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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比较

作者:陈会广 张耀宇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  发布时间:2017-11-17  浏览次数: 1727

 】由于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相对滞后,妇女群体出现了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二元职业分化现象。本文基于2010年江苏省部分区域农户层面调查数据,以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探究农民家庭分化所导致的土地流转意愿,在文献评论基础上提出本文的工作假说,即农村妇女的二元职业分化,使各自家庭有其不同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通过描述性统计、t检验、Probit与Biprobit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验证了本文的工作假说。研究结果表明: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在职业分化上造成的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差异明显,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对家庭是否流转土地有显著正向影响。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位使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上有着异于男性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对家庭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意味着,在农业女性化背景下妇女的家庭地位在上升。因此,在农村土地政策中,要意识到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

关键词】农村妇女;职业分化;农业女性化;非农就业;土地流转;农户意愿


一、引言

1984年中央放开农民进集镇务工经商以来,农村劳动力开始了大规模地从农业向非农产业、从农村向城镇转移。与此同时,农村妇女也发生了群体分化:一部分年轻妇女外出打工,有“打工妹”之称;而一部分妇女在家务农,被称为“留守妇女”。[1]后者如高小贤所描述的,受家务劳动的拖累、来自土地的制肘、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制约,没有实现非农就业。[2]农村妇女群体出现的农业与非农就业二元职业分化现象,从全国范围的很多统计数据中也可以得到相应的证据支持:2000年第二期“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结果显示,在农村家庭中从事纯农业劳动的农村妇女比例为82.1%,比男性高17.4个百分点[3];2006年,全国31个省(市、区)中妇女农业从业人员数量超过男性的已经有24个[4]。而在农村妇女务工方面,根据国家农民工监测报告,2012年农民工人数达到26261万人,其中妇女比例为33.6%,人数为8824万人。[5]这说明留守农村务农妇女无论是在规模分布,还是在空间分布上均远超外出务工妇女。当然,上述现象也与国际经验相符。许多国际研究表明,农村妇女劳动力非农迁移滞后、农业女性化在全球范围普遍发生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6-8],且该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尤为明显,在非洲和亚洲,妇女农业劳动力已上升到农业总劳动力的50%以上[9]。

农村妇女群体已经存在的职业分化现象,无疑对农业生产与农村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但是,以下问题还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一是农业女性化后,妇女成为家庭中主要的农业劳动力,相对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规模而言,劳动力投入够不够用,会不会引致土地流入或流出?二是妇女非农就业后,家庭剩余的农业劳动力相对于家庭土地承包经营规模又是什么情况,土地流转意愿是怎样的?已有的土地流转意愿及行为的研究中,对妇女的影响、作用重视不够,更缺乏妇女群体分化视角的深入分析。因此本文基于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从妇女自身因素及其选择偏好对其家庭整体的影响出发,观察妇女职业选择造成的家庭在流转意愿上的差异,并分析其原因,从而拓展农村妇女、农民分化与土地流转研究,进而为我国农村土地流转政策的改进提出相应的建议。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已有研究从社会分化、农民分化等概念细化中开始关注到农村妇女分化问题,下面就该文献作一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本文的理论框架。

1.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文献评述

对于社会分化问题,国外研究起步早。如Mintz指出农民社会“在任何地方都具有多方面的内部层次”,[10]卢曼(Luhmann)归纳了三种分化类型:区隔分化、阶层分化和功能分化。[11]在国内,学者们很早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农民分化的问题,认识到农民群体是我国分化速度最快、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群体[12]。但是相关的研究却往往忽视农民分化这一重要的社会结构性现象与农村其他问题的联系,仅仅局限于农民分化本身的狭窄领域,致使对农民分化这一现实问题的研究不能对现实的社会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13]。而且农民分化的研究中,尚缺乏性别视角,忽视了男女分工的社会基础,对于妇女群体关注的缺乏导致妇女成为了“看不见的农民”[14]。

我国目前农村妇女在城乡劳动力迁移中处于明显滞后的状态,与此同时,农业生产呈现女性化的现象。已有的研究已经认识到了这点,并从就业结构[15]、妇女个人素质[16-17]、家庭内部分工[18-19]、观念障碍[15,20]、家务负担[21-22]、社会性别歧视[23-24]等多个方面对该现象的形成给出了解释。虽然成因解释各有不同,但是对妇女劳动力已经成为当前我国农业生产的主力军[24]的事实有高度共识。妇女职业分化、农业女性化现象对农业发展、农村发展带来各种影响。对此持消极观点的学者们多认为这会导致农业生产处于维持状态[25]、耕作粗放和种植结构单一化[26]、经营管理水平下降[27];同时,还会导致农村妇女在新的社会分层中地位下降[28-29]。而持积极观点的学者认为该现象增强了妇女的独立性,获得了更多的施展才能的空间[30-31];事实上,农村妇女并非铁板一块的均质群体,其自身发展状况和在社区发展中的重要性存在差异,有些农村妇女在妇女群体中表现突出,甚至会成为社区成员公认的女能人[32]。

可以看出,虽然针对妇女职业分化现象已经有了很多研究成果,但是相关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不足之处:研究视角狭窄,过多地聚焦于该现象的本身(妇女群体自身)进行研究,没有将这一现象推广到与其相关联的家庭资源配置问题的研究中,尤其是与家庭土地流转等现象的联系缺少深入的研究探讨。

2. 农村妇女职业分化与家庭土地流转:理论框架与假说提出

事实上,当前农村妇女已经成为市场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拥有自己独立的经济收入,对家庭经济财富积累贡献清晰,依附性降低,通过市场参与增长了见识与技巧,而这些因素都会增加女性在其家庭中的话语权[33]。这种变化在理论上可能会强化女性意志在家庭决策中的体现。浙江农户调研的结论也证实了这种趋势,女性对于整个家庭有了更多的影响,农民家庭的决策模式开始向女性方向倾斜,正在趋向“男女共商”的模式[34]。在这样的背景趋势下研究女性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就有了现实意义。而且,更加异质的人群与更加自由的劳动力市场会促进农村土地租赁的繁荣[35]。所以在理论上妇女群体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的影响研究,可以补充在现有的农地流转决策研究中缺乏农民分化维度的现状[36]。

尽管已有的研究认为,妇女劳动力非农转移滞后、滞留在农业中,阻碍了土地流转的供给与需求市场的发育[37],但是这类观点也存在着不足之处:首先,缺乏对妇女自身主体能动性的认识,存在将妇女定义为无能为力的接受者片面化倾向。其实妇女劳动者在面对农业生产中遇到的技术问题、劳动力不足问题时,留守务农的妇女会自发地学习技术,通过熟人之间帮工、换工的方式来解决存在的问题[27]。其次,缺乏分化的视角,倾向于将妇女群体统一定义为需要帮扶的弱者,忽视了女性群体的异质性,有强弱之差别。最后,已有的研究仍然假定妇女劳动者是家庭决策的接受者而不是决策的参与者和制定者。这并没有考虑到女性已婚者的变化:传统上,已婚者往往会要求经济独立、分家,成为独立的家庭单元[38]。事实上,妇女群体的能动性与非均质性变化,已对家庭事务产生影响力,这使得农村妇女不再是单纯的政策与家庭分工的被动接受者,她们也会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偏好来进行选择或发挥影响力。所以,作为妻子的妇女在家庭农业生产、土地等生产要素配置方面获得了一定的决策权。

如果放在更广泛的农村劳动力转移背景下考察,那么妇女外出务工或留守务农的职业分化会导致其在家庭决策时有着不同的基础和地位。显然,这个变化是由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引起的。尤其在男性外出务工的情况下,农村妇女在其职业选择中要考虑到家庭中养老扶幼的刚性职责,她们的劳动时间分配通常要在务农、务工、家务三者中进行理性选择与配置安排。故从理论上,妇女能否非农迁移,将取决于家务、务农以及自身能力的推力作用和城镇非农收入的拉力作用。

对于不同就业状态的妇女,其家庭土地流转的决策基础、机会成本、预期收益将会有所不同:(1)外出务工的妇女,往往较为年轻且教育水平较高,家中老人尚有一定劳动能力,能为其分担负担,因此其能够实现外出务工与家庭的兼顾,形成家庭劳动力配置的均衡。一般而言,此种情形下其家庭土地流转的意愿较低。但随其年龄增加、人力资本减弱以及家中长辈年纪渐长,从而家务负担变重,在兼顾务工与家庭开始面临困难,必须有所取舍、重新调整劳动力配置,若选择务工则流转土地以减轻负担成为其家庭理性的选择;若选择务农彻底返回农村,则对土地的重视程度将会上升而家庭土地流转意愿会下降。(2)留守务农的妇女,或是因人力资本较弱、推力不足,而未能实现非农迁移。此种情况下,较弱的人力资本导致妇女就业选择局限于务农,成为留守人员。对于其家庭而言,当剩下的劳动力与土地规模相匹配时,家庭一般将不会产生流转意愿;若是难以负担或尚有余力,则会产生相应的流转意愿。(3)恰好与人力资本较弱、推力不足相反,留守务农妇女虽人力资本较优,但抚养负担、务农负担过重而拉力过大。此时,其家庭有流转土地的意愿。通过土地流转降低务农劳动投入、释放劳动力到非农产业,是其家庭的理性选择。基于以上认识,对农村妇女职业分化与家庭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本文假说:农村妇女的不同就业,使其家庭有着不同的土地流转决策逻辑。换言之,农村妇女外出务工与留守务农的二元职业分化,对家庭是否倾向于流转土地、在怎样的情况下流转土地的决策有着不同影响。总体上,通过土地流转降低务农劳动投入、释放劳动力到非农产业,是其家庭的理性选择。

三、调查样本与变量定义

1. 调查方法与样本说明

本文前期研究利用2010年“十一”长假,对江苏的盐城、泰州、镇江、苏州四个市部分地区农村妇女进行了问卷调查。调研恰逢农忙季节,部分外出务工者返乡务农,调查能同时访问留守务农和外出打工的两类妇女及其家庭的信息。调查选取入户问卷调查形式,去除无效问卷和问卷数过少的样本点之后,一共收回168份有效问卷,分布到上述四个地市分别是39份、82份、18份和29份。由于实地调研中人力投入、管理的限制,各地区的问卷分布差异较大,但除了可能导致区域间差异难以解释外,基本上能够用于本文问题的研究。被访者中,纯农户占比仅为9.52%,绝大部分为兼业农户,家庭劳动力非农就业比重介于0%~25%之间的比重为3.57%,25%~50%的比重为45.67%,大于50%的比重为45.24%。被访问妇女绝大部分为已婚女性(88.1%)2.38%为未婚,其余为离异、丧偶。已婚女性基本上都已独立成家,仅有不足9%的人与父母同住。

2. 变量定义

以被访者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及在此基础上的流入、流出意愿为因变量,将自变量归纳为妇女个人变量、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变量、家庭人口结构变量三大类,用于下文的t检验差异性分析与Probit与Biprobit模型分析。相关变量的设置与解释见表1。

1  变量说明

3. 样本描述

从表2可以看出,妇女投入在务农上的平均时间超过男性,且家庭中老人务农平均投入的时间最长,说明农业生产中的确存有女性化、老龄化的趋势。家庭规模呈现小型化,耕地面积也较小。从均值上可以看出,相当部分的家庭有土地流转意愿。

被访问妇女中48.21%的人以外出务工为主,51.79%的妇女以留守务农为主。妇女在从事农业劳动方面,43.45%的人表示劳动负担过大,31.55%的人反映缺乏劳动技能,48.21%的人表示对市场了解不足,68.45%的人不了解关于土地的法律。同时,有56.55%的女性务农者认为自己在农业生产上的能力有所进步。

关于家庭中农业生产、土地流转等事项的决策,调查表明男性单独决策的仅占19.64%,女性单独决策比重为27.38%,高于男性;而共同决策比重为52.98%,为最主要的决策方式,这与史清华、张改清[34]“男女共商”模式的结论一致。表3分别计算了样本总体、女性留守务农为主家庭、女性外出务工为主家庭中有土地流转意愿的比重,以及在愿意流转的情况下选择流入还是流出的比重。可以看出,农民家庭的土地流转意愿基本上以流出为主,妇女留守务农家庭的流转意愿确实比妇女外出务工家庭的流转意愿低。

2  被访者及其家庭基本信息

3  家庭土地流转意愿

4. 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的描述性统计

从表4可知,两类人群及其家庭在许多方面存有相当大的差异。首先,妇女有不同职业选择,其家庭在土地流转意愿上存在差异,从均值上看女性外出务工为主的家庭更倾向于流转土地,特别倾向于流出土地。其次,两类女性群体在人力资本上存有明显的差距:平均年龄相差11岁,务农者年龄偏大;平均受教育年限相差4年,外出务工者受教育程度较高。再次,妇女留守务农的家庭耕地面积均值比妇女外出务工的家庭多出近2.3亩,承包地的块数也较多,留守务农妇女更能够感受到务农的压力。最后,从家庭劳动规模与抚养人口上来看,两类家庭在劳动力规模上没有出现明显的差异,未成年人数量上务工者家庭略大,但是妇女留守务农家庭的老年人数量的均值要显著多于妇女外出务工家庭。

4  分化背景下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四、实证计量与结果

1. 农村妇女职业二元分化对其家庭影响的差异分析

在这里将进一步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的计量方法对女性职业分化造成的两类家庭的方差齐性、两总体均值差异进行验证,检验职业分化造成的差异是否能够通过统计检验。通过SPSS软件的计算,对表1中的变量进行方差齐性检验和两总体均值t检验,通过检验的变量及其检验结果见表5。

土地流转意愿的F检验值为25.14,概率p值为0.00,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农村妇女留守务农与外出务工两类样本(以下简称“两类样本”)的方差存在显著差异。t检验值为-2.81,双尾p值为0.006,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样本在有无土地流转意愿上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土地流出意愿的F检验值为30.98,概率p值为0.00,表示在1%的显著水平上,可认为两类样本方差存在显著差异。t检验值为2.76,双尾p值为0.007,在1%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样本在土地流出意愿上存在显著的差异。

教育年限的F统计观察值为11.56,对应概率p值为0.00,通过F检验。可认为两类样本方差存在显著差异。t检验的值为-9.13,对应的双尾p值为0.00,说明留守务农的妇女和外出务工的妇女在教育年限存在明显的差异。

家庭中老人数目的F统计观察值为26.64,对应概率p值为0.00,则两类样本在老人数量的方差有显著差异。t检验的值为3.27,双尾p值为0.001,在1%的显著水平上显著。说明老人的个数在“务农”和“务工”的妇女家庭存在显著差异。

耕地面积的F检验值为15.33,概率p值为0.00,说明在1%的水平上显著,两类样本的方差存在明显的差别。而对应的t检验值为-2.28,双尾p值为0.025,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两类样本家庭的耕地面积存在显著的差异。

从上述分析的结果可知,有无流转意愿、土地流出意愿、教育年限、老人数量、耕地面积这四类变量均值存在着显著差异。通过t检验,证实了妇女不同就业选择情况下,其自身人力资本、家庭人口结构、家庭土地资源禀赋、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等方面存在差异性,即女性职业分化不仅仅反映了其自身差异,也反映了其家庭存在的差异。

5  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

2. 农村妇女职业二元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影响分析

通过上文的分析,证实了两类妇女群体及其家庭在多方面存在差异。一般而言,研究对象差异越大,抽样偏差也越大。为了部分地系统消除由此引起的误差的影响,并进一步证明妇女职业分化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下面以土地流转意愿及流入流出意愿为因变量,对这两类群体的土地流转意愿分别加以检验实属必要。土地流转意愿是二元选择的变量,用Probit模型分析比较合适。同时,“流入”和“流出”两种意愿并非完全相互独立,二者间存在关联,适用双变量Probit回归模型(Bivariate Probit Regression,Biprobit)。该模型能在考虑以上两个决策的随机项之间相关性的前提下同时估计两个方程[41]。解释变量除了加入反映妇女职业分化选择的虚拟变量(非农=1,务农=0)与年龄、教育年限的平方项之外,其他变量见表1。

(1)模型基本回归估计

为了突出妇女职业分化因素对家庭土地流转的作用,采取控制变量的方式,先在模型中只放入职业分化变量,再将其他控制变量加入方程。模型结果如下表6所示。

6  模型估计结果Ⅰ

由表6可见,对于家庭是否流转土地,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呈现显著正向影响。而在流出意愿上,妇女职业分化变量同样呈现显著正向影响,其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只有在流入意愿上,妇女职业分化变量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其他变量中,在模型4、6中,妇女自身变量中的年龄、年龄平方变量均通过显著性检验,年龄、年龄平方系数为一正一负,说明年龄与土地流转意愿之间表现为倒U型关系,家庭土地流转意愿随年龄升高而增加,且存在拐点,越过拐点后流转意愿将会随年龄增加而减弱。这充分说明在如今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女性因素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确存有影响。而在模型5中,土地面积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说明家庭在考虑扩大经营时,自身的既有土地资源禀赋起到了促进作用,拥有的土地越多,规模效益越明显,就越倾向于流入土地。

(2)内生性讨论与模型改进

如上文所述,女性职业选择受多方面因素影响,而这些因素也会同样作用于家庭的土地流转意愿。所以模型中存在内生性,需要引入工具变量,消除内生性对模型的影响。关于工具变量的选取,参照Kung[42]的做法,分别计算调研村庄被访妇女的非农就业比例,即村级妇女非农就业率,将除了i村之外的所有村的平均非农就业率作为i村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设定的理由是:由于法律政策以及交易成本的缘故,土地流转行为一般限定于村庄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但一个村外出务工可能会对邻村的农户非农就业产生显著影响[35,42,43]。因此该工具变量与女性非农就业相关,而与土地流转无关,具有外生性。模型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

7  模型估计结果Ⅱ

可以看出,控制了内生性之后,模型结果有所改善。妇女职业分化变量的显著性在模型7中有所提升,系数变大。在模型8中,系数变大,但是仍然不显著,这可能是由于有流入意愿的样本较少导致的,教育年限的平方、土地块数也从不显著转为显著,且土地面积的显著水平也提升了,这说明在土地流入意愿中受到家庭初始土地资源禀赋的影响较大,妇女的人力资本对此也有显著作用。模型9中妇女职业变量显著性水平提升,且系数也有明显的增加。最后,对比这三个改进后的模型,可以看出,是否有流转意愿、流出意愿、流入意愿中,女性职业选择及其他女性因素的作用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此外,表7还报告了工具变量等变量对职业选择变量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包括工具变量在内的教育、婚姻、耕地块数、家庭劳动力规模、老年人数等多个变量对妇女非农就业起到显著作用。

五、结论性评价

本文尝试从妇女职业分化的视角来解读农民家庭关于土地流转意愿与行为偏好的形成,通过描述性统计、独立样本t检验、Probit与Biprobit模型,实证研究农村妇女职业分化情况下家庭在土地流转的意愿与偏好是否存有差异,以及存在差异的原因。总结本文的研究发现,就是农村妇女职业分化是由于其自身因素、家庭因素等多方面因素存在差异而共同作用形成的,而这些差异性的存在导致了女性在家庭分工中的不同角色定位:外出或留守。分工之后,家庭仍存在进一步流转土地、调整劳动力配置以优化资源配置的潜在可能,而这种潜在的土地流转意愿将会受妇女职业分化显著影响。具体而言,从性别与土地权益的角度来看,相对于“主外”、以务工为主的男性,女性在务农、务工间的职业转换更多地受制于养老扶幼的家庭职责,她们的劳动时间将在务农、务工、家务三者中分配,这对整个家庭的生产资源配置结构形成有着明显的冲击与决定作用,其中就包括了对家庭土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妇女不同就业状态下,家庭在土地流转中的约束条件与预期收益不同:女性非农迁移的家庭,可以通过流转土地、释放劳动力来增加或维持非农收入水平,当其年龄渐长、将要返乡留守时,则会降低其家庭的土地流转意愿;而留守妇女中,部分妇女在自身人力资本较强、家庭分工带来的阻力较弱的情况下,有可能实现非农迁移,从而将会促进土地流转的意愿,而其余的留守妇女在无法实现非农迁移的情况下,只能固守家庭分工角色,留守务农,从而会降低其家庭流转意愿。当然,随着家中劳动力的老龄化日趋严重,也可能会由于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家庭土地流转意愿上升。

本文的发现揭示了社会分工性别下的角色定位使得妇女在家庭土地资源配置上有着异于男性的、更为复杂的考虑,而这种差异性存在对家庭决策的影响不可忽视。这对性别与土地权益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在农村土地政策设计中,要意识到性别特征对土地权益的影响,保护妇女的土地权益至关重要。在此基础上,可以更好理解“切实维护妇女的土地承包权益”写进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的深远意义。尤其在农业女性化的背景下,妇女在农业生产中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而且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上升。鉴于此,本文给出的政策建议有:

首先,关注农村妇女在家庭经济中的作用,为政策制定提供性别依据。政策研究者或制定者应了解农民群体的真实需求与农民家庭决策形成中的性别因素影响,将以往的农村土地政策中被忽视、轻视的农村妇女作用显化出来,纳入研究与政策的视野。

其次,健全农村的社会化服务体系,切实减轻妇女的劳动负担。建立公共服务机构,通过进一步提升农村社会分工与专业化程度来提高农村劳动要素效率。发挥农机补贴等政策引导作用,鼓励农业机械化技术进步,将妇女劳动者从劳动负担中解放出来,让她们更深入地参与到市场活动中。

再次,加大对留守务农妇女的技能培训、经营管理能力培训。鉴于妇女已经成为农业生产主体,引导留守务农妇女更好地务农,增加农民务农收入是今后重要的政策选择,从而真正地激发妇女务农的兴趣,为农业发展留住人力资本。

最后,提供多样化的土地流转政策。针对农民家庭在土地流转方式上的不同偏好这一现实,应提供多样化土地流转政策方案,以满足农村妇女职业分化的需要,满足不同类型农民家庭在土地流转形式上的偏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