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农村研究 > 农村史料

清代陕甘地区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以乾隆时期的事例为中心

作者:华 立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清史研究》2017年5月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 969

【摘 要】乾隆中期清朝统一天山南北后,出现了内地人口大量持续西向流动进入新疆的态势,籍隶陕甘的回民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后新疆的人口构成与社会面貌皆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在不少相关研究中,他们的存在被忽略了。作者通过爬梳北京与台北所藏各种满、汉文档案,得到大量有关实例,以此为基础具体探讨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契机、迁移大势以及在迁入地如何落脚谋生并构建移民共同体,尽可能鲜活地展现了这个内地穆斯林移民群体的样貌和特点。

【关键词】新疆;迁移;陕甘回民;移民社会;满汉文档案


引言

清代中国在进入18世纪以后,随着版图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人口也急速增长,并伴随全国范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在这当中,内地省份人口向周边地区,特别是向边疆地带的流动乃至移居,可以看做是本时期人口流动的一大特点。无论是流动方向的多样性,地理范围的大面积扩散,还是规模上的量化增长,都十分引人瞩目。广域的人口流动带来边疆地区人口与民族构成的新变化,对当地后来的社会面貌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北新疆,乾隆二十四年(1759)以后,随着对天山南北军事行动的结束,为了尽快确立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清廷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调派八旗、绿营驻防镇守,提倡兴办屯垦,鼓励内地与新疆之间的商业流通等。这些政策措施促进了多种形式的人口迁移,以北疆地区为中心,出现了内地移民大量聚居的现象。这一人口动向始于18世纪,绵延至20世纪以后。

本文的讨论将聚焦于乾隆中叶以后的内地民人,特别是内地回民向新疆的迁徙流动。笔者之所以将内地回民作为加意考察的对象,是基于下面的理由。

在清代的人口流动和扩散中,由于多数情况下其主体为汉族人口,研究者也每每习惯于用“汉族移民”来对此类现象进行定位,进而形成“内地移民=汉族移民”的表达模式,这其实不尽妥当。就向新疆的人口流动而言,它就具有另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移民人群中存在着大量的,在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上都明显有别于汉族的内地穆斯林,即回民,而且绝大多数来自陕甘两省。

回民在清代文献中有时也被称为“汉回”,满语作hoise irgen。这个称谓比较宽泛,除了今天的回族,还包括了其他一些信仰伊斯兰的内地穆斯林族群,如撒拉、东乡、保安等族。19世纪以后的一些外国文献中或称从新疆进入中亚的回民后裔为“东干”(DunganTungan,也写作Tungeni)。他们在新疆与内地之间频繁往来,进而居留天山南北,成为此后新疆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虽然他们与内地汉族一起进入新疆,但在居留方式和形成的社会关系上,具有自身的特点,不宜简单混一而论。较早关注居留新疆之内地回民的日本学者佐口透更指出,1862年(同治元年)的陕甘回民起义在18631864年波及天山南北,随后在维吾尔民众响应下进而扩大为全疆范围的战乱,这一事实显示了内地回民在新疆的存在和影响。为了深入理解这一现象,需要对其移民过程和实况进行考察,如了解“回民商人”和“回民兵士”如何聚集新疆,如何带来当地人口结构的变化等。他的话可谓点到了关键。不过也如佐口透所坦承,在他从事此项研究的上世纪60年代,可用的资料非常有限,多为清实录或方略一类的官修典籍中的零星记载。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回民们不会作为值得记录的对象出现在官方文献中,仅在统治者关心的问题中才被涉及,故留下不多的文字线索,以致这一研究迟迟难有相应的进展。

近二三十年来,随着档案文书的陆续公布,清史研究的史料来源得到极大丰富;原始的第一手档案记载,让我们有机会比较具体地了解内地回民在新疆的种种情形。由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和日本东洋文库藏佚名《奏稿》抄本中均出现不少回民在新疆活动事例,受此启发,笔者自关注此课题后,一直着意在档案中用功,尽力搜集发掘,也确实收获可观。除汉文档案,以《清代边疆满文档案目录》一书为指南,笔者在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类(月折包和月折档)中也有许多发现。鉴于这些史料多为初次利用,其中信息又很丰富,笔者拟在梳理和分类的基础上,透过一个个具体事例,尽可能详实地探讨乾隆中叶以后陕甘回民向新疆流动的契机,迁移的兴起与大势,以及回民们是如何在新疆落脚、并谋生和融入当地的。

一、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的迁移

陕西、甘肃两省地处黄土高原的中、西部,地理上较其他省份距新疆更近,甘肃省更是与新疆毗邻。在清代,甘肃一省的管辖范围远超过今天的行政区划,还包括了今天的宁夏回族自治区及青海省的东部。陕甘两省是清代屈指可数的回民大省,清人文献中甚至有“陕则回三汉七,甘则回七汉三”的说法。虽然当代研究者对此数字有所质疑,认为夸大了回民在两省人口中的比例,但对于清代回民人口的分布相对集中于陕甘两省,甘肃尤多,则看法一致。即便按照今人推算的数字,两省峰值期(大约在道光前后)的回民人数也达到七八百万,仍然十分可观。

那么,清代的陕甘回民是在怎样的背景下踏上西来的路程,具有规模的流动大约始于何时呢?可以肯定地说,这一趋向出现在乾隆中叶以后。

清初顺治五年到七年(16481650),甘肃曾发生回民米喇印、丁国栋领导的反清军事行动,打出反清复明的旗号,攻陷兰州等多地,甚至得到哈密维吾尔人的援助。但在起义失败后,没有记载明确显示陕甘回民与嘉峪关外或哈密以西地区有经常性的往来。有人提到清政府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向西吉木、锡拉谷尔等地,雍正中向沙州等地迁移、安插过陕甘民人,其中当然有可能包括回民在内。然而这些安插均止于河西一带,并未远出关外,与本文要讨论的向新疆的迁移意义不同。事实上,陕甘回民持续地流向新疆,是乾隆二十四年以后内地人口西出嘉峪关的迁移潮流的一个组成部分,其发生在清朝平定天山南北,将统治地域扩展到伊犁、喀什噶尔一线之后。换言之,这种流动是以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为前提的。

乾隆二十四年以后,随着军事行动结束,如何治理新疆的议题提上日程。正如乾隆帝在上谕中多次宣示的那样,他认为配合在新疆设治驻兵,需要大力开办屯田,鼓励内地人口以不同形式向新疆流动,这不仅可以从经济上解决军粮的筹措,实现以边养边,还有助于缓解内地日益加重的人口压力。除了南疆作为维吾尔民众聚居区,顾及当地的宗教与民情,限制内地民人前往务农及携眷居住外,多种形式的移民举措以北疆为主全面展开。

总的来说,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的迁移,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军事移民

为了镇守西陲,保持在当地的军事防御力量,统一新疆后的大约二十年间,有多达两万名满蒙八旗兵及锡伯、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四营兵,分别从东北、张家口、西安、宁夏等地奉调移驻。他们都属于八旗系统,为携眷永驻。其中的主要兵力(约一万二千人)部署在最高军政长官伊犁将军所在的伊犁地区,连同移来的眷属和家丁人等,达到七万余人;其余则分驻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并以换防形式驻守南疆各城。与此同时,作为兵屯的生产劳力,又从内地调派大批绿营兵丁入新疆,至乾隆四十二年,兵屯遍布北疆各地,南疆也有少量分布,总人数达到一万一千余人。屯田绿营兵起初为换班制(先为三年一换,后改五年),其所属原营多为陕甘各提镇标营,其中派自甘州、凉州、肃州、安西等标营的最多,后仿照八旗,也逐渐实行携眷永驻,不再轮换。鉴于屯兵的军伍身份,这里划入军事移民,但同行的家属都编入民籍,人称“兵户”,成为当地民籍人口的一部分。

(二)农业移民

由内地移入民人进行屯田的生产形式称为民屯或户屯。户籍管理上称此类务农者为“户民”,也称“屯民”。户民进入新疆的方式大体有两种,一是官方组织的移民出关,一是民间自发的流动。有组织的移民出关以甘肃省无业贫民为对象,经过招募,在官府组织及资助下分批前往新疆,安置于事先勘查好的屯区(主要是乌鲁木齐及其周边),每户分给三十亩土地,届期升科纳粮。从乾隆二十六年到乾隆四十五年间(17611780),至少一万数千户,约五万余名口的甘肃农民通过这一方式移入了天山北麓的各个垦区。

另一方面,对于自发流入北疆,也要求加入民屯的内地民人,当局也允许其就地认垦,成为户民,按照对有组织移民的规定分给土地,届期升科,在牛具籽种等方面也适当给与帮助。在兴办民屯的初期,户民以有组织的农业移民为主,但随着自发移民要求认垦者日众,后者所占比重不断上升。乾隆四十五年以后,清政府停止了历时近二十年的移民出关活动,但民人自发出关的势头不减,民屯进一步扩大。据乾隆末年(1795)的人口统计资料,乌鲁木齐地区的民人数量达到三万余户,十七万二千余人。这当中,户民占绝大多数,还包括了一部分商民。

(三)商业移民

还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期间,已有一部分随军商人频繁出入前线军营。天山南北安定后,商人的足迹更是扩大延伸至新疆各地,北疆自不待言,南疆各城也聚集了大批来自内地的商人(即商民)。乾隆二十七年,奉命管理回疆事务的永贵表示:“自回部荡平,内地商民经由驿站及回人村落,彼此相安,台站回人疏引河渠,开垦田地,沿途水草丰饶,行旅并无阻滞。”反映出商人对前赴南疆也相当踊跃。曾亲履新疆的椿园(七十一)在其游记即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的《西域闻见录》中,更是生动地描写了天山南北商业活跃的景象,称乌鲁木齐“字号店铺,鳞次栉比,市街宽敞”;地当要道的南疆阿克苏“内地商民,外藩贸易,鳞集星萃,街市纷云,每逢八栅尔会期,摩肩雨汗,货如雾拥”;叶尔羌也是内地商人云集,“山陕江浙之人,不辞险远,货贩其地”。

笔者之所以在开篇部分用较多笔墨说明乾隆中叶以后内地人口向新疆迁移的大势,是因为上述各类形式的人口移动中都能看到陕甘回民的身影,可以说,他们是作为内地人口的一个部分,通过上述方式加入到这一潮流当中来的。在向新疆迁移的问题上,无论汉人或者回民,在政策上都是作为内地民人来对待,同样,回民兵弁也是作为绿营官兵的一员进入新疆。了解这个大的时代背景,是全面把握陕甘回民向新疆的迁移活动的基本前提。正因为回民大多仅作为民人的一部分来对待,很多史料在记载上并不细致区分移民在民人身份之下的“汉”或“回”,这给研究时的统计带来很大困难。不过在一些涉案的事例里,则常会留下有关民族身份的记录,很有参考价值,这也是为什么笔者要从档案的个例入手,在大量搜集的基础上进行探讨的缘由。

二、乾隆年间回民迁移事例

上节已经说明,陕甘回民进入新疆,是清代内地人口西进潮流的一部分。经过翻检档案,笔者梳理出八十余例与乾隆年间回民迁移有关的事例,按史料形成经过,大体可分为三组。第一组为乾隆四十三年到四十四年(17781789)审办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案而形成的记录,第二组为乾隆四十九年至五十一年(17841786)陕甘总督福康安与新疆各地官员奉旨缉拿与甘肃新教回民起义有关人员而形成的记录,第三组为除以上两组之外散见于档案中的回民事例。兹将各组中的事例摘要开列于下,并综合档案内容,述其大要(表13)。



通过分析和归纳上述回民事例,笔者试图对乾隆时期陕甘回民迁移新疆的基本动向和特点作初步探讨。

按照清朝规定,民人需持路票出入嘉峪关,而西出嘉峪关即意味着告别内地,走入原为“异域”的新天地。档案中多称之为“出口”或“到口外”。这里的“口”就是嘉峪关。

4中收入了有具体出口时间记载的回民34人,结果显示,乾隆2130年段2人、3140年段13人,4150年代19人,乾隆三十年代以后,几乎每年都有多个出口事例,四十年代以后更加密集,反映出经过统一之初的流动开始阶段,到乾隆三十年以后,内地回民向新疆的流动日益频繁,逐渐成为一种常态。



再来看回民的移出地。表5收入可知籍贯的68人,移出地按省别论,均在陕甘两省,其中甘肃59人,陕西9人。这是不完全统计,因此我们很难据此结果就得出两省回民向新疆流动的比例如此悬殊的结论,但相比之下甘肃出身者所占比重突出,应是可以肯定的。再从表中甘肃省内的地域分布看,除了河西地区的3例,几乎都集中在省会兰州府以东的甘肃中东部地区。这样的数字并非偶然,应与清代该省内回民聚居地偏在东部的特点直接相关。当时属于甘肃东部的灵州、盐茶厅、固原州,今已划入宁夏回族自治区,秦安、秦州、伏羌(今作甘谷)几县邻近宁夏的地区,在1950年代设立了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当代行政区划的这些变化也反证了清代甘肃回民人口集中于东部的事实。至于河州、西宁等地,今天已经划入青海省,为撒拉、东乡等穆斯林族群的聚居地,因此表中的河州、西宁回民很可能就是撒拉、东乡等穆斯林族群的移民。至于靖远出身者尤多的缘由,与当时缉拿起义回民家属有关,前已说明,不再赘述。

见于这些事例的又一项重要内容,是近半数的回民在供词中对自己的年龄有供述。不过移出时的年龄多不见于供述,笔者根据档案记载之年的年龄减去在新疆居留年数后算出,经过整理制成表6。表6中的35人,出口(或作“出门”)时年龄在50岁以上的2人,年龄在4049岁之间的2人,3039岁之间的8人,2029岁之间的16人,19岁以下的4人,仅知道档案记载时年龄而无从推断者3人。这一数字分布向我们显示,当回民从内地向新疆迁移,其主体是40岁以下、20岁以上年龄段的人。这一特点并非回民独有,应是内地移民的共同特征。相对年轻的一辈,能够较好地忍受长途跋涉的辛劳,从无到有地打拼,也较能承受人在异乡的种种艰辛及因之而来的身心双重的压力。



表中所有人均为男性,其中很多人系与亲友同行。当然,携有妻女的例子不多,仅可见到在伊犁、乌鲁木齐从事屯田的绿营兵苏旺成、马天福,以及作为户民移居昌吉的王天斗有这种情况。他们均属于北疆移民,符合清朝鼓励携眷永驻或携眷屯垦的政策,故为举家迁移。其他人多为商民身份,在南疆活动者居多,政策上不允许携眷,不过父子、兄弟一同出关,或一方先行,另一方随后来投靠的例子不少。如父子关系的有赵钧瑞/赵世保,妥江/妥六十五,马中相/马呼腮子,铁已已子/铁文喜,韩永贵/韩得,杨子福及其父亲,哈义/哈阿利子,这应当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有几例为十几岁的少年人出口谋生,但他们都是在父辈或叔辈带领下来到新疆的,如妥六十五到口外时年仅15岁,但其父妥江已45岁,为父子同行。同样,马呼腮子出口时14岁,其父马中相33岁,也是两人同来。至于兄弟相伴的事例,则可举出黄彩/黄宣,哈义/哈治娃子,曹志及其兄,喇进举/喇进建,王天斗之从堂弟王天禄,韩忠及其堂弟侄子等。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清朝曾规定内地民人出入南疆不得携眷,直到道光初年才正式解除此禁,也因此而有只准单身商民入南疆之说。不过要弄清楚的是,单身仅指不带女眷,而男性家族同行之例,则比比皆是。

6还让我们对回民在新疆的居留年数有了一定的了解。从中可知近半数的人,自出关以来在新疆居留的时间已经超过10年。其中时间最长者为赵钧瑞,达22年。他是最早进入新疆的内地回民之一,在当地经营顺利,发展甚好,只因为卷入了叶尔羌办事大臣高朴私卖玉石的案件而获刑,一切戛然而止。其他如哈明、马中相/马呼腮子父子、马国英、马起蛟、赵世洪等人,也都在十数年以上,显示出相对稳定的居留状态。又如表中的李应福,虽然其出口时的年龄阙载,但乾隆五十年(1785)时他以73岁的高龄仍在叶尔羌经营店铺,如果不是在当地拥有较好(或较稳定)的生活环境,就很难解释。



四、乾隆时期留居新疆回民的地域分布和谋生情况

在考察、分析了陕甘回民移出情况之后,本节讨论回民在新疆的地域分布和谋生情况。

前节所列事例充分表明,乾隆年间回民在新疆的分布已经遍及天山南北。在北疆,东路乌鲁木齐所属地区(如迪化州、昌吉县、奇台县、库尔喀喇乌苏等)及巴里坤、北路的伊犁、塔尔巴哈台等,都有回民居留。在南疆,从地理位置偏东的哈密、吐鲁番,到沿塔里木盆地北缘向西分布的库车、乌什、阿克苏、喀什噶尔,再到盆地西南缘的叶尔羌、和阗,回民的足迹无处不在,而相对较为集中的,是南八城中东四城之一的阿克苏和西四城之一的叶尔羌。

可以与上述情况相印证的,是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陕甘总督福康安的一份奏报。其中讲到:

伏查此案咨缉回民,因从前审办逆回时,据各供出亲属人等,均已先期出口贸易,随经各该州县开列姓名,详请前督臣李侍尧移咨新疆各处查缉,解甘办理,并有各属径自关移查拿者。嗣准乌鲁木齐、塔尔巴哈台、阿克苏、喀什噶尔、乌什、哈密等处,陆续按名拿解前来。

是年四月,甘肃新教回民第二次发动武装反清。起义者在盐茶厅举事,先后攻略靖远、安定、会宁、伏羌、隆德、静宁、秦州、秦安、华亭、庄浪等地,最后在通渭县石峰堡与清军对峙,历时两个多月而失败。福康安此奏旨在向朝廷汇报新疆通缉甘肃起义回民家属的情形。当时在新疆的通缉行动已经严重扩大化,许多不在名单内的无辜贸易回民也相继遭到逮捕。另一方面,奏折中提到的多个缉查地点恰与前文所举事例中回民的分布地域相吻合,从一个侧面提示我们看到回民在新疆的广泛分布。

如前指出,陕甘回民进入新疆,乃与内地汉族向新疆的迁徙同步并行,并非孤立现象。不过由于回民的宗教信仰及生活习俗,他们除了与汉族人一样,或务农,或当兵,或经商外,也从事某些有特色的行业,并在生活方式上保持着自身的特点,与当地穆斯林社会有较多接触。总的来说,回民在新疆的谋生方式表现为以下数种。

(一)经商或从事手工业

各组事例中,从事与商业有关活动的人最多,这或许是回民在新疆最多见的谋生方式。很多先行研究都曾指出,受历史传统影响,回回民族素有商业民族之称。这种擅长经商的特质,在新疆也得到充分表现。当然,按通常概念,经商又有“行商”与“坐贾”的区分,前者流动性大,后者则开店经营,比较稳定,规模上也容易发展。不过从乾隆年间的新疆事例看,两者的界限不是很清晰,长途贩卖与店铺经营兼而有之的事例也不乏见,这与新疆地处西陲,而商人经营的多为内地商品,因此必然伴随长途转运,当有很大关系。

来看开店经营的的具体例子,杂货店相当多见。“杂货”一语泛指各种日用商品,此类商品的货源一般来自内地省份,通常有瓷器、丝绸、布匹、药材、铁器、茶叶,以及各种日用物件。据赵钧瑞之子赵世保供述,他从苏州购进的货物包括了濮院绸三十箱以及瓷器、顾绣衣服和其他杂货,零星杂货类更是多种多样,小到手帕、小荷包、缎子绒领等维吾尔妇女亦喜爱的东西。此外,从赵钧瑞派人从阿克苏送往叶尔羌后来被没收入官的货物看,他还经营着黑糖、白糖、冰糖,及银鱼、海参、鱼翅等内地产的海鲜类商品。

另一方面,乾隆五十三年(1788)因违禁贩卖大黄而被捕的西宁回民李生贵、马有德等,则是典型的行商方式。两人于前一年贩卖雨缨子等杂货出口,沿途售卖,遂来到乌鲁木齐。货物售完后,听说茶叶、木碗、大黄等贩往南路可以获利,又私买大黄一千三百多斤到阿克苏售卖,然后继续西行,来到喀什噶尔贩卖余货。

除了杂货店,回民经营较多的还有肉铺和饭馆。从事例可知,许多回民自述卖羊肉或卖肉生理,两者同义,都指卖羊肉,有时兼营屠宰或加工熟食。出于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非穆斯林的汉人难以染指此类经营,而回民以此为生的十分多见。饭馆也称饭铺、吃食铺。嘉庆十六年(1811)喀什噶尔参赞大臣铁保在奏折中表示,城内“所有售卖者俱系吃食、碎小器用物件,并非大本商人”,并指出这是乾隆年间以来的现象。其中也有黄虎儿这样的例子,先开饭铺,继而受雇为人做饭,后来回到肃州放羊,职业上相对流动。再如居住迪化州的哈明,系售卖奶茶为生。

在清代的华北、西北地区,与家畜业并行的是皮毛业,这两个是回民从事较多的行业,同样的情况也见于新疆。档案中,一方面可以看到类似萨金海这样的“卖羊回民”或回到肃州放羊的黄虎儿,同时,还可以看到许多回民在新疆从事皮毛的鞣革、加工、缝制以及皮货买卖等。如乾隆四十三年(1778)因私买玉石被查问的马天怀,系在哈密开皮货店;乾隆四十九年被卷入“回经搜查事件”的马应见也是在哈密“开皮坊”。回民的手工业者也以加工皮毛的匠人居多,按照工序分工,鞣革制革者称皮匠,缝制皮活者称毛毛匠。前者的事例如迪化州的穆守荣、叶尔羌的马世德,后者如迪化州的马宗、妥六十五,叶尔羌的罗文贵等。

(二)运输业与佣工

在西北地区以及新疆的贸易活动中,运输业的重要性一如前述。用于运输的运力或为骡马或为骆驼,而对于担任运输的人员,称呼上又有车户、脚户、车夫、驼夫、骆驼客等多种。名称的多样不全是任意,它体现着从业者的劳动方式。一般来说,车户、脚户自己拥有生产资料,如车辆、畜力,他们雇佣车夫、驼夫、骆驼客为其赶车或拉拽骆驼、骡马。西北地区直到近代,这个行业仍以回民为主,而本文的众多事例也体现出这一特点。如西宁回民韩得,自幼随父亲出口,父亲死后一度返回肃州,乾隆四十一年再度前来,在天山南路“赶车生理”,不仅拉货,还承揽了要入京觐见的喀什噶尔伯克的行李车,他的身份应属于车户。另一方面,受雇的车夫可举明启华、王之得二人为例。明启华原在叶尔羌佣工度日,因办事大臣离任回京,需要车夫,便雇了他和其他几人“拉马赶车进口”。王之得自乾隆三十六年起在口外各处“受苦”,即出卖体力为生,四十年受雇为运送官茶的驼队拉骆驼,因此来到伊犁。类似明、王二人以出卖体力为生的佣工者相当普遍。他们大多处于生活贫苦、缺少保障的状态,因此也最不安定,对异乡并无留恋,当衣食无着,也容易铤而走险。乾隆五十年(1785)发生在奇台县西葛根的盗窃户民骡马案,就是以麦宗朋为首的几个佣工回民结伙而为,在骑行至哈密时被拿获。

(三)驻防屯田兵

新疆统一后移驻当地的绿营兵力有一万数千人,主要派自陕甘各提标,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回民兵弁。佐口透在《新疆民族史研究》中专辟一节讨论新疆绿营中的回民兵士问题。苦于缺少乾隆、嘉庆时期的史料,他举出年代较晚的《清宣宗实录》、璧昌《守边辑要》中的道光年间的若干例子,并引用同一时期或更晚些进入该地区的拉德洛夫(V.Radloff)、瓦里汗诺夫(Ch.Valikhanov)、兰斯代尔(H.lansdell)等人的旅行见闻。1850年代到过伊犁的拉德洛夫称伊犁地区有“汉兵”(指绿营兵)3000人,由汉人和东干人(即回民)组成;1882年到该地的兰斯代尔则称发生新疆穆斯林民众大规模反清之前的1862年,伊犁河谷的东干人估计达到6万。这些记载无疑都有参考价值,佐证了19世纪中叶以后北疆的驻防屯田绿营里有相当数量的回民兵士以及家眷。然而,若要探究这一现象的源头,仍要回溯到乾隆中叶以后。

在为数不多的相关档案中,在伊犁的屯兵苏旺成和在库尔喀喇乌苏的屯兵马天福是有关乾隆年间的两个代表性事例。籍贯甘肃靖远县的回民苏旺成早年在金川军营顶食名粮,后来在西宁镇总兵辖下的喇课营充当马兵,于乾隆四十四年(1779)携眷赴伊犁屯田。我们知道,绿营兵进入伊犁的历史与驻防八旗兵基本同步,自乾隆二十六年开设兵屯以来,人数逐年增加,乾隆三十四年已达到二千五百名。这时的绿营为换班制,官兵均单身赴任,定期更代。乾隆四十三年,经将军伊勒图奏准,改为与驻防八旗同样的携眷永驻,以节省费用和减少绿营官兵的负担,次年正式实施。据奏报,乾隆四十四年原定派往伊犁的陕甘绿营官兵三千余名,连同家属,共迁徙了一万一千八百余人。很显然,苏旺成的携眷赴伊犁就发生在这一背景下,不难想象,在携眷赴屯的队伍里,像他这样的回民兵弁不在少数。

马天福所在的库尔喀喇乌苏屯田始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也在乾隆四十年前后实行携眷。玛纳斯裁撤兵屯后,一部分屯兵并入库尔喀喇乌苏、精河屯点。虽然仅根据目前档案内容,尚无法判断马天福系何时派到当地,但可以看出他为了从事屯田劳动,需要长时间留在屯点而与家人分离,这才使得马仲良有机可乘,与其妻勾搭成奸。这条史料也让我们从中看到了屯兵生活的部分细节。

(四)户屯劳动者

乾隆二十九年起到昌吉种地的户民王天斗,可以看做是农业移民中回民的代表性事例。笔者曾经专文研究乾隆年间清政府在甘肃实行的移民出关活动,这项有组织的农业移民活动开始于乾隆二十六年,在乾隆四十五年宣告结束,应募而来的一万多户移民被有计划地安置在天山北麓以乌鲁木齐为中心,东起巴里坤、奇台、济木萨、昌吉、阜康,西至玛纳斯、库尔喀喇乌苏的各个屯区,昌吉便是内地农业移民较为集中的一处。这当中无疑包含了大量内地回民,只是囿于史料,尚难以单独就回民户民作更深入的考察。在当代,昌吉是新疆唯一的回族自治州,成立于1955年,这一行政建置可以间接佐证清代以来内地回民在此大量聚集的事实。2002年笔者造访当地时,曾与昌吉州属的米泉市回族耆老交谈,他们一致认为回民迁入当地的历史要追溯到乾隆年间,而在清末陕甘回民起义之后又有大批回民后续迁入。不过当地所编文史资料多采自口述史,尚需要第一手史料的记载与之印证。笔者通过爬梳档案,第一次发现了王天斗、王韩氏、王天禄等回民户民的实例,这固然令人兴奋,但还远远不够,还需要今后持续地耐心搜寻。

五、余论

以上各节以乾隆时期为中心,尽可能全面地考察了来自甘肃、陕西的回民如何进入新疆并在当地落脚谋生的情形。其中所涉及的回民移居新疆的事例堪称丰富多样,有助于生动展现这一移民群体在当时的西迁大潮中的样貌与动向。当然,这些考察对于清代回民的新疆迁移研究这一课题来说,还都只是初步的研究。就现阶段的进展而言,至少还有以下问题值得积极关注。

第一,目前掌握的回民事例,绝大多数居住在南北疆各城及其周边,从事有关商业或其他流动性较强的职业,而较少有与农业相关者。应当如何理解这种情况,即视其为回民移民在新疆居留的一个特征,抑或纯属史料阙载所致?这个问题还需要继续追踪观察。

第二,移民进入他乡,势必面对如何与当地社会相处乃至融入的重大考验,回民移民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回民经过与内地汉族长时期的杂居共处乃至有条件的通婚,无论在日常用语,服装穿着,甚至相貌上都逐渐接近,也因此或被称为“汉回”。然而在他们向西迁移,进入新疆时,除了作为内地移民的一部分与汉族移民具有共性之外,作为来自内地的穆斯林,从生活习俗、宗教信仰到心理认同,又与汉族具有明显差异,而与当地的穆斯林社会具有共通之处。当他们在新疆进行社会构建,这种族群特点如何影响到他们与汉族移民群体,以及与当地穆斯林群体的关系,也是值得进一步认真探究的。

第三,乾隆后期,由于清廷未能妥善处理西北回民社会内部的新老教派之争,轻易介入并偏袒一方,导致新教回民武装抗清。第一次起义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三年后的四十九年又爆发了更大规模的武装反抗。面对回民的反抗,清廷采取了极为残酷的镇压措施,并将镇压范围扩大到在新疆的起义回民亲属,对回民在新疆的宗教生活也严加监管。此后清朝虽然没有直接限制内地回民出入新疆,但回民所处的社会环境较前恶化,是不争的事实。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加重了新疆的回民移民与清朝统治者的对立,甚至演变为同治初年穆斯林反清大起义的一个导火索。这一点,也是观察清中后期居留新疆之回民移民群体时需要格外关注的。


参考文献:

[1]参见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吉川弘文馆,1986年),第Ⅲ部之附论“新疆における回民”。

[2]在利用档案来关注和考察居留新疆之内地回民问题上,美国学者米华健(James AMillward)的成果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参见James AMillwardBeyond the PassEconomyEthnicity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

[3]余澍畴:《秦陇回务纪略》卷1

[4]如路伟东在《清代陕甘回民峰值人口数分析》(载《回族研究》2010年第1期)中推算,同治以前峰值期的陕西回民人口大约占该省人口的一成到一成五,约200万上下,同期甘肃回民人口则占三成以上,至多不超过五成,约550万到600万之间。即使如此,也是非常可观的数字。

[5]见路伟东:《清代前中期陕甘地区的人口西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3卷第4辑,2008年。该文将陕甘人口西迁的地理东界划在了河西、安西一带加以阐述,与本文以新疆为讨论范围的宗旨不同。

[6]参见王希隆:《清代西北屯田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6061页。

[7]参见华立:《清代新疆农业开发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章,第2节,5861页。

[8]达林、永铎:《乌鲁木齐事宜》,户口(商民附)。

[9]《平定准噶尔方略续编》卷16。椿园:《西域闻见录》卷1、卷2

[10]本组15例,史料来源主要为(a)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汇编》第1册(中华书局,1994年),以及(b)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折件,(c)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以下略作《军满档》)。表中简注各有关史料出处,其中(a)后之数字为页码,(b)后之数字为文件号,(c)后之数字为胶片的缩微号。

[11]严格来说,事例中“出门”与“出口”的意味不完全等同,从有些事例可以看出当事人用“出门”指离乡,离乡后未直接到口外,而是先在肃州、安西等地逗留,然后到“口外”,即进一步西行进入新疆。笔者摘录事例时对能够区分者尽量作了区分,无从区分者按出口对待。

[12]《奏稿》第18册,日本东洋文库藏,乾隆四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福康安奏。

[13]今永清二:《中国回教史序説——その社会史的研究》,弘文堂,1965年。

[1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第1册,中华书局,1994年,第718722页。

[15]同上书,第851852页。

[16]《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71辑,台北故宫博物院,1982年,第778页。

[17]《军机处录副奏折》(汉文),民族事务类,嘉庆十六年(无月日)铁保附片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8]参见佐口透:《新疆民族史研究》,第303305页。

[19]米泉市于2007年划入乌鲁木齐市,改称米东区。

[20]米泉市政协文史资料编辑室编《米泉回族》书中收入邓菁所撰《米泉回族的来源与分布》一文,称乾隆年间曾由甘肃河州迁来回民两万余户,其中五百五十余户迁居乌鲁木齐地区,未注明所据,而笔者在档案及其他史书中亦未得见类似记载,似不足为信。而苏永德《略谈新疆回族源流》(载《回族研究》,1994年第4期)谈到昌吉二六工乡军户村一些回族老人称他们的先辈是乾隆四十一年被发配到昌吉的屯犯,则提示我们遣屯中的回民遣犯也构成了昌吉回民的一个源头,值得注意。

[21]研究同光年间新疆穆斯林事变的张中复及金浩东(Kim Hodong)均指出,本次回民起事的导火线之一是当时新疆各地盛传“洗回”的流言,使得回民人心浮动。见张中复《清代西北回民事变:社会文化适应与民族认同的反思》,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第119页,及Kim HodongHoly War in ChinaThe MuslinebelIian and State in Chinese Central Asia1864-1877Stanford Press2004p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