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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研究

作者:汪秀玲 李伯川 诸锡斌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云南农业大学学报》2009年12月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 564

【摘 要】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农民内部具有平等假象,生活相对宽裕,与领主结成一种看似合理的权利义务关系。同时,由于对佛教宿命观的笃信,造成农民人身上对土地的长期依附,思想上对领主土地所有权的默认以及对不平等剥削的集体无识。因此,与其他地区相比,其阶级矛盾较为和缓,形成一种恒定、和谐的社会结构与生产生活秩序,封建领主制更藉此稳定持续了近800年。

【关键词】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份地制;佛教影响


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建立于公元1160年,直至1956年西双版纳完成民主和平协商土地改革后,封建领主制才被彻底推翻。这样,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存在了近800年时间。在此期间,西双版纳傣族一直实行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因其独特传统土地制度的维系,该地区与汉族,甚或与其他实行封建领主制的少数民族(诸如西藏)相比,较少有尖锐的阶级矛盾冲突,社会结构与生产生活秩序也相对稳定与和谐,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也因此才得以长期存在。故此,对西双版纳傣族这种独特的传统土地制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与社会意义。

一、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概述

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社会实行的是封建大土地所有制,这种封建领主经济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在农村公社末期,存在着掌握管理和分配公社土地权力的人,随着其权力不断扩大,逐渐发展成为高居民众之上的封建领主(傣语称“召片领”),并进一步取得了土地的所有权,然后仍通过公社分地的方式将土地分给各成员,从而集体所有变成了封建领主的“个人所有”。

在西双版纳,一切土地、一切自然资源都归“召片领”(意为“广大土地之主”)所有,且严格规定土地不能自由买卖。农民要租种领主土地,必须提供封建负担。不租种领主土地的农民也必须交纳封建负担,“买水吃、买路走、买地住家”[1],因为出负担是每个人的天职。

在这里,土地占有使用形式分为两大类,即领主地段和农民地段。领主地段是“召片领”到各级领主、官员和头人直接占有经营的土地,包括:

一是宣慰田(纳召片领),这是“召片领”直接领有的世袭土地,属于召片领直接管理经营,数量不大,通常派农民无偿劳役代耕,或以交纳官租的方式向召片领交租。

二是土司田(纳召勐),这是各勐大领主直接领有的世袭土地,数量也不大,分派给附近寨内农民无偿代耕,绝大部分征收劳役地租。

三是薪俸田,包括波郎田(纳波朗)、头人田(纳道昆),这是召片领或召勐作为俸禄分给各地波郎头人耕种而无需出负担的田地。这种土地不能世袭,田随官走,卸去官职就要交出土地,这是封建领主暂时赐给某贵族家臣一种有条件的特殊的封建土地占有形式。其中波郎田征收实物地租,头人田一般征派农民代耕,同时免除全部或部分封建负担,征收劳役地租[1]

农民地段是村寨农民自主经营的土地,但不拥有土地所有权,除所交负担,田地收益归个人所有,包括:

一是家族田(纳哈滚),农村公社的前行阶段氏族和家长制家庭公社遗留下来的土地,在各勐所占比例有所不同。家族田只在家族内分配,不并入寨内调整,每个家族成员均可分到一份土地。

二是寨公田(纳曼),这是农村公社“集体所有私人占有”的土地,由家族田转化而来,在农村公社成员中进行分配的土地,所占比例最大。

三是私田(纳辛),这种土地数量很少,是村社农民开荒临时占有使用的土地,按规定熟荒3年交租、生荒5年就并入寨公田,因此这种田并不存在完全的私有。[1]

二、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的特征

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之上的封建土地大所有制,从它的历史形成过程中可看到它具有以下民族特征。

(一)农民地段比例大

如前所述,封建领主占有境内所有的土地,然而从领主地段和农民地段的土地数量统计上我们却发现,封建领主直接占有的土地并不多。我们根据领主土地与农民份地比例、各等级农民占有土地比例、各类型土地使用情况、封建地租形态的发展等,将八个版纳分为三种类型地区加以比较:第一种类型,领主土地比重较大,占本类型种面积30%,农民份地占69%;第二种类型,领主直属土地少,仅占本类型土地面积的5%,农民份地占94%;第三种类型,领主直属土地少,仅占本类型总面积13%,农民份地占86%[1]。具体典型例子见表1



由表1可见,勐遮、勐景真和勐往三地封建领主地段所占总耕地面积百分比很少,领主地段与农民地段比例比区分较大,尤其是勐遮,领主地段仅占总耕地面积百分比0.97%,而农民地段却占总耕地面积百分比98.9%。这种土地分配形式造成了一种假象,表面上封建领主直接占有、经营的土地相当少,村社农民平均占有使用土地量大,但实际上封建领主却拥有土地绝对所有权,5116期汪秀玲,等: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研究而村社农民只是平均占有土地的使用权,其所有权与使用权是相分离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土地分配方式,一方面是因为封建土地私有制发展不成熟;另一方面是这是实现提供剩余劳动力、满足封建剥削的基础;再者是由于西双版纳地区自然条件优越,地广人稀,封建领主需要以土地为中介来建立与农民的人身依附关系。同时我们从西双版纳傣族传统政治管理形式也可看出,封建领主并不与农民发生直接关系,而是直接管理控制村寨,与村寨发生直接关系,这体现在村寨内部事务自理,保留农村公社平均分配土地的方式,由此造成一种还在农村公社的假象,进而掩盖了封建领主占有土地的本质,这就是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的一大特点之一。

(二)份地制:平分土地,人人有田种

汉族封建社会土地为封建君主所有,随着土地兼并的开始,土地逐渐被掌握在王公、地主、官僚手中,农民即使拥有少量田地,由于受到挤压剥削逐渐丧失了土地,甚至无地可种,农民生活十分贫苦。与此不同的是,西双版纳地区,土地是高度所有和占有使用高度分散,寨内农民占有土地大体平衡,人人都可分得一份土地来种。从一方面来说,这种延续农村公社分地的方式保证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使得生活有所依靠,因为农业生产是最重要的生活物质来源,并且平分土地还体现了传统傣族社会原始质朴的客观公平性。不过我们不能就此被“平分土地”方式所迷惑,而将传统傣族社会理想化,因为这里平分土地的实质不是为了平分土地而是平分封建负担,是为了保证能够向领主提供负担,因而农民份地实质上是一种实物工资,是农民提供负担之后所得到的奖励。我们所看到的负担其实是租赋的一种变形,它主要是由劳役地租构成,为寨内共有,是每个人必须应尽的责任。,实物工资的形式掩盖了封建领主与农民之间的真正关系,使得封建领主轻松地将封建剥削转嫁到每一个人身上。此外,封建领主还利用“火西”制度(本是一种军事组织,后成为剥削组织)自上而下分摊负担,至各村寨后,又实行一套与“火西”制度相照应的“黑召”制度自上而下平均分配封建负担,种种规定相当严格,环环相扣,有如:每个负担户依次轮流,即使外出也必须按期回来交纳负担。在这种严密的制度下,每一个人都是负担人,交纳封建负担已成为傣族人民出生后、成为“人”的第一件大事。有傣族谚语说“米纳缀干嘿,米维缀干把”意为“有田平分种,有负担共同出”[1],以及“木柱插在地上,不负担怎么行”[2],即生动反映了这一鲜明特点,反映了以农村公社为基础的封建领主大土地所有制的实质。

(三)建立了以土地为中介的人格依附关系

这是西双版纳封建传统土地制度的又一大特点:如前所指,自然生产条件从一个层面上决定了土地的分配方式,以及在此之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西双版纳地广人稀,每个农民都有份地可种,要实现剥削很难以土地为依据,只能以人身控制为主,只有通过这种超经济强制,才能将农民紧紧的束缚在土地上,因此在西双版纳封建领主社会中,你看不见自由的人,看得见的都是提供负担的人,抬负担被认为是每个人的天职和作为“人”的最基本条件。在这里,“吃田出负担”已成为一种习俗标准,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条。凡是15岁以下未达负担年龄的少年,被视为没有取得“人”的条件,他们死后“也没有鬼魂”,不能用棺装殓,村上也不帮忙抬理[1]

正如恩格斯所说:“封建剥削的根源不是由于人民被剥夺而离开了土地,相反地,是由于他们占有土地而离不开它。”[3]在西双版纳,农民只有通过提供负担才能分得土地,才能以此通过劳动获得生存的必要条件。农民无地不能活,封建领主用负担限制了农民获得土地的条件,同时也保证了农民剩余劳动榨取的实现,因为要实现榨取,封建领主所需要的是有土地的农民,而不是无土地、无耕作工具的农民,其实质就是保证封建领主有足够的劳动力。

农民虽拥有土地的使用权,但不能买卖、典卖、抵押、自由迁出,迁出村社就要交出份地,这实际上是进一步将农民紧紧地束缚在土地上,其实质也是为了保证每个人都提供负担。封建领主以土地为中介和农民形成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使农民不能从土地上解放出来,保证了封建领主的利益。这种人身依附关系还体现在封建成规中,有规定年满18岁的男性村社成员必须领取一份份地,不能无故不接受份地,直到50岁才可交回。这也就意味着农民一生都被紧紧的束缚在土地上,受到封建领主的剥削。

三、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是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长期存在的重要因素之一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土地制度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性质,同时其发展变化与否也决定了一个民族处于何种历史发展阶段,这主要是看土地制度与现行的政治制度是否相调试。西双版纳傣族封建领主制度整整延续了790年,不能不说西双版纳封建领主经济下的土地制度是保证其长期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优越的自然生产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封建领主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

西双版纳位于河谷地区,多居于坝子,四周多山,属亚热带气候,生物自然条件可谓是得天独厚。全年气候高温多雨湿润,光热充足、静风,长夏无冬、大部分地区终年无霜;热带森林覆盖面积大,为农业发展提供天然保障;地广人稀、土质差异不大,土层深厚、自然肥力高,且水资源极其丰富。在这样优越的自然条件下,西双版纳动植物资源极为丰富,经济生活几乎完全建立在农业生产上。处于封闭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下的傣族,由于农业生产条件优越,作物收成较好,人们生活相对比较富裕,农民生存有保障,因而整个傣族人民的生活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稳定有保障的生活使农民甘愿满足现状,不期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封建领主制不会受到威胁,得以巩固并持续稳定的发展。

其次,份地制的平均主义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并掩盖了封建领主社会中的阶级矛盾和冲突。

平均负担带来平分土地,土地高度分散占有使用,使得村社里的每个人都有地种,都有生存来源。这种农村公社的平均主义思想一方面避免了群众之间的比较心理,人人都一样,人人都要提供负担,缓和了农民之间的矛盾,以及农民与头人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土地平均化,也导致社会阶层中农化,中农占绝大多数(对中农的划分是以其剥削份量不超过25%或受轻微剥削,基本上能自给自足为标准),整个社会阶层划分特点是“两头小,中间大”,这正是我们现代社会所追求的橄榄型理想社会结构模式。从现代角度来看,一个国家内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中最稳定的力量,而低收入阶层则最不稳定。因为少数高收入阶层的生活往往会导致低收入者的心理失衡或扭曲,使得社会矛盾和社会紧张程度大大加大,因而当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主体时,会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们之间贫富差距的比较,抑制极端思想和冲突观念的生存,这也正是我们所说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在这种结构中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大,人均收益分配相对公平、社会关系协调、阶级关系稳定,社会和谐。虽然西双版纳傣族是封建领主制,各种封建负担也比较重,但它的社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却保证了其社会的稳定性,缓和了阶级矛盾和冲突,使得封建领主制能够长期持续发展。

再次,土地不能自由买卖,防止了新兴阶层的产生。

汉族封建制度下,土地兼并不可避免。因为封建君主虽然拥有全部财富,但官僚仍可利用职权大量积累财富及土地,造成土地兼并现象,并逐渐形成地主、富农、中农、贫农、雇农几个阶层,而最后国家对大地主的限制往往形同虚设,导致地主利用金钱诱骗农民卖地,使得农民只能靠租种地主土地生活,随着人口增长,人多地少、贫富差距加大造成矛盾不断激化,市场化也导致土地租金日益增加,农民租地种只能勉强维持最低生存,不可能积累财富。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难以生存,便起义,改朝换代,这也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动乱频繁的原因之一。而在西双版纳,土地是“召片领”的,任何人都不能自由买卖土地、典卖、抵押、自由迁出等,农民只拥有使用权。即使有人卖或典出土地,都没有被重新分田,还照样要抬负担。有人说:“鱼离水要死,百姓无田不能活。土地是‘召’的,卖了土地,卖不了负担。”[4]便是真实写照。“抬负担”的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如果不抬、卖地或典地还会受到其他农民的歧视,可见这种封建成规也限制了土地的买卖。与此同时份地制也使得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不是很高,大家安贫乐道。另一方面土地不能自由买卖还限制了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富农们不能依靠现有的经济实力进行土地兼并,无法像汉族一样形成与现有统治阶级利益相抗衡的新兴地主阶级,整个社会结构稳定,矛盾很少激化,这实质上也是保障了土司统治阶级的利益,保证了封建领主制能够长期持续发展。

四、宗教文化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的影响

在很多傣语中都可以看到一种宿命式的语气,比如:凡是领主领地以内的“人”,都是“火丁给马兵卡闷松板卡召,烹总喝先信兵瓦兔召纳信”,意为“头脚落地是召的奴隶,亿万根头发都是召的财产”[1];“召种田大家帮忙是应该的,但他种不会够吃”[4];“土地是‘召片领’的”,“一草一木都是人家宣慰的”[5]等,这些观念在农民头脑中根深蒂固,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封建领主对他们的封建压制,集体所有观念淡薄,甚至一些落后群众在解放后仍然认为给领主抬负担是应该的,除了封建领主制的严密统治之外,宗教文化的影响也不能忽视,它以内化的方式帮助封建领主巩固了统治和土地制度的实施。

傣族传统土地制度包括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是以非正式制度为基础的,宗教信仰属于非正式制度,它是西双版纳傣族传统土地制度制定的主要根源之一,对傣族人们利用土地的态度与行为产生直接影响,并直接获得来自农民土地的部分收益。其方法主要是从思想观念上来引导、渗透农民,使人们安于现状、逆来顺受,不懂反抗斗争,从而影响了傣族人民对社会的认识与改造。

之所以能产生这么大的功效,是源于西双版纳傣族社会全民信教。约在公元七世纪小乘佛教经缅甸传入西双版纳,一经传入就受到封建领主的重视,建立了与封建社会垂直等级制度相适应的严格等级划分,最高僧侣也只能由召片领或召勐的亲属担任。由于傣族人民生活安宁闭塞,基本上没有文化教育,佛教得到了广泛传播,缅寺成为傣族唯一的传统文化教育场所。一个男子从七八岁就必须接受佛经正规教育,二十还俗,直至成年,不当和尚就会被人看不起,这种从幼年时就进行的宗教教育给傣族人民带来了许多消极影响,它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从思想根源上决定并保证了傣族传统土地制度的制定和实施。


参考文献:

[1]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二)[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141030.

[2]曹成章.傣族农奴制和宗教婚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

[3]恩格斯.美国工人运动[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59.

[4]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六)[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4212106150172.

[5]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四)[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95.

[6]江应梁.傣族史[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3.

[7]马曜,缪鸾.西双版纳份地制与西周井田制比较研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8]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丛刊.傣族社会历史调查(西双版纳之一)[M].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