与地方社会——以<保安湖田志>为中心》,中山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122-168页。

④(日)森田明著,雷国山译:《清代水利与区域社会》,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版,第210-233页。

⑤(美)彼得·C·珀杜:《明清时期的洞庭湖水利》,《历史地理》(第四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15-225页。

⑥徐民权:《洞庭湖晚清至民国变迁史话》,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07-308页。

⑦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页。

⑧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9-30页。

⑨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31页。

⑩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65页。

[11]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59-60页。

[12]文炜:《查办南洲善后事宜》,光绪刻本,湖南省图书馆藏,第47页。

[13]文炜:《查办南洲善后事宜》,光绪刻本,湖南省图书馆藏,第50页。

[14]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48页。

[15]王闿运:《湘绮楼日记》,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版,第1200页。

[16]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07-110页。

[17]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1-112页。

[18]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版,第113-117页。

[19]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2-113页。

[20]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4-89页。

[21]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19-120页。

[22]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63-265页。

[23]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50-251、124-125、266-269页。

[24]徐民权:《洞庭湖晚清至民国变迁史话》,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34-336页。

[25]徐民权:《洞庭湖晚清至民国变迁史话》,长沙:岳麓书社2006年版,第307-308页。

[26]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74-77页。

[27]湖南省志编纂委员会:《湖南省志》,卷1,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129-131页。

[28]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

年版,第107-110页。

[29]文炜:《查办南洲善后事宜》,光绪刻本,湖南省图书馆藏,第27-30页。

[30]文炜:《查办南洲善后事宜》,光绪刻本,湖南省图书馆藏,第47页。

[31]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2-34页。

[32]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5-130页。

[33]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89-90页。

[34]文炜:《查办南洲善后事宜》,光绪刻本,湖南省图书馆藏,第54页。

[35]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25-130页。

[36]王先明:《晚清士绅基层社会地位的历史变动》,《历史研究》1996年第4期,第17-29页。

[37](日)沟口雄三著,乔志航、龚颖译:《中国的历史脉动》,北京: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91-251页。

[38]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08-315页。

[39]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281-282、289-292页。

[40]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68-169页。

[41]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71-173页。

[42]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74-179页。

[43]此次事件中,呈请“升科”的有“举职”张闻铭、谢家梓、柳骏、窦安敦、张灿、郑绍康、粟时庆、熊丙生、高昌桂等,“生监”李国钧、叶茂林、徐典尧、冷运鸿、陈熙、曾南溟、贺应森、汤澍、许陈谟等。其中,我们可以确知他们身份的有前文提及的窦安敦与郑绍康。前者是沅江土著,后者则是江西人。

[44]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34-336页。

[45]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187-188页。

[46]曾继辉:《保安湖田志续编》,卷4,“保安垸曾继辉为辩驳熙和各垸曹时雄等快邮代电呈省政府建设厅文”,民国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

[47]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46-347页。

[48]曾继辉:《保安湖田志续编》,卷4,“保安各垸代表李祖道等为驳辩熙和各垸曹时雄等快邮代电呈省政府建设厅文”,民国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

[49]曾继辉:《洞庭湖保安湖田志》,长沙:岳麓书社2008年版,第374-380页。

[50]李世众:《晚清士绅与地方政治——以温州为中心的考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

[51]曾继辉:《保安湖田志续编》,卷1,“保安垸董事刘文寿等为言委员钉塞白水浃瓦官河河道追缴闸费呈沅江县赵暨陆委员禀”,民国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

[52]曾继辉:《保安湖田志续编》,卷1,“保安垸董事刘文寿等为言委员钉塞白水浃瓦官河河道追缴闸费呈沅江县赵暨陆委员禀”,民国印本,湖南省图书馆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