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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以“祖业权”为视角

作者:张富利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求索》2017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17-12-03  浏览次数: 5498

【摘 要】在国家体制持续的转轨中,以“祖业权”为代表的地权冲突成为城市化进程中凸显的问题。然而中西方迥然相异的社会性质导致了土地产权观念的大相径庭,基于西方产权理论之上的产权残缺理论框架在解释“祖业权”时面临着诸多困境。中国民间以“祖业权”为代表的传统土地产权制度,本质上是国家之法与乡村之法遭遇后的冲突、博弈、妥协与共存。渊源于“祖业观”而建构的“家业产权规则”体现的正是宗族子孙对土地等祖业财产独占欲共享的“祖业观”,构成了传统社会运行、发展的基础。“祖业权”更多体现出宗族承继、文化传承的意涵,以身份认同为主要价值基础的这一束权利无法与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相匹配,最终导致了尖锐冲突。

【关键词】祖业权;现代产权;民间法;祖业观


一、问题的提出

社会变迁与政治经济生活的迅速转轨,让中国的土地产权问题在大转型时期呈现出深刻而复杂的现实局面。中国的土地制度历经多次宏观政策的变化,而农民自身对地权的认知却出现了混乱,土地产权在城镇化进程中的实践规则也愈发复杂化。不可否认的一个事实是,中国从一个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转型到城市社会,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局。而城镇化进程中伴随乡村空心化的是土地城市化,大面积农地被征用,而其过程中的强行拆迁和群体性事件又持续上演,“村落的终结”似乎成为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在后农业税时代,地权问题带来的冲突已经取代了税费冲突而上升为农村的主要矛盾,成为农村社会最严重的不稳定根源。必须警惕的是,“‘土地城市化’出现热潮更多是反映了土地财政的强大刺激,而不是统筹城乡发展、城乡一体化和新农村建设的真实需求。”“城乡一体化”进程并不是注定要追求“城乡一样化”的结果。在国家体制持续的转轨中,以“祖业权”为代表的地权冲突成为城市化进程中的凸显问题。

然而这一关涉传统与现代的宏大叙事,绝非单一学科的技术化路径所能解决。对于这个颇为繁复的历史疑难问题,首先需要消除政治意识形态与西方研究范式先入为主的“概念化书写”,而必须彻底从“建构”历史真正转向到对历史“真实”的获得。祖业权,这一特殊的产权现象只有在中国农村地区才存在,农民对宗族性村庄内部的宅基地、山地、林地等非农用地享有占有、使用的支配性权利。显然,祖业权远非人们所认为的简单公有意义上的产权规则,但也远不是现代法律意义上兼具“独立性”与“排他性”的私有产权规则。究其本质而言,可以将其定位为一种建构于传统“祖业观”之上的非正式产权,“蕴含了家族(宗族)成员及其子孙对祖业(主要是土地)的独占与共享观念”。

祖业权的研究价值在于“同时从文化史和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考虑法律制度”。“客观地理解历史过程发生、发展的逻辑性,要比简单地进行定性分析更为重要。”既往的研究中,主流的进路是将“祖业权”单纯作为土地产权来看待,而未能将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所隐含的深层社会历史原因做出更恰切的理论阐释。总体而言,对中国乡土社会的土地产权实践中的产权界定规则所共有的一般意义上的特征尚未做出理论意义上的提升,也未能将其作为理解中国社会内在机理与总体结构的一个切口。而在方法论上,对于这个深藏于乡村社会史中的问题,应力图避免两大误区:其一,避免狭隘的学科本位研究方法将真实的民间社会分割化、碎片化,学科本位的后果是直接以片面的、微观的、零碎的部分代替了呈全息景观的真实民间社会;其二,也应杜绝导致人的历史主体性缺失的片面强调历史学科学化的追求,“圈地”式的研究根本无法展现地权分配的真实动态历史。对于这个属于深重社会、历史旨趣的法学问题,只有在多角度的跨学科视野下,方能够全方位地进行剖析探查,避免单纯从概念到概念、从史料到史料的堆积,从而在人文关怀的基础上重塑民间社会的真实世界,提升对中国民间社会土地产权分配实态的追索力度,达致民间社会真实而准确的理解。

二、“祖业权”与现代产权的张力

长期以来,西方“产权”理论以磅礴之气势直接影响到了中国土地物权化的改革进程。在市场主宰人类生活价值观的进程中,这套从“科斯定理”一路延续下来并与法律经济学一脉相承的理论迅速在各种争议中占领了上风。然而,建立在西方产权理论之上的产权残缺的制度性视角在现实社会中面临着诸多难以突围的重重困境。产权残缺的制度性视角的逻辑起点在于——通过所有权的明晰界定能够促使人们通过市场机制达到效率最大化。这套理论在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土地物权化改革中曾发挥了极大作用。产权理论被忽视的严重缺陷是其“仅仅是经济理论的一个前提假设,而不是一个被研究者关注的课题,没有进入研究者的分析视野”。近四十年来,随着体制改革进入核心区,西方产权理论的制度性视角所带来的后遗症开始浮出水面,当下中国农村的土地产权纠纷面临着极其复杂的解释困境。

具体而言,以乡村土地问题带来的冲突作为出发点,从产权残缺角度对祖业权做出分析的进路影响甚广,其认为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土地权导致了“农民只有使用权,而无独立的产权”,故而“集体所有制是一种产权残缺的制度”。由于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一种外在的“表”,而奠基于人人占有逻辑的集体所有权却是其内在的“里”,使用权一般的逻辑是“里”的性质决定“表”的存在,但集体所有之下的现实却是使用权成为一项最重要的切实权利,所有权反而成为“依附”,所有权一旦失去,所有权立即陷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境地。“国家保护有效率的产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而乡村土地产权交易从表面上看是转让了使用权,显露于表面的土地使用权掩盖了存在于其下的所有权,“实际上是连同所有权一起让渡了,这是一个极具欺骗性的过程”。故此,有学者认为这是农村土地纠纷的最根本原因,而采取的应对之策,是将“还权赋能”作为化解农村土地纠纷最关键一步,从而建立起使用、收益与处置三权归一、名实相符的完整产权制度,而制度设计则是在修缮现有法律制度的同时,出台一系列的具体操作细则。

实际上,这样的理解进路是远远不够的。经济学的进路无力解释家业产权嵌入社会结构的历史进程与演进逻辑。无论是从历史的维度还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出发,现代经济学中公与私的简单分析框架都无法裁量从古至今的中国小农的逻辑进路,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始终是从朝堂到民间的共识。这也是历史上所有中央政府重新配置主要以土地为代表的社会资源的合法性所在。溯本清源,社会产权嵌入到基本的社会结构,既会受到政治原则的影响,又会受到市场规则的约束。同时,更会受到社会型原则的支配——即指从社会的、文化的维度去解释产权,方不偏离。要理解以祖业权为代表的家业产权,就必须深入到其产生的渊源、发展的脉络,从历史脉络的机理来进行研究。土地产权规则本质上是人类社会既定存在的“地方性知识”的等价物,中西方迥然相异的社会性质自然导致土地产权观念的大相径庭。

法律意义上的“产权”是无法与“祖业权”对接的,民间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以“祖业权”为代表的家业产权观念与西方舶来的产权,在本质意义上相去甚远。“制度层面上的变革,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对土地产权的认知”,政策、法律等制度层面的变革的确改变了民间社会中对土地的支配形态,但基层民众的土地产权观却始终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祖业权所反映的传统社会地权分配的发生学原理与传统社会地权的真实历史样态与运行逻辑,均呈现于西方产权概念极大的差异性。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家”是乡村地权分配的最基本单位,同时其分配亦以村落社会为原点的生态空间维度中展开,因而将家庭、宗族与村落进行研究的三位一体整合是必须的。民间社会的地权分配是“中国乡村社会历史进程的“全息元”,其折射了中国民间社会几乎全部有效的信息含量,以此为视野,可以蠡测民间乡土社会甚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历史变迁。传统社会的种种社会经济关系、家庭乃至家族谱系的嬗变、作为财产的土地继承与流转、土地集中背后的政治问题等等诸多隐藏在制度背后的重大问题在此集中展现,民间地权的真实存在状况远非简单的文字条文所能表述清楚。

而且,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框架下的产权概念实际上并不能对传统中国特有的产权内涵形成恰如其分的表述,即使从世界范围内而言,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依然是最为复杂的多元概念。除去利益分配的调整意义外,其兼具人格和财产的双重属性,概而言之,民间土地产权除了关涉正式的法律制度外,还涵射了传统中国广泛存在的非正式惯例及融于文化中的传统。其内化于社会资源的配置中,其渐进式演进的观念深深融合于地权分配过程中,并最终成为凝聚人们成为共同体的重要变量。在家庭伦理有重要影响的情况下,财产是家庭(或家族)共有,“隐然若为其伦理关系亲者、疏者、近者、远者所得而共享之”。故此,传统社会的“村落共产体”是一个血缘伦理与财产关系“不能辨别地混淆在一起”的宗法社会。从祖业权的渊源而言,其自始至终存在着浓厚的伦理化倾向。这一点在传统中国的民间土地产权纠纷与收益处理上尤为明显。

三、“祖业权”的主体认知——“祖业观”

既然祖业权是一个完全有别于西方产权的本土问题,要理解这样的一个非正式产权,必须溯本清源,了解其萌发、生成和发展的机制。

(一)“祖业权”的认知前提——“祖业观”的渊源

祖业权作为传统的土地产权认知方式,是主体“祖业观”意识的表现,而中国传统社会的“祖业观”现象在历史上早已成为普遍。在中国东南、华南地区,“族田对于宗族形成具有重要意义,是宗族存在的物质基础”。明代的亲属承嗣、土地占有与家族祭祀的礼仪之间已经发展到相当密切的程度。在中国民间社会中长期存在的“祖宗崇拜”成为“祖业观”产生的一大诱因。同时它也恰恰是地方社会与国家整合历史的缩影。而明初推行的里甲制度,令出中央,行在地方,表面上看是中央集权制度向民间社会的延伸,构成了对乡土社会的侵蚀,但实际上这是重大的误解。只要将《大明会典》中礼仪与里甲两部分进行比较参照,便会清晰地发现:与其将其定位为中央政策到地方的贯彻,反不如将其解读为中央对民间社会拜祭团体的合法性认可。由明初到成化、弘治年间,当属“祖业观”的稳定时期,在里甲体制的推行过程中,形成了田产与拜祭、族谱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景象,但此现象是在以里甲为主导、以央地财政税收博弈为中心的前提下出现。直到嘉靖年间,理学复兴,高层官僚在实质上推进了家庙祭祀的发展,在家庙祭祀与地方宗族的土地控制最终合流后,家庙祭祀的正统地位得以确立。庶人也拥有了同上流社会同样拜祭先祖的权利,“祖业观”方才趋于正统化,民间社会迎合了国家整合的趋势。

明末是“祖业观”的转折点,嘉靖以后,传统的家庙与宗族“变成一个控产机构,在没有公司法的年代,扮演了一个商业团体的功能”。宗族的功能发生了如此巨大的转变,究其根源在于“祖业观”原本作为一个宗教意义的观念,变成了一个法律意义的观念。这最终导致“祖业观”的产生,家族变成了在实际上拥有控产权力的独立法人。“祖业观”从一个仅仅作为农民信仰的普遍乡土观念转化为一个能够作为控产合法性的观念进入到了法律范畴。所以,实际上祖业权并非改革开放以来才产生的全新问题和独有现象,而是有其长久的历史渊源,他从萌芽到确立恰恰展现了“中国社会步步形成士大夫、国家与庶民共谋的‘共主体性’的政治文化”。“祖业观”渊源中的“祠堂之制”(伴随着国家礼仪的士庶化)和“祖先之礼”(伴随着民间礼仪的国家化),是传统国家的国家礼仪平民化与乡土礼仪官方化的双向过程,其背后是礼法变革的政治文化实践。儒家礼仪的效用是通过让人们参与礼仪形成共同体来克服社会差别。

可见,传统社会的“祖先”观念不仅承载了土地与权力的强势资源,同时也是礼仪合法性、礼节正统性与国家话语的重要载体,直接关系国家和个体在地方社会的资源与地位,在本质上上升为文化的柔性方式与国家正统礼仪相融合,文化本意过渡到宗法意义,最终让“祖先”成为具有国家规范属性的核心概念从而将国家法度嵌入宗族建构,完成了国家礼仪“向地方社会渗透过程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扩展”。“造宗族”是传统社会历史上一场绝非等闲的浩大运动,有学者甚至试图分析以祭祀为核心的“祖业观”形成与“江南经济奇迹”的出现存在着深刻联系。实际上,北宋的国家礼仪士庶化的同时,民间礼仪的国家化始终在同步演进。作为历史上平民运动的“造宗族”,其政治上的原因在于万民同时被纳入国家宏大谱系之时,亟需找准定位从而确立国家的正统性;而其社会学意义在于“祖先”并非仅仅是形式观念,而是作为土地和权力的承载者出现于国家礼仪与文化传播之中。于是,“造宗族”兼具宗法意义与文化价值的双重属性,这成为“祖业观”的最直接渊源。

由上可知,“祖业观”的形成过程背后实际上是传统中国的国家正统性确立过程,它是一种大维度的、“呈全息景观的乡村社会历史的整体性”。作为民间社会主体的农民,其与基层政府官吏的“理性交往”是以国家信任为前提的,“视君如父”的价值共识下的“父母”国家便成了民间土地权归属问题的最原初起源。始于明初的里甲造籍举措,摊丁入地,编户齐民,从制度上将地方社会真正纳入到国家统治的治理体系之中,其深远意义在于中央政权通过赋税管理的方式将土地所有权、使用权间接地掌控。如此,从明代到民国这六百年间,契约地权并未在民间社会得到充分展开,反而国家和宗族作为强势群体拥有了象征意义上的土地产权。而从历史维度而言,“祖业观”在传统中国民间社会普遍存在,而上层官方对这种现象也以默示认可的态度熟视无睹。始于明代的里甲制度,在客观上导致了央、地间围绕财政税收为中心的社会进化,“族谱、田产、拜祭的相互发展”,最终宗族成为了实际上的控产机构,“祖业观”这样一个发端于“祖先崇拜”与祖先信仰的朴素民间观念,演进成为具有控产合法性的法律意义的概念。

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资源短缺与产权制度有着内在的天然联系,资源紧张的原因除了显性的人口因素,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成员理念的发展均成为隐而不彰的原因。民间社会处理土地纷争最常见的便是协商,直到彻底无法协调的情况出现,才会最终诉诸县府,由官方赋予其合法性。其中,最为典型的便是宗族墓地、墓山等传统意义上被视为宗族产业的地权,其既承载传统宗族墓葬的现实要求,又与民众风俗息息相关,属社会观念影响地权的典型例证。民间社会长期存在的象征剩余产权过度膨胀,在局部地域及部分权属层面以压倒性优势存在,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国家权力渗透与地方宗族的象征性占有,而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公共集体携带的象征权力及象征资本生产这种特殊的文化形态。其结果便是在“有增长无发展”的普遍状态下,历史上的小农经济出现了报酬几乎为零的内卷化经营。

为何南北的地权会有巨大的反差?上述文化经济的进路对于理解祖业观差异不无裨益。华北大平原的农村社会从古至今均缺乏庞大的宗族,社会关系相对简单,乡村社会的小农经济呈现出权力分散化的趋向,有史以来始终缺乏强有力的庞大宗族对资源进行垄断。故此,北方乡村的宗族意识相对单薄,而表现为以一家一户为核心的家庭认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小亲族’为基础的分裂型村庄”。闽粤地区的民间社会,在历史上均有着浓厚的宗族文化,而且其地理位置远离权力中心,宗族传统、宗族组织在社会运动中受到的冲击较小而得以保存,尤其在近几十年来随着民间传统的复兴而出现回潮。在福建、广东等地区,宗族依然成为民间村落社会结构的主要构成力量,基于宗族血缘关系产生的“祖业观”有着极其深厚的本土渊源与顽强的生命力。渊源于宗族关系而生发的“祖业”观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祖业”观念因此成为“地方性的共识”,现实中往往消解了国家层面上土地政策的合法性认同,地权在现实生活中的运行逻辑受到了极大影响。南北之间的村庄社会结构有别,民众自然有着迥然有异的行为逻辑。这种乡土社会结构的差异,最终会反映在诸多法律制度在乡土社会时间过程中的效果差别。

(二)“祖业观”存在于传统社会的价值——“代际反馈”

传统土地产权具有着高度的象征意义。有史以来,在民众的观念中,土地不仅仅代表着家庭财富,而且蕴含着绵延子孙、繁衍生息、兴旺发达的象征意义,被赋予了高度的人格化特征。土地田产来自于祖先的遗赠,继替于“我”,而“我”又以同样的方式传之后世泽惠子孙。所有在当下支配土地的主体都很难说享有真正完整的一切产权,因为土地这种特殊财产,在人格化特征上有三重意义:已经逝去的“祖先”、活在当下的“我”以及尚未出生的“子孙”,如此形成了在时间上无限延续生生不息的连续体。土地的当下持有者不仅要尽力经营,而且还要尽最大可能为子孙后嗣置办恒产、修建祠堂,使其世代绵延。

传统中国的乡土社会是较为典型的父系制度,家庭代际之间传递家业财产的方式是通过“单系继承”的社会继替模式。“农民家庭靠一个钱袋子来生活”,同居共财的家庭传统决定了一个家庭只能是一个而非多个会计单位。父代将“祖业权”为代表的家业财产全部传承给子代,是单系继承的最主要的实践表达方式,这也是在数千年“父子一体”的父系家族制历史中“子承父业”家业观的最主要表现。

明确了这一点,就可以明晰家业产权的继承与现代婚姻家庭继承法中所规定的遗产继承、赠与法律行为有着根本意义的区别。现代法律对于遗产赠与行为的规定是基于私人产权的前提,父母可以任意处分自己的财产,当然有赠与任何子女的权利,即使是不赠与儿子只赠与女儿,亦或是在诸多子女中只赠与给一个继承人,这都是符合法律规定和法律精神的。然而现实中,中国农村社会普遍实行的是将土地视为祖业的家庭财产继替原则,家长对祖业的处分受到惯习、传统与地方性共识的严格约束,最常见的一个体现是中国农村的出嫁女实际上并不去依照法律而要求继承权。以土地为主要表征的祖业,蕴含着对逝去先辈与未来子孙的连带伦理责任,这也是“祖业观”的真正内涵。在“祖业观”传统观念下,中国家庭以香火延续、绵延子嗣为世代不变的终极关怀,作为家长的父亲所掌握的家业财产并不能等同于他的私产,纵然他通过自身的创造缔造了巨额商业财富,能真正随心所欲的处分。其原因在于,其是家业产权的传递链条中的一环,他不仅是祖先的后辈,还同时作为儿子的父亲、孙子的祖父而存在,在祖业上,他不仅是“守业者”,同时也是“传承者”,而且,将祖业完整交给后代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由此,祖先作为祖业的间接权利归属者、“我”作为当下祖业的直接管理者、未来子孙作为潜在权能的拥有者三者之间构成了三位一体的祖业权权利复合体。

故此,分家析产的过程中,其控制土地继承的权力不是绝对的。中国的家族制度是父子一体,男子先天地拥有祖业的继承权利,同时也被赋予了光宗耀祖责任。子代从父代继承了以土地为核心的祖业,家庭延续的根基便得以保存,其通过自身的经营满足家庭的生活,赡养父代,教养儿孙,祭祀祖先,从而使家族延续。而子代继承祖业后,同父代一样,仍然不具有完全的家业财产处分权,只有当遭逢极为特殊的变故后方能卖掉祖业田产,否则便是受到宗族、全体村民谴责的最大不孝。就其原因,“这种‘代际反馈’模式实现的关键在于子代继承了土地所型塑的祖业产权”。

四、农村土地“产权规则”的演进逻辑

(一)“祖业权”隐含的权力规则与政治国家的关系

有学者指出,伴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产权改革,进行公有制与私有制的产权意义区分价值不大。“长期以来学界对公有制/私有制的的讨论,没有切中要害,并掩盖了地权问题的实质。”一个社会学意义的阐释便是,不完全土地产权可以在各种产权形式上存附,而不论是公有制、私有制亦或多种所有制的并存方式。象征地权在实质上占据了土地资源及土地收益,社会转型时期的土地、产权、社会问题由此萌生。

既往的研究中,有学者采用“象征权力”与“象征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进行学理阐释。其核心论点是,农村土地产权问题一方面是农民地权的不充分性,另一方面表现为“过度的象征剩余权”。“这种过渡性多来自国家的政治权力和宗族等公共集体的象征占有,以及他们所拥有的象征权力和象征资本生产。”然而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布迪厄的“象征权力”与“象征资本”学说渊源于“权力——支配——暴力”的传统西方政治学理论框架,此理论显然与传统中国社会民众与国家关系的规范性距离很远。朱晓阳指出,对于“象征权力”和“象征资本”理论,一个典型的反证是其并不能解释传统中国的国——民之间“施恩——报答”的核心范式在民间地权配置的重大影响。

不过,一个颇应注意的问题是,上述分析进路所依赖的布迪厄“象征权力”和“象征资本”理论尚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布氏的理论渊源于西方政治学“权力一支配一攀力”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套理论分析框架运用于跨文化研究时,“我族中心主义”的局限性便随之凸显出来。布迪厄的理论范式与中国农民与国家二者关系的规范性想象之间实际上存在着较大距离,它更不能理解中国式的国家与底层农民之间关系中的“恩一报”这一对固有的核心概念,也就无法理解这一核心概念对农民在地权的处分、收益与分配上的实质影响。实际上,“象征权力”和“象征资本”的理论预设依然带有霍布斯式的个体主义色彩,将其嫁接到传统民间地权上仍不是尽善尽美的。在民间地权真实的收益分配过程中,收益的计算往往是基于一种动态性和实质性考量而得到的共识。更为重要的是,民间土地产权始终存在着“有意的制度模糊”,这导致了拥有强大公权力的地方政府能够在现有法律范围内极为容易地征收、征用土地,而宪法、法律上的“合理补偿”又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征地补偿之上的“溢出效益”,往往理所当然的属于地方政府。实际上,不仅是在某些边界模糊的产权上,即使是在土地产权清晰的层面,“国家”依然享有完全的话语权,只要在纠纷中以国家为代表的官方出现,土地便能以无可置疑的方式被征收、征用或流转,而究其根本原因,绝不能忽略的一大缘由便是农民关于地权“差序格局”式的想象。

从法律制度史的角度蠡测,近代中国契约意义上的地权发育远非充分,国家、同姓宗族及基于血缘关系聚居地村落群体成为常态。国家所拥有的土地所有权更多是主权意义与象征意义,为了保证足够的税赋财源,只能“通过‘授田’的方式,将所有权和占有权分离”,将土地田产分配给民众耕作。在此过程中,“国家逐渐弱化对土地所有权的绝对控制”成为一条颠扑不破的定律,家业产权因此进入到村落共同体与个人的实践层面。

从国家治理的高度俯瞰农村社会,民间社会实际上是一幅繁密复杂的图景。当现代国家和法治话语嵌入国家制度层面并享有高度权威后,传统的地方父母官与作为子民的民众之间的互补、互惠关系日趋式微。而民众依然以传统观念来理解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当现实中的土地被宪法、法律规定为“国家”、“集体”所有时,地方政府便以此“依法办事”,将本应主动承担、关涉民众存亡安危的义务推脱得干干净净。观念错位引发的后果则是基层地方官吏与利益集团形成合谋,在攫取民众利益上形成共识。

(二)农村土地“产权规则”的演进逻辑

农村土地的性质是集体所有的产权,这在法律制度上毫无质疑。然而文本规则远未囊括真正的民间地权的现实运行逻辑。大量调查研究表明,民间社会的土地私有权观念相当浓重,“农村土地的私有产权规则也越来越成为农民所认可并积极主张的基本产权规则”,而市场化因素是民众对于集体土地认知带有私有产权观念倾向的重要原因。农村社会的土地使用权,始终呈现出显性与隐性市场交错的局面。其结果在提高土地经济价值、实现土地资源优质整合的同时,也加深了民众对土地观念的认知,在他们看来,土地除了作为生存资源的属性外,其还是代表了个人、家庭财富的财产。而这种土地产权观念,意味着土地的公共资源属性至少在隐性运行机制上发生了变化,即一定程度上转向了个人财产属性。这一定程度上成为农村集体土地私有产权观念的催化剂,农民对旧有法律、政策的制度性内涵认同发生了动摇,成为当下农村土地产权冲突与农村土地纠纷的重要诱因。现实中,在国家规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有偿流转的情况下,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市场呈一片繁荣景象,在诸多农民享受到了土地流转带来的丰厚收入后,农地承包经营权的经济价值便得以彰显,这一点在山地、林地为主的农村进行土地确权中尤为明显。与此极为接近的是农民对宅基地的认知,责任田属于集体、宅基地归属个人是一个普遍的共识。近二十年来农村宅基地的买卖交易日益频繁,现有法律框架内禁止宅基地在非本集体成员之间转让,而在诸多受制于法律规定无法办理宅基地使用权证的购买者看来,宅基地使用权转让是个人之间你情我愿的公平交易,对个人财产进行处置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农村土地私有产权规则最终被形塑,主要有两方面原因:其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使用权市场化步伐加快,土地产权成为了一种带有“可转移性”特点的权利;其二,国家层面关于农村土地政策的不断调整,最终导致了农村土地私有产权规则的萌生。从形式上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虽然从形式上没有改变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却在实质上“开启了‘共有与私用’的土地使用权私有化的改革方向”。而近十年来,国家在政策推进农村土地使用权有偿流转的改革、制定土地征收征用补偿制度,在法律层面将农民土地使用权明确规定为用益物权,这一系列举措无不显示出国家层面在土地制度改革中始终遵循的改革逻辑:其一,强调渐进式的土地制度改革;其二,坚持农地承包关系的明晰化、固定化及长期化;其三,“赋予农民更多、更丰富的土地使用权权能”。从法学理论上而言,明晰的产权界定能够保证私人对财产的排他性占有,从而为市场自由交易创造了良好前提,国家政策与国家制度的调整为农村土地产权的出现、发展与繁荣提供了坚实基础。《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的,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村农业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现有法律明确了农村土地公有产权具备社区共有这一特征,“而对社团或社区之外的人员具有排他性”。但是,农村土地的“公有产权”从本质上显然与民法意义上的“共有产权”之含义相去甚远。民法意义上的“共有产权”指的是平等主体间的私人合约,而中国民间土地产权则带有鲜明的国家控制性。国家通过制定种种法律、政策将集体土地的征用权、管理权及整体规划权牢固掌控,现实中往往是国家在总体规划中将农地规划严格限制,而基层政府出于地方经济发展和现实利益的考量往往做出多种变通。在国家主导的地权配置下,民众参与协商的有效性被大大降低了。

“主权者可以终端法律的持续性,可以用‘超法律’的手段来维护‘法律’。”市场契约行为的先定条件是私有产权同时具备“排他性”与“可转让性”,国家通过创制法律规范、交易规则保护私有产权。“土地的私有产权性质其实才是当前主流经济学家讨论土地产权问题时的主要落脚点”,私有产权规则实质上是人们对产权的经济维度认知在社会制度上的完整映射。回溯土地产权的建构历程,在1949年以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社会民众对土地产权的认知始终保持着相对稳固的状态。由于公有化大锅饭的产权形式带来的低效率从而引发整体性社会危机,国家在80年代初做出了全方位的改革,对产权形式也作出了相应调整,市场化转轨自此启程。中国的市场化经济改革选择了产权制度变革先行的策略,而产权制度变革又进而将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作为体制改革的突破点,以“共有与共用”为特点的旧有集体共耕制全面转化为以“共有与私用”为特征的新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场改革,在保留了集体所有权的同时,赋予了农户相对广泛的土地使用权。而在政府有意无意地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下溢假设”后,将包括农村土地产权问题在内的诸多社会深层问题或搁置或雪藏。作为社会基本意识形态的集体土地所有权认知,与出于生产效率提高而赋予农民的诸多土地使用权二者之间,在本质上存在着张力。所以国家土地政策自身在长时间内相互背离成为了农村地权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

五、农村土地产权的多重维度认知

经过上述分析,那么又该如何理解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表达进路呢?

首先,产权的多重属性和复杂性是学界的共识。产权概念的意涵远非单纯的经济属性所能概括,这个看似简单的概念实质上“是经济产权、社会产权、文化产权、政治产权和象征产权的复合体”。一方面,源于传统根深蒂固的“集体共享的惯例与公正观”在新时期与国家推进的土地物权化改革间隐含着剧烈冲突;当下中国农村实行的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及由土地而衍生的诸多惯习,实际上反映了“宗法社会的身份界定规则”的顽强生命力。

产权内在逻辑意涵有着多重维度,而多重内涵影响人们的认知,也就出现了不同的产权界定规则。公有产权、私有产权及家业产权恰恰与民众对土地产权在政治、经济、文化上的认知一一对应。传统中国的土地产权是集多重维度为一体的复合所有权。从横向结构看,其与完整的产权并无二致,各项权能也基本符合完整产权的特征,然而“它的纵向结构,却并存着国家的、乡族的和私人的三个不同层次的权利”。具体而言,国家层面上的权利是土地产权的政治属性,私人层面上的权利是基于土地产权的经济属性,而乡族层面则是土地产权的社会属性和文化属性。传统社会中,土地产权正是在不同属性的价值指引之下并行不悖地运行于一个社会的不同情境之中而未曾发生抵牾,多重属性的产权最终和平共存于民间社会土地产权的日常实践。

其次,至少从社会结构角度而言,产权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社会文化内容,而且传统中国的产权制度与伦常社会性质极为密切。以“祖业权”为代表的农村土地“家业产权”呈现出“同居共财”的显著表征。分家析产在表面上是家庭财产的清晰分割与分配,然而现实却是这种方式“并不能使新立户的小家确立一个完全独立的财产边界”。这种财产权界限的模糊,原因在于虽然分家析产后每个儿子都获得了祖业的一部分,但每个子代家庭所继受的家产均是从同一祖先取得,子代家庭的家长并非完全的家产所有者。故此,即使分家析产后,子代家庭之间仍有一定的互助责任,不过这仅是基于家庭伦理道义而衍生的义务,其责任的大小会因不同区域类型和父权文化的强弱程度不同而有差异。基于血缘关系而聚居的同姓宗族有着共同的祖先,而对于“祖业”共享的权利依据血缘亲疏相应地呈现“差序格局”,从而呈现出一套相应的集体共有的惯例与公正观念。家族并非国家的对立物,独立于政治国家的中间阶层也始终没有产生。家族与国家二者间相生共存,演进成一个相对封闭的完整系统。“家国同构”、“家国一体”,社会整体的价值观趋一,以五伦为出发点的伦理身份规则,构成了民众人际关系的模式,同时也是国家生活的主要规范,国家、社会都成了家庭、家族的放大效应。“同居共财”成为传统社会家庭的主要模式,以土地田产为主要家庭财富的共有、共享也成为传统中国“家”的概念的重要表征。由此,身份意识高度发达,身份认同逸出了家庭、宗族的小范围而扩展至“家国天下”,这构成了整个社会关系的基本要素。于是,财产权利便与家族权利、身份权利纠葛在一起而夹缠不清,民间财产的交易、流转便受到了多种习惯法、习惯的束缚,最终导致了财产观念的先天不足。梁治平指出这种早熟的国家形态,“它所带有的种种‘先天不足’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影响至深,于社会关系方面尤甚”。

最后,以“祖业观”为代表的产权认知,其逻辑上的自洽性反应了传统产权界定规则在民间依然有着较为广泛的存在基础,也能够得到较普遍的社会认同。土地公有产权规则将土地界定为一项供农民使用的社会性资源,这在作为生产资料属性的耕种用途的农地上没有任何争议(尤其是平原地区)。但对于边界的模糊地带,民众的产权观也发生了变化。农村土地的家业产权规则虽然独立于国家法之外自发生成,但其更多的承载了社会与文化意涵。“四荒地”、宅基地由于其经济价值,农民将其作为个人财富来看待,产权界定遵循了私有产权的规则,界定的标准是基于是否“实际占有”;而祖坟山、堰塘、祠堂等祖先遗留的家族财产深受民间传统的影响,更多具有身份认同的意义,界定的标准是传统惯习,其更多体现出宗族承继、文化传承的意涵。传统中国长期停滞是一果多因,其缘由错综复杂,“但人际关系的普遍的‘身份化’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原因。甚至可以说,这种‘身份化’的社会状态正是中国在近代落伍的重要标志之一”。以身份认同为主要价值基础并未出现大的问题,因古代社会整个体系相对封闭静止,身份化恰恰契合了社会状态和社会发展;而世易时移,当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以经济发展为第一要义的时代,身份化无法与一个开放的现代社会相匹配,最终导致了尖锐冲突。

“祖业观”认知下的“祖业权”,实质上是当下农村地权冲突的产物。对于这个关涉到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的极为复杂的现象,学术讨论还只能止步于大致宽泛的逻辑推理,而尚未将“祖业权”背后所反映的社会转型时期多元因素间的复杂博弈完全展现。平心而论,诸多学者基于个案的调查研究和理论探讨亦难以说完全支撑这一宏大叙事。追溯“祖业权”的渊源,透过其发展演进的历史脉络,梳理家业产权背后的“祖业观”之形成谱系,可知“祖业权”有着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与合法性,其实质上是当下整个中国社会对历史与现代农村土地产权认知的大转型,这一转型过程的诱因、所携带的诸多问题远非单纯经济学视角或“不完整产权”能够简单概括。要解决这一宏大叙事,需寻求国家层面的政策导向与高度的社会认同。对于“祖业权”的探讨,将是一个远未终结的话题。


注释:

[1]著名学者李培林指出,一个由血缘、地缘、民间信仰、乡规民约等深层社会网络联结的村落乡土社会,其终结问题不是非农化和工业化就能解决的。村落终结过程中的裂变和新生,也并不是轻松欢快的旅行,它不仅充满利益的摩擦和文化的碰撞,而且伴随着巨变的失落和超越的艰难。参见李培林:《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6页。

[2]于建嵘:《土地问题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调研世界》2005年第3期。

[3]李培林:《从“农民的终结”到“村落的终结”》,《传承》2012年第8期。

[4]张佩国:《近代江南乡村的历史人类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75页。

[5]桂华、林辉煌:《农民祖业观与乡土社会的产权基础》,《二十一世纪》2012年第4期。

[6]黄宗智:《中国法律制度的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研究》,《北大法律评论》1999年第1辑。

[7]张佩国:《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学——以地权分配为透视点》,《东方论坛》2001年第1期。

[8]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76页。

[9][美]科斯、阿尔钦、诺斯:《财产权利和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58页。

[10]周雪光:《关系产权:产权制度的一个社会学解释》,《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11]党国英:《当前中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现状与问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

[12]周其仁:《中国农村改革:国家和所有权关系的变化(上)—一一个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回顾》,《管理世界》1995年第3期。

[13]赵振军:《论农地集体所有制陷阱——基于农地征用视角的分析》,《社会科学》2007年第8期。

[14]斯科特(ScottJ.C.)通过对东南亚农村的研究,认为处于生存经济状态下的小农并不如一些经济学家所想像的那么理性。[]詹姆斯·C.斯科特(James C.Scott):《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119-120页。

[15]吴毅:《记述村庄的政治》,《读书》2003年第3期。

[16]桂华、林辉煌:《农民祖业观与乡土社会的产权基础》,《二十一世纪》2012年第4期。

[17]张佩国:《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学一一以地权分配为透视点》,《东方论坛》2001年第1期。

[18]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载《梁漱溟全集》(第二卷),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73页。

[19]梅因:《古代法》,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47页。

[20][美]居密:《从各省习惯法和土地契约看清代土地权的特质》,载叶显恩:《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901页。

[21][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7页。

[22]北宋官员普遍将祭祀视为官方的专利,兴办学校、推行教化、祭祀圣贤成为官方主持的活动特权,将祭祀权收归于上层社会。南宋时理学高度发展,将礼仪地方化,以广州为中心的广东理学将乡饮酒礼等诸多礼节恢复并推广,以传统儒家礼节为内核的“祖业观”蔚然成风。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48

[23]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92-118页。

[24]阎爱民:《大礼仪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南开史学》1991年第1期。

[25]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26]“祖业观”的产生从一定意义上说与中国农民“祖宗崇拜”的民间信仰紧密相关。参见吉成名:《论祖先崇拜》,《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

[27]张小军:《“文治复兴”与礼制变革——祠堂之制和祖先之礼的个案研究》,《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28]Ebrey,Patricia Buckley.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in Imperial China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New Jerse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1p228.

[29]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

[30]李伯重:《江南经济奇迹的历史基石盼》,《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

[31]张佩国:《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解释学一一以地权分配为透视点》,《东方论坛》2001年第1期。

[32]杨国祯:《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45页。

[33]科大卫:《国家与礼仪:宋至清中叶珠江三角洲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5期。

[34]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23页。

[35]贺雪峰曾从村庄社会结构的角度将中国农村划分为三大区域:南方地区农村多由宗族构成,是一种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多由多个小亲族构成,是一种分裂型村庄;中部地区则多为杂姓村,血缘关联最为薄弱,是一种分散性的原子化村庄。小同村庄社会结构的文化特质也呈现出一定的差异。相关调查研究显示,土地观念的区域差异与村庄社会结构的区域差异有着高度的关联性。参见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一一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36]贺雪峰:《论中国农村的区域差异——村庄社会结构的视角》,《开放时代》2012年第10期。

[37][英]莫里斯·弗里德曼:《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58页。

[38]但这并非是说北方的宗族影响不存在,实际上,华北地区的公共事务在过去的长期历史中多以同一宗族为最基本的参与单位,个人之间由于有着共同的先祖而拥有天然的血缘纽带,所以从此角度考量,村落组织便同时具有了两大特征:其一,在血缘上是具有共同祖先的血缘集团;其二,在经济上是互助合作的家庭集团。参见[]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69-88页。

[39]陈锋:《“祖业权”:嵌入乡土社会的地权表达与实践》,《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2期。

[40]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页。

[41][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62页。

[42]陶自祥:《祖业观视阈下农民家业产权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43][美]华尔德(AndrewWalder):《中国产权的非私有化道路》,载甘阳、崔之元:《中国改革的政治经济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82-83页。

[44]张小军:《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5]张小军:《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3期。

[46]朱晓阳:《彻底解释农民的地权观》,《法律和社会科学》2011年第8卷。

[47][荷]何·皮特:《谁是中国土地的拥有者?——制度变迁、产权和社会冲突》,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48]朱晓阳:《彻底解释农民的地权观》,《法律和社会科学》2011年第8卷。

[49]王昉:《中国古代农村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关系:制度思想演进的历史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4-236页。

[50]黄鹏进:《中国传统农村土地产权性质的三重认知及其贯通理解》,《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51]黄鹏进:《农村土地产权认知的三重维度及其内在冲突——理解当前农村地权冲突的一个中层视角》,《中国农村观察》2014年第6期。

[52]调查研究发现,农民对于“四荒地”的产权界定具有了明显的私有产权观念。现实中,虽然登记在册但基本是自由耕种的“四荒地”均不享有粮食补贴。但在土地确权时,往往是村集体主张集体经营权,而耕种“四荒地”的农户往往主张对“四荒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从而纠纷不断。尽管根据现行法律,“四荒地”的所有权、经营权均属与集体所有,然而在农民的认知中,“四荒地”是农民自身开垦劳作才产生了价值,显然不再是集体共有,其性质完全不同于一般意义的承包地。

[53]张佩国:《财产关系与中国乡村法秩序》,学林出版社2007年版,第67页。

[54]赵阳:《共有与私用:中国农地产权制度的经济学分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127页。

[55]蒋省三、刘守英、李青:《中国土地政策改革:政策演进与地方实施》,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68页。

[56]党国印:《论农村集体产权》,《中国农村观察》1998年第4期。

[57]张旭东:《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6页。

[58]谢晖:《论民间法与纠纷解决》,《法律科学》2011年第6期。

[59]“下溢假设”(trickling down effect),是指只要经济持续增长、饼越做越大,其他一切问题迟早会迎刃而解。参见王绍光:《大转型:中国社会的双向运动》,载梁治平:《转型期的社会公正》,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100-101页。

[60]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

[61]张静:《村社土地的集体支配问题》,《浙江学刊》2002年第2期。

[62]陈端洪:《排他性与他者化——中国农村“外嫁女”案件的财产权分析》,《北大法学评论》2003年第1期。

[63]黄鹏进:《中国传统农村土地产权性质的三重认知及其贯通理解》,《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

[64]张佩国:《制度与话语:近代江南乡村的分家析产》,《福建论坛(人文社科版)》2002年第2期。

[65][日]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77-96页。

[66]梁治平:《法辨》,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