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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觉的动力——一个布依族村寨文化的审思

作者:甘代军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云南社会科学》  发布时间:2017-08-11  浏览次数: 695

【摘 要】民族文化变迁本质上是一个文化自觉的历史过程,而具体时代、境遇的差异往往形成不同的文化自觉图景。贵州镇山村的民族文化在旅游开发和生态博物馆建设的具体情境中揭示出文化自觉的真正动力,“内源性”即是该动力的本质内涵与特征。

【关键词】文化重构;文化自觉;动力


正如费孝通所言,文化“是人类生活的方法”[1]P190)。因此,人类必然因时代变迁和现实需要而重构“生活的方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和方法,文化具有其内在结构与社会价值。人们对文化的利用、再造实质上就是对文化结构与价值进行重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文化自觉在不同的境遇下显现出殊异的生长图景。

一、文化的结构

文化是人类在一定历史时代创造的代表其时代精神、时代风貌和生活方式的文明体系,它以满足一定地域群众或民族现实需要的社会功能而保持其鲜活生命力,因而随着人类进步和需求的变化,文化必然处于变迁和重构之中。文化的变迁和重构实质上体现为文化结构、功能的重组历程。笔者从一个新的角度去理解文化的内部结构,认为文化的结构是由“文化实体”和“文化价值”构成的有机整体。文化实体指人类活动所创造或改造而成的、体现人类需要的有形的材料、元件的组合体,或无形的符号体系。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有形的文化实体。如青铜器文物,其文化实体是指由青铜这一材质与其一定的造型、纹饰等要素所形成的客观的整体形态。二是无形的文化实体。譬如信仰,其文化实体是指由信徒、神、教义教规、信仰仪式活动等要素所构成的一套有关信仰的程序或方式,它以制度化、仪式化、模式化的方式展示出来,虽然无形但具有客观实在性,因而也称为一种文化“实体”。

文化价值是指文化对于人类生活的意义和功能。文化价值源于两个方面,一是文化实体所具有的某种(些)属性潜藏着为人所用的功能性。比如果实的可食性、木材的可加工与可燃性、信仰满足精神需要等性质的存在,都为人类对这些文化的实体属性的利用提供了客观的可能。二是人类的某种观念、需要的形成。人的需要促使人们去认识或创造事物的某种属性,当人们发现事物的某种属性存在能够满足其需要的可能性,而现实的实践水平又能够把这种可能性变成现实性时,文化的完整结构体系就建立起来了,于是文化得以产生或重构。需要指出的是,文化结构的两部分即文化实体和文化价值,并非是彼此自成一体的独立存在,而是文化这个整体的两个方面、两种属性。文化实体展示的是文化的物理属性、可操作性,而文化价值展示的是这种物理属性被人转换成满足某种需要的文化属性。

二、文化重构

既然文化结构是由文化实体和文化价值构成的统一体,那么,文化的变化和重构即在于文化实体和文化价值及其关系的消解或重构。当社会发展到一个新的时代,文化实体的原有使用价值往往不再符合人们新的观念和需要,因而开始消失;但是在某一条件或契机出现时,人们又会对文化实体进行再利用或改造,赋予其新功能和价值,于是出现新的文化结构,并发挥着新的文化功能,文化重构由此实现。下面笔者进入对个案地点文化重构的分析。

笔者考察的个案地点是贵州省花溪区石板镇镇山布依族苗族村寨。该村位于花溪水库中部的一个半岛上,自然风光优美宜人、交通便利。民族文化也很丰富,苗族、布依族的传统节日,民族服饰、歌谣、舞蹈、饮食、民居等无不展示着该村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特色。丰厚的自然、文化资源为镇山的文化变迁、重构提供了良好的内在特质和条件。当这些资源与历史机遇和社会外部环境相结合时,民族文化的重构就获得了巨大的能量和动力。

镇山村的文化重构有两条不同路径。我国现代化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转型是镇山民族文化发展、重构的宏观背景,而镇山独特的自然文化优势是其融入全国旅游开发潮流的内在条件;同时镇山人对外部刺激和社会需求的敏锐把握和积极回应则是镇山文化重构得以实现的内在主观因素;其外在的主观因素是贵州有关政府部门和专家学者对该村民族文化保护工作的重视和推动,由此,镇山民族文化变迁和重构便沿着两条相关但不同的路线进行,并形成了迥然有别的结局。

1.“内源性”文化重构。

全国的民族文化旅游和农家乐旅游热潮是镇山村旅游开发的坚实市场基础,而国家的文物、文化保护政策又为村寨的旅游开发提供了有力的政治资源和权威依据。镇山村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先后被贵州省确定为省文化保护单位、生态博物馆建设区域,这是它的文化旅游得以良好开发的宝贵的“政治性”、“权威性”资源。这些权威性影响力对于广大游客产生了较大的吸引力,而便捷的交通条件则更为他们的旅游和休闲提供了方便。因此,外来游客源源不断地到镇山观光旅游和食宿娱乐,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镇山的旅游热逐渐升温,在2003年达到鼎盛时期。

旅游经济的兴盛和开发建基于人们对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充分利用和价值重构。镇山被花溪水库环绕,对面是造型独特的“半边山”,风景异常秀丽。聪明的当地居民依托这一秀美自然风光大做旅游文章。他们对自家传统的木石结构房屋进行改造,建成23层的砖混结构楼房,内部分隔成面积不大但数量众多的小间,以满足容纳更多游客食宿的需求。这样,传统建筑文化和民居风格迥然大变。建筑主体材料由木头、石材变成红砖和钢筋混凝土,墙体外侧贴有当地开采的石板,显示其古朴的传统风貌。为了适应旅游的需要,经济状况较好的居民还把作为游客住宿的部分或全部房间进行内部装修,贴上瓷砖,这样既可以符合游客的卫生要求,又可以根据游客偏好提供价格不等的房间。就这样,为适应旅游经济开发需要和时代潮流,传统的建筑文化被村民自觉地加以改变,以实现其旅游经济价值。可见,民居由“物”向“资本”的功能性扩展过程,即是农民对传统建筑文化进行结构改造和价值重构的过程;人们对房舍的再造,确立起了建筑文化新的结构-功能体系,因而传统建筑文化实现了在新时代的意义转换与调整。

传统服饰是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镇山村服饰文化的变迁、重构展示了文化自觉内在动力的强劲有力。镇山布依族的传统服饰以青蓝二色为主,新中国成立前,中年男子大多穿大襟或对襟短衣,头包花格或青布帕,有的穿长袍;裤子多藏青、深蓝二色,裤管一尺宽。妇女头包青帕,中年或年轻姑娘包的头帕均有缨;衣着多为青色、浅蓝、天蓝色。衣襟和袖口绣有花边;腰系半截绣花围腰,用青布或青绸做成,以绿色布段作飘带,绣有各色花卉图案,带端有缨;裤子多为藏青色和深蓝色,裤脚较宽大,滚有花边;穿青布鞋,鞋尖上绣有花边。新中国成立后基本改穿汉族服饰,但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旅游经济的兴盛,游客对民族文化体验的兴趣促使逐渐消减的民族服饰出现复兴的趋势。镇山布依人认识到了游客对其传统文化的审美需要,为了更好地、持续地开展旅游,他们中不少人,特别是妇女,往往自觉地穿起了民族服饰,男子也在特定的时候穿上民族服装。就这样,镇山比以前呈现出更为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上述服饰文化的复兴,表明其传统服饰文化的意义和功能发生了转变和重构。与传统相比,复兴后的民族服饰在文化实体上没有多大改变,无论是颜色、款式都保持了传统形态,但是在服饰的文化价值上,却出现了新的内涵和意义。它在传统的价值之外,被赋予了“展演”的性质,满足的是游客对异文化体验和当地民众经济发展的需要。服饰文化新的结构和功能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被建构起来,并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效益。布依族是一个酷爱歌唱的民族,布依族地区是歌曲的海洋,民歌伴随布依人的一生。布依族的民歌内容丰富、种类多样,包括生产歌、礼俗歌、酒歌、浪哨歌(情歌)、朝门歌、盘花歌、诉苦歌、反抗歌等等。民歌是布依族人民丰富生活、表达情感、促进交流等的文化方式,体现他们特定时代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及情感体验,是一定时代内容、观念体系的艺术化反映,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因而随着时代发展和生活方式的变迁,镇山村的民歌文化出现了较快消解的趋势。现在40岁以下的部分中青年人已不会说布依族语言,更不会用布依语唱民歌。但是历史的发展又使镇山村的民歌出现了“中兴”的势头: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逐渐兴旺起来的民族文化旅游使布依族的民歌文化获得再生、重构的契机。外来游客往往期望体验布依族歌咏文化的底蕴和魅力,他们对食宿其家的村民常提出唱山歌、情歌或其他礼俗歌的要求。为了满足游客的需要,已经不会歌唱民歌、山歌的中青年人开始耐心地向老一辈学唱民歌。于是在镇山又兴起了一股年轻人自觉、主动学习传统歌唱文化的势头。民歌被搬演到旅游市场的舞台作为游客欣赏、愉悦身心的工具,从而使其不再是“人民之歌”而是“游客之歌”,是为了游客需要而表演的演唱“曲目”,它所表达的或许有对游客热情欢迎和自我文化展示的欢乐,但它离当地群众的生产、劳动、爱情等自我情感的表露已经越来越远。也就是说,民歌的生长根基发生了改变,社会功能、文化价值发生了转化,最终,民歌文化的时代性重构也得以实现。

在此过程中,旅游经济开发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成为推动村民自觉利用传统文化的强大动力,村民对传统民居、服饰、民歌文化的改变显得自然而主动。他们基于追求经济效益和现代化生活方式的现实需要,并把这种需要与时代潮流和经济环境紧密结合,从而产生一种自外而内、由内而外的实践精神,这是一种统摄了外部条件与内在需求的“内源性”动力,正是凭借它,传统文化重构走出了一条“草根”式路径,展示了地方民众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念的力量。

2.“外源性”文化重构。

镇山旅游经济的发展是其民族文化得到一定程度复兴的重要导因和历史契机;此外,国家进行的文化保护工作也在理论上为镇山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了重要的推动力量。上世纪90年代中期,贵州省逐渐加大了对镇山村文化保护的力度,先后将其确定为民族文化村、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投入了大量的财力、物力。为了加强民族文化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该村还引进了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建设实践。生态博物馆运动首先于20世纪70年代在法国兴起,此后席卷世界各国。“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在于在文化的原生地保护文化,并由文化的主人保护自己”[2]P241)。镇山生态博物馆包括4个组成部分:文化遗产区、居民新区、传统农耕区和信息资料中心。镇山生态博物馆从1997年开始建设,先后进行了公路改造、屯墙修复、车场和居民新区修建、污水处理系统建设、信息资料中心建设等活动,资料中心于2002715日竣工并开馆,标志着镇山生态博物馆的建成。

但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模式和实际运行效果看,生态博物馆所预期的文物和文化保护的目的并没有达到。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模式和机制看,其理论和实践的之间的差距非常明显。根据生态博物馆的核心理念,博物馆的文化保护工作应该由村民主导,政府和专家只负责指导工作。

但镇山博物馆的管理班子中没有当地村民,而是花溪区文物管理所的成员。有人认为这样的管理模式带有“中国特色”,是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的,“因为他们(村民)并不知道什么是生态博物馆,也不知道要干什么”[2]P1)。所以镇山村生态博物馆必须经历由外来力量即政府实施代理的阶段。而现行管理体制下很难见到村民参与的因素。迄今为止,生态博物馆建设只是在村子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文化旅游开发、传统建筑保护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而对作为生态博物馆重要目标的民族文化,如传统的习俗、节庆、语言、服饰、民歌、传统技艺等基本没有采取有效的保护、传承措施。虽然举办了几届歌会,对弘扬民歌文化有了一定的影响,但却没有可持续的实施计划和长远方案。因此,生态博物馆建设对民族文化保护的计划实质上落空了。镇山村民族文化的实际状态是,传统的木石结构民居90%左右被砖混结构楼房所取代,绝大多数的村民仍然没有延续传统服饰文化,他们仍穿汉装;民歌在最近几年随着旅游的降温,其复兴的趋势也渐渐停止;年轻人也没有去学习和传承布依族语言,他们只会说汉语;大部分年轻人外出打工、谋生又使民族文化传承后继乏人。

反观镇山生态博物馆的理念和实践,我们看到,它所追求的实际上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重构,但却是一次不成功的试验。从历史观点来看,镇山的民族文化自古至今一直处于不断变迁的历程中,它总是随着每一时代的生产方式、技术水平、生活方式、生活内容、时代精神、时代特点而发生相应的变化。到现代,镇山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保存不多的传统文化:它仅仅“活”在老一辈人的生活方式中,往往只有50岁以上的老人才保留着语言、服饰、民歌和习俗方面的记忆和技艺。但是社会“精英”中逐渐盛行起来的传统文化保护热潮席卷了镇山的民族文化,并在政府的强力作用下实施了保护活动。在村民看来是无关紧要的传统文化,在专家学者和政府的眼中却具有无比深远的意义和价值:首先,民族文化是民族的根基和特征。其次,民族文化是文化多样性的体现和宝库,文化多样性是文化发展创新的源泉和动力。显然,这样的主张如果能够实现,传统文化将获得对于民族兴衰存亡和文化发展创新的宏大意义,因而,文化保护是文化及其价值重构的重要方式和途径。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民族文化具有历史性、时代性和生活功用性,并且文化的主人是文化持有者,满足特定时代群众的特定需要是文化的根本价值和意义。因而,随着历史、时代和群众需求的变化,民族文化必然被群众自然地加以改变。而在现代社会,专家和政府所主张的民族文化、文物保护,则要改变民族文化这一传统功能和文化价值,以满足“精英”阶层对民族文化多样性和保护民族根基的需要,遗憾的是这一文化意义的重构却没能实现。

事实上,以生态博物馆为形式的文化保护展示了一条“外源性”文化重构路径:无论是文化保护理念还是文化保护模式,都是“外来”的。它试图以扭转民族文化消亡趋势的方式对民族文化意义赋予新的时代价值和功能,即维持民族特征和民族命脉并保持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文化理想”。这是“自上而下”对民族文化的一种“精英”式价值重构,它着眼于文化的长远性、民族性、人类性,体现的是有识之士的文化立场。它把文化保护的理念从外部引入民族社区,以一种由外而内的生成模式铺展开来;它以对草根民众进行关于传统文化抽象的重大意义的说教方式,把文化保护的理念生硬灌输到其头脑中。但是,文化抽象价值的说教远远脱离了地方民众的现实生活和内在需要,脱离了传统文化与群众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因而使普通群众无法深切感知保护传统文化的真正意义,这样就导致了草根民众对文化保护实践的疏离,而民众的疏离则使文化保护活动失去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因为民族文化是地方族群的传统,是他们传统生活方式的生动展现,他们是传统文化的主人,因而一旦传统文化失去了其主人,传统文化保护也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了。所以,镇山生态博物馆的民族文化保护实践因其缺乏群众根基的“外源性”文化重构而终究难以成功实现。

三、文化自觉的动力

著名学者费孝通对文化自觉的含义进行了准确概括,“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1]P190)。对于镇山村村民来说,有两股明显的力量以不同方式试图促成其对传统文化的“自知之明”,一是旅游经济开发对村民传统文化意识的唤醒,二是生态博物馆文化保护理念的倡导和实践。就前者而言,由于旅游开发与当地传统文化的历史性契合,村民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以“内源性”文化重构模式顺利达成文化的自觉。镇山的旅游开发是在优美自然环境和丰厚民族文化的结合中实现其良好社会经济效应的。优美的自然风光、服饰文化、民歌音乐、建筑特色和历史遗迹等无不成为人们追求最大经济效益的文化资源和文化手段。村民积极投身于文化重构和文化价值再造的活动中,纷纷修建符合自身及游客现实需要的新式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游客对“古朴”建筑风格的文化寻求;部分年轻人为了提供更满意的旅游服务,便主动学习传统民歌;传统的服饰在镇山本来呈现出快速消亡的趋势,但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它所蕴含的经济利益,以及旅游本身对服饰文化的审美需求,促使部分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旅游接待中恢复了传统的穿戴习惯,这就增强了镇山的传统文化特色和旅游开发的文化内涵,并由此带来服饰文化复兴及其价值的重构。因此,文化旅游的外在需求和村民对经济效益的内在需要,促使镇山民族文化成为二者有机契合的媒介。因而我们看到,“需求”、“利益”、“文化”三者的历史性结合和互动成为民族文化自觉的有效机制。

旅游开发所促发的“内源性”文化重构,表征着文化自觉的内发性本质。从根本上讲,文化自觉必然经历由外而内、由内而外的生成机制。外来的旅游文化需求引起村民对传统文化的重构,而重构的历程又促成了村民内在文化自觉的生长,人们在经济追求、旅游开发和文化重构的实践中从内心自然生发出文化认知和文化自觉意识。通过这种自觉,他们看到了自身传统文化的经济社会价值、文化审美价值和历史价值,认识到了它的“发展趋势”;并在此基础上对自我的文化进行功能改造和价值重构,因而增强了传统文化的现实性、适应性和时代性,使传统文化获得了复兴、创新的历史根基和强大动力。

因此,文化自觉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它离不开内外文化的碰撞和群众自主的参与,这就需要一个连接文化价值与群众需求的内在动力。镇山的情况证明旅游开发与群众需要相结合即是其文化自觉动力产生的坚实根基。而这一根基之所以坚实就在于旅游开发的经济效益与民族文化价值的历史性关联,即对民族文化的资源性、资本性价值的挖掘所带来的物质利益有力地促成了村民对文化的自觉:知道了自身文化的特色、价值和地位,并自主地加以利用、改造。颇有意思的是,与旅游文化展现的文化自觉的强劲动力相反,以生态博物馆建设等方式进行的文化保护实践,向我们展示的却是文化自觉因缺乏内在动力而“难产”的艰难景象。作为从西方引进、在中国扎根的生态博物馆,它必然具有其“西方性”和“本土性”。其“西方性”,如生态博物馆先驱希维贺所言,生态博物馆“是地方族群用以关照自己的一面镜子,藉之展现自我的形象,并对他们目前所居住,以及先民所赖以维生的生活领域,寻求解释”[3]P69)。这是生态博物馆的一个核心理念和目标:促成村民了解自身及其文化的历史、现在和未来,并自主决定其发展方向的意识。这是对村民达至文化自觉状态的大力倡导。但是,镇山生态博物馆的“本土性”,即,其管理模式和实际运行状况,使当地群众失去了观照和解释自身及其文化、现状的客观基础。在西方国家的实践中,生态博物馆的管理班子突出当地群众的主导和参与,而镇山村民却没有“资格”成为生态博物馆的主人,他们的管理权力被其代理人(政府)取代,“也许外国那些文化程度高的地方建立生态博物馆不需要别人帮助,而中国确实存在文化代理人阶段”[2]P2)。但是这造成的结果却让人遗憾:村民没有热情、没有机会在生态博物馆的管理、发展中实现对自身文化和传统的深切认识和了解。信息资料中心长期关闭,文化宣传、文化展演和文化教育培训活动严重缺乏,导致人们对生态博物馆的性质和功能认识不清,因此更无法使他们参与到文化保护活动中去。村民除了在政府对传统民居的强烈保护态度中了解到传统文化的一点价值外,生态博物馆在促成人们文化自觉上基本是“缺位”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生态博物馆的管理模式及其带来的传统文化价值体验的缺乏使村民失去了对传统文化进行有效保护的内在动力。离开了把传统文化价值和意义融入其中的实践活动,离开群众的真正需要和自觉参与,文化自觉无异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它也许能在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的头脑中产生,却无法在作为民族文化真正主人的群众中形成。

综上所述,文化自觉的根基在于文化主体的内在需求,正是这种需求形成文化自觉的强大动力。镇山村旅游经济开发呈现的是一条旅游经济与文化再造有机结合的“经济路径”,这是一条“内源性”文化自觉得以成功实现的“经济路线”——文化自觉因奠定在村民“生活实践”和经济利益之上,而获得了顺利生长的动力源泉。而生态博物馆则沿着抽象说教、外部灌输的方式,形成了一条群众主体缺位、政府主导的“外源性”文化自觉路线,文化观念的外源性、文化活动的缺失、群众“利益”的忽视,最终使文化自觉因脱离“群众路线”而无法获得真正动力。因此,文化自觉不是“形而上”的抽象思辨和教导,不是脱离文化主体需求的空中楼阁,而是建基于民众客观需要和主观认同的具体实践,可以说,只有源于民众生生不息之“实践精神”,文化自觉才能产生源源不竭的强大动力,并终将成功实现。


参考文献:

[1]费孝通.论文化与文化自觉[M].北京:群言出版社,2007.

[2]苏东海.论坛小结[A].贵州生态博物馆国际论坛论文集[C].2005.

[3]张謇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M].台北:全球华文版/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