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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与细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华北乡村社会研究

作者:任吉东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理论与现代化》  发布时间:2017-08-09  浏览次数: 875

摘 要本文分析了中国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发展的过程及其特征与趋势。最初社会调查的观点集中于乡村社会的自我封闭和与国家对抗上;而20世纪引进宗族与士绅研究后,则倾向于乡村社会与国家的共存合作,强调士绅的中介作用;在新世纪初的整合研究中,则出现了“第三领域”、“文化网络”等多元理论。跨学科综合与研究对象细化必将成为今后乡村社会研究的主要方向。

关键词近代华北乡村研究;国家与乡村;回顾瞻望;理论


在建设和谐社会进程中,农村社会发展面临的新问题,关于乡村基层社会的现实思考与历史探讨将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历史上的中国乡村基层社会究竟应当怎样认识,乡村社会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化转变经历了怎样的过程,西方盛行的“国家与社会”框架是否适合于中国乡村社会研究,一些中国学者所推崇的“士绅社会”是否真正在中国的乡村社会体系中发挥效用,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是了解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治理及社会性质的关键,也是探索现代化对于中国乡村社会影响的关键,对于今天中国乡村体制改革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借鉴价值。

一、论断与调查:研究的发轫

关于近代中国乡村社会的问题,历来多有论述,在早期具有代表性的论断莫过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提到的“亚细亚社会论”,即亚洲在历史进程中发展起来的村落共同体结构,通过村落手工业和农业的高度整合,成为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体系,它排斥外来影响,能够处理自身事务,是独立于国家政权的“共同体”。马克斯·韦伯也在其著作《儒教与道教》中专门对此做了进一步论述,认为乡村氏族与村落贫民组织“此种侵越政权而又被政府许可的自治团体……很大程度上与家长制的官僚政体相对抗”,“这一传统主义的势力,无论就其整体来说,还是就其持续的时间而言,均胜过官僚体制”,在这种认识下,他得出了中国存在一种高度自治的村社与世袭君主制国家之间的紧张对抗的结论。由此,一些后继的研究者以此为基调,提出中国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分离的理论,即国家影响未施加到个人,基层为自治社会,村民只属于村落不属于国家,把国家与乡村社会看作两个相对抗的单位。

由于时代和资料的局限,马克思和韦伯对中国乡村的认识仅仅局限于通过西方人所写的游记与回忆文章及翻译的中文经典,未能对中国有具体的调查研究。而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出现了一批深入中国乡村,以社区为单位进行调查实践活动的中国人类学者。这些学者接受了西方社会人类学观点,主要是英国社会人类学者如马林诺夫斯基等人的理论和方法,用来考察中国农村的情况,涌现出一批反映近代中国农村人文、政治、经济等方面情况的社会学与人类学著作,其中影响较大的有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中国的一个村庄——山东台头》、林耀华的《金翼》以及李景汉的《定县社会调查》等著作。虽然就像后来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对多数汉学家来说,社会人类学的社区无法提供分析乡村社会的有力工具。他们的理由是,中国的传统国家政权只渗透到县一级的行政地理单位,县以下的乡镇村主要由民间社团和社会组织控制,是一种自治性的社区。”但这些人类学家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视角来理解基层社会,他们所得出的地方社会有一定的自治权和自主性的论断也值得我们借鉴。

二、宗族与士绅:研究的深入

20世纪中叶的英国学者费里德曼则为中国乡村社会研究领域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空气。他较早地指出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应注重探讨历史与现代以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关于中国宗族的两本著作《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中所表述的“中国宗族范式”影响了当时中外大批学者。他把宗族看成是地方社会自主的主体,而宗族中的精英分子是国家与宗族并存的内在机制,“处于社会分化状态中的宗族,其领袖具有有效性,他们既不被官府所任命,又不听命于衙门的命令。由于他们本身是士人,他们与衙门的地位实际上是同一的……因为士绅这种缓冲器的存在,所以宗族可以一方面与国家形成对立,另一方面使自己的立场富有官方色彩。”

虽然费里德曼的理论是建立在把汉人宗族置于“边陲状态”的“理想情况”下,有以偏概全、忽略宗族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弊端,但他的方法论和理论框架却使中国学者受益匪浅。在其引领下,一批中国学者开始对中国的宗族社会展开研究和探讨。

而在稍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施坚雅运用地理学的理论所构架的“市场区域系统”论又引起理论界的轰动,其“中心领域”的学说不仅对研究中国传统社会经济,而且对研究中国政治社会有莫大的启迪。就像施坚雅自己所说的那样:“中国的市场体系不仅具有重要的经济范围,而且有重要的社会范围,特别是基层市场体系,它的社会范围对于研究农民阶层和农民与其他阶层间的关系都值得给予较大的关注……我要论证的是,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的。”由此,施坚雅把这种基层市场区域作为中国社会的最基本单位。在他的影响下,美国史学者的目光都从村庄上移到这个“最基本的单位”,另一位在美国学术界影响颇大的美国学者西达斯科波尔也说:“我们必须留心,传统中国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并非个体村落。”

与其相呼应的是美国学者对国家政权与士绅阶层的研究,即乡绅社会论,他们“主要是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考察代表国家的基层政府官僚与代表社会的乡村精英之间的互动关系,侧重探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社会权威模式的变迁规律”。他们强调国家政权对乡村的直接影响是极其有限的,真正与官府打交道的是地方上的士绅,而庶民小农则完全处于受国家间接统治和士绅直接领导的状况,士绅是国家与乡村社会的中介,地方上的政治结构是纯粹的国家一士绅二元结构。在这方面,有代表f生的著作是萧公权的《中国农村:十九世纪帝国政权对人民的控制》,他扩大了地方士绅的范围,并强调士绅的领导作用,他认为:“说士绅是乡村组织的基石,其实并不夸张。村庄可以,也确曾在没有士绅的状态下存在;但没有士绅的村庄,很难有任何高度组织性的活动。”而基层社会的结构变迁主要出自国家和士绅之间的权力转移。同时期的张仲礼和瞿同祖也指出,国家权力的延伸是通过将乡绅官僚化来进行的,强调士绅在地方社会中的非公职性的领导作用。在此基础上,孔飞力的研究则从纵向发展的角度跨时段地阐释了地方领导权在国家与士绅之间的转移。

这一时期的研究在某些方面继承和发扬了马克斯·韦伯的一些观点,如士绅的领导权、宗族对族员的控制权,但显著不同的是对乡村自主自治的否定。这些学者倾向于用近代西方的地方自治理论,去衡量和检验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关系,依此得出中国乡村无自治的结论。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人类学者研究中注重个体忽略群体,强调社区个案而缺乏总体联系的研究缺陷。但由于过分突出区域性,突出基层社会的统合性,完全无视自然村在地方社会中作为一个实体单位所应有的地位和作用,无视地方社会组织相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以及对国家政权的回应,更无视村民的个人意识与行为,这无疑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海外研究的群体中,日本学者的研究独具一格。他们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提出了实体主义的村庄“共同体理论”。平野义太郎是较早提出这个论断的日本学者,他认为中国的村庄,是一个具有内在权力结构、宗族组织和信仰合一的共同体。平野的某些观点受到了当时一些学者的批评,而且其提出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但“共同体理论”仍在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后来的满铁资料基础上进行研究的学者大都把村庄共同体问题放在讨论和研究的首要位置。

造成众多学者关于中国村庄不同的看法的原因很多,其中由于所依赖的史料根据不同及所注重的地域有别是一个较明显的原因。就如同黄宗智说的那样:“西方学者多着重研究中国较先进的地区,即那些商品经济较发达,社会分化较明显,而宗族组织高度发展的地区。因此,他们多强调村庄的结合于市场系统与上层社会亲族网的一面。而日本对近代中国的研究,则多受战时在华北平原所做的实地调查的影响。”

这种分歧可以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在近代中国地方社会的研究中,所借助的史志资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研究的方向与结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者的研究之所以形成“乡绅社会”的主流,与当时在史料上主要依赖官方文献以及官僚士人的作品有关。这些资料由于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影响,对乡绅在地方的角色及乡民的日常生活多不屑记录,并理想地描绘了地方社会与国家的高度统一,强调士绅下统乡民,上奉国法,在村内或社区内享有绝对领导地位,并完全服从于官府的法令。使用这些资料就必然把乡村社会治理研究引向注重地方政府与地方士绅之间关系的研究,用国家政权与地方社会精英之间的权力变动来理解和认识国家、社会的关系。

三、跨度与多元:研究的高潮

21世纪初的中国乡村社会研究,由于得益于以下方面而有了新的突破与发展。一是受到历史人类学的影响而在研究领域和方向上的变迁。历史人类学是历史学与人类学的重组,它所关心的是:“如何让世纪的读者理解过去社群的信仰与态度,这些信仰与态度正可透露出他们的社会活动。”其萌芽至少可追溯到19世纪,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提倡,年鉴学派的著名学者之一马克布洛赫在他的《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提出把“人”置于历史研究的中心位置,由此,历史学家开始涉猎和重视风俗史、心态史、日常生活史等民众的历史,体现出着重历史过程中的微观和个案研究。经过年鉴学派几代人的潜心研究和努力,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历史人类学已经超出法国,影响到欧美。在中国大陆,开始涉及人类历史学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主体实践者是社会史研究者。从最初的文化史,再到社会文化史,中国的学者也开始了历史人类学的初步尝试。冯尔康与常建华的《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彭卫的《历史的心境:心态史学》(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等一大批社会史着作问世,学者们从社会文化、社会风俗、庙会、灾荒、瘟疫等各个角度为中国社会生活作了“注脚”,为人类历史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一些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从事国外人类历史学着作的翻译、介绍工作,为人类历史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铺垫了道路,也为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提供了另一个更有力的工具。

二是在资料上,已经从单纯依靠官方文献、士人作品,转而利用新的田野调查资料和地方档案资料,如满铁调查资料,台湾淡水、新竹档案,四川巴县档案,顺天府宝坻县档案,河北省获鹿县档案等等。正是有了这些新方法和新资料的支持,新一代的乡村研究有了突破前人的理论框架,提出一系列带有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观念模式,以解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地方社会内部结构。在这方面最有影响力的当属杜赞奇与黄宗智为代表的一代史学者。

杜赞奇的《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充分利用了满铁调查资料,通过对1900年至1942年华北乡村的个案研究,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一种新概念:“权力的文化网络”,即“包括不断相互交错影响作用的等级组织和非正式相互关联网,诸如市场、宗教、宗族和水利控制的等级组织以及诸如庇护人与被庇护者、亲戚朋友间的相互关联,构成了施展权力和权威的基础”。作者试图通过这个网络模式,“在同一框架中理解晚清社会中国帝国政权、绅士以及其他社会阶层的相互关系,并以将这种对文化及合法性的分析置于权力赖以生存的组织为基础,来达到这一目的。”杜赞奇的这一理论范式对于以前在乡村研究中只关注乡村经济变动和政治建构等“硬件”发展,不重视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等“软件”因素对乡村社会运作产生的影响与作用的偏差起到了一定的纠正作用,同时这种包罗各种因素的网络也使我们对乡村社会的复杂性与多元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相比较而言,黄宗智的研究作到了观察视角的一定转换,着重于从下层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黄氏早期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中,他主张改变以往学者对清代中国社会主要由国家——士绅权力转移的二元政治结构的一般看法,“把自然村视作只包含庶民的一个闭塞而又有内生政治结构的单位”,提出“我们需要考虑的,是一个牵涉国家、士绅和村庄三方面关系的三角结构。”再一次强调研究村庄个案和乡村内生组织的重要性。在这方面,王福明同样利用宝坻档案,并佐之直隶各县志书,对乡保的选任情况,作了更为深入、系统的考察,他的结论基本论证了黄宗智的研究成果。

李怀印则利用河北省获鹿县档案资料的研究进一步扩展了在这个问题上的深度。较之黄宗智与杜赞奇的研究,他在研究领域和对象上深入到了最基层的民众政治与社会生活,把研究视野下移到普通村民身上,进入到真正组成村落生活的个体世界。他的《二十世纪早期华北乡村的话语与权力》,提出了对普通村民更富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空间——“村社”,而另一篇《晚清及民国时期华北村庄中的乡地制——以河北获鹿县为例》则提出了一种“既区别于华北多数地方涣散无力的自耕农社会,又不同于华南强大的士绅、宗族统治,应视做这一时期国家与乡村关系的第三种形态。”可以说,李怀印的研究带有浓厚的“泥土气息”,更加贴近于乡村生活本身,为我们理解20世纪早期华北村庄的性质,提供了一个多元化的视角。

综观前人的研究,中外研究国家与社会的学者从开始的力求宏观全面把握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进而到注重对地方具体个案的研究,从最初简单公式化的理论构想到复杂多样性的理论框架,其目光也经历了从上到下的转变,对地方的研究更加细化和量化。总体而言,在理论体系上,中国华北乡村社会研究经历了从“市民社会”到“国家政权建设”两种分析框架。前一种观点借助西方的市民社会理论,即指在那些源出于反对政治的近代自由主义政治思想与近代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基础上,逐渐产生的相对于国家以外的实体社会,企图在中国乡村社会中寻找“公共空间与领域”,这种框架因为中国社会中先天不足的自由思想和经济体制而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而后一种“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却在研究近代乡村转型问题上硕果累累,如上文提到的张仲礼的绅士官僚化与杜赞奇的“权力的文化网络”等等,都是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产生的。

四、整合与细化:研究的展望

乡村社会内容的丰富性、多维性,决定了这一研究在基本理论和方法上的多样性,它的景观并非以人类学、社会史以及文化史的视角所能涵盖的,在今后的研究中,以下几个方面必将为学者们所关注,也是目前研究中所缺乏的地方。

1.档案资料的挖掘与再利用。对于地方性档案资料来说,关键问题不是储藏量太少,而是发现利用的太少。浩如烟海的档案资料还沉睡在各地的档案馆中,对于史学研究者来说,这些无疑是宝贵的财富和支撑历史研究的基本素材。然而时至今日。挖掘整理的只是一少部分,在学术研究比较浮躁的今天,史料整理越来越被人们所忽视和不屑。而同时,大量已经被挖掘出来的史料却没有被更好地利用,在史料上的研究工作亟待加强,而这些也恰恰是此项研究得以进一步深入的基础。

2.理论框架的整合与再创造。相对于其他理论,乡村社会治理的概念和理论不可谓不丰富,其影响不可谓不深远,但是缺乏一种带有普遍性和认同感的综合理论框架。这固然与地方性的差异有关,但也说明了理论问题的深层次整合工作需要进一步探讨。我们虽然不能苛求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带有普遍性的理论,但仍应该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指导我们今后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进行新的理论创建才成为可能。

3.个案研究的细化与再深入。鉴于地方社会的千差万别,大量的个案研究就成为整个领域不得不首先完成的基础工程,只有在对个案研究的前提下,才能异中求同,同中寻异,既发现各地的差异性,也发现差异下的相同性,才能总结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才能完成宏观理论的构架。目前在这方面,既缺乏研究的广度,也缺乏研究的深度,从涉及的范围来看,南方比北方研究的多,东部比西部研究的多。

4.学科方法的借鉴与再综合。正是由于有了跨学科的研究和探索,关于乡村社会的研究才能柳暗花明,具有广阔的前景。因此,今后进一步借鉴相关领域的理论和方法,开辟研究领域新的途径,成为不仅是史学工作者而且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的任务。人为的学科析分本身就是对科学的肢解和分离,其后果也必将是一叶障目,不利于科学的综合发展。因此随着研究的深入,一种大学科的时代必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