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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及其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影响研究——基于江苏、四川及山西三省的村庄实地调研

作者:梁 栋 吴惠芳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妇女研究论丛》2017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8-01-08  浏览次数: 303

摘 要基于不同农村地区的数据调查和微观个案透视,本研究认为农业女性化是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多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农业女性化遵循着家庭集体主义理性决策的路径,在性别劳动分工中,家庭再生产任务在女性劳动中具有明显的优先序,农业生产实际上是其承担家庭再生产责任时的一种顺势行为,代际抚养与陪读现象也成为重要的推动力量。在传统性别文化和家庭观念、村庄舆论的共同作用下,留守务农往往是农村妇女基于现实的自主选择,并成为农业女性化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女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决策权,夫妻异地的性别分工由于共同支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成为维系农村婚姻关系的新力量。


一、问题的提出

农业女性化不只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农业转型过程中已经经历的一个阶段,也成为当下全球范围内发展中国家普遍正在经历的农业变迁过程。20世纪40年代中期后,罗马尼亚出现了农业女性化现象[1](P107),到20世纪70年代,欧洲各地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农业女性化现象。有研究表明,拉丁美洲、印度、非洲等地正在出现农业女性化的迹象[2](PP327-348)。在中国,农业女性化同样成为全球农政变迁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研究认为中国农业女性化在农村地区非常普遍[3],多位学者基于不同农村地区的中国研究也都认为中国的农业女性化呈现出普遍性[4][5](PP34-45)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以寻求农业生产之外的生计来源。据1996年第一次全国农业普查资料,全国从事农业的劳动力有4.34亿人,其中女性为2.25亿人,占51.84%,比男性劳动力高出3.68个百分点[6](PP34-41)2006年第二次全国农业普查表明,当年农村常住从业人员中,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总量为3.39亿,其中女性1.8亿,占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总数的53.2%[7](PP580-581)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女性农业劳动力比例虽已降至50%,但与传统农业中的“男耕女织”分工模式相比,仍能表明农业女性化的程度。

高小贤最早对农业女性化进行研究,认为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后,农业越来越成为妇女的主要工作,中国的农业出现了女性化趋势,且经济越发达,此类现象越明显[8](PP83-90)。由妻子留守照顾农田和家的选择,往往沿袭着“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分工模式,这也被金一虹称为“扎根式流动家庭”决策,与一般认为的“离乡式流动家庭”决策模式相区别[9](PP151-165)。关于农业女性化产生的原因,孟宪范[10](PP147-154)和高小贤[8]等皆认为“男工女耕”产生于劳动力在非农转移过程中表现出的性别差异,主要指女性向非农转移的滞后。已有研究认为,农村妇女非农转移滞后的背后有多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从制度结构的角度来看,当农村妇女选择非农转移时,正式社会保障支持之外的可替代社会化服务体系尚未建立起来[8];从家庭理性决策的角度分析,争取家庭利益最大化是妻子留守的根本动力[11](PP93-124),正是这种动力,中国农村由传统的“男耕女织”模式转化为现代的“男工女耕”分工模式[12](PP47-50);从人力资本的角度来看,由于农村妇女人力资本不足,在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中不能像男性一样相对更容易地进出农村[13](PP140-143);还有研究认为农业女性化根源于传统性别观念中的刻板印象和男性中心主义[14](PP84-91)。

关于农业女性化对农村性别关系产生的影响,相关研究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农村妇女发展不利,会加剧女性边缘化。如,农业女性化不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使女性劳动在家庭和社会中的贡献相对下降[15](PP3-5);若妇女仅仅从事经济活动,而不对资源和收益的分配进行控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16](PP72-78);也有学者认为农业女性化使农村妇女成为“两个过剩”即“劳动力过剩”和“劳动时间过剩”的主要承担者,即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妇女也只是在农忙季节真正“忙”起来,平时仍有大量的剩余时间无用武之地,她们实际上是被限制在相对封闭的空间里,对妇女自身的发展非常不利[17](PP38-41),反映了中国男女地位的不平等和性别发展的不平衡[18](PP189-214)。

这些研究从经济学、管理学、女性学等多个学科视角为理解农业女性化的形成过程、发展趋势提供了丰富的知识和宽广的视野,但其大多在宏观数据基础上进行探讨,既缺乏对农村女性从事农业生产的具体过程的详尽研究,也缺乏围绕着农村妇女日常生活的微观个案观察。若非通过微观的实地研究,我们无法透视或检验数字所带来的结论是否真实。因此本研究在数据调查的基础上也注重研究对象的生活经历,让研究对象讲述自己的生活故事,注重让材料本身说话。在进入农村妇女生活世界的实地研究基础上,本研究发现,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特性,对农村性别关系的影响也不能一概而论。鉴于此,本文的研究问题是:在农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微观层面上,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何以构成?究竟对农村社会性别关系产生了何种影响?

二、研究方法

为了更好地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在农村社区层面开展深入调查。研究采取了问卷调查和个案访谈的方法,结合经济发展程度和农业生产特点,在全国选取了三个省份开展实地调查。

在具体调查地点的选取上,本研究充分考虑农业女性化出现的时代背景及这一现象对农业生产和农村性别关系所产生的层次差别影响,将人口流动和农业生产重要地域作为选取研究地点的重要参考标准。参考已有研究对农业区域划分的方法,本研究将中国农作区划分为北方旱田农业区、南方水田农业区、西北内陆及青藏高原农业区。另外,根据中国东、中、西部经济社会差异,综合考虑各省农业生产规模和人口流动情况,最终选取了江苏省、四川省和山西省,三省可反映南方水田农作区和北方旱作农业区的情况。在此基础上,本研究根据县域农业生产的比重和人口流动现实,查阅了三个省份各县2014年统计年鉴,找出符合要求的县域样本框,并最终在各省随机抽取一个县。村庄的选取,由县农业局与妇联部门根据研究课题的要求推荐产生,每县抽取两个村庄。本研究将那些承担了家庭农业劳动50%及以上的农村妇女界定为农业女性化的主体,她们成为农业女性化问卷调查的对象。在每个村庄,本研究随机抽取了符合条件的55位妇女进行问卷调查,并根据研究需要在此基础上对问卷调查的对象进行半结构式访谈。本研究共完成农业女性化问卷330份,其中有效问卷311份,深度访谈个案数量达到了70人。调查样本的基本特征详见表1。

1调查样本所在区域、年龄、文化程度和打工经历情况(单位:%)

按照学术惯例,本文所使用的案例受访者均作了化名处理。

三、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探源

在以家庭作为农民行动基本单位的农村,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都将家庭“公”的利益最大化置于最高位置,而个体“私”的利益隐没在家庭公益之中,家庭公共利益是家庭成员优先考虑的阈限。另外,留守妇女承担起主要的农业生产劳动是在家庭再生产任务的硬性约束下的顺势行为,也是农村妇女主体选择的结果,家庭集体主义形成了对农村留守妇女向外非农转移的另一个软约束。农业女性化的出现往往是上述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家庭主义理性决策的结果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但所导致的细碎化的耕地总体布局也使得农业劳动力逐渐地“过密化”[19](PP30-37),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比较收益。农村劳动力要素市场化、商品化的形势更加凸显了农业比较收益低下的劣势。市场经济体制和商品经济允许劳动力自由流动,劳动力流动是对自身价值最大化的追求[20](PP125-136)。

1.男性外出务工:家庭经济与家庭福利的最优化机制

在家庭层面,流动的动机表现为对更高经济收益的追求。有研究表明,“半家庭”式或“非举家”式的劳动力流动已成为中国人口流动中的重要现象和模式,家庭中的劳动力会分代际、性别、年龄等有顺序地流动出去[21](PP103-110)。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家庭中往往是丈夫转移出去,妇女则留守务农,外出打工成员定期给家里汇款、寄生活费等。这样的“非举家”迁移并非新古典人口迁移理论所认为的是流动者个体做出的选择,而是家庭共同决策基础上的理性决策。外出务工者流动的目的亦非求得个人更好的发展,而是为了增加家庭收入和分散经营风险[22](PP4-11)“男工女耕”的性别分工安排正是家庭集体主义的经验证实,而不是个体主义的发展模式。

案例1:江苏省刘桥村人均耕地1亩左右,一直保留着小农经济;村里还有一个渔网厂,因此是典型的东部半工半耕兼业型村庄。刘桥村几乎每家都有男性外出务工,村支书说农民为了“过上好日子”,村里80%以上的男性外出打工,绝大多数妇女留守在家。男性外出后一般都从事建筑行业,女性留在家大多从事农业生产、到渔网厂打零工、家庭照料等。据村支书提供的人口信息登记表,村里50-60岁的留守妇女既打工又种田,村支书说,妇女中基本上没有“闲人”。春红今年47岁,丈夫48岁,常年在外打工。23岁的女儿中专毕业后也在县里找了一份工作。家里有3亩5分地,都是春红一个人在种。她有时候会觉得人手不够,觉得累。当麦子熟了以后从地里运回到家里是很困难的。当自己干不动的时候就会找邻居帮忙,偶尔和别人家换工。尽管这样,春红还是支持家人继续在外面打工。她说,所有人在家会“闲得没事干”,都在家种地“划不来”,丈夫外出能多挣点钱,自己在家种粮食也能卖点钱,这样就相当于有两份“工资”,假如都在家,日子就很难过了。假如10分是满分,春红说她给自己家目前的生活打9分,她说这样的安排“对于经济没问题”,同时也表示“要是地里的活儿再轻点就好了”。

近半数被调查者所在家庭面临子女教育及婚姻、家庭就医等压力,44%的留守妇女表示承担起家庭大部分或全部农业劳动的原因是,只有这样的安排才能实现家庭经济收入的最大化。在调查中,经常有留守妇女如此说“只有丈夫外出打工了,我在家种地才能有更多收入”“丈夫出去打工挣钱多”“一个人在家有钱,两个人在家没钱”。能获得最大的经济收益决定了分性别的劳动力流动模式。

2.女性留守从事农业:家庭风险的分散机制

一方面,农村妇女转移出去仍然存在较高的机会成本,夫妻共同外出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农业收益低下,同时农业机械化、农业科技的普及使得目前的农业生产劳动强度大大降低,整个农业生产周期内已无需多余劳动力。夫妻皆留守务农并不会带来更高的农业边际收益,徒增农业内卷化的成本。妇女一人的农业收入能保障全家的吃穿住用,丈夫外出打工所获可成为全家的主要现金收入。农村妇女除了从事农业生产外,还会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从打零工、小副业等经济活动中补贴家用。男性外出打工、妇女留守务农往往是夫妻二人“算账”“商量”后于他们而言最好的安排,这样的安排最便于农民家庭积累起支撑家庭生产及再生产的结余。同是江苏省刘桥村的57岁留守妇女亚玲,其丈夫长期在邻县务工,由于丈夫有技术,一年在外可以挣回5万元。亚玲自己在家照料2亩多地,她平时也会去村里的渔网厂做临时工,去大农场除草,一天可以赚70多块钱,家庭的支出全部在亚玲一人的收入里开销,刨去后还能有1万元左右的纯收入。亚玲家一年的总现金收入可达到6万元以上,这即便在东部较富裕的农村也能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在访谈中,类似于亚玲这样的留守妇女很普遍,她们对目前的生活也都感到比较满意。

另一方面,城市打工机会存在不稳定性和不连续性,城市无法为农民工提供失业保险和救济,外出男性随时回村也成为分散风险的最好途径。妇女留守务农可为全家提供粮食,亦可为打工者返乡提供最后庇护。抛荒后再将土地重新耕种将会花费较大成本,因此女性从事农业可减少家庭未来的潜在支出。土地租金的低下也让她们觉得流转“不划算”,不如自己耕种。77.2%的妇女表示自己所生产的粮食足够全家食用;89%的妇女种植蔬菜,降低了对市场的依赖。

案例2:四川省黄华村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村里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比例达60%以上,全村有100多个留守妇女,有很多外出务工者是夫妻双双外出。村里在2003年以前由于农业税费负担较重,农民普遍觉得种地不划算,家中有人外出务工后,即便有留守者的家庭对种田的意愿也较低。由于税费取消及种粮补贴等惠农政策的支持,近年来种田成为看得见利润的行业,村里也开始有大户流转土地的现象。秋兰今年45岁,丈夫在外面打工,儿子在南京上大学。她说虽然土地流转是大趋势,村里也在鼓励土地向大户集中,但现在她们家还不能不种田,她说“舍不得把地荒了”。因此,秋兰在家种着5.5亩田,还养了20只鸡、1头羊,平时在家也会做缝纫活儿,赚点零花钱。秋兰说,虽然家里的收入还可以,不种田的话也能买得起粮食,但“地荒了,看着不舒服,能种地还能增加点收入,吃喝不愁”。秋兰考虑更多的是,以后丈夫年龄大了没办法继续在外面打工了,再回到村里时,“家里的田拿过来就能种,包给别人一包就是十几二十年,再要回来就不容易了”。

在男性外出打工的前提下,农村妇女放弃农业并不意味着农村家庭无法从市场获取食物,农业女性化作为农村家庭分散风险的一种机制,更大的意义则在于当男性从城市暂时性“退出”后,能够在尽量少动用家庭积累的条件下仍然能够安稳度过。能够从自家的土地上获得粮食和蔬菜而不过于依赖市场,这本身给农村家庭带来了一种安全感。对生计安全的追求是建立在家庭整体利益的基础之上的。

(二)家庭再生产:农业女性化的型塑机制

除了家庭经济理性的推动,家庭再生产这一任务也使得女性尽可能地留守农村,并形成农业女性化的无形约束——对于农村妇女来说,家庭再生产这一任务是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放弃的。

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及传统“养孝”文化的积淀决定了中国农村养老模式普遍依赖于家庭,家庭养老有着久远的历史和现实的文化基础。一方面,农村妇女一般从夫居,丈夫外出务工后,照料老人的任务便落在了留守妇女的身上。调查显示,95%的留守妇女其家庭中有1-2个老人。43.8%的留守妇女有需要照料的老人,16.8%的妇女其家庭中有病人需要照顾。另一方面,抚养子代、隔代监护有可能和赡养老人同时出现在农村妇女的生活场域中。研究发现,不少留守妇女承担着双重甚至三重照料负担,数据显示,同时有老人和孩子需要照顾的留守妇女比例达20.6%。超过一半的受调查者一直在承担着家庭再生产的义务。绝大部分的留守妇女在务农之外都承担着家庭照料的任务。70%的受调查者每天的家务劳动时间都在3个小时以上。总体来说,农村妇女的“离家”意愿不强,离开本地去往遥远的陌生城市重新扎根立足暂时不是农村妇女的现实选择。

1.子代照料及隔代监护中的情感福利和经济负担

男性劳动力外出务工后,家庭再生产的照料责任便自然而然地落在了留守妇女的身上。即使对于那些有过外出务工经历的农村妇女而言,她们返乡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68%是因为要回家照顾孩子,极少是因为获得了本地非农就业机会或单纯地回家做家务。调查数据显示,53.1%的留守妇女有需要照顾的孩子,主要是自己的子女和孙辈。在丈夫或子女纷纷外出而无人陪伴的情况下,留守妇女往往能从子代及孙辈中寻找感情寄托。

案例3:雅文也是江苏刘桥村留守妇女,今年47岁。丈夫48岁,初中文化,不上学后就开始打工,已经有长达25年的打工历史,目前在石家庄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做瓦工。雅文正是在外面打工的时候和丈夫认识的,结婚后也出去打过工,在外面干了三年后因为要照顾孩子就回来了。她说在留下来的所有原因中,照顾孩子是最主要的,她称之为“任务”。

在被调查样本中,需要留守妇女照顾的孩子最多有3个。其中照顾1个孩子的比例最高,为71.8%;其次是照顾2个孩子的,比例为19.6%,有3个孩子需要照顾的占3.1%。在承担了孩子照料负担的留守妇女中,41.9%表示存在照料负担,主要是经济上的负担。当问及留守妇女在照顾孩子过程中存在哪些困难时,“孩子花钱多”“经济困难”“孩子生病(安全)”“费时间”“管不了/不听话/调皮”出现的频率相当高,尤以经济上的困难最为普遍。除了“孩子花钱多”这一直接经济因素外,农村留守妇女的许多其他解释也都间接地导向经济因素。她们担心孩子经常生病,不只是出于孩子身心健康受损所遭受的痛苦,还有孩子生病后所带来的就医开支猛增。当留守妇女说看孩子“费时间”时,也是在传达照顾孩子势必减少从事其他有酬经济活动的时间,间接导致经济收入减少。

2.家庭再生产约束下的顺势行为

实地调研中,很多留守妇女会说“女人要在家照顾孩子啊,在家带孩子也不能闲着,所以要种地啊”。当问及由被调查者主要承担家庭农业生产劳动的好处时,有超过1/4表示是因为“可以照顾家人”。正如江苏省一村庄书记所言:“有一些妇女留守在家,丈夫出去打工。这是因为家里(有)特殊情况,没办法。比如,家里有高龄老人需要照顾,就需要一个人在家。如果家里条件不好,小孩需要上学,就必须留一个人在家。留在家里又不能闲着,肯定要种地。一到孩子上初中、高中或者大学了,或者老人去世以后,就又出去了。”从事农业生产在一定程度上可被认为是家庭再生产的顺势行为。

案例4:雷燕是江苏省富明村人,今年39岁,丈夫外出打工,自己在家经营2亩茶园。富明村由于没有村集体经济,没有刘桥村富裕,因此村里外出打工的劳动力更多一些。由于没有进厂打零工的机会,因此留守妇女较少,但凡能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的多是因为需要承担起家庭照料的责任。雷燕这么年轻但没出去打工,是因为家里有一个13岁的女儿需要照顾。家里还有两个74岁的老人,“一个眼睛看不到,另一个耳朵听不见,都需要我照顾”。雷燕说,她留在家种地是“副业”,主要任务还是照顾孩子和老人。

案例5:江苏富明村58岁的留守妇女郑芳承担起了家里所有的农活,她从来没有出去打过工。“年轻的时候需要在家带孩子,现在需要在家照顾老人”,因此,她也只能在家附带地种地。农忙的时候会很辛苦,郑芳除了要种水稻外,还要种玉米和蔬菜,她觉得只有这样才不会浪费土地。她觉得只有到老了种不动的时候才会停下来。对于她来说,人生就只有三件事——“种好地,养好老人,看好孙子”。

上文论述的家庭理性决策是农业女性化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这里的理性决策不仅包括农民的经济理性,还包括家庭再生产的硬性约束这一现实条件。当留守妇女不顾现实地闯入外出务工队伍中,显然不是家庭理性的表现。

3.家庭再生产过程中的女性新角色

在家庭人员照料和家务劳动之外,近年来,农村留守妇女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群体性角色——陪读。大多数农村家庭对通过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摆脱农民身份抱有很高期待,陪读妇女的任务就是陪伴孩子在乡镇或县城顺利完成学业,为孩子的生活起居提供尽可能的便利。陪读之外,她们必然会利用空闲时间回村承担起农业生产活动。在有些妇女看来,陪读并不能交给老年人,因为他们的文化水平有限,管教不好孩子。

案例6:刘桥村的巧云今年41岁,丈夫在河南打工。除了在家种田外,巧云还有另一个身份——陪读妈妈。巧云的儿子在县城读高三,为了孩子能在高考中胜出,巧云在县城与别人合租了一套二室一厅的房子,每月分担600元房租。平时地里忙的时候就回来种地,不忙了就在县城里给儿子洗衣做饭,照顾儿子的生活,一切目的就是为了儿子在高考中考个好成绩。巧云现在是村里、县城两头跑,地里忙了就抽空回家做农活,不忙了就回到县城生活,回家的话也是早上出发晚上就回。她觉得虽然辛苦,但在这种关键时期这是她的义务。正如该村书记所说的,现在的农村人很重视教育,陪读是村里非常普遍的现象,这个村有65%以上的留守妇女都在县城陪读,尤其是高中生的陪读现象最明显,基本上家家户户都有人去学校附近租房子陪孩子上学,周末带孩子回家。“租房、吃饭不花钱啊,我们这里都是男人在外面挣钱,妇女在家陪孩子上学,陪读的女人没有放弃农业的。”

农村家庭的再生产功能由于妇女的持续在场而得以维系,承担起主要的农业生产活动也在这一功能发挥的同时被完成。或许,我们并不能说,在丈夫外出务工后,农业女性已成为“两个过剩”即“劳动力过剩”和“劳动时间过剩”的承担者。农业女性的紧张、忙碌并没有呈现出已有研究所谓的“时间过剩”迹象,她们也并非消极、封闭的被动反应者,而是在家庭再生产之外积极谋求家庭生计的行动者。

(三)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选择与自我认同

已有研究多认为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妇女在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中滞后性的结果,是农村妇女在人力资本、家庭权力格局中处于弱势情境下的被动、被迫选择。许多研究也认为农业女性化对农村妇女发展不利,认为继续从事农业生产将会使农村妇女的地位更趋于边缘化,两性差距继续扩大[23](PP31-44)。

这样的观点大多暗含了这样一个假设:“男工女耕”这一家庭性别分工是作为结构的市场对劳动力要素进行选择的结果。因此,在男性劳动力主动转移出去后,农村妇女便被动地成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样的假设大多忽视了农业妇女的主体能动性,而“行动者为导向”[24](PP72-79)的理论则认为农村妇女虽然被既定的市场、权力等结构所限制,但她们仍能够根据自身所处情境采取适应性行动和策略。

我们已经知道不管是出于“赚钱更多”这一家庭利益最大化目标的驱使,还是自然地承担起家庭再生产任务,多数农村留守妇女在行动上是如此做的,同时也在思想上以积极的姿态接受这一安排。在当前以务农为主要经济活动的受调查妇女中,有56.7%始终从事这一活动,她们作为家庭农业生产劳动的主要承担者这一角色没有发生过变动,一定程度上可表明这是多数农村妇女在较长的生命周期中所做出的较为合理的主体性抉择。在丈夫外出打工后,70.3%的农村留守妇女所耕种的土地面积没有发生变化,仍然延续了已有的规模,甚至有12.3%的受调查者扩大了耕种规模。土地的增加或减少多是通过村庄范围内农户之间的自发流转实现的。留守并务农,很大程度上是主动为家庭内其他成员外出打工创造条件。丈夫外出打工后大多会向她们讲述在外务工的故事,因此她们反而会觉得自己在家耕种土地是一项相对自由的活动。数据表明,一年中种植业的忙季大多只有十几到二十几天,劳动强度不算太大。农忙期主要是作物的播种、收割,在这些劳动力集约型的生产环节,多数留守妇女也会寻求丈夫返乡以补充劳动力,或花钱雇工。农忙之外的大部分农活,留守妇女是完全可以胜任的。大棚蔬菜、苗木等经济作物需要的时间可能更长,但这些农业活动的劳动强度也更低,多是技术性工作。随着养殖业逐渐在农业生产领域中退场,大多数农村家庭的养殖规模普遍较小,仅供自家消费以改善生活。仍然从事养殖活动的留守妇女,每天花费在这项活动上至多只需2小时。因此,这种总体上低强度却能给家庭生产生活带来幸福感的经济活动会受到农村妇女的欢迎,至少在心理上是可以接受的。

农村留守妇女的主体性还体现在,当问及是否喜欢从事农业生产这一经济活动时,38.4%的受调查者表示“喜欢”甚至“非常喜欢”,20.8%表示“一般”,表示“不喜欢”的占35.8%,仅有4.9%的受调查者表示“非常不喜欢”。当问及农村妇女应当承担起哪些工作时,基本上所有的受调查者都会回答是“农活”和“家务活”,她们认为这是农村妇女的本分。农村留守妇女在应当承担起“女耕”及家庭再生产这两项义务上表现出相当高的自我认同性。而丈夫的本分则是在外好好赚钱,回家后帮忙种好地、照顾好家里。因此,农村留守妇女大多接受了“男工女耕”的家庭性别分工,也认为这是较为合理的安排。农村妇女认为在农业生产中的困难主要是劳动力不足,但她们并不会被动地去减少耕种面积或降低农业生产中的劳动投入,而是充分发挥能动性寻求亲戚、邻里、雇工等多方帮助。

(四)家庭和村庄舆论的双重约束

女性独自留守务农直接源于丈夫的家庭离场,这一基于性别的职业分工除了受家庭经济利益最大化这一动机的推动和家庭再生产任务的硬性约束外,还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家庭和村庄评价的双重约制。当村庄不能为农村家庭提供就业机会,家庭中的剩余劳动力外出务工就成为一个必然选择。这一选择的背后,往往还隐藏着一种“隐秘”的力量,或曰超经济强制。

1.处于变动中的“钱”、面子与羞耻心

农村日益被货币化、商品化裹挟,无论何种事情的解决都需要“钱”,“钱”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时,其作为符号的意义早已远远地超越家人相聚而欢的亲情。在几乎每一个家庭中,都有一股强烈的冲动涌流在老人中间——支持儿子或儿媳长年在外打工。每一位老人都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孩子们离开农村,过上更好的生活。除了打工所赚的“钱”给一个家庭带来的象征意义之外,留在家里会“被人看不起”,也会被认为“没本事”,广泛存在于村庄这一熟人社会里的“面子”“羞耻心”都推动着年轻人外出务工的潮流。就像山西省杨乡的一位乡长所说“现在的农村人都是比存款、比车子、比房子!你盖的楼好我比你要盖得更好,谁都不会安于现状,都有追求!谁家孩子在家,父母在别人面前就会觉得低人一等,好像孩子没本事一样。农村的孝顺是什么,不一定是儿女非得在身边,而是要风光地回来,给老人买东西!”

案例7:66岁的成秀老人是杨乡宋村人,她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她的儿子出去打工了。访谈时,当问到愿不愿意让孩子们外出打工时,她激动地说:“现在的农村人都很‘勤奋’,对赚钱很热心,会利用一切机会去上班赚钱。年轻人在家陪伴老人会被认为是没出息的!”老人的女婿是上门的,女儿是留守妇女。她认为女婿出去打工、女儿在家种地使家庭收入提高了,住房条件改善,家里老年人的养老跟上了。她反复提到“我们家在家族中的地位是高的,在村里也有影响力,有了钱什么都是强的”。

在这样的家庭认知和村庄舆论影响下,许多传统价值观念开始发生质变,“勤奋”“进取”逐渐趋同于“跑步钱进”,农村“孝”的意义体系也开始蜕变成老年人的经济虚荣。针对家庭中必须有人外出务工,家庭内的评价体系和村庄舆论的裂变本质上是农村社会变迁的一部分。农民的价值观与流行于整个农村社会的商品化、货币化紧密相关。甚至在有些村庄出现了“不信宗教,只信钞票”的说法。当货币驱使下的打工成为一种潮流且男性成为家庭中外出打工者的“首选”时,女性留守务农也便成为必然的现实之选。

2.不变的代际剥削

如果说农村货币化、商品化所勾连的农村家庭、社区观念的变化体现了乡村巨变,那么,也有一些观念和意义仍然固化在农民的内心世界中,无可撼动。父母往往会在年轻的时候将所有精力集中在孩子身上,他们会拼命地去打工挣钱,然后不惜一切地将钱花在孩子身上,比如孩子的教育,而自己却省吃俭用。等父母年老了,一旦家庭有需求,便会任劳任怨地承担起家庭再生产的重任;同时又会在各种可能对儿女带来负担的领域“全身而退”。老年人的处境尽管看似不同于传统的“养儿防老”,但事实上却是“养儿防老”观念的更加极致化。在如今的农村,金钱被建构成解决所有事情的金钥匙,而这把钥匙显然更多地是握在儿女手中。只有儿女们通过接受教育有出息了,或者早早地出去打工了,整个家庭才会积累起一定的货币收入,老年人才会暮年有养。这种价值观念会随着子代成立新的家庭而不断循环、复制,这种价值和意义的传递亟待得到重视。

案例8:江苏刘桥村49岁的秋兰一个人在家种了5亩5分地,还养鸡养羊,平时也做缝纫活,每天很忙碌。之所以现在还要努力地赚钱,为的是要“留给儿女”。秋兰说:“现在儿子这一代都是独生子女,等他们都成家了,儿子得照顾好几个老人,还得抚养小孩,压力太大。因此要给儿子存钱,不然等自己年纪大了,儿子的负担就重了!”

在这种一般化的家庭与村庄社区舆论的双重超经济强制中,留守务农也便成为农村中老年妇女更为坚定的选择。

四、农业女性化对农村社会性别关系的影响:一个反叙事

(一)经济收入并非决定妇女家庭地位的绝对指标

“男工女耕”这一家庭性别分工模式中,男性的务工收入成为整个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且得到多数留守妇女的认同。但家庭收入在性别间的较大差异并不等同于男性处于更为上层的家庭地位,也不意味着农村妇女自动降级到边缘化的区域。

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看,虽然农业具有低效益,但若被视为女性家庭地位的衡量指标则显得片面,这可体现在女性对家庭及农业所作贡献的模糊化判断中。在夫妻各自对家庭所作的贡献评价中,有68.4%的妇女认为丈夫对家庭的贡献更大,主要解释为丈夫在外打工更辛苦、更累,而非“挣钱更多”;在夫妻对农业生产的贡献判断上,79.9%的被调查妇女认为自己的贡献更大,原因是妇女付出的农业劳动更多。在农业之于家庭重要性这一问题上,62.5%的女性认为农业在家庭经济体系中是重要的,她们认为家庭不能放弃农业的原因在于“种地仍然是一个基本保障”。在家庭和农业两项贡献的评判中,女性采取的是模糊化处理策略,即并非根据理性的经济收入来衡量自身在家庭贡献中的地位,而是以大体的劳动投入来感性地测量,且农村女性并未由于所从事的农业行业而对自身劳动价值持贬低态度,反而认识到农业生产和自身角色对整个家庭经济体系的重要意义,甚至78.5%的受调查妇女认为村里人(不分性别)也同样重视农业生产活动。虽然经济收入不及丈夫,但留守妇女仍掌握家庭经济权。问卷调查显示,54.7%的女性独立掌握家庭经济大权,30.4%的女性与丈夫一起管理家庭收入,丈夫或他人掌管经济的情况极少。在丈夫外出务工的家庭中,85.5%的女性表示其丈夫会将打工的全部收入交给妻子保管,10.1%的丈夫会将自己的部分收入交给妻子,4%的丈夫会自己保管收入。因此,以单纯的经济力来判别农业的重要性并从农业的低效引申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妇女地位边缘化,是没有根据的。

反观男性,从事非农业也并不意味着家庭地位的优越性。调查显示,70.7%的外出男性集中在建筑行业,8.5%的男性外出务工人员集中在加工制造业,大部分外出男性所从事的为劳动强度大、技术含量低、危险系数高的工种,如钢筋工、泥瓦工、公路管护工等。男性劳动力虽然只身进了城,但却是在城市中的低端产业部门劳动。大部分受调查妇女的丈夫每年在外务工长达10个月以上,他们只能在农忙和春节回家,有些即使农忙也无法回家,在城市劳动的强度和密度都很高。男性农民工的职业环境是陌生的,面临着诸多不确定性;而家庭农业环境始终是熟悉的,熟人社会所带来的人的焦虑程度相对更低。当家庭生计安全成为夫妻共同目标,双方便以互相感恩的移情方式来认可对方的劳动和贡献。女性化的农业可提供最基本的家庭安全感并确保家庭所需的现金收入,与丈夫外出务工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存在“男工女耕”性别分工模式的农村家庭,他们对于家庭农业或土地的态度,并不取决于土地的产出有多高,不种地也不意味着无法从市场上获取食物,但将获取食物的主动权握在自己手里能给农民家庭带来一种踏实的感觉。农业收益与打工收入的力量对比并不能作为决定两性家庭地位的标准。

案例9:51岁的群英是四川省黄华村人,她留守在家种田、养鸡,她的丈夫长期在外打工,只有过年的时候才会回来。平时家里的事情都是群英一个人说了算,丈夫也不会多加干涉。她认为家里面丈夫的贡献最大,一年在外面挣钱不容易,丈夫在外面挣的钱也都会交给群英。同时,她也意识到自己一个人在家也不容易,“都是为了这个家,我们都一样,不存在谁高一头谁矮一头”。对于群英来说,挣钱多固然更有利于家庭生计的稳定,但挣钱多少不是衡量家庭地位的主要指标。

(二)家庭决策权的提升

有研究认为如果妇女仅仅从事经济活动,甚至仅仅对经济资源拥有所有权,而不对经济资源和经济收益的分配进行控制,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力将大打折扣[16]。也有研究认为农村妇女的家庭地位并没有因其承担和扮演的双重角色而得到改变,她们的地位日趋边缘化[25](PP32-35)。但本研究发现,丈夫外出务工后,家庭农业生产过程中65.9%的决定都是由留守妇女自己做出,夫妻商量后共同做出的占24.7%,仅有9.1%的留守妇女在农业生产中仍然受丈夫“远程遥控”。85.8%的受调查者反映在她们主导的农业生产活动中,丈夫并不会提供什么意见,而是给予女性充分的自主决定权。农村留守妇女已能在丈夫家庭离场的情境中开始农业生产领域的自主决策,如调整农作物类型或结构以应对劳动力不足,通过增加化肥、农药的使用量以增加产量、减少劳动时间。事实上,农村妇女的家庭决策权已具备更高程度的自主性。

1.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和主体性强化

丈夫外出务工后,农村留守妇女在家庭农业生产、借贷、人情往来、土地流转等领域都开始了自主决策的进程。无论在决策还是行动实施环节,女性单独决策并自主行动的参与率都大大超过了男性(见表2)。农村留守妇女所参与的决策环节和领域大都与家庭财务有关,这更加彰显了女性独立意识和家庭性别平等关系的出现。女性不仅继续参与日常生活,而且也更广泛地参与到直接与家庭财务相关的事务中来。男性外出务工后,“男主外,女主内”这一传统性别的二元对立格局已被打破,留守妇女不仅主导着家庭农业生产活动、日常生活安排,也广泛地参与到村庄中的社区事务中来,比如村庄里的婚丧嫁娶、投票开会等社会性事务。在土地流转这一涉及家庭生计结构的重要事项中,女性也比男性表现出更高的参与度。即使不是女性独立决策并实施行动的时候,大多也是夫妻二人在共同商量的基础上决策并行动。多数受调查者拥有家庭财产的支配权,85.5%的受调查者其丈夫在外所赚取的工资收入全部交给自己保管。留守妇女自己赚的钱自己管理的占89.6%,归丈夫管的占9.1%。在家庭收入的使用上,留守妇女自己就可决定的占14%,丈夫决定的占12.4%,自己与丈夫商量后决定使用的占71.6%。在家庭收入的使用上拥有发言权成为家庭地位的重要象征。除了孩子结婚、教育、重要的人情往来等农村“大事”需由夫妻二人商量后共同决定外,留守妇女基本上都能自行决策及行动。数据显示,42.1%的受调查者都能自行决定千元以上的花费。

2家庭决策和行动实施中的主体参与率

2.女性家庭权利的提升表现为一种两性平权化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农村妇女都已在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获得自主决策权。在认识到女性家庭决策权提升的同时,也要注意到这绝不能引申为留守妇女已经取代丈夫成为新的家庭权力中心。女性的独立意识和自主性的增长并不带有任何的个体化色彩,集体主义仍然是家庭决策和行动的重要原则。90.8%的受调查者认为在家庭决策上,自己和丈夫并不存在差别。此外,留守妇女仍然会对男性表现出足够的重视,仍然会实事求是地对夫妻各自的家庭贡献做出客观的判断。有74.1%的受调查者认为家庭的主要经济来源是“丈夫打工收入”。女性在家庭事务中参与性的提高并不具备任何超越性的意义,家庭性别关系更多地呈现一种平权化趋势。

案例10:江苏省刘桥村的秀英今年53岁,自己在家种2亩多地,养了几只鸡。农闲的时候也会去渔网厂做临时工,或者去别人家充当农业雇工。丈夫是钳工,在周边干活,基本上每天都回家。丈夫不在家时,家里的活儿里里外外基本上是秀英一个人来干,像随礼、买化肥等这些“大事”也可以由秀英自己做主,丈夫也不会有什么意见。丈夫赶在家里时,家里的日常决策还是让丈夫来做。秀英自己很少做主,但秀英的解释是,“丈夫在家就该让他来主事,毕竟他是个男人家”。在这个意义上,秀英并不觉得夫妻二人在家庭重要事务的决策上有何区别。

(三)婚姻关系维系的新力量

虽然丈夫长期只身在外务工,但却并未与家里断了联系。数据显示,在外务工者男性仍然与留守妻子保持着较高的联系频率,80.2%的人一周之内都会与妻子联系,其中每天联系的占42.4%。

总体上外出务工者与留守务农的妻子互动比较频繁,夫妻通过电话、电脑、手机微信等进行互动时谈论最多的往往是家庭农业生产,其次是孩子——孩子成为夫妻关系和感情维系的纽带。除此之外,相互之间的关怀贯穿在夫妻之间的整个互动过程中。夫妻之间很少谈论彼此的烦心事,唯恐对方担惊受怕,这样的现象极为普遍,笔者访谈到的所有留守妇女均采取了这个策略。由于丈夫长期在外,家庭农业生产的任务几乎是留守妇女一肩挑,也正因此,男性才获得了外出务工的机会。正如前文所述,丈夫外出务工并不是为了寻求个人的发展,而是始终怀揣着一个“家”,心里也始终牵挂着家中的妻子。通过媒体、邻里聊天、丈夫回乡后的讲述等,妻子也深知丈夫在外务工的艰辛,夫妻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基础并未因分居两地而变得更加薄弱。

案例11:山西杨乡宋村的梦华今年48岁,儿子和丈夫都在外面打工,自己在家种着5亩多地。平时丈夫既跑运输也去建筑工地打工,每个月能回来一次,但有的时候过年都没办法回来。但丈夫几乎每天都往家打电话,每次都能聊个三五分钟,两个人的关系并没有因为丈夫常年在外受到影响。现在有微信了,梦华也打算等丈夫回家后教他怎么用微信联系,这样会更方便。丈夫和儿子出去打工以后,她和丈夫的感情一直很好,自己和家人的关系也没发生什么变化,自己的家庭地位和以前差不多,只不过她还是很希望逢年过节时丈夫和儿子都能在一起。梦华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即使每天有不高兴的事情,也会忍着不告诉丈夫,因为不想让丈夫为她担心。

随着“信息下乡”“互联网下乡”及现代通讯技术在村庄层面的日益普及,留守务农的妇女尤其是年轻妇女通常会通过微信语音、视频等即时通讯工具与外出丈夫取得联系,通讯工具的可获得性为异地夫妻保持婚姻关系稳定提供了有利条件。调研发现,外出务工男性在打工历程的早期与留守妻子保持密切联系的纽带是孩子(健康、生活、学习等);随着时间推移男性返乡,两性之间的联结与互动普遍地未发生断裂。“男工女耕”所带来的留守妇女和丈夫的长期两地分居并未瓦解已有的感情基础,源自于两性间通过感恩等各种移情方式来互相体谅,充分发挥他们作为行动者的能动性。正如山西省宋村的妇女主任所说,“不管男人女人,只要双方都有一颗感恩的心,这样的家庭不可能会出问题”。

五、结论

已有研究多将农业女性化解释为农村妇女非农转移中的滞后性,无论从宏大的制度结构视角还是微观的人力资本视角,农业女性化的动力阐释往往容易落入西方制度经济学或古典人口迁移理论范式中去,即认为农村妇女成为留守务农的主体与现代化社会的选择和淘汰机制有关,妇女弱势被建构为其非农转移滞后的重要原因。但本文基于经验研究发现,农业女性化的动力机制并非可简单概括为上述观点,而是在具体的中国社会情境中呈现为较为复杂的机理。中国农村在一定意义上仍然是家本位的传统乡土社会,从家庭层面来看,首先,农业女性化是“非举家”式劳动力迁移的直接结果,但过程表现为家庭集体主义的理性决策,家庭公益是“男工女耕”性别分工的中心,而不是个体主义的发展模式。其次,只要有利于分散现时及未来家庭风险并为家庭再生产奠定基础的性别分工模式都是较为理想的现实之选,女性成为农业劳动的担纲者是基于现实的选择。从女性主体的角度来审视,农业女性化是农村妇女的能动性适应结果,女性在面临农业生产困难的情况下会积极主动地寻求换工、帮工等来自于村庄社会的互助机制,或直接寻求雇工、机械等来自于市场的自助机制,农业女性表现为较高的主观心理和情感上的认同。在村庄的层面上,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日益商品化和货币化带来了一股无声的强制力,推动着村庄社会观念的变迁,也强迫着男性劳动力坚定地涌入打工潮流,成为农业女性化的一般化型塑力量。

农业女性化形成之后,一方面,农村妇女并未因农业比较效益的低下而被家庭及村庄边缘化,没有成为“两个过剩”的主体,土地产出仍然起到基本的保障作用;另一方面,男性从家庭农业的暂时性退出为女性再造了更大的自主决策空间,妇女在日常生活和社区事务中都表现为较高的决策自由度,但同时也要注意到女性决策权的提升或许并不具有超越男性而形成女性中心的意义,更多地表现为家庭公益指导下的两性平权。此外,农业女性化亦未造成两性紧密互动的中断,夫妻之间的关系和感情基础并未因分居两地而变得更加薄弱。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所用样本中多为中老年留守妇女,年轻女性的比例偏低,人口流动背景下留守妇女的婚姻及家庭稳定性可能与样本选择有一定关系,因而后续研究中可对农村留守妇女中的年轻群体进行更为集中的深入考察。

因此,应当看到农业女性化形成机理及其后果有家庭和农村社会经验的复杂性和实用性,或许应当摆脱新自由主义观念对农业女性化的偏见,对此现象的分析也应当立足农村家庭和社会现实,而非一味地延续将农业女性化问题化。正如前文所述,各种因素的交织使得“半工半耕”或“男工女耕”的家计模式长期内仍然适用,因此单靠农业劳动力的主体转移和置换无法确保大多数农民家庭生计的稳定性。要解决为学界广泛讨论的“留守妇女”现象带来的社会问题,同时避免孱弱的农民家庭生计受到威胁,或许要通过循序渐进的“人的城镇化”来实现,只有在产业融合的基础上为农村留守妇女提供灵活的在地化就业方式,同时在坚实的家庭和文化基础之上逐渐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和制度化服务体系,留守的社会问题才会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