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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

作者:克利福德·格尔茨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农网  发布时间:2017-09-28  浏览次数: 1456



内容简介

《尼加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由格尔兹编著,《尼拉:十九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不仅具有自身的风格,也代表了具有同类特征的人类学认识论文化批评,格尔兹的关注点在于批评政治和国家的理念。它以一种繁美的手法,分析巴厘人的生活,描述了传统政治的戏剧性象征形式,通过描述分析,格尔兹试图阐明的一种为西方人所忽略和政治关系,为此他特别强调了展示性和表演性的政治模式,在西方,政治象征符号庆典,国徽以及宗教通常被当作意识形态来处理。


作者简介

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1926年8月23日-2006年10月30日),美国人类学家,解释人类学的提出者。1926年8月,生于美国旧金山的一个中产阶层家庭。1950年毕业于俄亥俄州的安逖澳克学院,获得哲学学位。 受当时美国人类学家C.克拉克洪学术思想的影响,对经验主义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进入哈佛大学社会学关系学系学习。1956年,他以《爪哇宗教》这部著作获得了人类学博士称号。格尔茨曾先后担任斯坦福大学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加利福尼亚大学巴凯学院人类学系副教授、芝加哥大学新兴国家比较研究会任人类学副教授、普林斯顿高等科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教授。


目录

导论巴厘和历史方法

第一章 政治定义:秩序的资源

第二章 政治机体:统治阶级的内部组织

第三章 政治机体:村落与国家

第四章 政治表述:辉煌与庆典

结论:巴厘与政治理论

注释部分

术语表

参考文献

译后记


《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文化的文本式阐释的一个范例

李 昕

将文化看作“文本”,并借助某种人类学家自觉的符号系统来加以认知,同时还将这种认知推介于大众,这是阐释人类学的基本特征。克利福德·格尔兹(Clifford.Geertz)作为现代阐释人类学的集大成者,其《尼加拉:19世纪巴厘剧场国家》一文(以下简称为《尼加拉》)运用阐释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令人叹为观止的将巴厘纷繁复杂的历史文化与现实较为明晰地呈现给世人,是将文化作为文本进行阐释的一个范例。

对文化进行文本式的阐释,特别是格尔兹式的文本阐释,首先要求人类学家自己在理念上有一个符号的系统。类似结构主义者乐于“结构地”看待事物和问题,阐释人类学家则习惯于将所观察和经验到的事物归结于一个相对完整的符号系统之内。而在这个符号系统之内,文化以某种雄辩的后现代学究式的表达方式被呈现出来。当然,这个被符号化了的文化的文本表达根本不在于描述文化的物质面貌,而在于表白其精神实质,即意义。人类学首先探求的是事实,而阐释人类学的最终目的却在于寻求意义。从寻求意义的角度讲,《尼加拉》相当成功。这个成功不是说它找到了可以被广为接受的文化的某种意义,而是说作为标榜意义阐释的人类学范式获得了成功实践。这种成功实践完成了传统上一般由哲学家常作的解释世界的工作。对文化进行意义阐释,要求人类学家不能仅仅满足于孜孜以求地探寻事实和真相,也不是仅仅停留于文化象征的表面随机地寻求意义的表层和片断,而是力图廓清由于在表达上过于表面和片面而显得杂乱无章的文化符号,同时建立一个标志意义的符号系统。在这个系统之内,文化的符号化文本建构就以一个象征体系的结构面貌发生和完成。这样的一种在本质上为哲学式的思考方式和表达方式难免带有哲学自身的各种特点,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然而就其追寻意义的功用来讲,如果不对所观察到的事物作更深层的哲学归纳和分析,而仅仅满足于表面的总结和描述,那么就得不到区别于文化的物质外壳的内在精神实质。当然,任何哲学本身自成一派。而所有哲学之间都先天的既具有联系,又具有相互的排斥关系。哲学的那种在谦逊的开放和自负的武断之间存在的张力,使得每一种解释理论的意义陈述都显得既个性鲜明、富有启迪作用,同时又不可救药的会令人陷入新的困境和疑惑中去。阐释人类学追寻意义,这使得人类学和哲学的结合呈现前所未有的紧密。这样的结合并非是指人类学最终变成了哲学抑或哲学人类学化了,而是指在思考方式和文字陈述方面,人类学毫不忌讳地将哲学的方式方法拿来为人类学服务,就像这些方式方法原本就该为人类学服务一样。在阐释人类学这里,哲学即思辩和分析。尽管这样的说法单就哲学而言未免失之于笼统和过于简单,但是在阐释人类学对文化进行文本化解构、追寻意义的过程当中所伴随的睿智思考和陈述结构,无时不以思辩开始,以分析结束。思辩是它的引路人,分析则是其灵魂所在。可以说,如果没有思辩,那么将文化作为文本进行意义阐释就无法真正顺利展开;而如果没有分析,那么思辩就会成为脱缰野马任意驰骋而最终无法形成相对集中的观点,遑论所有观点还需被约束在一个标志意义的符号系统之内。

对文化进行符号化建构和文本化解构,以人类学家自身为坐标可划分两种不同的情况:对自身文化的再认识和对异文化的探察与理解。置身于异文化对于任何外来者而言,都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经验场域。在这个场域内,作为人类学家的外来者虽野心勃勃地想要发掘事实和真相,并追寻意义,但却始终未能真正摆脱异文化的陌生感和由此而产生的神秘感。当然,这种与异文化根深蒂固的疏离从未耽误过人类学家创造个人业绩、慰藉学术的雄心。也许正是这种疏离,才使得在异文化面前的阐释人类学家常常作出有时大胆新颖有时自负武断抑或既大胆新颖又自负武断的学术创建。作为专门研究巴厘文化政治的阐释人类学论著,《尼加拉》从题目开始就向他人展示了一个由文化符号及其所含意义构造的结论。“尼加拉”(Negara),这个原本为巴厘文化中的地方性概念,在阐释人类学的理解下表述为具有普遍意义的一般性政治概念,即国家。简而言之,尼加拉就是19世纪的巴厘国家,这是《尼加拉》题目所给出的一个历史结论。尽管对于现实巴厘人而言,尼加拉所标志的国家本质上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然而阐释人类学家却能从现实巴厘人社会生活的复杂内容中挖掘到古老尼加拉的蛛丝马迹,并将其重新拼凑,还原其本来面目。当然,这个文化的历史还原结果最终并非绝对的再现历史,而是以符号化面貌在现实场景中勾勒出一个古老尼加拉的基本框架。在“剧场国家”这个词中,剧场已经不仅仅是作为巴厘人日常活动的场所而出现,更重要的是有关巴厘政治形态的国家概念与之本质相关。显然,这样的相关是将剧场在一定情况下作为象征国家的文化符号来看待巴厘文化的结果。不只如此,有着完整的符号象征体系的文本阐释架构中,剧场只是最为核心的一个文化符号概念,而它本身也不一定仅仅表明了场所,它所表明的还有剧场所上演的种种关涉国家政治的仪式、庆典、戏剧等活的文化表现和演绎。而在《尼加拉》看来,所有这些文化表现和演绎都是巴厘古老尼加拉国家政治理念的现实投射。作为外来者不可能纯粹比照自身文化的某些物质外壳或者说是象征符号去从某种异文化中寻找对应物。毫无疑问,巴厘古文明中的尼加拉无论是从其内在含义所昭示的国家理念,还是从其借以表达内涵的物质外壳来说,它都根本不同于《尼加拉》作者所熟知的自身文化中的国家概念。不过,如果难以寻找异文化中的自身文化的物质对应,不妨绕开物质,直接诉诸物质背后的意义,这也许可以看作阐释人类学的范式起点。很显然,这样的范式起点灵感不但源于现象学的本质直观,而且与科林伍德的历史哲学以及伽达默尔的解释学一脉相承。从《尼加拉》的表述可以看出,剧场之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巴厘人有着极其密切的关联,剧场中上演的更多的不是政治的某种集中展演,而是巴厘人日常生活的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讲,“剧场国家”这个意象所指涉的就不仅仅是政治,还是社会。单纯从《尼加拉》题目看,“剧场国家”这个词的思辩性是显而易见的,它实质上是对古老尼加拉理念及其现实形态的归纳总结。不过,这个词并非实证主义基础上的一般思辩抑或旨在构建宏大理论体系的纯粹思辩,纵观《尼加拉》全篇可以发现,作者一直刻意避免的正是论文的实证味道和纯思辩性。“剧场国家”这个词的思辩性,其实仅仅在于作者想要将异文化中的古巴厘国家政治理念及其表现形态与作者自身文化中的对应方面建立联系。这种联系的建立有一个阐释人类学的前提,即文化的符号化建构。

对阐释人类学而言,自身文化与异文化的符号化不过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一如一枚硬币之两面。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文化的符号化并非一个绝对意义的颠覆性的文化理论创建行为,其实质不过是在认知异文化的过程中,将自身文化中的某些个别文化因子先验的固化为具有普适作用的一般文化符号,从而形成一个文化的符号系统。这个系统的建立本质上既是对自身文化的再认识,也是对异文化的符号化解构。就对自身文化的再认识而言,这个符号系统的建立最初是由思辩引出的,但它的理论机制和表述框架却有着维特根斯坦式语言学以及卡尔纳普归纳逻辑的特征。尤其是当阐释人类学以自身文化观照异文化,借助符号系统作为工具从异文化中寻求两种文化切合点的时候,维特根斯坦哲学的分析特质和卡尔纳普的归纳逻辑就彰显出来。在阐释人类学以符号的观点探察异文化过程中,并不存在类似胡塞尔所谓纯粹逻辑的纯粹文化符号,正如永远都不可能打造出一枚单面的硬币一样,符号的背后也是符号,而将两个文化符号系统内的符号整合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正是阐释人类学家所要探寻的文化的意义,而文化符号系统的根本作用就在于定格符号背后被人类学家发现的文化意义。“剧场国家”这个词正是这样的一枚文化符号的硬币。它的一面是“剧场”,另一面是“国家”,在文化符号系统内,“国家”与“剧场”互为象征。如果以作者自身文化为基点看这个词,那么它突出的就是“巴厘的剧场象征了作者自身文化意义上的国家”这个含义。《尼加拉》将“剧场”作为一个文化符号用来象征和隐喻作者自身文化中的“国家”,其前提是作者首先泛化了自身文化中的国家概念,使其可以定义的范围更大;其次是以这个泛化后的概念的核心含义投射异文化中的某些文化因子,当然,可以被投射的异文化因子必然和作者自身文化的某些断面存在联系,而投射成功的标志就是符号的确立,即找到了“硬币”的另一面,这其实也是固化作者自身文化的泛国家概念的普适性过程。从《尼加拉》一文本身可以看出,尼加拉作为巴厘历史与文化的“地方性知识”,它绝不是异文化政治范畴中的所谓“国家”。严格的讲,在巴厘古文明中只有尼加拉,而没有国家。不过对于阐释人类学家而言,如果在向他人介绍巴厘历史与文化的时候仅仅记述尼加拉,而不把它和巴厘世界以外的国家概念建立联系的话,那么就既没有作出文化的解释,也没有确立文化的符号,从而也就谈不上对文化的文本式阐释。既然异文化的国家不是巴厘本的,巴厘文化中只有尼加拉,那么从巴厘本土为国家找到异文化的“远房亲戚”就成了致力于文化解释的阐释人类学的一个任务。《尼加拉》在完成这个任务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可以扭结国家与尼加拉“亲缘关系”的纽带,即“剧场”。然而,尽管在巴厘的剧场发生的一切最能体现尼加拉作为国家的存在,但是作者使用剧场为尼加拉式的国家作标签性的注解,只是为强调和突出尼加拉作为作者发现的新的国家类型所具有的自身特色,而实际上作者整篇文章都在不遗余力地从作者自身文化意义上国家政治的方方面面解构异文化的尼加拉。尽管有历史文献作参考,也有扎实细致的田野工作为前提,可无论是“政治定义”、“政治机体”还是“政治表述”,所有这些《尼加拉》着意论述的方面绝非是对巴厘历史与文化所作的实证性总结,而是作者为明朗尼加拉作为一种国家的类型而作的文化解释。而这种文化的解释向读者提供的不是发现了新的国家类型的客观性证明,而是提供了一个可以对巴厘文化作“阅读”的文化文本。

显然,《尼加拉》作者泛化自身文化中的国家概念,其在本质上是一种思辩,只不过这个思辩有着明确的“意向性”,其所要表达的意义所直接针对的意象最初是“国家”,落脚点却是“剧场”。而“国家”概念与“剧场”符号发生联系的过程就不仅仅是思辩了,或者说首要的就不再是思辩,而是分析了。必须指出的是,阐释人类学的分析手法并非一般逻辑推理意义上的归纳、演绎和总结,它的分析是直接为解释文化意义服务的,是内在于文化的文本式阐释的整体架构伴随文化的解释而始终的。《尼加拉》的作者在异文化中追寻意义,他并不满足对于“剧场”的客观的场景性描述,正如维特根斯坦不满足于对词汇的语义学意义上的定义描述一样。《尼加拉》的作者着意寻找的是巴厘的剧场何以被使用以及其被使用时所表达的使用者的用意何在,而被找到的“用意”其实就是作者在分析剧场的使用意义时所阐发的文化的解释。这与维特根斯坦在关注词汇具体的使用情境时发现了词汇的意义异曲同工。《尼加拉》的这种分析不是一种实证意味的刻意的逻辑推理,而是以一个阐释人类学家的立场对文化作解释。纵观《尼加拉》全篇,这样的分析手法似乎不着痕迹,却又无时无处不体现在作者对文化意义的阐释里。而从民族志的角度,或者按克利福德·格尔兹的说法,这种分析即所谓“深度描写”。当然,与维特根斯坦不同的是,尽管维特根斯坦以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语言中词汇的意义,但他却否认语言有意义,而《尼加拉》作者自始至终都遵循的理论基点认为,文化是有意义的,文化符号是其意义的载体。

阐释人类学的解释理论有着内在严密的整体性特点,在解构异文化、探寻文化意义的过程中,并不总能将表述各个文化符号的词汇像“剧场国家”这个词这样直接从符号系统的整体中不伤筋骨地分割出来。在《尼加拉》所附的词汇表中,尽管从语义翻译的角度,对所有巴厘的“地方性”词汇作了解释,目的之一显然是要拉近阅读者与文章以及文章所描述和解释的世界的距离。但是,这些毕竟是发生在巴厘文化情境中的语言,对于外来者而言,如果没有一定的现实体验,那么他对词汇表所给出的语义解释充其量也只能得到一个似是而非的理解。不过,过分的担心也是不必要的,因为阐释人类学的特色就是随时随处作分析、作解释,最初的词汇表不过是一个解释的开始,更多更细致的解释必须要深入文章中才能获得。例如“德萨”(desa),与“尼加拉”一样,《尼加拉》将这个词与政体联系到一起,“德萨”标志政体的基层方面,而“尼加拉”标志政体的上层方面。但事实的情形远非如此简单明了,作为基层政体的“德萨”其实整合了三个方面的内容:村庄(banjar)、灌溉会社(subak)及庙会(pemaksan),而这三个方面无论哪一个都不具备严格意义的自上而下的分层行政体系的性质,它们基本上都是纯事务性的,至少在形式上又是集体主义的,因而《尼加拉》的作者用了一个“多元集体主义”的词来描述和解释“德萨”。《尼加拉》对“德萨”的解释和描述,实质是将村庄、灌溉会社及庙会纳入作者自身文化中政体的概念中去,借以充实并突出阐释人类学考察下的巴厘文化中“德萨”的政治内涵和外貌。对阐释人类学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对“德萨”作出尽可能的客观性描述,而是要将其纳入一个文本式阐释的意义体系之内去。在这个意义体系内,“德萨”及其含有的三个方面的内容不过是意义层次不同的文化符号而已。换个角度讲,为实现所谓文化的文本式阐释所构建的文化符号系统本身也是一个用于深植意义的象征体系,这个体系内的所有符号的文本作用就是为阐释人类学标志意义。

阐释人类学探寻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建构意义体系的过程,只不过这个体系并非形而上的宏大理论体系,而是一个以符号面貌出现的意义象征体系。这个体系内的各种意义以及符号尽管各自都有着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但是更显著的是所有意义及符号的整体性,而这样的整体性的另一面正是文化作为文本被阐释时所遵循的逻辑性。说是“遵循”,其实并不特别确切,因为这个逻辑性的存在并非绝对先于文化文本,它是以前述“整体性”为依托的,正是构造整个意义象征体系的过程中自然发生了容纳意义的文化符号系统的逻辑学,否则文化的文本式阐释也就根本无从谈起。《尼加拉》的主题是政治,因而,凡是巴厘文化中可以与政治发生联系的方面都被作者纳入了自己的文化文本框架内,并按照意义体系的整体性和文本阐释的逻辑性给它们安排了各自的位置,实质也就规定了它们在政治主题下各自处于整个文本的解释作用和地位。显然,正如《尼加拉》目录所呈现的那样,这是在对全部文化符号作完分析后所得出的文化的解释集合所作的一种类型归纳,它是所有文化释义集合的文本阐释的最终面貌之一。由于《尼加拉》以政治为主题的缘故,使得作者在记述巴厘文化图景的时候着意强调了与政治的联系。一切为解释巴厘文化中的政治意义是《尼加拉》的根本目的,也是它的最大逻辑。尽管这个逻辑本质上被《尼加拉》蕴含在文化的符号文本之中,但是表面上它却是由论文的词语和行文做支撑的,因此对于阅读者而言,它显而易见的存在于《尼加拉》当中,以至于使文章给人以政治论文的深刻印象,因而在某种程度上看,论文的人类学性质似乎淡化了。其实这只是此类阐释人类学论文给人的第一印象,如果不能走出这个第一印象,那么很容易陷入文章雄辩的繁复记述而对文章所蕴含的文化符号之意义象征体系没有知觉。换句话说,这只注意了“硬币”的一面而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尼加拉》的政治主题,不过是泛化了作者自身文化政治概念后的政治主题,这种概念泛化的目的就是为实现作者自身文化以及异文化的符号化。一方面,作者自身文化中某些典型概念在这种符号化后被放大了;另一方面,放大这些概念的过程其实也是在异文化中探寻意义并寻找其载体的过程,那个被找到的意义载体就是异文化的文化符号。如果在异文化中找不到作为意义载体的文化符号,那也就根本实现不了对自身文化某些典型概念的放大。政治、政体、权力、结盟、统治阶级、国家等等这些《尼加拉》中使用的概念,它们在作者解构异文化、建构符号的文化文本的过程中早已被作者以分析为手段、以意义为纽带与异文化中的相应文化符号扭结在一起了,如果阅读者对它们只是作一般语义的理解而不是看成文化符号的话,那么最终只是在阅读文章,而非文化的文本。

《尼加拉》的最后,作者出于文化批评的需要而对巴厘及其政治概况作了理论总结,目的主要是反思作者自身文化中的国家政治。毫无疑问,这种反思既有对异文化的尼加拉所昭示的国家理念和表现形态的羡慕和赞叹,同时也饱含了作者对自身文化中国家政治的一些不满和无奈。《尼加拉》最后的部分是文章整体的一个最后结论环节,作者在这个环节针对政治、权力进行了散文式的、牢骚意味很浓的诸多议论,尽管这些议论与整篇文章的政治主题及其民族志的表现主义风格保持了一致,但其立意却早已超出了对巴厘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单纯记述和意义阐释。在这些议论中,表面上作者的笔触仍然在向他人推介巴厘的尼加拉,可实际上由于作者对于尼加拉国家政治类型的过于肯定,显露了作者对于文化和政治的某种理想主义情绪,使得《尼加拉》全篇为描述和解释尼加拉的人类学努力最终都归于略显狭隘的文化批评的俗套里。不过,这也可以被看作是作者作为一个自由主义的美国人、以及受过文化相对主义熏陶的美国人类学家的必然之举。

作为一种对传统民族志及人类学写作的反思,阐释人类学的文化的文本式阐释范式比以往更加突出了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实验性。符号、象征以及意义这些阐释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核心概念,直接宣示的是一种新颖的人类学理论方式和陈述结构。以符号的观点解构文化,致力于编织文化的意义之网,创建文化的文本阅读方式,这一切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就《尼加拉》来说,通过文化的文本式阐释向读者展示出一幅清晰的巴厘历史文化与现实的图景,如此,读者只要跟着作者的逻辑思路就能完成一次在异文化的探秘之旅。不过,这样一个令人向往的“旅行”却有着一个明显的缺点,那就是“旅行”中缺乏人与人之间的直接交流。文化的文本式阐释尽管使得笼统意义上的文化在现实图景中具体化、一般化了,为认识文化的人们明确了一种认识方向和维度,促进了人们对文化的体认和感悟,但是,总的说来,这样一种对文化的解构方式却过于平面呆板,牺牲了文化的活性。文化有活性,根本上源于文化的创造者,即人的活性。阐释人类学所探寻到的文化意义更多的是已经被人表达完成并且具有很强持续力的一种意义,更由于阐释人类学探寻意义的过程也是一个赋予意义的过程,就使得那种持续力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增强和更新。而现实中人的表达却是复杂多变的,尽管它也被文化的保守性所限制从而可能被固定下来,但是由于人的活性,限制和变化之间不可避免的存在张力,而这个张力总是在扩大着文化的实际内涵。

早期的、传统的人类学流派在研究文化的过程中,并不刻意探究文化的内涵,对于文化的定义也主要以归纳文化的种种表现为主,它突出了文化作为人类学研究对象的客体性地位,回避了人类学家作为学科研究主体应有的种种主观反馈。这类民族志调查及写作,由于其浓厚的实证主义意味,使得人类学家对于文化的探究和考察基本上本着一个力图向实证科学阵营靠拢的学术定位。为实践和实现这样学术定位,人类学的文化研究不是去建立一个明确的、系统的关于文化的一般性理论从而形成自己的、可以标志人类学学科特性的学术话语,而是想要像实证科学研究自然那样去从文化的博大“实验场”内被动地发现文化的理论。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早已挣脱实证主义束缚、受到现象学哲学、分析哲学以及后现代哲学思潮深刻影响的阐释人类学表现出一种建立人类学特性的文化理论的强烈学术自信和要求。阐释人类学不但继续着对于文化的种种客观表现方面的探察和研究,更是将研究的触角直接深入到文化的内涵当中。对于如何定义文化以及在文化定义下如何具体实现文化的理解和考察,阐释人类学从人类学家的主体视角提出了符号观点的文化定义,直接彰显了文化研究中人类学家的主体性影响和作用。符号观点的文化定义给予人类学家的不是某种对于文化的客观性直接描述和归纳,而是以人类学学科理论创建为出发点向人类学家提供了一种文化研究模式和民族志写作范式。这样的文化定义既表明了人类学家看待文化的一种主观模式,也给出了一个对于文化内涵的理论归纳。这样的理论归纳的核心范畴是符号,而符号的背后即需由人类学家的解释所给出的意义。与早期的人类学文化研究相比,阐释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加强了对于文化内涵方面的探究和考察,提升了人类学学科的理论层次,给予了民族志写作更多的理论力度。但是,过分强调人类学家对文化作解释,实质上强化了人类学家从主体地位出发赋予文化以内涵的理论向度。这个理论向度由于过于照顾人类学家的主体地位,从而弱化了文化研究的客观性方面的要求,这种弱化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人类学家体察文化内部张力的一些学术敏感,使得阐释人类学的文化研究过分看重理论创建而相对忽略了对于文化内部张力的客观考察。在这样的理论和模式指导下,人类学家的民族志写作有着较强的对于文化客体的主观限制和干预,这使得以符号的观点解构文化的文本式阐释有着僵化文化实际内涵的理论倾向。不过,这样的理论倾向是对以往民族志写作弱点的一种矫枉过正,这对于人类学学科理论创建以及学科的长远发展仍具有很大的积极作用,毕竟阐释人类学提供的文化的文本式阐释范式也是一个开放的、有待于人类学家进一步挖掘其理论深度的学术范式。无论如何,对于那些仍然从事田野工作的人类学家来说,符号观点的文化定义以及文化的文本式阐释范式仍可以激发他们的学术灵感。


参考文献:

[1][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王海龙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2][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M].韩莉.南京:译林出版社,1999.

[3][美]克利福德·格尔兹.尼加拉:19世纪巴厘国家剧场[M].赵丙祥,译.王铭铭,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