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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农合组织视角下乡村治理结构创新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作者:王果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农业考古》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7-12-26  浏览次数: 489

摘 要乡村治理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在中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乡村治理出现了一系列新形势、新问题,比如人口“空心化”、人口流动常态化、乡村社会阶层多元化等。在这一背景下,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正深刻改变着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本文在充分认识到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的前提下,构建了一种新型的乡村治理结构——合作共治治理结构,实施“丰”字型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并提出了巩固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核心纽带作用、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应用等政策建议。

关键词乡村治理;农民合作组织;创新


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大力加强基层社会管理和服务体系建设。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提上了一个重要的议事日程,而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和治理能力的提高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内容。当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正蓬勃发展,一方面有力地提升了农村生产规模化、集约化水平;另一方面也带来了更为复杂的乡村治理环境,给乡村治理带来了新的挑战。如何顺应新的发展形势,充分利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社会影响力,进一步完善乡村治理结构,是理论界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对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结构两者结合的研究还不是很多:国外方面,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过渡期比较短,“三农”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国内方面,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参与模式。阎占定提出了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嵌入式乡村治理结构,将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融入到乡村治理结构中[1]。赵泉民提出了“多主体协同”和“协商性整合”的新型治理结构[2]。罗光华从社会资本视角出发,提出构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乡村治理主体联动机制[3]。二是影响机制。阎占定通过田野调查,从政治参与、社会建设、经济发展三方面详细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影响乡村治理机制的途径[1]。韩永廷提出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为纽带,构建新型乡村治理结构[4]。

江西是具有悠久历史的农业大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取得快速发展,新型农民经营主体类型增多,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更加深远。本文以江西为研究对象,详细考察了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对乡村治理的影响,构建了适应新常态发展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新型结构,对于探索新形势下欠发达地区乡村治理结构、推动中国基层农村治理水平提升、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转型时期江西乡村治理面临的新形势

新世纪以来,江西着力推进农业强省战略,农村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乡村社会格局的变化,江西乡村治理出现了新形势、新问题。

(一)“空心化”问题开始显现

新世纪以来,江西城镇化步伐加速推进,城镇化率快速提升。2000~2015年,江西城镇化率从39.8%增加到51.62%,提高了11.82个百分点。城镇化推动了农村人口迅速进入城市,特别是具有一定技术专长、年富力强的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谋求发展,农村常住人口急剧减少,“人走房空”“外扩内空”等现象时有发生,这可以从江西乡、镇、村数量的变化中得到显示。截至2015年底,江西共有1400个建制乡镇、17077个行政村、199237个自然村,2002年相比,乡镇数量减少107个,行政村减少3106多个,自然村减少6715个。乡村的自然衰弱推动了乡镇、行政村撤村并乡 (镇)的步伐,最终造成了江西自然村大量减少,乡村能人和青壮年大量流失,乡村公共服务设施闲置严重,乡村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见表1)。

(二)乡村人口流动常态化

推动人口自由流动是激发经济发展活力、实现人口要素最优配置的重要举措。为刺激人口流动,江西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在土地经营机制、农村生产空间和领域等方面给予农村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和开放度,使得社会流动频率加快,农村人口流动日益频繁,并趋于常态化。根据江西省人口信息平台的数据显示,2015年,江西流动人口达到850万人,其中省内流动人口占到13%,省外流动人口占到87%,跨省流出人口居全国第五位。流出人口之中,10万人以上的县 (市)28个,其中上饶市7个,赣州市6个,宜春市4个,南昌市、九江市各3个。流入人口之中,流入规模1—3万人的县 (区)24个,3—5万人的有7个,分别是南昌市东湖区、西湖区、青山湖区、青云谱区,赣州市章贡区,九江市浔阳区,上饶市信州区[5]。江西乡村人口流动的常态化,导致乡村人口性质发生了改变,相对固定的乡村“常住人口”变为频繁移动的“两栖人”,大量的农村原住人口、城市新生人口往返于城市与乡村之间;乡村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复杂性变化,乡村社会从原先“熟人社会”逐渐转向“半熟人社会”,传统乡村人口也从原先“集体人”转变为“社会人”,导致乡村治理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摇摇表1 摇江西乡村治理单元情况比较表摇摇单位:个

(三)乡村社会阶层多元化

随着市场经济体系的逐步完善,城乡统筹成效正在显现,农村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乡村社会分工体系正在逐步细化,随之带来了乡村社会阶层的进一步分化。一是职业多样化。江西农民职业呈现出多样化的态势,这可以从江西农民收入的多源化中得到反映。从次页表2可知,2010~2014年,农业领域经营收入占比从39.67%下降到29.72%,下降了9.95个百分点。制造业、建筑业、批发零售业、餐饮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的收入稳步提升,其增长率远远高于农业收入,其中建筑业最为明显,2010~2014年从3.5元上升到301.12元,增加了100倍。二是身份的多样化。江西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已经逐步向非农身份转变。从次页表3可知,2005~2014年,江西农村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从55.38%下降到49.53%,表明江西农民正不断向非农产业转移,当前已经逐步分化成农民工、雇工、个体工商户、乡村管理者等。2005~2014年,乡村就业人员在私营、个体企业就业的人数由108.8万人上升到325.97万人,比重提高了13.52%。

摇摇表2 摇江西农村居民平均每人现金收入摇摇单位:元

3 摇江西乡村就业人员的分布情况

(四)组织结构面临调整

目前,江西乡村社会组织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单一”的乡村组织正在弱化。传统的以村中国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村民自治委员会 (“村两委”)为核心的单一的乡村行政管理机构受到冲击,乡村新型社会组织正蓬勃兴起,特别是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经济社会的影响日益扩大,多元化的乡村治理组织结构正在形成。二是“非正规组织”正逐步释放。“非正规组织”包括宗族、同乡会、同学会等,或者以婚丧嫁娶等为载体的人情关系网络,甚至以人口流动形成的生活共同体,这些“非正规组织”的大量兴起,使得乡村治理面临的环境更为复杂。

二、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给乡村治理带来新机遇

随着江西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势头非常强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突破了乡村社会亲缘和乡村行政边界的限制,形成了更为广泛、更为深化的社会信任和互利合作,使得传统零散的乡村资本向现代资本转变,这不仅推动了农村经济规模化、集约化、集聚化发展,而且通过经济的纽带,深刻影响了乡村治理结构,推动了乡村治理主体向多元化发展,深刻改变了乡村治理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态。

(一)江西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发展现状

截至2015年12月,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达到43926户,同比增长24.34%,每个行政村平均拥有合作经济组织数量达到2.97户。其中国家级示范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277家、省级示范性农业合作经济组织1000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流入承包土地面积达429万亩,占流转总面积的40%,已经逐步成为建设现代农业、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生力军见次页表4、表5)。

(二)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快速发展对乡村治理的影响

4 摇“十二五”规划时期江西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情况表

5 摇“十二五”规划时期江西新开业农民专业合作社数据对比表

1. 精英崛起,巩固治理人才队伍。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崛起,有效弥补了乡村治理“空心化”问题,推动了乡村人才向乡村“回归”,甚至城市人才“倒流”。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为载体,农民的科技水平、管理意识等综合素质得到了快速提高,大量懂市场经营、懂组织管理的综合性人才脱颖而出,迅速填补了乡村治理人才的空缺。截至2015年,江西新型职业农民达到4万人,其中生产经营型2万人,专业技能型1.05万人,专业服务型0.9万人。这些乡村人才的补充,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乡村治理人才流失的趋势。

2. 组织重塑,改进治理方式。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是一个市场催生的自然体,以生产为纽带,形成了规范、有序、良性互动的系统,有效破解了传统乡村组织的低组织状态,在合作组织中种粮大户、技术能手、经济管理者等人才的带动下,实现了产前组织、产中合作服务、产后销售保障等一体化运作,农民的组织能力和参与能力得到迅速提高。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农民参与广泛,这为乡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群众基础。截至2015年12月,江西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成员数达到74.08万人,同比增长18.57%,农民成员占合作经济组织成员总数达到97.08%。二是组织规模越来越大,体现了乡村治理组织的影响力。截至2015年,成员总数在50人以下的合作社实有40203户,2014年增长26.05%;成员总数在50—100人的合作社实有1452户,2014年增长21.61%;成员总数在100—500人的合作社实有2219户,2014年增长11.12%;成员总数在500—1000人的合作社实有48户,2014年增长2.13%[6]。

(三)资源汇聚,优化治理条件

土地是农村生产经营的重要生产要素。长期以来,土地分散集中在众多农户手中,使得土地规模化经营受到了极大限制,客观上制约了农业经济的发展壮大,使得农民务农收益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大量农村人口单向转移至城市,乡村治理资源快速流失。随着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快速发展,资源分散状况得到有效改善。一是土地集约规模化生产迅速形成。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推动了乡村土地流转。截至2015年,江西已登记的土地流转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达到了138户,南昌市登记的土地流转合作社户数占全省土地流转合作社总数的75.36%,农村土地规模化生产得到有效提高。二是现代信息技术集聚吸引。随着中国“互联网 ”战略的深入推进,农村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微信交流、互联网学习、远程技术支撑、农村淘宝等生产经营新业态此起彼伏,这些新型媒介迅速普及,进一步整合了农村治理资源,推动了乡村治理便捷化、透明化、公开化,使得乡村治理手段有了巨大的想象空间,乡村治理困境正在逐步加以改善。

总之,江西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快速发展,不仅有效推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而且也在不断改变着江西农村治理结构,在乡村政治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三、构建新型合作乡村治理结构

充分利用江西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有效应对乡村治理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构建适应新的发展变化的新型乡村治理结构,对于提高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加快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一)构建新型合作共治乡村治理结构

新型合作共治乡村治理结构的主要内容是激发村两委、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村民三个层级的良性互动、有效契合。村两委是整个新型乡村治理结构的核心,在乡村治理中起到主导作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是新型乡村治理结构的纽带,主要起着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连接作用;村民是村级政治权利的最终委托者和最终授予者,三者一以贯之,联系互动,形成“丰”字型的乡村治理运行机制。

“丰”字型乡村治理运行机制的结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纵向连通机制。村两委、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村民纵向连通、互为交错,三者通过对话、沟通、谈判、协商等形式,进行平衡与融合,形成一个良性互动整体。村两委与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人员相互交叉、互为融通,但是双方各有侧重;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村民以“经济利益”为节点,相互发展、相互促进;村两委与村民沟通更为频繁、更为便捷,村级决策更加反映普通村民的意愿。二是横向协同机制。首先是村党委与村委会的横向层级关系,推动村委两套班子相互任职,主要领导相互兼职,形成稳固、团结的领导集体;其次是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其他乡村社会组织的横向层级关系,发挥了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核心带动作用,整合乡村社会组织资源,破解乡村不同领域“分治”状态,推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负责人在乡村社会组织的多重兼职,形成乡村社会组织核心-边缘的网络化结构。最后是村民与村民之间的横向层级关系。新型合作共治乡村治理以乡村公共利益、村民经济收益为核心,以血缘、亲缘、同学缘等为纽带,形成了相互影响、互为促进的乡村社会化网络系统详见图1)。

1新型合作共治乡村治理结构

(二)巩固乡村党组织的领导地位

新型合作乡村治理结构进一步夯实了党在基础社会管理中的领导作用。要进一步鼓励村两委学习先进管理理念,运用现代管理技术,充分渗透和参与到乡村经济社会发展之中,这主要应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村企联建”。村党委要与企业建立联合党支部,运用联合党支部的独特影响力,帮助企业茁壮成长。要建立“企业 支部 农户”的发展模式,以此为依托,成立农业产业协会、农民学习中心等机构,为企业党员和企业村民提供免费技能培训、信息指导、贷款担保等方面的服务,充分发挥村两委服务企业的职能。二是“村社联建”。村两委和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联合共建,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资金优势、技术优势、管理理念优势,帮助村集体产业发展壮大,帮助村民提高生产水平,培养村级致富能手、技术专家,推动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与村集体互利共赢、共同发展。

(三)充分发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核心纽带作用

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在新型合作乡村治理结构中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是政府与村民的核心纽带,而要着力发挥这个核心纽带作用,就必须对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进行规范化建设,推动合作组织内农民的综合素质提升,培养社民的公共意识。一是树立新型农民合作组织良好的公众形象。要提升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社会事务中的诊断和管理能力,加强与村两委、上级党政部门的充分沟通,增强社民,特别是所在村村民的信任感,成为处理基层矛盾的一个关键缓冲剂。二是规范有序进行乡村政治参与。以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为参与载体,利用现有乡村文化设施或乡村学习制度,进行乡村治理管理理念的培训,增强其对政治参与重要性和意义的充分认识,改变过去一些无序、杂乱的参与秩序,保证乡村的和谐稳定。三是着力扩大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影响力。实施相同类型、相同类别农民合作组织跨区域整合,做大做强合作组织,推动不同合作组织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增强新型农民合作组织的凝聚力和影响力,使得新型农民合作组织成为处理乡村矛盾的重要回旋平台。

(四)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乡村治理中的应用

随着大数据等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快速发展,特别是中国大力推进“互联网 ”战略,乡村治理手段和方式正在悄然发生变化,乡村治理要迎合这种发展趋势,大力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一是构建信息发布平台。首先是村级事务信息公开,推动村集体村务、政务、党务等信息公开,做到村民心中有数。其次是新型农民合作组织信息公开,包括合作组织事务公开、经济公开、分配公开、做法公开等,做到合作组织运行完全透明。再次是资金运行公开,实施财务预算、收入、开支等方面信息公开。最后是资产处理公开,推动乡村集体资产的租赁、承包、处置、变卖等信息公开。二是构建管理信息平台。通过信息技术的应用,创新乡村治理管理方式,构建融合村民诉讼、资产管理、党务管理、电子商务等多个方面的乡村治理管理信息系统,实现快捷、便利、有效的管理效果。

参考文献

[1]阎占定.嵌入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乡村治理研究[J].江南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5).

[2]赵泉民.合作社组织嵌入与乡村社会治理结构转型[J].社会科学,2015,(3).

[3]罗光华.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J].农村发展,2014,(11).

[4]韩永廷.充分发挥农民合作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J].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2014,(6).

[5]江西人口流动呈现新特点[EB/OL].http://www.jxn ews.com.cn/jxrb/system/2014/05/20/013111587.shtml.

[6]江西省工商行政管理局.2015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报告[EB/OL].http://www.jxaic.gov.cn/jx/tjxx/20160128/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