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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及现实启示

作者:张捐社 孟晓婷 杨 鹏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11月  发布时间:2017-11-11  浏览次数: 674

【摘 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整顿党内主观、教条主义工作作风,在毛泽东等人的推动下,党中央进行了延安整风运动,并积极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进行实地调查,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调查研究组织体系,取得了瞩目的调查研究成果。当前中国农村正在发生巨大的变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过程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动农民积极性离不开调查实践。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活动为党的工作以及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深远的现实启示。

【关键词】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整风运动;新农村建设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调查研究是我们党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做好领导工作的重要传家宝。延安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调查理论与方法,在陕甘宁边区和各革命根据地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农村调查活动。调查内容丰富具体,材料翔实,调查范围极为广泛,涵盖了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教、卫生、交通、灾情及社会救济、移民问题等各个方面,对于中国共产党认识和改造中国农村社会发挥了很大作用。

时至今日,这些调查已成为研究中共党史的珍贵资料,许多论著都参考利用了这批资料。然而对这些调查本身的梳理和总结,目前学术界关注的较少。现有成果最具代表性的是罗平汉的《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全书具体介绍了毛泽东早期的农村调查、抗战时期大规模的农村调查、在调查研究中进一步纠“左”、新区土改中保存富农经济的调查等内容。对延安时期的农村调查活动与成果,书中虽然有所涉及,但论述相对较粗浅单薄。另外还有个别论著往往限于探讨某一个人的调查活动,如孙克信的《毛泽东调查研究活动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陶永祥的《毛泽东与调查研究》(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余小勇的《毛泽东民主革命时期农村调查实践与理论》、胡为雄的《延安时期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对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农村调查成果与思想进行了论述。李金铮、邓红的《论抗战时期张闻天主持的晋陕农村调查》以及张兆宪的《新发现的张闻天农村调查史料述评》等,则对张闻天的农村调查进行了探讨。

学术界对于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农村调查仍缺乏全面和系统的深入研究,已有成果对农村调查的简略介绍则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片面性,并且论题过于集中。如毛泽东、张闻天的农村调查成为研究者的兴趣所在,其他农村调查却无人问津,或仅做浮光掠影式的概说,同时还忽略了对这一时期农村调查的当代启示进行分析和阐述。笔者将在参考借鉴国内外相关成果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农村调查的理论与实践实行多视野、多层次、多侧面的论证与剖析。进而切实了解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乡村社会的真实面貌,并以旧中国的农村状况为参照物,观测我国现阶段农村的发展变化,为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历史的资鉴。

二、整风运动与调查机构的成立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党的理论基础,但在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却出现了偏差,教条式、机械化地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革命经验照搬到中国,不仅使全党思想出现混乱,也给抗战初期的指导工作造成了不良影响。

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毛泽东就意识到了教条主义的危害。他于19305月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揭露批评了当时中国工农红军中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不良风气,并针对这一不良风气介绍了较为科学的调查技术,希望全党能通过实际调查树立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在调查中认识到本本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然而,毛泽东的建议并没有引起党内足够重视。1940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历经多次“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中,王明的“左”倾思想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危害尤为严重。不可否认王明掌握了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但他并没有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法,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以及盲目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是最好的印证。1935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正式结束了王明“左”倾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得以确立。这是在危急关头挽救中国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但由于当时正处于长征途中,遵义会议只解决了最迫切的军事和组织领导问题,并未及时对党内混乱的思想认识问题加以清算,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仍产生着极大的恶劣影响。19389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在会上毛泽东首次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伟大命题,并纠正了王明在抗战初期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即便如此,王明的错误思想仍然在全党蔓延,他甚至发表《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继续鼓吹自己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思想,肃清这些思想成为了中国共产党迫在眉睫的大事。

20世纪40年代,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局势相对稳定,整顿党内思想和风气的时机已经到来。1941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批评了党员干部不经过周密的研究调查而是凭主观主义办事和“只会片面地引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个别词句,而不会运用他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具体地研究中国的现状和中国的历史,具体地分析中国革命问题和解决中国革命问题”[1]的普遍工作作风和态度,提出了改造学习的具体措施,系统阐述了党的工作中要遵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本原则,这也标志着整风运动的正式开始。同年9月,在中央政治局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全党围绕“左”倾和右倾错误展开讨论,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批判得到党内一致认同,这次会议为整风运动的继续展开提供了可能。19422月,毛泽东先后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讲演,整风运动随之展开,并由党的高级干部普及到全党。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提出了对党员干部改造学习的建议,即“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1],他要求“引导同志们的眼光向着这种实际事物的调查和研究。就是要使同志们懂得,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动员广大党员干部投入到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农村调查实践中去,“在全党推行调查研究的计划,是转变党的作风的基础环节”[1],强调了调查研究的重要性。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影响下,调查研究之风开始盛行。在毛泽东的倡议下,194181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和《关于实施调查研究的决定》两份重要文件。对党成立20年以来的调查研究工作进行了总结:“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2],文件要求党内同志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历史环境、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3]。并从设置中央调查研究机关、设置地方调查机关、收集材料的方法以及调查研究的具体实施办法等几个方面对开展调查研究的办法作了具体规定。

根据两份文件的要求,1941827日,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调查局,承担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具体材料之责,毛泽东兼任局长,内设调查局、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三个部门。调查局下设晋察冀边区、香港、重庆、延安四个分局,分别负责收集范围内相关材料。与此同时,在地方上设立调查研究室,包括北方局、华中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上海市委、南方工委及各独立区域之区委或省委各地,担负收集该区域内外敌友我三方面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各种详细材料的职责[4]194112月,根据“中央调查研究决定及其实施计划”,中共中央西北调查局成立第四分局,下设调查处、边区研究室、友区研究室、少数民族研究室、军事研究室和办公室。另外还有中央研究院、陕甘宁边区政府下设的研究室、西北局下设的研究室等调查研究机构,这些成为党中央实施农村调查、收集材料的有力助手。

除正式设立的调查机构外,许多为执行某一具体调查任务的调查团或考察团也相继成立。如张闻天领导的延安农村工作调查团、西北局书记高岗组织的西北局考察团、中央青委考察团以及中共中央妇委成立的妇女生活调查团等。这些调查团或考察团的成立,使党中央和地方领导干部能够更深入地到基层进行农村调查研究活动,保证了第一手资料的获得,为中共中央减租减息、土地改革等各种政策的顺利推行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三、延安时期农村调查的过程及成果

随着中共中央各项决定的颁布及调查机构的成立,与整风运动相配合的农村调查活动在陕甘宁边区及抗日根据地如火如荼地展开。这些调查研究活动,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工作的理论依据,将毛泽东的调查研究思想作为理论指导,以燎原之势迅速在全党形成了一股热潮。

1941年9月,为积极响应中共中央的号召,中央西北局组织考察团,以固临县为考察地,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农村调查。这一考察团由时任西北局宣传部部长的李卓然带领,柯华、秦川等5名成员组成,对固临县3个区的农村整体状况进行了系统调研,包括农民土地占有状况和收支负担状况、党群工作、学校教育、文化习俗等方面。在调查过程中,考察团成员首先以访谈的形式对张家乡张家村及桥儿村20家农户进行家庭访问,并对其中具有代表性的5户人家做了详细调查,内容包括土地革命前后至今其家庭成员、家庭收支、土地占有情况、公粮负担情况。不久,考察团又到张家乡同居村、临镇区觉德村进行了同样的调查,通过对调查报告的比较,得出了土地革命后富农土地减少,中农人数增加,贫农人数减少,各阶层家庭收入有所增加但增长缓慢,公粮负担大幅减轻的结论。除此之外,考察团还通过对宣传工作负责人的个人访谈了解当地的宣传工作、政权组织工作、政策执行情况等,发现基层组织中有很多职位都是空架子,例如访问干事张某所做工作的相关情况时他回答“谁晓求得,‘糊里麻球’做些工作就是了。”[5]乡村支部干事徒有虚名不干实事的大有人在,中央的政策宣传不到位,更不要说很好地去执行。

调查工作结束后,考察团根据调查报告,从农村阶级状况、土地占有状况、农民收支状况、党和基层的政权组织问题、宣传工作等各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和总结,完成了《固临调查》一书。这是中共中央决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后完成的较早的一部关于农村社会经济现状和党政基层组织工作情况的调查著作,此书经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印发到整个陕甘宁边区,为整个边区深入了解农村现状提供了真实可靠的资料,也为改进党的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开展临固调查的同时,以转变妇女工作中的思想和作风问题为目的的妇女生活调查也开始逐步推进。19419月,《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怎样在妇女运动中展开调查研究》,作者是时任中共中央妇委委员区梦觉,她指出:“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在女同志中也是严重地存在着,使妇女工作蒙受不少障碍和不应有的损失。”[6]为此,中共中央妇委和西北局联合组成了妇女生活调查团,旨在深入农村社会,调查研究广大农村妇女的生活状况,树立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

为使调查团同志顺利开展调查研究工作,增强调查的实效性,1941913日,毛泽东向妇女生活调查团作了关于农村调查的讲话,这次讲话既是对调查团同志的鼓励动员,向他们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又是毛泽东多年来从事调查研究工作的经验传授。他指出做调查研究工作要以“对立统一,阶级斗争”为出发点,牢牢把握“观察、分析与综合”三个步骤,除此之外还应该“详细地占有材料,抓住要点”[7]。此次讲话后,妇女生活调查团深入延安和绥德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农村调查,调查内容以农村妇女生产状况、经济状况及婚姻家庭中的地位等问题为主。通过调查,调查团成员了解到陕北妇女经济上不独立,家庭地位低,被封建落后的农村婚俗所束缚,用当地的话说就是“娶来的媳妇,买来的马,任人骑,任人打”[8]。根据这些情况,妇女生活调查团写成了《沙滩坪调查》《山滩坪第二乡第二行政村调查》等调查报告。这些调查报告的完成,是中共中央妇委改变工作作风过程中的一大进步,为党中央在以后制定妇女婚姻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事实依据。

1942年初,中央西北局专门组织成立了第一个大型调查团———西北局考察团,开赴绥德、米脂两县进行农村调查。这次的农村调查由时任西北局书记高岗率领,成员是刘澜波、柴树藩、于光远等全体边区研究室工作人员30多人。考察团深入陕甘宁边区,对绥德、米脂两县的政治经济工作、文化教育、农业生产概况、农民负担、土地分配现状等方面做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研究。西北局此次的考察是针对土地问题的系统考察,在考察内容和调查工作的展开上显得尤为细致,以对农村生产概况的调查为例,涉及自然条件、耕地面积、劳动力、劳动工具、农作物收成、农家副业等方方面面,这样就有利于保证调查结果的准确性。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考察团完成了包括印斗九保乡调查统计、印斗乡二保调查、印斗乡九保的几个土地纠纷事件、绥德农民土地问题、印斗全区一般情况等在内的27份调查研究材料和调查报告。同年9月,根据一系列的调查材料,柴树藩、于光远和彭平整理编写了《绥德、米脂土地问题初步研究》一书,这本书的完成一方面充分展现了西北局调查团此次调查的研究成果,为后来的调查研究团在分析调查材料展开调查工作方面提供了经验借鉴;另一方面为中共和西北局农村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珍贵的原始材料,尤其是对土地问题的调查,推动了中央减租减息政策的调整。

1942年1月至19434月期间,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张闻天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带头组建延安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进行了为期1年又2个月的农村调查实践。张闻天在参加党内工作早期犯过“左”的错误。当时张闻天担任党内宣传工作,在王明“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他“不遗余力地写文章宣传、贯彻集中力量打击中间派别和党内开展反右倾斗争等‘左’倾观点和错误”[9]。在党内思想混乱给党中央工作带来惨重教训的历史背景下,张闻天终于逐渐认清了自己的错误,首先“在遵义会议上为结束‘左’倾的统治作出了巨大贡献”[9],又在遵义会议后坚持正确路线立下了大功。在1941929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诚恳地检讨自己的错误,并表示“要用实际行动克服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毛病,并且明确表示要离开中央机关,到下层去做实际工作”[9]。为此,在政治局扩大会议后,张闻天在得到中央批准后,抽调雍文涛、薛光军、尚明、刘英等9名干部组成延安农村调查团赶赴陕北、晋西北农村,正式开始了他的“补课”之行。

1942年126日,调查团从杨家岭出发,首先到达神府县贺家川进行了为期2个月的调查。此次调查以神府县8个自然村为对象,调查内容具体到行政区划、地理位置、人口与土地、土地的质量和分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状况等方方面面,最后由张闻天根据调查汇集起来的材料写成《贺家川八个自然村的调查》。19424月底,调查团又到达晋西北兴县展开调查。当时正值日军大规模“扫荡”,敌情紧张,调查团对调查工作毫不松懈,克服重重困难完成了对兴县14个自然村的调查,调查集中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农村阶级状况、土地问题等各方面,并最终汇总为《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调查报告。离开兴县后,张闻天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到达黄河西岸陕甘宁边区,从926日起以米脂县杨家沟为中心展开农村调查。米脂县杨家沟地主经济集中,张闻天对其中最大的地主马维新家的各种账簿进行研究,同其他调查员访问调查得来的材料一起写成了《杨家沟地主调查》调查报告。离开杨家沟后,张闻天又率领延安农村调查团先后到米脂城内、绥德西川、双湖峪市镇乡和绥德市内及进行调查,最后这些调查研究的经验及体会都总结在了张闻天的《出发归来记》中。

延安农村调查团的农村调查是延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以来历时最长、成果最为丰硕的一次调查活动,它不仅调查范围广,调查内容全面,在调查基础上形成的调查报告也极具学术价值。19445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将《杨家沟地主调查》以《米脂县杨家沟调查》为名出版成书,该书深入透彻地分析了“封建地主阶级如何以地租剥削为基础,同高利贷和商业剥削结合在一起,对农民残酷剥削和掠夺土地,以至大地主如何对中小地主进行弱肉强食的土地兼并的情况”[9],真实反映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是真正源于中国实践的理论成果。

以上只是延安农村调查活动中的一部分,在中共中央的号召下,各地都积极响应,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如中央青委的党家沟调查、西北局调查研究室进行的减租减息系列调查、华中局调查研究室对阜宁县守望乡的土地分配调查等,这些农村调查的成果最终都以调查报告、手稿、书籍等形式呈现出来,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农村真实状况,为党中央各项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依据,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共产党人主观主义、本本主义作风的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四、延安时期农村调查的现实启示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正处在急剧变革之中,免除农业税,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都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举措。在这段历史进程中,古老传统的农业文明正在迅速消逝和变异,新兴的文明正在迅速发育和生长。当今世界,可以说没有什么比中国农村的变迁还迅速和复杂。因此从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形势看,加强调查研究在目前尤为重要。延安时期的农村调查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比较集中的了解农村的调查活动,体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村问题最直接、最有价值的认识和研究。总结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农村调查的历史经验,我们至少可以获得如下几点现实启示:

1.要坚定不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中国实践。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反复比较分析选择出来的党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是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的。但是选择马克思主义不是要照搬照抄,不是要脱离实际空谈理论,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像恩格斯讲的那样“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因此我们要谨记延安时期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错误,加强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学习研究。中国共产党成立96年的历史进程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始终贯穿其中,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大背景下,广大党员干部更要加强学习,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

2.要坚持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

从毛泽东同志的“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到习近平同志的“调查研究不仅是一种工作方法,而且是关系党和人民事业得失成败的大问题”[10],可以说调查研究是中国共产党的传家宝。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与整风运动相配合有效转变了党内教条主义的工作作风,这也进一步证明了调查研究在我党工作中的重要性。在21世纪的今天,中国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和更加严峻的考验,只有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才能正确认识和分析现状,找到解决问题的行之有效的方法。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不是延安时期特有的活动,而是全党要始终坚持的优良传统,需要每个党员干部努力践行,加强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的调查研究,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认识,为现代化建设出谋划策。

3.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

延安时期广大党员干部被“本本”束缚,在工作中只讲理论不讲方法,导致了靠主观办事和脱离群众的状况,给当时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巨大危害。经过整风运动和调查研究后,广大党员干部深入农村在开展调查会的同时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改善了党群关系。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策的制定必须符合实际情况,必须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进入21世纪我们仍然要坚持实事求是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只有这样才能充分了解民意,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事求是地分析问题,形成正确的认识和决策,制定出科学的、切合实际、符合群众利益的政策方针。

4.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须大力提倡实地调查研究。

延安时期的农村调查研究,为当时土地、婚姻等各项政策的调整提供了科学的依据,也为政策的顺利推行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历史新任务,这既是工业反哺农业新阶段面临的崭新课题,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点内容。新农村建设经过多年的努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免除农业税、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医保等举措,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的是调查研究在落实工作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首先,只有调查实践才能了解农民意愿及农村现状。我国农村各地的地理条件、经济状况、历史传统等千差万别,这就要求我们要注重广大农村的地区差异,充分关注各地区实际情况,只有通过调查研究才能了解各地的真实情况以及农民的真实意愿,进而因地制宜地选择合适的农村发展战略,找准农村发展的突破口。其次,调查研究是尊重人民主体地位,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重要保证。广大农民群众在新农村建设中展现了非凡的创造力,他们是建设新农村最具活力的因素。但目前一些地方和部门在实际工作中脱离群众、眼高手低,只是简单地翻阅材料、听汇报,无法掌握第一手资料,也不能与人民群众密切联系,指挥工作只能是“纸上谈兵”。因此,领导干部应该深入到农村去,进行实地调研。通过与农民群众面对面的沟通,既要将新农村建设的精神实质传达给他们,又要了解他们的意愿,尊重他们的意见,集合广大农民的智慧和力量,制定出切实符合农民利益和农村发展的政策方案,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强大动力。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97-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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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罗平汉.中国共产党农村调查史[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973-74.

[4]中共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3)[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77-178.

[5]中共西北局中央宣传部.固临调查[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26.

[6]区梦觉.怎样在妇女中展开调查研究工作[N].解放日报,1941-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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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葛瑜.延安农村调查散记[J].广东党史,2010(6)20.

[9]程中原.张闻天传[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96-308.

[10]习近平.谈谈调查研究[N].学习时报,2011-1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