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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权力与空间——农村妇女家庭与村庄权力类型研究

作者:胡业方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北京社会科学》2017年第11期  发布时间:2017-11-29  浏览次数: 1018

摘 要对广东、陕西、上海三地农村妇女的家庭权力与村庄权力进行实地考察,在经验整体性视角下探讨农村妇女权力的类型及内在逻辑。在社会转型进程中,伴随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深入,家庭与村庄的空间功能显现出速率不同的变迁。权力的实践需要以空间为载体,不同的空间功能下农村妇女家庭和村庄权力呈现不相一致的类型。按照家庭和村庄空间两个维度,农村妇女权力可划分为家庭中与村庄中的双重依附、家庭中主导与村庄中边缘地位、家庭中的支配与村庄中的自主地位三种类型,这三种类型明显具有历史变迁的逻辑性。

关键词农村妇女;权力类型;生活空间;生产空间


一、农村地区妇女地位的研究

妇女家庭与社会地位的历时性变迁是女性发展的核心概念,它揭示了不同时代背景下内在的性别秩序以及社会资源的性别配置。[1]学界对妇女地位的研究历时已久,且已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一般集中于家庭空间或村庄空间来阐释妇女地位的相关议题。目前为止还没有研究从整体层面对现阶段农村地区的妇女地位进行宏观把握,即从横向的共时性视角分析妇女地位的区域差异性。虽然雷洁琼等认为农村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使妇女家庭角色意识具有明显的地域性差异,[2](P166)但这一概述过于笼统,没有具体区分农村妇女地域差异的类型。基于不同区域的实地调研发现,以妇女家庭和村庄权力为切入点,可把妇女权力划分为三种不同的类型,基本可概括当今农村地区妇女权力的全部样态。

女性的权力表达通常以男性作为参照,一般有两种研究路径,一为结构的视角,二为实践的视角。关于性别权力不平等的解释偏重于结构的范式,父权制文化决定论及经济决定论是常用的理论框架。父权制规定了男女的行为规范,具有褒扬男性贬低女性的特点,以文化的渲染构建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价值观,形成了男性优于女性的性别等级秩序。经济决定论认为参与社会生产以及获得劳动收入是女性家庭地位提升的最关键因素,男性在家庭中优于女性的权力是因为男性可以从家庭之外获得更多的资源。[3](P164)无论是父权制还是经济决定论都强调结构的刚性,强调结构对个体所施加的影响。受父权制文化的影响以及无法参与社会性的劳动,导致了妇女在家庭权力中的弱势地位。当父权制及限制妇女参与社会劳动的结构性力量衰弱,妇女才有机会提高家庭及社会地位。

许多学者认为父权制的逐渐瓦解,[4](P46)妇女参加家庭以外的社会劳动,是妇女地位逐步提高的保证。[5](P170)国家通过发动对父权、男性中心以及传统家庭观念的批判及推行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加之非集体化之后的商品生产与消费主义,对家庭制度及妇女地位有直接的影响。[6]城市化为妇女带来了接受教育及经济参与的机会,[7]源于政治、经济动力的非农化进程是妇女地位提高的助推器。[8]结构性力量在社会发展、国家政治运动及法律法规确立的干预过程中逐渐减弱,妇女因此获得了地位提高的可能性与可行性。结构的视角强调妇女地位的提高源于结构性力量的衰弱。过于强调结构性因素,带来的是对人的能动性的忽视。

实践的视角是研究妇女权力的另一路径。在这一视角下,结构与实践、系统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被置于辩证的、动态的过程中来理解:并不是前者必然决定后者,而是相反,结构是实践的产物,或者说,系统被置于人的具体行动、策略中来理解。[9]实践理论由布迪厄提出,主要针对一些学者过于强调规则和结构,而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10]以实践的视角考察妇女地位,强调的是结构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张力,即妇女是日常生活中具有能动性的实践者与行为者。把她们看作是实践的个人,可以通过她们个体的能动性,利用相应的资源与策略在家庭生活和亲属关系互动中发挥核心的影响力,扭转她们在家庭权力格局中的弱势地位。[11](P226)妇女的个体实践所扭转的不仅是横向的地位,还包括家庭纵向地位。[12]总之,实践视角下处于亲属关系中的个人不应该被看作依角色规范行事的亲属角色,而应被理解为处于一定结构性位置且具有能动性的主体。[11](P17)

无论是结构的视角还是实践的视角都是在结构与行动的框架下展开的论述,只是结构视角更加强调结构的刚性,而实践视角更加强调个体的能动性。但是这两种视角都忽视了行动的效果除了受结构的制约以及个体能动性的影响之外,个体还处在特定场域空间中。权力的实践与建构需要以空间为载体,不同的空间功能下,妇女所建构的权力不同。基于此,将农村妇女权力置于家庭与村庄空间功能下进行考察,以揭示农村妇女家庭与村庄权力的类型及其内在的形成机制。

二、研究思路与研究支撑

空间、权力及性别三个变量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对空间的研究由来已久,齐美尔认为空间在人的社会互动中被赋予意义,[13]列斐伏尔强调空间的生产,[14]福柯注重空间、权力与知识三者之间微观的互动关系。[15]伴随对空间研究的深入可知,空间本身是先天存在的,但空间的意义却是在社会转型、社会流动与个体实践的作用下被后天赋予的。空间是人类各种实践活动的载体,由此空间不再是一个物理性的概念,而是因人类的互动实践所形成的充斥着各种社会关系的载体。空间在生产与实践中存在着支配与被支配的秩序,因此存在着权力关系。将性别纳入空间与权力,是女性主义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通常以性别隔离为主线。[16]空间被分割为男性的公共生产领域和女性的私人再生产领域,女性即使日益参与公共领域,也存在区域的不平等与隔离。[17](P306-307)空间安排加强了男女之间地位的差异———性别化的空间减弱了女性对知识的获取,并且被男人利用为再生产的权力。[17](P310)性别隔离本质上是男性对女性主宰和控制,是权力关系的一种表现方式。[16]除了空间区隔影响性别权力关系,不同的空间功能下,性别权力的实践与建构也大不相同。

空间基于功能视角主要可分为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传统的农村社区,家庭与村庄空间是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合二为一,稳定的家庭与村庄结构下,空间功能稳定,女性从属于男性,性别权力呈现支配与被支配的格局。但是随着社会的转型,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深入,农村地区家庭与村庄的空间功能显现出速率不同的变迁,从而产生了女性在家庭和村庄权力中不相一致的模式。农村妇女权力从传统的全面依附的单一结构发展到现阶段的双重依附、家庭主导与村庄边缘及家庭支配与村庄自主的三种不同类型,与空间功能的变迁息息相关。处在同一家庭与村庄空间的男性与女性,权力的实践与建构以性别相关的差异性所形成的功能性依赖为前提。当家庭或村庄结构稳定,空间功能没有发生本质的变迁,依然是生产与生活的合二为一,男性所掌握的资源决定了女性对男性具有依赖性,男性因此获得家庭与村庄空间的支配性权力。当家庭或村庄空间功能发生变迁,生产空间与生活空间相剥离,褪去生产功能的生活空间中,女性的性别优势凸显,发挥了优于男性的功能性作用。男性对女性的功能性依赖,催生了性别之间的权力运作,女性由此获得权力优势。

研究所用资料来源于对广东的A村、陕西的B村及上海的C村三地的实地调研。前期通过对村干部的访谈,了解村庄的整体概况,然后通过对一些普通村民的深度访谈补充了关于妇女地位方面的详细资料。广东的A村、陕西的B村及上海的C村,分别代表了农村妇女权力三种类型的实践区域。广东A村下辖17个自然村,683户,3862人,在村常住人口2000人左右,水田加旱地共3200多亩,主要种植玉米、水稻等作物,农业生产机械化程度低,生产方式落后。A村为典型的宗族性村庄,妇女在家庭与村庄权力中处于双重依附的地位。B村坐落于关中平原,全村共6个村民小组,469户,1806口人,耕地面积2700亩,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猕猴桃、李子等。妇女在家庭空间中处于主导性的地位,在村庄空间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上海C村距镇政府1.5千米,为金山新城开发建设核心区域。全村区域面积3.3平方公里,辖9个村民小组,753户,2093人,城镇化率达到99%。妇女在家庭权力中处于支配地位,在村庄权力中也具有充分的自主性。

三、性别与权力:农村妇女权力的三种类型

对妇女家庭权力的衡量需要一定的界定标准,既有研究中众多学者依据不同的理论切入点把女性的家庭权力划分为不同的维度。综合考量以往的研究以及农村地区的村庄环境,拟从生育权、夫妻亲密关系、财产控制权及家庭事务决定权四个维度衡量农村妇女的家庭权力。同时,以村庄的政治参与及社会参与两个层面衡量妇女的村庄权力。

1.家庭与村庄的双重依附

家庭与村庄空间全面依附于男性是农村妇女权力的第一种类型,以广东A村为例。妇女无论是在家庭权力还是村庄权力中都属于依附者的角色。家族传承、子代绵延依然是宗族性村庄基于家庭伦理的强约束,村民的生男偏好在多子多福的宗族文化下依然是村庄生育观念的主导。没有生育男孩的家庭被认为过得不开心、没有面子,必将承受村庄的舆论压力。有儿子是家庭完整、幸福的前提,比如村内有一户为了生儿子连续生了五个女儿,在四十多岁时终于生到儿子。妇女的生育权是在已生育男孩前提下的选择权,没有生育男孩的妇女必然会在村庄及家庭的伦理性压力下继续生育的行为。重视纵向代际传承关系,对应的是夫妻关系的疏离,无论是在家庭还是在村庄内,夫妻之间不表现出亲密性的关系,关系亲密的夫妻反而成为村民的谈资。夫妻二人因务工而两地分离的例子在村庄中十分普遍。同时,男性是家庭财产的掌管者,重大事务的决策者。妇女参与社会性的劳动,打工收入也会交由男性保管,男性有财产控制权以及财产分配权,即使男性把家庭收入用于资助兄弟结婚,女性也不能有异议。男性在家庭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妇女在家中只作为无话语权的成员,所有家庭事务的最终决定权还是掌握在男性手中。妇女在家庭权力中处于弱势地位,却是家务劳动与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正是农忙时,随处可见妇女干着又脏又累的体力劳动,男性则做一些辅助性的轻体力劳动。村庄社会赋予了妇女在家庭生产与生活上的责任,却弱化了她们的权力。村庄内妇女仍然践行着“男尊女卑”及“男主女从”的观念,在家庭内部高度依附于男性。

妇女在村庄权力中同样也是弱存在性、无自主性的依附状态。男性是活跃于村庄公共空间的主要实践者,相对比而言,女性在既有的村庄性别秩序中,只是被动的承受者,而不是主动的再造者。村庄公共空间中妇女作为沉默的隐性人不参与村庄的公共治理,从村干部的组成到自然村自组织的理事会,除了妇女主任这一职位外,村庄治理单位中根本无法找寻到妇女的身影。无关治理性的公共活动也很少有妇女的参与,村庄内既没有现在风靡全国的广场舞,也没有妇女聚众打麻将的活动。深度卷入家庭生产与生活的妇女,没有自己的空闲时间,即使是串门聊天,也是带孙辈或者做着针织活。而一些村庄内的社会性活动,妇女即使能作为参与者却不能作为领导者,宗族性村庄中妇女没有机会在村庄中获得权力。妇女在村庄公共空间的身份界定及活动带有家庭及男性的烙印,个体不作为独立存在的实践主体,是依附于男性的存在。

2.家庭主导与村庄边缘

家庭主导与村庄边缘是农村妇女权力的第二种类型,以陕西B村为代表。妇女在家庭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村庄权力中却处于边缘地位。村庄的生男偏好随着社会观念的更新,以及近年来男性婚姻成本的直线上升逐渐减弱,纯女户家庭无负担的生活状态反而成为村民羡慕的对象。生育观念逐渐改变,妇女生育权有了一定的自主性。阎云翔通过在东北下岬村考察夫妻两性关系互动,得出夫妻亲密关系的上升已超过纵向的代际关系。[6]这种现象在B村村庄内同样突出,男性对女性情感性的依赖凸显了妇女在家庭权力中的主导地位。同时,妇女负责家庭内的所有家务劳动,在农业生产中作为辅助性的劳动资源,妇女的劳动贡献普遍获得家庭成员的认可。家庭日常生活实践中妇女掌握家庭财产及话语权。基于村庄第三者视角普遍反映“家里的钱归女的管”,“女的当家,女的在家里面都属于厉害的角色,男的都听女的话”,家庭权力中妇女的主导地位不仅体现在横向的夫妻关系,同时也传导到纵向的代际关系中。村民普遍反映老人养老状况不好,正是因为儿媳妇在家庭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从而使得男性对父代的赡养视而不见。妇女以绝对的优势在家庭权力中居于主导地位。

在涉及公共参与的村庄权力中妇女则处于边缘地位。村庄参政议政中也是以男性为主导,除了妇女主任和会计之外,其他村干部的职位全部由男性担任。主导村庄政治权力的男性也不愿意把妇女纳入村庄政治空间,比如村庄中涉及家庭的事宜,村干部更愿意与家户中的男性打交道;村民小组的村民代表由组长决定,但是组长通常只会选男性作为代表。男性作为家庭劳动主力,农闲时还会在村庄附近打零工,空间时间很少,妇女主要负责家庭事务的料理,相对于男性,在村的空间时间更多。但男性即使放弃打零工的收入,也不会由妇女替代男性成为庙会主持人、红白事的总管等社会性事务的领导者。虽然妇女在村庄社会性参与中不能作为领导者,可以作为参与者活跃于庙会等村庄公共活动中,但也只是作为被支配的“打下手”角色。无论是村庄公共事务还是参政议政,都把妇女排除在公共领域的执行者之外。除了被动地排斥,妇女在村庄公共领域也没有主体性地为获得权力而进行抗争。妇女把更多精力置于家庭,对于基于性别差异所建构的村庄公共领域的男性话语体系持理所应当的态度。[18]

3.家庭支配与村庄强自主

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在村庄中也具有自主性是农村妇女权力的第三种类型,以上海C村为例。自20世纪70年代,上海地区就已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严格的一胎政策塑造的生男生女都一样的生育观念早已深入人心,妇女的生育不受传统社会子孙绵延观念的制约,不会出现为了生育男孩而损害妇女权益的事件。夫妻关系中妇女处于主导地位,男性“妻管严”的角色素描深入人心,家庭的建立与维持更加讲究两性关系的契合性。夫妻关系的情感性上升,使得家庭内部的分工相对动态,男性也分担家务劳动,家务劳动不再是性别分工下女性应当承担的义务。同时,妇女作为独立个体参与家庭以外的社会劳动,以可衡量的经济收入与男性一样为家庭的正常运转贡献力量,因此,在家庭财产的控制及分配中有自主的话语权。而在家庭内部诸如子女教育、组织家庭日常生活、管理家庭内部事务中更加具有自主权与决定权。家庭空间中男性逐渐失去优势,妇女转而占据支配地位。

上海C村的妇女在村庄中的强权力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是相对于以往女性依附性的弱权力,而不是超越男性的强权力,是对比广东A村与陕西B村妇女在村庄中的边缘性地位所呈现的进阶阶段,是一种更趋向于男女两性平权型的状态。更多地可以理解为上海地区的女性在村庄空间中与男性的差异性,及弱于男性的观念不再被强调与认可。男女平等,女性可以和男性一样参与村庄事务获得村民的普遍认同。女性与男性同样有机会参政议政,无论是村两委还是村庄志愿者的队伍中,妇女参与程度都较高甚至有超过男性的趋势。而且性别不是政治职位提升的羁绊,能力成为最主要的衡量尺度。C村不再是固有印象中妇女参政数量少、比例低、担任职务少、参政议政程度低的形象。同时,在C村妇女活跃于村庄公共空间,可自由组织参与活动,比如舞蹈队、乐器队等,参与村庄社会性的活动不受性别的约束,既可以作为参与者也可以作为领导者。在村庄空间中,妇女作为独立的个体,具有实践的主动性与自主性,而不是作为依附于男性的存在。

四、性别、权力与空间:农村妇女权力类型的内在逻辑

家庭与村庄空间是农村妇女日常实践活动的基本载体。家庭与村庄的空间功能伴随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具有区域变迁的差异性,农村妇女权力因实践空间功能的差异性而呈现类型化的特征。伴随家庭与村庄空间生产与生活功能的稳定性到逐渐褪去生产功能成为单一的生活空间,妇女的权力也随之变迁。广东A村因宗族性结构性力量的规制,无论是家庭还是村庄的空间功能都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迁,依然是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合二为一,妇女在家庭与村庄空间属于双重依附的地位。在陕西B村,家庭空间逐渐褪去了生产功能,以生活空间为主导,村庄空间的功能并未发生变迁,呈现妇女在家庭中主导地位与村庄中边缘地位的状态。上海C村,无论是家庭还是村庄都是只具有单一的生活空间,妇女的权力在家庭与村庄空间中分别表现为支配与自主的样态。

1.妇女权力与空间功能的稳定性

广东A村,宗族性的村庄因结构性力量的笼罩,对比其他结构性力量较弱的村庄,受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的影响相对较少。无论是家庭还是村庄结构都呈现相对稳定的状态,空间功能沿袭传统社会,依然是生产与生活功能的合二为一,并未发生本质性的变迁。相对稳定的家庭与村庄结构及空间功能下,家庭与村庄的组织运行秩序具有典型的宗族性特征,性别行为与观念具有相应的等级及规范性的要求。宗族性村庄核心的行动逻辑是实现代际的传承与子代的绵延,无论是家庭还是村庄空间下都更加关注伦理性而不是情感性。注重生儿子,讲究香火传承,传宗接代的观念深入人心,村民认为没有儿子就没有了盼头。[19]在强调祖先崇拜、香火传承的宗族性社会中,男性的地位与作用被凸显,妇女的地位与作用往往被忽视,以男尊女卑、男主女从的观念构建性别行为秩序,由此形成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及村庄权力。妇女必须依附于丈夫、儿子才可以获得正式的地位,在家庭与村庄中的实践需要依赖于家庭中的男性,个体的行动才具有意义,从而形成了女性对男性的功能性依赖。在稳定的家庭与村庄结构及空间功能下,即使妇女参与打工经济,可以自主地获得劳动收入,也无法完全改变男性在家庭中主导性的地位,女性更是无法改变男性在村庄权力中的主导性的话语权。妇女在家庭与村庄权力中处于双重依附性的地位。

2.妇女权力与空间功能的变迁与延续

在现代化、城市化及市场化的影响下,家庭空间下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功能逐渐弱化,同时伴随现代观念的渗入,夫妻亲密关系上升,家庭更加强调私人化的生活,生活功能凸显。陕西B村的家庭逐渐成为以生活功能为主的空间,家庭内部讲究以“过日子”为核心的生活逻辑。家庭生活空间中,更加关注的是日常生活实践的具体内容,注重家庭成员关系的调和,个人情感需求的满足,家庭关系的建构与维护。家庭事务的处理主要由女性负责,家庭内部极具感情色彩的关系,夫妻关系、母女、母子关系都以女性为核心进行沟通与交流。同时,在邻里关系、亲属关系的建构与维护中,女性较之男性更有优势,妇女是家庭关系资源建构与维护的主要实践者。就像阎云翔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所说,妇女在人情往来中关于礼物的准备,准备得多少,都起着关键性的作用。[20](P50-70)家庭空间主要以生活功能为主,妇女在其中的作用无可替代,男性对女性具有功能性的依赖。而婚姻市场上男多女少的性别优势,又进一步为妇女在家庭生活空间中的不可替代性奠定绝对性优势。

陕西B村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以土地为连接,村庄空间的功能稳定,并未发生变迁式的分离,依然是具有生产与生活双重功能的空间,妇女在村庄权力中处于边缘性的地位。作为有土地连接的具有公共性的村庄,村庄空间下组织动员村民最主要的目的是以土地为核心的相关生产活动及治理实践,生产功能是村庄空间的主导功能,生活功能只作为次要功能。男性在村庄生产空间中一直作为公共生产、村庄治理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掌握村庄话语权。妇女相比男性既没有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村庄治理的实践经验,也没有掌握村庄话语权的历史传统。妇女不具有历史的优势性,很少作为主要执行者参与村庄空间的公共生产与村庄治理。生产功能主导的村庄空间下,更加讲究理性的正式权力,男性在村庄空间更具有性别优势及经验优势,女性在村庄空间的实践需要依赖掌握村庄话语权与秩序的男性。女性把更多的精力放置于家庭的生活空间,在以生产功能为主导的村庄空间中,被排斥在男性主导话语体系之外,处于边缘性的地位。

3.妇女权力与空间功能的双重变迁

受现代化、城市化及市场化影响更深的上海C村,城镇化率达99%,家庭内部已没有农业生产,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家庭的主要收入都来自于家庭之外的社会性劳动收入。家庭空间的生产功能早已褪去,组织家庭不再是以基本生存为主要目的开展的农业性质的生产活动,以情感性及生活体验为主的生活功能是家庭空间的主要功能,家庭内部主要是围绕日常生活实践所体现的家庭成员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持以及生活事务的处理。家庭中的男性与女性可同时援引社会性资源为家庭生活功能的正常运转贡献力量。现代性的行为规范对家庭内的男性与女性具有同等的约束性,而不表现为“男主女从”“男尊女卑”的标准。现代性的思想观念及行为秩序下,妇女拥有自主性的意识,有能力,肯定自我价值,具有典型的现代女性特征。家庭为单一生活空间的格局下,与家庭相关的行为秩序对女性不具有传统的结构性压制。无制约性的结构下,妇女可以在家庭生活空间中展现自我主体性与价值的能力。女性对男性不具有功能性的依赖,男性无法获得优于女性的权力,反而是无论家庭夫妻、亲子亲密关系的建构还是具体家庭生活事务中,妇女都发挥着主导作用。

伴随着征地拆迁,村庄耕地逐渐渐少,村庄与土地之间的有机关联断裂,彻底嵌入市场系统,村庄成为开放性市场系统的消费终端和剥离了生产功能的生活空间。[21]生活空间下,村民之间以土地为中心的基层治理、公共生产的联系逐渐减少,以村庄集体利益的分配为纽带,村庄主要是以生活服务型功能为主,主要围绕村庄公共福利的发放与分配。村庄组织的社会活动更多以日常生活实践的休闲娱乐为主,比如舞蹈队、民乐队、趣味运动会等,妇女是其中的主要参与者与领导者,活跃于村庄公共空间。村庄生产空间的治理体系下,男性更具有治理的性别优势与传统,从而占据主导性地位。而在村庄生活空间的管理体系下,村委会所做的一切管理事务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村民的生活。涉及生活管理与生活服务,女性在这些工作中更加具有性别优势,传统性别差异意识上,男性认为这些细小的事务也不适合男性去从事。在单一的村庄生活空间下,女性不再对男性具有功能性的依赖,其权力具有较强的自主性。

五、总结与讨论:农村妇女地位历史变迁的逻辑

中国地域广阔,各地区受现代化、城市化与市场化影响程度不同,国家的家庭法律制度实行的效果不同,传统社会观念、习俗等的惯性机制也有差异性,由此形成不同的村庄社会结构,家庭与村庄空间功能也发生了不同速率的变迁,农村妇女权力以空间为实践依托,呈现明显的区域类型差异。按家庭权力与村庄权力,可把农村妇女的权力划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为妇女在家庭与村庄权力中处于双重依附性地位;第二种为妇女在家庭权力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在村庄权力中处于边缘性地位;第三种女性在家庭权力中处于支配地位,在村庄权力中也具有自主性,与男性无太大差异。虽然还有一种权力组合为妇女在家庭中处于依附地位,但在村庄中处于主导地位,但是这种类型在生活实践中出现概率极小,暂不列入讨论范围。三种类型的农村妇女权力基本可概括农村妇女权力整体状况。性别权力关系的实践需要以家庭与村庄空间为依托,性别、权力及空间三个变量之间存在内在的逻辑性,妇女权力的三种类型反映出家庭与村庄空间功能的变迁性。当家庭或村庄的空间功能依然沿袭传统,呈现空间功能的稳定性,女性呈现依附性的边缘地位。当家庭或村庄的空间功能发生变迁,通常是以淡化生产功能,突出生活功能为主,女性通常呈现主导性的地位。

统合三种类型的农村妇女权力,虽然是共时性的类型化差异,但也表现出了历史变迁的逻辑性,从第一种类型到第三种类型是逐步过渡的历史变迁状态。第一种类型更趋向于传统的农村妇女权力,逐渐过渡到第二种类型,再过渡到具有典型现代性的第三种类型。这种历史变迁性是伴随家庭与村庄空间功能的变迁所形塑的不同类型的性别权力。从中可以看出,妇女家庭地位提高的速度要高于村庄地位,妇女村庄地位的提升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三种权力类型体现了妇女地位由低到高的历史变迁性。伴随现代化的深入,妇女地位的提高是女性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不断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关注农村妇女权力的类型,实际上是从横向的视角关注妇女权力变迁的历史逻辑,利于从总体上把握农村妇女的地位。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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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霞.依附者还是构建者?——关于妇女亲属关系的一项民族志研究[J].思想战线,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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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何雪松.空间、权力与知识:福柯的地理学转向[J].学海,200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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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美]理查德·皮特著,周尚意等译.现代地理学思想[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18]胡业方.家庭及村庄核心功能变迁与妇女权力的建构[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4).

[19]李永萍,慈勤英.不完整的家:宗族性村庄光棍的生活逻辑——基于广西F县S村光棍现象的考察[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3).

[20]阎云翔著,李放春、刘瑜译.礼物的流动:一个中国村庄中的互惠原则与社会网络[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21]杜鹏.村级物业化治理:农村社区治理转型路径与反思[J].学习与实践,201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