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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民族地区的聚落编组与乡村治理——以广西都安县瑶人为中心的探讨

作者:龙小峰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1-04  浏览次数: 459

【摘 要】民国时期,广西都安县瑶人根据《广西各县苗傜民户编制通则》关于民族人口在聚落编组方面的规定,以受到同村汉人的巨大压力为由,一再提出以“民族”为单位将瑶人自编一村的要求。但官方并未因此认可瑶人的诉求,原因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为避免“民族”概念与“民族自决”发生联系,广西省府在多族群聚居地进行乡村治理时探索着将民族问题纳于地域空间当中,尝试将各族混合编入同一聚落的方式去融合民族间的差异。

【关键词】民国;民族地区;聚落;瑶人


日本学者竹村卓二指出,居于山地的瑶人作为不常居住一处的寄居者,把不加入所在地的户籍和人口作为他们的生存原则。斯科特则指出,那些户籍之外的山地民族为了拒绝国家治理通常居住于边缘地区,创造有利于逃离的移耕农业,采取不利收编的经常移居和不利治理的散居形态。在传统时期,山地民族固然可凭藉竹村卓二与斯科特指出的生存策略将自身置之“化外”。但在1928年之后,随着边疆内地化的推进,边疆及边疆政区隙地的民族人口不断被纳入官方的治理范围。

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对民族人口的治理,处于边疆地区的广西于1933年制定并实施了《广西各县苗傜民户编制通则》(以下简称《通则》)作为省内苗瑶等民族人口户籍编制及乡村编组的制度安排。但在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官方并不总是严格执行《通则》对苗瑶户籍及乡村编组的规定,对于省内的民族人口,或者将其与汉人混合编制,或者直接将其视为汉人编入户籍。本文以都安为例,重点在于考察官方在民族聚居区进行乡村治理时,将瑶人与汉人混合编组背后所隐含的内在意图。

一、制度与实践:都安瑶人数量与瑶人聚落编组

都安县原为都阳、安定二土司辖地,位于广西西北部。1915年以都阳、安定二土司本境及所属豆也墟,兴隆土司所属古河等城头,恩隆县属之大化等飞地并置为一县。

广西对属内的民族人口进行编户及乡、村编组始于1932年桂北瑶区“动乱”,“动乱”平息后,广西省府于19334月颁布施行《通则》作为苗瑶等民族人口在户籍编制、乡村编组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在这种政策下,不调查清楚省内的民族人口,《通则》就不可能有具体落实对象。在此背景下,从19336月始,广西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对边地民族人口的社会状况调查。

随着社会调查的展开,官方掌握的族群数量越来越多。1934年,省教育厅官员吴彦文利用边地调查资料对省内民族人口进行了初步汇总统计,通过整理上报的数据,吴彦文统计出都安县的瑶人仅有二千余人。显然,数据可能并不完整,如其所言:“惟因调查时候大概有许多地方格于实际上的困难情形,……不能详确无可讳言。”

在边地社会调查的同时,特种教育也在苗瑶族群中逐步推行。在该县1936年的教育计划中,都安县公布属内苗瑶两族的数量共有2941户,12638人,户均人口4.29人。在2941户中,瑶人编为38甲,苗人编为214甲,二者甲数之比为17.75/100。照此比例,都安县内苗人远比瑶人多。

随着调查的深入,1939年,吴彦文再次利用各县调查报告对全省特族人口进行了汇总,而此次汇总的都安瑶人已被编为2578户,共10970人,户均4.25人。吴彦文的这一数据不仅为张先辰在1941年所直接引用,且由于吴彦文1939年数据户数与口数分开统计,数据更具科学性,所以也为《广西年鉴(第三回)》直接引用。

1940年,长期从事特种教育的刘介根据各县县政府特族学事报告、省志局采辑报告、特师所学生调查三种数据汇总出了另外一套民族人口数据,与吴文相较,刘介仅汇总了人口数而无户口数。而根据刘介的汇总,1940年都安属内瑶人与侬人合计约25140人。此后,1947年《广西统计年报》根据省民政厅第二科所供给的材料又进一步汇总了全省截止至194612月的民族人口数量,其中都安瑶人达到23596人。至1948年,在详细而全面地掌握都安属内瑶人聚落的基础上,刘介修正了其1940年对都安瑶人的统计数据,修正后的瑶人为2578户,10977人,户均4.25人。

通过对上述都安瑶人数据来源的分析,我们可以勾勒出1934年至1948年间都安县瑶人数据几个较为关键的时间点,根据相关史料,笔者将其列为《1934-1948年都安县瑶人数量表》(参见表1)。如表1所示,从1934年至1947年间,瑶人的数量不断增多的情况可视为对边地族群社会状况调查不断深入的结果。而从1947年至1948年间瑶人数据急剧降低则又与族群观念、统计标准密切相关,刘介在统计瑶人时并没有把那些已经汉化的瑶人统计为瑶人,正如其所言:“凡语言、服饰、习尚种种,现已完全同化汉人者,……以汉人论。”概言之,19341948年间,都安县属内的瑶人大概在10977人至23596人之间。



依照《通则》之规定,在1936年,都安县即已将部分苗瑶编入村、甲。其中,七百弄乡将瑶人编划为738甲,其余宁西、镇西、五仁、甘棠、大兴、恒安、大良、国隆等各乡编有苗族共20村,214甲。随着编户进程的推进,编入户籍、村甲的苗瑶族群不断增多,如吴彦文所言:“对于特种部族之乡村组织,除最少数顽梗不化的而外,大多数已遵照政府规定编组。”至1948年,刘介重新统计都安县瑶人的数据时,被编入村甲的瑶人已达40余村。

而本文研究所涉及的瑶人群体则主要分布于都安五仁与拉烈两乡,其中,1942年要求独立编制瑶村的瑶人分布在五仁乡之树仁村、拉烈乡之板江村与加洪村。其编户情况是,在树仁村者,其户籍被编入该村第三、第七、第八、第九四甲;在板江村者,其户籍被编入该村第五、第六两甲;在加洪村者,其户籍被编入第一甲。这说明官方不仅在制度层面以《通则》作为苗瑶族群在户籍编制与村、甲编组上的制度性安排。同时也说明,在制度实践中,瑶人确已被编入户籍并被编组村、甲,从而被纳入了官方的乡村治理体系中。

二、理想与现实:瑶人要求独立编制瑶人聚落的政治过程

都安县五仁乡与拉烈乡属内的瑶人被混合编入树仁村、板江村与加洪村,其中在树仁村的瑶人,被编入该村第三、第七、第八、第九四甲;在板江村的瑶人,被编入该村第五、第六两甲;在加洪村者则被编入第一甲。1941年,据刘介的研究,五仁乡属内的瑶人村落,尚有他族杂居其间,人数多少不一。在19421944年间,以上三村属内的瑶人提出了要求将瑶人自编为瑶村的诉求。

1942年6月,都安县五仁乡树仁村瑶人代表班国金携带与拉烈乡板江村班国璋等瑶民的联呈到省府面请,恳请省府饬令都安县准将该地瑶户自编为一村,其呈请将瑶人自编为一村的理由是免被汉族欺凌。收到联呈后,省府以训令的形式电饬都安县府查明原委,绘图具择,妥慎办理。都安县府接到省府的训令后即刻着手进行核查,并将核查结果于同年82日回复省府。在回复电文中,都安县府指出属内五仁乡树仁村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等甲及拉烈乡板江村第五、六等甲的瑶民不能自编一村,其原因是上述三村族群住居形式为汉瑶杂处;地理环境方面,有天然地域阻隔,距离遥远,所以无法将上述村落中的瑶人独自编为一村。省府收到都安县府的回复后认可了都安县府的理由,同时电令都安县府将不能自编为瑶村的原因向瑶民详加解释,以避免纠纷。

在得知自编一村的诉求没有为县府与省府支持后,五仁乡瑶民班国璋于1943年向南京国民政府呈文请求查核此事,国民政府文官处奉谕向广西省政府呈请核办此事。在电文函达广西省政府后,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于同年4月将此事告知了班国璋。接到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的电文后,树仁村瑶人代表,46岁的班国璋携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的信函与23岁的班国金于19436月分别向广西省政府与省民政厅递交呈请,再次就瑶人自编一村一事争取省府支持。

班国璋将五仁乡树仁村第九甲甲长班文彬、第八甲甲长班振堂、第七甲甲长班振高,拉烈乡板江村第二甲甲长潘国生、第七甲甲长潘仕林及其余70余户瑶人联名的呈文于617日面呈省政府。班国璋在呈文中指出,因瑶人住居山峒,生活困苦,且多不上学,导致瑶人不知文化,因而被同村第一、二等甲汉族之“刁民”勾通汉族村长陆续欺噬。瑶人因难搪痛苦,难抵敲诈,或迁至邻县,或抛荒业地,如其所言:“傜愚和汉同村而往如羊杂虎而居,畜被虎伤,弱遭强食。”瑶人虽在1942年多次呈请都安县长将该村瑶人自编为瑶村,但都安县长俱不准允。班国璋将都安县长不准瑶人自编为村的原因归结为县长不查瑶民之苦、汉人乡村长从中作梗,其言:“梁县长不知傜有大亏痛苦,汉族乡、村长包围县长以傜为鱼肉之徒耳。”最后,其请求省府念瑶为国民之一份子,派员至瑶区调查瑶人之疾苦,准许瑶人另编为一村。班国金则于同月22日以“瑶族父老民众不能抵挡痛苦之噬”为由向省民政厅厅长面呈了同样的内容,希望省民政厅能“饬县好好办理,准民改编就是。”

瑶人携国民政府文官处文书局的复文第二次上书省府后,广西省府饬令都安县府就瑶人诉求再次详查。接到省府指令后,都安县县长梁才常于同年7月向省府及第四区专署回复了对此事的核查结果。在复文中,都安县府坚持上述各属瑶人不能自编一村,其理由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县府重申了之前的主张,坚持认为瑶人在住居形式上均为汉瑶杂处;地理上,各甲有天然地域阻隔,距离甚远,缺乏自编为村的地理基础。其次,县府还认为上述要求自编为一村的瑶人人口少散,综合以上独立成村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县府认为上述各甲实难独自编为瑶村。再次,在编村所需客观条件不足之外,县府指责班国璋及班国金等屡次呈请编为瑶村的原因有其不可告人之目的,其一是借故编成瑶村擅敝巨款以肥私囊;其二是认为成立瑶村之后,一切“防共”及相关款项可获免除,企图避免一切公项。

都安县府作出上述回复后,瑶人自编为村的诉求再次被省府所否决。但同年922日,班国金又与同村52岁的瑶人潘仕兰将上述三村72户瑶户列名的呈文向省府呈请。此次呈请,班国金改变了策略,不再将自编瑶村的目的归结于免受汉人欺噬,而是落脚于便于行政与治安。在呈文中,班国金对都安县长认为瑶人不宜自编为村的理由进行了申诉。班国金指出五仁乡树仁村的瑶人人口统计六百余人,户口不下七十户,全部居住在高山区域,住址集中,并无汉民插居其间,上述三村应当按照编组特种乡村法令(即《广西各县苗傜民户编户通则》)编组瑶人村、甲,准予设立瑶民村落。其次,班国金重点指出自编瑶村对于行政、治安方面有着极大好处。在行政上,班国金指出如按照《通则》编组瑶村,瑶人村落保证政府政令推行无阻,对于政府一直试图在民族人口区域推行特种教育也会积极配合。在治安上,瑶人将服从本省“三自”政策,发挥特种民族固有之自治、自卫、自给精神,以巩固村内治安,避免为他人所煽动。针对县长指责瑶人自编为村是为了企图避免一切公项,班国金指出自编瑶村及自治经费瑶人均乐于负担,不须政府津贴。最后班国金指出,自编瑶村对于行政治安、政令、法律及地方自治之法令既无抵触,而于政府解放特族及编组特族乡村功令亦属符合,于国家政令、民众舆情也两均有益。最后,班国金提出希望省府能派员勘查实情,待实情核查后能批准瑶人自编为村的诉求。

瑶人第三次呈请再次以失败告终,省府于194310月批复了瑶人的联呈,省府以该案业已饬令都安县政府核办在案,认为五仁乡树仁村第二、第七等甲及拉烈乡板江村第五、第六两甲均属汉瑶杂处,人口星散,且有天然地域阻隔,距离甚远,实难编为瑶村,让瑶人对于自编瑶村之事毋庸再议。

第三次上书省府的呈文批复后,第一次被直接转达给瑶人,瑶人才得以知晓省府不支持瑶人自编为村的原因仅仅是县府一再强调的汉瑶杂处、人口星散、地域阻隔三个方面的因素。以此观之,都安县府并没有执行之前省府要求其向瑶民详加解释瑶人不能自编为村的饬令。在行政上,对瑶人自编为村的回应基本限于都安县府与省府之间,而表达诉求的瑶人却被排除在外。鉴于此,五仁乡树仁村68岁的瑶人班国中与54岁的瑶人班递管携70户瑶户联呈,于同年115日第四次向省府上书陈情。在呈文中瑶人指出五仁乡树仁村第三、第七、第八、第九等四甲及拉烈乡板江村第五、第六两甲,加洪村第四甲等,合计瑶族总共七甲,其地如圆圈之形,圈内房屋全为瑶族住居,无一汉族杂处其间。在之前编村时,并没有按照《通则》将瑶人编为一村,而是在圆圈范围之内,划取四甲归树仁村,两甲归板江村,一甲归加洪村。前述三村是否如都安县府所述汉瑶杂处、人口星散、地隔甚远,瑶人请求省府派员亲临瑶人住地查勘即可知晓实情,在事实水落石出之后希望省府能秉公准予瑶人自编一村。

对于瑶人的第四次呈文,省府没有再直接对瑶人作出回应,只是于同年1118日在呈文上批复“此案经批饬的案,拟不予再批此件,彻查。”

瑶人第四次呈文没有收到回应,瑶人班国璋、班国金携上述三村七甲甲长联名的呈文于同年1214日向广西绥靖公署上书陈情。在呈文中,瑶人向李宗仁、白崇禧力陈瑶人自民国以来由于被混合编入汉人聚落所受各种不公待遇,并指责都安梁县长偏听汉人之言,谅瑶愚贫,距省又远,不能常往省控诉,任由瑶族遭受不公待遇。

瑶人上书广西绥靖公署后,省府于1944年元月31日再次根据第二区行政监督专员核查的结果,“以经据都安县府查报,以民等所住之地系属汉傜杂处,人口星散,不能编为傜村等情”为由拒绝了瑶人自编为村的诉求。

瑶人第五次上书表达诉求再次折枝,班国金又于1944410日携70瑶户的联呈第六次上书广西省政府。经过五次上书省当局均未能实现瑶人自编一村的目的,在第六次呈文中,瑶人对自身的诉求作出了重大调整。瑶人一方面继续向省府陈述将瑶人自编一村于行政与推行特种教育实则两利的观点。在客观条件上,瑶人继续指出上述三村瑶人居地的情况并不像都安县府所言为瑶汉杂处、人口少散且有地理阻隔,实际情况是瑶人居地并无汉民杂居其间,而瑶族人口亦颇集中,确有设立瑶村之可能。另一方面,瑶人对自身的诉求作出了重大调整,不再坚持将瑶人自编成瑶村,作为折中请求,瑶人提出只要在上述三村适中位置设立一村公所,然后由都安县委任特族中之负有声望、忠于公务者为公所村长,同时委任特族中之学品兼优者为公所国民学校教师。瑶人提出省府如能饬令都安县府委任瑶人为村长及特族学校教师,瑶人自愿负担推行特种教育所需的各项经费。瑶人从希望自编为村的诉求转变为希望瑶人能成为混合聚落的领袖,并由瑶人中品学兼优者负责瑶人自身的教育事业,希望在行政与教育上实现瑶汉平衡,从而确保两族相安无事。

广西省府于同年53日收到了都安瑶人的第六次呈文,并于55日对瑶人第六次呈文作了批示,“此案所请,经送次核饬,不准”。至此,瑶人的诉求再一次以失败告终。

此后,从19474月都安县拉烈乡与五仁乡各级组织新旧对照表显示拉烈乡除归并原班第乡之上第村,五仁乡归并班第乡之茗英村外,二乡所辖聚落再无“归并”与“析置”的情况,而瑶人主张独立成村所涉及的拉烈乡之板江村、加洪村,五仁乡之树仁村也与原村并无变化,以此推测,直至1947年,瑶人要求自编为村的愿望始终未能实现,在六次上书省府表达诉求之后户籍仍被混合编入汉人村、甲。

三、民族或区域为单位:乡村治理的不同选择

据五仁乡树仁村瑶人班国金在其呈文中表示,都安县五仁乡树仁村与拉烈乡板江村、加洪村三村瑶人人口统计六百余人,户口不下七十户。根据《通则》对苗瑶等民族人口在户籍编制;乡、村、甲编组的制度安排:苗瑶人户聚居达五户可编为一甲;五甲可编为一村;五村可编为一乡,并分别指定本族二人为正副领袖。若数不及五时,则依次归并于他族,指定他族一人为正职,苗瑶本族一人为副职。参照上述三村瑶人户数、人口总数与《通则》的相关规定,上述三村瑶人的户籍至少可编为14甲,可独立编组接近3个村落。而根据制度安排,瑶人自编为村的命运似乎可以发生改变。为此,瑶人提出应“依照组设特种乡村法令,准予设立傜民村”的要求。

然而现实情况是瑶人自编为村的命运在六次上书省府之后仍无法改变,官方坚持拒绝瑶人自编为村的理由同样依据《通则》的规定,《通则》被主张各异的双方所引用似乎都能成为支持各自主张的利器。首先是都安县府牢牢抓住地理环境这一致命因素回击瑶人的诉求,都安县府指出上述三村之间地理上并未连接成片,加上中间有地域阻隔而距离遥远,瑶人实际上并不处于聚居状态,而是人口星散并与汉人杂处。那么依据《通则》的规定,对于不是聚集而居的瑶人,官方将其户籍编入他族所在村甲,实际上也是严格遵循《通则》对于瑶人户籍编制与村甲编组的相关规定。为此,都安县府将上述三村70余户600余瑶人分别编入五仁乡树仁村第三、第七、第八、第九四甲;拉烈乡板江村第五、第六两甲及加洪村第四甲。然而,值得特别引起重视之处是被编入五仁乡树仁村的瑶人,被严格控制在“五甲即可编为一村”这个制度安排的临界点内。对此,没有证据显示这不是都安县府故意为之的做法。

都安县府为何一再坚定否决瑶人自编为村的诉求?五仁乡与拉烈乡的瑶人向都安县府表达诉求被否决之后,继而六次上书省府,要求按照编组特种乡村法令准予设立瑶民村。但省府仍然坚持都安县府回覆的处理意见,以上述三村在地理上间有地域阻隔,导致距离遥远,人口星散,因而无法满足瑶人自编为瑶村的请求。对于都安县府与省府的坚持,地理学者似乎找到了应有的自信,那就是不管划分高级政区还是基层的村落组织,地理因素都在其中起着某些原则性的关键作用。但瑶人所处地理环境是否如都安县府所指出的那样仍有待进一步验证,因为瑶人针对县府的否决意见作出了激烈反应,在上书省府的呈文中,瑶人极力请求省府派员查勘瑶地,情况是否属实即可一目了然,瑶人甚至提出了“傜果虚者,请消灭傜,不留为民傜”的承诺。而瑶人的极端承诺,在相当程度上稀释着都安县府以地理阻隔导致三村距离遥远、人口星散为由,从而否决瑶人自编为村的真实性。探寻地理因素之外的其他因素,或许有助于我们揭开官方拒绝瑶人自编为村的真实面纱。

要探寻官方否决都安瑶人自编为村地理环境之外的因素,我们还需从瑶人上书官方表达诉求的呈文入手。随着广西从1933年开始逐步展开边地社会的苗瑶社会生活状况调查,调查的结果是一方面得以明晰境内苗瑶等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人口状况以及民族人口的内部组织形态。另一方面,在广西将苗瑶等民族人口统称为“特种部族”的情况下,通过苗瑶族群的社会生活状况调查,不仅细化了省内的族群类别,客观上也强化了各民族的民族意识。在都安瑶人以民族为单位上书官府表达诉求的呈文中,其空前强化的民族意识即为例证。如瑶人在呈文中以“特种民族”自称,并以整个瑶族为单位控诉来自邻近汉族的种种欺凌。最后,瑶人以“特种民族”之名表达了本民族的利益诉求,“为求解放与获政治法律之保障而期共臻于平等之地位。”恳请省府“俯念傜愚为国民之一份子……,划傜另为一村。”

由于担心瑶人以民族为单位表达自身的利益诉求会激化瑶汉之间的矛盾,瑶人的诉求并没有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事实上瑶人的上述举动在客观上确实进一步加剧了瑶汉之间的矛盾。瑶人在呈文中指出汉族村长蓝某见瑶民请求无效,借故诬称瑶人韦某窝藏逃兵进而行勒索之事;此外汉族村长蓝某在处理村务时亦瑶汉有别。如村民在借村仓之米时,瑶族借二十斤者,汉族改为五十斤,瑶族正借五十斤者,汉族改为百斤或八九十斤,迨至村仓粮食出现亏空,则要求瑶人赔本还利。村长的上述举动引起了瑶人的不满,汉瑶关系进一步恶化。瑶人指出瑶族所受如此不公待遇,而县府又不准瑶自为一村,那么理当根据民情,委任瑶人管理村务并请本省桂岭学校毕业之李生回籍充任教师以开化瑶族子弟。

瑶人的诉求没有为官方所支持,而瑶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以“民族”为单位采取控诉邻近汉族的策略有何不妥,于是又于19431214日向广西绥靖公署上书继续历数瑶族所受汉族之种种欺凌。而瑶人的策略仍然是通过不断控诉邻近汉族,以期达到撤销原来以瑶汉混合编制而成的村落,进而另以民族为单位,将五仁乡树仁村之第三、第七、第八、第九四甲;拉烈乡板江村第五、第六两甲及加洪村第四甲,总共七甲70余户瑶人能脱离汉族村落而自编为“某族”之类的村落。瑶人一再承诺以“瑶族”为单位的村落将遵循广西省府的一切法令,“服从政府国家命令。”而以民族为单位划分而成的村落,则以选拔该族内之先进人才,使其主持其该族内之行政、治安、特种教育等事宜。如瑶人提出自为一体的瑶族村落“所有奉行一切政令,概由民等根据民选村长手续推选村长办理……,对于治安,民等秉承本省之三自政策,以发挥特种民族固有自治自卫自给之精神。”而对于瑶族的教育问题,瑶人提出“由县委任特种中之学品兼优者为公所国民学校教师。”瑶人试图独立于汉族村落之外而自编一村,并希望独立之后的瑶族村落能实现本族的自我管理,以保障自身能够参与村治、接受教育的政治权力,其实质是以民族为界限划分区域,把区域裂解成为完全以民族为单位的独立地理空间,通过空间的相对封闭性以确保自身的政治诉求。

对于瑶人通过控诉汉族来达到以民族为单位划分区域的行为,都安县府坚持以上述三村所处地理环境存在天然地理阻隔、距离遥远为由予以坚定否决。其行为也一再为省府以同样理由加以拒绝。省府提出,如都安县确有汉族村、甲长及不法汉人存在勒索、欺凌瑶族等情,瑶人应当到官府检举告发,官府定当依法严办。省府背后隐含的政治话语已异常明显,那就是解决瑶人所遭受来自邻族汉人的不公待遇,只需将其不法行为控诉到官府即可加以解决,根本无须打破原来根据瑶汉混合编制而成的区域空间,更无须以“民族”为单位将区域空间裂解为相对独立但却封闭的地理单元。省府直言:“(汉人)村、甲长如有索勒民众情事,应检举告发,政府当依法严办,无庸多渎。”

瑶人以民族为单位划分区域的诉求与官方的意图背道而驰,通过分析《通则》对苗瑶等民族人口在户籍编制;乡、村编组以及乡、村、甲长任免等方面的制度安排,即可发现官方隐含其中的政治意义:一方面承认省内现存各民族的存在;但在另一方面,限定各民族参与政治的权力应纳入乡、村、甲等行政区域范围内,而非以民族为单位。

在制度上,《通则》虽有民族人口独立编为乡、村的规定,但在实践中若非民族人口住居区域十分集中,官方就鲜有为之。据民国二十二年度《广西施政纪录》的报告统计,1933年各县对苗瑶编制乡、村时严格遵照《通则》编制的县仅有灵川县编为八村;榴江县分编两村;恭城县编成一村;平南县分编三乡十六村;凤山县分编五村。此外,对于那些已与汉族同化者则全部采取混合编制的方式,即“傜民已与汉傜同化,合并编制。”显然,官方的意图是以区域为单位,尽量纳各族于同一区域之内,营造民族互嵌式聚落环境,以实现各族的交流与融合。从官方一再否定瑶人以民族为单位划分区域的做法,即可表明官方在实践中不愿意把民族与地域明确联系起来,避免出现以民族为单位将区域划分为相对封闭的地理空间,从而避免使民族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疆域化”的特征。同时,为了体现民族平等原则,广西当局希望将民族问题纳于区域当中,在参与政治方面,《通则》从制度上为苗瑶等民族人口在以乡、村、甲为范围的区域空间内设置了一定比例的领导职位作为保障,以确保其参与乡村治理,实现其主张的政治平等权利。

四、结语

1933年,南方以桂北为中心的“瑶乱”,北方的新疆“回乱”与内蒙自治运动,表明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日益严重。时人开始大规模讨论边疆少数民族究竟是以民族为单位还是以地域为单位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但由于对民族的理解与主张各异,不仅存在以血统、语言方面自成单位的称为民族,甚至宗教和文化自成单位的也称为民族。而当时,“民族自决”常成为边疆割据的噱头。南京国民政府因担心“民族”概念泛化并与“民族自决”发生联系而导致边疆分裂,即于1939年以训令方式禁止滥用“少数民族”一词,试图以强制的方式否认各民族的客观存在。

本文通过对都安瑶人聚落编组为中心的考察,可以管窥1933年前后,新桂系主导下的广西省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处理民族问题时,在技术层面采取有别于中央政府的政策。一方面,广西省府并不否认各民族在事实上的客观存在,这从广西省府于1930年代在全省范围内着力推行民族人口社会生活状况调查即可佐证;但另一方面,为避免“民族”概念与“民族自决”发生联系,广西省府探索通过聚落编组的方式去融合民族间的差异,在此背景下,都安瑶人提出以“民族”为单位自编一村,实现以“民族”为单位划分行政区域的做法显然与官方实现民族融合的意图背道而驰,这就不难理解为何瑶人自编一村的诉求一再为官方所拒绝。

而为了促进各族间的交流与融合,广西当局采取的措施是将民族问题纳于地域当中,通过将各族混合编入同一聚落的方式,以聚落的混合编组来实现区域空间的开放性,以地域融合各族。同时,为了体现各族之间的平等,在民族人口参与政治方面,广西当局强调通过《通则》从制度上为苗瑶等民族人口在以乡、村、甲为范围的区域空间内设置了一定比例的领导职位作为保障,以确保其参与乡村治理,实现其主张的政治平等权利。客观地说,民国广西省府的措施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据统计,民国时期,由于采用混合编组的方式,大约有529万之巨的民族人口被统计为汉人的户籍人口数据,从户籍管理、乡村编组的角度而言,被纳入汉人户籍的民族人口数量如此之巨,也从侧面反映出民国时期广西对境内的民族人口进行着有效的管控。而聚落的混合编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民族间的融合,如僮一般,“他们不会自己强调是僮族,相信不久将成为汉人了。”


参考文献:

[1][日]竹村卓二著.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M].金少萍、朱桂昌译,民族出版社,2003.

[2]龙小峰.民国时期广西非汉族群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研究[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

[3]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M].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

注释:

[1][日]竹村卓二著,金少萍、朱桂昌译:《瑶族的历史和文化:华南、东南亚山地民族的社会人类学研究》,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96页。

[2]James C.Scott,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An Anarchist History of Upland Southeast Asia.Yale University Press2009.pp.8-9213.

[3]国民政府内政部部长薛笃弼:《咨云南、贵州、甘肃等省政府:为调查治理苗傜办法请见覆由》,《内政公报》1928年第1卷第1期。

[4]详见拙文《民国时期广西非汉族群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期。

[5]广西省政府秘书处印行:《广西公报》1933年第64期。

[6]吴彦文:《广西苗傜诸族的分布概况》,《教育旬刊》1934年第1卷第9期。

[7]吴彦文:《广西苗傜诸族的分布概况》,《教育旬刊》1934年第1卷第9期。

[8]《电都安县府据呈更正该县二十五年度施政计划关于教育部份准予备案》,《广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140期。

[9]吴彦文:《广西之特种教育》,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审室,1939年,第6页。

[10]张先辰:《广西经济地理》,桂林文化供应社,1941年,第34页。

[11]广西省政府统计处:《广西年鉴(第三回)》,1944年,第196页。

[12]刘介:《广西特种教育》,广西省政府编译委员会,1940年,第8页。

[13]广西省政府统计处编:《广西统计年报》,1947年,第24页。

[14]刘介:《现阶段的广西徭族》,《广西通志馆专刊》1948年第3期,第8页。

[15]刘介:《岭表纪蛮》,商务印书馆,1934年,第32页。

[16]《电都安县府据呈更正该县二十五年度施政计划关于教育部份准予备案》,《广西省政府公报》1936年第140期,第65页。

[17]吴彦文:《广西之特种教育》,广西省政府教育厅编审室,1939年,第25页。

[18]刘介:《现阶段的广西徭族》,《广西通志馆专刊》1948年第3期,第8页。

[19]《广西绥靖公署恳为傜受汉灭无见天日,吁天秉好生大德令饬都安县政府认傜为民,另编傜为一村委任傜人为傜村村长管辖傜人俾免尽受汉族灭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0020

[20]刘介:《宜山都安河池三县苗傜种族及其婚丧概况》,《建设研究》1941年第6卷第4期,第101页。

[21]《据班国璋请饬都安县将傜户编为一村仰侯饬县查照办理的训令》,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053

[22]《据都安县呈报该县五仁乡树仁村傜民不能编为傜村情形准予备案并饬准照的代电》,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141

[23]《恳为奉函饬渎乞恩俯认傜为赤子体恤太亏令县迅以改编傜自为村免汉族噬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057

[24]《恳为奉函饬渎乞恩俯认傜为赤子体恤太亏令县迅以改编傜自为村免汉族噬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057

[25]《俯准认傜为赤子特别予令付送代表另编为村俾免汉族噬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116

[26]《电报本县五仁乡树仁村不能编为傜村情形请广西省政府、第四区专署核察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144

[27]《为联恳核设立傜民村以利行政治安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1

[28]《据班国璋等请准予设立傜民村应毋庸议的批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162

[29]《恳为听汉包围官养傜殃吁天准傜自负担省之委员旅费恩派廉员亲临傜地勘察地形明白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第30-36页。

[30]《广西绥靖公署恳为傜受汉灭无见天日吁天秉好生大德令饬都安县政府认傜为民另编傜为一村委任傜人为傜村村长管辖傜人俾免尽受汉族灭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第19-20页。

[31]《为联请广西省政府令县准予设立村公所以利施政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37

[32]《为联请广西省政府令县准予设立村公所以利施政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37

[33]《为联请广西省政府令县准予设立村公所以利施政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37

[34]《都安县各级新旧组织对照表》,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860091

[35]《为联恳核设立傜民村以利行政治安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1

[36]《省府经议决通过各县苗傜民户编制通则,民厅印发兴安等县遵照办理》,《南宁民国日报》193347日。

[37]《为联恳核设立傜民村以利行政治安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1

[38]《恳为听汉包围官养傜殃吁天准傜自负担省之委员旅费恩派廉员亲临傜地勘察地形明白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第30-36页。

[39]《为联恳核设立傜民村以利行政治安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1

[40]《恳为奉函饬渎乞恩俯认傜为赤子体恤太亏令县迅以改编傜自为村免汉族噬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09-0057

[41]《恳为听汉包围官养傜殃吁天准傜自负担省之委员旅费恩派廉员亲临傜地勘察地形明白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第30-36页。

[42]《广西绥靖公署恳为傜受汉灭无见天日吁天秉好生大德令饬都安县政府认傜为民另编傜为一村委任傜人为傜村村长管辖傜人俾免尽受汉族灭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第19-20页。

[43]《广西绥靖公署恳为傜受汉灭无见天日吁天秉好生大德令饬都安县政府认傜为民另编傜为一村委任傜人为傜村村长管辖傜人俾免尽受汉族灭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第19-20页。

[44]《为联恳核设立傜民村以利行政治安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1

[45]《为联请广西省政府令县准予设立村公所以利施政的呈文》,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37

[46]《广西绥靖公署恳为傜受汉灭无见天日吁天秉好生大德令饬都安县政府认傜为民另编傜为一村委任傜人为傜村村长管辖傜人俾免尽受汉族灭种由》,广西壮族自治区档案馆:L005-001-0010-0008,第19-20页。

[47]广西省政府编辑室:(民国二十二年)《广西施政纪录·民政》,《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75743册,第111页。

[48]黄奋生:《抗战以来之边疆》,史学书局,1943年,第61-62页。

[49]前揭拙文《民国时期广西非汉族群的户籍管理与人口统计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5年第4期。

[5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印行,1989年,第6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