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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理解乡村治理的社会结构视角

作者:陈锋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7-11-01  浏览次数: 1160

 】沿着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这一研究视角,以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的二维变量,考察了北镇的村庄社会结构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北镇的村庄呈现低度的村庄社会关联,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关联薄弱、经济分层日益凸显,是一种分散且分化的社会结构。这一社会结构形塑了激烈的派性斗争,富人主政日趋普遍化;农民转向自我中心的个体本位,权利与义务失衡,村民集体行动能力薄弱,村庄治理陷入公共品供给“搭便车”、农民谋利型上访凸显等困境。

关键词】村庄社会结构;血缘联结;经济分化;乡村治理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动,社会关系也在进行重新调整,这对村级治理产生重大的影响。村级治理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村庄社会秩序乃至乡村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如何理解转型期的村庄社会结构变动与村级治理的关联,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

对于乡村治理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种取向:一种是外生性的制度主义视角,一种是内生性的社会基础视角。前者主要从宏观的制度安排和中观的制度建设来探讨村级治理,比如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学者认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是消灭农民,而其关键是要破除城乡分治、一国两策的制度安排;而温铁军认为,在短期内,中国城市难以接纳人数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面对中国9亿小农的现实,应当建立有利于农民合作的制度安排,推进乡村建设;[]以徐勇为代表的学者自90年代以来倡导通过村民自治制度的建设,通过民主方式解决乡村治理的问题;张静则指出乡村制度存在诸问题,公共规则的建立应该成为乡村治理的方向。后者主要从村庄的社会性质来探讨在乡村治理中各种制度运作的社会基础,这种转向来对村民自治建设的反思,提出阅读和理解转型期中国乡村社会,开始关注村庄日常生活、村庄变迁、村庄结构,以贺雪峰为代表的学者以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农村政策基础研究加以概括,其核心问题是中国农村是什么及不同的政策在不同类型农村如何实践,旨在理解当前中国乡村社会的状况及其区域性差异,从而理解法律、政策和制度进入不同乡村社会的过程、机制及其后果,并力图透过自上而下、自外向内的政策、法律和制度对乡村社会的进入差异来理解乡村社会本身,进而去探讨法律、政策和制度的制定问题。

本文将沿着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视角去探讨村级治理问题,并主要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进行分析。在继承费孝通对差序格局的分析基础上,华中学者的村治研究主要从血缘联结度的强弱将中国农村划分为南方宗族性村庄、北方小亲族村庄与中部原子化村庄,其对应的村庄社会结构为团结型村庄、分裂性村庄与分散型村庄。这一划分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构成本文划分村庄社会结构的一个维度。然而,随着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加剧所产生的层级结构也嵌入了农民的交往体系之中,对农村的政治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本文以北镇的村庄经验为基础,从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二维社会结构来探讨其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二、弱家族关联与地缘性移民村落

北镇地处中国辽东半岛内部,位于丘陵山区,北高南低,群山环绕,属北温带季风性气候。与同一地区的其他乡镇相比,北镇相对偏远,镇政府驻地距离其隶属的县级市F120公里,离最近的高速公路站也有49公里。北镇现辖2个煤矿型社区,并辖北村、岭村、窑村、胜村、东村、福村、洞村、石村、由村、沟村、庙村、岔村12个行政村,19个自然村,总户数9335户,总人口数3.2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0.74‰

北镇所辖村落的历史大约只有100多年,村民主要来自晚清以后闯关东的山东移民。村落历史不仅短暂,而且村民流动频繁,村庄成员在解放之后仍然不断流入流出。流动性强造就了村落的开放性。外来户在本村人口中占了相当的比重。北镇的村落通常拥有二三十个姓氏,是一个杂型村,家族规模较小。一般意义上,家族主要指称的是宗亲,但当地宗亲过于薄弱,姻亲与宗亲受到同等看待,并把宗亲和姻亲统称为家族。然而,即便将宗亲和姻亲全部统合起来,村落中的家族依然难以构成一种结构性的力量(见表1)

1 胜村姓氏、家族大致分布图(总计:398)

从表1可以看出,胜村的姓氏、家族分布不仅庞杂,而且分散,即使将姻亲关系纳入,仍缺乏占据主导地位的家族。在北镇的调查中,绝大多数的姓氏在改革开放后都没有重修过族谱,更无修祠堂、宗族祭祀之类的活动。形式上的仪式表达通常承载着农民的价值和意义,通过仪式性的表达与价值观念,在于唤起人们的共同记忆,激发人们的集体感情,从而由血缘认同达成组织认同。即社会记忆本身是过去的社会形象,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流动性的移民村落使得文化经验断裂,而仪式性活动的丧失则加速了家族社区记忆的消弭。家族记忆的退却,不仅让人们淡忘祖荫”的观念,而且连传宗接代的动力也不足。传统中国,每个人生长在祖荫下,长在祖荫下,并通过延续祖荫的努力来赋予短暂的肉体生命以永恒的意义。传宗接代往往构成农民的宗教。但随着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经济的影响,当地村民遵循着现实主义与实用主义的逻辑,很快接受了生男生女都一样的观念,独生子女、纯女户已经是普遍的现象,传宗接代也构不成他们人生的终极意义。在他们看来,宗族性地区非要生儿子和多生儿子的想法是不可想象的,甚至是愚昧的,是非理性的。

家族在血缘性村落中除了具有价值性的意义以外,而且承担着小社区共同体中的庇护与互助功能。对于这样家族结构过于松散和家族规模较小的地缘性村落来说,不仅家族的价值性意义较弱,而且功能性意义不足。为此,他们寻求替代性的关系网络--地缘纽带。历史以来,当地农民都十分重视在同一地域内生产生活而结成的纽带关系。红白喜事、生产生活等传统的互助合作也主要是以堡子这一地域性范围作为基础单位。堡子基本与村民小组吻合,少数村落中相邻的两三个村民小组因为连片聚居而统称为一个堡子。在堡子里,他们保持着频繁的人情往来,这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建立与维持关系最为重要的手段。从老百姓的礼单中可以看出,地缘关系构成人情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见表2)

2 两个普通农户人情礼单中的关系类型分布表

阎云翔在东北下岬村关于礼物交换的调查结果也说明地缘关系在其社会关系中占据主要部分(。地缘性纽带的人情往来主要是一种自愿性的关系维持机制,而不是一种强制性的关系维持机制,他们可以选择性的建构和退出,其可替代性较强。这些交往规则、关系结构与血缘联结较强的村落有着明显差异。

在对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认识中,费孝通的《乡土中国》一直作为经典之作而被广为引用,他的基本判断是:村落社会的内部关系是基于血缘关系建构起来的。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血缘和地缘的合一是社区的原始状态。纵然他承认中国存在没有血缘关系的人能结成一个地方社群,即地缘村落,他也坚持认为在传统中国这样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地缘建构的村落仅作为一种次生现象来解释,这样的村落是血缘村落分裂的结果,在性质上还是属于血缘类型。相关研究也认为血缘是农民社会联系的主要纽带,交往最多的自然是亲戚,血缘关系是先天形成的,家庭和家族为农民提供了最直接的支持和保护,而地缘只是血缘的补充,地缘作为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在农民社会的作用很弱。然而,我国这样一个地域广大的不均衡社会,并非只有基于血缘关系而建立起来的熟人社会,由于历史文化及战乱、移民流动等诸原因,很多杂姓村都是通过地缘关系建构的,以血缘为基础的村落不构成中国村落的普遍形态(。地缘关系并非一定是从商业里发展出来的社会关系而构成契约社会的基础,地缘关系也是乡村熟人社会的另一种组织形态和理想类型,并包含着一些与血缘性村落不同的特质。

三、村庄的经济分化及其社会效应

在社会学中,社会分层有两大理论基础,一个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一个是以韦伯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分层理论。前者以生产关系这一经济基础作为阶级划分的单一标准,后者以权力、财富和声望作为社会分层的多元标准。两者都强调了经济标准作为社会分层的重要依据,只是韦伯认为经济标准只是各种分层中的一种标准,它也就使得社会并不一定就如马克思所言的分裂为两大阶级,而可能使社会分裂成为无数部分以及更小部分。从农民生产生活的本土小世界来说,构成当下农民最主要的分化标准仍然是经济基础。经济标准也是任何社会分层研究者都无法忽视,纵使很多学者并没有直接的使用它,但最终的一个落脚点无疑会回归到经济标准

在北镇,村落已经呈现出经济分化的格局,按当地大多数村民的说法,可以将村民大致分为冒尖户、小康户、普通户和贫困户四种类型,从社会分层的角度来说,可以将其定义为富豪阶层、精英阶层、普通阶层和贫困阶层。按家庭年收入为标准,胜村、福村两村的村庄经济分层状况如下:

3 胜村、福村的经济分层状况

胜村、福村两村的阶层分布的比例大致相当,基本反映了当地农村的经济分化状况。在表3中,富豪阶层多是老板级的人物,家庭年收入一般在20万元以上,甚至一些巨富年收入上百万,而其资产一般超过百万。这一部分人的比例在5%左右,主要经营煤矿、石灰矿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些企业,或者拥有数额巨大的经济林。精英阶层家庭年收入在10-20万元之间,其资产在几十万到近百万之间,大约占7%左右。这一阶层的人员主要以养车、开店、做生意为业。普通阶层的家庭年收入在3-10万元之间,这是村庄中占据比例最大的阶层,约占70%-80%。他们一般就是普通的务工者,以下煤洞为业,且家庭能有两个以上劳动力。据村组干部介绍,这些家庭一般也有20-30万元的储蓄。贫困阶层,在村民眼中,家庭收入低于3万元的都称为贫困户,多是因病致贫,或者因残丧失劳动力导致的。总体来说,普通阶层仍然占据着当地村庄中的主导部分,但是阶层分化日益凸显。普通阶层与贫困阶层之间大致成为穷人阶层,而富豪阶层与精英阶层则大致成为富人阶层。在乡村熟人社会中,贫富之间的经济分化进一步产生显著的社会效应———在消费、人情圈和交往圈方面均产生明显差异。

首先,富人阶层呈现出炫耀性消费的特征。所谓炫耀性消费,指的是富裕的上层阶级通过对物品的超出实用和生存所必需的浪费性、奢侈性和铺张浪费,向他人炫耀和展示自己的金钱财力和社会地位,以及这种地位所带来的荣耀、声望和名誉。在北镇调查,富人的炫耀性消费在方方面面都可以体现,比如路虎、宝马、奔驰等各种豪车,还有那扎眼的尾号为“999888666668688555”等等之类的车牌号。炫耀性消费不仅体现在男性身上,也体现在女性身上,其典型表现是不同阶层家庭女性的消费和休闲还是存在差异。对富人太太而言,经常做美容保健是常有的事情,而对于普通老百姓家的妇女来说则是奢侈的。炫耀性的消费不仅是通过物质上的消费带来各种身体欲望的满足,更在于它暗含的炫耀等同于面子,通过其他村民对其表现出的羡慕、赞扬、认同甚至嫉妒和奉承来满足其心理上的优越感。他们所获得的面子是一个为脸活着为脸奋斗的人最想得到的东西,它比金钱和财富更为重要,因为是它赋予了金钱和财富以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也使奋斗者感受到了为之奋斗的幸福感

其次,贫富分化还使得人情圈伸缩变化凸显。在传统乡村社会中,人情往来本是一种互惠互助的重要机制,是加强村民之间社会关联的重要体现。然而,北镇当下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却是发生了重大的异化,普通村民一年的人情负担大约都要1-2万元,约占家庭收入的三分之一,结婚、老人过世、生孩子、过寿、建房、换瓦、考大学等都要办事,呈现出明显的逐利性质。在这一沉重负担下,一些中下层的老百姓逐步开始缩减人情交往的范围。而富人则恰恰相反,他们的酒席规模动辄上百桌,礼金收入动辄几十万,人情成为社交的一次公开展演。北村煤老板鄂主任嫁女儿,礼金收取80多万,酒席规模100多桌,很多市县的干部都来捧场。富人的经济社会地位使其能够有资本、有能力和有资格去拓展更大范围的交往,这些关系人脉的累积,又为他们的经济发展奠定厚实的基础。因此,贫富分化使得富裕阶层与普通阶层之间的人情交往范围凸显反方向发展,产生出了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马太效应

最后,贫富分化还导致交往圈出现区隔。在北镇调查,最切身的感受就是找富人访谈很难,就连找主政的富人村干部都难。他们多是甩手掌柜,多数事情都交由其他村干部处理,自己则是忙着各种应酬和进一步扩张生意。笔者曾随富人村干部参加了几次饭局,饭局上的人一般都是富人或者村镇干部。这种交往上的区隔不仅体现在这些巨富身上,而且体现在精英阶层与普通阶层之间的隔离。最明显的是,村庄随处可见麻将馆,但一起玩麻将的几个人却是相对固定,因为不同经济层次的人玩麻将的标准不同。趣缘性的麻将圈、篮球圈,也深深烙下经济分层的影子。女性也是如此,当地较为普及的广场舞,也竟成为精英阶层家庭妇女的专利,只因中下阶层的妇女穿着打扮不够时髦、高贵而觉得不好意思参与。

当然,贫富分化造成的交往区隔,并非意味着不同阶层之间不相往来。在人情交往中,富人仍然与穷人交往,只是富人很少直接到现场道贺,而他们偶尔的到场却意味着给足了穷人主家的面子。相反,富人家有什么红白喜事,则是蜂拥而至,热闹无比,穷人一般不敢不去,而且心态十分拘谨。这些微观的仪式无形中在确认和固化社会分化的差异与不平等。在日常生活中,与富人有一些关联的穷人还会向其借贷,多数富人多也比较大度,甚至让其穷亲戚和穷朋友不用归还一些小钱。但正如布劳所言,在社会交换中,处于弱势的人为了获得利益,往往会选择尊敬、服从,而占据资源优势的一方也就形成了对另一方的权力。富人并不指望穷人以同等的东西回报,正是这种不要回报,形成了一种内心亏欠感,由此在富人需要的时候,他们就得尽力回报。比如在村庄选举中,因为穷人对其有一定的亏欠感,因此在选举中就必须以此进行回报,否者二者之间的关系就会破裂。这也遵循了传统中国文化中的逻辑,即所谓的知恩图报、有恩必报的内涵。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区隔,并不是要取消二者之间的关联,而是不断生产出这样一种区隔性、依附性的关联,在关联中产生权力。这种交换结构要确保自身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则需要让这一结构再生产出一种依赖性(依附性)关系来。

四、村庄社会结构对村级治理的影响

分散性村庄的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家族关联甚弱,它既未形成如华南地区的宗族结构,也未形成华北地区的小亲族结构。华南地区的宗族与村庄融为一体,宗族内部各个房头之间可能形成派系,但一般不会形成派性。而华北地区分裂性的村落内部结构则是由几个血缘小集团组成,他们之间构成了相互竞争,但其集团仍然主要是以血缘关系作为基础,介于派性与派系之间。而原子化地区人与人之间的关联较低,由于缺乏一个规模较为庞大的家族结构力量,农民的原子化程度很高,主要以利益关系而集聚成一个相对不稳定的群体,构成了村庄中的若干派性。在资源密集型地区,在经济分化的新情况下,派性之间的斗争尤为激烈,典型地表现在村庄的选举之中。北镇正是这样一个地区,村落的选举呈现出你争我斗的白热化状态。用胜村支部于书记的话说:选举就是干部斗干部,干部斗群众,群众斗群众,三年成为一个大动荡

由于缺乏结构性的家族力量作为选举动员的社会基础,村庄精英想在村庄选举中获胜,就要对村民进行广泛的动员。除了极少数竞争对手紧密的私人关系之外,其他的村民都可能构成其选举的基础。甚至在选举动员中,他们要跑遍全村的每家每户。竞选者各显神通,可以请客吃饭,可以送礼、送钱贿选,甚至动用灰黑势力进行胁选。其中,以利益诱导拉拢关系是竞选者的主要策略。在村庄选举中,一个家庭甚至收取竞选双方的利益贿赂,并根据利益的多少来选择投票方,有时还出现家庭成员平分投票的情况。由于涉及面甚广,一般村民根本没有财力和能力进行选举动员,唯独村庄中的富人具备如此强大的经济实力。调查发现,各个村庄的选票价值因为村庄资源密集程度以及派性竞争的激烈程度而有所差异,但一个村主任的竞选,往往需要花费5-15万元,产生经济分化的村庄选举成为富人的政治游戏,普通村民的政治参与已经遭到了排斥。北镇12个行政村的村书记和村主任职位中,富人治村已经成为主流,约占70%,其中以煤老板居多,而传统型的老干部则逐步退出乡村政治的历史舞台。不同富人组阁的派性竞争撕裂熟人社会中的干部与干部、干部与群众、群众与群众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选举才被视为一种动荡。村庄的低度关联与经济分化成为村庄派性斗争与富人治村的社会基础。在小亲族地区的分裂型村庄与宗族地区的团结型村庄,选举主要依靠由血缘纽带联合的家族关系,经济实力并非是最重要的标准,但在分散且分化的原子化地区,经济实力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不仅如此,派性斗争还对村级治理产生深远影响。选举中的胜方当选村干部,但选举中的败方耗费了大量金钱,而且丢掉了面子,并在村庄中形成一股强大的反对力量。这股反对力量不是因为原则、公平与正义,而是因为失败、愤怒、不满而结成,在村庄治理中通常会对在任的村干部进行刁难,甚至故意制造一些政治谣言和干群矛盾来降低在任村干部的权威。这股斗争之,在下一次的村庄选举之前通常会有一个集中式的爆发,反对力量会重新集结、组合。

村庄的社会关联不仅对村庄派系政治斗争产生影响,而且嵌入在日常治理之中。地缘性移民村落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原子化,村民通常是以个体为本位或者以核心家庭为本位,很难具有超出家庭的行动与认同单位。这使得农民之间的行动缺乏超越个体的类似宗族文化那样的非正式制度的限制,主要遵循的是个体理性化的逻辑。这种个体的理性化主要是以个体利益得失作为是否参与合作的前提。因此,在这样的村庄中,基于公共利益的集体行动很难自发达成,存在诸多搭便车的行为。比如修路、修自来水等涉及全村的公益事业,通常因为遭遇一些钉子户或者搭便车者而最终无法形成合作。这也是奥尔森阐明的集体的行动逻辑:许多合乎集体利益的集体行动并没有发生,相反地,个人自发的自利行为往往导致对集体不利、甚至产生极其有害的结果。分散性村庄的集体合作能力无法达成,其重要原因之一便是不存在一个笼罩性的结构力量对不合作者进行制裁,或者将其边缘化。而宗族性地区的团结型村庄恰恰具备着一种无形的宗族意识,进而通过舆论等手段将合作中的越轨者进行规制,而普通村民也害怕在村庄中被边缘化,但分散性村庄缺乏这一力量。

综上,当下中国农民在分散性村庄中出现的个体本位,是一种权利和义务严重失衡的自我中心主义的个体化。正是如此,这些地区的农民正在从各种各样的集体约束中脱嵌出来,摆脱祖荫、摆脱村集体甚至摆脱国家,但却并没有发育出权利和义务发育较为平衡的公民,而是出现越来越多无公德的个人。这就导致村庄的政治陷入派性化,村庄的集体合作能力大大弱化。

五、结论

乡村治理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必须“嵌入”乡村社会基础本身,乡村社会结构是乡村治理社会基础的核心。通过对北镇若干村庄的田野考察,从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的角度可以将其界定为分散且分化的村庄。这种类型的村庄历史较短,家族关联薄弱,主要以地缘作为人际关联的纽带,村庄社会关联较为分散,而随着村庄的经济分化,进一步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效应,生产出一种区隔性、依附性的关联。这对村庄政治与村级治理产生了深远影响,缺乏主导家族这一结构性力量,村庄形成以利益关系而集聚的若干派性,在村庄选举中形成激烈斗争。而在经济分化中有着强劲经济实力的富人则可以通过动员各种资源来谋得选票。村庄选举由此成为富人的政治游戏,普通村民被排斥在外,并进一步在后续的村级治理中形成当选派与反对派的对抗。此外,分散且分化的村庄,农民呈现自我中心式的个体本位,集体行动能力较弱,导致公共品供给中陷入搭便车的困境。

本文从血缘联结与经济分化两个维度,仅对分散且分化的村庄类型进行了讨论。而依照这一二维分类标准,可以将中国农村的社会结构划分为若干类型,从而推进对村级治理的区域类型差异的理解,这有待学者进一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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