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首页 > 专题研究 > 民族地区研究

清代国家力量在牧区社会的进入——以乾隆年间处理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为例

作者:王道品 童 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2-08  浏览次数: 503

【摘 要】清代前期,由于果洛地方“夹坝”横行,不利于青海牧区社会的稳定,乾隆年间,清政府通过对果洛地方“夹坝”案件的治理,逐渐完成了国家力量在果洛牧区社会的进入,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牧区社会的“统一”。在这一过程中,官府驻军、设立台站、分封土目成为清政府管理果洛牧区社会“夹坝”案件的主要形式,由此形成了“官土共治”的局面,密切了牧区社会与官府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夹坝;驻军;台站;土目


“夹坝”,即清代果洛地方社会部落对经过该地区的行旅往人进行抢劫活动的总称。早在清代前期,果洛地方社会劫掠往来行旅事件就时有发生,清政府对此给予相当重视,特别是在乾隆时期,通过对果洛地方社会的进剿、驻防以及分封土官等形式加强对这一地区的行政控制。纵观乾隆一代,“夹坝”案件屡禁不止、时断时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形式及内涵也发生了变化。同时,以治理“夹坝”案件为契机,官府势力趁势逐渐渗入果洛地方社会,从而在形式上完成了对地方社会的统一,虽然这一过程曲折艰难,但也由此拉开了果洛地方社会渐趋融入清王朝地方社会政治治理体系的序幕。

一、康雍时期:官府初入地方社会的尝试

对于清代果洛地方社会“夹坝”案件的最早记载,可追溯到康熙晚年。据驻扎西藏的额驸阿宝奏“青海索罗木地方,有郭罗克部落唐古特等,肆行劫掠往来行人,曾将驻扎索罗木兵马匹盗窃而去”[1]。果洛地方地处入藏要道,是清王朝与西藏交往的重要交通线路之一,各种政务、经贸活动往来频繁,为“夹坝”案件的发生提供了客观条件。另外,果洛地方当时行政上隶属于四川松潘厅管辖,而地理位置又与青海地区相邻。川省遥远,对其管理鞭长莫及,青海办事大臣又无职权治理,导致这一地区处于政府管理的“盲区”,官府对地方社会影响较小,也为“夹坝”案件的发生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康熙年间,果洛地方“夹坝”案件未受清政府重视,及至后来案件增多,影响到地方社会正常的商贸活动的开展时,才引起官府关注。但是对于如何处理“夹坝”案件,地方官员多以为“应行令多隆汗晓谕伊等,嗣后宜遵守法度,不得仍前肆行。”“倘伊等不遵训谕”,再“请即发兵前往,将首恶之人惩治。”[2]清政府遂于康熙六十年底,发兵果洛地方,“连克一十九寨,斩杀三百余级,擒获贼首。”[3]后果洛部落迎降,官府势力首次正式介入果洛地方社会。

考虑到清政府当时在西北地区驻有重兵,且西藏、青海地区局势也较稳定,对于发兵果洛地方并取得成功也属自然,这是国家势力进入并加以控制地方社会的必然结果。由于这是官府势力首次介入果洛地方社会,无疑具有重要意义。然而清政府此次并没有在果洛地方社会涉入过深,没有按地方官员建议的那样“拣选有才干者,使为郭罗克部落之首”,[4]而是进剿成功后,旋即撤兵,依然保留地方社会组织结构,并没有加强官府势力在果洛地方社会中的存在。这也导致后期“夹坝”案件再起,“西宁青海等处往来使人及商贩之人,俱获安静”[5]的目标未能实现。

雍正十三年(1735年),四川南称族番民谷禄汪素克等到西宁府交纳贡马银,路过果洛地方时,“被郭罗克贼番窃夺”,[6]清政府旋即指令四川松潘镇派员往捕,经实地缉捕后,除“获夥盗坎架及独各拆卜二名”外,并没有抓捕到全部涉案人员,“尚有厄零奇素等二十一人,俱系生番,远遁无踪。”[7]此次事件,清政府采取了番、汉分别的处理方式,并一直作为清代官府处理果洛地方社会纠纷遵守的准则,即“嗣后郭罗克番人与汉人争斗抢夺等事,仍照例科断。其番人与番人有命盗等案,俱照番例完结。”[8]这是由于清政府认识到“番人性情,反覆靡常,劫杀事所恒有,若照内地律例,绳之以法,不惟彼此怀仇,辗转报复,且恐各生疑惧,致滋事端……嗣后有犯,悉照夷例罚服完结。”[9]正是基于防止地方社会“致滋事端”的考虑,清政府在这次“夹坝”案件的处理结果上,并未进行重罚,只是将“所劫银两马牛等物,照数追赔给主,”至于其他“远遁无踪”人员则未追究。清代康雍时期,官府将“夹坝”案件只是作为简单的劫掠事件来加以处理,无意借“夹坝”案件介入果洛地方社会,这种状况直到乾隆时期才发生变化。

二、乾隆前期:官府力量在地方社会的初建

乾隆三年(1737年),有鉴于“松潘所辖口外上中下郭罗克番,频年集众行劫”。四川提督王进昌“令副将马化正出口,传集番目,谕其约束部众”[10]。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清政府并不愿因“夹坝”案件而危及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正如乾隆皇帝对此所批示的那样,“务出万全,不可因小事而贻大害也”。[11]

然而这种“传集番目,谕其约束部众”的做法并没有收到较好效果,“夹坝”案件依然经常发生。乾隆四年(1738年),川陕总督鄂弥达奏“川省命盗多案,郭罗克一部凶悍尤甚,抢夺行旅”,建议“酌派官兵,勒献首恶,分别惩治”[12]。但即使面对“夹坝”案件日益增多的形势,清政府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也是谨慎仔细、以防事端,“须计出万全,毋致偾事可耳。”[13]之后,四川守备冶成福奉令带兵驻防郭罗克,这是清政府第一次在果洛地方驻军,期间“缉获积年劫夺贼匪,分别劝惩。”[14]收到了良好效果。有鉴于此,同年八月,四川巡抚硕色正式遴选二百余名官兵驻防果洛地方,并制定了《驻防郭罗克地方事宜》。驻兵行为表明清政府改变了以往无意介入果洛地方社会内部的策略,变为主动介入果洛地方社会。此后,果洛地方社会与清政府的联系日益紧密。

为防止“夹坝”案件的发生,清政府除了在地方社会派驻官兵外,也尝试在果洛地方周边交通要道设立台站、添置塘兵。乾隆九年(1744年),清政府即在果洛地方派遣把总一名,带兵二十员,侦查巡驻,以防“夹坝”。但此地台站自设立以来,“郭罗克抢劫如故,而被劫之案,亦从未有经防兵缉获者”,其制止“夹坝”案件的效果并不明显,只是徒增地方财力负担,“每岁徒费口粮盐菜等项银一千余两,竟成虚设。”对于这种原因,地方官员认为该两台站“盖孤悬番地,力弱兵单”,建议“应请将此两处弁、兵及安设台站之处,均行停止。酌令该镇、协,于每年八九月夹坝肆行之时,各派谙练千把一员,各带兵二十名,酌给口粮盐菜,赴色住卡革赍地方,令阿坝及德尔格等土司,就近添拨土兵,协同于郭罗克接壤地方巡查一次。其有控告盗劫之案,易于查办者,该弁即为剖断完结,倘案情稍大,即报明该管镇、协,秉公速办,均于十月内即行撤回。”之后,清政府为了提高在果洛地方社会“侦查训驻”的效果,对驻地台站进行了改革。首先,调整了巡防时间。由以前的“夏秋数月,一体巡防”改为“每年八九月夹坝肆行之时”,并“均于十月内即行撤回”。其次,协调地方共同训驻。以往只是塘兵独自巡防,现改为把总带兵与各临近土司,协同巡防。“派谙练千把一员,各带兵二十名,酌给口粮盐菜,赴色住卡革赍地方,令阿坝及德尔格等土司,就近添拨土兵,协同于郭罗克接壤地方巡查一次。”最后,巡查审判效率提高。改革后,巡防兵有盗窃之案的审判权。“其有控告盗劫之案,易于查办者,该弁即为剖断完结,倘案情稍大,即报明该管镇协,秉公速办”。[15]由此可见,清政府在果洛地方“侦查训驻”,设立台站塘兵,表面上因防“夹坝”而建,实际上也反映出官府势力积极主动进入地方社会,因为巡防官兵有“剖断完结”之权,并只对“该管镇协”负责。

应该说,清政府在果洛地方社会派驻官兵和设站巡防,初期确实起到了稳定地方社会秩序的效果,此后“夹坝”案件的发生也明显减少。但驻军果洛社会所起到的效果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地方社会的上层人物——土目参与“夹坝”,则让地方形势又发生新的变化。在果洛地方社会中,土目即部落头人,往往介入部落内部各种事务,在地方社会中拥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以往“夹坝”案件的发生,常常能看到土目势力的身影,后来由于清政府介入果洛地方社会,土目慑于官府权威,不敢公然参加“夹坝”,但私下里往往参与抢掠,分肥利己。四川松潘镇总兵潘绍周曾奏:“郭罗克上中二寨土目,不能约束番众,且指示部落,专以抢夺为生。”[16]四川巡抚硕色也称:“惟上中郭罗克部落,素性凶悍,每肆抢夺,先经总督查郎阿等奏拨弁兵弹压,其初颇知畏惧,近复公然藐视,纷纷抢劫,该管土目,尚多分肥。”[17]乾隆四年(1739年),就曾发生过“罗克贼番插什六架他等,潜藏色利沟,差兵围捉,副土目蒙柯庇护,以致逃遁,仅献出贼番宁官儿之子,年甫十三。”[18]由于土目庇护“夹坝”,对官府阳奉阴违,致使清政府治理“夹坝”案件收效甚微。对此,清政府心知肚明。乾隆五年(1740年),清军挟平定大小金川战役的兵威,调集川兵进剿果洛地方,就是针对土目参与庇护“夹坝”的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次清政府并没有对果洛地方土目势力进行打击,而是通过对土目进行宣化开导的“羁縻”方式,以争取他们对清政府的拥护。如川陕总督尹继善在奉旨商办果洛地方土司时,即首先把“夹坝”案件与“犯顺侵扰之事”相区别,认为“夹坝”不会危及清政府在果洛地方社会统治的根基,是可以通过对土目“宣布德威,反覆开导”的方式加以解决,甚至对参与“夹坝”的土目也“许以自新”。史载:“查郭罗克土番,远处边外,苗性凶悍。每于口外旷僻路径,伺候番夷行旅,抢劫牲畜。名为夹坝,然实无犯顺侵扰之事。臣委熟谙夷情之漳腊营游击马良柱、松潘同知章廷瑎,先往番巢,传集土官番目人等,宣布德威,反覆开导,许以自新。番众颇知畏惧,遵将素为夹坝者,陆续擒献,出具嗣后不敢为匪甘结。数月来已为帖服,应宽其锄剿。”[19]由此,在之后议定的善后事宜上对土目势力的利益也表现的较为维护,并没有废除土目势力的各种特权,只是根据清政府“分而治之”的原则对果洛地方社会结构进行了部分改造,以增强官府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具体方式可分为两类。一是“众建多封,已分其势”。在果洛部落中分设各寨土目,“上郭罗克向有上寨下寨之分。下寨设副土目蒙柯一名,中郭罗克所属奎苏之噶多等寨,向设副土目噶杜他、索布六戈二名,酌给外委土百户委牌,使之各管各寨,易于钳束。并于番民内,择诚心向化、擒贼有功者,拔用副土目数人协理。”二是加强控制,鼓励开垦。“颁给打牲号片,以便稽查番民不务耕作。向出口外打牲,以为生计,查其地原有可耕之土,一面劝谕,令其开垦。又案番寨之大小,酌给号片,上书系郭罗克打牲良番字样,用印钤盖,发给土目承领。凡有出外打牲者,查其实非夹坝,则人给一纸,如无号片,立时擒拏,土目徇庇,严行处分,至从前抢劫各案,均应免问罪追赃。”[20]同时,清政府认为派驻果洛的二百余名官兵,“既无弹压之实,徒启玩狎之心”,撤回此前驻防果洛地方的官兵。至此,清政府基本确立了在果洛地方社会的统治秩序。即委任地方土目维持社会秩序,通过对土目的册封、官袭身份的确立等形式,完成了王朝势力进入地方社会的过程。

同时也应该注意到的是,即便清政府初步建立了对果洛地方社会的政治控制,但是对其一直抱有猜忌之心,不予信任,在执行各类行政公务需要经过果洛地方时,往往制定各种预防措施以防劫掠。如乾隆五年(1740年),准噶尔派人进藏熬茶,经过果洛地方时,清政府惮于果洛“番族剽劫为生,诚恐有抢夺等事”,即“密札松潘总兵潘绍周,令调集郭罗克番目,严切驾驭,俾约束番众,不许生事,仍派员临时防范。”[21]乾隆八年(1743年),准噶尔夷使复请进藏熬茶,清政府“酌派熟练守备一员,带马兵一百二十名,各部番兵五十名,于四月内前往驻防郭罗克之包利军营,会同该驻防守备,将夷使往回,必由贼番平昔出没之道,查明切紧隘口,相度情形,先行屯驻,禁阻顽番,不许出外,俟夷使有信,即带领番兵,严密巡逻,并咨明管理青海夷情副都统莽古赉,转饬彼处蒙古番兵,协力查堵。再泰宁协属革赍土司与郭罗克比邻,亦密迩蒙古地方,并檄令阜和营,再派把总一员,马步兵三十名,并饬明正土司,拣派头目劳丁,随往革赍。督率附近土司,派土兵三十名,于相通径路,加谨巡查,不得袒纵顽番出口。均俟夷使熬茶事竣彻回。”[22]乾隆十年(1745年),川陕总督公庆在剿办四川打箭炉口外的瞻对部落时,意欲借果洛地方部落兵员参加对瞻对的平叛,其所奏:“查郭罗克新经归化,贪利好胜,咸以有事为荣。今邻近土兵,俱各派调,而独遗其类,未免向隅疑惧,臣酌派百名,所以遏其疑贰之心,坚其向化之志。”[23]但是这一建议被直隶提臣保祝所反对,最终未被清政府所允。正如乾隆皇帝所言:“盖番性叵测,如康熙雍正年间,郭罗克番众征剿帖服,久之仍复滋事,乃其明验。”[24]这一方面反映了清政府对果洛地方社会的戒备之心,另一方面也体现出乾隆初期清政府对果洛地方社会的控制力较为不足。

乾隆前期,起于“夹坝”案件,官府势力得以进入果洛地方社会,并据此制定了相应的制度来加强对地方社会的控制。同样,也是因为“夹坝”案件,清政府对果洛地方社会始终抱有猜忌之心,不予信任,这种情况直到乾隆中期才得以转变。

三、乾隆中期:官府力量在地方社会中的确立

《郭罗克土司事宜》制定后,清政府加强了对果洛地方社会土目的控制,土目参与“夹坝”案件的形势得以遏制,但“夹坝”案件仍不时发生,究其原因,这与地方社会下层民众参与“夹坝”案件相关。乾隆八年(1743年),“玉树族百户楚瑚鲁台吉之子达什策令禀称所属番人米拉等二十五户,被郭罗克贼番抢夺马牛牲畜。”清政府调四川提督郑文焕带兵前往剿办。事毕,郑文焕奏:“行抵出皂驻营,臣未出口之先,檄调郭罗克正副土目,齐集黄胜关外,听候宣谕。该酋等闻风知畏,随有正土目丹增、副土目索布六、戈噶杜他、折旺蚌等来松,禀诉所属部番,恣为夹坝,黑人多,白人少,我等力弱,不听约束,情愿请兵仗威,将抢劫西宁各案贼赃,指名擒献,以分黑白,不致再坏朝廷地方。经臣反复究诘,俱各俯首知罪矢口输心。”各土目情愿“以子侄为质,愿图自效。”[25]可以看出,地方土目势力经清政府约束后,此时已较为安分,其参与“夹坝”案件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其主动“以子侄为质”,并“情愿请兵仗威,将抢劫西宁各案贼赃,指名擒献”,能够说明土目这一阶段并没有参与“夹坝”案件,而其所言“所属部番,恣为夹坝,黑人多,白人少,我等力弱,不听约束”的现象应该属实,即此次“夹坝”案件很大可能即为部落中不听约束的“黑人”所为。“黑人”不受土目控制的现象在果洛地方社会中较为常见,其不听约束的原因可能与当时果洛地方社会普遍存在的经济困窘有关,当地方社会民众的生活生产日益贫苦时,“夹坝”案件就时常发生。

对于此次“夹坝”案件的处罚,清政府实行“分而化之、分别惩服”的处理原则。对参与“夹坝”案件的普通民众大加杀戮:“除首恶林噶架、酸架己于军前正法,及首恶谭蚌借,先经拒捕被杀,忙彻革藏、蚌甲素二名,于获禁后病故不议外,所有续获为首聚众杀人之蒙借等七名,委员当郭罗克各土目面正法,并传首各寨,从犯二十五名,各杖责,同家口解赴成都,分发川东、川南、窎远土司安插。”同时,对地方社会土目势力则予以开导和赏赐,“传集三郭罗克土酋丹增等目番,共二十六人,明切开导,宣扬三次宥过不杀之恩,并分别赏给银牌锻疋烟布等物。”[26]对果洛地方头目的“为质子侄,就近送交阿坝土千户墨丹仲收管照应,释其疑畏。”[27]这种处理方式明显是基于“绥服土官,控制番民”的目的,但是却收到了效果。此后,果洛地方土目势力逐渐被清政府所收服,官府权威在果洛地方社会中也得到广泛认可。乾隆九年,川陕总督公庆从成都行至松潘,经过果洛地方时,受到当地土目的热烈欢迎,史载:“比至郭罗克,土千户丹增,率领子侄,及上中下各土目,伏道迎谒,顶戴国家好生之恩。”[28]

对于在果洛地方社会屡次发生“夹坝”案件的原因,清政府地方官员也进行过分析,果洛地方“因地皆不毛,惟藉打牲度日,生计日窘,遇有行旅,屡行抢劫”,这正是政府屡剿不禁的原因所在。认为只有“惩创之后,必予以谋生之路,方可永远宁帖”,并给出了具体建议:“查有郭罗克相近之柏木桥地方,可以屯种,将来事定之后,安插此处,令其务农力作,庶可资生。”[29]关于在果洛地方屯种之事,清政府给予了相当重视,并派员对柏木桥地方进行过调查,史载:“查该地计荒土七十余顷,四十余里,狭长一条。河西必留大路,以通阶文官道。河东又系民羌住牧之地,气候阴冷。上年试垦无收,与郭罗克离远,且与内地营汛逼近,不便迁移安插。”[30]即使此地不宜垦殖,清政府也没有放弃过在果洛地方社会试垦的想法。后终于发现在“上中郭罗克地方,有尚堪开垦地土,约计可播耔种二百零五石,畜牧亦易孳生,现在穷番共三百二十一户,各行作保,请借牛本耔种,通计需银二千九百四十九两零,即于盐茶耗羡内动给办理。”[31]之后,此地牧业生产得以迅速发展。乾隆十九年(1754年),清政府对此试垦花费的银两也给予了蠲免。史载:“川省郭罗克穷番三百余户,从前所借牛羊耔种,原议收获孳生后,照数缴还,但念该番等,僻处徼外,生计维艰,若勒限催追,愈致拮据,著加恩将乾隆九年,借给穷番牛羊耔种银二千九百余两,概行豁免,以示体恤。”[32]

此后,清政府愈加注重在果洛地方社会发展生产,如乾隆八年(1743年)发生“夹坝”事件后,官府在制定的善后事宜中提到,“一、各寨有荒地可垦,而水草可以孳生羊马,责成土酋,分别勤惰,定其赏罚。二、各寨穷番,三百一十九户,其中有牛耔无资者,酌量借给。三、打牲立以限期。岁五六月,许打牲一次,九月至十二月,在本境近地打牲,其打牲之人,按寨分班,每起多者不得过十名,于驻汛官处,挂号给票,定限回巢。”[33]显然,制定以上善后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促进地方社会生产,以防番民“不致滋事”。

正是意识到“夹坝”案件屡禁不止的真正原因,清政府对于“夹坝”案件的处置不像之前那样严厉了。乾隆十六年(1751年),据办理青海夷情事务副都统舒明奏称:“郭罗克贼人,抢劫班禅额尔德尼使人,致有杀伤”,但此时清政府处理案件的态度却发生了变化,不再要求严行惩办了,“令其酌量情形,妥协办理。务期明白开导,俾知输诚贴服,既足以申国家之宪典,而亦不致操之太急,激成衅端。”[34]认为“此等劫掠之案,袛在查的真盗真赃,以申法纪。得其大概足矣,非必将所失财物,全数追出也。”[35]

这说明此时清政府对果洛地方“夹坝”案件不再以武力剿办为主,而更加注重以“明白开导”的方式予以处理。当松潘镇总兵马良柱意欲用兵果洛地方时,清政府认为:“番人越在远徼,不能如内地州县绳以国法。原属人性不通之类”,并建议地方“是以应化诲约束,使知畏服”,并对于急于用兵之事不予批准,“用兵一事,谈何容易。必当权其轻重,值与不值。彼并非骚扰边境,自无须轻用兵威,驯至不可收拾,亦非谓此时封疆宁谧,习于恬熙,以偃武为了事也。”[36]在追捕案犯的过程中,地方官员对于土官丹增只交抢劫班禅使臣之物的从贼,不交贼首富丹等人的行为极为不满,“当经指名严饬,勒令缚献”,否则“欲用兵于郭罗克”,此番处理结果遭到乾隆皇帝的严饬:“国家之兵马粮饷,该督即不知慎重。而边圉重地,全不为培养元气、休息人民之计,是岂封疆大臣之用心耶!以国家全盛之时,办一郭罗克,本非难事。然即使立就擒捕,亦复何关紧要。”[37]对此这种变化的原因,清政府认为“川省地当边徼,番夷杂处,抚驭之道,当令怀德畏威,不可贪功启衅。从前瞻对、金川相继蠢动,频年用兵,民气未复,正当予以休息。”可见,在乾隆皇帝心中,对于“民气未复”而贸然用兵的行为是不赞成的,认为“绥靖番夷,贵知大体如遇强番肆横,逆焰方张,骤难扑灭,则人怀观望。否即乘其不备,因以为功,似此办理,将致他番闻风惊骇,妄生猜疑,甚非绥辑边圉之道”[38]在处理这一阶段的“夹坝”案件明显采取了“息事宁人”的态度。揣其用意,应该与清政府认识到果洛地方社会生产发展水平不足,民众从事“夹坝”多为生活所迫,并且这种行为并不会危及清政府在当地的统治秩序,故而能为清政府所容忍。

总之,清代乾隆中前期,清政府对果洛地方社会的控制有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以“夹坝”案件介入地方社会,并建立起相应的政治控制体系。当意识到“夹坝”案件屡次发生的原因后,官府对处理“夹坝”案件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因为控驭地方社会的目的已经达到,“夹坝”案件的处理结果对清政府已显得不是那么重要了。


参考文献:

[1][2]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四[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859860.

[3][4][5]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十五[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867860860.

[6]清世宗实录·卷一百五十八[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941.

[7][8][9]清高宗实录·卷六十七[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818181.

[10][11]清高宗实录·卷七十三[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170171.

[12][13]清高宗实录·卷九十一[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408408.

[14]清高宗实录·卷九十五[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456.

[15]清高宗实录·卷七百一十七[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1001-1002.

[16]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七[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868.

[17]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三十三[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939.

[18]清高宗实录·卷九十九[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509.

[19][20]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五十五[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12211221.

[21]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二十五[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839.

[22][29]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八十九[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433-434435.

[23][31]清高宗实录·卷二百四十三[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142146.

[24]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九十二[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836.

[25][27]清高宗实录·卷一百九十一[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461461.

[26][28]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五[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769769.

[30]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五[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769-770.

[32]清高宗实录·卷四百六十九[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1068.

[33]清高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七[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801.

[34]清高宗实录·卷三百九十五[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188.

[35]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一十二[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389.

[36]清高宗实录·卷四百零九[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362.

[37]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一[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630.

[38]清高宗实录·卷四百三十二[Z].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5.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