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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清代江西农村社会的溺女之风与宗族应对

作者:施由明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1-18  浏览次数: 716

摘 要】清代江西农村社会溺女之风很盛,同时,宗族势力强盛。但面对溺女这样的不良习俗,宗族并没有采取强硬措施加以禁止,只有一些宗族在族规中用劝诫性语言禁溺女,一些宗族设立育婴会支持抚育女婴,一些乡绅捐助本族或本乡的育婴会等。宗族对溺女之风的应对之所以不强硬,因为国家没有制定严厉的法律去惩治溺女行为,地方官员也只是用诗文劝诫或发布溺女禁条,作用不明显。所以,整个清代直至民国时期,江西溺女之风强盛。

关键词】清代;江西;溺女;宗族


溺女,即溺杀女婴,这是一种历史悠久且中外广泛存在的“恶俗”。对于这种不良习俗在中外存在的历史,特别是明清时期在中国的存在状况、不良影响、形成原因等,一些学者已作了较深入的分析。如张敏杰《国外学者关于溺婴的研究》一文,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中国之外自古及今存在的的溺婴现象,表明溺婴是一种存在时间久的世界性恶俗。王美英《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溺女问题初探》、柏桦等《明清溺毙子女现象分析》、张建民《论清代溺婴问题》等论文,对中国溺女婴现象的历史起源及明清时期在中国各省区的存在状况作了分析。

清代乾隆皇帝和江西的地方官员都认为在各省区中,江西溺女之风最盛。学者们常引用乾隆皇帝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所说:“江西向有溺女之风,最为残忍”,及清代江西安福人、同治四年进士、翰林院检讨王邦玺在其奏议《复请办育婴疏》中所说:“各省溺女陋习,惟江西为最”;“此风各直省所在皆有,福建较多,惟江西尤盛。”现当代的学者们依据乾隆皇帝和王邦玺所论,并据清代江西各府县志记载,多数认同清代江西是中国各省区中溺女之风最盛的省区。一些学者依据清代江西的府县志记载,对于清代江西溺女之风的盛行状况、社会影响、形成原因等作了详细研究,并对朝廷、地方政府和士绅的应对措施,也作了些分析。但对于强大的宗族势力对溺女之风的态度及应对措施,没有作较详细分析,仅个别作者在文章中提及。

江西的庶民宗族形成于南宋,经元明两代大发展,至清代江西社会已全面宗族化,表现在聚居形式、基层社会活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宗族化及宗族势力的强大。即清代江西的宗族控制着基层社会,国家和地方政府都依赖宗族和乡绅去治理基层社会。在宗族势力强大的背景下,宗族对宗族内及乡村社会存在的溺女之风是何种态度和如何应对的?本文依据族谱资料和地方志的记载,作些探讨。

一、宗族通过族规禁止溺女

宗族管理、控制、约束族人和规范族人行为的重要手段是立族规。清代的宗族都立有族规,并载之于族谱中,除称为“族规”外,还称为“族训”“家训”“家诫”“家规”等。有些宗族还立有“祠规”,即订立在祠堂中处理宗族事务的规则,及族人在祠堂的行为规范等。为了将族规和祠规等宗族原则贯彻到位,一些宗族会在族谱中明确规定,族人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必须在族长的带领下集中在祠堂学习族规等。

族规不仅为乡村社会中的人们提供了必须遵循的规则,使人们的行为有道德评判标准,同时,族规将儒家文化的伦理道德理念传达到了中国最基层社会中的人们,塑造中国基层的国民性,不仅维持着宗族的稳定有序,同时,也维系着乡村社会的有序延续,所以,明清时期族规在乡村社会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溺女,是一种很残忍的行为,是不人道的,与儒家的“仁”“善”“和”等价值和道德观念是不相符的。宗族作为最基层的儒家文化落实者,毫无疑问是反对和禁止族人溺女的。一些宗族在族规中明确规定反对乃至禁止溺女,以下列一些宗族为例:

清代江西宜春易氏,是一个开基于唐代的大族,其清代光绪年间佚名修纂《(宜春赤溪塘)易氏宗谱》卷一《家规》中规定:

禁溺女:成男成女、分阴分阳,同是身出熊虺之祥。每见人家生女辄行淹,心意残刻,必干天和,殊不知凶顽之极莫过於禽兽;犬如门援,因哀子而断肠;虎数回头而顾子。今举女而溺之,是爱子不及禽兽之仁矣。吾愿族人勿循陋俗,毋惮勤劳、忧衣食,亦无虑难嫁而难养,共相劝勉,男女并育,顺天者昌,慎之念之。

万载县南田王氏,是开基于明代的大族,民国七年佚名纂《万载南田王氏族谱》中的《王氏家规》规定:

律有溺女之禁,所以重生命也。齐民习以为常,不足深怪。读书明理之家亦复如是,恻隐其奚存哉?俗云世间只有两般人,切宜戒之。

萍乡小库村王氏是开基于明代中叶的大族,清代佚名纂《(萍乡)小库村王氏族谱》中的《族规》规定:

族内溺女之习,虽有恒产者不免,而贫家为尤甚,推其故不过以出嫁难办奁赠耳!不思忍心害理,曷若称家有无?即早择人嫁作童息亦可,违者公斥不贷。

宜春古氏也是开基于明代的大族,清光绪年间宜春的《古氏族谱》卷一《续增家训》:

育女:屡有愚人生育,举女投水中,婴儿何罪?遭此毒手,其因贫而为此耶?独不思身先贫矣?於女何尤?贫富在天,生男生女有命,后来量力遣嫁,亦何不可?胡预置之死地?其因女多而厌恶耶?独不思彼来投生亦天地所生也,亦一人命也。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况女乎!使人皆溺女,将夫妇之伦已绝矣,尤可笑者,随俗饰词,谓溺女不育,冀速孕也。夫孕未可必之事也,万一孕复生女,将若何矣?且使孕男,夭折又若何?况溺女杀机也!大恶也!以杀机而行大恶,於事为不祥,於情为大惨。

从上述族规可知,清代江西的宗族并没有在族规中设定严厉的惩处规定,以遏制溺女之风,只有道德上的劝诫和舆论上的谴责,相比于其他一些严厉的族规则显得没有约束力,如《(宜春赤溪塘)易氏族谱》族规中对“严赌博”的规定:“游惰之民不务生业,往往呼朋引类,斗牌掷骰,小则倾,大则破产,以致窘迫无倚,放僻邪侈……自后族中如有此辈,该值年、禁首详查确实,锁赴祠堂究处,倘恃顽不服,送官枷责重究,族中子姓各宜自善,可也。”即对赌博行为,族规中有严厉的惩处措施。再如《万载南田王氏族谱》中《王氏家规》对破坏或售卖祖坟山地的行为规定:“族中犯此,并须众相攻击,除起扦外,仍当重罚以儆。”所谓“起扦”,就是开除其死后葬入家族坟地的权利,这是很严厉的惩处。《(宜春)古氏族谱》中的《家训》对保护祖坟山的规定:“为子孙者,务要竖立碑石,年年挂扫,方无遗失。若年久抛弃不顾,任人锄挖,是犹伐根塞源而望其木茂流长不能矣。今后不论远近,世代坟墓,一年一扫,不到者罚,如有侵犯、典卖等情,送官惩究。”古氏对保护祖坟山规定也是明确且严厉。

清代的江西因为宗族势力强盛,宗族的族长、房长、值年、禁首等族中权威人士是很有威力的,族规对族人也是有重要约束作用的,但由于宗族并没有利用宗族的力量来严厉地禁止溺女之风,这是江西溺女之风长期盛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实际上,在清代江西只有一小部分族谱的族规中设定了“禁溺女”内容,大多数族谱中并没有禁止溺女的相关规定,表明大多数的宗族对溺女之风没有用宗族的力量去禁止,乃至连道德劝诫和舆论谴责也没有。形成这样一种状态的原因主要有:

一是国家没有制定严厉的措施禁止溺女。据明代宋濂等撰《元史》卷105《刑法四》记载,早在元代,国家的法律规定:“诸父无故以刃杀其子者,杖七十七。诸子不孝,父与弟侄同谋置之死地者,父不坐,弟侄杖一百七,诸女已嫁,闻女有过,辄杀其女者,笞五十七,追还元受聘财,给夫别取。诸父有故殴其子女,邂逅致死者,免罪。”即在元代时,对父亲杀子女的处罚是很轻的。

《明律·仪制·杀子孙及奴婢图赖人》条规定:“凡祖父母、父母故杀子孙,及家长故杀奴婢,图赖人者,杖七十、徒一年半。”《明律·斗殴·殴祖父母父母》条规定:“其子孙违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殴杀者,杖一百;故杀者,杖六十、徒一年。”明代对父辈杀子女辈,虽然处罚更重些,但仍然是轻的。

清代的皇帝们对于大臣们一再上奏的溺女之行为,都仅仅认为是一种“恶俗”,是需要地方大员们去化导的不良习俗,没有制定严厉的刑律去禁止。如顺治年间,当左都御使魏裔介上奏“福建、江南、江西等处,甚多溺女之风。忍心灭伦,莫此为甚。”顺治皇帝诏令:“溺女恶俗,殊可痛恨,著严行禁革。”不过是要地方大员们去禁革而已,没有制定法律去惩处这种行为。康熙皇帝时期,似乎对溺女之风更严厉了些,在康熙三十六年(1667)“题准溺女相习成风,令五城司坊官严行禁止,违者照律治罪。”此处所谓的律,指的是附于《大清律例·户律·户役·收养孤老》律:“凡鳏寡孤独及笃废之人贫穷无亲属依倚,不能自存,所在官司应收养,而不收养者杖六十;若应给衣粮而官吏尅减者,以监守自盗论。”照此律也不过是惩处“五城司坊官”而已,并非对溺女者惩处。乾隆皇帝时期,在乾隆三十年(1765)御使刘天成上奏禁民间溺女:“请敕定规条,载入律例。”乾隆皇帝则批复说:“尤属繁琐。溺女本有例禁,地方官果能实力奉行,其风自息。若必责成邻族乡保,报验査究,官为经理,则凡生育之家,必致扰累,而乡保等藉端滋事,势更无所底止”。乾隆皇帝也仅只要求地方官去设法化导这种不良习俗,不敢利用保甲和宗族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力去禁止溺女,担心基层的胥吏们“藉端滋事”。嘉庆皇帝也同样是这种态度,嘉庆二十四年(1819),当御使黄大名条陈粤东溺女恶俗时,嘉庆皇帝也仅认为“该督当通饬各州县实力劝化,出示严禁,以挽颓风。”

二是地方官员无法高压迫使宗族禁止溺女。因为朝廷对于溺女之风所要求地方官员去做的,是设法化导这种不良习俗,地方官员只能在法律允许的的范围内去操作。他们所能做的是发布劝禁文,从道德、从因果报应等方面去劝禁,清代江西的地方官员们刊布了不少劝诫歌、劝诫诗、劝诫文等,如康熙四十六年江西巡抚郎廷颁布《禁溺女檄》,清初著名诗人施闰章在江西为官时撰《戒溺女歌》,及一些府县颁布有“溺女禁条”之类的官方文书,但这种劝禁作用不大。于是,地方官员更严厉的劝禁就是利用保甲连坐制去监督和发现溺女者,并绳之以法,即按《清律例》中的“故杀子孙”律惩处,也不过是“故杀子孙者杖六十,徒一年。”这实际上是很轻的处罚。更严些的是连坐制,乡绅、保甲、邻里若知溺女行为不举报者要连坐,如建昌知府魏勷颁布《溺女禁条》规定:

为严禁溺女陋习,以挽天和事,照得父最亲,人命至重,上帝好生恶杀,生男生女总一生机,造化欲生之而人故杀之,上干天和,则必立降灾异,况功令屡申溺女之禁,各宪屡颁禁溺之文,无奈愚民不察,视为泛常,每见生女则怫然不乐,必欲溺死,不过谓女生外向,嫁费多金,由此鄙吝之,私遂尔,纷纷不顾天理,不遵国法,任意溺之,不知溺一女即杀一人也……嗣后人家生女敢有溺死者,许邻里亲族见者报闻,立拿溺女之父重责三十板,枷号一个月,仍依故杀子孙罪重处,若两邻乡保见溺亲族不报,遇有首告者,即将邻保亲族一体治罪,若系生监势宦之家,立申黜革究治。

这种处罚算是最严苛的,但对宗族还是形成不了高压态势,溺女之风直至清末民国仍广泛存在。

二、宗族设立育婴会支持抚育女婴

会社就是分布在社会基层的社会圈子,某些人为了某个目的或某个兴趣而结成的圈子,往往有纲领、有领导者,规定了责任和义务等规条,其类型有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宗教性的、文化性的。清代的宗族,特别是中国南方的宗族,宗族内部特别喜好成立“会”,所谓“起会”,就是为了某个目的,如筹集修族谱的资金、筹集修祠堂的资金、筹集族人教育资金等,这种经济性质的“会”,就如同基金会,筹集族内某项目资金。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一文,分析了明清江西乐安县流坑村董氏大族内的各种“会”,在明代时有为教化目的成立的圆通会,有为修大宗祠而成立的贤劳会;清代时宗族内的会社组织急剧增加,有帮助族中子弟参加科举的文会,有资助族中子弟受教育的教子会,有竹木贸易的木纲会,有保障族产为宗旨的“洲”会,有专为集资生利的士心会,宗教祭祀类的会特别多,有祠祭会、神会、水陆会、地藏会、傩神会、财神会、五王庙会、观音庙会、章王庙会、武英王庙会等,还有为生活服务的会,如桥会、船会等,还有育婴会、棺笼会等,总之,五花八门、形形色色。

育婴会,是清代江西宗族普遍设立的一种为遏阻溺女之风的会,这是清代江西宗族应对溺女之风的一种手段,一种较为温和的手段。以清代萍乡北部朱氏宗族建立育婴会的经过、目的、方式为例,且看清代江西的宗族是如何建立育婴会的。清代光绪年间纂修的《(萍北)朱氏族谱》卷首《育婴序》叙述了朱氏建育婴会的目的、经过、会费使用原则等。

同治年间,族中长辈静斋公捐金首倡,族中好义之士慷慨捐输,建立了育婴堂,以遏阻溺女之风。《育婴序》:

吾邑育婴堂之设尚已,嗣后乡间亦踵为之,不立堂而立会,如湘市、刘公市之会最著者也。顾或以里为度,而不得领会,或以贫为耻而不愿领会,其中等之户又逢知其不当领会,遂甘置其女於死而不惜,则甚矣,拯溺之难也。夫人方以存心自励而先薄其骨肉之恩,士方以胞与为怀,而莫造夫一家之福,嘻亦可概已。我族忠厚传家,当不为此忍心害理之事。然恐生齿日蕃,家计日薄,而习俗之易移人也。爰共立一会,敛钱若干,公放生息,择子弟殷实诚恳者,司其出入。凡生女之家,无论贫富,一体照给,既以泯其争端,亦使生女者毋藉口於不领会,而甘心溺女也。是举也,静斋公捐金倡首,族中好义之士亦无不慷慨乐输,信乎!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矣。会成,序其始末,勒石以垂久远,云是为序。

同治壬戌元年七月十六日

条规开后:

此会遄为合族育女而设,生女之家,即日报知会首,朝给钱一挂,满月给钱贰挂,不得预支,贫富同。

族中有力难养女,周岁内与人抱养为息者,除三朝满月如期给费外,加给钱贰挂,又有女既与人抱养而复自乳媳者,另助钱贰挂,二项非赤贫者不给。

族中有养女,不愿领费,富者固非要誉,贫者更属可嘉,即将应给钱数注明年分,刊作本人捐项,以示不没人善之意。族中有不愿领会,私自溺女者,一经查出,本人夫妇及家长罚停祠内与祭饮酒三年,并罚钱三挂归会,违者公同禀官究治,决不徇情。

族内生女,有初举及三朝内不育者,虽不给数,务须报知会首,非惟杜弊,正使为父母者,不致枉受杀女之谤。

会内钱谷不多,公择殷实诚恳者,暂行管理,每年并不置酒,惟中元冯众核明,诲人如目,登载大簿,俟有余积,公同置产,不得推专。

我族子口日繁,恐生女者多,自难接济,自后有力之家,未捐者不妨补捐,已捐者不妨加捐,务须永远奉行,不失义举。

公议会盛之日,只可增给育女一项,不得应酬他务。

捐输数目开后:

亭公祠捐钱陆拾挂正。颖鹏捐钱伍比正。五福堂捐钱壹挂正。羽仪捐钱贰拾挂正。英官捐钱贰挂正,藩臣捐钱伍比正,正官捐钱壹挂正。熊占捐钱壹挂正,德圃捐钱伍比正。佑官捐钱壹挂正。南溟捐钱贰挂正。春欣捐钱伍比正。诚林捐钱壹挂正。铭会捐钱肆挂正。象林捐钱壹挂正。久元捐钱拾挂正。

这种宗族设立支助养女的育婴会,对于遏阻溺女之风肯定可以起一定的作用,但是,对溺女这种行为没有严厉的法律惩罚措施,更主要的是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无法改变、没有有效的避孕手段、“奢嫁”的社会风气依然、贫困的家庭无法脱贫等种种原因,江西盛行的溺女之风贯穿整个清代直至民国。

三、宗族乡绅典范引导

作为宗族的管理者和主要领导者及族中文化人的乡绅,其行为往往具有示范引导作用。清代江西大多数的乡绅对于溺女之风是反对的,但他们无法强行禁止溺女,他们所能做的主要就是捐助,捐助族内的育婴会和地域内的育婴堂等,及倡设育婴会等。

以同治十二年刊本《南康府志》卷十八《人物》和同治十年刊本《饶州府志》卷二十三《人物·义举》及光绪二年刊本《抚州府志》卷六十七《善士》的记载为例,看宗族中乡绅对溺女之风的应对:

余定茂,星子人,太学生,道光己酉出谷赈饥,邑多因贫溺女者,偕同志兴育婴会,捐田二十五亩六分为之倡,自是附近溺女之风渐息。

詹铭,星子议叙贡生,施棺葬浮尸,倡捐育婴会钱一百余千,度仙下岸麻石桥、杨村青石桥、五福港石桥、流澌桥俱经修补,不惜重赀,峰水口路最险,倡捐二百金平之。

潘益龄,号滁吾,星子贡生,有才识,慷慨好义,乡里寒俊多赖衿恤,里中尝立育婴会、惜字塔,均不惜重资以成善举。善德桥、滩头桥皆一人鼎建……。

汪廷堠,字云旺,浮梁人,慷慨乐施,遇岁歉出谷平粜,捐邑东隅宅置婴育堂。凡邑中公事无不出重赀襄助。总计一生所输之数几近万金,其成美最多,为义亦最勇云。

周耀龙,字国才,临川人,贡生,道光二年捐普济、育婴两堂银一千两,知县雅树清给匾“光风远煦”,又捐金溪县育婴堂钱一百千、旌阳庙钱六百千。三年冬又捐银二千两入兴鲁书院,其余各处捐钱不可胜记。

清代江西的农村宗族社会中的乡绅们,通过自身的善举以典范引导社会风气,对遏阻溺女之风有一定作用,但由于溺女之风的根本原因无法改变,所以,此风盛行不止。

从上可知,清代的江西尽管宗族势力强盛,宗族的领导者反对并设法遏阻溺女行为,但由于国家没有制定严厉的法律去打击溺女行为,而形成溺女的深层根源无法改变,所以,整个清代,不仅江西,全国的溺女之风都依然如故。


参考文献

[1]张敏杰.国外学者关于溺婴的研究[J].国外社会科学,1997,(3.

[2]张建民.论清代溺婴问题[J].经济评论,1995,(2.

[3]肖倩.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J].史林,2001,(1.

[4]王蔷.江西古代溺女陋习漫谈[J].南方文物,2004,(4.

[5]施由明.明代江西宗族的大发展[J].中国农史,2013,(2.

[6]施由明.清代江西社会的宗族化[J].农业考古,2013,(1.

[7]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

[8]邵洪.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J].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1.

注释

1)(1)张敏杰:《国外学者关于溺婴的研究》,《国外社会科学》1997年第3期。

2)(2)王美英:《明清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溺女问题初探》,《武汉大学学报》2006年第6期。

3)(3)柏桦,等:《明清溺毙子女现象分析》,《苏州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4)(4)张建民:《论清代溺婴问题》,《经济评论》1995年第2期。

1)(1)《清高宗实录》卷1412,乾隆五十九年九月己酉,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版,第24册,第1002页。

2)(2[]王邦玺:《贞石山房奏议》卷2,光绪十九年刻本,江西省图书馆藏本。

3)(3)可参见肖倩:《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史林》2001年第1期;肖倩:《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江南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肖倩:《清代江西民间溺女与童养》,《无锡轻工业大学学报》2001年第3期;王蔷:《江西古代溺女陋习漫谈》,《南方文物》20044期;李锦伟:《清代江西的溺婴及其社会后果》,《江苏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3期。

4)(4)参见施由明《论河洛移民与中国南方宗族---以江西为中心的历史考察》,载第十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洛文化与台湾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论中原移民与江西宗族的发展---以赣中袁氏宗族为例》,载第九届河洛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河洛文化与殷商文化》,河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论中原移民与赣中世家大族的历史形成》,载《黄河科技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5)(5)参见施由明:《明代江西宗族的大发展》,《中国农史》2013年第2期。

6)(6)参见施由明:《清代江西社会的宗族化》,《农业考古》2013年第1期。

7)(7)见施由明:《论清代江西的乡绅与基层社会治理》,《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

1)(1[]佚名修纂:《(宜春赤溪塘)易氏宗谱》,清光绪元年重桂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存1册。

2)(2)佚名纂:《万载南田王氏族谱》,民国七年三槐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存12册。

3)(3[]佚名纂:《(萍乡)小库村王氏族谱》,清光绪二年三槐堂木活字本,江西图书馆藏本,存1册。

4)(4[]宜春古诚意修、古学杰纂:《古氏族谱》,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万邑汤连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存7册。

1)(1[]宋濂,等:《元史》卷105《刑法四·杀伤》,中华书局,1976年,2676页。

2)(2)《明会典》卷129《明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8册,第29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3)(3)《明会典》卷131《明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18册,第331页。

4)(4)《清世祖实录》卷125,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丙子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5年,第3册第967页。

5)(5)《大清会典事例》卷149《都察院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1册,第443页。

6)(6)《大清律例》卷八《户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72册,第535页。

7)(7)《清髙宗实录》卷741,乾隆三十年七月辛卯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18册,第156页。

8)(8)《清仁宗实录》卷364,嘉庆二十四年十一月戊辰条,中华书局影印本,1986年,第32册第811页。

9)(9)可参见肖倩:《清代江西溺女状况与禁诫文》,《史林》2001年第1期。

1)(1)同治十年刊本《南丰县志》卷17《艺文》,《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八二七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89年,第3018-3020页。

2)(2)关于明清时期的会社可参见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冯尔康:《清人的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

3)(3)邵鸿:《明清江西农村社区中的会---以乐安县流坑村为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7年第1期。

4)(4[]朱照萱、朱照璵等纂修《(萍北)朱氏族谱》,清光绪二十年沛国堂木活字本,江西省图书馆藏本,存4册。

1)(1)同治《南康府志》卷18《人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8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0年,第447449449页。

1)(1)同治《饶州府志》卷23《人物》,《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98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60年,第2490页。

2)(2)光绪《抚州府志》卷67《善士》,《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253号》,台湾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9年,第11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