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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基于CGSS2012数据的回归分析

作者:尤 伟 郑逸芳 许佳贤 程 璆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尤 伟 郑逸芳 许佳贤 程 璆  发布时间:2018-01-04  浏览次数: 911

摘 要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之间的关系。在社会资本方面,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女性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而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对其基层选举参与并没有产生显著影响;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其参与基层选举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为了提高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的积极性,应重视农村文化建设、改善农村女性社交环境、提升农村女性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认知能力、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

关键词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农村女性;基层选举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持续推进,农村人口流动速度日益加快,大量的农村男性外出务工,农村女性日渐成为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并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职能[1],农村女性的多重角色定位对目前我国农村的经济建设以及基层政治建设都有着重要影响。两性参政的平等程度是衡量一国民主政治发展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我国女性的家庭地位和社会地位虽然得到显著提高,但在政治领域,尤其是在决策参与和权利分配方面女性仍处于明显劣势。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女性占农业人口的比例与村委会中任职女性的比例不相协调,且女性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村委会选举是我国农村基层群众自治的关键,同时对我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农村女性是否积极参与基层选举,不仅对我国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同时也关乎农村女性在当前社会背景下的政治身份地位的转变。

农村女性是否积极参与村委会选举是衡量我国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状况的重要指标。回顾相关文献,学者们主要从我国传统文化、制度安排以及经济因素等外部环境的视角探讨影响女性参与基层选举的因素。首先,在广大农村地区,女性受传统文化影响长期处于弱势地位,承受着严重的偏见和歧视,男性却因其性别优势占据权利的“主导地位”,这种权利的不平等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行为[3],尤其是传统家庭文化中“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分工观念对女性政治参与存在消极影响。其次,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程度也与其经济参与程度有关,在职并且有着较高收入的女性,在基层选举中的投票率和其他政治活动参与率都比较高[4],尤其是东部及发达地区的女性;但也有学者认为,女性收入的提高会导致其政治参与积极性的下降。[5]再次,农村基层选举运行的弱环境以及上级政府的干预经常会导致农村居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高[6],甚至使农村居民的选举参与率下降。此外,从个体对政治认识的角度来看,我国农村女性的政治参与行为不仅受其农民民主意识、责任意识的影响[7],还会受其较低的政治认知程度以及获取政治信息有限性的限制。[8]

综上所述,目前关于我国农村女性政治参与的研究已取得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依旧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第一,关于我国农村居民参与基层选举影响因素的分析,学术界已积累众多研究成果,尤其是已有很多学者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社会资本与农村居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但是较少有学者对社会资本与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研究。第二,关于农村女性政治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数学者是从我国政策制度、文化等外部环境的角度进行分析,而较少涉及到农村女性的主观认知,即从女性个体的政治态度以及政治参与认知等主观角度。政治效能感作为重要的政治态度变量[9],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其与公民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但有关细分后的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依旧较少。

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外部环境因素与个体政治参与态度两个角度探索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的影响因素。具体而言,本文聚焦于探讨农村女性的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其参与基层选举之间的关系:首先对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之间的关系进行理论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待检验的研究假设,然后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下文简称CGSS2012)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对假说进行估计检验,进而得出本文的结论及相关政策启示。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社会资本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

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实际上是一种通过对“体制化关系网络”的占有而获取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帕特南在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研究后认为,社会资本即是指社会组织内部存在的特征,包括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10]帕特南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关注,该定义强调的是公共生活中集体行动或组织行为的有效达成问题,即一个拥有大量社会资本的共同体,合作更容易出现[11]64;且在很大程度上,帕特南把社会资本看作社会成员对社团的参与,即这类网络越密,公民之间相互信任的程度越高,也越有可能进行共同利益的合作。中国农村形成了因血缘、地缘等而构成的关系网络、信任结构[12]及互惠规范,成为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变化,我国农村居民的需求也日益多样化,不再局限于以往的村邻、亲属之交,开始追求更加活跃的结社生活,人际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拓宽。农村居民通过参与社会组织的方式,不仅能够培养相互之间的合作、团结以及责任意识,增强他们的社会信任感,且政治参与意识也得到一定程度上的提高。[13]大多数学者发现,农村居民通过参与由社会团体所组成的横向社会网络,对基层选举参与有着积极影响,即农村居民的社会组织参与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一种正相关关系。[14-15]而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的基层选举参与却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11]80但也有研究认为,在农村地区,农村居民间的信任和关系网络同农村居民政治参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16],且不同程度的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有不同影响。目前关于社会资本同我国女性政治参与之间关系的研究较少,且已有相关研究文献发现,熟人间的信任、邻里互惠以及社团参与对城市女性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有着显著的积极影响。[17]那么,社会资本是否会对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产生积极影响呢?本文基于社会资本理论,从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和社会信任两个维度分别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参加社会组织的农村女性更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

假设2:农村女性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

(二)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

内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Efficacy)是指选民对政治参与的兴趣和能力,以及个人政治行动能够对政治过程产生政治影响力并促使政治和社会发生变迁的感觉[18],是政治效能感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效能感实际上包含了内在政治效能感和外在政治效能感(External Efficacy)两个维度。Balch和Abramson等指出,内在政治效能感是个人可以理解政治并对其产生影响的感觉,而外在政治效能感则是个体相信当权者或者政府应当回应民众的感觉。[19]综上可以看出,个人对政治的心理感知,在面对政治活动时会转换为其对政治的态度,进而影响其政治行为。这种内在政治效能感同个体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在许多学者的研究中也得到了验证,Rosenstone和Hansen通过研究认为,选民的政治主观意识,即选民对自己参与政治的兴趣和能力,是影响选民参与选举活动的重要因素[20],并且个体对自我政治能力的认知,即内在政治效能感,是公民选举卷入程度的一个重要心理来源。[21]因此,作为政治效能感重要组成部分的内在政治效能感,既可以用来预测公民在选举投票中的参与程度,也可以反映出民众对政府的态度以及反体制运动被接受的程度。[22]关于我国居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同其政治参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学术界也得出一些研究结论。通常来说,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公民社区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正相关性[23],即内在政治效能感会增加公民的选举参与倾向。农村居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在其一般自我效能感与基层选举参与间起到了中介作用,即农村居民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越高,就越有可能在参与基层选举中表现出积极的态势。[24]但也有学者认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公民参加基层民主选举的投票行为没有显著影响[25],甚至有学者认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强的农村居民更有可能不参与基层选举。上述是关于内在政治效能感同公民参与基层民主选举关系的不同研究结论,而内在政治效能感同我国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成果较少。我国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通常要低于农村男性,总体上,农村男性和女性的政治参与水平都较低。那么,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同其参与基层选举行为之间到底存在一种怎样的关系呢?基于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3:内在政治效能感的高低会影响农村女性的基层选举参与,即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

三、数据来源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和样本基本情况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该调查采用标准概率比例规模抽样方法,在全国范围内共完成11 765个有效样本的调查。由于本文研究对象是农村女性在基层选举中的投票行为,因此选取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并且具有投票资格的农村女性群体为研究样本,在剔除缺失值后,共有979个样本符合本文的研究要求,这些样本分布我国29个省市,具有一定代表性。按照我国目前东中西部地区的划分方法对选取的农村女性样本进行分组,其中来自东部省份的占21.55%,来自中部省份的占39.53%,来自西部省份的占38.92%。农村女性样本的基本特征见表1。

1农村女性样本基本特征分布状况


(二)变量界定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

本文将村委会选举中的农村女性参与投票行为设置为因变量,主要用农村女性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进行测量。因变量在CGSS2012问卷(A卷)中对应的题项是A44:“上次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对于该问题,在删除没有投票资格的选民后,本文根据样本中受访者提供的答案建立了0-1二分虚拟变量,回答“是”的赋值为1,回答“否”的赋值为0。通过构建Logistic计量模型对符合条件要求的样本数据进行分析处理,结果显示,农村女性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率达到了57.71%,其中东部农村女性的投票率为57.35%、中部农村女性的投票率为56.59%、西部农村女性的投票率为59.06%。

2.自变量。

本文将社会资本和内在政治效能感作为影响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投票行为的自变量。

(1)社会资本。根据帕特南等人对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本文从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信任两个维度选取变量对我国农村女性的基层选举参与状况进行测量。在CGSS2012问卷(A卷),本文主要选取了十个题项对自变量进行测量。

在社会组织参与方面,本文从CGSS2012问卷中选取有关社会公益组织、宗教组织、行业协会组织、娱乐休闲团体以及群众运动组织五个题项对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情况进行测量。这五个题项在CGSS2012问卷中设置为:“您是下列组织成员吗?如果是,您对这些组织的参与是否积极?”,对应的答案赋值为:“1=是成员,并且积极参与;2=是成员,但基本不参与;3=不是成员”。将研究样本对这五项问题回答的得分值进行加总平均,即可得出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即所得分值越小,说明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程度越高。

在社会信任方面,本文从CGSS2012问卷中选取了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以及陌生人的信任程度五个题项对农村女性的社会信任程度进行测量。这五个题项在CGSS2012问卷中设置为:“您对下面这些人的信任程度如何?”,对应的答案赋值为:“1=非常信任,2=比较信任,3=不太信任,4=完全不信任”。将研究样本对这五项问题回答的得分值进行加总平均,即可得出农村女性的社会信任状况,即所得分值越小,说明农村女性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越高。

(2)内在政治效能感。本文通过选取CGSS2012问卷中“政治和政府太复杂,不是我能够理解的”以及“我个人对政治有兴趣”两个题项对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进行测量。对应的答案赋值为:“1=非常同意,2=同意,3=比较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比较不同意,6=不同意,7=非常不同意”。将研究样本对这两个问题回答的得分值进行加总平均,即可得出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状况,即所得分值越小,说明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越高。

3.控制变量。

本文将研究对象的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政治面貌、个人年收入及其所处地区作为控制变量,因为这些变量都有可能对农村女性在基层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其中,婚姻状况赋值设置:已婚=1,未婚=0;政治面貌赋值设置:共产党党员=1,非党员=0;研究样本所处地区赋值设置:东部=1,中部=2,西部=3;对研究样本的个人全年总收入作对数转换处理,以减轻收入分布的严重正向偏态分布情况。

本文对因变量、控制变量以及自变量进行了描述性统计(见表2)。

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四、实证分析与结果

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是0-1二分虚拟变量,因此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对因变量进行回归估计。在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先对各自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一般地,VIF均值大于2时,各自变量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多重共线性。本文VIF均值为1.90,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本文采用嵌套模型的方法估计不同变量对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的影响程度。模型1是只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模型,在模型1的基础上分别加入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两个变量集,可以得到扩展之后的模型2和模型3。具体的回归模型如下:

在上述模型中,β0为常数,β1、β2、β3为回归系数,x1为控制变量,x2为社会资本变量集,x3为内在政治效能感变量集,p为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的概率。

根据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分析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的影响程度,并对相关假设进行理论检验。

3社会资本、内在政治效能感与农村女性基层选举参与的Logistic模型回归结果


第一,在社会组织方面,根据模型2和模型3的回归结果,社会组织参与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059、-0.017,但是模型回归结果中P值并没有表现出显著性(P>0.1),表明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与其基层选举参与之间并没有显现出显著相关关系,本文的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可能的解释是:我国农村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整体经济水平得到了快速发展,但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农村社会组织的建设依旧处于落后状态,而这与该地区的社会成员所从事职业、文化氛围、行业发展状况相关。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多数农村居民依旧从事农业生产,即使有类似于农业合作社这样的社会组织,其数量依旧较少且影响能力有限,参与这些组织的农村女性就很少,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有限,自知参与社会组织的能力不足而选择不参加;另一方面农村女性更关心家庭事务以及家庭收入,认为这些社会组织与自己无关,因而不参与或不积极参与社会组织的实际活动。

第二,在社会信任方面,根据回归结果,模型2和模型3中社会信任变量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595、-0.589,且均在1%水平内显著(P<0.01),表明社会信任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如上所述,社会信任变量的数值越小,表示农村女性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越高,即信任的建立有利于资源和信息的共享与共识的达成,由此说明农村女性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加村委会选举,本文的假设2得到验证。在Stata计量操作中可以发现,农村女性对亲戚、朋友、邻居、同事、陌生人的信任程度均值分别为1.46、1.83、1.86、2.13、3.29,这说明农村女性对不同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存在差异性,并且这种信任程度呈现出递减的顺序:亲戚>朋友>邻居>同事>陌生人,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我国农村地区在人际信任关系上依旧存在着“差序格局”的现象,即处在人际交往中心圈子的信任程度较高,而处在边缘状态的信任程度则较低。

第三,在内在政治效能感方面,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内在政治效能感变量的回归系数为-0.247,且在1%水平内显著(P<0.01),表明内在政治效能感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如上所述,内在政治效能感数值越小,表示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程度越高,由此说明,农村女性对政治的理解和感觉与其在村委会选举中的投票行为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并且农村女性的内在政治效能感越高,就越愿意参与到基层选举之中,本文的假设3得到验证。

第四,控制变量方面,模型1、模型2、模型3中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大体一致。比较回归系数,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年龄以及个人年收入五个变量均存在显著性水平(P<0.05),说明这五个变量对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产生了显著影响。具体来看,随着年龄的增加,农村女性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这可能与个体的生命周期和经济社会地位的积累相关;与未婚女性相比,已婚农村女性更愿意参与其中;而个人年收入的增加却导致农村女性更不愿意参加到村委的选举活动中去,可能的原因是如今更多的农村女性为了获取经济收入而外出劳动,导致其政治活动参与的缺位以及对政治参与的冷漠;农村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其参与基层选举也有影响,有着初中、高中教育程度的女性更愿意参与基层选举,这是因为处于这个教育层次的农村女性比较容易受到村委的号召和鼓动而参与基层选举。此外,农村女性的政治面貌因素并没有对其参与基层选举行为产生影响,由表1可以看出,样本中只有1.63%的农村女性为党员身份,所占比例很低;地区分布因素的回归系数不存在显著性水平,说明该因素对农村女性参加基层选举没有显著影响。

五、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2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通过构建Logistic回归模型,证实了社会资本和内在政治效能感是影响我国农村地区女性参与村委会选举投票行为的重要因素。在社会资本方面,从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社会信任两个维度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农村女性的社会组织参与状况与其基层选举参与之间并不存在相关关系,而农村女性对社会成员的信任程度越高,就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此外,内在政治效能感对农村女性参与基层选举有明显的促进作用,也就是说,农村女性越能够理解政治活动并对政治感兴趣,就越有可能参与基层选举投票。

通过理论探讨和实证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首先,由于当前农村女性的社会交往及社会信任依旧呈现出“差序格局”的特点,因此在关注农村地区经济建设的同时,应重视农村居民社交环境的改善,并建设相应的文化活动场所,“农村书屋”“妇女儿童之家”,以丰富农村女性的精神文化生活,进而拓宽农村地区女性的社交网络;其次,在广大农村地区,女性普遍受到自身教育水平和政治认知不足的限制,村委会除了提升农村女性的文化水平和认知能力外,还应向农村女性普及基层选举的相关信息,并广泛宣传参与基层选举和村务管理的重要意义,让农村女性认识到这与她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再次,构建公平、公正的民主法制体系,保证村委会中女性干部的任职比例,通过发挥农村女性干部的领导和示范作用,以提高农村女性对政治活动的理解程度和参与兴趣,鼓励其从传统“女主内”的家庭观念中走出来,并积极主动地参与基层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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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由于第一个题项,“政治和政府太复杂,不是我能够理解的”是反向问题,因此实际计量操作中需要对其进行反向计分赋值,“1=非常不同意,2=不同意,3=比较不同意,4=无所谓同意不同意,5=比较同意,6=同意,7=非常不同意”。

(2)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年的数据,因此,此处的个人全年总收入是指农村女性群体2011年的个人年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