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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利益诉求表达行动的逻辑理路——基于路易岛的案例研究

作者:陈涛 郑玉珍  责任编辑:余孝东  信息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6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7-11-13  浏览次数: 531

 】环境问题引发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很多,而既有文献对农村女性的行为逻辑研究比较薄弱。路易岛的调查研究表明,女性的利益诉求表达包括自主型和依附型两种类型。她们既不是沉默者,也没有表现出生态女性主义式的行为方式,而是表现为韧抗争。女性的抗争意志、性别优势、怨恨与谩骂产生的情绪共振效应以及情感管理是韧抗争运行的重要因素。她们利用女性的性别优势作为武器辅助,通过自身的利益诉求意志和情绪共振效应推动男性将利益诉求的行动持续化。

关键词】利益诉求表达;韧抗争;生态女性主义;情绪共振;情感管理


一、问题的提出

在环境议题中,女性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但是,无论是媒体报道还是学界研究,有关中国女性特别是农村女性行为的探讨都非常有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们没有声音和行动。事实上,很多时候,她们的诉求声音被淹没了,诉求表达行为被遮蔽了。随着政治机会结构的开放以及女性权利意识的提升,女性表达利益诉求的意愿越来越强烈,维护权益的实际行动越来越多。有些时候,她们的作用比男性还重要。特别是在某些诉求表达场域,女性具有独特的性别优势。

生态女性主义(ecological feminism)思潮出现后,环境问题中的女性视角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生态女性主义是法国学者弗朗索瓦·德·埃奥博尼(Fnarociesd Fuabonne)于1974年提出的,她认为女性被压迫与自然被压迫存在直接联系,“她试图号召女性领导一场生态运动,重新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1]。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把“自然歧视”与“性别歧视”联系起来,把治理生态危机和促进妇女解放作为奋斗目标 [2]。还有研究认为,保护孩子的母性本能等因素使女性成为环境正义斗争的急先锋,而与女性相比,“男性所表现出来的勇气、斗志和决心则要逊色得多”[3]。但也有学者发现,环境问题中的性别差异还需更为深入的检讨。美国学者金·布洛克(T. Jean Blocker)和道格拉斯·伊克伯格(Douglas Lee Eckberg)指出,在一般性的环境问题方面,女性并不比男性有更多的环境关心,但是女性比男性更关注与自己生活相关的本地环境事件与环境问题;家庭主妇比在外工作的女性更关注经济问题而不是环境问题;有孩子的女性比没有孩子的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更高[4]。达米安提·班纳吉(Damayanti Banerjee)与米歇尔·玛雅费尔德·贝尔(Michael Mayerfeld Bell)认为,生态女性主义日益纳入到社会科学领域,但它在环境社会科学中所占比重仍不突出[5]。整体上看,学界对环境问题中的性别差异特别是女性行动框架研究呈现出不断深化的态势。

受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思潮影响,中国政府组织和学界对环境议题中的性别视角给予了很多关注,但也有观点似乎拔高了女性的作用或者对女性赋予了过多的期待。比如,有环保官员认为,“由于自身生理特点和繁育后代的特殊使命,女性对环境问题格外敏感,更加关注影响人类健康、危及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的质量。妇女与生俱来的感性趋向促使她们成为大自然的捍卫者”[6]。李丹认为,“女性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中发挥了当仁不让的先锋作用,成为自然代言人、环保的积极倡议者和坚定行动者。……中国女性在实施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发挥着关键作用”[7]。类似观点带有理所当然的色彩,有夸大女性作用的嫌疑。胡玉坤指出,中国妇女与环境关系具有地方化和多元化特点,主张通过“特定地理和历史情景中妇女的日常生活现实来分析社会性别与环境的互动关系”[6]。洪大用与肖晨阳的研究发现,环境知识水平是影响性别差异的重要中介变量,“环境知识与环境关心成正比。女性环境知识与男性相比的确较少,因此女性的环境关心水平也较男性为低”[8]。这些研究提醒我们不能过度抬高女性的作用。在利益诉求议题中,有些案例研究提供了具有学术意义的发现。比如,陈晓运与段然研究了都市女性参与利益诉求的轨迹,呈现了她们“以保卫家园为情感动力,以社区为进退自如的平台,以对抗与合作的双线并举为依托”的具体行动过程[9]。卫小将与姜利标研究了山西井村妇女的利益诉求,分析了女性群体性行动中的社会情境因素[10]。这些研究呈现了利益诉求表达中的中国女性视角及其走向利益诉求表达前沿地带的行动机制,具有理论参照价值。但是,受社会结构、地域文化、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行动策略等因素制约,在不同的环境议题中,女性的行为差异较大。因此,利益诉求表达中的女性行为及其行动逻辑尚需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

在中国的文化情境中,生态女性主义还没有形成,生态女性主义的行为在农村地区往往也难以上演或者缺乏市场。此外,在特定的情境下,强烈的环境意识、重大的经济损失以及结构性怨恨并不必然导致体制外的社会冲突,因为利益诉求表达行为受到多种社会因素影响。本研究以康菲溢油事件中路易岛①渔民的利益诉求表达事件(见图1)为例,就女性的行为框架及其逻辑理路展开研究。

康菲溢油事件的作业方是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康菲公司),此次事件被官方认定为中国海洋资源开发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污染事件。如图1所示,事件发生于20116月,当地渔民声称7月份出现养殖物大量死亡。然而,直到得知河北与辽宁渔民在开展索赔后,才后知后觉地明确索赔意识并开展相关行动。随后,当地农村精英号召渔民联合起来共同维护自身权益,通过网络发布油污照片和视频等形式表达利益诉求,进而有计划地扩大舆论影响,使事件“问题化”;他们向国内海事法院发起诉讼索赔,并开启了“跨国索赔”程序;他们联系人大代表,发布了“还我大海,我要生存”的陈情书,请求后者在全国“两会”上将诉求反映至高层;他们给农业部写信,以求获得国家部委的权利救济;他们在岛上召开了“油污重灾区直接向康菲索赔新闻发布会”,引起了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和转载[11]。但是,他们收集的油污被认为与康菲溢油事件无关,国内的环境诉讼一度没有被法院受理。随着立案登记制在20155月实施,他们的诉讼才于201510月被海事法院受理。但是因为索赔金额较大,对应的诉讼费较高,于是,他们先后四次向法院申请减免和缓交诉讼,但被海事法院通知“不具有法律依据”。于是,渔民根据自身经济能力决定降低索赔金额,从而可以实现通过缴纳少量诉讼费的方式实现诉讼目标,并在20166月完成了诉讼费交纳工作。

梳理既有的媒体报道和学术文献发现,利益诉求表达行动的主导者和参加者都是男性,既有文献没有呈现女性渔民的行为特征。那么,这是否意味着她们没有参与到这一行动中?这是因为她们在此次事件中没有声音,还是她们有声音却没有发出来?在长达5年多的利益诉求表达历程中,“半边天”究竟持有何种立场,呈现出了什么样的行为逻辑?本文将就此展开研究。本研究的经验材料来源于201311月、20144月、20167月的田野调查以及20155月和20164的电话回访。

二、女性利益诉求表达的两种行动方式

女性十分关注溢油污染和经济损失,加上河北渔民诉康菲胜诉而当地的利益诉求没有取得进展,她们的怨恨情绪与不公平感十分强烈。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男性渔民出现了消极和维权无望的念头,但女性依然抱有强烈的期望,她们的意志比男性还要强烈。根据女性在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中行为方式的呈现,可以将她们的行为分为自主型和依附型两种类型。

(一)自主型

所谓自主型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也可称为自立型利益诉求表达行动,指的是女性不仅有强烈的寻求公正心理,还将这种心理付诸正面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中,她们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中,甚至代表家庭公开表达利益诉求。当然,当地走到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一线序列的女性不多。

在利益诉求表达历程中,路易岛渔民采取了很多行动。其中,在渔民联合发起的“跨国索赔”行动中,有3户是由女性代表家庭签字的。我们对这3户代表家庭签字的女性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一户是因为丈夫离世,她需要代表家庭签字;第二位曾开过商店、贩卖过海产品,社会活动能力较强,在家庭内部有较大的话语权;还有一位是路易岛饭店的老板娘,饭店经营等事务都由她主持,她是家庭利益的代言人。三名女性签字本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但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女性行为的线索。

路易岛饭店是当地民众开展集中性利益诉求表达行动的重要场所,是男性精英碰头开会商讨对策和召开新闻发布会的场所,也是律师和记者到岛上后的落脚点。2012年的“油污重灾区直接向康菲索赔新闻发布会”就是在这家饭店召开。新闻发布会现场挂有标语“还我大海,我要生存”,而这幅标语就是饭店老板娘张姨想出来的。在新闻发布会期间,镇上派出所人员要到会场盘查律师的身份,被她拦住:“现在渔民正在气头上,几百号人在里面,你们现在进去容易出乱子”(访谈编号:LYD2016072401),并将他们带到自己的卧室,让他们稍安勿躁。此外,发布会期间,张姨本打算组织渔民去码头游行抗议的——有不少记者在岛上,到码头游行能够与发布会相互配合,引起更大的轰动效应。为此,她想好了口号(“还我大海,我要生存”),做好了条幅,但后来在律师“不要做太过激的行为”的建议下作罢。

她认为,渔民遭受的经济损失很大,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不应该只是男人的事情。当被问及在地方政府并不支持甚至不断阻挠的情况下,这种行动是否有所顾忌时,她回答道:“我们维护自身权益是正当的,顾虑什么?我们做的都是天经地义的,自己都受损失了,(抗争)还有什么好怕的?”(访谈编号:LYD2014041802)。当说到她们的抗争目前还缺少证据支撑时,她表示:“河北(距溢油点)那么远都拿到赔偿款了,打官司的渔民也胜诉了,我们距离溢油点是最近的,说我们不是康菲漏油污染,这可能吗?难道他们那儿的油是从空中飞过去的,我们这儿的油是无端冒出的吗?”(访谈编号:LYD2016072401)。

由于担心事态被“炒热”或者掀起舆论波澜,镇政府工作人员以他们的方式进行劝解。2014年田野调查期间,在旅馆工作的王婶就向课题组讲述了镇政府的劝解行动以及她们的回应:“镇里面的领导听说你们来做调查,说这影响不好。我说这怕什么,我们受污染的有200多户,又不是咱自己!再说,我们都是实话实说,污染事实摆在那里,咱又没干犯法的事。”(访谈编号:LYD2014041803)。正是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诉求,她们不但没有接受地方政府的劝说,还主动帮助课题组联络受访对象,介绍入户,证明我们的研究身份。这与男性碍于压力而“左顾右盼”形成了鲜明反差。

20167月初,香港《文汇报》记者到岛上开展康菲溢油5周年的回访和主题报道。县委宣传部听说后派人员赶来与记者谈话,并欲请记者到镇政府招待所吃饭。在路易岛饭店工作的王婶认为,渔民的利益诉求越来越处于无人过问的境遇,记者前来采访就是她们的救命稻草,担心记者被政府被请吃后不再替渔民说话,她直接告诉记者:“你要是不在我们这(路易饭店)吃饭,就是被收买了,我们渔民攒点钱(打官司)不容易”。随后,她跟老板娘商量,认为记者在哪吃饭就容易站在谁的立场上,并给男性精英穆先生打电话,叫他们过来一起想办法阻止记者去镇招待所吃饭。王姨表示:“要是记者在镇里吃饭被‘堵住嘴’,我就打算把养殖户都叫来,一起去围堵镇政府,把他们的饭桌掀翻。”(访谈编号:LYD2016072401)。之后,男性精英穆先生找到镇党委书记交流,最后由书记邀请穆先生与记者在路易饭店一起用餐,餐桌上没有对记者的新闻报道进行干预或劝阻。2016722日,该报发表了整版新闻报道,并提及了当地渔民的心态,“誓索赔到底”“只要争口气”等关键词就反映了他们的心理世界,这是继2015年当地索赔被法院受理时隔将近一年之后再度引起媒体关注。饭店老板娘张姨等认为,女性的立场和态度为这一新闻采写与刊发提供了重要支持。

(二)依附型

所谓依附型利益诉求表达,指的是女性在这一行动中没有扮演组织者和领导者角色,而是依附在男性精英身后表达利益诉求,同时,她们依赖、支持并且积极推动家庭中的男性参与到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中。

在家庭生活方面,女性掌握着柴米油盐酱醋茶,对家庭经济有着更深刻的感受,在某种程度上,她们更盼望获得经济赔偿。但受传统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思想影响,农村女性主导社区公共事务和引领抛头露面的诉求表达行动的情况并不多见,她们往往还是依赖并且积极推动家庭中的男性站出来公开表达利益诉求。调查发现,很多女性比男性的权利意识更强烈,维权意志更坚定,但她们同时认为,男性是一家之主,参加新闻发布会、与律师和媒体接触等抛头露面的行动应该是男性出面。在访谈中,以下声音频繁出现:

我们自己没什么文化,见识少,爷们(指家里的男性)会上网,懂得也多,他出面就够了。(访谈编号:LYD2014041601

男人顶天,女人做饭。男人是顶梁柱,大事还得男人上,需要男人拿主意,咱们女的没有远见,考虑没有那么周全。(访谈编号:LYD2016072302

本质上看,女性主要依附的是男性精英,因为后者形成了成熟的行动网络。调查发现,当地男性精英形成了自己的行动框架并由8名男性组成了诉求表达行动团队。在这个稳定的团队中,6人是前任或现任村委会成员,他们在利益诉求表达的社会动员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个团队的领头者曾在当地唯一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多年,有着较高的社会威望,很多村民是他的学生,对其有着本能的信任。此外,他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和对外交流能力[11]。在这个由男性精英主导的行动体系中,他们进行了分工,各司其职,彼此有效配合。可以说,在体制内能够采用的策略,这支行动团队已经悉数采用。所以,在男性精英的主导下,女性已经没有抛头露面和走向利益诉求表达一线的必要。男性精英也表示:“有我们老爷们在,没必要让她们到政府那里讨说法,更没必要让她们抛头露面。”(访谈编号:LYD2015052001)特别是,当前的诉求表达越来越需要利益主体善于利用网络、善于把握大众心理、善于准确把握基层政府的底线。而女性认为,男性精英见多识广,更善于驾驭这些策略,因而在利益诉求表达过程中愿意并且乐于依附在他们身后。在中国农村地区,由女性引领的诉求表达事件并不多见。山西井村的女性之所以能掀起维权活动,关键原因在于男性精英的缺席:正是在村内男性因为各种利益关系而沉默的情境下,女性才愤然发起了利益诉求表达行动[10]。但是,在当前的社会结构中,如果男性在场并且积极作为或形成行动框架的话,女性往往会退居幕后,不会绕开男性直接冲到行动一线。

在依附型利益诉求表达行动中,诉苦是重要的策略。诉苦具有历史传统[12],农民对苦难历史的讲述,构成了20世纪后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的重要内容[13]。在当前社会关注的信访议题中,上访者常常建构出“苦难—救援”“蒙冤—为民做主”和“腐败—惩戒”等情境,并将自身的利益诉求嵌入其所建构的情境之中[14]。路易岛女性在利益诉求表达中扮演了悲情诉说者的角色。在到镇政府反映经济损失的过程中,她们通过女性特有的方式诉说损失遭遇和家庭生活困境。面对媒体和记者,她们也会“一把鼻涕一把泪”,但是,因为诉求表达行动由男性精英组织和引导,这种悲情诉说展现的空间很有限。田野调查过程中,课题组遭遇了她们通过诉苦、哭诉甚至试图下跪举动进行“以弱抗争”[15]和“悲情抗争”[16]的景象。

女性对溢油污染以及经济损失的陈述具有夹叙夹议特征。这种诉说模式既注重污染和经济损失的呈现,更强调心情和态度的表达。在很大程度上,损失的描述只是起到铺垫作用,情感的抒发特别是她们对石油公司和地方政府的评价和态度的淋漓尽致表达才是重点。在路易岛旅馆工作的王婶就谈到了面对水产品大面积死亡时候的心情:

溢油污染出现后,一看扇贝都死了,我们非常难受,都有要跳海的心情。咱养的少,损失不算大。有的养了五六千笼,还有的养了上万笼,损失老大了。(访谈编号:LYD2014041803

在她们的认知中,渔民的诉求行动是正义的,肇事公司应该给个交代。而利益诉求之所以长期达不到预期目标,她们将之归结于地方政府的不支持[17]

县里面不敢通报污染情况,怕旅游业受到影响。所以,问题出在县政府和镇政府那里。政府领导没有给予实质性帮助,他们不支持,我们就告不成。(访谈编号:LYD2014041801

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的行动方式偏向感性。入户调查之前,男性精英穆先生就告诉我们:“如果碰到我们这里的女人,你们会受到很大冲击。因为她们什么都敢说,谁都敢骂,不像我们老爷们还要考虑话说得是否合适。”(访谈编号:LYD2014041601)随后的入户调查佐证了穆先生的观点。年龄较大的张婶与李婶主动把课题组成员请到家里,声情并茂地倾诉她们的遭遇。在访谈过程中,她们声音高亢,情绪激动。她们认为:“由于政府的不支持甚至阻挠,不少年轻人不愿意继续维权了,但我们年纪大了,什么也不怕,即使倾家荡产、豁出性命也要与康菲打官司,讨个公道,一定与康菲公司抗争到底。”(访谈编号:LYD2014041602)这显示出她们面对不公时的愤怒与坚持维权的决心。

家里经济主要就靠海洋养殖,没有其他收入。但是康菲公司的溢油污染导致近几年的收入都打了水漂。由于养殖面积大,购买笼子和扇贝苗等都是向银行贷款,现在无力偿还。海上劳作辛苦,身体落下一身伤病,难以再适应其他的工作。目前,家庭经济支出也遇到了很大困难。比如,女儿即将出嫁,但无力拿出很好的嫁妆,作为母亲,我的心里特别难过。(访谈编号:LYD2014041602

根据张婶的表述,溢油污染导致了严重的经济困境,背负了债务。调查过程中,她还向我们展示了自己正在服用的多种止痛药品。这种女儿出嫁拿不出嫁妆的诉苦和止痛药品的展示,可能更多的是一种符号展示和行动策略。因为通过悲情诉说,容易引发人们对其作为受害者的同情以及对污染致害者的愤慨。这种不幸的悲情诉说,容易获得社会舆论的支持,也有利于增加利益诉求的砝码。

下跪举动是女性体现诉苦和悲情抗争的重要方式。悲情抗争是弱势群体为了维护自身权利和利益,以牺牲自我尊严或生命的方式而开展的行动[16]。在社会转型加速期,因为诉求表达机制不完善和相关资源的有限性等原因,悲情抗争以多种不同形式在底层社会上演着。在课题组准备离开时,张婶突然说“只要能帮我们解决问题,我给你们跪下了”(访谈编号:LYD2014041602),并做出了下跪举动,调查人员及时拦住了她。虽然张婶的下跪举动可能具有策略性,但她确实在以尊严为资源进行维权——悲情抗争是被逼无奈的女性利用“作为武器的弱者身份”[15]的一种抗争方式。女性通过哭诉表达自己由于溢油污染而遭受的重大损失,并试图采用下跪这种悲情武器表达利益诉求。这种悲情行动容易使她们的行动贴上道德的标签,也容易占领道德制高点,其目的在于博得更多的社会关注、舆论同情与道德支持。

相比较男性而言,女性的哭诉与下跪行为具有性别优势,更容易引发大众同情与舆论关注。但也应该看到,下跪等悲情行动是底层群体被逼无奈的行为,因为在高度重视尊严与面子的中国社会,没有人会轻易牺牲尊严。

三、女性的韧抗争及其运行机制

如前所述,女性在利益诉求中并不是没有声音,也不是没有行动,她们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包括自主型和依附型两种类型。但她们在利益诉求中并没有发挥引领性和主导性的角色,也没有开展轰轰烈烈的活动,她们的行为似乎平淡无奇,那么,如何认识女性的这种利益诉求?如何在自主型和依附型这两种利益诉求表达行动呈现的特征基础上进行更具一般性的概括?

(一)韧抗争及其内涵

环境污染事件发生后,受影响群体的行为反应大致包括以下三种情形:一是沉默[18][19],这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自媒体不够发达时期是常态。二是体制外行为。随着公众环境意识特别是微博和微信等网络平台的发展,沉默者越来越少,相反,“集体散步”、集体堵路以及群体性事件等行为越来越多。除此之外,还存在第三种情形——既不沉默,也没有体制外行为。路易岛渔民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历经多年,在很多男性都已经觉得没有多少希望的情况下,女性依然怀有“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心理,并且积极推动男性坚持利益诉求表达,我们称之为韧抗争。

韧抗争是在诉求表达渠道不畅和机制匮乏情况下的一种策略选择。众所周知,弱者的抗争维权行动面临着资源瓶颈和制度空间不足等问题,但弱者也有其自身策略和武器。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 Scott)所提出的“弱者的武器”[20]就深刻地阐明了这一点。折晓叶根据农民非对抗性的抵制策略,提出了弱者的“韧武器”这一概念,它“与公开对抗的集体行动和群体纠纷不同,也与分散的‘日常反抗’不同。”[21]折晓叶认为,“它看似平静, 不可捉摸,没有明显的事件性质,也没有爆炸性的新闻效应, 但却表现出农民持久而坚韧的政治参与感和参与能力”[21]。这为我们分析和理解女性行为提供了启示。

《新华字典》关于“韧”的解释是,“柔软又结实,不易折断,亦指顽强持久的精神”②,韧抗争比较形象地反映了女性抗争的心态和精神世界。韧抗争不同于斯科特意义上的开小差与偷懒等日常化抗争[20],与“韧武器”中某些行为也有差别。韧抗争是对女性利益诉求表达实践的反映,它是女性基于自身行动资源和对当地形势的客观分析而做出的理性选择,当然,这种选择受到了律师和当地男性精英给出的意见影响。韧抗争主要包括以下含义:(1)在污染出现后不会选择吃“哑巴亏”,没有忍气吞声或沉默,而是选择抗争;(2)当男性精英动员渔民开展利益诉求表达行动时,她们依附其行动框架之后,积极支持并辅助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3)面对抗争维权中的诸多困境和基层政府基于维稳等需求进行的干预,她们没有丝毫退却之意,而是坚忍不拔,甚至愈挫愈勇;(4)虽然历经多年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但抗争意志和信心不减,表现出了耐强度、抗压力、柔韧性和持久性等特征;(5)即使家中男性已经不抱希望,她们依然将“穷人望望”③挂在嘴边,并且通过情绪共振推动家中男性开展利益诉求表达行动;(6)女性对污染企业和基层政府有很多抱怨和刻薄的谩骂,并通过这种情绪共振影响家中男性的抗争态度,但与此同时,她们讲究诉求表达的方式与方法,没有出现过激的体制外行为。

韧抗争的逻辑不同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后者不仅走在利益诉求表达行动的前沿地带,还成立了民间环保组织,甚至主导利益诉求表达行动的话语权。比如,在20世纪初期,美国女性就开始揭露污染行为,并推动了联邦、州以及市政府的环境改革立法[22](PP72-73)。韧抗争的逻辑框架中没有这种行为逻辑和行为取向,而是以“既柔软又坚实的武器”[21]推动着当地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在这一框架中,女性没有发起震撼人心的维权活动,更没有采取极端化的行为。无论是自主型还是依附型行动框架,既没有惊心动魄的场面也没有富有诗情画意的浪漫表达,这种行动图景看起来波澜不惊甚至平淡无奇,但对作为家庭支柱的男性产生了深刻而有力的影响。正是她们韧性的姿态,使得当地的利益诉求表达活动得以持续至今。

(二)韧抗争的运行机制

任何一种利益诉求表达模式的运行,都需要一定的要素作为支撑,并且需要这些要素之间相互配合,共同发挥功能。韧抗争的运行,主要依靠以下因素。

1.坚定的抗争意志

鉴于底层抗争对社会稳定和海岛旅游经济的影响,基层政府对渔民的抗争活动多有干预,但女性始终不为所动。迄今为止,溢油事件已经过去5年,不少男性已经不再抱有获赔希望,但女性则坚持抗争,似有“宁折不弯”的心性。可以说,一部分男性能够坚持行动,实际上是不愿抛头露面的女性的强烈推动所致。在某种程度上,这类似于“冰山理论”——管理学家戴维·麦克利兰(Dawid C. McClelland)认为,冰山之下的矛盾、问题等才是决定性因素,但却常常被忽视[23]。我们从媒体报道和已有研究中看到的都是男性的观点,但其背后往往是女性声音的传递。

201510月,渔民收到法院的立案通知书,这让他们兴奋不已,但当看到要求缴纳诉讼费时,很多人再度眉头紧皱。每户渔民需要缴纳的诉讼费依据其索赔额而定,计算方法是:(1)索赔人民币1-10万的,需要交纳的诉讼费=(索赔金额2.5%)-200。如果索赔10万元,则需要交纳诉讼费2300元。(2)索赔10-20万的,诉讼费=(索赔金额2% 300。如果索赔20万元,需要交纳诉讼费4300元。(3)索赔20-50万,诉讼费=(索赔金额1.5% 1300。如果索赔50万元,需要交纳诉讼费8800元。(4)索赔50-100万,诉讼费=(索赔金额1% 3800;如果索赔100万元,需要交纳诉讼费13800元。(5)索赔100-200万,诉讼费=(索赔金额0.9% 4800。如果索赔200万元,需要交纳诉讼费22800元。很明显,索赔越高,需要缴纳的诉讼费也就越高。鉴于高额索赔面临的高额诉讼费用问题,代理律师建议渔民降低索赔标准,从而可以使得索赔官司能够进行。

但是,抗争维权的时间跨度毕竟已有5年之久,很多男性觉得索赔无望,有打退堂鼓的念头,但立即遭到了女性的抵制。比如,饭店王婶的老公担心诉讼费打水漂,计划退诉。但是,她坚持缴纳诉讼费,并找四个兄弟姐妹凑了8000元,表示一定要将打官司进行到底(访谈编号:LYD2016072401)。受访者范姨也是如此:

赢了很感谢法院,输了也不埋怨。我是妇女,不爱出头露面,老头说少交点,但是我要他多交,必须要有信心。(访谈编号:LYD2016072502

受访者张婶的访谈录既展现了她对诉讼的坚持,也体现了女儿对其行为的支持及其自身对家中男性的影响。

法院通知立案缴纳诉讼费时,我老头说不打(官司)了。但我交钱打官司了,是闺女给拿的钱,穷人望望嘛,还是有希望的,还得有信心才行。(访谈编号:LYD2016072302

整体上看,男性对问题考虑的比较多,他们认为立案不代表就会胜诉,这是一种理性判断。相比之下,女性的逻辑很简单:她们认为河北渔民的官司都打赢了,离溢油点近的路易岛赢得官司是公平合理的,赢的希望很大,如果不抓住这个希望就泯灭了,以后也就彻底无指望了。故而,她们坚持缴纳诉讼费,坚持打官司“讨个说法”,要求“还个公道”,并表示“不蒸馒头也要争口气”。最终,经过她们和男性精英的共同推动,大部分渔民在20166月份完成了诉讼费交纳工作。20167月的调查发现,大多数渔民交纳的诉讼费为2300元或4300元,大部分索赔额度为10万或20万元。

2.韧抗争的性别优势

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中,女性具有利益诉求表达的性别优势。同时,她们擅长将自己的性别优势转化成实际行动,以此支持和推动男性的诉求表达行动。

一方面,女性在特定场所具有特定的性别身份和性别优势。前文已经提到,渔民举行新闻发布会期间,镇派出所人员试图进入盘查和干扰,当时,饭店老板娘主动站出来进行阻拦。她的阻拦以“晓之以理”开场,“渔民正在气头上”“几百号人在里面”和“你们现在进去容易出乱子”等关键信息有理有据。此外,因为她的女性身份,民警不敢强行闯入,否则就有以强欺弱和肢体接触中的性骚扰等嫌疑。相比之下,如果是男性强行阻拦他们,则不但未必能够实现有效阻止,甚至可能发生直接的肢体冲突,发布会的顺利进行也就无从保证。另一方面,女性可以利用性别特权表达不满。在现有的社会观念中,女性的某些非理性是可以被接受的,女性骂街可以,而男性则不行。在日常生活中,女性通过对污染公司和基层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谩骂表达对他们的不满和愤怒,一般情况下,这不会引起后者的计较。

此外,女性更适合打持久战。普通男性在多年行动无果后变得更加“务实”,更加关注家庭当下和今后的经济生产活动。而女性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聊天和八卦,不但可以使她们容易捕捉到各种信息,而且这种聊天和八卦以及对基层政府的抱怨容易产生情绪感染,使她们的求胜心理和求公平心理更加强烈。不仅如此,女性对诉讼案件的复杂性和程序性等内容考虑没有男性那么多,在某种程度上,这既强化了她们的抗争决心,也使得抗争的韧性得以再生产。

3.怨恨与谩骂产生的情绪共振效应

近年来,中国环保、征地、拆迁等领域的集体行动发生频率很高,怨恨是导致集体行动的重要因素[24]。在本起油污事件中,渔民的怨恨对象本来是康菲公司,但由于基层政府没有及时回应他们的利益诉求,加之不当干预,怨恨的主要矛头由肇事企业转向了基层政府[17]。如前所述,女性在怨恨表达方面比男性更加开放,她们敢于在公开场合抱怨,敢于直接谩骂基层政府部门及其官员,形成了女性的结构性怨恨。在这种怨恨心理作用下,她们不仅对污染企业和基层政府牢骚满腹,而且出现了非理性的嘲讽和刻薄的谩骂。这与男性的行为也形成了反差。

调查期间,有些男性受访者言辞闪烁,担心被镇政府或村委会等人员撞见。与此相反,有些被访谈的女性并不在意基层政府的态度,她们积极接受访谈,大声地讲述溢油事件以及利益诉求表达历程,并夹杂着尺度很大的叱骂以及对基层政府的不满言论。她们的举动不仅体现出抗争的决心,也体现了对基层政府这一行政机构的反抗——基层政府越是压制渔民的利益诉求表达,女性的“争一口气”的意识反而越强烈,这恰恰与人们对女性的“逆来顺受”“委曲求全”以及“屈从于权力”的刻板印象完全相反。这种“气”[25]的积累、怨恨表达对男性产生了情绪共振影响,防止了家中男性的退场,从而使得诉求表达行动得以持续。

4.恰当有效的情感管理

女性虽然在怨恨表达方面毫不掩饰,甚至出现尖酸刻薄的谩骂,但她们也注重度的把握,讲究怨恨表达的空间,讲究利益诉求表达的方式、方法和策略,积极进行情感管理。而这种情感管理本身也是一种行动艺术和自我保护机制。

陈颀和吴毅认为,情感逻辑“并非专指情感的恣意发作,同时还指事件中的情感管控。……正是因为情感管理的普遍化,才使得具有暴力特点的群体性事件在当下的中国并非常态。”[26]对路易岛的利益诉求表达而言,农村精英在不断造势的同时,始终奉行弱组织化、理性化和“踩线而不越线”的控势策略[11]。之所以这样,源自他们对政治风险的管控,避免遭受二次伤害。“抗争者们深知,无论多么强烈的道义与法理支撑,最后都得圈定在权力者所许可的范围之内,顾及到权力的尊严。”[26]正是出于对政治风险的忌惮和防控,在利益诉求表达方面,男性精英比较注重情感管理,力避体制外行为。而女性在这一问题的认识层面与他们达成了共识,虽然她们接受访谈期间对肇事企业和基层政府都表达了不满和愤恨,也有过去码头“喊口号”、去镇政府“掀桌子”的想法(访谈编号:LYD2016072401),但是,她们也清楚这一行动的后果,故而,表示不会轻易到镇政府发泄怨恨情绪。因此,在“走上街头”还是“走向法庭”[27]的路径选择上,女性遵照律师的意见,坚持法律诉讼。当然,在这一过程中,男性精英与她们也有过互动,她们更加清楚地理解到不同路径选择的后果。

俺这镇政府这个时候不为老百姓办事,还说风凉话。他们上班喝茶看报纸,说什么为老百姓办事,那都是古董。……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会像其他地方那样发起围堵政府以及更激烈的行为,因为那样不但不会起到好的功效还会起到坏的作用。我们本身是有理的,那样做反倒使得自己理亏了。(访谈编号:LYD2014041501

在很大程度上,正因为采取了有效的情感管理举措,利益诉求表达行动的性质才没有发生变化,她们的利益诉求表达行为也才得以持续至今。

四、结论与讨论

在发展主义思潮至上时期,底层群体特别是农村女性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很少,她们的声音很难传递出来。随着女性“半边天”地位的凸显,女性对环境风险和环境污染的敏感度越来越高,她们不再是“寡言者”,更不是“沉默者”,而是日益活跃于利益诉求的表达场域。但是,学界对农村女性的行动逻辑研究还很薄弱。路易岛的调查表明,当地的诉求表达图景是由男性精英和普通女性共同绘制和演绎的,女性看似“无声”,但她们并不是没有利益诉求,更不是没有行动,只不过女性的声音被声势浩大的男性精英的活动淹没了或者没有传递到外界。此外,虽然媒体报道的都是男性,但他们有时扮演的是女性的传声筒角色。

探讨女性的利益诉求表达行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是一个重要参照。但是,中国农村地区女性的利益诉求表达与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有很大差别。西方生态女性主义有其借鉴意义,但如果简单地用生态女性主义解释中国女性的环境行为,则容易陷入牵强附会的陷阱。受社会结构等因素的影响,生态女性主义在中国并没有市场。此外,生态女性主义将女性群体整体化,忽视了不同阶级/阶层、种族、文化和女性具体的生活实践[2]。近年来,虽然中国偶尔出现了具有女性特色的街头艺术等表达利益诉求的形式,但主要集中在城市和发达地区,而且呈现出断裂式和碎片化特征,始终没有形成长期的、稳定的以及组织化的规模效应。中国农村女性的权利意识和维权方式等与西方有很大的不同,当我们用西方生态女性主义理论探讨中国问题时,需要检验其适用性。因此,通过“女性与环境的天然联系”等观点解释中国农村女性的环境行为,存在牵强附会甚至生拉硬扯的嫌疑。

本文基于路易岛的田野调查,提出了“韧抗争”这一解释框架。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渔业生产由以捕捞为主向以养殖为主的转型,女性的家庭地位不断提高,她们的公平意识、维权意识不断增强,勇于和侵权行为做斗争。因为“女主内”的原因,她们对经济损失的感受更为深刻,会以哭诉、下跪等悲情行动方式争取社会舆论和道义支持,这体现了利益诉求表达行动的性别特色。但与此同时,她们是以家庭为本位的,因此,利益诉求表达主要是通过男性呈现出来的。在利益诉求表达实践中,她们主要是以支持和推动家中男性走向利益诉求表达前哨的方式维护家庭权益。在路易岛,这种格局与渔业的生产方式有一定关系。在海洋捕捞和养殖方面,一般都是男性出海,而女性从事照顾家庭和修补渔网等工作,这种分工模式影响了女性的行动方式呈现。但是,当男性想要退缩时,则遭到了女性的抵制(在缴纳诉讼费用环节,不少家庭是在女性的坚持下才缴纳的),可以说,女性是男性开展诉求表达活动的重要驱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们利益诉求表达的意志表现出了比男性更加坚定的一面。她们对损害自身权益的“加害方”(污染企业)以及阻挠自身行动的基层政府的怨恨之气比男性更强烈,而且进行了毫不隐晦的表达,这对男性产生了情绪共振效应。当然,女性的结构性怨恨并没有转化为体制外行动,其中的关键在于她们在语言层面进行淋漓尽致的表达的同时,进行了情感管理,力图规避肆无忌惮的行为。对怨恨情绪的情感管理本身就是一种行动艺术,是一种自我保护机制。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当前没有出现体制外行为,但怨恨的累加效应及其所具有的隐蔽性、潜伏性以及向集体行动转化的可能性不容忽视。

在环境议题中,女性行为基础是环境风险或污染是否威胁到了她本人及其家庭的利益。就利益本身而言,又存在核心利益和外围利益差别。如果只是外围利益,无关痛痒,在制度空间和利益诉求表达资源双重不足的情况下,女性存在选择“沉默”的可能性。但如果影响到了核心利益,女性一般都会采取相应的行动作为回应。当然,在不同的政治机会结构中,韧抗争的存在和演化逻辑存在差别。此外,韧抗争背后的结构化因素仍需要开展更为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