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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绒藏区“女子当家”制度及其养老内涵——基于四川阿坝麦村的分析

作者:林 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 545

【摘 要】在麦村这个嘉绒藏族聚居村,“女子当家”是一种在淡化父系血脉传承的基础上,以方便养老为核心的家庭制度。不同于汉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男婚女嫁、养儿防老”,麦村人更倾向于将女儿留在父母身边不外嫁,以继承家业、赡养父母。淡化父系血统的家庭继嗣制度及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模式是“女子当家”制度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基础。从养老的角度来看,“女子当家”的本质是女儿养老,可以避免养老中常见的多子女间相互推诿和婆媳矛盾等问题,在提高养老质量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关键词】嘉绒藏区;“女子当家”;房名;家庭养老;女儿养老


传统的汉族社会强调单系父系血脉的传承和延续,以此为基础,形成了男婚女嫁、养儿防老占主导的婚嫁方式和家庭赡养模式。儿子是赡养父母的正式“合法”主体,负有为父母提供根本性老年支持的责任和义务;女儿则被排除在正式的养老责任体系之外,她们奉养父母的行为主要是基于情感性的“娘家情结”,通过偶尔“回娘家”的方式提供一些感情沟通和生活照料等辅助性支持。传统的父系家族体系之下“女儿身份和归属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女儿对娘家缺乏工具性的意义”,使得女儿在有关家庭养老的研究中一直是个被忽略的角色;而且传统父权制下的“从夫(父)居、男性继承制、女性经济依附、性别角色期待等社会性别伦理规范”也确实阻碍了女儿养老的进程,使得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中性别差异显著。

然而,随着经济及社会的发展,传统父权的削弱、家庭结构的小型化、女性地位的提升等,传统的家庭养老中的性别差异发生了新的变化,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显,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和研究。但大多数研究仍然是在传统的男婚女嫁、从夫居、儿子作为“合法”养老的主体的基础上对女儿的参与养老行为进行的分析。对于女婚男嫁(招赘婚姻)、从妻居等女儿作为养老责任主体的养老行为和实践,仅有少部分学者对城市的“从妻居”及乡村社会“招赘婚姻”的养老内涵进行了分析。

笔者在四川阿坝州金川县观音桥镇的一个藏族聚居村——麦村进行田野调查的时候发现,该村一直践行着一种被当地人称作“女子当家”的婚嫁方式,该婚嫁方式既不同于传统汉族社会里以单系父系偏重的继嗣制度为基础的男婚女嫁方式,也不是简单意义上的女婚男嫁,而是在淡化父系血缘继嗣的基础上,有着深刻养老内涵的一种婚嫁方式。通过对该婚嫁方式及其养老内涵的分析,不仅可以丰富现有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社会文化的研究,也弥补了现有对女儿作为赡养主体的家庭养老模式研究的不足,进而加深我们对女儿作为养老主体的赡养方式的思考。

一、调查地域概况

2014年722日至810日,笔者一行10人分两个小组对四川阿坝金川县的麦村进行了为期近20天的田野调查,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的方法获得了大量的一手材料。

金川县位于川西北高原,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西南部,地处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大渡河上游。全县共有藏、羌、回、汉等14个民族,是嘉绒藏族文化与康巴藏族文化两大文化区域的重要交汇地带。观音桥镇属金川县辖镇,面积333.13平方公里,总人口约0.3万人,下辖6个行政村,此次我们调查的是其中的麦村。在麦村,农作及果木收入只占村民总收入一小部分,来自林地和草场的羌活、虫草等药材以及男性外出务工的收入才是村民主要的经济来源。

麦村现有178户,638人。178户中有81户的户主为女性,占总户数的45.5%638人中,女性314人,男性324人,性别比约为103.2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为90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14.1%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数为123人,占全村人口总数的19.28%。根据联合国新标准的规定,如果一个地区65岁以上的人口比率超过总人口的7%,就可以被称为“老龄化社会”,而超过14%就被称为“老龄社会”。按照这一标准,麦村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农村“老龄社区”。该村常年外出打工的村民不多,基本没有“留守老人”的情况。家庭养老是该村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方式。

观音桥镇传统上属于嘉绒藏族本部的大金部,具有嘉绒藏族社会文化的一些特征,比如当地的“房名”制度,就是嘉绒藏族的典型文化特征之一。同时,从母权文化遗存来看,金川县观音桥镇正好在当年女国统治区域的范围内,深受女国文化的影响,至今其日常生活中仍然可见大量的女国文化遗存及习俗。

在东女国的文化遗存中,一直留存至今且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了重大影响的当属在男女平等基础上的婚嫁习俗,即本文关注的“女子当家”现象。

二、“女子当家”的涵义及其实践规则

(一)“女子当家”的涵义。

在汉族社会,男婚女嫁是占主导地位、为社会所认可的婚姻形式。只有在没有儿子的家庭,才会选择让女儿留在家里,让男子以“入赘”或“倒插门”的方式做上门女婿。然而在麦村,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上、以方便养老为核心的婚嫁方式及实践。在当地,没有重男轻女的思想,也没有养儿防老的观念,甚至可以说刚好相反,他们更偏爱女儿,更倾向于“养女防老”。在婚嫁方式上,男婚女嫁与女婚男嫁都是婚姻的常态,得到同等程度的认可,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讲,人们更加偏好于女婚男嫁的形式,更愿意将女儿留在父母身边,继承家业、侍奉父母、管理家务,而让男子外嫁出去,当地人称之为“女子当家”。

麦村人所说的“当家”,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当家作主”的意思,而是当地人对他们婚嫁形式及家庭继嗣制度的一种概括性说法。

所谓“当家”,就是父母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一定的标准,在多个子女中确定一个不外嫁而留在父母身边,继承家业、赡养父母、管理家务的人。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当家”或“当家人”的基本含义:(1)当家人是一个家庭的多个子女中留在父母身边不外嫁的人。(2)当家人是父母根据自己的意愿,按照一定的标准确定的。(3)当家人主要权责有:继承家业、赡养父母、管理家务。(4)在一个多子女家庭中,当家人只有一个,且不论性别。(5)当家的核心责任是赡养父母。父母与当家人住在一起,当家人要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原则上当家人是赡养父母的唯一责任人。在此基础上,所谓的“女子当家”,就是父母在多个子女中确定当家人的时候,一般都会首选考虑将女儿中的一个留在家里作为当家人来继承家业、赡养父母,而将儿子外嫁出去。

(二)“女子当家”的实践规则。

通过对调查资料的梳理,笔者发现“女子当家”的具体实践规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有儿有女的家庭中,女儿一般都是当家人的首选。在麦村,父母在确定当家人选的时候,普遍倾向于将女儿留在身边,而将儿子外嫁出去。对麦村的人口统计资料进行分析,笔者发现在麦村现有的178户人家中,有81户的户主为女性,占总户数的45.5%。根据当地的习惯,一般谁是当家人,谁就是该户的户主。45.5%的女性户主比率说明该村女性当家的比率几乎占到了一半。

为什么在倾向于女性当家的麦村,还有一半多是男性当家呢?原因在于,将女儿留在家里作为当家人是一般父母的首选,它是一个“理想标准”,但不是绝对标准,会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作出相应的调整。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一些情况,让一些家庭无法实现女子当家,或者使原定的女子当家人选发生变化。比如在只有儿子没有女儿的家庭,那就只能在儿子中选一个当家人。或者家里只有一个女儿,原本确定是要当家的,但是女儿谈恋爱的对象是一个当家人或者对方只有一个独生儿子,那么就会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虽然女子当家的“理想标准”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会因具体的情况而发生改变,但是女子仍然是当家人的首选,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放弃这一选择。

2.当家人是由父母按照一定的标准选定的。当问到村民会按什么标准来确定由谁做当家人的时候,不同的人或家庭会有不同的说法,实际情况中有很多变通的地方,但也有一些带有普遍性的标准。比如在性别方面,女儿是当家的首选,这一点在前面已经作了较详细的分析。在排行方面没有固定的标准,也不是关键性的因素。调查发现,除了性别,人品及性格特征才是父母在确定当家人选时考虑的最关键性要素。在多个子女中,父母一般会倾向于将最勤劳、最听话、最孝顺父母、最能干的子女留在家里,这样的考虑和选择实质上是一种非常现实的理性选择。

3.在多个子女中,当家人只有一个。当家人留在父母身边,其余子女原则上都可以外嫁出去。在汉族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男婚女嫁,是以性别作为嫁娶的基础,男性是娶,男子将女子娶进门做媳妇,而女性则叫嫁,女子外嫁到男方家成为男方家的儿媳。而麦村的当家制度,既不同于汉族社会里的男婚女嫁,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女婚男嫁,它不以性别作为嫁娶的基础。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子女留在父母身边作为当家人,即当家人是唯一的,其余的子女无论性别都可以外嫁出去。而父母在子女中确定这个唯一的当家人时,更偏向于女儿。

留一个子女不外嫁做当家人,将其余子女外嫁出去也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很多时候可能出现结婚的男女双方都不是当家人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得“自立门户”。在哪里自立门户,是男方家还是女方家?如何自立门户?在此,同样不是以性别作为基础,而是以家庭的经济状况为主要依据。如果男方这边的经济条件较好,那么女方就嫁给男方,在男方家附近另立门户,这时男女双方父母都要尽力帮助这对新人修建属于他们的房子。当然,在女方嫁给男方的情况下,男方家庭会在经济上付出更多一些,在房子没有建成之前,这对新人可以住在男方的父母屋里,直到新房建成。反之,如果女方家经济条件稍好,则男子嫁到女方家,在女方家附近另立门户。即在出现需要另立门户的情况时,是男嫁女,还是女嫁男,会根据经济实力做出相对理性的选择。

4.当家人继承父母的祖屋及部分财产。房名是嘉绒藏族的一个重要文化特征,这一点我们在后面会具体论述。房名即房屋的名字,在“有名无姓”的藏族地区,房名对外具有家户及身份识别的功能,对内则具有家族传承的部分功能。父母居住的祖屋由当家人继承,祖屋的房名也就相应的由当家人继承,祖屋及房名都是唯一的,当家人也是唯一的。除了祖屋及房名归当家人所继承,在家庭财产的分配上,当家人继承的也会稍微多一点,但父母在当家人及另立门户的子女之间还是会尽量保持公平。

如果除了当家人留下,其余子女都外嫁出去了,就不存在分家的问题。但是外嫁子女的时候会有嫁妆。外嫁的子女如果离的不是太远,也可以回来耕种属于他或她的地。这种情况只能适用外嫁较近的子女,如果嫁的较远,回来种地也是不方便的,这样土地就无法“带走”了。没随外嫁而“带走”的土地就会由当家人来耕种,所以当家人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多拥有一些土地。

5.当家人与父母同住,是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在麦村,当家人与父母共同住在一起,不再分家。与父母同住的当家人平时照料父母的生活起居、负责父母的衣食住行、承担父母的生老病死,这是当家人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某种程度上讲,“当家”的核心内涵就是确定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因为当家人只有一个,所以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就相对固定了。这一原则强调了当家人在赡养父母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家人不能将这一责任向其他子女推诿,或者将其付出与其他非当家子女进行比较,在赡养父母方面,当家人付出再多都是应该的。但是,这一原则也并不是将其他外嫁或另立门户的子女绝对地排除在赡养父母的责任之外,当父母生重病或去世的时候,如果需要人手照料或者要花费很多的钱财,当家人之外的子女也会根据具体情况尽自己的一份责任。平日里有空了,其他子女也都会回去看望自己的父母,买点东西孝敬父母也都是常事。

三、“女子当家”的社会文化及经济基础

(一)淡化父系血统的家庭继嗣制度。

在汉族社会,父系姓氏的传承是父系宗族血脉传承的外在表现形式,姓氏在家族继嗣、血缘亲疏识别、婚姻嫁娶选择等方面,具有重要的社会功能,为人们所重视。但是在麦村,人们是“有名无姓”的,即只有名字而没有姓氏。“有名无姓”可以说是嘉绒藏族的特色文化之一,在这一文化里,“房名”充当了姓氏的部分功能,但其在家族传承和血缘继嗣方面又与姓氏存在着巨大的差别。

嘉绒藏族的人们没有姓氏,却有房名。所谓房名,就是房屋的名字。房名不同于姓氏,但具有姓氏的部分功能。在麦村,所有的房名都不同,但名字相同的人却比较多。在重名的情况下,独一无二的“房名”在“有名无姓”的藏族社会里,就成为人们辨别身份的重要标志。房名除了对外具有家户及身份识别的社会功能外,对内还具有家族传承的部分功能,在嘉绒藏区,房名一般会通过“当家人”一代代传承下去。在麦村,谁是“当家人”,谁就会继承父母的祖屋,

也就相应继承了祖屋的房名。从这个角度来看,房名具备了家族传承的部分功能,因为通过房名,我们可以追溯出一个共同的继嗣群,很多研究者认为房名就是一个家族制度。

虽然房名在家族传承方面与姓氏有一定的相似性,但二者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别。如前所述,共同的姓氏是汉族社会父系宗族血统传承的外在表现,它强调的是血统观念。但已有研究表明,藏族社会的血统观念比较淡薄,房名在家族传承的功能方面与汉人社会的姓氏具有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藏族社会的家庭继嗣观念里,少了汉族社会非常看重的“传宗接代”的内容。

因此,我们在麦村看到的“女子当家”制度实质是一种淡化血统的家庭继嗣制度。当家人不分男女,甚至更偏爱女性。当家人继承祖屋的房名,房名因此被一代代传承下来。祖屋是唯一的,当家人因此也是唯一的。

(二)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

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是麦村人更倾向于“女子当家”的重要影响因素。麦村至今仍然保持着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模式,当地人称之为:“女子当家,男子养家”。在麦村,农产品基本上以自给自足的方式被家庭成员消耗掉了,很少以商品的形式参与市场交换,因此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男人外出“找活路”的收入。到外面“找活路”挣钱历来都是男人的事情,女人则一般不外出,留在家里打理家务、管理农田、照顾孩子、侍奉老人。

直到今天,麦村的女性仍主要囿于家庭和农田,很少外出务工。2008年以前,观音桥镇上的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时候,村里的女子到镇上做零工的都不多,大都留在家里履行当家人的传统角色。2008年之后,镇上的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还修建了一个四星级的大酒店,附近村里的一些女性才开始到镇上打零工,她们有的到酒店做服务员,有的成了四川旅游文化公司的职员,还有一些在镇上或镇医院打扫卫生。但是这种外出务工本质上是“不离家”的,因为观音桥镇离村较近,她们每天都可以回家。

在麦村,不仅女性很少外出务工,而且从整体上看,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都不多,且大多是未婚的男性青年。

“我们村现在外出打工(在观音桥镇上打工的人不包括在内)的共有27人,大多是年轻的小伙子,年龄最大的一个42岁(男性)。其中没结婚没生小孩的占多数,结婚的只有5个,其中4个男性,1个女性……这个女的28岁,结婚后还没生小孩。

在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之下,男子一年中的很多时间将在外面“找活路”挣钱,留在家里朝夕相处的则是老人和妻子,照顾老人的具体事务也就理所当然的由妻子在承担。这样以来,如果让女儿作为当家人留在父母身边,无论在家庭关系的处理方面,还是在照顾老人的质量方面,都将是一种更为现实的理性选择。

此外,男子外出“找活路”存在一定程度的风险,这也促使人们更愿意选择女子做当家人。在嘉绒藏区,男子的外出“风险”可以追溯到清朝。“清朝封建王朝自乾隆以来在五屯地区设置了屯兵制度。以后军务频繁,男丁经常出征,死亡率很高。”土司制度时期,“男娃必须随(土司)喊随走,而且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能不能回呢”。此后,麦村男子外出的“活路”一度主要是打猎、运输等,这些都是风险都较大的职业,容易发生意外。“直到现在,交通条件改善了,才慢慢好起来。”

四、“女子当家”的养老内涵

在麦村,当人们被问及为什么更愿意让女子当家的时候,人们普遍的回答是:可以将父母照顾得更好。所以,“女子当家”的实质是一种以方便养老为核心内涵的现实理性选择。与“养儿防老”的赡养模式相比,“女子当家”的养老优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赡养主体及其职责明确,可以避免多个子女共同赡养时的相互推诿现象。

在遵循“男婚女嫁、养儿防老”的汉族社会,养老的责任是以性别作为分工依据的。按习惯法,养老责任应该由儿子来承担,嫁出去的女儿在丧失继承权利的同时,也免除了赡养父母的义务和责任。如果只有一个儿子,那么就由这一个儿子来负责赡养父母,如果有多个儿子,就由多个儿子来共同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看似儿子众多,养老力量庞大,但在现实生活中,多个儿子共同养老的情况往往是最容易出现矛盾和问题的。由于养老责任不明确,儿子间可能相互推诿,再加上儿媳的影响,最终反而导致老人无人赡养或者赡养不尽人意。尤其在有些经济欠发达的农村地区,老人的赡养问题十分突出。而麦村的“当家”制度,则因其养老主体和养老职责都相对明确,所以较好地避免了“养儿防老”模式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当家人是赡养父母的主要责任人,且当家人只有一个,所以赡养主体是确定的。当家人在赡养父母方面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要负担父母的生活起居,生老病死,赡养职责是明确的。当家人与父母同住,不再分家,使得老年人可以得到更好的照料。

(二)母女关系取代婆媳关系,避免了婆媳矛盾,进而提高赡养质量。

在养儿防老的家庭赡养模式中,虽然儿子在名义上是养老的责任主体,但是很多具体的养老事务却是由媳妇来承担的。随着传统父权的削弱以及女性家庭地位的提高,媳妇对养老行为和养老质量常常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进而婆媳关系就成为影响赡养质量的关键要素。在婆媳共处的家庭里,因为婆媳关系不合而使养老质量大打折扣的情况也经常发生。在麦村,虽然人们更倾向于“女子当家”,但因为现实的原因男婚女嫁的形式也占到了一半,因而婆媳矛盾同样是存在的。为了避免这一矛盾,他们的选择也是非常现实和理性的。既然婆媳之间容易发生矛盾而且不易化解,那就不娶媳妇,而将女儿留在家里,让男子嫁过来。

(三)由女儿来照顾父母晚年的生活起居,质量更高。

一是与交换色彩较浓的反馈式养儿防老模式相比,女儿养老则是一种以情感为基础的亲情模式,女儿对父母的照顾更多的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亲情流露。二是与儿子相比,基于性别方面的特征,女儿在照料老人的生活起居方面一般会更加细致和耐心。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女子当家”制度具有女儿养老的核心内涵,是当地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出于对养老的现实考虑而做出的一种现实理性选择。

五、结语

当前,我国的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社会保障体系还未完善,社会养老服务也还刚刚起步。在这种情况下,家庭养老将仍然是一种占主导地位的养老模式,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传统农村社会。然而随着传统父权的削弱,农村劳动力的大量外流,以及女性经济及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赡养模式正在发生变化,女儿在家庭养老中的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无论是农村社会女儿更多的参与养老的现象,还是城市社会日益增多的“随妻居”居住方式,都说明了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养老的“女儿化”倾向日益明显了。可见,随着社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变迁,人们也对家庭养老模式作出了更为理性的选择,家庭养老“女儿化”趋势可以说是人们对女儿养老优势的认可。然而,当前有关女儿养老的研究还略显不足,特别是对女儿作为养老主体的研究还比较缺乏。在麦村这个嘉绒藏族聚居村里践行的“女子当家”制度,则为我们提供一个现实的女儿养老的“理想模型”,对该制度及其养老内涵的分析深化了我们对女儿养老的认知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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