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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传承与村落发展探析

作者:韦丹凤 韦丹芳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贵州民族研究》2017年第9期  发布时间:2017-12-04  浏览次数: 721

【摘 要】基于对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嬗变的探析,认为铜鼓文化的兴衰与红水河流域村落发展关系密切。自明清以来,由中央政权和地方土司合力推动了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的发展,有效地推进了村落发展。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大炼钢铁文化革命虽然使乡村发展的步伐加速,但同时也使传统的乡村文化产生了断裂。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文化政策的改变,一些乡村成功地通过铜鼓文化的复兴实现了村落的重振,具体表现在:铜鼓文化的复兴推动了村庄凝聚力的提升,传统组织的复兴有利于村庄的发展,新兴经济组织的出现刺激了村落经济的发展。

【关键词】文化留村;铜鼓文化传承;村落发展;红水河流域


作为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村落是中国乡村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也是人们繁衍生息的稳定单元,但在现代化浪潮的席卷下,那种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纽带的稳定的村庄日渐衰落,传统的村落如何发展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一大难题。对于村落的发展,学界已形成几种观点:一是认为可通过村集体产权、公共权力运作、利益加亲情的村落文化等制度安排有效地开发和利用了村落集体资源,从而实现村落的发展。[1](P85-90)二是认为乡村精英人物在村落的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2]三是能过空间重塑来把握村落的文化脉络,从而推动村落的发展。[3]四是倡导文化留村,如鲁可荣、曹施龙和金菁认为可通过“文字留村有效地传承乡村文化,从而真正实现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4](P17)秦红增等人则认为可通过文化留村、兴村”来实现预期的都市化目标。[5](P31)笔者在对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传承情况调研时,发现铜鼓文化的传承与村落的发展密切相关,受前人研究的启发,拟以具体的村落为例,考察铜鼓文化的传承与村落发展的关联。

都隆:红水河畔的壮族村寨

笔者所选取的田野点都隆屯是一个正在悄然发生变化的村庄。都隆村位于广西河池市天峨县城北部,距县城20公里,辖7个自然屯17个村民小组。都隆屯有92户344人,大多都是壮族,屯中有水田280亩,旱地603亩,人均土地面积2.57亩。都隆屯石山环绕,有一条小河绕村而过,村落西南方的山脚有一处山泉涌出形成了水塘,当地人称之为龙潭,当地有犀牛与铜鼓打斗的传说。传统上,村民以种植水稻和玉米为主,但最近几年,屯里新建立了百香果基地和烤烟合作社,还有一些外地人到村里租用土地建苗圃基地,如今每户只种一亩左右的水稻和几分地的玉米,在屯子里打零工成为都隆屯村民日常劳作外的另一经济来源。

都隆村原是天峨县26个贫困村之一,当地有山歌:有女莫嫁都隆村,半夜挑水到天明,一年辛苦半年饭,从春到冬肚无油。就在十年前,都隆屯还全部住在土坯房内,甚至正房边的耳房还是茅草屋顶,入村只有黄泥路,一到雨天满路泥泞,村里水源就是屯下边水田边的小溪流,吃水要挑,洗澡去溪边洗,用水极不方便。耕地里只产水稻、玉米、黄豆等几样单调的作物,村民依靠外出务工为生,最多时,屯里甚至有超过一半的家庭有人在外务工,是当地远近闻名的空心村,但这样的情况在2006年以后得到了逐渐改善,2006年,屯里接通自来水;2008年,沟渠实现水泥硬化;自2008年起,政府给每户15050元进行房屋改造;2008年,户户安装有线电视;2011年,屯里的道路实现水泥硬化;2012年,在水利厅扶持下,百香果基地安装滴灌设施;2012年,住建厅扶持每户15000元安装太阳能和楼体立面的统一设计。与此同时,2001年都隆举办了大型的葬蚂拐活动,吸引了不少学者和媒体的注意;2004年,天峨县文化部门调查该村独特的十二生肖铜鼓鼓点,在都隆设立非物质文化项目承习馆,确定传承人;2006年,十二生肖铜鼓鼓点被选送参加河池第八届铜鼓山歌艺术节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可以说,都隆屯之所以受到外界的关注,与近年来都隆屯保留的十二生肖铜鼓的打法和夜牛舞有关。

传统的留存:时空变迁中的铜鼓文化

红水河流域是至今仍保留和使用铜鼓的区域,这一区域为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流域内高峰林立,交通闭塞,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无论是生态环境,还是生活条件都十分恶劣。在历史上,红水河流域因山脉的阻隔使生活在此区域的族群受封建王朝的辐射较弱。在唐代以前红水河流域的行政建置十分稀少,唐代设立的羁縻州主要分布在上游的南丹和下游的忻城,地处流域腹地的都安境内直到明代洪熙元年(1425年)才设立正式的行政机构——都阳堡和安定堡。[6]而且从明代开始的改土归流在这一地区也是屡屡受挫,直到民国二十年(1931年),广西最后一个土州那地土州才被取消。[7]正是因为土司制度的长期延续,使中央政权对红水河流域的渗透和控制都较弱,也正是这个原因,使得铜鼓这个代表土官权力的重器得以长期保存。换句话来说,铜鼓文化的传承是在相对封闭的土司制度内完成的,这是红水河流域铜鼓文化得以稳定传承的文化场。但这种稳定的传承环境自土司制度消失后也随之消失了,之后,铜鼓文化的传承呈现出大起大落的状况。

都隆的铜鼓文化与红水河流域其他地方一样,在大炼钢铁和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了严重的破坏。1958年,因国家推行大炼钢铁,红水河流域的大量铜鼓被当成废铜烂铁运到炼钢厂,全民的炼钢热也使铜鼓文化的传承被迫中止。据《东兰县志》载:“1958年大办钢铁时,铜鼓被没收,砸成烂废铜送往工厂,兰阳乡一天就被砸烂200多面。县物资局一夜就装运7大卡车烂废铜。‘文革期间再次没收,珍贵文物铜鼓损失惨重。”[8](P510

大炼钢铁对铜鼓的破坏相比较而言,文化大革命对铜鼓文化传承的影响则是致命的。在都隆,铜鼓文化活动场地被毁,多面铜鼓失窃,与铜鼓相关的活动被禁止,村里的蚂拐亭和离村庄不远的蛙婆庙也不能幸免,十二生肖鼓点更是无法得到传承。铜鼓、蚂拐亭、蚂拐节、蚂拐舞等千百年来在都隆人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且早已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的文化符号,却因在历次的社会运动中被强制回炉、推倒或被当成封建迷信而被禁止开展。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即使是在此种环境下,红水河流域很多使用铜鼓的民族都自觉地承担起保护铜鼓和铜鼓文化的角色。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政策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一度被中断的铜鼓文化也开始得到恢复。都隆从1990年恢复举办蚂拐节后,每隔二三年就会举办一次,进入21世纪后,在该村老人的倡导下更是年年举办。但节日的规模却有了变化,主要是过节的时间大大缩短,传统上蚂拐节持续一个月左右,但在蚂拐节刚复兴时,因分田到户后人们生产积极性的提升和外出打工人数的增加等原因,蚂拐节举办的时间大大缩短,一般持续一个星期。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蚂拐节的全部活动则被浓缩为一天,具体的举行日期要由麽公择定吉日,并经村老头人讨论决定。

除了节日之外,打铜鼓的传承也被提上了日程。20年纪80年代以后,无论是河池市政府还是天峨县政府都对都隆的铜鼓艺术给予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措施,并多次邀请铜鼓专家到都隆屯进行实地考察,对该屯的十二生肖铜鼓鼓点进行挖掘。看到外界的重视,都隆屯的宁家老人也开始对家传的十二生肖鼓点进行整理。

个案:十二生肖鼓乐的传承

宁昌林退休前是一个音乐老师,从小在都隆长大的他对铜鼓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保留有残缺的十二生肖鼓谱,并还记得些许打法,据他说,如今村子里这一套十二生肖鼓谱主要就是在他保留的那部分鼓谱的基础上再创作而成的。稍年轻的宁昌烈则在村里教年青人十二生肖鼓的打法,但至今只有两个人能参加表演。按照传统,都隆村的十二生肖鼓只能传给宁家的男性,但现在已没有那么严格的规定了,只要是村里对十二生肖鼓点有兴趣且有决心要学的,都可以跟他学习。尽管如此,传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刚开始参加学习的人不少,但真正掌握的人却不多,这也是令宁昌烈最为担心的事。

在宁昌烈看来,之所以不能很好地传承十二生肖鼓法,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村中只有两面铜鼓,即使掌握了十二生肖的打法,也无法表演。二是年青人对于铜鼓的热情并不高,缺少年青人参与的传承是无法实现的。了解到铜鼓文化传承的困境后,政府部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为调动群众参与积极性,天峨县政府对县域内参加相关表演比赛的获奖群众进行奖励,奖金达到500~1000元。都隆村则开展了十二生肖铜鼓进课堂活动,通过此种方法,希望能吸引更多年轻人了解、保护和传承铜鼓文化。2013年春节,在都隆村驻村的第一书记薛伟俊的努力下,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赠送了12面铜鼓给都隆村,这使该村的十二生肖鼓得以重现,此外,他们还为村中的学生配备表演服装,让铜鼓文化从小在青少年心底扎根。如今,都隆村已有不少人认识到传统文化的重要性,因为通过传统文化的复兴,村寨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村落重振:在铜鼓文化复兴与村落发展之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正因为村里有着像宁昌林、宁昌烈这样热爱并积极传承铜鼓文化的人的极力恢复,才有了后来社会各界包括各级政府对都隆村的不断关注,而都隆人也借此机会成功地推动了村落的发展。

(一)铜鼓文化的复兴与村庄凝聚力的提升

历史上,都隆村的盛衰与铜鼓密切相关。据《宁氏族谱》记载,始祖宁天宝,江西南昌府新建县人,明洪武13年(1380),奉旨开辟南丹那地土州。后宁氏聚居于大厂镇扬州上村、那隆屯、铜林屯、翁乐村、仙塘村、吾隘乡凡里、八赖、五村、独田村,以及天峨县的都隆村等地,人口约一万。而据都隆村的宁昌林介绍,宁家老祖公宁相生在收复苗蛮的战争中,为更好地掌握军情,他将当地的铜鼓和战争用的皮鼓配合,根据春夏秋冬的变化,创造了铜鼓十二生肖打法。“苗蛮被收复后,宁相生便选择壮族村寨都隆定居。因为宁家老祖公的盛名和拥有的12面铜鼓,使得宁家很快成为都隆的大家族,都隆村也因此成为当地的名村。但到宁家第四代的时候,因匪祸之乱,宁家收藏的铜鼓大多被毁,宁氏家族也在不断的匪祸中衰落,都隆村的影响力也日渐萎缩。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都隆村的几个老人开始着力恢复他们传统的铜鼓文化,而首要的就是恢复蚂拐节。蚂拐节是红水河流域壮族古老而独特的传统节日,可以说,红水河附近规模较大、建村历史较长的壮族村落,几乎都举行过蚂拐节。在调查中,宁昌林为我们介绍了都隆的蚂拐节。

“我们村的蚂拐节很热闹的,有好多从县城跑来我们这里看葬蚂拐的,不仅现在是这样,以前也很热闹,蚂拐田旁的拴马田就是以前专门给外地来看葬蚂拐的人拴马用的。最早来这定居的是宁家,韦姓是后来的。大年初一找蚂拐时,全村人要统一到韦家的田地里找,因为找到的蚂拐是要当蚂拐女婿的,所以不能在宁姓的田地里找。蚂拐一定要一公一母,如果一个人找到公的,另一个人找到母的,也可以把它们合成一对。哪个找到这样的蚂拐,就是今年的蚂拐郎。不过一般女的翻到蚂拐,她们不会要的,而是跟旁边的男人讲这边可能有,你来翻一下。哪个喊‘我找到蚂拐了’,他就是当年的蚂拐郎了。”

都隆蚂拐节的仪式包括取旧棺观颜色、找蚂拐、蚂拐女婿拜年、立杆祭祀和埋蚂拐。尽管人们对于仪式过程的每一步聚都早已耳熟能详了,但在每一年的葬蚂拐时,人们仍然穿戴一新,早早起来参加仪式。在整个仪式过程中,铜鼓贯穿始终,起到沟通人神和鼓动人心的作用。葬蚂拐仪式蕴含着丰富的信息,伴随着仪式的展演,人们对村庄的认同也在进一步地加强。更为重要的是,葬蚂拐是红水河流域最为盛大的传统节日,节日期间会吸引周边村寨,甚至更远地方的人前来参加。在外出打工的人越来越多的今天,蚂拐节还是周邻村寨外出打工人员聚会的重要场合,特别是年轻人,平时在城市的钢筋水泥中生活,源自家乡的传统文化已在不知不觉间淡化甚至消失,而在蚂拐节中,无论是蚂拐歌还是夜牛舞中的农耕习俗,都承载了丰富的民族文化,热闹的葬蚂拐无疑成为人们了解传统文化的大好时机。再加上在葬蚂拐中的各种仪式,从葬蚂拐前的准备工作、找蚂拐、孝蚂拐、游蚂拐、葬蚂拐到最后的吃蚂拐饭,整个仪式过程都需要全村人的通力协作,既提高了村民的组织能力,同时也加强了村寨内部的团结。尤其是仪式过后的吃蚂拐饭既是全村成年男子的聚会,也是村中妇女交流的重要场合,此时的聚会,既能增进感情,同时也可讨论村中大小事情,推动村寨的有序发展。正是通过年复一年的蚂拐节,村民形成了极强的族群意识和文化自豪感,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度也逐渐提高,这种认同度无论是对铜鼓文化的传承还是对于村落发展都有积极作用。

(二)传统组织的复兴与村庄的发展

《隋书·地理志》载:有鼓者号为都老,群情推服。这里所谓的“都老即壮族人对族长或头人的尊称,都老是家族的头人,一般村寨都有自己的都老组织,即都老制,他们凭借威信按村规民约和社会习惯维护乡村社会的正常运作[9]P52),但这种在壮族社会延续了上千年历史的传统制度在新中国成立后因种种原因已从壮族村寨消失了。

笔者在都隆屯的调查中发现,都隆铜鼓文化的复兴与村中宁昌林等几位老人积极努力分不开,而正是在恢复铜鼓文化的过程中,老人们重新在村寨的管理中发挥了他们的作用,他们也被村民称为村老头人,当地人认为村老头人的重新出现,对村寨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如组织村民进行集体祭祀,并自觉宣传村寨传统文化。村中老人不仅重新恢复了蚂拐节,而且重新挖掘、整理并传承了夜牛舞和“十二生肖鼓乐,而且这些活动在逢年过节或者有学者、政府工作人员进村调研时,村中老人们总会热情地展示这些传统文化,这使得外界对都隆村越来越有兴趣。不仅如此,自蚂拐节成功恢复后,老人们还借助蚂拐节组织村民进行集体祭祀。在这种集体祭祀中,老人的权威逐渐得到恢复。之后,村老头人还利用在村寨中的威信,领导村民进行公共建设。2008年,在村老头人和村委会的共同努力下,村民修通了村中年久失修的水渠,解决了长期困扰村民春耕用水的问题,同时,也很好地避免了村中经常发生的早春抢水纠纷,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村寨的社会秩序,有利于村寨的有序发展。

(三)新兴经济组织的出现与村落经济的发展

都隆屯近年来还出现了得到当地人认可的新兴经济组织,如百香果种植合作社,这种新的经济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都隆屯的空心村结构。

个案:百香果种植合作社

百香果种植合作社最早是由都隆村党支部书记韦冬梅和屯里两个妇女合办的,她们在走访广西多地乡村经济组织后,最终与桂林一家企业以订单的方式合作,种植百香果。从2009年开始,她们承包了屯里的400亩旱地种植百香果。百香果栽种后当年即可收获,次年开始进入盛果期,一般第一年亩产4000斤,第二年后的盛果期亩产可达6000斤以上,鲜果的售价在2~1.5/斤。2012年,她们的年分红达20~30万元。这样的收益很快吸引了村里的其他村民,现在,屯里的罗静贵、索爱业、宁昌勤等人也种植了十几亩百香果,百香果基地负责提供苗木、技术支持。虽然基地也承诺收购鲜果,但现在当地市场对百香果鲜果的需求很大,所以他们一般愿拿去市场零卖,一般在3/斤,每年也能获得不错的经济收益。

百香果基地的建立,无论对村内还是村外的人来说,都有益处。对于村里人而言,百香果基地使村民多了一处打零工的机会,成为村里解决剩余劳力的好场所,特别是对村里的妇女及部分老人,不需要强劳力的栽苗、升苗上网、插签、剪枝、除草、剪果、挖果肉等工种,成为她们农闲时分最好的打零工活动。至笔者调查时,在屯里的百香果基地、烤烟基地、苗圃以及私人开设的石场等打零工的户数已占到全屯总户数的一半,其中,女性大多参与百香果、烤烟和苗圃种植中的各项工作,而男性既有参与上述几类工作,还有部分参加石场及建筑等零工工作。至笔者调查时,常年在外打工的都隆人中已有超过一半的人回村务工了。对于村外的人来说,都隆的发展是令人羡慕的,于是,都隆的蚂拐节更是吸引了众多附近村寨的村民,他们除参加蚂拐节外,还会利用这个机会到百香果基地学技术,要种苗。而百香果基地则免费对其进行指导,并帮助引进苗木,与村外的种植户签定回收鲜果合同,扩大了百香果在当地的种植,实现双赢。

当然,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和民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也碰到很多问题,百香果合作社负责人韦冬梅说:合作社刚开始那几年,我们种的百香果收成很好,没出现什么毛病,大家都很高兴。今年,不知什么原因有很多果株枯萎,我们要不断地补苗,所以今年的劳动量很大。除此之外,当初我们三家合作时,虽然大部分的投资都是我出的,但大家不同意按投资多少分效益,所以我们基地的收入是均分的。在基地管理上虽有分工,但现在大家都不太尽责,你们看现在果园,杂草这么多,该除草了,果熟了,该捡果了,但是这些都没有人管,我看不过去了,又是我去找人。更大的问题是跑外面的销售,有时我联系好了厂家,让他们带车出去,他们都说什么都不懂,厂家不理他们等等。搞到现在,我要管的事就多了,还要管村里的事,事实上,我非常累,有时真想不要做了。”

作为一个偏远山区农村的新型经济合作组织,他们首先要应对的是商业活动的规则和建立企业式管理所需要的素质,但这些对于土生土长的农民来说是很有挑战性的。值得庆幸的是,百香果合作社虽是新型的经济合作社,但都隆人在建立合作社的时候,很好地利用了传统的力量,得到了当地人的认可,成为被当地人所接受的发展模式。但要实现从普通农民向现代农民的转变,实现一个新产业的升级对她们来说,仍然是一个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结语

从铜鼓文化在都隆的变迁来看,笔者认为,支撑铜鼓文化存在和发展的源动力是信仰,信仰是人对自身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确立和追求,一旦被人们所接受并认可,是不会轻易随时空、地域、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轻易动摇的,具有一定的传递性和稳定性。在历史上,红水河流域的土司构筑和利用了这种信仰,他们一方面宣扬铜鼓就是神器,具有神的威力,另一方面将其构筑为权力的象征,以维持土司在当地的统治和号召力。土司在与中央王朝的权力争夺和互相牵扯中,铜鼓在红水河流域这个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一直都处于重要地位,它在当时的各个族群中确立了共同的民族归属感,也在人们的心中构筑了共同的信仰。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信仰,即使在经历诸多的社会政治力量的干预,铜鼓文化也没有发生质变,而这也正是它能够传承下来的内在因素。

铜鼓作为一种与红水河流域村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文化形态,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在物质和交通条件都相对较差的传统社会中,村民借助铜鼓构建了一个可以相互沟通的文化空间,并借助这一空间形塑了被当地人认可的共同价值观念,这一观念在葬蚂拐的系列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人们无需动员便会积极参与,他们或是参加活动,或是为活动的顺利开展提供各种服务,或是邀请亲朋好友前来参加活动,传统村落的集体力量透过节日中浓厚的铜鼓声得以重新整合。此外,铜鼓在蚂拐节中所携带的丰富信息和展现出的较强的感染力,已逐渐成为红水河流域传统村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曾经有一段时间,受社会环境的限制,传统的蚂拐节一度被迫中断,与之相关的系列表演也被禁止,但村民们始终保留着的对铜鼓的兴趣为20世纪90年代蚂拐节的复兴奠定了基础。

在传统的观念中,人们往往认为现代化是对传统的超越,与现代化相对应的城镇化或都市化则意味着传统文化或村落的终结。但在中国西部的红水河流域,一些村落在进入21世纪后经济与文化的同时发展却给我们展示了与之相反的场景:都隆屯的铜鼓文化在20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但进入90年代后,在村中老人的积极倡导下,在政府、媒体和学者的共同推动下,铜鼓文化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获得了复兴和强化。同时,这种复兴的铜鼓文化也在都隆村的发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以自身的魅力吸引了外界对村庄的关注,使村庄获得了很多发展的机会,还在其传承过程中体现了较强的族群意识和民族凝聚力,并不断地衍生出为都隆人所接受的乡村发展模式,最终促进了乡村的以展,不仅成功地保留了乡村文化,而且有力地推动了乡村的城市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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