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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记忆与农村集中居住社区整合——以江苏省Y市B社区为例

作者:赵呈晨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村观察》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11-02  浏览次数: 915

【摘 要】农村集中居住是推动农民居住现代化的一种安置政策,这一政策实行城市管理模式,对农村城镇化发展具有推动作用。本研究通过深度访谈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YB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探讨社会记忆在农村集中居住社区中的整合作用。研究发现:集中居住社区实现了制度性整合,看似秩序井然,但整体上缺乏认同性整合,而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或许能够成为重新建立社区认同的一种方式;日常交往与人情往来促进社区居民形成认同资本,从而使社会记忆得到重构;重构的社会记忆在互动和变迁中使集中居住社区形成新的秩序,同时通过社区中介营造社区氛围,最终促进社区认同性整合。

【关键词】农村社区;集中居住;社会记忆;制度性整合;认同性整合


引言

随着乡村经济的发展及农村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农村地区为了优化资源配置、合理利用土地、保护耕地,开始不同程度地推行农民集中居住。所谓集中居住,就是把之前分散居住在自然村的农民整体迁移至新社区居住。集中居住策略改善了农民的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将原本散落的农民集中起来,从制度层面将农民整合在一起,促进了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发展。然而,当农民住进公寓楼后,身份从村民变为社区居民,他们在失去传统宅基地的同时并没有完全适应城市的居住方式,同时原先以地缘为纽带的关系网也发生变化,因而农民缺乏归属感。简而言之,农民物理空间的集中不代表心理上的集中,集中居住之初的农民可能会缺乏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

从以往对于社区整合的理解来看,整合是社会的一种存在状态,社会整合机制包括制度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社区整合是社会整合的必然选择(黄玉捷,1997)。管理者要成功地整合一个集中居住社区,在保障农民基本物质条件的同时还需要建立一种社区精神或社区精神共同体,即形成认同性整合,以作为制度性整合的重要补充。处在集中居住社区的农民缺乏归属感可能是缘于社区精神共同体的缺失,因而,在日常交往中社会记忆的唤起可能是建构新社区认同、建立社区秩序的一种途径。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理论起源于西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到社会政治变迁、后现代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开始严肃思考过去对于未来的意义,以及社会记忆对于当下社会生活的影响(钱力成、张翮翾,2015)。记忆是人对于过去经验或者事物的反应。保罗·康纳顿(2000)认为:过去的现象一般会使现在的社会秩序合法化,任何社会秩序下的参与者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对于过去生活的记忆在何种程度上有分歧,其成员就在何种程度上不能共享经验或者设想。”在本文的研究语境中,社会记忆是指在社区建设中农民对于其过去日常生活的重构性记忆。

本文将从社会记忆的视角切入,研究人际交往过程中记忆的互动及其对人际关系的重组作用,探讨社会记忆对整合社区的作用和意义。根据研究对象和研究问题,本文研究主要采用深度访谈以及参与观察的方法。2015年1~20156月,笔者在江苏省YB社区进行了田野调查。自2010年以来,B社区所在的C村实行了大规模土地整合,随着农田被征用,农村土地被重新规划。C村及周边村村户的房屋陆续被拆迁,从当时的自建房搬进B社区小高层楼房。目前为止,B社区基础设施以及配套服务已基本完善,建成当地较为成熟、规模较大的集中居住社区,约有住户2000余户,居民7000余人,其布局和规划与城市小区相仿。本文中的被访者均为从C村以及周边自然村移居到B社区的村民,能够代表B社区居民的整体生活状态。本文后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分析集中居住社区的基本面貌及存在的问题,即农村集中居住社区看似整齐有序,其实缺乏社区精神;第三部分提出一种从认同层面整合农村集中居住社区的可能的方案,即社会记忆或许能够促进社区认同性整合;第四部分探讨建构社会记忆的途径;第五部分得出结论并提出政策启示。

有序与失序:貌合神离的农村集中居住社区

目前,大部分地区农村自建房比较分散,居住环境较差,土地浪费较严重。集中居住后,村民的居住空间被重新组合,集中居住社区整齐划一,但社区居民由于缺乏社区认同而表现得貌合神离。

(一)整齐的集中居住空间

集中居住促使了土地的集中化管理,不仅改善了农村生态环境,而且使社会服务设施逐步完善。B社区虽然地处农村,但其内部规划与城市社区相似。例如,公共活动区域设置了大面积的花圃;楼房之间是规整的绿化带,绿化带一侧设置了统一的不锈钢晾晒杆,基本杜绝了B社区居民自己乱搭晾晒杆及乱晾晒衣物的情况;楼房外观整洁,每户都统一安装了防护栏。B社区有保安,社区内有休息亭、健身设施、老年活动室、棋牌室、卫生室、超市、停车位。B社区的外部是成片的工业厂房、农田、拆迁后的废墟和未开垦的荒地,这些都与B社区形成鲜明的对比。

B社区的居民来自于周边农村,当村民的宅基地和土地被征收后,他们就会因此获得集中居住的资格。集中居住社区的住房大多按户分配,尽管新房的面积可能不如从前,但新房更加现代化,配套设施也更为齐全。社区服务机构包括医疗室、警务室、计生部、文化站等,集中居住社区还有健身广场,较为完善的健身设备为居民们开展健身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外,在B社区及其所在的C村内,柏油马路和水泥路都修建起来,照明设施也大大改善,这使居民再也不用担心夜归的问题。居民们逐渐拥有丰富的闲暇生活,如散步、跳舞等。总体来看,与以往散居的生活相比,B社区井井有条、公寓楼整齐划一。

(二)被打破的乡村熟人秩序

乡村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村民们对村庄家家户户的情况几乎了如指掌。在《乡土中国》中,费孝通曾用几个概念精确地描述中国社会。“被土地所囿住的农民,他们平素所接触的人物都是生而与俱的,因此无须选择。这种差序格局下的熟人关系就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产生的一圈圈波纹。”(费孝通,1998)在集中居住以前,村民始终处在一个熟人社会中,邻里、朋友守望相助,具有稳定的社会网络,因而形成一种强关系的力量。

然而,在集中居住社区中,由于居住空间的转移,原有的强关系网络被削弱,不少居民和以前朋友、邻居的联系变得越来越少。集中居住与传统自然村的差异还存在于房屋的格局上,封闭化的建筑成为改变居民社会交往的原因之一。集中居住社区具有与现代城市相近的空间组合和基础设施,居住空间因而变得封闭而独立,限制了邻里之间的日常交往,使社区居民身处半城市化的生活境地。

随着土地被征用和工厂的建立,越来越多的农民无法像以往那样以种地为生,他们开始到附近的工厂上班。因而,农民们开始有了新的同事,产生了新的交往对象,社会网络也逐渐复杂化。B社区近60岁的张某心里就很矛盾。她习惯了带着孙子与邻里唠家常的生活,而现在好像连说话的人都没有,以前认识的人都不住在一起了(访谈对象:B社区居民张某)。当脱离了以往稳定而和谐的交往模式后,张某只能重新建立交往的圈子。B社区的罗主任也表示:不喜欢城里的商品房,邻里之间互相不认识,基本上不会搭讪,楼上和楼下也没有什么往来,一回到家中第一件事就是换鞋锁门。”而农村散居的生活状态完全不同,家里的大门都是大大地敞开着,村里的小孩都可以吃百家饭,邻居之间会相互照应(访谈对象:B社区管理人员罗主任)。

集中居住介于城市和传统农村之间。集中居住使村民住进公寓楼,打破了原有的强关系网络,但邻居并不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一般都会拥有共同的好友,这种以前的弱关系有可能会演化成强关系。居住格局的变化其实意味着社会网络的重新建构,也意味着社会支持系统的变化。村民们不得不住进封闭式的公寓楼,熟人秩序被打破,迎来的是一种半熟人社会。

(三)形式化的社区中介

社区中介是营造社区氛围的平台,为社区整合提供条件。通过社区中介,社区居民可以实现社区参与,形成更紧密的联系。社区中介的作用在于两方面:一是营造物质环境,如成立社区服务站、棋牌室等;二是营造文化环境,培养社区居民参与社区事务的意识,一般形式包括橱窗的知识展览、文娱活动、体育活动、讲座等。两种方式的最终目标都是将社区整合成一个统一而稳定、同时兼具物质和文化的系统。

B社区的管理部门积极响应上级号召,举办多种活动,如定期举办新市民教育活动;通过书面文件和网络文件告知居民信息,这些信息多是一名新社区居民应该具备哪些基本的素质、应养成何种习惯;安排知识讲座;举办节日晚会等文娱活动。社区管理者通过这类活动来重塑村民,希望他们遵守新社区的基本规则,并期望他们认同集中居住社区。与此同时,管理者还重点遵从上级规划,从一村一品的角度打造社区文化品牌,让社区居民学习和接受新创造的社区文化。B社区的文化站站长曾提出,建设社区文化是她的基本工作,社区活动多依据国家政策来组织,建设得好与坏都有一定的标准(访谈对象:B社区文化站冀站长)。

社区活动是整合社区的中介平台,但从B社区的实际执行状况来看,似乎只考虑到政策响应这一关键点。管理者希望居民立刻适应新的社区环境,并以灌输的方式对居民进行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居民原本的情感因素,因而社区营造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社区中介显得形式化。

(四)缺失的社区情感认同

安土重迁是中国农民的特点,村庄的地域范围有限,封闭性强,村民们世世代代居住扎根,彼此熟悉、相互信任、相互默契,形成了熟悉的乡风民俗。集中居住的形成加上社区配套设施的完善提升了村民的生活品质,但村民依然焦虑于这一改变。他们习惯了散居的生活,也喜欢自由而独立的院落和房前屋后的耕地。尽管大多数村民早已不仅仅以土地为生,但他们的根基依然留在农村。长期以来的农村生活让他们习惯于礼治社会、家族文化,因此,村民的焦虑很可能来源于熟人社会的消解以及土地保障的消失。村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变成了工厂、饭店、公司等,他们不再依靠土地,而是遵从较为精细化的社会分工准则。尽管村庄没有明确的地理边界,也缺乏完善的社区文化体系,但是具有一种天然的凝聚力。村民之间因亲缘、地缘和血缘而彼此信任、联系,村民也非常注重熟人与外人的区别。一些非正式制度如道德、面子、关系契约、人情等构成了自然村的文化认同。

当居住空间突然转变,从自建住房搬入楼房后,一种孤独感随之而来。B社区的一位近八旬的留守老人深有体会。“以前就跟旁边的人聊天,还来我家里串门,聊一下午。”(访谈对象:B社区一留守老人)当他搬进楼房,进入陌生的环境后,一种不安全感油然而生。该老人自搬迁以来,每天都坐在楼下凉亭中观看来来往往的行人,有时候可能半天都说不上一句话。50岁刚出头的刘某也认为:毕竟住了大半辈子,老家条件再不好,也还是有感情的。”(访谈对象:B社区家庭主妇刘某)留守在农村的大多是中老年人和儿童,老人们对生活数十载的农村有着天然的情感,当生活空间与交往环境发生改变时,生活秩序被打乱,社区情感难以迅速建立,导致集中居住后的居民陷入情感空白的困境。这也不难理解,当村民进入全新的生活环境后,他们会缺乏熟悉、信任、安全感以及依恋感,而这些情感的产生与他们的日常交往及社会网络有很大关系。

一个社区不仅包括一定的空间和群体,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要有社区精神共同体,包括成员共同的社区观念、归属感等意识,也就是说,社区不仅需要制度性整合,更需要认同性整合。社区认同可以从根本上解决社区内部精神离散的问题。因此,当社区居民重新拥有交往群体,重构社交网络时,一种社区认同也许就会产生,当社会记忆重新被激活后,他们或许可以重拾社区情感。

可见,农民集中居住并不是机械的物理空间转移,集中居住只是农村城镇化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但从内在精神逻辑来看,这是一个精神重构的过程,而非一个简单组合的结果。因此,集中居住最重要和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建立社区情感认同,推动社区的认同性整合。

激活社会记忆:一种建立社区认同的可能

创建社区认同是解决集中居住社区貌合神离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式,社区认同的产生有多种渠道,社会记忆的唤起是潜移默化地创造社区认同的一种方式。社会记忆所带来的社区精神整合是一种根本性的转变,因此激活社会记忆可以使社区从制度性整合上升到认同性整合。

(一)社会记忆:作为创造社区共同体的情感力量

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曾指出:假如关于过去的记忆不断地再次出现,那是因为每一时刻社会都有使之重现的必要方式,记忆的产生一方面是记忆本身,指向过去,另一方面是理性活动,触发点就是社会此刻所处的状况,也就是现在。”在集中居住社区,也有关于过去记忆的触发点,如社区交往的情境、社区活动等。社会记忆一方面因现在的社区生活情境而实现互动,另一方面也因为过去的农村生活而建构意义,因此,社会记忆建构出一种基于过去和现在的共同体。

社区共同体是一个社区不言而喻的精神力量,这种无形的力量使社区居民能够紧密结合。一个社区共同体不仅仅是基于传统的血缘、地缘和文化的人类结合体,还包含着人们共同的价值观和传统,也就是在传统和自然的情感纽带基础上的一致性和相互融洽,这里面包含了情感、习惯、记忆等(高亚芹,2013)。这种精神层面的共同体,代表着社区文化和社区精神的一部分。记忆有些会消失,有些会得到重构,作为一种情感力量,留下的记忆成为促成社区共同体的因素。记忆的建构其实是创造社区共同体的一种手段。在共同体中,社会记忆发挥着创造感激和忠诚的作用,并且使记忆者产生相互信赖和信任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记社会忆建构的。社会记忆还是对文化的建构。它是超越个人的记忆,通过社会记忆所建构的社区文化是社区最根本的精神。也就是说,这一种社区文化是根植在社区居民的思维意识里的。

与人为整合方式不同,社会记忆可能是从精神层面整合社区的重要方式。社会记忆不仅仅代表着过去村民之间的互动,也代表着当下社区居民之间的情感。这可能是一种共生关系,更能成为社区共同体的基石。当刻意去建构一个社区共同体时,社区管理者往往会从最基本的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层次来考量。单纯的集中居住并不能实现社区整合,而是要结合社区的文化要素推动社区整合。社会记忆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途径更接近社区居民的本能,社会记忆的重构不是人为使然,也不能一蹴而就。这种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增强社区凝聚力,但并不能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

(二)共性:作为建构社会记忆的认同资本

前文已经说明激活社会记忆是创造社区共同体的一种精神力量,因此,社区共同体建设的一个途径在于建构社会记忆。而共性是建构社会记忆的基础,并且往往作为一种认同资本去促成社会记忆的建构。斐迪南·滕尼斯(2010)曾提出,在一个共同体中,成员之间有一个共同的、有约束力的思想信念作为共同体自己的意志,这其实是一种默认一致,它就是把人作为一个整体的成员团结在一起的特殊的社会力量。共同体成员的结构和经验越相似,默认一致就越可能实现。这里所提到的默认一致,其实就是一种共性。从空间上的接近到精神上的接近,才是人们形成共同意志的表现方式(斐迪南·滕尼斯,2010)。这表明,农村的集中居住社区除了将居民划定在一个特定的空间里之外,其重点还在于使社区居民达到某种精神上的默认一致,这种默认一致就好像是原先村庄生活中的那种礼仪制度一样,村民们不用说出口,但都心知肚明。

例如,让B社区杨某感到苦恼的是,对以前村里的红白喜事她都能做到心里有数,而现在的朋友和邻居来自于当地的各个村庄,大家心知肚明的那套规则可能存在差别,这使她每每遇到类似事情时都需要询问身边最熟悉的人,同他们商议,以达成微调后的一致性。因此,村民们曾经生活的村庄中所固有的礼仪制度以及他们在集中居住社区里的日常互动行为,可能是他们寻求共性的最基本的方式。一方面,共性来源于以往的记忆;另一方面,新的社会记忆又在建构之中。可见,一旦社区居民彼此之间找到了共性,社会记忆的建构就会水到渠成。

上述解释表明,对共性的寻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唤起社会记忆,居民所建构的社会记忆可以成为一种精神力量去创造社区共同体,从而在认同层面上整合集中居住社区。当然,达成认同性整合的过程并不是线性的,居民的共性、集体记忆、社区共同体的建构会彼此影响,进而使社区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社区认同是居民主观上对自己、社区居民以及自己所在社区的情感(吴晓燕,2011),它需要通过社区成员以及社区组织之间的互动,基于共性得以形成。共性之所以会成为一种认同资本,是因为它可以促成精神共鸣,使社区居民获得一种集体上的认同感,也即认同性整合。

(三)从制度性整合到认同性整合

社区整合是一个终极目标,从社会记忆到社区整合不是一个单向的线性过程,社会记忆更不是整合社区的充分必要条件。社会记忆所代表的并不是记忆本身,而是记忆背后的文化以及由社会记忆的建构所带来的认同一致性,而这样的趋势有可能会促进社区整合。

在社区整合中,认同性整合至关重要,它是社区整合的实质。集中居住不仅仅应该从表面上整合原子化的居民,更应该从精神上使居民认同这一新型社区。制度性整合是外在的,而认同性整合则是内在的;制度性整合提供了硬件条件,而认同性整合能够从根本上推动一个社区的发展。社会记忆在社区整合过程中发挥着促进认同性整合的作用,社会记忆的建构可能促成社区共同体的产生,这种对共性的追寻往往能够建构社区居民的归属感,使得认同性整合成为可能。

总而言之,基于社会记忆所建立的社区共同体或许是建立社区认同从而达到认同性整合的驱动力。具体而言,社会记忆是一种文化的维系,日常生活中的共性可能会成为建构社会记忆的资本,社会记忆会成为建构社区共同体的资本,从而形成社区认同,进而形成社区认同性整合。可见,社会记忆无法通过制度的方式快速建构社区认同,但它时时刻刻都存在于居民们的日常交往中,在潜移默化中建构着社区居民的社区认同。

社区交往:社会记忆的建构途径

本文从记忆生产的过程、记忆生产的意义两个层面切入,来分析社会记忆在社区认同性整合过程中的作用,即阐述日常生活中社会记忆如何生产,以及因社会记忆的建构而形成的新秩序。从社会记忆的生产过程来看,社会记忆可以通过个人在集体生活中的实践得到重塑。社区交往是社区居民生活的日常,日常话语是社会记忆得到互动的一种方式,人情往来又为记忆互动提供契机,从而使人际关系得到重构。从社会记忆所创造的意义来看,现在所建构的记忆是基于过去但又不同于过去的一种情感力量,是一种新的社会记忆,进而形成一种新的社区秩序。

(一)日常话语:社会记忆的互动与建构

社会记忆的建构有多种多样的载体,聊天是社区居民生活的日常,也是社会记忆建构的重要载体。尽管不少当地居民认为,集中居住后所身处的陌生人环境让他们无所适从,但与城市社区相比,农村社区人口结构相对单一,尽管他们不一定都来自同一个村或同一个组,但几乎都来自同一个镇。在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居民们就会自然而然地聊起过去的生活以及共同的友人。B社区的王某是个生意人,40多岁的他算是村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很多人都认识他。他觉得尽管现在不像以往那样串门,但是在楼梯碰到邻居时也会自然打个招呼,比如问你是哪边的?哪个村子的?”“原来家是哪里的?”“家里有哪些人,亲戚是谁?”(访谈对象:B社区个体户王某)居住在同一个社区的居民们在各种契机下聊天,进而相互熟识。通过这种方式,社区居民们的记忆不断操演,进而使他们对集中居住前的生活产生共鸣。

张某有一技之长,她在楼梯间摆上一台缝纫机,占用一个摊位,做服装修补生意。这样一来,她重新拥有了可以进行日常交流的对象(访谈对象:B社区居民张某)。此外,B社区的留守老人比较多,他们喜欢聚集在一起忆苦思甜,这让他们彼此交心。60多岁的张某和近80岁的顾某就是邻居,她们来自不同的村庄。起初张某觉得周围人都不是同组的人,认为没有熟人,心里没底(访谈对象:B社区居民张某)。后来她总能在附近遇到顾某,就开始聊起来,比如家里有哪些人?”“老伴是谁?”“孩子在哪儿?”当她们回忆起以前的经历时,似乎有了讲不完的话。顾某常在楼梯间与张某边择菜边聊天,回忆起人民公社时期赚工分换粮票的经历。“记得那个时候家里能动的人都要出去赚工分,不然就没饭吃。家里孩子很多,不像现在都是独生子,孩子们成家之后都不分家,家里人越来越多,煮饭都是问题。”(访谈对象:B社区老人顾某)顾某曾跟张某分享盖房的经历,彼此都深有同感。“那时候房子自己砌,没有人做小工,跟现在的房子没法比。”这让她们不禁感慨社会发展之迅速,生活环境变化之大。在共同的记忆下,她们进一步找到了共性,获得了认同。

在上海工作的年轻人小翟每周会回家一次看望家中老人,参与邻里之间的聊天。刚搬进B社区时,小翟一家也曾恐惧这种陌生环境。“但是如果周围的人都拆迁走了,独留你一家在原来的地方,又会觉得孤独,所以也不得不拆迁,认识新的人总比留在已经不能生活的旧家园要好。”(访谈对象:B社区外出务工人员小翟)但是,生活了一段时间以后翟家发现,对门的李阿姨与他们家有共同的朋友,这很快化解了陌生的尴尬,拉近了彼此的距离。除了同邻居交往,小翟还常常与社区里的同龄人交流。他们共同怀念儿时吃百家饭和小伙伴在池塘里摸鱼的日子,在对农村生活的共同回忆中,小翟拉近了与同社区人的距离,进而对新的社区产生认同感。

社区居民都有各种各样的记忆,不同的记忆相互影响,引发出其他记忆,从而在记忆互动中建构出新的话题。当自身置入特定群体中,人们才会接受一个群体的旨意,把自己的记忆汇入群体的记忆中(莫里斯·哈布瓦赫,2002)。当社区居民彼此交往、回忆过去时,他们往往因为相似的意义指向而建构起社会记忆,从而形成社区认同。因此,集中居住社区的居民们在日常交往中会乐于分享彼此的记忆,并在记忆互动中形成共同的、可以分享的社区社会记忆。

(二)人情往来:社会记忆的维系空间

社会记忆是对过去生活的一种回忆,回忆的载体有语言、文字和行动。人情往来是村民之间的常态,往来的契机恰恰会成为维系社会记忆的空间。人情往来有多种呈现形式,它们就像仪式一样根深蒂固地嵌入人们生活并且具有重复性,但重复性意味着延续过去(王汉生、刘亚秋,2006)。在村民集中居住后,人情往来虽然与之前形式相似,但实质上只是拥有过去烙印的被重构的仪式。

B社区张某觉得,出人情,才能交朋友以往在遇到有人家里办丧事的时候,几乎全村人都会出动。现在如果是以前熟人或邻居家里办事,也会不请自来去出人情,但不会整个社区出动(访谈对象:B社区居民张某)。社区居民觉得这是一种顾及彼此面子的做法,一方面遵循着彼此心知肚明的潜规则,另一方面通过红白喜事认识同社区的其他人。另外,年过70的郝爷爷过着独居生活,每当B社区搭建红色帐篷、敲锣打鼓办事的时候,他都会寻声而去看演出、凑热闹。久而久之,他也认识了不少同龄的老人,他们聊起曾经所住的村庄、子女的生活,这成为不少老人的常态。

相互给予、人情往来,依然是集中居住社区居民日常生活的重要方面。B社区居民罗女士由于工作调动和女儿上学,经历过居住地点从村庄到县城再到集中居住社区的过程。这种生活环境的变化让罗女士对农村的人情往来更为敏感,她与邻居会有较多的往来,彼此说说笑笑,邻居甚至会为她送饭。罗女士觉得村民们确实集中起来了,但他们还会想方设法种菜,有些种在老家,有些种在阳台,热情的邻居们会互送自己种的蔬菜,这种人情上的礼尚往来为她们提供了交流情感的机会。除此之外,农村的人情往来还包裹着一定的仪式性。传统节日也是居民彼此互动的时机。春节期间互相拜年为不再习惯串门的居民们提供了串门的机会,元宵节的舞狮子、清明节的祭祖活动、中秋节的放鞭炮,都将社区居民整合在一起。所有家庭都对节日有一种仪式化的纪念,这种纪念的仪式恰好将居民们集中起来,比如过年期间互赠年礼,端午节互赠粽子,中秋节分享月饼。这些行动就像文化载体一样,成为维系社会记忆的空间。

社区居民此前的生活经历不尽相同,但他们总能创造和利用机会寻找到共同的话题,也总能找到某种共同的身份化解或缓和由居住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安全感。作为仪式的农村人情往来也是居民们日常交往的空间,也恰好成为一种社会记忆的场域。

(三)记忆互动与记忆变迁的意义:从旧秩序到新秩序的建构

日常交往就是一种记忆的互动,记忆之所以得以互动,源于其空间上的重新整合,而空间上记忆的简单组合并不能使人际关系即刻重组,关系的重构往往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传统的自然村有着一套长期延续的人际交往规则,左邻右舍甚至有可能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当村民的旧家园被打乱后,他们的生活空间被重新分割并组合。集中居住导致人口密度变大,而人口的数量和密度越大,人与人之间直接或间接产生互动的几率就越大,以某一居民自身为中心的关系网络也就具备了较强的外延特征。居民通过经营自己的社会网络,与不同地位、不同年龄以及来自不同村庄的人进行直接与间接的互动。因此,集中居住后村民社会网络的规模逐渐扩大,其异质性也会增强。

社会记忆其实是随着社会制度和时代背景的变迁而延续、改造和重构的。因此,在思考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本文需要对比记忆对传统社区整合以及对当下社区整合所形成的不同生活形态。从变迁的视角来看,集中居住前传统农村社区的整合来源于村民共有的乡土记忆。祖辈记忆的传承以及熟人社会的习惯、当地庆典、日常的习俗等世代沿袭的内容,都在长期中形成一种文化记忆。这种因集体社会记忆而形成的共性已经根深蒂固。当他们安土重迁时,这种秩序在代际传播中得以存续。因此,旧的秩序有其乡土社会的记忆,在这样的社会中,村民们能够有机团结起来,这种有机团结是建立在一代一代所沿袭下来的习俗规范的基础上的。集中居住不是对农民的机械原子组合,而是在互动中形成新的人际关系。这种关系是依托于新居住空间社区居民的日常交往而产生的,日常交往中的共同性是一种建构社会记忆的资本,日常互动和仪式促进了社会记忆的形成,记忆的互动建构了一种新的交往关系,即一种基于原有关系网络,同时又在社会记忆下重新组合的人际关系,这样的人际关系使社区居民开始适应和认同社区生活。所以反过来讲,社会记忆在让居民获得共性的同时也因这种交流形成新的人际关系。

分析表明,集中居住前,一种自古至今的传承性记忆是农村社区高度统一的精神依托,这是传统乡土社会的旧有秩序。集中居住后,居民在建构社会记忆的过程中都有一个日常触发点,如人情往来、红白喜事、交换礼物、散步闲聊等,这些都是唤起社会记忆的契机,这些社会记忆是对集中居住现代生活的一种形塑,是记忆结构重组后的混合性记忆,而非对原有社会记忆的简单移植。同时,一些节日的仪式能够再次将社区居民集中起来,强化社会记忆,形成新的社区精神,进而重塑一种新的秩序。纵观农村社区的变迁,不难发现,重构的社会记忆也在重新规整着社区的秩序,因此,社会记忆或许是推动社区整合的重要依托。

就实践层面而言,村民住进公寓楼之后,只有通过社区活动或项目,才能重构被合并的熟人社会。社区中介是目前农村社区实行社区整合的方式,社会记忆与农村社区整合之间的关联性,需要通过中介才能达成,而这个中介可以是以营造社区氛围为目的的社区文化活动。社区中介是连接集中居住社区居民的重要依托,管理者通过社区中介营造社区氛围时若结合社会记忆这一要素,则能对社区的认同性整合产生积极影响。社区管理者可以结合当地民间组织、文化仪式、影像等社会记忆载体组织活动;在充分了解居民内心记忆的基础上,从他们的需求出发,结合他们的兴趣,鼓励他们自发组织并参与社区活动;因地制宜地建设社区中介,通过这些社区中介将社会记忆嵌入整个社区的精神文化中。在这场对社区中介的改善活动中,社会记忆的作用就在于,它可以使社区中介和居民产生紧密联系,最终使居民因社区认同而积极参与社区活动,而非仅仅因制度的要求才参与社区活动。由此可见,社会记忆一方面重构集中居住社区的秩序,另一方面可以作用于社区中介建设,从而促成社区认同性整合。

农村社区整合的路径与启示:依托社会记忆的社区营造

农村社区化建设是中国城镇化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现实问题,它涉及村民情感、归属感、认同感等诸多问题。集中居住社区的进一步整合包含两个方面,即居民首先遵守集中居住的规则,同时在心理上接受并适应集中居住生活、建构共同的精神文化。社区整合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外在的规整和内在的秩序是一种递进的关系,社区认同与社区整合息息相关。

目前农村社区整合的问题在于认同性整合的缺失。重构社会记忆可以弥补这一缺失,其具体逻辑如图1所示。日常话语与人情往来促进居民形成认同资本,从而使社会记忆得到重构。一方面,重构社会记忆使集中居住社区形成新的秩序;另一方面,社会记忆作用于社区中介,通过社区中介进一步推动社区认同性整合。



1 社会记忆作用的逻辑图


具体来看,社会记忆是居民进行精神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同时它在居民的生活中无处不在,既重现了过去也建构了现在,同时还创造了社区认同。社会记忆的体现形式多种多样,比如社区居民们的日常话语、旧照片和节日仪式等。它们作为记忆互动的空间,共同构成了居民社区文化的记忆之场(皮埃尔·诺拉,2015)。日常话语和人情往来是中国农村熟人社会的特色。在集中居住社区中,日常话语是记忆得到互动的一种方式,人情往来又为记忆互动提供契机,从而最终使人际关系得到重构,形成一种新的秩序。不难发现,农村集中居住社区居民的日常交流障碍较小,处在同一个社区的居民彼此沟通,编织过去的故事,而过去也不是简单的顺延或移植,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在这种情况下,日常的交际往往能够不自觉地为物质世界建构意义。这个物质世界就是集中居住的外壳,而社会记忆填补了这一外壳中的内核。可以说,社会记忆促进农村社区的积极整合与发展,对社区整合具有借鉴意义。

当管理者制定农村社区整合策略时,一般将政策性的规制作为首要考量的要素,具体做法多是在一个既定的政策下举办若干可操作化的活动,以此来传扬一个社区的共有精神文化。农村社区整合其实可以与社会记忆进行结合,即在参考社会记忆对社区共同体的意义下,管理者制定社区整合政策,从而促进社区更深层次的整合。社会记忆对整合社区的效果或许没有政策的规整那样显而易见,但社会记忆所延伸出来的无论是新型人际关系,还是记忆所建构的意义,都是对社区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所形成的社区精神进一步整合农村集中居住社区,推动社区认同性整合。基于此,社区管理者结合社会记忆这一核心点进行社区营造,组织一些社区活动,能够更好地达到社区整合的效果。


参考文献

[1]保罗·康纳顿,2000:《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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