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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培育、秩序重构与乡村复兴

作者:沈费伟 刘祖云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人文杂志》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11-19  浏览次数: 1563

摘 要无论是从历史视角下的士绅治理传统,还是现实视角下的村庄精英角色,抑或是理论视角下的“造村”,实质是培育村庄精英,都表明村庄精英应成为我国乡村复兴的实践主体。村庄精英参与乡村复兴的方式尽管呈现出多元化、多渠道、客观性的特点,但其主要围绕积极竞选、示范引导、组织动员和资源整合四方面开展行动,并且取得了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培育乡村社会资本和保护乡村传统文化的治理绩效。当前,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提高村庄精英的生活待遇、努力做好精英回流工作、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现行教育体制是培育村庄精英、重构社会秩序,最终实现乡村复兴的主要路径。

关键词】村庄精英;精英培育;精英回流;秩序重构;乡村复兴


一、研究的缘起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经济发展滞后、政治基础薄弱,为迅速提升综合国力,中央政府制定了“赶超型发展战略”,并实施了“偏向城市的工业化发展模式”,由此人为地形成了一个城乡二元对立的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影响下,传统乡村社会的三大主要生产要素(劳动力、资金、土地)净流向城市,促进了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在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我国的乡村呈现出日益衰败的景象,主要表现为:农村空心化问题凸显、基础公共服务设施供给不足、小官巨腐问题愈发严重等。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这种以牺牲乡村利益为代价的激进城镇化进程后,近年来,国家开始意识到城乡二元结构的弊端,并对之前的城市偏向政策进行了深刻的反思。现阶段中央政府关于美丽乡村建设、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文件的公布以及各省级层面美丽乡村、新农村建设等方面的文件出台,表明了政府试图通过一系列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努力复兴乡村,再造农村繁荣。

当前,为了更好地实现城乡共生式发展与回应我国农村改革的实践诉求,广大乡村治理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对于精英培育、秩序重构与乡村复兴的主题也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索。纵观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四方面:第一,研究方法渐次深入。2010年之前,学者们更多是采用“案例研究法”来讨论村庄精英对于乡村复兴的作用,理论的倾向性是:通过对村庄精英的分层来诠释不同类型村庄精英(如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文化精英)对于新农村建设的影响。2010年之后,学者们在研究方法上,则更多是采取“抽象研究法”来讨论村庄精英的地位、角色、功能、限度及绩效,通过挖掘村庄精英在村民自治、村庄治理、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作用价值来论证精英培育与乡村复兴的关系,理论研究更具深入性和解释性。

第二,研究视角各具特色。精英培育与乡村复兴议题的研究至少涉及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行政学等视角。(1)历史学的乡村建设视角。学者们主要围绕培育村庄精英重建农村社会的主题,探讨了民国时期梁漱溟、晏阳初、陶行知等人的乡村建设运动,以胡适、丁文江、蒋廷黻、傅斯年等人为核心的独立评论派的乡村复兴思想,民国时期的农村合作派的思想以及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的农村复兴运动。(2)农村社会学的基层治理视角。这一研究视角涉及的主题内容很多,主要包括村庄精英对于村庄共同体构建的意义,村庄精英和农村社会资本构建,村庄精英与乡村社会制度、社会组织、社会网络等方面的关系等。(3)政治与行政学的村庄治理视角。这一视角主要关注的主题是村庄精英之间的权力博弈、村庄精英与村民自治、村庄精英与资源整合、村庄精英与集体行动等方面内容。

第三,理论框架逐渐完善。当前国内外学术界逐渐形成和完善了有关精英培育与乡村复兴议题的理论框架。从国外学界来看,主要有精英再生产理论和精英循环理论。(1)精英再生产理论表明,改革开放后尽管中国农村精英的权威来源发生了某些变化,但人员构成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原有精英对乡村社会发展依然起着重要作用。(2)精英循环理论强调改革开放后农村精英集团内部结构发生变化,大量新精英群体开始产生并进入到原有精英集团之中,进而导致部分原精英开始衰落,新精英开始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效用。从国内学界来看,主要有乡村精英生产理论、精英流动理论、农村精英治理理论等分析框架,另外,还有学者基于国家政权建设理论、国家与社会理论、现代化理论等分析框架来阐述村庄精英与乡村社会复兴的关系。尽管这些理论框架具有不同的侧重点和分析理路,但其都着眼于培养优秀的村庄精英,通过乡村精英的努力行动,加大对农村社会弱势群体的补益和赋权,以此真正实现理想乡村社会的复兴再造。

第四,观点解释富有意义。当前,国内政治学、社会学领域的学者们在乡村精英的概念、类型、目的、影响因素、存在缺陷等方面进行了重点研究解释。(1)村庄精英是一个系统的概念,并不单指某一类人群,而是对村庄能人的总称,一般包括村庄经济精英、政治精英、社会精英以及文化精英。(2)村庄精英的组合模式具有多样性,同一个能人可能兼具多种精英类型的角色,引导着村庄的发展与前进。(3)不同类型的村庄精英在乡村社会中虽然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发挥着不同的功效,但是其最终的目标都是指向乡村复兴的实现。(4)乡村精英能否发挥良好的作用,受到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譬如政策体制的因素、社会环境因素、经济因素、精英与群众的关系因素、精英的个人因素等。(5)尽管村庄精英在很多时候都发挥着促进乡村发展的作用,但村庄精英也存在着许多自身的缺点,譬如利己行为、权力偏向、阻碍民主进程等,影响着乡村复兴的绩效。因此,我们需要充分发挥村庄精英的优点,摒弃相应的缺点,致力于新农村建设目标的实现。

总体来看,当前学界对于村庄精英与乡村复兴议题的研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以往研究大多从宏观角度来间接阐述村庄精英的作用发挥,而较少从中观微观角度来直接探讨村庄精英在新农村建设背景下的角色、功能、作用、治理绩效,并且关于村庄精英的培育方式和途径的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此外,当前在美丽乡村建设背景下,加强对乡村精英、乡贤文化的研究对于促进农村发展、实现乡村复兴更是至关重要。基于此,本研究从乡村复兴与村庄精英的关系出发,尝试通过村庄精英在乡村复兴时代的主体解读、村庄精英参与乡村复兴的方式考察、村庄精英对于乡村复兴的作用探究以及培育村庄精英的路径选择四方面的阐述和论证,对于复兴乡村、重建农村文明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二、村庄精英:乡村复兴实践主体的解读

村庄精英成为乡村复兴的实践主体并不是偶然因素所致,而是历史视角下士绅治理的传统、现实视角下村庄精英的角色、理论视角下“造村”的实质是培育村庄精英三者相结合而形成的结果。

1.士绅治理的传统:历史视角

我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农业文明历史的国家,早在秦汉时代,中央政府就曾试图对乡村社会进行直接管理,但迫于财力、物力以及人力的限制,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治理主要依靠士绅、乡官、律令与儒家纲常,对乡村的组织原则是地缘优于血缘。从历史的场域中解读士绅阶层,他们主要是指在野的并享有一定政治和经济特权的知识群体,具体包括科举功名之士和退居乡里的官员。在传统中国,文官和武将年老后返回到自己的故乡成为地方上有名的士绅阶层。地方士绅由于内生于乡土社会,熟知本地村庄的公共事务,并且具有文化知识、经济实力以及闲暇时间,因此他们有可能也有能力来处理乡村本地事务,管理农村社会。简言之,国家对乡村社会的实际控制是由地方精英———其中主要是士绅阶层,而非正式的法律制度来完成的。

士绅阶层在具体的地方治理和村庄建设中,主要发挥着双重作用,一方面他们协助地方官员共同管理村庄事务;另一方面通过整合群众的意见为村民大众的利益代言。在地方事务管理中,士绅阶层代表政府执行国家政策,主要做好基层维稳和财政税收两方面工作。在为村民利益代言中,士绅阶层是村民大众公认的民间领袖,负责与政府协商谈判,维护本地区村民集体的利益。另外,士绅阶层还积极热心乡村的公益事业,带领村民们大力兴修村庄的水利、道路等基础设施,提升村民群体的生活质量。“在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的士绅阶层是历朝历代村庄治理的主体,在乡村复兴中发挥了示范效应,为农村社会稳定、文化传承起到了重要作用。

2.村庄精英的角色:现实视角

从现实视角出发,村庄精英能够成为乡村复兴的实践主体和他们扮演的社会角色、确立的社会地位密不可分。首先,村庄精英作为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介调节人,维持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村集体的地位和功能不断削弱,村庄精英顺势而为,逐渐扮演起了政府与农民之间的中介调节者角色,一方面协助乡镇政府处理公共事务,减少政府与村民之间不必要的冲突和矛盾,另一方面,集合村民们的权益诉求,帮助村民向上级政府反映现实问题。其次,村庄精英作为村民集体利益的代言人,维护村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传统自给自足的家庭农业经济时期,农民往往缺乏理性和组织性,一旦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很难及时得到补救和挽回。而村庄精英在乡村社会生活中则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和崇高的威信度,他们在实现自身利益的同时,能够整合和聚集村民群众的利益,充当村民集体利益的代表。最后,村庄精英作为农村与外界的联系人,拓展村庄的社会资源。村庄精英一般都具有较为丰富的社会资本,例如阅历广、关系多、能力强等,凭借着自身的这些特质以及所掌握的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源优势,能够向外界拓展社会关系和社交网络。并且,村庄精英能够及时掌握大量的“三农”领域的相关政策,通过加强村庄与外界地区的政策交流与经验沟通,最终推动乡村社会的整体发展。

3.“造村”的实质是培育村庄精英:理论视角

村庄精英与乡村复兴的关系,从理论层面看,可以发现乡村社会复兴能否取得实质绩效的关键在于能否充分发挥好村庄精英的作用,可以总结为“造村”的实质是培育村庄精英。这一理论观点得到了中西方学者的普遍认同。

从西方精英主义学者来观之,早期支持该观点的学者有帕累托、莫斯卡、米歇尔斯等人,其中以帕累托和莫斯卡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前者认为精英阶层是社会中最强有力、最生机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因此,统治精英应该设法吸引平民阶层中的卓越人才,如果精英的流通渠道被阻碍,那么就会出现国家和社会的失衡,导致社会秩序(包括乡村社会和城市社会)混乱。后者则认为,一切社会都存在着统治阶级(精英阶层)与被统治阶级(普通民众),社会文明(包括乡村社会文明和城市社会文明)是随着精英的更替和变动而改变的。当代支持该观点的代表人物米尔斯、熊彼特等人也都认为,社会中的权力集中在做重大决定的少数人或小群体的精英们的手中。虽然一个精英可能会被另一个所取代,导致一个既定的精英层的组成者在不同的时代有所变化,但精英统治社会的规则保持不变。另外,曼海姆认为只有通过人本身的改造,社会重建才成为可能,改造人的主要问题是改造其思维和行动,只有重塑和培育更多的社会精英,才能实现社会整体的复兴。在国内乡村治理研究领域,徐勇从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主题出发,探讨了村庄精英在乡村复兴中的角色和作用,他认为农民,特别是其中的精英分子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持久动力和不竭源泉。国家整合不仅仅是将更多的资源配置给农村,更重要的是激发村庄精英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如此才能够实现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目标。贺雪峰也认为,如何再造乡村精英群体是当前推动基层治理的大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文化和经济土壤,只有一方面留住本地乡村精英,另一方面吸引在外乡村精英回流,才能复兴乡村,重建农村文明。

综合而言,乡村复兴的根本关键是实现对人的改造,通过培育优秀的村庄精英,使其主动、积极地参与农村公共事务,最终永续推动乡村的总体发展。我们在强调村庄精英在优化农村基层治理,维护乡土社会秩序,实现乡村社会复兴中的作用的同时,也并不排除村庄精英存在着许多缺陷与问题。从历史上来看,几乎所有朝代在走向衰亡过程中,都会出现基层官员、地方乡绅和各种黑恶势力相互共谋,欺压百姓、鱼肉乡里,破坏社会秩序,引发治理危机。即使在清明盛世,也不排除一些劣绅恶霸凭借国家权力耀武扬威,欺压百姓的现象出现。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乡村精英中也有人为了谋取个人利益,与某些基层干部相互勾结,形成了密切的利益团体,进而加剧了村民与村干部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了激烈的社会冲突。然而,着眼于当前的实际需要,充分发挥好村庄精英的积极作用,整合乡村社会资源,优化乡村治理机制,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复兴乡村文明,促进农村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实践作用和理论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重视和研究村庄精英在当代新农村建设时期的积极意义与重要价值。

三、村庄精英参与乡村复兴的方式考察

综合学界关于村庄精英参与乡村复兴的研究内容和我们课题组在农村实地调研获得的资料结果来看,当前,村庄精英参与乡村复兴的方式,呈现出多元化、多渠道、客观性、现实性的特点。村庄精英参与乡村复兴实践主要包括四种方式:积极竞选、示范引导、组织动员以及资源整合。

1.积极竞选

村庄精英要想在新农村建设和乡村复兴中发挥自己的作用和价值,首先需要面对的是如何实现自身由“体制外”精英向“体制内”精英的转型,而这一转型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基层民主的竞选来完成。村庄精英应通过基层民主选举的方式积极进入到村庄的领导队伍,即村两委班子,以便能够以合法、合理的身份介入到乡村社会发展的实践中去,才能够在乡村复兴过程中真正发挥好自身的价值,取得良好的治理绩效。在具体做法上,一方面村庄精英能够通过村民代表会议制度进行充分的政治表达,参与本村重大问题的科学决策;另一方面,村庄精英积极竞选为自身提供了发挥作用的渠道,价值得以实现,积极性得以调动,能更好地参与政治活动,维护乡村社会的团结稳定。而政府在推行乡村基层民主选举过程中应该秉承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重视村庄中各类精英的优势作用,通过竞选的形式吸纳和帮助村庄精英确立治理主体的地位。在政府的正确引导下村庄精英自身也应积极争取村庄治理权力,通过各种渠道参与乡村治理,切实履行相应的职能和义务,在乡村复兴中承担真实的角色,为新农村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

2.示范引导

传统中国乡村是个“熟人社会”,人们之间互相信任、互相尊重,社会关系遵循着“差序格局”的状态分布,而村庄精英作为乡土社会的公众人物,是村民群体共同的熟人,也可以看成是村庄的“公共领袖”。由于这种“公共领袖”身份的存在,村庄精英在乡村文明建设、乡村社会规范的维护以及公共舆论的传播等方面都发挥着道德模范、精神榜样的作用,有利于村民的思想理念的改善、价值观的提升以及认知方式的进步。村庄精英的这种示范引导效应,是通过实际的日常活动来开展的,例如,经济精英在兴修村庄公共基础设施、开展公益活动方面提供资金帮助;政治精英通过自身的政治知识和战略思路为村庄的长远发展出谋划策;社会精英通过各种技术手段帮助化解村民之间的各类矛盾冲突,协助乡镇政府排解纠纷、降低行政成本等。村庄精英通过自身的言行举止、示范引导,应用道德约束和舆论压力规范着村民们的日常行为,在乡村社会的日常生活中对村民的思想和行动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积极倡导维护村庄的整体利益,致力于乡村复兴目标的顺利实现。

3.组织动员

面对村庄衰败过程中出现的家庭分离、社区共同体弱化、社会合作减少、人际关系淡化、社会道德和诚信衰退等问题,村庄精英作为乡村社会的领导者,大都具有良好的经济实力和社会地位,能够在村民群体中起到组织动员的作用,通过将村民群众团结在一起,形成合作治理的和谐氛围共同致力于村庄建设的目标。尽管政府也能够出台相关政策、制定法律法规,促进村民组织化的程度,但这只是外在强加的作用,要想真正发动和组织村民群众参与到乡村复兴的工作大局中来,需要从乡村社会内部来重塑村民组织化的机制,而这项任务唯有村庄精英能够承担。村庄精英具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动员能力,他们经验丰富,思想先进,与外界联系多,视野开阔,具有良好的人际关系和号召力,具备对村庄事务的组织协调能力,能够将传统个体的村民凝聚成整体的村民群体。通过组织动员,村庄精英将村民群体组织起来,共同参与到乡村复兴的实践过程中,推动农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4.资源整合

安东尼·吉登斯认为,资源是权利得以实施的媒介,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具体行为得以实现的常规要素,它包括支配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村庄精英在推动乡村复兴的过程中主要以开展权威性资源的整合为主,并且致力于内部和外部双重资源的整合。在内部资源的整合上,村庄精英应用掌握的技术、项目、资本等社会资源,在实现自身利益和价值的同时,带领全体村民进行村庄的公益事业建设,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营建基础设施等软硬件,努力改善村庄的村容村貌。村庄精英还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整合,表现在日常生活中协调人际关系、调解邻里矛盾和纠纷、帮办红白喜事,以及劝阻违法犯罪等。除了对于农村发展的内部资源进行整合之外,村庄精英还需要整合乡村外部的资源与社会网络。村庄精英一般都拥有广泛的人脉关系网络,能够聚集到大量社会财富和资源,用于农村社会的建设,从整体上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促进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简言之,村庄精英可依靠自身所具备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优势,运用在农村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积极整合和重组村庄的内外部双重资源,从而发挥其在乡村复兴中的功效,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发展。

四、村庄精英对于乡村复兴的作用探究

村庄精英并不是一个组织严密、目标明确、行动一致的群体,而是包含了不同利益、不同层次、不同组织状况、不同目标、道德水准参差不齐、影响力大小有别的个体和群体。按照不同的分类标准,可以将村庄精英划分为体制内精英和体制外精英,内生型精英和回流型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社会精英和文化精英等。尽管村庄精英的类型具有多样性,但是其对于乡村复兴的作用却都是相同的,具体包括促进乡村经济发展、维护乡村社会秩序、培育乡村社会资本、保护乡村传统文化等。

1.促进乡村经济发展

村庄精英作为农村先进生产方式的掌握者,能够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增加村民群体的经济收入,提升村民大众的生活质量,实现村庄的经济振兴。村庄精英在推动乡村经济发展问题上,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兴办各类企业,带动本地区经济发展;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提升村民的生活质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推广农业高科技,实现村庄的集约化生产。首先,村庄精英主要是由私营企业主、村集体经济负责人、农村种养殖大户等组成,他们在农村兴办大量的个私企业、民营经济,是村庄财富和资源的集中者、创造者和推动者,通过创造更多的经济利润,在增加自身利益的同时,也带动了乡村经济的发展。其次,村庄精英经营兴办的各种类型企业,能够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帮助本地村民解决现实的就业难题,在保障村民基本经济生活水平的同时,也维护了乡村社会的秩序稳定。再次,乡村精英由于其自身掌握的信息、技术、知识等资源优势,使得他们敢于尝试新事物,接受新的生产经营方式,进而推动乡村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体制改革转型,以此提升生产效益,增加村民的收入,最终减少甚至消除因经济原因而引发的精英外流现象发生。最后,村庄精英往往具有前沿性的战略眼光,能够找准适合本村发展的特色产业,并且善于掌握农业高科技和先进技术,在满足村民生产需要的同时,也实现了村庄的集约化生产,从整体上夯实新农村建设的经济基础,促进乡村社会的不断发展。

2.维护乡村社会秩序

乡村社会秩序是村民行为的内在约束机制,也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精神内核。乡村复兴的前提是要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乡村社会秩序很大程度上依赖村庄精英的主持与维护。村庄精英因人格、知识、能力、经验等方面的突出品质,能够有效地沟通政府部门与乡村民众之间的关系,通过发挥好村庄利益整合和社会协调的功能,有效地预防农村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维持乡村社会的长治久安。村庄精英在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上,主要需要做好两方面工作:一是要善于调解纠纷,化解基层民众之间的社会矛盾。近些年来,随着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政府、市场与社会逐渐分离,形成多元化的社会格局。面对多元的社会需求,农村基层各主体间的利益博弈日趋复杂化,由此造成的村庄群体性事件不断增多、社会资源分配不均等加剧、地方腐败事件层出不穷,甚至愈演愈烈,严重影响着乡村社会的的稳定和谐。村庄精英应发挥好整合社会资源、稳定社会秩序、化解基层矛盾的职责,实现农村社会的健康发展。二是要完善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切实满足村民们的利益诉求。传统村庄的公共服务一般都由政府来提供,但是政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缺位、越位等“政府失灵”问题,因此,村庄精英可以凭借手中掌握的社会资源,分担政府的部分责任为乡村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可有效地弥补当前村庄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保障村民的合法权益,有效助推乡村社会的和谐稳定。

3.培育乡村社会资本

普特南在《使民主运转起来》中将“社会资本”定义为: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和网络,它们能够通过推动协调的行动来提高社会的效率。在普特南看来,社会资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把彼此已经熟悉的人们团结在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到纽带作用;另一种是把彼此不认识的人或群体联系到一起的社会资本,它起到桥梁作用。在乡村复兴过程中,社会资本作为一种粘合剂,能够团结村庄全体村民,通过达成集体行动共同致力于乡村的建设和发展,而社会资本的培育和增加,则需要村庄精英来完成。

在农村社会中,相较于普通的村民而言,村庄精英往往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能够将乡土社会的道德观念、风俗礼仪融入到乡村生活中,重新塑造有着集体认同的村庄文化和核心价值观,通过这种社会文化机制的带动,影响农民的行为逻辑,促使集体需要的行动产生。尤其是“城归精英”或者“返乡精英”,他们既了解城市的发展状态,也清楚当地乡村的实际现状,能够通过利用自身在乡村社会内外关系的优势,将他们所在的相对封闭的乡村社会网络与外部的开放网络联系起来并不断拓展,通过建立乡村与外部社会的连接,吸引外部资源,积累和营建更多的社会资本。村庄精英通过培育社会资本,在农村中建立和谐健康的发展文化,不仅有利于促进村庄之间人际关系的和谐,也有利于产生合作和信任,调动城乡资源,共同建设乡村社会,最终实现村庄的复兴与重建。

4.保护乡村传统文化

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价值内涵,是对特定地区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形态总体表征的反映和呈现。乡村是传统文化的发源地,也是一个村庄区别于其他村庄的内在依据。正如钱穆所说:中国广大的乡村是中国文化的诞生地,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随处可见乡村文化的痕迹,乡村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标志。因此,保护乡村传统文化也是复兴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任务。

在传统乡土社会,村庄精英在保护与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和地方性知识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保护了许多历史文化古迹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村庄精英中的教师、工匠、民间艺人、农业技术人员等,他们都是乡村地区文化保护和传播的主要承担者、实践者,对于乡村习俗传承、村风民风弘扬、村庄核心价值体系建设、村民思想观念形成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作用。村庄精英作为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建设的核心力量,其在农村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文化传播、道德示范等方面也发挥着示范引导作用,提供着智力支持。许多村庄精英自身就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在促进传统文化和当地乡土文化相互融合,推动民俗文化、非物质遗产文化、民间文化得到保护和传承的同时,也促进了乡村社会的繁荣和复兴。

五、培育村庄精英:乡村复兴的实现路径

现阶段,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实现乡村社会的复兴,单纯从政府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单方面的外力拉动是远远不够的。换言之,如何留住村庄精英以及吸引外地精英回流,充分发挥好内生型和回流型村庄精英在农村发展过程中的功能与作用,建立村庄自我内在的长久发展机制是复兴乡村、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因此,积极培育和壮大村庄精英队伍,使其致力于乡村复兴是实现城乡一体化、复兴乡村的根本出路。

1.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创造良好的精英成长环境

村庄精英是个流动的队伍,只有建立常态化的精英吸纳机制和制度化的参与机制,才能实现新老精英的合理更替,保持村庄精英队伍的活力和效用,能够取得最佳的乡村复兴绩效。针对健全村庄精英的吸纳机制,创造良好的精英成长环境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三方面的工作:首先,需要尊重和承认村庄精英在乡村复兴中的积极作用,明确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合法性地位,鼓励和创造多种参与渠道,吸纳村庄各类精英加入到村庄的管理队伍中来,以充分发挥好村庄精英的才能,保障村庄精英的政治社会地位。其次,乡镇政府应出台制度化和常态化的村庄干部竞选机制,为广大有志于为村庄建设和乡村复兴贡献力量的村庄精英提供机会,将体制外的村庄精英及时吸纳到党组织和村委会中来,充分发挥好他们的聪明才干,激励他们为村庄发展出谋划策。再次,完善“告老还乡”和“回乡光荣”精英们的吸纳机制,这部分群体往往具有较高的知识、技术、人脉等优点,充分发挥这部分人的才能,能够实现村庄的高质量发展。最后,真正把大学生“村官”制度作为农村建设输送人才的一项长远战略计划,积极培养他们成为农村中的精英群体,通过提供优惠政策、创业资金、健全的生活保障,为他们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使其自愿留在乡村工作发展。

2.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提高村庄精英的生活待遇

当前,村庄精英大量流失,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发展使然,而立足于中国的特殊国情,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原因在于农村土地附加值过低,村干部基本生活得不到很好的保障,迫使许多村庄精英选择向外地发展。因此,要想实现乡村复兴,取得新农村建设的绩效,政府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法规,提高和改善村庄精英们的生活待遇。在具体做法上,首先,政府需加大对村庄精英的扶持力度,提供富有竞争力的工资待遇、完善的社会保障体制、健全的公共服务机制,使他们安心本职工作。从我们的调研中也发现,现阶段,许多村干部都是兼职型的村庄精英,他们不仅要从事村庄的公共事务,而且还要从事生产性的副业工作,这主要缘于村干部的工资待遇水平低,致使许多村庄精英纷纷离开村两委班子。因此,只有大力提高村庄精英的生活待遇,给予其满意的基本工资、完善的社会保障,免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才能提升村干部的工作激情。其次,针对村庄中经济实力较强的精英,政府应积极鼓励其兴办企业,给予其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和及时有效的市场信息,在提高村庄精英经济生活水平的同时,也能够充分吸收村庄中的剩余劳动力,改善村民群体的生活质量。最后,村庄精英离开乡村走向城市,主要源于农村土地的附加值低,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弱,因此政府要不断增加对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给予农业适当的财政补贴,平衡农产品和工业品之间的价格差,以此保障村庄精英尤其是村民群体的基本权益。

3.提供完善的村庄公共服务,做好精英回流工作

近年来,随着国家层面惠农、富农、强农政策的不断出台,省市级层面美丽乡村建设的深入推进,乡村社会出现了一系列的复兴态势,譬如,村庄精英开始逐渐回流、乡贤文化得到弘扬、村庄精英的政治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等,尽管如此,现实中仍有许多困难阻碍着返乡精英们的回流意愿。据《半月谈》记者在农村调研时发现,由于城乡二元结构的存在,社会环境及文化心理的剧变,医疗、教育、文化等资源的分布不均衡以及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的不健全等问题的存在,当前退休官员返回乡村成为新乡贤,仍是少数人的选择。因此,提供完善的村庄公共服务,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积极做好返乡精英的回流工作,是吸引精英群体返回农村的必然要求。在美丽乡村建设的背景下,政府首先需要加大对村庄公共设施的财政投入力度,致力于现代化村庄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这既包括村庄的硬件设施建设,如农村基础设施的建立与完善,也包括软件设施建设,如乡村文化氛围、生活环境等的改善。其次,政府需要为有志于返乡创业的村庄精英提供良好的服务和畅通的发展渠道,让他们能够在村庄中获得长远的发展和晋升的成长空间,以此消除返乡精英们的各种顾虑,使他们安心留在农村中发展自己的事业,为乡村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最后,要真正促成返乡精英的回流,还需要从增加农村引力和加大政府推力两方面着手,即在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缩小城乡差别、提高农村自身吸引力的同时,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制度创新来适当加大推力,努力探索建立完善的精英回流机制,大力吸引精英群体返回农村工作,推动乡村复兴的步伐。

4.支持民间组织发展,为村庄精英提供服务平台

在乡村复兴过程中成立和支持各种民间组织发展,能够整合村庄的资源,优化村庄的治理结构,提升乡村的治理绩效,最终有利于乡村复兴目标的实现。因此,现阶段,在农村中有许多村庄精英自发建立起各种民间组织,通过重组分配资金和资源,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民间组织的发展,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的行政成本,促进乡村社会的自治程度,而且也有利于将村民群众组织起来,更好地保障村民大众的利益,推动村庄的整体发展。尽管民间组织在发挥村庄精英作用,复兴乡村社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当前民间组织也存在着许多不规范的现象,譬如组织化程度不高、财政资金支持力度低、治理绩效相对较差等,因此,政府需要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补助力度,从民间组织的活动形式、运行机制和制度内容等方面帮助和提升民间组织的健康发展。政府还应在政策上鼓励发展各种农村民间组织,并给予制度化的支持,以协调村庄精英利益,促进精英与村民的互相融合,推动乡村社会的良善治理。通过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整合村庄精英资源,更好地为村庄精英推动农村建设工作提供组织化力量的支撑,最终有力地推动乡村社会的健康发展。

5.改革现行教育体制,促进优秀人才本地发展

高等教育体制在农村得到快速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无形之中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其中,许多农村学生将升学作为远离农村、跳出“农门”的捷径,越是重视教育的地方,考出去的学生越多,回乡工作的学生越少,由此,教育体制变成了一种过滤机制,将大量的优秀农家子弟输送到城市发展。针对现行教育体制导致的这种农村精英群体不断流失,城市精英群体的相对过剩问题,政府应及时改革传统教育体制,将教育的“过滤机制”转变为吸引农村优秀人才本地发展的“引流机制”,以此促进优秀人才本地发展。首先,高等院校应立足于现代新农村建设的思维,将高校的科研院所、人才培养基地、课外实践基地向广阔的农村发展,以此引导更多的学生真正认识农村,立志将来扎根农村,为农村服务。其次,高等院校应更新教育内容,将科学知识、实践技能与农村发展相联系,在知悉农村发展需求和长远目标的基础上,致力于培养农村急缺人才。最后,政府应通过人才引进、回流工程、绿色通道等柔性引才机制,将真正优秀的人才从城市吸引到农村里来工作,平衡城乡智力资源的差距,重构农村人力资源体系,最终为乡村复兴的目标实现提供智力支撑。


注释

1)(1)王先明:《中国乡村建设思想的百年演进(论纲)》,《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

2)(2)曹金祥:《20世纪30年代独立评论派农村复兴思想解读》,《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3)(3)刘椿:《抗战前国民政府的农村合作政策》,《社会科学辑刊》2005年第5期;刘峰:《20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农村复兴运动探论》,《求索》2013年第2期。

4)(4)郑炀和:《论乡村精英与乡风文明建设---从权威与秩序的视角》,《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9年第3期;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陈朋:《精英、选举与乡村治理---兼论村治的制度环境》,《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13年第12期;李佳、郑晔:《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农村合作经济组织走向》,《社会科学研究》2008年第2期;李军:《新农村建设中的乡村精英与社会资本建构》,《山东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5)(5)吴思红:《村庄精英利益博弈与权力结构的稳定性》,《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年第1期;郎友兴、郎友根:《从经济精英到村主任:中国村民选举与村级领导的继替》,《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张英魁:《农村精英人才流失与新农村人力资源再造的路径选择》,《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冯石岗、杨赛:《引导乡村精英参与乡村治理》,《吉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6)(6)Jean Oi,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nment,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9,pp.99~126.

7)(7)Victor Nee,“A Theory of Market Transition from Redistribution to Market in State Socialism,”Amercian Socilogical Review,vol.54,no.5,1989,pp.663~681.

8)(8)刘祖云、黄博:《村庄精英权力再生产:动力、策略及其效应》,《理论探讨》2013年第1期;张英魁、曲翠洁:《当前中国乡村精英社会流动的内在机制分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3期;张铭:《乡土精英治理:当下农村基层社区治理的可行模式》,《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

9)(9)张静:《国家政权建设与乡村自治单位---问题与回顾》,《开放时代》2001年第9期;贺雪峰:《农村精英与中国乡村治理》,《学术前沿》2012年第10期;徐勇:《“政党下乡”:现代国家对乡土的整合》,《学术月刊》2007年第8期。

1)(1)沈费伟、刘祖云:《政府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分析---基于有限政府的视角》,《长白学刊》2016年第3期。

1)(1)[意]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意]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

3)(3)李建设:《精英主义评析》,《国外理论动态》2008年第7期。

4)(4)[德]卡尔·曼海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现代社会结构研究》,张旅平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第101页。

5)(5)徐勇:《国家整合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社会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6)(6)贺雪峰:《保护养育乡村精英的土壤》,《农村工作通讯》2014年第17期。

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1)(1)[英]安东尼·吉登斯:《民族-国家与暴力》,胡宗泽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7页。

2)(2)林修果、谢秋运:《“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3)(3)刘路军、樊志民:《中国乡村精英转换对乡村社会秩序的影响》,《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2期。

1)(1)Robert D.Putnam,Making Democracy Work:Civic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

2)(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修订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3页。

1)(1)刘颖、张英魁、梅少粉:《乡村精英人才外流的社会影响与对策》,《学术交流》2010年第11期。

2)(2)黎昌政、李劲峰:《引人注目的新群体:退休官员变身新乡贤》,《半月谈》2016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