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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作者:于水 姜凯帆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华中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7-12-03  浏览次数: 830

 选取正确的发展模式对当前农村社会正经历的变迁及未来发展至关重要。借鉴斯密框架, 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两大类, 通过对我国典型农村发展模式分析, 提出“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等是农村社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 内生整合是乡村社会发展的理想选择。但当前农村的发展缺乏直接进行内生整合的条件及能力, 分析认为, 我国大多数农村的发展需要在政府、市场的共同作用下, 进行“政策、资本、贸易可达性”的外部嵌入, 并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进行整合。为保证农村发展模式的顺利实施, 研究分别从土地、农民权益、村民自治的角度进行分析, 最后提出相应的措施及政策保障, 为我国农村发展提供模式选择及经验借鉴。

关键词】内生整合;外部嵌入;农村社会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长期以来中国传统的农村遵循内生性、自治性与伦理本位的“小农经济”发展规律。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到改革开放前,由于共产党的高度政治动员能力,中国基层农民的国家意识、集体意识空前觉醒,农村发展遵从集体化模式,但由于在某种程度上忽略了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这种模式也注定要被瓦解。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兴起也推动农村社会的发展,城乡差距不断增大,农民的自主性得到释放,农民及农村社会原子化特征逐渐明显,发展面临困境,“三农”问题日益突出,中国现代化从“农民中国”节点走进了“城乡中国”的节点,构建新型城乡关系是推进现代化发展的关键。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村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变迁,各地农村社会现实差异明显,发展不平衡,如何正确选择发展模式,“三农”问题的解决及城乡一体化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农村也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形成不同的农村发展模式。江苏苏南地区部分农村整合内部资源和社会资源,在不断探索中开拓和形成了“苏南模式”,为全国的新农村建设提供了经验借鉴;河南南街村大力发展工业,并不断延伸产业链,发展成为一个“产、供、销一条龙,农、工、贸一体化”的经济实体,成为著名的“共产主义小社区”;安徽小岗村率先实行家庭责任承包制,成为中国农村发展改革的起点,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是小岗村却在发展中出现“一夜跨过温饱线,二十年未过富裕坎”的尴尬局面;温州模式中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型民营企业的崛起创造了发展奇迹,却也因金融危机备受争议;珠江模式中对外贸易的发展促进了经济的发展,但重外轻内的模式也面临转型的迫切性。苏南的华西村和永联村、南街村等农村工业的兴起发展主要通过集体式的内生整合的方式,安徽小岗村进行过类似尝试却未成功,当前通过招商引资后经济得到了一定发展,各模式之间共性与差异性、经验与教训共存。

各地的发展证明了“无工不富”的道理,也说明农村社会的发展进步取决于生产方式的变革。20世纪30年代以来,费孝通先生对吴江江村调查及多次回访后指出,吴江从温饱型经济上升到小康型经济主要是工业化的结果,大力倡导发展农村工业、副业、乡镇企业。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工业及乡镇企业迅速发展,邓小平同志也曾对发展农村工业给予了高度支持和评价。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全国各地工商资本纷纷响应这一“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号召。工商资本下乡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这一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有利于推动农村社会生产经营方式的合理变迁,为农村的发展打开了一个岔路口。但事实证明,我国各地农村发展差异较大,如何使工商资本下乡后与广大农村社会协调发展,一直是学界政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也是“三农”的未解难题。因此,未来我国农村该如何选择发展模式,现有的各发展模式的成功经验是否存在一般规律,是否具有可推广性等,都值得深入思考和分析。本文试图通过对各发展模式进行对比分析总结,找出各模式一般规律及运行机理,试图为全国不同地区农村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有效借鉴。

一、理论分析框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三篇中提出城乡发展的自然顺序,农业到工业再到国际贸易是每个处于发展中社会的大部分资本的投入顺序,也是城乡发展的顺序。但自然顺序是一种理想状态,在开放条件下会出现反自然顺序发展,引发这种反自然顺序演变的初始变量是贸易,贸易及工业会影响并带动农村的发展。在反向发展中,政策、文化、地理(尤其着重临海性)是引致贸易变化的变量,文化(风俗习惯)是政策引发的,因此,“政策—文化”和“临海—贸易”两组变量结合导致反自然顺序的演变。斯密框架验证了中国城乡关系的演进,也对分析城乡差距具有重要意义。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的文化效应对应“政策—文化”变量,我国一面临海的地理特征对应“临海—贸易”变量,两者结合起来解释了中国的城乡差异、东部与中西部差异现象,也是破解城乡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关键[1]。当前我国出台的各种惠农、户籍、医疗、养老等一系列政策就是为了破解城乡二元体制;完善各地交通网络来破解“临海—贸易”对内陆的影响,临海性逐渐演化为交通便利程度对农村发展的影响。因此,本文借鉴斯密框架,“政策”、“贸易可达性”作为农村发展模式选择的重要外部影响因素,且具有普遍性。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斯密的自然顺序也解释了当前农村地区资本原始积累普遍较薄弱的原因,他从土地投资相比工业和商业投资分析,由于熟悉风俗、风险小等原因,前者更具优势,因而农耕是人的原始目标与选择。剩余产物促进城镇的产生发展,也推动社会工业及贸易的发展,进而改良农村,而在反自然顺序中,贸易会对农村社会进行反向影响。对于农村地区而言,各地资本的原始积累差异较大,进而会不同程度影响其他生产要素的整合能力,造成农村发展的差异,也是农村发展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

农村发展也离不开乡村精英的参与。中国传统乡土社会由乡绅等乡村精英承担起乡村治理的重任,由宗族宗法、文化伦理教化为治理基础,以内部非正式的激励及约束机制作为治理工具。当前中国农村实行村民自治,村干部作为乡村治理的主体,负责国家政策的宣传落实、资源的整合等工作,对农村的发展起着重要的带动作用。但也应该看到,各地村干部年龄、能力等差异明显,对农村发展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能人治村”就是此方面的典范与证明,因此,乡村精英已成为农村发展模式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

不同的学者将农村发展模式进行不同的分类,从产业带动角度根据资源类型,分为工业企业带动型、特色产业带动型、畜牧养殖带动型、休闲产业带动型、商贸流通带动型、旅游产业带动型、合作组织带动型、劳务经济带动型。从发展手段角度,分为工业带动型、农业产业化型、第三产业主导型、生态农业推动型、本土资源依托型和体制创新型[2]。本文从影响因素角度出发,结合文献,以发展所需资本的来源为维度,本文将农村发展模式分为两大类:内生整合与外部嵌入。内生整合是指农村发展的资本主要来自农村内部,将农村已有的各类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外部嵌入是指农村发展的资本主要来自外部,将资金、管理、技术、知识等现代生产要素以资本的形式进入农村,与土地结合,“个人或企业的经济行为”是嵌入主体,“社会关系”(及其网络)是嵌入的客体,信任、文化、声誉等作用机制是嵌入的主要方式[3]。资本的积累与地理因素、自然条件、国家政策、文化、社会环境等多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影响农村社会的治理与发展.经过分析,将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作为乡村治理与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以乡村社会为参照对象,其中政策、贸易可达性作为外部重要影响因素,乡村精英作为内部影响因素,且这三者虽然都存在差异,但具有普遍性,起到引领辅助作用;而资本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前提条件,对农村社会发展起到关键性作用。因此,各地区的资本积累及其他发展条件不同,所适用的发展模式也不同。

二、发展模式比较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发展模式,其中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小岗村模式、南街村模式等作为典型案例受到各界广泛关注。本文从“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的角度,对照“内生整合和外部嵌入”的维度,对这些模式进行剖析,试图为我国广大农村发展模式的选择提供借鉴。

1.典型农村发展模式阐释

苏南模式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传统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以苏州、无锡、常州地区最为典型,该模式的发展以乡镇企业为主,以集体经济为依托,属于内向型的发展模式。将集体土地集中流转并作为股份进入市场,聚集土地资本、人力、财力等,在地方政府及乡村能人的带动下,以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基础,并逐步形成了依托集体经济发展、村企合一的地方文化发展特色;地理区位优势明显,具备临海性及内航运输的优势,有利于贸易的进行。比较著名的有无锡江阴的华西村和苏州张家港的永联村,具有相似的发展历程,都在乡村能人的带动下,以小作坊起步,经过工厂、企业、公司、集团公司阶段,实现多产业发展体系。华西村2016年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92 739.22万元,实现营业利润7 479万元;永联村集团总资产近145亿元,村级可支配收入2亿以上。但是由于村企合一的管理模式,以及家族式的集体精英方式,也造成了乡村精英的家族过度介入的管理模式,形成家族式管理,魅力型权威在治理过程中发挥较大的作用。

南街村模式也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将个人资产转为集体,并从面粉厂开始办起,逐步扩大到28个企业,涉及食品、饮料、酒类、印刷、包装、医药、工艺品雕刻、旅游等现代化产业。南街村集团2015年累计实现产值20.54亿元,2014年增长1 336.5万元。南街村当前奉行改革开放之前的管理模式,村中到处体现红色革命的印记。通过高度的集体动员,形成了南街村的红色革命文化;南街村地处中原地带,并不临海,但其交通相对比较便利,为贸易的可达性提供了条件。在南街村的发展中,具有非常强烈的行政导向,政治嵌入过程比较强势,但是在此过程中,社会资本也得到了壮大,为南街村的发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温州模式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初,1995年被正式提出。它起步于家庭手工业,以生产小商品为主,在一大批懂技术、善经营、敢创新的乡村能人的带动下,着重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并借助农民的流动性及善于远途贸易等特点,将产品销向全国各地,费孝通先生将其概括为以商带工的“小商品大市场”发展格局。一方面,依托当地的历史及文化传统,即温州地区在新中国成立前家庭手工业和遍布全国的商业关系,作为民间自发力量产生作用;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各种经济成份”的经济形式变革的大背景下,温州地区抢占发展先机,地方干部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随着时代的发展,温州模式逐渐发展成为股份企业甚至集团,营销手段也逐渐多元化网络化,从依托小城镇的区域经济逐步与国际接轨。但是由于温州模式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大多属于民间自筹,金融危机之后民间借贷导致温州地区出现大范围次贷危机,产业大多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科技投入、高学历专业人才及创新力等都相对缺乏,在当前的市场形势下面临新的危机。

珠江模式由费孝通先生提出,是指充分发挥紧靠港澳和联系海外的优势,大力发展珠三角地区的市场经济和外向型经济,引进先进技术和外资企业,加快该地区城镇工业化的过程。借助邻近香港的地缘优势,普遍发展“三来一补”企业,与香港形成前店后厂的格局。珠江模式符合斯密框架“政策—文化”以及“临海—贸易”两组变量,珠江三角洲由于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在历史的发展中形成比较深厚的经商传统,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以及临海性对贸易的促进等,使得珠江模式得到蓬勃发展。在当前的环境下,费孝通从区域经济发展高度重新思考珠江模式的现在与未来发展,他认为珠三角要保证将来持续发展的活力和后劲,就应该在争取参与国际市场竞争的同时,要更多地考虑建立、推进和带动内地经济腹地和加强贸易中心的建设[4]。珠江三角洲地区有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进入,外商及其他地区资本的嵌入,也是与当地政治、经济、文化进行磨合的过程。

小岗村模式是安徽省滁州市凤阳县一群农民走投无路的选择,为了吃饱饭选择单干,之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推行,使其闻名全国。此后,社会各界对该村给予了广泛关注,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各级政府提供诸多政策及资金倾斜,各界也为其提供了基础设施以及其他方面的支持。小岗村的发展虽得到了政策的有力支持,但由于地理位置处于岗丘地带,交通比较闭塞。2004年初,小岗村在沈浩书记带领下,修建公路,打通小岗村与各地的快速通道;建成大包干纪念馆,发展壮大葡萄特色产业,通过招商引资,发展现代农业合作社等,成立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着重发展旅游、农产品加工,2014年,工农业总产值7.38亿元,村集体经济收入66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 500元。小岗村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也处于一般水平。,从小农经济为主到当前适度的规模经营,从长期政治的过度嵌入到当前政府与农民之间的有效合作,小岗村正在进一步探索中发展前行。

2.典型农村发展模式评价分析

在当前农村发展中,几大模式的适用性到底如何,哪些经验值得学习和推广,一直是各界比较关注的问题,各模式的特点及发展经验总结如表1。

1农村发展模式评价

通过对几种模式的分析,资本、政策、贸易的可达性、乡村精英都不同程度上发挥了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各项政策对农村发展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温州、珠江、苏南部分农村、南街村或临海或交通较便利,小岗村交通改善前后的发展形成了强烈对比,贸易的可达性促进了农村的发展。乡村精英也起重要作用,苏南模式中的华西村、永联村,南街村都属于“能人治村”,小岗村也曾经在沈浩书记的带领下创造了一段发展的佳话,温州模式、珠江模式中早期的发展中都有一批善于经营或者懂技术能人的带动。各地不同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小岗村模式的曲折发展,验证了资本对农村发展的动力,苏南模式、南街村模式在资本的积累下,逐渐拓宽产业链,珠江模式注入外部资本后更具生机,温州模式在次贷危机中受挫也验证资本的重要性。

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南街村模式属于在乡村精英的主导下的内生整合的典型代表,珠江模式、小岗村模式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内生整合也有外部嵌入。从各模式的发展成效来看内生整合看似是最理想的模式,但是却需要“政策、贸易可达性、资本、乡村精英”的共同作用,转型期农村社会发展模式的选择,不能简单进行模仿复制,不同区域的农村发展应该因地制宜选择发展模式。

三、农村发展模式选择

当前中西部很多农村地区仍以小农经营为主,农村空心化比较严重,很多村庄面临重构甚至逐渐消失等现象,农村集体经济薄弱,不适合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总体来看,当前我国农村经济水平整体在国民经济中地位较低。据《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及其他农业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在9.2%~9.9%之间浮动,全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约是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的3倍,全国城乡差距仍比较大,农村社会的经济发展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有待提高。各地区农村经济发展不平衡,区域差异明显。全国各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排名显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农民人均纯收入最高,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差。2016年底我国农村集体经济各类账面资产2.86万亿元,虽然平均每个村有500万元左右,但是东部地区的村大多都近千万,中西部的部分农村甚至不足2万元。另外,当前农村集体经济主要依靠土地等资源型资产,并未盘活整合,很多中西部地区根本无自身经营性收入,主要靠上级划拨经费、社会抚养费返还等途径维持。而农村的发展繁荣必须改变当前的经营模式,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多元化产业等形式来带动。因此,大多数农村的发展需要外部工商资本的嵌入,随着近几年国家政策大力鼓励社会资本投入农村,农村交通逐渐便利,市场前景逐渐凸显,也引发了工商资本下乡的热潮。2015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额约为1.75万亿元,1.05万亿投入农村社会。对于大部分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农村来说,比较适合的发展模式,应该是先在政府及市场的推动下进行外部嵌入,之后再进行内生整合。

结合农村的综合发展实际,从客体角度,“政策、工商资本、贸易可达性”作为影响农村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且三者之间也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存在一定“推拉”现象。

(1)政策与工商资本的“推拉”作用。国家的政策对工商资本嵌入农村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工商资本在农村的具体发展也需要国家政策的拉力进行规范。

(2)政策与贸易可达性的“推拉”作用。国家对农村的基础设施供给等政策会对农村的贸易可达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同时,农村发展对贸易可达性的需求,也会对国家政策产生拉力,推动国家出台相应政策。

(3)贸易可达性与工商资本的“推拉”作用。如果一个地区的交通比较便利,贸易可达性较好,对工商资本到当地投资的意愿具有推动作用;同时,工商资本在农村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发展的需要,也会对交通等基础设施的改善起到一定的拉力作用。

因此,在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中,“政策、贸易可达性、工商资本”相互影响,三者共同作用使工商资本嵌入农村后,内部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在乡村精英等人才的主导下,进行资源的内生整合。在此过程中,各个因素相互影响,实现“政府、市场、农村社会”的相互融合。在此过程中,政策实现“从上而下”及“从下而上”的双向作用,达到了政府、市场、农村社会的连接及相互影响具体作用方式见图1。

1 农村发展模式的内在逻辑

四、发展模式的实现路径分析与完善

确定了适合当前农村发展的模式后,在具体实施及发展过程中,需要处理好工商资本主体与农村各主体的关系,从多角度对发展路径进行完善。

1.在外部资源嵌入的过程以及在农村社会的内生整合阶段,要注意处理好与土地、农民权益、村民自治的关系

(1)农村发展模式与土地的关系。工商资本进入农村之后,一般需进行一定规模的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以改造传统农业,探索高效农业以及农产品产业链的进一步延伸等;另一方面,也要警惕非农产业的过分介入带来的负面影响。国家发改委的一项调研显示,我国西部某些省份,工商企业大量流转耕地后,非粮化的程度高达90%左右,这种大规模的流转往往是不可逆的,也容易出现工商企业钻政策空子的现象,在资本规律引导下,出现产业转换和退出种植环节的后果[5]。甚至出现工商资本流转土地后再次牟取利益现象。土地资源属于不可再生性的垄断性资源,导致土地的价格易涨难跌,工商资本介入农村土地流转,可以低价获取大量的稀缺资源,一旦将来有机会将农地转换用途,工商资本将获得巨大的收益。比如有的企业打着资本下乡的旗号将项目建在农村,将本应发展农业的土地,以开发农业的名义用来搞房地产建设,比如建别墅、高尔夫球场等。这些再次牟取利益行为套取国家补贴资金,不仅造成了财政资金的浪费,也对我国的耕地安全,对农产品供给及粮食安全造成危害;同时占用农村发展资源,大量农民被迫离开农村,一定程度上扩大城乡差距,甚至会加剧农村的衰落,不利于农村及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因此,要出台相关政策规范土地流转,严格控制土地流转规模及用途,并且制定长效监督机制及处罚机制,从根本上杜绝此类现象的发生。

(2)农村发展模式与农民权益的关系。资本的外部嵌入以及资源整合过程中,需要特别警惕“能人治村”中村干部凭借特殊身份为自己及家族谋取利益,引进不合理项目、收受贿赂、土地流转补偿中等一系列腐败现象等。大规模的土地流转,特别是工商资本下乡后,扼杀了农村新中农的出现,剥夺了农村老年人的耕种权,更剥夺了返乡农民工的土地使用权[6]。农户与土地分离,农民被迫成为难以实现市场化就业的商品化劳动力;同时,基本消费品的全面商品化,增加了他们的货币性开支,加剧了他们生活的困难[7]。这种以买断若干年承包经营权力为基础的土地流转,一旦城市经济形势不佳,就业机会减少,进城农民则无路可退。华生认为大规模的土地流转将农民排挤在土地收益之外,不符合农村改革的方向,如果放手让工商资本下乡的话,那些留守农民可能就破产了[8]。仅为农民设置了向上攀爬的“梯子”,却忘了为他们设计一张防止掉落的“安全网”[9]因此,必须兼顾农民的权益,在流转的过程中,也要针对农民向城镇转移的趋势,设计相应的土地反向流动制度,保障农民的基本权益。

(3)农村发展模式与村民自治的关系。内生的资源整合容易发展成传统型权威的家族治理模式[10],从本家族中选择接班人的做法总是会引起社会的非议和对家族政治的担心,可以从吴仁宝、吴栋材家族在村党委和村集体经济中的职位分布管中窥豹。在当前中国农村的发展现状来看,很多农村选择的都为外部嵌入模式,同样会对村民自治共同体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土地流转中,留在村里的村民大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大量文化素质较高的中青年村民从农村流出,将严重削弱村民自治的组织基础。另外,会出现企业“吞噬”村庄,村委成为附庸;村委功能异化,村庄管理难以开展[11]。大量土地流转后会在农村产生很多非正式的农民组织,因此,资本也被认为具有吸纳村庄非正式权威,破坏村庄稳定环境的嫌疑[12]。在动员农民流转土地过程中,当地方政府动用行政力量和乡土传统等正式资源无法奏效时,则引入乡村“混混”等非正式资源,危害农村社会的安全与稳定,使政权的合法性受到威胁[13]。因此,在资源整合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家族势力或其他社会力量对乡村发展造成的不良影响,实现乡村社会治理的良性发展。

2.在政府、市场、社会的相互作用过程中,需要从多角度促进“政策、工商资本、贸易可达性”及乡村人才的供给培养,确保整个系统的良性循环

(1)完善政策及法律,建立各项保障机制。在加强惠农政策,大力推广资本下乡及土地规模流转的同时,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确保农民的各项基本权益,比如住房、医疗、养老等各项权益的保障。完善相应的法律及政策制度,确保工商资本下乡特别是外资企业入驻后,既做到不损害农民的权益,也确保自身的各项基本权益有法可依,不受损害。通过完善政策及相应的法律保障机制,确保政府“从上而下”政策对贸易及工商资本的影响,并促进市场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从市场到政府的“由下而上”的有效反馈,促进各项政策及法律的进一步完善。

(2)完善基础设施,建立合理资本嵌入机制。农村社会的发展需要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贸易可达性提供条件。农村各项基础设施的完善也是吸引工商资本主体以及农村劳动力回流的重要因素。虽当前农地的规模流转已是大趋势,但是大规模的流转土地,是片面地追求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率,减少分母增加分子的“减人增效”,不能放弃家庭型生产的稳定性[14]。另外,中西部一些地区也要结合实际情况,不能一味强调资本介入农业生产,建立合理的资本嵌入机制,在均衡多方面综合条件之后,做到土地资源的最大限度利用。

(3)吸引农民就近就业,完善乡村精英培养机制。资本嵌入与人才培养之间相互促进,培养乡村精英可以促进资本有效嵌入农村社会,同时资本嵌入后也可以吸引有能力有技术的农民回流发展,形成良性循环,解决当前农村精英外流及缺乏后继力量等问题。要注重对人才及后备干部的重点选拔,为乡村社会发展注入活力。合理引导资本嵌入之后,提供大量就业岗位,提供培训咨询等服务,提高技能,让其成为农村发展中起到主体作用。另外,在完善基础设施,通过提高福利待遇及各方面生活保障,加强与高校研究院所合作等方法,吸引外来优秀人才,让其成为推动农村社会发展的推动者,成为城乡一体化建设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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