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叫魂

作者:孔飞力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  发布时间:2017-11-01  浏览次数: 1229



内容简介

本书所讲述的是一个关于“盛世妖术”的故事。在中国的千年帝制时代,乾隆皇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一人。他建立并巩固起来的大清帝国达到了权力与威望的顶端。然而整个大清的政治与社会生活却被一股名为“叫魂”的妖术之天错地暗。在1768年由春天到秋天的那几个月里,这股妖风竟然冲击了半个中国,百性为之惶恐,官员为之奔命,连乾隆也为之寝食难安。作者细致入微的描写令人颤栗,他生动地再现了各省的恐慌是如何演变成一场全国性的除妖运动。本书也表现出了一种更为宏大的学术视野,在构建以“叫魂”案为中心的“大叙事”的过程中,在方法论的层次上将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区域分析、官僚科层制度分析以及心理分析等研究方法结合在一起。


作者简介

孔飞力,是美国及西方中国史研究中人们公认的一位大家,现任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和东亚语言文化系讲座教授。他于1964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当费正清教授1977年从哈佛大学荣退后,孔飞力由已任教十多年的芝加哥大学转回母校接替费正清留下的空缺,一直任教至今。他曾担任过芝加哥大学远东语言文化系主任,哈佛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主席;获得过包括古根汉姆学术研究奖在内的多种学术荣誉,并是美国艺术人文科学院院士。《叫魂》一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获“李文森中国研究最佳作奖”。


目录

第一章 中国窃贼传奇

第二章 盛世

第三章 或现或隐的威胁

第四章 罪的界定

第五章 妖术大恐慌的由来

第六章 各省的清剿

第七章 妖党的踪迹

第八章 终结

第九章 政治罪与官僚君主制

第十章 主题和变奏


中国近代前夜的社会现实及其启示——也读《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

李 灵

【摘 要】孔飞力的《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分析了叫魂事件是如何一步步从一起单纯的社会事件转变为政治事件的,同时见微知著地描述了清代中期的政治运作。孔氏所描述的当时社会的经济、人口、文化和政治不仅构成叫魂事件不断发展升级以及最后“不了了之”的原因,也正是他所谓“中国近代前夜”的社会现实。他的这种分析不仅在方法上有很多可以借鉴之处,而且对以社会学为基础的具体社会研究也有很大的启示。

【关键词】叫魂事件;社会事件;政治事件;政治文化;政治运作


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演变,西方的汉学研究先后出现了“冲击—反应”理论、“传统—近代”理论和中国中心说等解释模式。前两种理论都强调西方文化的进入对中国近代进程的关键作用,后一种则试图从中国内部去发现历史发展的真实逻辑,其代表人物孔飞力就“倾重对中国历史本身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内在结构的研究”,“力图从中国内部去发现历史”(陈君静,1999)。可以说,孔氏《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以下简称《叫魂》)便是这样一部试图从清代中期的经济、文化、政治运作等方面来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著作。有趣的是,作者对清代社会的描述与分析是通过叙述叫魂案是如何一步步从一起单纯的社会事件转化为政治事件来完成的。他这种或可称为“整体史”的写法连同书中对清朝政治运作的精妙分析很快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兴趣。他们或从方法论层面讨论本书的创新,或者讨论叫魂事件发生的社会背景,但是却很少从总体上把握孔氏所呈现的清代社会现实及他的描述对我们理解中国近代社会的启示。而我以为这恰恰是作者写作本书的出发点,即在他看来,1768年的叫魂事件是“中国悲剧性近代”的“惊颤性预示”。因此,从作者对叫魂事件的回顾中把握作者笔下“近代前夜”的社会现实便显得尤为重要。

一、作为社会事件的叫魂案的社会背景——人口与经济

孔飞力对十八世纪清代的人口和经济状况的描述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新作物(如甘薯、玉米等)的引进使人口总数几乎翻了一番,达到了三亿多人。第二,商业有所发展,更为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出现,且劳动力形成买方市场。第三,稻米价格暴涨,凸显了当时社会的人地矛盾。第四,国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在1768年才刚刚开始缓解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真正意义上的盛世自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才开始。第五,地区间经济发展及其不平衡。第六,当时的商业并未能容纳所有的劳动力,大量人口开始向外迁移和向下流动。以僧道和普通乞人为主的流浪人口大量增加。

可以看到,人口的增长扩大了需求,使乡镇市场逐渐成长,但商业的初步发展尚不能减轻人口的压力,整个下层阶级都面临着生存层面的竞争,于是,一部分人由于自身条件或经历等不可避免地沦为以乞讨为生的流浪者。另一方面,尚能维持自身和家庭需求,即孔飞力笔下仍过着“社区生活”的人们则担心是否能将自己的境况维持下去,因此对比他们境况更差的竞争者(以乞讨为生的流浪者)心存戒心,整个社会里充满了紧张和焦虑。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的用这些因素来解释人们对叫魂的恐惧。他甚至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永远无法得到证明”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经济和人口等因素与叫魂事件之间并非生成关系。那么,除了表明当时的经济状况和叫魂案有着某种模糊不清的关系之外,作者用颇多笔墨所描绘的这幅经济图景是否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呢?

显然,作者进行这样的描述首先要表明的是叫魂案更多的是与社会经济有关,是一起纯粹的社会事件。虽然叫魂流言传播中不断出现剪辫的事件,但这些事件却无一与政治有关,而仅仅是人口与经济发展矛盾所带来的社会紧张与焦虑的表现,是单纯的社会事件。除此之外,人口与经济及其产生的影响也构成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最基础层面。整个叫魂案从最初关于叫魂的流言到后来弘历利用叫魂案以“政治罪”的罪名整饬官场,到最后终结,无论是官僚阶层还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弘历本人,都并没有注意到伴随经济的发展而来的社会底层的分化。弘历最为关心的还是他所代表的政权的合法性及对官僚阶层的控制等问题,官僚阶层最为关心的也是自己的政治前途。要让当时的人们从叫魂案中看到社会结构的变化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但作为今天的研究者,我们分明可以看到当时商业的发展与士绅阶层的兴起是有关联的,而流落为乞丐的底层民众与普通平民(包括地主、富裕中农和佃农)的冲突,便造成后来地方武装力量的兴起,所有这些又与清朝后期中央政权的衰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虽然作者在本书中并没有陈述这些关系,但是从作者一贯的思想来看,他无疑认为1768年中国社会的经济和人口状况对其后中国的发展是意味深长的。既然整个叫魂事件就是作为对之后中国变化的一种“预示性的惊颤”,那么,认为作者对经济的描述不仅在于陈述叫魂事件的背景便是一种合理的推测了。

二、叫魂案转化为政治事件的基础——政治文化

现代科学视野下如此荒谬的“叫魂”能在当时的社会成为传播甚广的流言,自有其深厚的文化基础。在中国的传统语境中,人是有“三魂七魄”的。“魂”是指能离开人体而存在的精神,“魄”则指依附形体而显现的精神。魂魄都是可以离开身体的,通灵的人甚至普通人可以通过召唤或作法的方式使灵魂离开或回归身体。传统社会的民众笃信于此,便构成了对叫魂的恐惧,作为社会事件的叫魂事件便成为可能。这样的“叫魂”事件在我国的传统社会里一直都存在着,甚至在1768年后的清朝也发生过。但1768年的叫魂事件却演变成了一起政治事件,这却是与当时的政治文化有紧密联系的。

“政治文化……包括政治认识、政治情感和政治价值观等……既可以从整体的角度去看,也可以从个体角度去看。从总体看,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长期政治历史经验积淀的结果;从个体的角度去看,政治文化则是一个人的或长或短的既有政治生活经验积淀的结果。”(毛寿龙,2001)这样,《叫魂》一书中所反映的清代政治文化可以分为三大层面。

第一层面是普通民众的政治文化。民间文化与政治的关系是十分微妙的,对民间文化影响下民众政治倾向的认识更多的是理解式的,需经过政治上层人物(如官僚阶层、君主)的联想才能确定。叫魂流言初起时,官僚阶层并不认为这样的事件与“谋反”有任何的联系。但是随着乾隆对此事的过问,整个官僚阶层开始了在君主的意旨下对“谋反”事件的追查,事件性质一度升级。虽然在所有的奏折往来中,乾隆和官僚并没有直言“谋反”或“反叛”,但他们都在心照不宣地追查整个叫魂流言背后的主使者,这个“主使者”不仅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更对统治形成了威胁,尽管这样的认定全然是主观的。当1876(光绪二年)再次出现叫魂案时,清廷并没无太大动作,而此“妖术”却是货真价实的谋反行动(吴善中,2004)。这足以说明,政治上层对民间政治文化的解读是决定其行动的关键,而非民间政治文化本身。

第二层面是官僚阶层所形成的政治文化。对于官僚阶层来说,当时的一大趋势是“汉化”,“江南习气”日益浓厚。因为当时的官员——尤其是那些为皇帝所倚重的——大部分是满族人,在入关以前,这些官员主要凭借其“勇气”和对皇室的忠心(主要表现为对皇帝的忠心)而建功立业。因此“汉化”和“江南习气”也就是满族官员不断官僚化、用对官僚制度的遵从来逐渐替代对皇帝的个人忠心这样一个过程。当然,这种转变并非出自自觉,而是当时的官僚体制所导致的。可以说,正是这种转变促成了乾隆通过叫魂案对官场的整饬。

第三层面是个人层面的政治文化,即乾隆本人的政治态度和信仰。孔飞力在本书中对乾隆有这样一段描写:”当画师为他画像时,人到中年的弘历笑得并不由衷——在我看来,甚至还显得有点勉强。也许,这略带凄凉的微笑中含有这样的认识:一宗伟大的事业,往往会因为那些为之服务的人们本身的卑下而变得不再伟大;一个伟大的人,往往难以抗衡多数人的卑下;乐到极点,往往会转而生悲。”在这里,乾隆成了一位力不从心的独断人物,他对手下的官员并不信任。对此,作者当然不是凭空想象的,后来的乾隆对叫魂流言的态度和作为就证明了这一点。作者的这段描述不仅为他后来提出“官僚君主制”埋下了伏笔,也为读者理解乾隆对叫魂案的追究做了铺垫。当然,孔飞力还对乾隆执政所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交代,这就更有利于读者理解叫魂案的特殊情境和人为因素了。

正是这三个层次的政治文化造就了叫魂案在民间、官僚阶层和最高统治者眼中完全不一样的三个版本。对于贩夫走卒、乡愚村妇而言,叫魂是动辄即可夺命的“妖术”;对于官僚而言,流言四起是对其行政的威胁;对乾隆而言,则是他整顿官场的绝好机会。上文已经论述了人口与经济的矛盾带来的底层社会的紧张,同样,在政治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乾隆个人的政治情感和认识与官僚阶层政治文化的矛盾。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乾隆一直希望保持满族的文化和心理特征,强调满族人的优秀品质,这是其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但官僚阶层却希望“官僚化”。因此这二者的关系也是紧张的。

三、叫魂案转化为政治事件的关键——政治运作

在论述了叫魂案发生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讲述完叫魂案三个版本的故事、叫魂案尴尬收场之后,孔飞力便开始了对清朝社会的政治运作做条分缕析的研究。他首先分析了官僚君主制中的常规权力和专制权力。在官僚君主制中,要实现君主对官僚的控制,使官僚阶层能最大程度上服务于君权,君主首要可用的便是借助官僚制度中的常规权力——即君主通过成文法规约束官僚来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从而实现统治。但是这样一来,君主本身也不得不遵从这些成文的法规,而这些法规本身就是官僚制度的产物,这样,君主也就成了官僚制度的一个齿轮,尽管是一个镶钻的齿轮。相反,官僚则正好可利用由法规赋予他们的行使权力范围的便利,为自己营造一座避难堡垒。也就是说,他们只需要按程序、规定办好份内之事即可。”在这种情况下,为避免皇权因规章制度而萎缩,皇帝不得不时地启用专制权力对官僚常规权力堡垒进行冲击,迫使躲在其中的官僚按照皇帝的意愿兢兢业业为帝国服务,向皇帝效忠,而不是贪赃枉法,侵蚀帝国大厦的根基。”(谢海涛,2006)君主可用的常规权力是处在官僚制度之内的,包括对官员的考核、行政失误的处罚,甚至把所有官员都列入可被弹劾的范围内。官僚制度之外,君主可用的非常规权力(专制权力)则包括密折制度、对官员的面见制度、以及撇开吏部直接任命高级官员等。对乾隆而言,这种专制权力最大的运用便是在叫魂案中利用“政治罪”整肃官场,即利用妖术恐惧这样的非常事件,迫使整个官僚机器把清剿当作压倒一切的政治,并以清剿的表现来赏罚官僚,从而强化他对官僚的控制(刘昶,1999)。叫魂案中,乾隆对地方大员频频施压,而地方大员则利用官僚制度虚应故事,敷衍皇帝以期达到明哲保身之目的。在这之中,我们分明可以看到皇权和官僚权的激烈博弈。

当然,说乾隆对叫魂案的追查全是出于利用其整肃官场的目的也并非尽然。对叫魂案追查的最初动机仍然是维持社会治安、平息民众的“大恐慌”。在此目的之上是乾隆及其官僚都心知肚明,却又都不明说的一个事实是叫魂案的背后可能是民众对大清王朝的反叛,因此,对叫魂流言的追查更深层次的目的,是将乾隆自己臆测的叛乱扼杀在萌芽状态。而叛乱在当时已经变得如此敏感,以至于不论乾隆还是官员都讳莫如深。对于官员来说,对前一目的的回应是反映其行政的能力,而对后一目的的回应则反映其政治的觉悟。前一目的可以通过仅追查自己管辖地区的流言,对相关的案件进行澄清查明即可;后一目的却需要对流言的根源进行彻查,不仅要追查自己辖区的流言,更需要联合其他官员,并将事情上报朝廷。显然,后一目的的实现不仅要比前一目的的实现艰难得多,而且对官员自身而言要危险得多,因此,大部分官员只回应前一个目的,而刻意淡化后一目的层面的意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叫魂案的初期大部分官员都只对叫魂案进行简单的追查而不上报,以及地方官员在处理叫魂案件时大多显得比较理性等事实。对于乾隆来说,官员们对前一目的的反应本就是分内之事,对后一目的的反应则体现官员对皇权的忠诚。官员的行政能力是可以逐渐提高的,而官员对皇权的忠诚度则直接影响到王朝统治的根基,两相比较,乾隆自然更看重后一目的。因此,面对官员只在前一目的下作为的事实,乾隆不得不以“政治罪”为手段,指斥官员在后一目的下的无为,将一起社会事件转化为政治事件。这样,官员也不得不开始在后一目的下作为。而实际上,流言的背后并无反叛的“阴谋”,但官员又必须揪出叫魂案背后的主谋,以此证明他们对皇权的忠诚。这样,对叫魂案的追查中出现大量的屈打成招、冤假错案便不可避免了。不仅如此,社会中更是出现了利用官府对叫魂案的清剿作恶、报仇、谋取私利等行为。正如孔飞力在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

以上三方面的分析不仅可以让我们看到一起普通的社会事件是如何在当时的社会逐渐转化成为一起政治事件以及成为政治事件后所产生的影响,而且让我们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状况有了大致的认识。人口与经济、政治文化与政治运作方面的特点不仅构成叫魂事件的原因,其本身就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几个方面。可以说孔飞力不仅通过对叫魂事件的回顾让我们看到了清朝中期政治运作的细节,更让我们看到了近代前夜社会的真实面貌。当然本书也在很多方面对我们进行社会研究有着重要的启示。

早在《叫魂》中文版出版之初,就有很多中国的学者对书中将大量社会科学的方法融入到历史研究的研究方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叫魂》是对传统政治史的解构,在讨论政治意义的时候使用的是社会史的视角,从而实现了对历史“自下而上”的解读等等。(赵世瑜,杜正贞,张宏艳,2000)这方面的评价大多都站在历史学的视角,是将《叫魂》视为一部历史研究著作的基础上来分析。但如果换一个角度,把《叫魂》视为一部社会分析的社会学著作(因为正如笔者上文所分析的,从总体上说《叫魂》是通过对中国近代前夜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分析来解释近代中国的“悲剧”命运的,这样的分析符合社会学通过分析社会行动的意义从而达到对行动的理解的解释模式,所以,《叫魂》是可以被视为是一部社会学著作的),那么,本书对于社会研究又有何启发呢?在笔者看来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意义。

首先应该意识到的是社会研究本身就应该是多视角,多学科,跨学科的。只需简单回忆一下社会学的发展历史就可以看出,各门学科的综合运用是社会学家进行社会研究的一个趋势,历史学也是如此。著名的中国史学大师钱穆先生也曾对清朝的政治进行过分析。他首先将人们通常所谓的“政治制度”分为“制度”和“法术”两种,制度的设立是出于“公”的目的,而“法术”则是出于“私”的目的。接下来他又引进了西方政治学中的主权概念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进行分析,认为除元朝和清朝以外,中国的传统政治是一种“士人政治”,而元清两代则是一种“部族政治”“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不论蒙古也好,满洲也好。他们都想拿一个部族来控制政府,掌握政权。这种政权,当然是私心的,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在建立了这些概念和分析的框架之后,钱老便开始对清朝这种部族政治下的政府、考试制度、统治制度、民众的反抗以及发生在清末的变法与革命进行了具体的分析。《叫魂》一书对清朝政治运作的分析在很多方面都与钱老的分析有异曲同工之妙,之所以能这样,也便是因其对社会科学的广泛运用。其实运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中国也并非自孔飞力始,只是孔飞力丢掉了西方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说的影响,因而获得了不一般的成功。

其次是应该意识到,社会研究要想达到对社会现实的理解,在社会学研究基础之上,最好能引入时间的维度。社会学在追求自身学科独立地位的过程中曾一度想超越历史学,甚至有的社会学家认为历史学仅仅是为社会学提供研究的素材罢了(吴帆、吴毅,2009)。但是社会的发展使这两个学科走到了一起,因为要解释社会的变迁,传统的历史学或社会学往往都是不能胜任的。《叫魂》为了回答中国近代为何走上“悲剧性命运”而去分析近代之前中国社会的经济文化和政治,这本身就是一种历史社会学的研究。

迄今为止,《叫魂》中文版的出版已经十年的时间了,在这十年中,我们看到了社会研究中多学科视角越来越多,看到了“过程—事件”分析方法的兴起及广泛应用,看到了人类学向方法学科的逐渐转变,看到了社会学的叙事化转向……虽然不能说《叫魂》促成了这些转变,但《叫魂》的确是站在这些转变开始的地方。


参考文献:

[1]孔飞力.《叫魂:1768年的中国妖术大恐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2]陈君静.《盛世中的幽灵—评读〈叫魂〉》.《史学理论研究》,1999(2).

[3]王振忠.《从新发现的徽州文书看”叫魂”事件》.《复旦学报》,2005(2).

[4]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5]吴善中.《清光绪二年”妖术”恐慌论述》[J].江海学刊,2004(2).

[6]谢海涛.《评〈叫魂〉一书中的官僚君主制》.西北第二民族学院学报,2006(3).

[7]刘昶.《盛世危言——〈叫魂〉解读》.《史林》,1999(2).

[8]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9]赵世瑜,杜正贞,张宏艳.《政治史、整体史、自上而下的历史观——〈叫魂〉三人谈》.《民俗研究》,2000(2).

[10]钱穆.《清代政治浅析》.《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

[11]吴帆,吴毅.《历史社会学的发展与特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