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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初期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重构

作者:易新涛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理论学刊》2015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7-08-12  浏览次数: 625

【摘 要】面对建国之初的严峻形势,结合新中国建设的需要和乡村社会的实际状况,党和人民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整合和重构乡村政治。整顿乡村秩序,接管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初步建立农村基层政权;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村政治组织;广泛的政治动员使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升。它产生了很强的政治效应,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乡村社会;政治整合;政治重构;建国初期


新中国的建立揭开了我国农村建设与发展的新篇章。但是,农村区域占主体的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尚还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乡村政治发展面临着严峻的形势。因此,在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生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整合、重构乡村政治,推动着乡村社会的政治发展。

一、建国初期乡村社会政治整合与重构的应然之意

列宁指出:“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权对乡村社会进行政治整合与重构,使之达到政治一体化的状态,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

第一,它是由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责任所决定的必然结果。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建国后,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本质,更好地服务于人民,党有责任和义务去整合乡村中的各种政治资源和力量,重构政治结构和秩序,制定政治规范,营造广大农民政治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同时,全面执政的共产党面临着从革命型向执政型政党转型的主要任务。在乡村,共产党一方面要扩大和强化自己的组织体系,普遍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形成系统的组织体系,从而使自己真正成为政治整合的领导力量和核心;另一方面,又要发挥政治整合的功能,重组权力结构和社会力量,重构政治秩序,并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以获得包括农民在内的人民的政治认同。

第二,它是新中国应对严峻形势的迫切需要。建国之初,我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政治威胁、军事恐吓和经济封锁,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中。在国内,人民解放战争尚未完全结束,新生的人民政权刚刚建立,农村基层人民政权尚在建立之中,旧政权机构和工作人员尚来不及全面接管;国民党残余势力、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其他反革命分子,同地主恶霸势力相勾结,严重威胁着新生的人民政权;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保甲制度依然存在。显然,在严峻的形势面前,党不得不对乡村社会进行有效的政治整合与重构。

第三,它是新中国实现首要任务的现实要求。建国伊始,百废待兴,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问题显得更突出、更直接、更迫切。发展农业生产是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中之重,是新中国所面临的首要任务。“农业的恢复是一切部门恢复的基础,没有饭吃,其他一切就都没有办法。轻工业的原料,输出的产品,现在绝大部分都要依靠农业。……如果没有广大农业的发展,工业发展是不可能的。目前的任务首先要恢复农业生产,然后再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然而,新中国的人口多,耕地少,经济落后,传统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低。加之由于帝国主义的长期侵略与掠夺、国民党的腐朽统治,以及长期战乱摧残,农业生产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产量急剧下降。因此,发展农业生产,除了变更土地制度、提高技术、更新耕作方式、兴修水利、推广优良品种和新式农机具外,更需要党对乡村社会的政治整合与重构,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营造一个安宁的政治社会环境。

第四,它是广大农民追求生存理想、克服自身局限性和不适应性的必然选择。农民长期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处于受剥削、压迫的地位,过着饥寒交迫的奴役生活,因而有着双重的生存理想。作为小生产者,渴望摆脱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压榨,维护一家一户的利益;作为家国同构的封建宗法共同体的成员,渴望国家、家族来维系“均贫富”、“等贵贱”的社会格局。为了追求理想,他们参加了反帝、反封建斗争,成为“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在“打土豪,分田地”实践中直接感知到政党和国家的政治权力。新中国的建立为实现他们的理想提供了基本的政治前提,进一步唤醒了他们的政治参与热情。在获得土地的同时,农民迫切希望获得一定的政治权利和参与政治的机会。但是,他们目光短浅,自由散漫,家族观念和地方观念较强,难以形成长久坚强的内部团结,在各种腐朽的封建思想侵蚀影响下普遍存在着一些不健康的观念和习惯,长期以来对政治比较冷漠。这些局限性既不利于他们自身的真正解放,也难以适应当家作主的新形势,以及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要求。因此,建国前夕,毛泽东就发出了“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的警示。

二、建国初期乡村社会政治整合与重构的实然之策

(一)整顿乡村秩序,接管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初步建立农村基层政权

建国后,按照“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的要求,党领导了一系列政治整合运动。首先,乘胜追歼国民党残余军队,实现全国的解放。其次,全面展开大规模清匪反霸斗争,到1952年底,共歼灭土匪261.59万人,基本肃清土匪实力。再次,大张旗鼓地展开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上扫除了反革命残余势力,稳定了农村的社会秩序,巩固了乡村基层民主政权。

解放之初,各地成立临时政权机构——县人民民主政府办事处。县人民政府成立后,则成立县辖的区人民政府。这些政权组织负责接管和接收县乡旧政权、辖区内旧乡(镇)公所,成立以贫雇农为骨干的县大队、区中队和乡、保的人民防匪自卫队,维护辖区的社会治安和正常的社会秩序。

随着农村社会秩序的日渐安定,党和政府着手废除保甲制度。各地召开群众大会,揭露伪保甲制度的反动性,控诉伪保甲人员的罪行。同时,对伪保甲人员进行区别处理。即对伤害人命又不思悔改者的犯罪分子及特务分子,予以逮捕法办;将犯有严重贪污勒索罪行,使人妻离子散,家败人亡,为人民所痛恨的分子,交由人民法庭判处;对作恶不多、贪污不大、群众痛恨不严重的分子,撤销其工作,让其向人民承认错误,戴罪立功;对比较正派、无贪污勒索行为、人民尚能谅解者,仍将继续留用,在工作中加以改造。保甲制度的彻底废除为农村基层政权扫清了障碍,准备了条件。

以建国前夕中共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发布的《华北区村县人民代表会议代表选举条例(草案)》、《关于建立县村人民代表会议的指示》、《关于建立村区县三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各界人民代表会议的决定》等为制度蓝本,各地迅速掀起了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进行民主建政的热潮。到1953年2月底,全国29个省,除新建的苏、川两省外,都已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苏南、苏北、川东、川西、川南、川北等六个行政区均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全国159个市,除六个新设市外,其余153个市都已开过各界

人民代表会议;2167个县和县级行政单位,除38个新设县外,其余2129个单位都已开过各界人民代表会议;28万多个乡(村),都已开过了人民代表会议或农民代表会议。在此基础上,各地开始建立农村基层政权。1950年12月,政务院通过了《乡(行政村)人民代表会议组织通则》和《乡(行政村)人民政府组织通则》,对乡人民代表会议和乡人民政府作了明确规定。1952年7月,中共中央要求减少乡、村干部的兼职,“在农民群众中吸收更多的积极分子参加工作,尽可能做到一人一职”,以解决政权建设中的干部兼职等问题。11月,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乡的区划标准及编制人数的通知》,对各乡脱产干部的职数、供给的生活费或补贴作了明确的规定。这些规定,对于规范基层政权的组织管理,巩固与发展基层政权,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针对解放之初农村普遍采用的大乡建制管辖范围过大的问题,1951年4月,政务院要求“已完成土地改革的地区,应酌量调整区、乡(行政村)行政区划,缩小区、乡行政范围”。各地迅速调整乡级行政区划,缩小乡的规模,在县与乡之间设立“区”以加强县对乡镇的管理,并将行政村建制改为乡建制。

1952年全国乡级政权机构数为275269个,比1951年的218642个,增长了25.90%;除热河和鄂、陕、甘、新减少外,其他各省均有增长,其中京、津、沪、赣、鲁、豫、湘、桂、黔、滇等省市增长了1倍以上(天津增长了8倍多,赣、鲁、桂、滇等省市则增长了4倍以上)。行政区划的调整,尽管增加了乡级政权的数量,但缩小了乡级政权的辖区范围,有利于国家加强对乡村社会的管控。

(二)恢复和发展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农村政治组织

建国初期,共产党发展了自身在农村地区的组织体系,并将农村中的农会、青年团、妇联等各种社会组织纳入自己的政治话语体系中,使之呈现出一体化的政治格局。

“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党组织当然在与国民党斗争时期已经开始,双方的斗争促使各自向社会的基层纵深发展,但是只有1949年共产党获得最终胜利后,它才能在新解放区充分建立党的机构。”到1949年底,全国党员达到450万人以上,一年内新增140万人左右。到了1950年建党纪念日前夕,全国党员中包括雇农、贫农在内的地方党员约占365万。由于党员发展过快,缺少有计划的教育训练,同时为了保证党内无产阶级成分的比例,1950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发展和巩固党的组织的指示》中指示,“在今后三五年之内,农民党员以不超过人口的百分之一为标准”,老区“今后的任务不是继续发展,而是如何加强党的教育和调整党的组织问题”,新区“目前暂不发展党的组织,应集中力量在各种斗争中组织和教育广大的农民,发现与培养真正的积极分子,俟土改完成后,再来进行发展党的工作”。6月6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今后“在老解放区,一般地应停止在农村中吸收党员。在新解放区,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前,一般地不应在农村中发展党的组织,以免投机分子乘机混入党内。”即便如此,到1951年6月,农村党员达到300多万人。由于形势的迅速发展和工作环境的日益复杂,建国初期,农村党组织状况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党员中存在着严重的退坡、松气麻痹和半截革命思想,以及严重的富农倾向;组织成分不纯,部分党员的入党动机不纯洁;党员干部中存在着严重的强迫命令作风,甚至某些农村党员干部中违法乱纪现象严重。1951年2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用3年时间对党的基层组织有计划、有准备、有领导地进行一次普遍的整顿。3月28日至4月9日,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会后,各地普遍开展了整党整风工作。到1953年春耕前,第一批基层党组织的整顿工作基本结束,完成了25000个党支部的整顿,占农村党支部的一半;参加整党学习的党员有120万人,占农村党员的42%。整党整风的开展提高了农村党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清除了党内的腐败现象,纯洁了队伍,壮大了组织,密切了党群关系,从而大大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农民协会是近代历史上最重要的农村基层组织之一,也是建国初期乡村社会中重要的政治力量。建国之初,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农会纷纷成立,并迅速扩大。1950年5月下旬,仅华东、中南两区,农民协会会员已有2400万人,近6、7两个月又猛增到3000万以上;西南、西北两区的农民协会也正在纷纷成立。农民协会组织广大农民群众,在剿匪反霸、减租退租、生产救灾等运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950年7月,政务院公布施行了《农民协会组织通则》,界定了农民协会的性质,明确了农民协会主要任务。到1952年9月底,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的农民协会会员已达8800余万人,其中妇女约占30%左右。农民协会真正掌握了农村政权,解除了地主的武装,武装了自己,管制着那些不安分的不服从劳动改造的地主,农民真正成了农村的主人。

青年团是在党领导下的广大青年的群众组织,是党与政府在农村的有力助手,是建党的基础与干部的主要来源之一。建国前夕,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在农村中,青年团应当继续有重点地去发展团的组织,吸收雇农、贫农、中农中的优秀青年入团”。在完成土地改革地区,要使之“成为增加农业(包括副业)生产的积极分子”;在新解放区,“按照共产党新区工作的方针进行青年工作,准备由减租进到分配土地,同时要不使生产低落”。1950年8月,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农村青年工作会议。农村青年团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51年9月,在全国518万青年团员中,农民占52.18%。

1951年仅华东地区就有30余万农民积极分子加入青年团瑏瑠。在党的领导下,农村青年团组织带领广大青年,紧紧围绕抗美援朝和发展生产两大主题,广泛开展抗美援朝,以及爱国捐赠、生产自救、增产竞赛、技术革新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充分发挥着党的助手作用。妇联是共产党领导的为争取妇女解放而联合起来的妇女的群众组织,也是农村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力量。建国后,在中共领导下,妇联在农村大范围地建立起来。到1953年4月,全国各省、市以及绝大多数县份均已经成立了妇联。在各个工作岗位上工作的女干部约有34万人,其中区以上专作妇女工作的干部约4万余人,区以下的乡、村妇女代表及城市的街道妇女代表为数更多。围绕党的中心工作和农村实际,妇联组织采用多种形式,进行男女平等、婚姻法、妇婴卫生知识等方面的宣传和动员,组织农村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互助合作。

民兵是党领导下的维护农村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民兵制度,保卫地方秩序,建立国家动员基础,并准备在适当时机实行义务兵役制”。1950年10月,全国第一次人民武装干部会议在北京召开,集中分析讨论了民兵建设中亟待解决一系列的问题和全国人民武装工作的长远规划。1951年3月,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下达了《关于各级人民武装部的组织和编制问题的决定》,决定从军委到县属区一级均设立人民武装部。5月,中共中央、中央军事委员会下发的《关于加强民兵建设的指示》指出,“现在全国共有民兵六百余万人,人民自卫卫队七百八十余万人”,要逐步地、适当地实行“普遍的民兵制度”,把过去战争时期实行的自愿参加民兵的原则,变为按照规定的条件普遍参加民兵的制度。截至6月,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四大行政区民兵人数已达700万以上。

1952年6月,人民武装部向中央军委提交的《关于人民武装的工作报告》指出,全国民兵已经发展到1800多万,占全国农村总人口的4.5%,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与爱国增产节约运动中发挥了重大作用。12月,中央军委和政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兵组织暂行条例》,对民兵的性质任务、组织建设、军事训练等方面都作出了明确规定。

(三)广泛的政治动员与农民热情的政治参与

新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形势客观上要求党和人民政府对农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人民民主制度必须深入到区乡,生起结实的根来,才能使整个社会建设有力的前进。目前农村里的广大人民,有许多迫不及待的问题需要解决,各上级人民政府的工作要在广大的农村实施,都非动员广大群众来作不可。”因此,建国初期,党和人民政府根据农民阶级的政治思想状况和特点,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广泛开展政治动员,不断提升农民的政治参与热情。

一是开会动员。各地广泛召开农民代表大会、群众大会、小组会、批斗会和讲理会、诉苦会、动员会、座谈会和谈心会等各种会议,分析形势,宣传和解释党的方针政策,消除民众的思想顾虑、组织和发动群众,布置任务,发动群众“诉苦”和控诉、揭露旧保甲制度的反动性、批斗地主恶霸、清算地主剥削帐等。这些会议将乡村干部、先进典型、生产模范乃至于农民共同置于一种特定的政治情境之下,通过气氛的渲染和交流互动,引导着农民的思想、行为和情感,从而起到了动员的效果。

二是开展劳动增产竞赛运动。1951年2月,全国第二届农业工作会议要求开展一个全国性的爱国生产运动。山西省平顺县西沟村的李顺达互助组向全国发出丰产挑战书后,各地纷纷应战。到年底,30个省、区中,向李顺达互助组应战的共有12000多个、劳动模范2700多人。全国参加彼此挑战应战竞赛的仅互助组就有100万个左右。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和1952年2月政务院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二年农业生产的决定》,都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普遍开展爱国增产运动。劳动增产竞赛运动在提高了农产品生产产量的同时,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思想水平和政治觉悟,实现了政治动员的功能。

三是充分利用报纸、广播等大众传播媒介。列宁说:“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按照党的指示和要求,《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中央和地方各级报刊采用各种丰富多彩的形式,实时报道新闻,宣传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阐述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的伟大意义,揭露和批评各种压制群众及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及违法乱纪的现象,盛赞苏联集体农庄的高度集体化生产和大机器作业、农庄庄员的美好生活,取到了良好的宣传效果。“1950年全国各类铅印报纸有382种,1951年增至475种,按报纸的种类分,综合性报纸68种,工人报纸55种,农民报纸84种,青年报纸16种,少数民族文字报纸20种”,“各类报纸的期发行总数比1950年增加了将近3倍”。同时,利用广播对广大农民进行政治动员和政治教育。新中国成立时,“不受距离限制”的无线广播全国有49座(中央1座,地方48座)电台,其发射总功率138KW。自1950年4月新闻总署发布《关于建立广播收音网的决定》一年来,全国共有收音站2155处,收音员11194人;在各个大城市中,又有收听小组12859个和“广播之友”2600多人(缺武汉、广州等地数字);还有近千个有线广播台。由于其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感染力强等特点,这些传播媒介发挥了极大的动员作用。

四是组建宣传队。1951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决定在全党范围内建立宣传员和报告员制度。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健全各级宣传机构和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针对农村中的报纸和广播普及率、农民识字率低的实际,党和政府要求广大农村地区成立宣传队。到1952年底,全国共发展宣传员379万人,报告员75万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支有组织的、经常起作用的、强有力的宣传队伍,党的群众宣传工作才能逐渐克服了过去所存在着的缺乏经常性和组织性的缺点,而迅速地加强和发展起来。”⑥此外,宣传先进典型,运用先进事迹或典型事例,来激发人们的赶超心理,规范人们行为;运用电影、幻灯、戏剧表演、标语、图片、漫画、讲演等所喜闻乐见又生动活泼的动员方式,对农民进行广泛的政治动员。

三、建国初期乡村社会政治整合与重构的政治效应

建国初期,面对国际国内的新形势和新任务,伴随着恢复和发展农村经济、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的同时,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新生政权进行了乡村政治整合与重构。它产生了很强的政治效应,对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有着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首先,它破除了传统乡村社会中的权力结构,重构了乡村社会的新型政治秩序。传统的中国乡村社会存在着政权、族权、神权、夫权四种权力。它们相互交织,构成了乡村社会的权力结构,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政治秩序和高度稳定。毛泽东说:“这四种权力——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建国之初,党和人民政府整顿乡村秩序,接管旧政权,废除保甲制度,以及颁布和实施《婚姻法》、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破解了原有的权力系统,解除了政权、族权、神权、神权和夫权对农民的制肘,使农村的权力结构和政治秩序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取而代之的是,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颁布基层政权建设的法律制度,普遍发展党的组织,恢复和发展农会、青年团、妇联、民兵等乡村政治组织。在此基础上,整合了各种政治力量,调整了各种政治关系,重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逐步形成新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

其次,它彻底性改变了乡村社会组织结构,使整个乡村社会日益政治化。一方面,乡村社会组织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由于党的组织普遍发展,农民协会、青年团、妇联、民兵等新型社会组织的建立或扩大,以及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等社会运动的广泛开展,宗族活动被禁止,宗族组织所拥有的寺庙、祠堂、族田等财产被没收,家族组织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经济条件和控制族人的基础,一直在乡村占据主导地位的民间宗法组织基本被瓦解。同时,农村社会组织化程度达到了空前的水平,社会组织纷纷建立并依赖于党组织和人民政权而存在,并将绝大多数农村社会成员囊括其中。另一方面,乡村社会政治化的趋势日益增强。农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性组织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控制下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民间社会组织由于彻底丧失了生存繁衍的条件而殒命于乡村社会。党和政府包揽了本应由民间社会组织承担的职责。包括扫盲、教育、卫生以及日常生活在内的农村社会生活也打上了深深的政治烙印。

再次,它改变了长期以来农民对政治比较冷漠的心理,极大提高了广大农民参政议政的热情。农民是乡村社会的主体,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极大地影响着乡村政治发展。通过广泛的政治动员和思想政治教育,农民的政治思想觉悟有了明显提高,政治参与热情不断提升。一是积极参政议政。湖南省在土地改革时新建的13274个乡中,9443个乡的乡长、乡农民协会主席、团支书、民兵队长、妇女会主任等主要干部47215人,95%是翻了身的农民。二是积极参加共产党、青年团、农会、妇联。在党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动员、教育下和引导下,广大翻身农民积极参加农村基层政权建设,以及农会、青年团、妇联等各种社会组织。“村村涌现出大批农民积极分子,一九五一年仅华东地区就有三十余万农民积极分子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一般乡村均已树立了农民的真正优势,农民协会在那里有很高的威信,真正掌握了农村政权,解除了地主的武装,武装了自己,管制着那些不安分的不服从劳动改造的地主,农民真正成了农村的主人”。

此外,它直接推动了高度集中的乡村治理模式的形成。建国初期的乡村社会政治整合与重构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下,以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为主要形式,以阶级斗争为主要手段,并辅之于政治动员和思想教育,以政治态度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和评价尺度,依靠广大农民主要是贫雇农,在广大乡村地区强力推进的。究其实质而言,它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整合了乡村中各种政治力量,调整了各种政治关系,重组乡村社会权力结构,逐步形成以农村基层组织为核心、一体化和同质化的乡村社会政治秩序。在这种政治整合与重构的条件下,乡村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朝着高度集中和高度政治化的方向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政行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就源于此。这种高度集中的乡村治理模式,在保证政令畅通、集中人力物力、开展大规模建设和政治运动、管控乡村社会、维系社会稳定等方面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却压抑着乡村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扼制了乡村社会活力,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着长远的消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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