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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化语境下村庄日常生活与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以武汉市郊区李庄元宵节习俗为个案的分析

作者:林 磊 朱静辉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民俗研究》2017年第5期  发布时间:2018-02-12  浏览次数: 255

【摘 要】在城市化语境下,节日习俗活动对村庄发展依然发挥着重要功能。通过以李庄元宵节为个案的考察,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两个维度对节庆习俗的功能进行分析,发现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在习俗活动过程中得到了再生产,同时两者再生产的过程也折射出村民感性与理性交织的行动逻辑和对村庄本体性价值的诉求。所以,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变迁的形式和路径并不单纯受社会转型影响,也取决于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对村庄功能和意义的建构。

【关键词】日常生活;集体记忆;村庄发展


在中国社会转型期,社会正发生着急剧的变迁。特别是在中国农村,作为变迁主体的农民被卷入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浪潮中。在农民的城市化过程中,夹杂着乡土中国与城镇中国的隔阂与融合,而作为行动主体的农民更是处在多重张力关系中。由此,引发了一个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理论问题,即在中国农村的巨大变迁中,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的关系问题。农村在传统节日里开展的习俗活动,是传统力量在农民文化和生活中的主要表现。每逢春节及元宵节等重大节日,流动到各地城市的农民重新回到村庄,实现了人口的回流与再集结。因此,对农民来说,向城市的流动,体现了身体主体与所处空间结构的双重变动。既表现为一个农民通过自身主动性积极“嵌入”城市的过程,也是农民在某些重要时刻重回农村的过程,所以,“农民的城市化联接着农村与城市双重空间”。同时,这一过程也是传统力量与现代力量之间充满张力的重要表征。在重大节日,移居城市农民向农村的回流是否意味着在当前城市化背景下农民与农村空间依然有着紧密的联结?这种联结背后隐藏着怎样的逻辑?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对于目前中国的发展而言是至关重要的。质言之,一个拥有巨大传统力量的国家不可能被简单地西方化,但又必须实现工业化。而这意味着“在中国,中西问题与古今问题是紧密联系的二合一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中国社会学不可回避的问题”。

一、文献回顾:主要议题及分析维度

在城市化语境下,考察移居城市的农民在重大节日回乡的习俗活动对村庄的功能和影响是本文的主要关切点。这一议题又延伸出另一个关联性的问题——农民参与节日节庆活动对农民城市化过程的影响。习俗活动在人类学、民俗学等领域已经得到充分的讨论,特定群体在特殊时间的实践是民族志经常关涉的主题。国内的人类学研究者在研究宗族复兴热潮中对节日的仪式性活动多有论及,如王铭铭等人通过对福建农村地区的宗族复兴活动进行考察,论证了仪式活动对村庄现代性发展的良性功能。民俗学则主要从民俗文化的社会政治意义着手,分析传统民俗中仪式及活动在民族意象、家国情怀、社会心理等话语建构中的功能,以此展现传统民俗如何形塑和影响社会与制度。如高丙中通过对“元旦”和“春节”两个新年的比较分析,指出社会转型期的节日习俗具有“知识再生产的社会意涵”。马明奎则通过文化生态的功能视角,认为元宵节在人民性、家园感、宇宙感等方面具有典型的社会生态功能。李翠玲则从地方性时间的角度指出:“地方性节日和仪式有文化再生产的功能,社会通过节日和仪式活动,能够使地方性的观念和价值被传递下去,使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得以继承和发展。”与人类学侧重“异文化”和民俗学侧重“文化传承”研究不同,社会学则致力于从社会转型所引发的社会变迁角度着手,分析现代性对传统民俗带来的影响,目的在于通过对两者的分析和对比来展现传统与现代之间在文化上的张力。如文军通过对春节习俗现代变迁的考察,指出:“身处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时代,许多传统的东西都难逃被改造的命运。”

另一方面,城市化议题下对农民节庆习俗活动对农民城市化过程的影响的相关研究也有很多。从研究历程来看,其经历了由“单向城市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向和反思。在早期的相关研究中,民俗对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影响往往是讨论的焦点,一些学者认为民俗在某种程度上是“乡土劣习”,它造成了农民“身份的污名化”,主张通过农民融入城市文化、习得城市生活方式及进行户籍改革等措施来推进农民的城市化。但这种单向度的城市化研究在近年来遭到了一些研究者的批评与反思,如贺雪峰指出,这种城市化研究的背后实质上隐藏着激进城市化的倾向,“如果没有经济增长和产业发展,单纯推进城市化将导致严重后果”。江立华从文化主体性角度对当前的农民城市融入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在目前诸多的农民城市化研究中,存在着城市中心主义的单一价值取向,人为地把城市文化及生活模式预设成农民城市融合的前提和条件,忽略了对农民本身城市化意愿的考察,同时也忽视了不同农民群体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不同遭遇。刘爱华从“人的城镇化”角度指出目前“乡愁”文化的凸显,是以往单向化的城市化政策导致物质文明发展和人文精神建设之间结构失衡的结果,等等。

上述研究为我们从民俗角度认识传统中国和当代中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多元视角和思考的多维空间,在某种程度上加强了我们对传统文化遗产继承和保护意义的认知。不过,从总体上而言,这些研究由于过于强调社会转型对传统习俗的决定性作用,导致其忽视了文化主体的能动性——以往的研究往往预设了在社会转型时期传统习俗的衰败抑或复兴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忽视了作为变迁主体的农民在习俗传承中的主体性因素。具体地说,过于强调习俗复兴或变迁的客观性影响,进而主张通过功能修正来促进传统与现代的融合。但是,传统与现代的融合是一个复杂的进程,“这两种力量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会是西方世界的复制品或者传统的回归,其结果如何,将取决于人民如何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质言之,由于在习俗研究中缺乏对农民主体性因素的考察,往往只关注现代性和城市化对乡村文化的冲击,却极少讨论农民如何通过对传统习俗的继承和保护来为理想生活模式而做出的努力。片面强调社会转型的决定性作用导致的另一个后果是,对农民参与节庆习俗对村庄发展功能认识的不足。事实上,农民参与节日习俗活动不仅对其城市化过程有影响,对村庄在转型过程中的发展也有深刻的影响。从研究方法上看,当前有关农民节日习俗的研究,“大多采用的是文献分析方法,擅长从较长时段和较大区域范围内的农民节日习俗进行理论分析,但在实证基础上促使相关研究从历史文化关照或意象分析转变为基于日常实践的功能分析方面”还存在一定缺陷。

为了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本文试图以武汉市远郊的一个村庄——李庄的元宵节活动为例,在田野调查基础上,结合访谈资料,对这个村庄农民回乡参与节庆习俗活动进行考察,分析其对村庄发展的影响与功能,并讨论在城市化语境下元宵节习俗、当地民众行动在村庄功能重构中扮演的角色。基于此,本文拟从村庄日常生活再造和集体记忆重建的角度入手,对节庆习俗活动对村庄的功能展开论述。选择集体记忆和日常生活两个维度来考察节庆习俗对村庄的功能,与习俗文化的传承性和集体性本质密不可分,也跟村庄功能延续及其实现的途径密切相关。“集体记忆不仅承载着个人与所属群体之间的文化型构关系,而且也是一种社会建构行为。”在城市化语境的时空区隔下,只有在节庆习俗的集体行动中,已经位于城市的个体关于村庄的记忆才被唤醒和激活,村庄过去日常生活情境才会在村民头脑中再现。哈布瓦赫指出:“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与结果。”保罗·康纳顿也指出,“假如存在集体记忆或者社会记忆,那么很可能存在于各种仪式之中,有关过去的意象和记忆正是通过某种程度上具有仪式性的操演传递和保持的”。不仅如此,节庆仪式还是最能体现村庄日常生活的因素,因为它不仅属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日常观念活动,同时也属于农民日常生活中的日常交往活动。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日常生活异化问题凸显,节庆习俗活动通过村庄集体记忆的活化和重构使城市化进程中被割裂的村庄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串联了起来,使已经异化的村庄日常生活得到了再生产,村庄集体记忆得以“活化”,由此,村庄本体性价值得以留存。

二、村庄日常生活空间的再造与重建

在武汉市郊农村地区,元宵节享有特殊的地位,这从当地长期流传的“月半大过年”的说法可见一斑。节庆活动主要是各个村庄以“舞狮”为中心的集体仪式活动,这种集体仪式从时间上一般集中在元宵节前后几天。因舞狮活动是一项以村庄为单位进行的集体活动,具体涉及到人力的动员和组织、仪式活动前各种资源和道具的准备,所以,在元宵节前,在城市生活的李庄人便陆续回到村庄,而随着人员的回流,往昔村庄的日常生活情景再现。阿格妮斯·赫勒指出:“如果个体要再生产出社会,他们就必须再生产出个体自身。我们可以把日常生活界定为那些同时使社会再生产成为可能的个体再生产要素的集合。”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日常生活的异化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村庄日常生活异化以城市化进程中大量出现的空心村为表征,以“人际关系疏离、伦理颠覆、习俗遗忘、传统建筑被拆除或破坏”等现象为主要内容。李庄也是一般意义上的空心村,但通过元宵节的节庆习俗活动,这个村庄异化的日常生活空间以新的结构和形式得以再造。正如列斐伏尔所言,日常生活与艺术是抵抗资本异化的武器,而节庆仪式活动不仅直接联结着现实日常生活,更是一种艺术式的“景观社会”。

(一)村庄初级关系网络的维护与再生

村庄是基于乡土关系而建构的社会共同体。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村人口流动到各地城市,一方面,以往初级关系赖以维持的共同生活空间遭到切割;另一方面,为了适应城市生活,城市中的市场经济理性侵入农民思维之中,经济理性和工具理性逐渐成为农民的价值主导,村庄中的初级关系日渐退化,让位于实用的次级关系。李庄的人口虽然大部分流向武汉市区,流动到其他城市的人口较少,但由于在居住地域、从事行业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日常生活中互动机会较少。元宵节之际,人口回流到村庄,初级关系恢复的时空条件得以建构,提供了交流和沟通的时机与空间,村民间业已疏远的初级关系得以存续和再生产。阿格妮斯·赫勒在探讨日常生活人道化的实现途径时指出:“日常生活结构无论对个体再生产还是对社会再生产都必不可少,日常生活人道化不在于一般地抛弃日常生活结构,而在于个体再生产由‘自在存在’向‘为我们存在的提升’,在于与类本质建立起自觉关系的个体的突现。”

案例1:李庄胡某,今年40岁,在北京某大学任教职,近年来由于在美国访学,已多年不曾回村,在和笔者的访谈中,其表示今年元宵节对其意义重大,表示:“多年不回村,回来感觉村里变化很大。老一辈的人都老了,年轻人也都几乎不认识了,大家也都快不认识我了。还记得小时候村里的长辈们对我的照顾,村里一起长大的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这次回来,我带了很多礼物送给村里的人,还要趁这个时间跟他们好好聊聊,要不然关系就断了,村里人就忘记了我。乡情难忘啊!祖坟还在村里,人到最后终究还是要落叶归根”。(访谈资料WL021

胡某是李庄的个案,其通过回村参与节庆活动,其“断裂”的村庄情感得以再生。而李庄大部分人因属于就近城市化,几乎年年元宵节都会回村,接触频率较之为高,但也在访谈中纷纷表示,节庆使村民之间的关系一直维持,通过回村交流,对彼此的生活情况较为了解,乡情并未因时空的分割而淡忘。同时,在李庄元宵习俗中,正月十五晚上的“沿盘狮子”,代表守护神灵的“狮子灯”会到每一家“吃香案”,在“吃香案”之前,村民会轮流挨家挨户到家里拜访,表达对每家每户的祝福。这个活动对村民的初级关系网络重构几乎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为在这一时刻,不仅是村民节日中“集体欢腾”的时刻,而且也是一年中村民间交流最密切和接触最深入的时刻。由于空间的割裂和生活的差异造成的疏离得到消解,村庄温情脉脉的一面开始复苏,城市生活中单调乏味的“单向度”生活在此刻被乡土社会充满温情且具丰富意味的生活代替,基于乡村共同体的情感交流活动得以再现,为村庄日常生活的再造提供了日常交往层次的基础。

(二)村庄新整合机制的再造

改革开放之前,国家基于群众动员建构了乡土社会的公共生活,人民公社及群众运动是其重要的载体,形成了以国家意志为主导,政治话语和基层政权为基础的村庄整合机制。政治与经济的变迁瓦解了原有的农村动员机制和村庄整合机制。在已有的研究中,大量的经验材料验证了这一事实。阎云翔用“无公德的个人”这一概念,来形容村庄在旧整合机制瓦解后,在农民价值取向及行为上导致的后果。贺雪峰则指出,“在当前村庄社会结构性力量快速衰落的格局下,国家资源下乡因村庄整合机制的瓦解无法达到既有目标”。当前村庄整合机制导致村庄发展的障碍是既有研究的共识,如何重塑村庄的整合机制是目前乡村研究的焦点问题,这也是在笔者调查中考察的重点。按照贺雪峰对村庄社会结构类型的分析,目前的村庄主要表现为三种类型,即团结型村庄、分裂型村庄、分散型村庄。李庄是典型的血缘和地缘关系混合型村庄,本应呈现分散型村庄的特征,但却呈现了团结型村庄的特征。在李庄的元宵节庆习俗中,由于“舞狮”仪式是一项集体性较强的活动,涉及道具的制作、锣鼓乐队的训练、舞狮人员的选取、“说彩”人员的确定等事项。所以,不仅在前期需要动员大量的资源和人力,在后续的诸多仪式活动中也需要村庄人员的集体参与。为了保证习俗活动的正常开展,李庄施行了“头人”制度,即按照一定次序以户为单位将村庄中家庭分为不同批次的“头人”,不同批次的“头人”轮流负责当年的元宵节庆活动动员和组织。若轮到担任“头人”,正月初就要开始为元宵节庆准备,如收取元宵节费用,购买道具、鞭炮,安排锣鼓队伍训练,安排人手,规划活动路线,等等。在李庄元宵节庆中,这种繁琐的集体性活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村庄如何通过村民自组织来实现整合的过程。

首先,节庆仪式中的事务性分配强化了村民对村庄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头人”制度是这种自组织活动得以实现的核心力量,正是由于有“头人”负责,村庄事务性分配及后续活动才能组织起来,而“狮子神”信仰的神圣性和村庄的舆论使得担任“头人”的家庭不敢逃避责任,从而避免了“无公德个人”的出现。

其次,在节庆活动中,组织者和参与者都在仪式中自觉不自觉扮演着仪式中的角色,参与的全面性提供了村庄新的整合路径。在李庄,村庄中每年的“头人”是整个活动的组织者和协调者,负责整个节庆的组织和协调。村庄中的妇女负责道具的制作,在仪式活动期间,中青年男性则分别负责锣鼓队及舞狮,村庄中德高望重的长者则是“说彩”者。其他村民或是作为舞狮队伍的替补,或是作为观众。由此,整个村庄的人都被动员起来,在仪式中寻找到自己的角色并发挥相应的作用。村庄正是通过这种集体性的参与增强了村庄内部的凝聚力和村民对村庄价值本体性的认同。

最后,对“狮神”的共同信仰形塑了整合的价值向度。李庄人认为“狮子神”是村庄的守护神灵,能够护佑村庄幸福太平。在狮子上庙回村后,每家每户都需早晚两次到狮子存身的香案前焚香祭拜。在笔者调查期间,发现为了争头香,村民甚至有凌晨5点便去排队的做法。此外,村庄家庭对正月十五在家迎“狮神”最为重视,家家户户都将房屋洒扫干净并用艾草熏过,香案早早准备好,鞭炮及烟花备好,招待村民和舞狮队伍的香烟及礼品也极尽讲究。这种以共同信仰为基础构建的习俗体系,为村庄的整合提供了价值上的共通之处。

(三)村庄阶层分化区隔的消融

村庄内部在改革开放以来呈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趋势,杨华、朱静辉等人通过调查发现,“富人治村”所引发的阶层矛盾和对立在东部沿海农村地区广泛存在。在李庄,由于村民在外出时间及职业上的差异,也导致了较高程度的阶层分化,根据笔者调查,其分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虽然存在着严重的分化,但与朱静辉等人在东部农村地区所观察到的现象不同,李庄由于是典型的中部农村,农民城市化程度较高,对村庄资源的依赖性程度较低,村民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城市,所以,虽然村民对于阶层分化有所感受和体察,但却因对村庄的资源和权力并无强烈竞争意愿,所以,阶层间关系表现得较为稳定。但高度的阶层分化亦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按照布迪厄的观点,阶层的分化必然带来不同的“惯习”,而“惯习”最终会导致阶层间“区隔”的形成。李庄村民由阶层分化所导致的“区隔”主要表现在其城市生活中。在元宵节庆,村民们回乡,虽然可以从服饰、车辆、言谈等方面察觉到存在明显的阶层分化,但在节庆活动过程中,固然高阶层者出于对习俗的尊重,在缴纳仪式费用时会捐献更多的资金,但在其他的方面,依然会遵照“头人”的安排和布置,城市生活中凸显的阶层区隔在习俗活动中有所消融。但也有特例存在。

案例2:在笔者的调查中,许多村民隐约表达了对某户家庭的排斥,究其原因,在于这户家庭每次为了显示其财力,在元宵节当晚的舞狮仪式中,总是购买比别家更多的烟花爆竹,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攀比,其他村民都比较默契,每家买的烟花与爆竹都差不多。如作为李庄首富的村民李某就表示:“玩狮子就图个吉利,大家回来一起热热闹闹,都是一个湾里的人,有什么好比的呢?他家就喜欢这样搞,比他家混的好的人有很多,人家都不这样搞,这样搞让那些混的不好的人怎么看呢?”(访谈资料WL026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农民基于阶层分化而导致的在“人情、面子上的竞争”普遍存在,而这样的事情在李庄却没有发生。对此现象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解释:一是从行动逻辑上看,李庄人将村庄视为其“根”之所在,所以在行动中努力维持着一种社会均衡;二是从节庆性质上看,由于元宵节庆对李庄人来讲,是村庄中信仰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导向“团结”,而村庄信仰所祈求的来年平安、幸福等意象背后蕴含着“和谐”的价值取向,这对阶层竞争和区隔在村庄的发展有抑制作用;三是从分层的具体情况看,中层家庭所占比重较大,而中层家庭作为村庄的中坚力量,“在村庄的整体价值和行为逻辑取向上具有引导性作用”,这也印证了中层村民所秉承的“人情取向的乡土逻辑”对消融和黏合阶层分化对村庄发展带来的负面效应有较好的效果。

三、村庄集体记忆的活化与再生产

传统社会各群体均具有自身的记忆体系,并依赖于这套独特的体系维系着自身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这种记忆体系就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经常提到的集体记忆。而民俗是乡村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在节庆仪式中,由于“仪式本身就是一种实践,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是集体记忆的起始点,换言之,仪式展演就是“社会秩序的展演,对社会结构的构筑有不可缺少的作用”。笔者在调查中发现,虽然城市化进程中李庄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元宵节习俗作为李庄乡村记忆的重要载体,在当前城市化语境下得以存续和重建并对村庄发展发挥了重要的功能。这使我们需要去进一步追问:村民是如何通过节庆习俗这一载体延续和重建乡村集体记忆的,乡村集体记忆的延续和重建对村庄发展的功能体现在哪些地方,而这背后又展现了城市化进程中农民的哪些思维逻辑?

(一)村庄集体记忆存续和激活的途径与功能

在哈布瓦赫看来,类似纪念仪式和身体实践的行为往往成为记忆传承的重要手段,而仪式具有“形式性”及“操演性”两种特征。保罗·康纳顿则将身体实践划分为两种,一种是体化实践,即个体亲自参与的行动实践;一种是刻写实践,即“通过描述、记录等媒介工具保存和捕捉信息”。在此基础上,朱蓉从心理学角度把“记忆活化要素”分为三种类型,即体化要素、场景要素、符号要素。在李庄,村民通过回乡参与节庆,村庄日常生活情景得以再现。正所谓“触景生情”,这为集体记忆活化提供了所需要的场景要素。场景要素不仅体现在依附于熟悉的人和物上的情感,也体现在熟悉的空间结构中。环境行为学与空间社会学理论证实了记忆也与空间具有紧密的关系——人总在特定的时空中进行实践,记忆也是关于特定时空的记忆,所以诺拉提出了“记忆之场”的概念。“不同于城市空间的凝固性,村庄空间是一个‘活’的空间,村民对于村落建筑、道路、环境的改造具有很大的自主权,但在社会变迁中,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稳定,只能表现为一种相对的稳定。”在城市化背景下,随着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深入,李村的环境和建筑也发生了巨大的变迁,村庄内房屋空置、道路被水泥路替代,以前农田或被抛荒或被规划为一片片的果园。但这些改造并未给李村空间结构带来根本性的改变,所以,空间结构的相对稳定为村庄集体记忆延续提供了前提条件。同时,“记忆复现总是要依赖于特定的方式和特定的载体,它们构成了集体记忆的复现机制”。在李庄的元宵节庆仪式中,兼具了集体记忆复现和激活所需的“符号要素”和“体化要素”,“玩狮子”仪式参与的广泛性保证了体化要素的实现,而基于“狮神”的村庄共同信仰则提供了记忆激活所需的符号要素。正如哈布瓦赫所言,“集体记忆不断地强烈复现,一方面为集体生产和生活方式提供了合法性依据,实现了共同体整体的整合和稳定;另一方面,它反过来强化了仪式与节日等重大活动的公共涵义,从而保障了集体记忆自身的有效延续”。所以,对于村庄而言,集体记忆的激活和再生产,不仅使得村庄的历史与现实在社会变迁中找到了联结的纽带,也再造了一个基于共同情感而维系的共同体,强化了村庄内部的整合,实现了村庄在城市化进程中生命以另一种方式的延续。换言之,虽然村庄人口的逐渐减少是城市化语境下的必然趋势,形式上的村庄面临消逝的命运,但精神上和情感上的村庄却得以长存。

(二)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逻辑:叙事框架与主体诉求

李庄集体记忆的再生产逻辑从宏观上来看,与当地元宵节叙事框架的地域特性有关联。在武汉市农村地区,长期流传着“月半大过年”的说法,意味着在这些地区的地域文化框架内,元宵节是比春节更重要的节日。同时,当地元宵节独特的风俗,将信仰、狂欢、团聚、参与等因素糅杂在一起,形成了当地人对元宵节特有的文化逻辑。如在调查中笔者发现,对于李庄过去发生的事情,村民的记忆是碎片化的,独独对每年元宵节发生的事情大都记忆深刻,如村民大都记得某年村庄一户人家头年赚了很多钱,便要求违反规矩正月十四出灯,结果这户人家在当年便迭遭不幸,不仅生意破产,而且小孩也夭折。“把这样的现象归结为个体记忆力的强弱显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我们需要从集体记忆中寻找答案。”同时,元宵节在时间上的“线性特征”也是集体记忆得以不断再生产的原因,“这种单线性的时间指向易于事件被记忆,因为集体记忆并非日常经验的无限积累,它总是群体有选择的行为,不管是在什么具体活动情景下,其中发生的事件或者特性都远比行动者实际关注的要多”。其次,李庄集体记忆的再生产与村民的主体诉求有密切关系,而村民的主体诉求不仅仅表现在信仰层面的对平安、幸福、团圆等价值的追求,还表现在村民对未来生活的理性思考上。在调查中,笔者看到李庄的房屋大都在近年来经历了重建,没有重建的村民也正在计划重建。李庄作为一个城市化比较成功的村庄,村民大都在武汉市购置了商品房,而李庄的地理位置在武汉市远郊,城市扩建及拆迁难以覆盖,建房并不能给他们带来现实的经济利益,也不是刚需,反而会让他们用去一笔不菲的费用。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这样的选择?通过访谈,村民们表示,村庄的房屋是自己隶属于村庄的象征,房子倒塌就意味着失去了在村庄的根基和空间,同时意味着元宵节不能回家参与节庆仪式,也就意味着将逐渐淡出村庄,最终与村庄失去联系。这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因为与村庄失去联系后果严重——将来后事无法在村里处理,不能埋葬在村庄的祖坟里,不能“落叶归根”;另一方面,现在城市污染严重,在村庄拥有房子,将来退休后还可以回村居住。所以,村民的主体诉求一方面基于感性的“根”的情节,另一方面,也是对将来生活的一种理性规划。正如贺雪峰所所说的那样:

村庄是这个变动世界中农民可以依托的家园,是他们在变动世界中保持信心和力量的共同体,是他们心灵的慰藉之所。如果9亿农民有了村庄这个根,如果在外流荡的农民还可以长想家乡,还牵挂埋在村头祖坟里的祖先,他们就会有一些历史感,就不至于虚无,就愿意对未来保留更多信心和寄托更多希望,当前村庄本体性价值的失落已经造成严重后果——加强村庄本体性建设已刻不容缓。

四、结论

本文从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两个维度,在城市化背景下讨论了武汉市远郊一个村庄元宵节习俗对村庄发展的功能和影响。研究表明,这个村庄的结构在城市化冲击下发生了巨大变化,人口大量流向城市,空心化程度较高。尽管如此,传统节庆习俗并未彻底退出村民社会生活,而是在地方性文化的独特逻辑下得以延续和传承。节庆习俗活动中人口向村庄的回流,使村庄的人际关系网络得以维系和重建;而习俗活动的组织和动员及基于习俗产生的共同信仰重塑了村庄的整合机制;习俗活动信仰背后表征的和谐价值取向黏合了村民基于阶层分化而产生的区隔,由此,村庄日常生活实现了再造和重建。同时,节庆习俗的重复性带来的情景再现使村庄的集体记忆被激活,通过体化的实践,村庄集体记忆穿透了时空的限制得以延续和再生产,在村庄集体记忆活化的背后潜藏着村民寻求精神寄托和对未来生活进行规划的感性与理性交融的行动逻辑。

乡土中国与城镇中国的隔阂和融合,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最基本的社会文化特征。这种隔阂和融合反映在村庄发展上,就是一方面村庄人口积极向城市流动和集中,另一方面又想方设法使村庄本体性价值得以延续;一方面工作、生活在城市,另一方面,精神依托和未来又归属于村庄;一方面积极参与村庄习俗,另一方面,在习俗完成后又迅速离开村庄。城乡时空的联结,既受生产和生产方式变迁影响,也是历史、文化、城市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传统与现代、村庄集体记忆与城市生活同时并存,是转型期特有的现象,还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常态?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的再生产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形态,还是被生活主体有意保留的价值载体?李庄元宵节的个案显示,只有从村庄功能的主体再建构角度来体察,才能理解城市化语境下当地的元宵节情结。李庄的元宵节习俗之所以在村庄人口基本城市化后依然活跃在当地社会生活中,是因为当地民众需要通过传统习俗时间及仪式实践维持村庄本体性价值,彰显村庄文化特色和历史记忆,再生产家园文化价值,追求一种既有“根”又有未来的幸福生活。因此,村庄变迁的形式和路径并不单纯受社会转型影响,也取决于作为文化主体的村民对村庄意义和价值的建构。正如孟德拉斯所言:“乡村在经过一个让人以为死去的休克时期之后,会重新获得社会、文化和政治意义上的生命力。”据此而言,许多村庄形式上或许会在城镇化过程中走向终结,但从村庄本体性价值角度而言,可能永远不会消失。

针对李庄元宵节个案的研究,还揭示了日常生活和村庄记忆在城市化语境下村庄功能维续和再造过程中扮演的角色。“如果我们能够发现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如果能够把许多人的情况总结出来,那么我们就不仅能够解释某类人的生活轨迹,而且可以从中发现个人发展与社会变迁之间的互动。”李庄的案例显示,在社会转型时期,乡村日常生活异化、整合方式瓦解,而在节庆习俗中通过村民的自组织和广泛参与,建构了一种新的融传统性和现代性于一体的村庄日常关系网络和整合机制,使乡村社会生活和社会秩序以新的形态再生。节庆习俗活动客观上建构了村庄公共生活空间,促进了村民间的主体性互动,从而延续了村庄的本体性功能。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庄村民之所以能够将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元宵节活动中,原因在于其成员在市场化进程中获取了良好的经济收益。然而,对于中国大部分农村地区而言,李庄的情况只是个案,对于那些经济收入低、城市化不够成功的村庄而言,节庆习俗活动能否对村庄的发展带来良好功能是值得怀疑和讨论的。李庄作为城市化较为成功的村庄类型,具有特殊性,也使得本研究带有一定地域缺陷,但村庄日常生活和集体记忆在城市化进程中对村庄发展具有的影响,却值得引起关注和思考。

传统习俗在城市化语境下的功能发展与变迁,不仅受社会转型的宏观进程影响,还与地方的历史、文化、经济等社会子系统有着紧密的关联,同时,也与村庄的本体性价值及农民群体的生命价值和生活感受密切相关。如何发展出既符合国家民族发展需要,又能体现地方社会文化特色,同时还能使村庄文化和功能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城镇化制度,将构成当前中国城市化研究的主要议题。此外,李庄人退休后回村庄养老的未来规划,是否预示着逆向城市化即将在中国发生?还是昭示着“城市化的中国道路”某种新的特征?而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在未来对城市化进程中农村与农民的变化进行更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注释:

[1]谷玉良:《群体共享乡土背景下城市融合困境与恰切破解策略——基于空间依恋视角的农民市民化过程分析》,《上海城市管理》2016年第1期。

[2]景天魁:《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创新三部曲——费孝通先生的足迹》,《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2期。

[3]参见娥满:《时间与空间:科学民族志的叙述学分析》,《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李翠玲:《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

[4]王铭铭:《中国民间传统与现代化——福建塘东村的个案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第3期。

[5]高丙中:《作为一个过渡礼仪的两个庆典——对元旦与春节关系的表述》,《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6]马明奎:《元宵节的生态文化价值研究》,《鄱阳湖学刊》2013年第2期。

[7]李翠玲:《都市化村庄的公共生活、“二元时间”与地方节奏》,《民俗研究》2017年第1

[7]文军:《春节年俗变化的社会学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网,2017223日。

[8]李强、王昊:《什么是人的城镇化?》,《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

[9]参见张友庭:《污名化情境及其应对策略——流动人口的城市适应及其社区变迁的个案研究》,《社会》2008年第4期;胡杰成:《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综述》,《兰州学刊》2008年第12期。

[10]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11]江立华、谷玉良:《农民工市民化:向度与力度——基于城市文化中心主义倾向的反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3年第6期。

[12]刘爱华:《城镇化语境下的“乡愁”安放与民俗文化保护》,《民俗研究》2016年第6期。

[13]费孝通:《江村经济》,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4]徐赣丽:《城市化背景下民俗学的“时空转向”:从民俗文化到大众文化》,《学术月刊》2016年第1期。

[15]刘燕:《国族认同的力量:论大众传媒对集体记忆的重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6期。

[1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9-40页。

[17][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

[18][匈]阿格妮斯·赫勒:《日常生活》,衣俊卿译,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3页。

[19]邓祺:《延续与分化:转型期乡村记忆的传承机制及启示——以M村为例》,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

[20]徐磊青:《记忆空间活化的人本解读与实践——环境行为学的社会学视角》,《现代城市研究》2016年第8期。

[21]郑杭生、刘少杰主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208-209

[22][法]爱弥儿·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渠东、汲喆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85页。

[23]阎云翔:《私人生活的变革:一个中国村庄里的爱情、家庭与亲密关系(1949-1999)》,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第30-36页。

[24]贺雪峰:《没有村庄政治,好事不好做》,中国社会科学网。

[25]宋丽娜:《农村人情的区域差异》,贺雪峰主编:《华中村治研究》(20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97页。

[26]杨华:《农民分化程度与农村阶层关系状况》,《人文杂志》2014年第7期。

[27]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70-74页。

[28]陈柏峰:《熟人社会与乡土逻辑》,贺雪峰主编:《华中村治研究》(2016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39页。

[29]李虎:《仪式展演·集体记忆·他者表述——基于一个客家村落“会期”仪式之思考》,《民俗研究》2011年第4期。

[30]王铭铭:《想象的异邦——社会与文化人类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0页。

[3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0-223页。

[32][美]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33]朱蓉:《城市记忆与城市形态: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延续》,《南方建筑》2006年第11期。

[34]邓祺:《延续与分化:转型期乡村记忆的传承机制及启示——以M村为例》,安徽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5年,第63页。

[35]郑宇:《集体记忆的构建与演化——箐口村哈尼族“集体失忆”的阐释》,《思想战线》2008年第3期。

[36][法]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3-224页。

[37][美]马歇尔·萨林斯:《土著如何思考——以库克船长为例》,张宏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7-235页。

[38][英]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结构化理论大纲》,李康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第37页。

[39]贺雪峰:《乡村社会关键词:进入21世纪的中国乡村素描》,山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24页。

[40][法]孟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第280-281页。

[41]杨建华:《日常生活:中国村落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浙江学刊》2002年第4期。

[42]具体参见贺雪峰:《城市化的中国道路》,东方出版社,2014年,第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