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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学视野下的传统游牧生活——基于甘南碌曲的调查

作者:李晓丽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藏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年1月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 544

【摘 要】藏族游牧民与草原为伴,他们的认知方式、生活风俗等均与草原密切相关。学术界一般认为,游牧大约是在三千年前逐渐形成,源于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畜牧业的发展。以甘南碌曲为例来审视游牧民的传统生活,其依然呈现出相对原始的生活样态,并可窥见靠天养畜逐水草而居等传统游牧生活的特征,碌曲藏族游牧民仍然虔诚践行其游牧文化。

【关键词】民族学;传统游牧;甘南碌曲


一、游牧文化的产生

藏族游牧民一生都与草原为伴,草原不但是他们生活的现实世界,也是他们精神世界的文化空间。藏族游牧民的生活与草原息息相关,他们的知识结构、认知方式以及生活习性均来源于草原,构成了藏族游牧民迥异于中原农耕文化民族的独特的价值观、行为方式与思维逻辑。张伦认为:“在漫长的岁月里,传统的畜牧业曾经创造出了灿烂多彩的草原文明,有着丰富的科学内容,包含着生态方面的合理性,在文学、艺术、医药、军事等诸多方面都为人类文明做出了重大贡献。”[1]其·朱格德尔教授认为:“把我们的土地上生息的野羊、野马、骆驼驯化成适应蒙古高原严寒酷暑气候的本地品种的牲畜,是我们祖先在文化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是为中亚和人类文明增添了新的内容。因而,这种放牧业不仅是一种艺术,更重要的是它促进了人们的智慧的发展,进而创造了游牧民族特有的独特的游牧文化。”[2]P109-110

关于游牧业产生的具体年代,说法很多。“相传在公元前3000多年的原始社会,伏羲发明了猎取野生动物效率很高的工具——网,于是人们捕获的动物大为增加。人们把食用后剩下的幼畜、伤畜进行驯养,从而有了畜牧业的雏形。”[3]P302)学术界“一般认为,游牧生产方式在公元前9世纪到10世纪,也就是大约3000年前在欧亚草原地带和非洲干旱草原地区逐渐形成的。它的出现不但晚于采集渔猎经济,也比原始农业和原始定居养畜业还要晚”[4](P154)

(一)草原的自然选择

游牧业的产生,是古代诸多游牧民族通过与广阔无垠的大草原的朝夕相处,通过与干旱、寒冷、多变恶劣的草原气候条件的持续较量而做出的必然选择,是对草原生态环境破坏力较小的一种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20世纪50年代,甚至更早时间,甘南草原也经历过定居生活,但因为其的确不适宜草原的现实生境,所以才又由游牧取而代之,并延续至今。”①青藏高原寒冷、干旱的自然生态条件决定了其并不适宜农业的发展,当然也并不排除个别地区具有相对温暖、湿润的气候,但是毕竟农区或者是林区并不是青藏高原最主要的生态类型,在青藏高原远古先民经过无数的生产、生活实践,最终确定了非常适合这一地区的生产方式——游牧业。“古羌人到达黄河河曲以后的发展,学者们的看法大概一致,认为黄河河曲草原辽阔,水草丰美,古羌人的畜牧业大规模地发展起来,由于人口和畜群的增加,古羌人很早就开始以黄河河曲为中心向四方扩散。”[3](P24)而且,经过几千年的进化与演变,产生了历史悠久而灿烂辉煌的草原游牧文化。不是说藏族游牧民便只能穿藏装游牧,如果藏族游牧民在内地生活,他们便绝对不会穿藏袍,因为太热,游牧亦然,这均是客观地域的气候以及地形、地势等生态条件所决定的。

草原生态系统属于较为脆弱的生态种类,它是经不起过度开发与利用的地域,游牧之所以成为非常适宜这块区域的生产、生活方式,是因为游牧对草原生态伤害较小。游牧民逐水草而居,依赖自然的赐予,他们深知每一块草地的习性,每一种牲畜的喜好,在深刻掌握草原生态系统习性的基础上,游牧民完全顺应自然,与大自然和谐共存。草原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能力和环境承载力,是要在草原选择生产、生活方式时必须要考虑的因素,最起码要使人类的活动不至于对草原造成伤害。

(二)群养动物的必然结果

狩猎时期在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占据着相当长的时间,人们在追逐猎物的漫长生活中,从最初的猎物不足以充饥,到猎物能够满足基本的果腹需要,直至人们获取的猎物有了剩余,便催生了人们饲养动物的可能。当人们的狩猎技能日臻精进、完美,捕获的猎物越来越多,并且在饲养的猎物中各种状况,诸如母畜、幼畜、病畜等都有所呈现,人们便逐渐拥有了对于饲养动物的全面知识的了解与掌握,于是大规模的动物饲养开始出现。

在原始的狩猎阶段,当人类祖先还在追逐野兽,以求得以果腹的时候,人类还没有进入游牧文明。只有当人类可以驯养野兽,才与草原进入了密切关系期。随着人类的驯养技术越来越好,因为有相对固定的食物来源,人类的数量越来越多,小范围的牧业生产便越来越不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此时就需要大范围的游牧以及牧民的联合生产,草原于是进入游牧时代,草原与游牧民成为互相依赖、无法分开的亲密朋友。

卡扎诺夫认为游牧民的形成大概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定居的动物饲养,第二个阶段:半定居的畜牧业,第三个阶段:专业牧人饲养或远处草场放牧,第四个阶段:半游牧化与完全游牧化。”[5](P89)前三个阶段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到了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前的青铜时代,自然环境的变化以及畜牧业的发展,使人类进入了半游牧化与完全游牧化时代。

“在公元前两千年时,中亚境内的自然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新石器时代比较温和湿润的气候逐渐为干燥和强烈的大陆性气候所代替。牲畜饮水河床干枯了,沙丘化过程在戈壁地开始了,中世纪和现代蒙古特有的气候形成了,辽阔的草原上刮起了大风,下起了挟着冰雹雷的倾盆大雨;冬天是风雪严寒,夏天是一片酷热。大部分地区气候的改变,使农业生产丧失了继续发展的良好条件,农业在戈壁地区逐渐消失。为了适应已经变化了的周围环境条件,蒙古诸部以及一部分突厥部落的祖先形成了一种特殊类型的生产经济——游牧业。这一过渡开创了欧亚大陆干旱草原牧民——游牧民的经济文化型。”[6]日本学者七户长生与中国学者丁泽雯合著的《干旱·游牧·草原——中国干旱地区草原畜牧经营》研究了干旱地区草原的自然环境生态、牧草、家畜、畜牧业经营、牧民生活等问题。他们认为:“人类从山林里单纯地猎取野生动物,到追逐着野生动物群生活,可以说这个过程是形成游牧生活方式的起点,大约发生在石器时期的中期,每个地区的历史不同,但大致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五千至四千年前的远古时期。……游牧的历史如此长久,而且这种近似于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一直到今天仍旧广泛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比如,在西伯利亚、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北极圈是放牧驯鹿的地区;在以阿拉伯为中心的广大区域内牧养着骆驼和牛;而中亚细亚则成了山羊和绵羊的放牧中心。”[7]

许多文献资料和考古证据表明,最初的人类是定居饲养动物的,这在饲养动物为少量的时候,是可以实现并满足的,但当大规模畜群逐渐形成时,定居点周围有限的草场便显得匮乏,于是游牧便应运而生。显而易见,游牧生产的诞生就在于满足大群牲畜的采食需要,而且在饲养动物的生活积累中,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草原对于他们生活的重要性,草原的健康与生机决定着人们和动物的生存。游牧民族对于草原的热爱、依赖与保护,在漫长的游牧生活中已经成为内化于血液中的本能。

我国西部草原辽阔,是游牧得以形成并发展壮大的天然资源。但是我国草原气候多变,自然环境较为严苛,游牧民在逐水草而居艰辛劳苦的游牧生活中,在长期迁徙与草原、与牲畜的朝夕相处中,形成了独特的游牧民族特有的完全不同于农耕民族的生活习惯、风土人情以及信仰价值与思维逻辑等个性特征,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以迥异于农耕民族的独特存在屹立于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岁月中。

二、游牧文化的特征

(一)靠天养畜

正是因为游牧生产更多地依赖气候条件、依赖草原牧草的生长状况,是一种基本仰赖上天养畜的生产方式,便注定了游牧经济相较于其他生产方式,具有一定的先天脆弱性。自然界的运行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藏族游牧民遵从自然界的运行规律,他们的生产、生活都是以符合大自然的规律为基本原则。然而大自然,尤其是我国西部草原的天象气候,却最是喜怒无常。因此,对于藏族游牧民来说,有些自然灾害是根本无法避免的。每每面对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虽然已经尽力维护,藏族游牧民仍然是损失惨重。

在草原上流传着这样的说法:3年一小灾,5年一中灾,10年一大灾,这是世世代代的游牧民根据切身体验总结出来的草原灾害规律,从中可以窥测出游牧生产的不易以及草原游牧业靠天养畜的本质。贾敬颜认为:“畜牧业的脆弱性,是它的致命创伤,游牧国家突然衰落或死亡,和它依赖的单一性的畜牧业本身的缺陷和不足大有关系。”[8]

草原大敌之一便是火灾,《西北民族宗教史料文摘》记载了一次草原遭遇火灾后的惨烈景象:“前行过洮河正源,见一草滩之西面,白骨累累,询问系从前冬季,野火燎原,人畜躲逃不及,该处烧毙羊千余只,马一匹,人一个,以无人收敛,故迄今白骨仍暴露原野。”[9](P459)藏族部落中一般都有防火的规定,《番例》“纵火熏洞”条说:“纵火熏洞,有人见者,其人即罚一九牲畜。若延烧致死牲畜,照数赔偿;致死人命,罚三九牲畜。若系无心失火,以致延烧,所见之人,罚失火之人牲畜5件;烧死牲畜,照数赔偿;烧死人命,罚一九牲畜。”[10](P195)

雪灾,藏族游牧民称其为“白灾”,是青藏高原藏族游牧民冬天经常会遇到的一种风雪自然灾害。“如果遭遇暴风雪,草原牧草被压在雪层下面,牛羊便无法采食,就会被饿死。而一旦情况严重,再缺少燃料,无法取火暖身,不但牛羊会被冻死,就连藏族游牧民也无法幸免于难。牦牛、藏羊等这些甘南本地畜种,在高寒草地自然放牧的情况下,每经过一个冷季体重大约会减少20%25%,俗称‘掉膘’。而造成冷季当地畜种大幅度掉膘的重要原因,便在于高寒草地冷季气温太低以及灾害性天气的频繁降临。冷季掉膘造成牦牛、藏羊等本地畜种机体羸弱,抗病力下降,所以在冷季后期通常会出现较高的死亡率。”②

“如果草原在雨季应该降雨的时节却降雨较少,甚至不降雨,便会引发旱灾。得不到雨水的滋润,草原牧草无法生长发育,牛羊便会采食不足;得不到雨水的补给,一些水源地便会干枯,牛羊也会饮水不够。”②这便会导致牛羊瘦弱,抵抗力降低,甚至大批死亡。

其他还有诸如鼠灾、狼害、传染病等灾害,藏族游牧民一旦面对这些灾害,便呈现出了游牧生产的脆弱性,他们因此而造成的损失是巨大的,并且难以避免。在20096月西藏那曲的那场罕见大雪中,大概有8万余头大小牛羊死伤,给当地的藏族游牧民带来了极大的经济损失,这些不争的事实都折射出了游牧经济靠天养畜的本质特征。

(二)明显的季节性

在逐水草而居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根据家畜的不同特性、牧草的生长状况、季节的变化、水源的供应情况等综合环境因素考虑,于是就形成了四季轮牧的独特游牧方式,这对于游牧生产来说意义非凡。

“不同的季节,草原呈现出不同的气候特点,藏族游牧民要审时度势地进行搬迁与移动,这也形成了在不同的季节里,藏族游牧民都有他们的工作重点,而除去牛羊的自然生长规律之外,藏族游牧民针对牛羊的劳作,例如配种、接羔、剪毛等活动也都具有明显的季节性。”②

从根源上来说,任何一块草原都不能满足牛羊四季的各种需求,同时,也是为了保护每一个区块的草原的再生能力与持续生机,藏族游牧民便只能按季节追逐着水草而迁徙了。可见,藏族传统的游牧经济是以不破坏大自然的生态环境为基础的,根据季节变化实行四季轮牧的游牧制度。

遵循自然法则,适应自然规律,保持大自然的生态平衡,这样草场才可能获得可持续发展。“作为牧人,放牧活动应严格按季节的更替而转移,夏季上高山,冬季居低洼,牛、马、羊各有其放牧地。不分地界,不循季节胡乱放牧,便犯了禁忌。”[11](P221)游牧生产的明显季节性使得藏族游牧民在选择草场时也有相应的不同需求——春季草场因为要考虑接羔,所以一般会选择草势较好并且背风的地方;夏季是万物生长的盛季,藏族游牧民便会选择距离水源地较近、水草丰美的所在,“在夏天多移往向阳的青山,不仅凉快,而且山上草多,牛羊吃草方便”[3](P440);秋季是牛羊抓膘增肥的好时机,藏族游牧民通常会选择牧草籽粒成熟饱满的区块,“秋季草籽成熟,牲畜急于抢食草头,牧民的帐房随着畜群移动迁往平滩”[3](P440);冬季对于藏族游牧民来说,颇多麻烦,他们一般为了尽可能地避免灾害所带来的损失,于是尽量拣选草高背风之地,以使牛羊更好地安然度过暴风雪等自然天灾,“只有到了冬天,约旧历十月,草原开始封冻,牧民们才赶着畜群返回山谷间避风,向阳较暖的地方,藏语称冬季牧场为‘更沙’,俗称为冬窝子”[3](P440)

游牧是具有客观性与合理性的适应草原的生产方式,如何使畜群的生长发育规律、牧草的生长繁殖规律以及季节、气候、地势等因素达到完美的融合,是游牧民是否优秀的技能测验,而这需要长期的实践经验积累才会获得。要熟知牛羊性情、草原植被种群状况以及观天象、懂历法,只有完全懂得这些知识的游牧民才能够更合理的游牧,使牛羊得到适时的营养补给,使草原得到适时的休养生息。

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蕴含了朴素天然的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与思想,四季轮牧的游牧方式,保护了草场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也均衡了草场的承载量,就像人的四季有不同的需求与生长规律,传统的藏族游牧民充分关注牛羊、草场等游牧生活中的其他因素,也即是大自然的生存规律。他们待自然如同待自己,他们认为自然,整个生态系统都是具有生命力的存在,都需要考虑它们的生长习性,从而可以使整个生态环境以及生存于这一环境中的所有生物都和谐共存。

(三)逐水草而居

游牧生活的季节性呈现直接导致了这种生产方式的“逐水草而居”,草原尽管属于可再生资源,但是从草原的长久生存来说,某一块区域在一段时间内是有它自身的一定的承载能力的,因而藏族游牧民才会终年与牛羊为伴,追水草而游走。《旧唐书·吐谷浑传》中便是这样描述游牧生活的:“随水草,庐帐为屋,肉酪为粮。”因为逐水草而居,所以迁徙对于藏族游牧民来说便是常态生活,他们存在的方式便在于依据季节更替,伴随马车,与大群牛羊一起,浩浩穿行于草原,但却不留下任何痕迹。

游牧民在生活中最为看重的便是牛羊和草原,他们的财富便也就是这两样,如果游牧民想要扩充个人的财富,那便意味着他们需要增加牛羊的数量,但是任何一块草地,其所能承载的牛羊数量都是有限的,过多的牛羊会给草场造成压力,甚至会使草场退化。而游牧民深知,草原是他们生活的根本,维持草原的长久生命力,同时又能保证牛羊数量的增加,便只有游牧。因此,当一块草地被消耗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游牧民便会举家迁徙,寻找下一块草地。正是逐水草而居,很好地解决了牛羊与草原之间的矛盾,使游牧民与大草原得以和谐共处,互惠互利,获得双赢。

游牧民族是逐水草而居的民族,游动是他们的特性,他们的文化便是动态性的文化。迁徙的生活使藏族游牧民并不重视物质财富的积累,因为迁移之途,便注定了他们更喜欢简单随意的生活方式。虽然藏族游牧民的不断迁徙,使他们无法更好地保留太多的物质遗存,但是他们勇敢、豁达、开放进取的民族性格以及热爱自然、崇尚和谐的朴素理念便是他们为社会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恩格斯认为:“一个伟大的基本思想,即认为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12]游牧这一经济生产方式便是过程的集合体,游牧不是单项选择,而是牧民、植被、动物、草原、环境等多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作用、彼此影响的一种过程。游牧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移动的过程中来完成发展的。游牧的本质便在于移动,只有这些围绕着草原生态存在的元素的迁移,才能够保证草原的健康与游牧生产的延续。

马克思认为:“游牧,总而言之流动,是生存方式的最初的形式,部落不是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而是在哪里找到草场就在哪里放牧,所以,部落共同体,即天然的共同体,并不是共同体占有和利用土地的结果,而是其前提。”[13](P130)依据草原的生长规律,依据牲畜的繁育过程,依据土地、植物群落、气候等的季节特点,游牧民与牲畜长年奔波于迁徙之路。游牧的这种生产特性便决定了草原的共有与共用之必然,游牧的存在之前提在于草原的集体所有与游牧民共同使用之权利,只有这样,游牧民才能够长期大范围的转场放牧,也因为如此,我国西部草原才能够在几千年的使用中依然保持良好状态。

(四)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重合

在传统的游牧生活中,游牧民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几乎是完全重合的,游牧民个体与他们的牛、羊、马等便搭建起了游牧生活的主体框架,他们彼此之间已经构成了一个相对完满的生存网络。毋庸讳言,牛、羊、马等是传统游牧民的重要生产资料,游牧民的经济产出完全依赖于这些牲畜的数量。通常来说,传统游牧民家庭的经济状况是可以通过牛羊的数量来进行初步估量的,至于诸如牛奶、酥油、奶酪等畜牧业的衍生品,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供给游牧民的饮食,而很少用于交换以产生经济价值。

而牛、羊、马等作为生活资料更是充分体现在游牧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为重要的生活资料来源,它们发挥了重要作用。“诸如游牧民的居所帐篷,其最初的原材料便是牛毛;游牧民穿的藏袍,其取材也源于动物皮毛;游牧民的主要饮食便是牛羊肉与乳制品;游牧民的燃料来源大都是牛粪。”②等等诸多迹象都表明了传统游牧生活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高度统一。

三、游牧文化的虔诚践行

(一)游牧生活的实质:游牧民、牛羊和草原的有机统一

传统的游牧生活与生产,形成了独特的属于游牧经济所特有的生物链:天—地—草场—牛羊—人,存在于这条生物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问题,他们都需要彼此依赖才能够更好的存活。游牧民、牛羊、草原是游牧生活中最重要的3个元素,它们相互依赖,互相影响,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他们构成了一个极富生命力的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而在这个生态系统中,三者缺一不可。

“如果牛羊出现异常,则人类自身的存活便也变得叵测,失去了衣食来源,对于人类来说是致命的;如果牛羊不采食牧草,而任其肆意生长,其实也就破坏了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如果草场出现异常,则牛羊的存活变得不再有保障;同时,植物的残枝败叶、牛羊的排泄物等也都是草场的天然肥料。如果人类发生异常,则草场也不复和谐,因为草场的丰美与繁盛还需要依赖人类的有意识的保护与必要的游牧才能得到维持与改善。而且,藏族游牧民在放牧的时候,并不会让牛羊把草连根拔起,而只会驱使牛羊采食露出地面的牧草,从而起到刺激牧草再次生长的作用,同时也就保证了牧草的持续性发育与成长。”②

草场系统的良性生态循环就此形成,藏族传统的游牧生产是完全依照自然法则、适应自然的充满智慧的选择。

1、游牧民是游牧生活中的主体

游牧生活看似是原始、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实则不然,这种印象的来源便在于人们对于游牧生活的不了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当好一个游牧民,游牧生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丰富经验与传统知识是一个极具科学性复杂的系统,优秀的游牧民必须同时能够掌握气象学、地理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方面的知识。

“对内陆亚细亚文明的发展,有人以为农业是比较进步,而游牧是比较原始的;其实并不尽然。人类看见植物籽粒成熟落地、发芽、生长、再结实的循环,渐渐地明白了种植的道理。这是以植物为对象的工作,其技术是比较简单的。游牧民是要把大批不同的野生动物驯为家畜。这种以动物为对象的技术,是远比以植物为对象的复杂得多。何况游牧生活是要完全依赖家畜的生长和增殖,不能一起把它们吃掉。牧人必须要知道家畜的增殖率和自己最低的消费量。取乳时必须要顾及到仔畜的营养。剪毛时还须注意到家畜抗寒的能力。这些都比原始农业技术复杂得多,而且也需要更多的观察和知识。”[14](P4)

2、牛羊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游

牧民逐水草而居,他们的住所便是一顶帐篷,帐篷的原材料便是牛毛。他们吃的是牛羊肉,喝的是牛奶,肉与乳制品是游牧民族最重要的饮食来源。他们穿的藏袍,也是由动物皮毛制成的,而牛粪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燃料来源。“草原经济比定居社会的经济更重于自给自足,牲畜提供食物、衣着、居住、燃料和运输。虽然没有内部贸易的经济必要性,草原却有对外贸易的社会必要性。”[15](P45)可见牛羊在游牧生活中充当了重要的资源角色,同时,它们的踩踏是草原保持生命力的有力媒介,也成为草原牧草恢复生机的必要动力,而牛羊的排泄物又成为草原的肥力来源。“这些牲畜中没有一种能像羊那样给草原游牧民族提供较高的经济价值。……羊供给他们以羊毛,制造盖蒙古包的毛毡。羊皮可以做衣服。夏天有羊乳,还可以做奶酪和奶油,供冬天食用。冬天还有羊肉。羊粪可以做燃料。”[15](P75)

3、草原是游牧生活必要的前提基础

我国西部拥有广阔的草原,而这正是游牧生产、生活得以实现的必要前提与基础。“虽然其余的土地是贫瘠的,但它适宜牧畜,即使不是很好的牧地,至少足以供放牧之需。”[16](P6)正因如此,历史上的游牧民族都视草原如生命,对其非常珍惜与爱护。如果失去了草原,游牧民族便也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根源,游牧文化便不复存在,所以,游牧民的一切行为都以草原的可持续发展为基准,都以不伤害草原为前提。游牧文化中最核心的因素便是爱护大自然,维持草原生态系统的平衡与和谐。而一旦草原生态遭到破坏,不仅对游牧业打击甚大,而且对地球来说,更是一种生态灾难,因为无论是从生态的多样性来说,还是从文化的多元性来说,我国西部草原的生态恶化,都是一种损失。游牧民会以大自然为风向标,及时调整自己的行为,以与大自然和谐共处为最高目标。游牧文化的最高利益并不是其经济效益,而是其生态价值,这与现代社会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并不相同,游牧生活的利益追求在现代社会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草原的组合意义

1、动态组合

草原生态系统是由多种元素构成,在草原针对游牧业所执行的任何政策选择,都要全面考虑各种因素的潜在影响。草原是天然的动态的生态空间,游牧民、牛羊、野兽、牧草、阳光、水分、微生物等元素总是处于变化之中,草原的多变使得我们对其应对的重要原则便是动,天然草原的评估体系并不是仅仅用草与畜的关系就可以确定的。

任何一块草场的价值也不是恒定的,而是处于动态的循环之中。“没有永远保持最好状态的草原,同样,只要天然草原存在游牧的生产方式,也不会有永远退化的草原。如果某一区块的草原退化了,其有可能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粪肥,不需要太长时间的休养,便又可以得到恢复,成为健康的草原。而一块牧草优质的草原,也不可能永远是如此,在不同的时间段,也会有变化。并且,草原终究是需要放牧的,草也有自身的生长周期,只有经过牲畜与草原的不断磨合,才能够最终形成充满生机的天然大草原。”②

因此,藏族游牧民的搬迁要考虑牧草的类型、生长状态、水源地的距离以及草原的地形、地势等多种元素的交互作用。“草原时空多变,没有固定的哪一块草原能够满足藏族游牧民与牛羊的各种需求。而且因为恶劣的气候条件,每一区块的草原的营养元素也并不相同,如果一旦固定于某一地方,很可能会造成游牧民与牛羊的其他种类营养元素的缺乏,从而形成某种疾患。”②所以说,草原的使用与价值在于其综合利用,只有从整体来对草原进行分析,综合起来评估,才是对草原价值的准确定义。

在不同的季节,不同区块的草原具有不同的功能。处于不同生长周期的牧草,也可以为牛羊提供不同的营养元素。游牧民只有进行游牧,把草原看作一个整体,常常游动,才能够拥有自身、牛羊以及草原的健康。某一区块不适合吃草的退化牧草,却有可能成为春季游牧民接羔的最佳选择地,所以若以单纯的放牧角度审视,其也许价值不高,因为只有从草原的组合功能价值出发,才能获得对于草原客观、理性的认知。

草原畜牧业所崇尚的并不是快速发展,而是以草定畜,只有在草原的承载范围内,不能过多,也不能太少才好。草原上的野兽、牧草种群、微生物群落等,也是同样的生存法则,都不能过量,但是完全没有也是不行的,它们都是草原生态系统的一员,不能随意开除某一类。“譬如藏族游牧民也打野兽,但绝不是赶尽杀绝,而是在保护牲畜的前提下对其进行猎杀。例如老鼠,虽然人们都讨厌它们,称其为鼠害,甚至不惜借助农药、毒药消灭它们,但是,在藏族游牧民的眼中,老鼠却是许多野兽的食物,如果老鼠真的绝迹了,那么许多没了食物的野兽便会把目光投向牛羊。”②

同理,对于草原游牧业来说,过度放牧与完全禁牧同样都不好,都会破坏草原生态系统原有的平衡,最终导致草原生态系统崩溃,因此,只有适度放牧的草原,才能在磨炼草原的同时,也能满足藏族游牧民和牛羊的多种需求。

2、退化草原

之所以专门要谈到退化草原,便在于太多人对退化草原有诸多误解。草原生态系统中本身就有不同类型的草场,草原需要经过一定时间与强度的放牧经历才能够逐渐成为好的草场,处于原始状态没有放过牧的草原不是好的草场,只要不是极度退化、土壤遭到根本破坏的草场,都是可以继续利用的草场。因此,在游牧生产中,有一定面积的退化草场是合理正常的。

我国现行的对草场退化进行评估的标准多是以牧草产量为主要指标,在这样的原则指导下,就有可能忽略草场的区域特点、草场的植物种群分布特点以及草场本身的生息规律等其他重要指标。同时,一个草原的健康程度并不是仅仅由牧草——这一种指标来进行衡量,还需要考虑牲畜、野兽、微生物等其他因素,要从草场生态系统的综合效应来进行评估。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在草原中,除了因为种种原因而导致形成的退化草场外,还有一种天然的地形——沙地或者沙漠,它们是大自然的天然地貌,具有重要的功能与作用,是藏族游牧民生产、生活的好帮手,它们绝对不能与退化草场混为一谈。

四、碌曲藏族游牧民的传统生活

藏族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民族,其是由古代繁衍生息于青藏高原的一些部族经过漫长的历史时期逐渐融合发展而形成的。“先秦时期,甘肃藏族先民羌、戎、氐等活跃在祖国西北地区,他们以游牧为主,追水草而居,部落众多,名称各异,分布广泛。”[17](P5)我国藏学界也通常认为,“藏族的先民与我国汉文典籍中称为‘羌’的民族系统有很深的渊源。羌,意为‘西戎牧羊人’,原是殷周时中原华夏族人对其西部地区以游牧为主的民族部落的泛称”[11](P58)。甘南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三千四百公尺以上之草地,则农作物与森林,难于生长,概系草原。每年冻雪期长,占全年三分之二,气候严寒,仅适畜类与野牲生产。除河谷地,略有农村外,均采游牧方式之畜牧经营,故是区社会经济,几全以畜牧经济为主干”。③

(一)高度分散的游牧生产要素

碌曲县地广人稀,地形复杂,经济落后,当地的藏族游牧民完全依靠在草原游牧来获取衣、食、住、行和能源等所有生产、生活资料。“所谓畜牧业经济,就是对牲畜饲养和牲畜的繁殖发展及其他畜产品的利用,牧民的衣、食、住、行都来之于牲畜和畜产品。”[3](P303)然而传统的游牧生产、生活方式在带给藏族游牧民生活支撑的同时,也在某些方面给他们带来了一些不便。“牧工、牲畜、草原就是畜牧业经济生产力的三要素。以分散、群体(畜群)自营、私人所有的畜牧业是牧区部落的社会生产关系的基础,是生产关系中最重要、最基本起决定作用的因素。”[3](P310)

游牧民的生活相对独立,通常情况下他们都是独家独户进行游牧,或者两三户,至多不过几十户。“蒙人生涯,端资生出,孳养生息应须广阔地域。聚族而居,实与其生业不能相容,故村落之集团,多不过二三十户,少或二三户,远距数里,或十余里。开放地域外,几无市街。平沙无垠,人迹罕见,草原深处,始人有居,其与内地比邻者,情形稍易。”[8](P9)

游牧民的生活并不像农耕民那样群居而住,而是呈现出分散的状态。因此,我国西部的游牧民不大可能形成像内地农村那样的大规模的群居村落,接受政府统一有序的日常管理,或者经常会有集体性的活动。显而易见,这是为了适应游牧——逐水草而居这样的生产方式而必然产生的结果,这便也导致牧区生产力各要素的高度分散,并且大大增加了当地政府管理牧区经济、社会事务和发展公共事业的成本,也正因此,其在一定意义上制约着牧区现代化生产力的发展。

这种分散而居的生活状态也导致游牧民通常都相对独立,较少具有所谓的“集体”意识,而是养成了自由奔放的热情个性。其实任何一种文化的特征显现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而是彼此互相联系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游牧民的分散生活并不是突兀的一种个性,而是与游牧文化的其他特征,诸如逐水草而居等紧密关联的。

(二)相对“原始”的生活

传统的藏族游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较差,几乎全部都是“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生存状态,并且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现在,还未得到根本改变。关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方式,在历史文献中有很多记载。西汉文帝时,朝臣晃错描述匈奴人的游牧生涯是:“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广袤,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传徙,时止时去,此胡人之生业。”[18](P2285)《后汉书·西羌传》这样描述西羌人的生活:“所在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晋书·吐谷浑传》如此记载游牧民的生活:“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庐帐为屋,以肉酪为粮。”《新唐书·党项传》则这样勾勒游牧生活:“男女衣裘褐,被毡,畜牦牛,马,驴,羊以食之,不耕稼。”《南齐书·河南王传》中说:“其王治莫驾川,多畜,逐水草,无城郭,后稍为宫室,而人民犹以毡庐百子帐为行屋。”这些古籍虽说描述的是古代游牧生活,但即使处于现代社会的碌曲藏族游牧民,“他们的吃、穿、住、行等基本生活均还处在原初状态,大多数藏族游牧民居住在牛毛帐篷里,穿着传统的藏族服装,长年以牛羊肉及糌粑为食,取暖取火均用牛粪,出行则以步行和骑马为主”。②

通过近几年开展藏族游牧民易地定居项目,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碌曲一些藏族游牧民的居住条件,但未定居的藏族游牧民仍然是大多数,他们的住房简陋,居住分散,过着半定居半游牧生活。即使到如今,碌曲的藏族游牧民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存在诸多问题,一些城市人认为理所当然的生活设施,对于碌曲的藏族游牧民来说,可能还是一种奢望。譬如说用水的问题,水在人类的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因为任何人的生存都无法离开水。然而与城市里的居民相比,“藏族游牧民的饮水却存在诸多隐患,相对不安全,因为靠天然水源解决生活用水是藏族游牧民取水的主要方式,有的地方水质差,甚至不能饮用,水中寄生虫含量超标,危害着人体健康。天然水源大多是雨水或露天小溪,均离游牧民住地较远,远道取水造成人畜饮水不便,生活用水靠人背畜驮,如果遭遇雨雪、冰雹等恶劣天气,取水则更加困难。并且大多数时候是人畜公用一条路,人畜同饮一眼泉,这样就难免会有一些污染。传统的游牧生活中,人畜之间的疾病传染也是导致他们身体出现不适的一大源头”。②

(三)社会公共事业发展滞后

碌曲自然条件严酷,游牧业是藏族游牧民唯一的行业支撑。由于常年游牧,居无定所,藏族游牧民的生活艰辛异常。他们分散的居住方式,游动的生存状态,都使得为他们进行公共事业的投入较为困难。正因如此,碌曲牧区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尤其表现在藏族游牧民的健康状况上。

“碌曲几乎一半以上的藏族游牧民都不同程度地患有高血压、结核病、白内障、冠心病、大骨节病、关节炎、乙肝、包虫病等疾病,而藏族游牧民妇女妇科病的患病率竟然高达80%。藏族游牧民的平均寿命较短,一般只有60来岁。在藏族游牧民的非正常死亡中,20%以上是由于乙肝等传染病;婴儿死亡率较高,达到30%左右;因为缺乏方便较好的医疗条件,游牧民孕产妇死亡率与其他地区相比较,也比较高。”④

“碌曲藏族游牧民文化程度普遍偏低,文盲率较高。藏族游牧民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整体文化素质不高,而相对狭窄的交际范围以及视野的局限性,都使得他们思想观念较为保守,除了游牧之外,甚少拥有其他一技之长。再加上绝大部分藏族游牧民都不懂汉语,这也导致他们外出就业困难,自我的发展能力受到严重制约。”②

综上所述,游牧生产方式大约形成于公元前9-10世纪,而青藏高原寒冷、干旱且相对脆弱的自然生态条件,决定了游牧成为其主要的生产方式。藏族游牧民常年与草原为伴,形成了迥异于农耕文化的独特的游牧文化,并在长期实践中拥有了靠天养畜、明显的季节性、逐水草而居、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重合等显著特征。简单来说,游牧生活的实质便是游牧民、牛羊和草原的有机统一,游牧民是游牧生活的主体,牛羊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生产、生活资料,而草原是游牧生活的前提基础。生活于甘南碌曲的藏族游牧民依然虔诚践行其游牧文化,时至今日,他们的游牧生产仍然呈现出典型的传统特征,其所表露出的生存现状,诸如高度分散的游牧生产要素,几乎“靠天吃饭”“靠天养畜”的生活状态以及相对落后的社会公共事业都向我们展示了碌曲游牧民的“原始生活”,而在“国家西部大开发”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牧)村”的背景下,游牧民定居政策将逐渐展开,藏族游牧民也终将过上现代生活。


注释:

①笔者由2012年至2013年访问甘南州、碌曲县部分人员以及游牧民资料整理所得。

②笔者由2012年至2013年访问碌曲游牧民资料整理所得。

③参见第五世嘉木样治丧委员会编的《辅国禅化正觉禅师第五世嘉木样呼图纪念集》,南京,南京国民政府出版,1948年,第1页。

④采访人:笔者;时间:20122月;受访人:Z先生,46岁;地点:MA医院;语言: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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