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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瑶山调查与费孝通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

作者:奂平清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年5月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 282

【摘 要】大瑶山调查在费孝通的民族研究有着重要地位。1935年第一次大瑶山调查时,费孝通主要以体质人类学为视角,从体质、文化、语言等方面研究特定民族。以这次调查及对民族的认识为基础,费孝通曾对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提出质疑。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在思考中华民族“多”与“一”的关系过程中,逐步认识到必须要从历史的视角、从整体研究和微型研究相结合中探讨中国各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形成以及各民族交往融合等问题,并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重要理论。费孝通对大瑶山的历次调查,深刻地反映出其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的历程。

【关键词】费孝通;大瑶山;民族研究;理论自觉


民族研究是费孝通一生的重要研究课题之一。在1935-1988年间,费孝通曾五次到广西金秀大瑶山做实地研究和考察。如果算上他在1951年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时在广西龙胜等地的瑶族村寨的访问考察,就有费孝通“六上瑶山”的说法。[1]大瑶山调查对费孝通民族思想与理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首次大瑶山调查时,费孝通主要是从体质、文化等方面研究少数民族及其特点,后来逐步转向更注重从历史角度探究民族的形成过程,更注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以探讨中国各民族的交往与交融过程、中华民族的形成及凝聚力等问题,最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费孝通的历次大瑶山调查,清晰地反映出其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历程和轨迹。

一、费孝通的第一次大瑶山调查及对顾颉刚“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质疑

费孝通曾指出,他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根子可以追溯到1935年广西大瑶山的实地调查,在理论上则可以说史禄国老师的ethnos论是个“促成剂”[2]

费孝通于1934年进入清华大学师从俄国著名人类学家史禄国学习人类学,计划依次学习体质人类学、语言学、社会人类学,实际上只完成了体质人类学的学习计划。[3]因此,虽然史禄国的ethnos(民族)理论有十分深刻和丰富的含义,远不限于体质人类学的窠臼,但费孝通对于史禄国关于ethnos思想的理解,是在晚年时才逐渐深入的。[2]受吴文藻、史禄国两位导师观点和建议的影响,费孝通于1935年清华大学研究院毕业后,决定在去英国留学深造前做一个国内少数民族的实地调查研究。在19351018日至1216日期间,费孝通偕同妻子王同惠进入广西金秀大瑶山做民族研究。因在考察中遇险,费孝通受伤,王同惠不幸遇难,对瑶山各集团逐个进行调查的计划也就未能得以继续。此次大瑶山调查,是费孝通最早接触民族问题和实地考察少数民族。[4]在这次调查中,费孝通自己主要是用体质人类学的人种类型分析法,测量瑶山居民(包括苗、瑶、壮等“特种民族”)的体质。在大瑶山调查后,费孝通根据王同惠的笔记整理完成了《广西省象县东南乡花篮猺社会组织》一书。在江苏老家养伤期间,费孝通做了“江村经济”调查。193610月,费孝通携带大瑶山调查和江村调查两份资料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受导师弗思(R.Firth)的建议,费孝通决定用“江村”调查资料而不是大瑶山调查资料撰写博士论文,随后受到到马林诺斯基的注意并在其亲自指导下完成了《江村经济》博士学位论文,这一研究也成为了世界人类学里程碑式的作品。费孝通在从英国留学回来到昆明后,虽然导师吴文藻正在云南主持中国民族学会和民族学研究,但费孝通主持和组织的是农村社区类型比较研究,以探索战时及战后中国农民的生计与农村的出路,对民族问题也就没有机会做进一步的研究。因此,在费孝通学术生涯的早期,他对民族及民族问题的认识,主要是以首次大瑶山调查的认识为基础的。

1939年,在中国面临民族危亡的时刻,历史学家顾颉刚提出并论证了“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认为中国各民族在数千年的混合过程中早就没有了纯粹血统。而且,中国人自来没有种族的观念,只有文化的观念,在秦始皇统一中国时,就开始有“中华民族是一个”的意识了。“五大民族”是中国人作茧自缚的叫法,易成为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借口。因此,我们对内没有什么“民族”之分,对外只有一个“中华民族”,凡是中国人都属于中华民族。[5]此文发表后,各报刊纷纷转载,也引起了热烈的论辩,许多学者积极响应和支持,也有学者提出质疑。费孝通以在大瑶山调查中对民族和文化问题的认识为依据,就“中华民族是一个”进行论辩。与顾颉刚在nation(国族)层面理解“民族”不同,费孝通认为所谓“民族”是语言、文化及体质上相同的人,中国除了“五大民族”,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在广西大藤瑶山中就看到不但瑶汉之间有明白的界线,而且就是在瑶民之间,各个族团根据了他们在文化、语言、体质上的不同,各有组织,不相通婚,时有冲突”。中国人在文化、语言和体质等方面有很大差异,中国要达到政治上的统一,不一定要消除“各种种族”或经济集团之间的界限,而是要消除政治上的不平等。[6]

顾颉刚对费孝通的质疑做了长篇答辩,指出自己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理论的目的不只限于“政治的统一”,更是希望达到“心理的统一”。顾颉刚还称自己之所以“冒失地闯入社会人类学”专业领域,完全是出于时代的需要,面对帝国主义分化中国的各种宣传与政策,“研究人类学和人种学的人”都应当“从实际去考定中国境内究竟有多少种族”,而不应随声附和说中国有五个民族,否则就会为分裂势力所用,“陷国家于支离破碎的境地”[7]

对于顾颉刚的答复,费孝通再没有写回应文章,辩论也没有再持续进行。费孝通在后来的回顾中称自己没有再写文章辩论的原因是这种涉及到政治的辩论“对当时的形势并不有利”[8]。但更为深层的原因应该是费孝通在此次辩论中有所反思,认识到在民族国家问题上,他之前的学科视角确实有其缺陷,顾颉刚的民族研究视角与立场则对其产生了很大的触动,而且他也是接受了顾颉刚上述劝告的。在费孝通的相关作品集及年谱中,都没有收录和提到1939年与顾颉刚论辩的《关于民族问题的讨论》一文。有学者认为“大概是编辑者没有找到”[9],其实真正的原因应该是费孝通自己不愿意收入。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在基本立场、论证方法与观点等方面,与顾颉刚的“中华民族是一个”有高度的相似性与一致性。费孝通后来在民族研究中对历史因素的重视,无疑是受了顾颉刚的深刻影响。

二、建国初费孝通的民族调查及对中华民族“多”与“一”关系的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贯彻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政策,费孝通参加了民族识别与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其研究重点也由农村社区研究转向民族研究。

1950年后的少数民族地区调查访问和民族识别工作中,费孝通深感我们关于中国少数民族的知识太少,因此倡议对少数民族的历史与现状进行调查。在参与民族识别和少数民族社会调查中,费孝通也在思考“中华民族”与各个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正如他在后来的回忆中所说的,如何看待汉族、少数民族和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是民族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困惑,直到1989年他提出“多元一个”理论后,才初步走出了这一郁积多年的困惑。[2]

1952年费孝通到中央民族学院任副院长并从事民族学的教学研究工作。在此前参与筹备建中央民族学院的工作时,费孝通就提出建议,聘请历史学、语言学、民族学的专家到民院执教和从事民族研究。他自己也承担了综合介绍各民族历史的基础性课程,在编写此课程讲义的过程中,他深切体会到中国各少数民族在起源和发展中的密切关联,中华民族也正是在这种各民族间密切关联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2]

费孝通在对民族识别和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反思中指出,我们在很没有训练、没有充分准备好的情况下冒冒失失地上阵到少数民族地区去搞调查,虽然收集了不少资料,但在理论方面并没有多少东西。[10]他认为,这些调查工作帮助了国家规定民族成分的工作,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实践提供了政策依据。在这些调查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国民族研究和民族学,突出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这对当时的民族工作是适宜的,民族学的学科地位也得到承认。但是,把研究对象限于少数民族的民族研究,其主要缺陷在于将部分从整体中割裂出来,使得我们难以看出与汉族的关系,也难以看出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整体中所处的地位,也不易掌握各少数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对中国少数民族的研究“只能是民族学范围内的一个部分,而不能在二者之间画等号”[11]。费孝通在与林耀华合写的《中国民族学当前的任务》中也指出,民族学不是仅仅研究少数民族的学科,也要研究汉族。[12]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费孝通的民族研究也随之而终止,他关于民族研究的许多反思与设想也就没有了深入开展的基础。

三、1978年后费孝通的大瑶山调查及其理论

1978年,费孝通应邀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庆祝时,顺路重访大瑶山,并产生了对大瑶山这一民族研究的“良好园地”和“实验室”进行深入调查研究的念头。之后他安排胡起望等人对大瑶山开展深入调查研究。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到大瑶山调查,对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时的区划问题及“以粮为纲”政策对当地生态和经济所造成的重大破坏进行了反思。1982年,金秀瑶族自治县成立30周年时,费孝通参加庆祝活动,并第四次上瑶山考察当地的发展状况。1988年,费孝通五上瑶山,并到了1935年的调查地六巷。

在第二次大瑶山访问调查后,费孝通陆续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族研究的讲话和文章,对中国民族理论做深入地思考与探索。与第一次大瑶山调查相比较,他在研究视角和方法等方面有了重大的改变,包括在民族研究中更注重历史因素、更注重微型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探索民族的形成、发展与凝聚规律等问题,其研究视角也更具理论关怀和全局意识。这些改变对他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等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深刻地反映出他在民族研究上的理论自觉。

(一)在民族研究中注重历史分析

费孝通在反思中指出,过去我们对“民族”的认识是很片面的,更多地关注民族及其文化的差异性,往往关注民族的“一些独特的风俗习惯”[13]。“民族”实际上是随社会历史的运动而发生变化的,因此,“要理解当前的任何民族决不能离开它的历史和社会的发展过程”,对各民族现况的调查研究,也必须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在学科上说就是社会学或人类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2]。以大瑶山瑶族为例,其各个集团的语言不同,以前认为是方言的不同,但后来研究发现,其中花蓝瑶、茶山瑶和盘瑶所讲的话分别接近苗语、侗语和瑶语,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可以明白这些不同的集团分别在不同时期从不同地方迁徙到大瑶山的,自然也就保留一些原来的语言。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过程,不可能作微观和具体的观察,只能借助相关史料、遗迹和现在仍然保留的风俗、习惯、传说等加以推考。[10]正是对历史因素的重视,使得费孝通能够将一向不看重史料和历史研究的社会人类学功能论扩展为“历史功能论”,使得功能论的包容度和诠释力到了增厚与加强。[14]

(二)在微型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中探索民族形成与发展

潘光旦对苗、瑶、畲三个民族间的历史关系的设想与分析中提出,实际上各民族多是由那些原来不相认同的人逐步融合而成的,汉族也是在历史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而发展壮大的。[15]费孝通非常重视潘光旦这种宏观历史研究的视角在中国民族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认为在今后的民族研究中,要注重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相结合。在微观方面,要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在宏观方面,就是要对“中华民族”这个共同体的形成进行科学的论证。[16]

费孝通在对《中国少数民族》一书编写情况的反思与总结中认为,其不足之处是既缺乏宏观总结,也未做到微型调查。今后我们既要有宏观研究,还要有切实的微型调查。要在深入的“微”(指“直接的观察”)与“型”的研究中,推进中国的民族研究。[10]“盘村瑶族”调查就是费孝通倡议的在大瑶山里一个集团一个集团地进行“解剖麻雀”的“微型”调查。他指出,要全面了解大瑶山的社会,还需要了解这里瑶族之外的壮族和汉族等其他民族。[17]就大瑶山调查来说,它在当地是一个宏观研究,而对瑶山中的一个村寨、一个集团的调查则是它的微型研究。而对整个瑶族、汉族或中华民族的研究,就是一个更大程度的宏观研究,大瑶山研究就成为局部的微型调查。[18]费孝通的大瑶山研究计划,一是要以盘瑶村寨的调查为基础,根据盘瑶的分布分析瑶族的主流;二是研究金秀的其他四个瑶族集团,分析个瑶族接团合成瑶族共同体的过程与规律。[10]此外,还扩大研究的范围,研究大瑶山之外的盘瑶,分析今天的瑶族是否是由盘瑶在移动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成分而形成的。再进一步就是要比较研究瑶族和与它相近的苗族和畲族等山居民族有什么关系。这类研究进一步向宏观的研究发展,就是要以地区为单位进行综合调查研究。大瑶山的调查,可以看作是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这个地区的综合调查的开始。[17]

(三)从瑶族多元一体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

重访大瑶山后,费孝通反思自己在第一次大瑶山调查中由于缺乏语言学的训练,根本没有想到过大瑶山里瑶族的五个集团有不同的语言,并未从语言学角度来分析有不同自称的五个集团之间关系,只是简单地把他们看作是瑶族的五个支系。从大瑶山再调查中所获得的新知识使他想到了很多值得研究的问题,其中之一便是“瑶族的形成问题”,这也使得他“对中国各民族形成过程有了新的探索”[17],也为中国的民族研究开辟出了广阔园地。

费孝通认识到,大瑶山瑶族五种不同自称的人可能有不同的来源,不同民族的人进入了这个山区之后才形成现在的瑶族,他们是不同支流汇合而成的一条河。[17]在历史上不同时期、说不同语言的集团,陆续进入瑶山,由于共同的利益,团结起来保卫这个山区,汉人就把他们统称为瑶族,终于形成了现在的讲不同语言、有不同服饰、在习俗上也有一定差异的不同集团形成的“瑶族统一体”[18]。正是在对大瑶山瑶族形成的历史经过的微型研究中,费孝通认识到其他民族共同体也有类似瑶族形成过程的情形,也发现了“由多元形成一体”这一“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17]。他思想里也逐渐形成了解决中国民族研究理论中重要困惑(即如何理解中华民族、汉族、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问题)的一条思路。[2]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最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这一具有中国特点的民族理论。这一理论高度概括第揭示了中国各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融合过程中成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并在近代与西方列强的对抗中成为了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19]

(四)对民族平等、民族发展与民族融合实践与理论的探索

在“多元一体”理论视角下,费孝通对中国社会主义阶段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的实践进行了深入探索。

第一次大瑶山调查的经历,使费孝通认识到瑶族在历史上所受的压迫和民族形成的过程,因此他非常认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平等政策。在重访大瑶山后,费孝通认识到“少数民族从孤立到合作、从关闭到开放的过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过去因为民族不平等,少数民族被迫以关闭为主,在民族平等的条件下,少数民族必须与汉族合作才能取得发展。费孝通以大瑶山再调查中所发现的金秀瑶族自治县区划问题为例,反思和总结了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和制定政策的历史教训。他指出,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根本目的是缩小和消灭历史所造成民族之间经济和文化差距,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但由于当时对各民族的经济社会综合调查不够,所以自治地方界限的划分反而对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形成阻碍。如金秀瑶族自治县在1952年成立时,由于没有充分考虑到大瑶山山区与平地、瑶族与汉族的经济交流与联系,沿山脚划定界线,把原来山区贸易所依靠的市集划在界外,使得行政区域与经济区域不相符合,这种“画地为牢”的县界造成了自治县经济发展上的种种困难。再联系当年周恩来总理在广西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时提出不能划地为牢而影响民族发展的观点,费孝通认识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目的是要帮助少数民族发展,促进民族团结,而不是民族分割。所以自治地方区域必须要根据发展的条件来划定。[10]

费孝通指出,解放后实行民族区域自治,但对怎样发展少数民族经济、教育、文化,怎样解决经济和文化上的差距问题还认识不够。1978年以后,才认识到单靠自治是不够的,民族自治地方如果不具备发展经济的条件,还是改变不了落后的状况。解决民族问题“首先要发展各民族的经济”[4],因为民族矛盾的产生根本在于经济的原因,“团结是不能脱离经济基础的”[20]。费孝通还指出,民族地区需要汉族和国家的帮助才能实现现代化,但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文化的政策与方式必须要符合少数民族特点,不能脱离实际去强加于人。[21]我们做民族研究工作的人,有责任根据各民族的特点和具体情况进行分类,掌握个性和共性,要从各民族历史形成的具体条件、发展的前途来区别不同的少数民族。帮助少数民族的重点是要创造条件使各少数民族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要发挥民族地区自身优势,充分利用外在条件,寻找适合本地区的发展道路。[10]费孝通还十分注重挖掘历史上各民族长期沿河流和山脉迁徙的过程中形成的各民族间相互依赖的经济和文化资源,提出了“民族走廊”“民族经济协作区”等概念和一系列民族经济区域发展的设想与规划。

费孝通认为,当前中国民族领域里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实现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各民族事实上的平等必须要通过发展经济来实现。也就是说,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必须要各民族“共同走向现代化的道路”,在共同走向现代化道路上,各民族之间“共同的东西必然会日益增加,在这个意义上就是加深了中华民族内部的融合”[16]

在关于民族或文化差异与共性的理解上,费孝通在回忆第一次大瑶山调查时称,自己研究的对象瑶人实际上已经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汉人和瑶人固然有民族之别,但他们在社会文化生活上已十分接近,是同多于异了[22]。可以说,费孝通关于人类文化同多于异、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观点,从他第一次大瑶山调查时就已经确立了。[23]费孝通也非常赞同导师马林诺斯基的观点,认为人类“根本上存在着一致的共性”,而在“人和人、民族和民族之间划下具有质的差异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是完全出于一些人的偏见、臆度或别有用心,和客观事实绝不相符,所以是不科学的”[24]。费孝通认为,那种用生物多样性来类比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及其必然性的观点,也是非科学的。当今世界那些唤起种族和民族情感的强烈的呼声,从根本上来说,代表了一种在发展不平衡与不和谐世界中寻求归属的渴望。但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民族或文化的差异性源于各自所处环境和发展条件的差异。随着整个世界发生变化,各民族及其文化也不得发生不变。[25]在各民族平等和共同发展的条件与环境中,民族或文化之间的融合与共同性的形成,也必将表现为一种自然过程。

四、费孝通民族研究理论自觉的启示

费孝通在历次大瑶山调查中所取得的重大理论成果及其民族研究的理论自觉,对今天我们的民族研究仍有重要的指导和启迪意义。

在当今时代,族群或民族认同越来越成为影响各人类群体之间关系的重要因素。由于各种人类群体间发展不平衡等原因,多元文化主义和承认政治等思潮及其实践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产生广泛的影响。在这种背景下,各种人为建构的文化“独特性”或“差异性”,“在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已经成为合法的政治资源”[26](P.408)。当前,“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的冲突是全球多民族国家面临的主要国家安全危机”,我国也面临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分离、民族冲突和边疆危机。[27]

但是,受西方多元文化主义等思潮影响,中国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的某些学者严重缺乏理论自觉意识,对西方多元文化主义产生与发展的基础缺乏深入了解,并对多元文化主义思想与实践导致的族群纷争加剧和国家认同困境等现实影响缺乏反思性批判,在民族研究中将多元文化主义看作中国多民族社会良性发展的理想基础。有人甚至将费孝通的“多元一体”理论等同于多元文化主义。有些学者强烈反对“民族融合”,或者将保持“多元”作为民族研究的核心。这些观点与立场,与上述费孝通的思想和期望是相悖的。费孝通曾明确指出,自己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探索是一个“初步的尝试”,希望这一理论能“把我们的眼光导向未来,更自觉地为中华民族做出贡献”[11]。也就是说,他希望大家在此基础上,为促进中华民族的一体化和各民族平等、团结、融合等方面做更进一步的努力。鉴于对费孝通“多元一体”理论的上述误解,也鉴于“多元主义”忽视人类文化统一性而不利于人类文化之间的相互求同存异[28],笔者曾提出,对于中国多民族社会的现实和中华民族认同来说,“多源一体”概念可能比“多元一体”更符合中华民族的现实发展方向,也就是说,各民族及其文化由于所处环境与发展的不同,可能是多渊源的,其差异性或多样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长期保留,但并不意味着永远会保持“多元”的形态。[29]

在多元文化主义和承认政治的框架内对“多元”的追求,造成的结果往往是民族、文化的外部边界被过度传达,被夸大的种族性、民族性、文化性或宗教性身份往往被作为政治动员的工具[26](P.384-385)。正如费孝通所反思的,人类学中为一些道貌岸然的学者所掩饰的那种认为在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不科学的偏见”[24],往往为各种民族排斥与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所利用,对多民族国家社会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带来消极影响与后果。

当前,我国民族关系问题的核心任务仍然是通过各民族的发展实现民族平等,进而实现民族关系的良性发展和民族关系融合。但是由于“在理论上没有准确解读和坚持民族融合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中的定向和定位作用”,“在不断强化民族个性、民族意识和民族差异的同时,淡化了民族发展过程中交流交往交融和民族融合在民族关系实践中的导向性作用”,因此出现了在民族研究中“歧见增多、价值取向模糊不清且不能与民族地区发展实践实现有效对接等问题”[30]。因此,在民族或文化研究上,我们更需要有费孝通那种高度的理论自觉意识,要以促进民族平等、民族发展和民族融合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体系为指导,以促进民族关系的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为宗旨和立场。在价值观念多元化的时代,我们要防止文化的强制同化,更要警惕那种将文化差异绝对化并作为追求目标,从而人为扩大民族差异、制造民族矛盾和纷争的意识形态及其对民族关系实践的破坏作用。[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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