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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大才教授等关于村民自治的前沿研究新作在《东南学术》组稿刊发

作者:管理员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本站原创  发布时间:2017-11-09  浏览次数: 980

本网讯 近日,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邓大才教授、史亚峰博士、刘思博士、晏俊杰博士、李松有博士关于村民自治前沿研究的组稿文章在《东南学术》2017年第6期发表,五篇文章分别为《复合政治:自然单元与行政单元的治理逻辑——基于“深度中国调查”材料的认识》(邓大才教授)、《规模与利益: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空间基础》(史亚峰博士)、《权力与权威: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组织基础》(刘思博士)、《利益与规则: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行动基础》(晏俊杰博士)、《群众参与视角下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李松有博士)。

邓大才教授主要探讨了中国农村基层基本单元的组合与选择以及其与国家基层治理的相关性。近几年,中央“一号文件”一再强调“基本单元”,并鼓励在基本单元中实施村民自治,但在实践中,广东清远市和湖南省一个缩小自治规模,另一个扩大自制规模,相向而行。邓大才教授认为产生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是不清楚农村治理的基本单元是什么,基本单元从何而来,又在哪里,更重要的是没有搞清楚自下而上的“自然单元”和自上而下的“行政单元”之间的区别及其组合设置。邓大才教授将中国农村基层的基本单元分为行政单元和自然单元,详细分析了两个基本单元在传统时期、国家建构时期以及新农村建设时期的互动与互补,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基层“复合政治”这一概念。邓大才教授进一步强调,从长期来看,随着国家治理能力增强,自然单元的社会功能在逐渐减少,自治能力在减弱;行政单元的行政功能在逐渐增多,治理能力在增强。

史亚峰博士认为,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离不开有效的自治基本单元,而规模和利益是影响自治基本单元形成和选择的两个关键变量。探索适宜的村民自治模式,需要不同情况下的村民自治的空间基础差异;同时,规模和利益不是单一的,因此自治单元也要有多样性。

刘思博士提出,权力与权威是影响村民自治单元活力和自治成效的两种组织力量。当前我国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行政村是由国家权力建构的单元,规模范围超出了权威的效用边界,导致群众参与的主动性和自我约束力日渐式微。因此,需重构村民自治基本单元,找回权威,激活村民自治的内生动力。

晏俊杰博士以利益与规则切入,认为其对自治基本单元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探索村民自治的基本单元要考虑“利益相关度”与“规则内生性”两个变量。利益相关度越高,规则内生性越强,越有利于自治的达成,越有利于形成有效的自治基本单元。

李松有博士的研究认为,以自然村和村民小组作为自治基本单元,型塑群众有效参与的话语空间,便于村民自治有效实现;而以国家建构的行政村作为自治基本单元,超出群众参与的利益空间导致自治悬浮。要达到有效自治,关键是找到自治基本单元,提高群众参与能力:寻找有效自治的相关利益,引导有序参与;选择规模适度的自治单元,激发自治活力。

此次组稿文章在《东南学术》发表,既是2015年中国农村研究院(政治科学高等研究院)实施深度中国调查的研究成果,也是我院研究人员长期深耕村民自治研究,紧贴各地实践中的新发展、新做法进行田野调查的硕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