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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市场与社会变迁——对川南五通堰的历史人类学考察(1877-1941)

作者:宋靖野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17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4-02  浏览次数: 1033

【摘 要】作为犍为盐场“炭进盐出”的航运总口,五通堰不仅维系着岷江下游地区的食盐运销,其自身的产权和经营制度也历来是宗族、商帮及国家权力交织和博弈的节点。从方志、档案和田野材料来看,一方面,民初川盐取消官运无疑是五通堰的经营权由“五帮轮值”逐渐向“两帮轮值”演变的一个关键性制度因素;另一方面,当国家不再直接控制,地方社会内生性的权力结构尤其是商、族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也就成为了左右人群竞争中各方力量配置的主要依据。

【关键词】水利社会;宗族;盐运;轮值;川南


近年来围绕“水利”和“流域”问题的探讨,渐成历史人类学研究中的热门议题。从既有研究来看,由于力图与早期的“治水社会论”划清界限,论者多聚焦于“某一特定区域独有的制度、组织、规则、象征、传说、人物、家族、利益结构和集团意识形态”,而对一些有着更多“专制”色彩的政治经济领域中的水利问题,则往往暗含有意或无意的回避倾向。着眼于盐运这一高度国家化和商业化情境中的水利问题,本文利用田野、方志和档案资料,对川南盐镇五通桥自晚清以来的水利组织、制度及人群关系进行个案考察,以此来揭示地方社会自身的能动与互动机制。同时,笔者亦将结合相关制度史尤其是盐政史背景,对宗族、商帮和国家在盐场水利事务中的制度性角色及其变革作进一步探讨。

一、五通桥与五通堰:川南盐镇的“水利社会”

五通即五通桥或五通镇,清季民国属四川犍为县(今犍为县)境,距嘉定府治(今乐山市市中区)约40里,是岷江下游地区一个繁荣的商业市镇,也是一个典型的盐都。有清一代,产量曾一度“甲于通省”且远销贵州、云南、湖北各地的犍盐,便是由这里产出,并通过川南密布的河网运往各地。清代曾任四川总督的丁宝桢曾说过,“犍厂五通桥,素极繁盛之区”,而嘉庆《犍为县志》则写道,“五通桥盐泉大旺,日需煤数十万斤;三圣站下逮炭坝口袤延百里,愈掘愈旺,水陆运负,日活数万人,为利甚溥”,足见盐业之盛。

五通桥因盐而兴,从有关其地名由来的传说中也可见一斑。民间普遍认为,五通桥即五通庙与老桥之合称。查民国《犍为县志》中记载的五通庙原有三座,一在红豆坡五通垇,一在五通镇忠义街,一在老桥竹子街。其中,老桥五通庙建于乾隆五十九年,祀五通神。明清时期,四川井盐生产中多用畜力,即以牛只推动“大车”,以提取地下深井中的卤水。因此,灶商盐户最忌惮牛疫,而五通在当地即被认为是主管牛疫之神。“因盐重牛,因牛尊神,因神筑庙,因庙造桥,因桥得名。乾隆以前叫五通,乾隆以后名五通桥”。五通桥之名也就由此得来。

作为犍盐的主产区,流经五通桥的三股河水,则构成了食盐外运的重要孔道。其中,岷江正流自嘉定府乐山县入犍为境,绕五通桥城西而过,为食盐外运之动脉;另一股为其支流,县志载为分流河,上游称牛华溪,五通一带叫新开河或涌斯江,流经城内,为食盐转运的重要水道;而当涌斯江过境五通桥四望关时,从东侧又有一股水流蜿蜒汇入。此河名四望溪或茫溪,过去叫小河,小河两岸便是井灶林立的产盐区。三股河水中,民间又把岷江正流称为外河,把新开河与小河称为内河,内外河之间,则有每年开凿的人工运河相连,称为“龙沟儿”。沟、河相通,共同构成了犍盐外运的黄金水道。

水运虽然便捷,却也易受气候的影响。每年冬春之际,新开河与小河进入枯水期,届时河水既浅且缓,几至断流。而此时若要通航,则须扎堰。例如,据民国《犍为县志》载,“(四望溪)洪水时木船可达井研千佛寺,枯水扎堰数十道,虽能航运,仅能到达三江镇”。再如,新开河上游之牛华溪亦有堰埂一道,名为三台堰,“三台堰在县北牛华镇。枯水时于三台厂扎堰一道,以运盐煤”。事实上,堰作为一种旨在拦蓄径流、提升河道水位的水利设施,在川南地区曾经十分常见。在《中国农村的市场与社会结构》一书中,施坚雅基于其对市场结构和场镇密度的计量分析,正确地将四川盆地分为了两个主要区域。即由盆地南部边缘的68县所构成的“中央河谷地带”,以及包含了川东和川北88县的“盆地其余部分”。在进一步讨论中央河谷地带的场镇分布时,施氏研究了水系对该区域市场体系和交易周期的影响,并指出正是这一较为便捷的交通条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川南市场的密集化与社会商业化。在笔者看来,尽管施氏的这一论断给予后来的区域研究者以巨大的启发,但此处他似乎忽略了生态因素尤其是降水对河流水量变化的季节性影响,而他似乎也并未注意到堰的存在。熟悉四川盆地的学者都清楚,川省的许多河流往往会因冬季径流不足而无法通航。换言之,自然状态下以流域为骨干的川南市场体系,并非是在时间中线性而均质地运行着,而是有着一个内在的周期与波动。由此,为了克服这一来自生态层面的干扰,保持经济活动的连续性,修筑堰坝或堰埂也就成为了一项必由举措。

在五通镇一带为数众多的堰堤中,最为有名的当属五通堰。据民国《犍为县志》记载,“五通堰,在县北五通镇即四望溪本流。每年水落时于宝庆街外扎堰一道,名曰上堰埂;更于下游党家沱扎堰一道,名曰下堰埂,以便诸灶商盐、炭百物之运输”。可见,五通堰原是上、下两道堰埂的统称。两道堰埂中,下堰埂又称裕济堰,因系犍为盐场“炭进盐出”之总口,工程浩大,地位更显突出。“光绪三年(1877年)开办官运后,在青龙嘴以下的党家沱筑拦河堰蓄水。从内河拨运的盐运至龙沟过坝,在岷江码头交长航船下运宜宾及上运府、南、雅销区。岷江码头的炭船过坝,从内河拨运茫溪及涌斯江沿河一带的盐灶制盐”。

从技术上看,自开办以来,下堰埂的修筑便有着一套严格的定制。首先,“下堰埂以竹笼为架,内填大鹅卵石,横跨河底,下大上小,层层叠起,直至出水面一尺”。其次,由于水流和水位的季节性变化,下堰埂须年年修筑,具有严格的周期性。一般来说,下堰埂约在每年的九月开始动工,并于十月末在江面筑起。至次年二、三月间,春雨连绵,河水漫涨,堰堤常常会遭到不同程度的损毁,此时按惯例将进行一次补堰,以兹加固。而到了次年的七、八月份,汛期到来,江水汹涌,整个堰堤将被完全冲毁。尔后等到九、十月份洪水退去,再行复建。特别地,若某年堰堤在端阳节前出现溃损,而此时的水位又尚不足通航,则堰堤亦需及时重建。

从功能上看,堰作为一种蓄水工程,其最初修筑目的无非是调节水量,以使冬春有足够的水位通航。然而在实际运作中,一处堰坝的产权结构与经营模式,却又是一个牵动各方利益的复杂问题。下堰埂自筑成以来,其经营制度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官办到商办的过程。然而,由于所涉利益群体众多,各方力量又始终处在动态的消长变化之中,这就导致了围绕下堰产权与经营制度的讼争呈历年不绝的态势。同时,由于下堰工程的周期性,各方围绕堰长的争夺也就逐渐演变成了地方社会中一场定期上演的“社会戏剧”。

二、“两帮轮值”与“五帮轮值”:地域社会中的水利制度与人群竞争

关于下堰埂的产权与经营制度,刊于民国二十六年的《犍为县志》中写道:“(五通堰)皆由官运局出资办理,今则纯出灶商矣”。可见,下堰埂在当时应属商办。然而,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均显示,每年实际负责筑堰及管理下堰堰务的,却是当地的几个宗族。例如,在五通桥青龙嘴、盐码头、四望关等地,乡民社会中就流传着一套广为人知的所谓“两帮轮值”的制度规约。

简单来说,“两帮轮值”中的“两帮”,系指在当地颇有权势的两个宗族——张姓和党姓。而所谓“轮值”,则是以两年为届,由两帮在各自届内分别推举一位族人出任堰长,主持堰务。“窃查犍场下堰,向由张党两帮,轮流负责修理,每届两年,挨轮接办,历年以来,习以为常,旧案朗存”。另据地方学者易志隆先生调查,“清初,涌斯江又名新开河,水面权属为宗族控制。以江心为界,江左面地盘及运河属党氏,右面地盘属张氏。经两姓筹划,在四望关下游1400米处修建竹笼堰坝,拦蓄冬季径流以蓄水通船,沟通桥摊盐煤等物资的水上运输”,“张党两姓也设立了堰管会,轮流掌权”。可见,“两帮轮值”之制看似由来已久,在实践中似乎也得到了各方的承认与遵从。

就在《犍为县志》刊行的四年后即民国三十年,地方社会围绕下堰埂产权与经营制度的讼争又起。从记录了这次事件的一批档案来看,当年又逢堰长换届之年,而上任堰长——党帮的党映田也即将届满卸任。到了八月初,张帮按照下堰“两帮轮值”旧例,约集两姓族人,经众公推,选出了张壁辉作为下届堰长,并以“犍为盐场下堰管理处”(以下简称下堰处)的名义正式呈报公署:“兹查党帮于二十八年秋季接办以来,迄今已届两年,限期业已届满,党帮责任亦已完全终了。下届办堰责任,例需由张帮继续负责”,“特于本日约集张姓本帮及党帮同人,会议商决,公推本帮张壁辉继任,其人老成持重,经验丰富,且本人又具经济能力,以之担任,实称斯职,一致赞同,记录在卷”。

然而,换届的平静气氛很快就被一纸诉状所打破。原来,对张壁辉的提名激起了张帮部分族人的不满。他们也联名具文,试图另举堰长:“窃查本堰为犍场盐运枢纽,关系盐务至巨,而工程浩大,修筑匪易。办理若不得人,轻则需糜费用,加重盐本;重则堤不坚实,贻误盐运。故堰务经理一职,向由五帮地主遴选殷实老成、经验宏富之人办理”。随后,他们否认了对张壁辉的提名,并重新推举出一个叫张裕成的人作为下届堰长人选:“裕堃等均为五帮负责人,爰于本月十日齐集,经众公推殷实谙练、办堰有方之张裕成为本年堰务经理,俾得于事有济,并经取得运商办事处同意,除函请运商办事处转报外,理合联名盖章”。

推举裕成的这份文书虽语词清晰,并无含混之处,但细细察之,所陈之内容却又令人疑惑。例如文称“故堰务经理一职向由五帮地主遴选殷实老成、经验宏富之人办理”,之后也多次提到五帮,那么,此“五帮”为哪几帮?与“张党两帮”是何关系?有无冲突?再如,既然此文为另举堰长,被举之人亦为张姓,再察文末署名的支持者,十余人众也都是两姓族人。也就是说,他们尽可以在堰长“两帮轮值”的制度内合法地推举族人参选,却又为何将之推翻,另缘新规?又如,文称“经取得运商办事处同意”,此运商与张裕成有何关系?运商在下堰堰务中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几天后,一份更富戏剧性的呈文送抵公署,将选举的风波推向高潮。原来,这又是一封推举堰长的文书。所不同的是,此次被举之人,姓杨名述姚,已非张党二姓中人。而文章所述内容,对厘清事件的来龙去脉颇有助益,故全文抄录如下:

情因犍场下堰裕济堰之成立,自前清时,历由五帮负责承办,轮值堰长,毫无纷争。该堰轮值者计有杨、李、张、党四姓及当地客帮共为五帮,堰长一职由前清官运局委任。民国成立,客帮无人主持,故名为五帮,实由四帮轮值,推举报请钧署委任。溯自民十三年,杨洪昌奉委充当堰长,有案可查。交替后即由张党两姓充当,两年任期限定,庶免纷争,而昭公允。嗣杨洪昌故后,因杨李两姓在外经商,由张党两帮轮充至今,杨李两姓于堰长一职,迄未轮值充任。现当抗战建国之时,人人有为国效劳之义务,兹查二十八年秋季党帮接充堰长,两年任期今已届满,本年秋季例需另行轮推堰长,继续负责兴工修筑。张党两姓均已轮值多年,照例应由杨李两姓轮推充任,代表等爰于日前约集五帮主要人等公议,一致通过,议决推举杨述姚接充堰长,以便办理一切事项。伏查杨述姚英年老成,经验丰富,热心公益,秉性正直,兼以伊叔杨洪昌前充堰长时述姚在襄助颇著勤劳,此次推举继任以资熟练,实堪充任,理合联名具文呈请钧署鉴核恳予委任,以专责成而维堰务,伏乞批示抵遵。

原来,所谓“五帮轮值”如确有其事,当始于清代;而“两帮轮值”则是在民国十三年后才因袭而成。而文称“堰长一职由前清官运局委任”,这与《犍为县志》中的记载亦相吻合。此外,文中不仅详细讲明了由“五帮”向“两帮”的转变过程,还提到了杨洪昌这个关键人证,而这些内容在稍后也得到了运商处的认可。在笔者看来,杨、李之说确实不无道理。一方面,当下堰埂“由前清官运局出资办理”之时,“五帮轮值”很可能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彼时各方力量在地方社会中的一种均衡状态。也就是说,“五帮轮值”既是各方相互博弈的一种妥协,同时,亦是国家因应地方社会中的人群关系和权力结构所采取的一种间接治理措施。不过,当下堰埂变为商办,官方不再直接插手之时,各利益群体因彼此实力的消长而使得办堰制度有所变更,也就成为在所难免之事。

三、“土权”与“主权”:值年选战中的宗族关系

在与下堰产权有关的“五帮”之中,有四帮都是宗族组织。实际上,关于宗族在商业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问题,历史学和人类学业已开展了长期的对话与探讨。不论是针对徽商、晋商、闽商等地域性商人群体的专门研究,还是科大卫关于“中国商业制度史绝对是宗族制度史的延续”之总体性论断,抑或是近来有学者提出的所谓“商域宗族”的概念,论者大多认可宗族作为父系继嗣的同姓团体,在传统社会中往往能为商业活动提供一种普遍有效的组织框架。不过,此次张、党、杨、李四姓围绕“两帮”和“五帮”所展开的争夺,则进一步涉及了四个宗族内部及相互间的分化与联合。

获悉有人另举裕成为堰长,张壁辉等迅速予以驳斥。例如,他们在一份呈文中写道,“查裕成虽系本帮之一份子,但二十六、七年间担任斯职,以其办事疏虞,工程欠佳,不届三月份堰堤即被冲溃,致使盐碳出入大受妨碍。查三月份尚属春季,为场、运两商赶运盐碳时候,距离夏令洪水为时尚有二、三月之久,乃竟如此成绩,关系本帮名誉实为重大”。可见,他们并不否认裕成的族人身份,而只是试图将问题技术化。而面对张壁辉等的话语攻势,裕成也予以了正面回应。他们不仅谴责壁辉之品行,称“乃有张壁辉者,其人昏庸,素无堰务观念,且家无恒产,何能办理工程浩大之堰堤重务”,同时,也针对两帮选举程序之合法性提出了质疑,“查五帮正式推选系在八月十日,而该呈在八月四日呈处,谓已经正式会议公推,且其原呈所列各名,除裕万等为窃名外,其余名姓多无其人,裕万等知之甚祥。显系自度不能通过,而乃虚伪捏造,先期报请,希翼蒙蔽,实属不法”。

正当张帮因壁辉、裕成之争一分为二之时,党帮也没有置身事外。其中,一份署名上届堰长党映田的呈文尤其引人注目。按照该党氏的说法,他写此文的起因,源于“昨日清晨,张党两帮地主张俊庭等多人来舍”,向他痛陈堰长未定以至堰务迟滞的忧虑。而他在这份呈文中则写道:

查职处既已遵令辞职移交,对于下届事宜,本无过问必要。惟以个人既系党帮地主之一分子,而党帮地上土权,对于全堰面积,则又占有四分之三,张帮主权,则不过仅具四分之一,以地主主权言,已属责无旁贷;加以本人现又忝居党氏宗祠族长,对于下届经理,又系上交下接,种种关系,均非恒泛,自难置而不闻。现在阳历已届八底,距离秋分不过一月左右,石麟上堰所修石堰,业已兴工二十日,而本场上堰,亦已开始堆捡鹅石,本堰工程,远较各堰尤为巨大,自难再事延缓。何况空笼紧张,警报频传,各地均已执行强迫疏散,今年鸠工集料,必较上年尤为棘手,故以现时情形计,实非及时办理不为功。事关全场盐碳出入运道,且系堰务工程进行,时间迫切,自难再缓。恳请迅赐颁给委令,以专责成而便积极进行。

文中虽未提及壁辉之名,但张俊庭正是前次署名推举壁辉的头面人物,此处党氏对壁辉的帮扶之意显露无遗。更为重要的是,该党映田是时任的党氏宗祠族长,而他所说“党帮地上土权,对于全堰面积,则又占有四分之三,张帮主权,则不过仅具四分之一”,在田野调查中也得到了乡民的证实。实际上,党帮不仅是每年下堰地租的最大受益者,其对许多工程安排和堰务细节也握有主导性的话语权。而党帮本身因垄断了往来于盐场和当地各基层市场之间被称为“筏帮”的短途航运贸易,正是地方上富甲一方的强族大姓,其经济实力和影响力也在张帮之上。由此可知,党帮在二张之争中,实际上扮演了不可低估的作用,其对张壁辉的庇护,应是裕成等转向缘“五帮”旧制以寻求外援的主要原因。

既已知道下堰地权尽归张、党两帮,则杨、李二姓在堰务中的劣势便不言而喻了。事实上,渡船帮杨姓和天平帮李姓原本也在盐运行帮之列,但两帮均是散帮,民国以来族人又多在外经商,在五通桥一带没有建祠,因而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影响力也日渐衰落。由此来看。此次杨姓参选若仅凭自身之力,其胜选的机会可谓微乎其微。事实上,杨、李对此也是心知肚明:

代表等前以“陈明下堰历史,并推举堰长恳请委任,以专责成”等词,具呈在案,应候曷亵。正呈请核示之间,忽有张党两帮具呈,蒙请钧署委任张壁辉,继又续请委任张裕成等充任堰长;突闻之下,曷胜惊异。缘裕济堰由清至今,其主权原属五帮所有,客帮无人主持,当然由杨李张党四帮轮推,并非张党两帮可以包办,置杨李两帮主权于不顾。其抢夺情形,图谋消减,已可显见然。殊张党两帮霸据十六年之久,今竟想永远消灭杨李两帮而谋独占,于法于理,皆属不合。兹为保守主权杜绝抢夺起见,除呈管理分局请求查明核办外,再联名具呈钧署令委杨述姚为堰长,以维主权而张公道。并恳再行令饬引岸运商联合办事处彻查其履,以凭核办。

值得注意的是,文称“呈管理分局请求查明核办”,这表示杨、李此次已是越级申诉,即在向盐场公署呈请未果的情况下,他们已将自己的诉求反映到了公署的上级部门五通桥盐务管理分局。同时,文中提到“并恳再行令饬引岸运商联合办事处彻查其履”,可见,引岸处亦牵涉杨、李争讼。既然张裕成和杨述姚都有意向引岸处求援,那么运商在此次选战中的角色和作用,也就决计不容小视。

四、商族之争:下堰埂的产权制度及其内在张力

民国《犍为县志》中说下堰埂为灶商所办,而此次冲突各方屡屡提及的却是“引岸运商联合办事处”,笔者认为,县志此处应为误记。因为据《清史稿》:“凡商有二:曰场商,主收盐;曰运商,主行盐”。在五通桥,引岸处便是运商而非灶商(或称场商)的商会组织,“引岸办事处亦称运商办事处,是(盐业)运输商的业务机构,地址在跃进街原副食品公司宿舍……官盐由盐务局专卖,有计划地发给运商办事处,再由办事处分销给运商”。而所谓“引岸运商联合办事处”,则是在1937年川盐推行“官督商运”后由运销犍盐的运商和岸商联合组建的跨地域组织。那么,作为事件的关键一方,运商在此次选战中又持怎样的立场呢?首先,在壁辉和裕成之间,引岸处显然更偏袒后者:

查下堰堰务,在张党两帮内举出经理各办两年办法,由来已久。近二十年来凡属张帮当值,均系张裕成负责办理,历无更替,钧署加委,有案可查。该张裕成具有办堰经验才识,不言可知。至张壁辉对于堰务,前既无有经历,属处实不知其人,且无被举之函到处,能否办堰,深用怀疑。该堰为盐运而筑,纯赖属处堰费维持,与属处直接有关。现时百物胜贵,人工缺乏,堰工浩大,办理姝非易事。属处为顾虑盐运,慎重办堰人选,故有请委素富经练,办堰有方之张裕成为本年堰务经理之举,此系根据事理,实未稍加瞻循。

文称“该堰为盐运而筑,纯赖属处堰费维持”,足证下堰埂源出运商而非灶商。同时,文中引岸处不仅认可了“两帮轮值”之制,从“近二十年来凡属张帮当值,均系张裕成负责办理”也可看出,引岸处显然是力挺裕成充任的。然而,当几天后面对杨、李二姓的接连申诉时,引岸处不仅在随后的回文中立即认可了杨洪昌的履历,同时,对于“两帮轮值”与“五帮轮值”的说法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查裕济堰原有五帮地主之称,民国十三年亦有杨洪昌充当堰长经办堰务之事,至每帮轮办堰务及张党两帮各办两年之例,系属该堰内容调整,属处亦不深悉。惟该堰既系五帮,杨李两姓当有主权,所以场、运商亦有过问主持之职责也。

引岸处在这里申明所谓“五帮轮值”的制度安排,强调“杨、李两帮当有主权”,并开始对“两帮轮值”的细节和流变过程闪烁其词。更为重要的是,文末“场、运商亦有过问主持之职责也”无疑点出了问题的要害。原来,运商作为客帮之一股,原于五帮内占据一席。所以此番引岸处支持杨姓参选,为其说话,根本目的还在于力图通过改变现有的经营规则以恢复“五帮轮值”旧制,进而实现其重掌堰务的目的和野心。但是,引岸处关于“两帮轮值”和“五帮轮值”的说法前后矛盾,这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即在壁辉、裕成、述姚之争背后,是否还有一些非个人化的、结构性因素在左右着引岸处的考量和选择?

在笔者看来,引岸处的矛盾立场恰恰缘于下堰产权和经营制度中的一个内在张力,即它的费用偿付制度。原来,下堰埂于每年十月下旬竣工,约在第二年五、六月间冲毁,使用期限在七个月左右。在此期间,食盐自茫溪河花盐街运出,经下堰“过坝”后拨运外河。而其间每月于下堰过坝官盐之引数,均有着严格的规定,称为“额盐”。事实上,由堰长主持的下堰处作为工程的实际运营方,在每年开始筑堰之时,即向犍为盐场公署编制预算。所有筑堰和维护需费,包括地租、竹编石料、扛工力资(文书中称为“加头”)、员司薪酬以及经营性的“纯利”等,即以此七个月为限,并以过坝额盐之总数为单位,由运商处向下堰处按引摊算,按月付给。

表面上看,这套费用偿付制度权责清晰,并无多少争议之处,但实际上,它的运作却又困难重重。一方面,它直接导致了作为管方的下堰处与作为资方的引岸处之间,常常会因各种款项细节的出入而陷入结构性对立的困局之中。例如,若某年时间已过七月而下堰尚未溃堤,盐张外运就仍需过坝。然而此时依付费办法,运商已停付堰费,则堰上员司之薪酬、工人的力资脚费及堰堤日常维护费用等便将无处可出。再如,若某年盐场产销两旺,额盐提早过完,尔后将导致“越额过盐”;抑或某年盐场经营困难,导致盐引滞销,则下堰时间届满,而额盐尚未过足,即所谓“逾时过盐”。在此两种情形下,堰堤修筑和维护的费用显然都会出现差额。又如,某年筑堰期间,米珠薪桂,工价抬升,实际花费超出预算,下堰处亦将入不敷出。而每当这些情形出现时,下堰处与引岸处便会展开一番激烈的讨价还价,有时甚至越级争讼至盐务管理分局。双方因各种事端而起的争执时有爆发,历年不绝。

另一方面,更为复杂的是下堰处和引岸处之间的矛盾也不完全是实际情况的反映,其中亦充满了双方各自的算计。例如,下堰处经理即堰长,由于实权在握,便可能为己之利,坐地涨价,从中生事。如堰长可以虚报预算、伪造开支、借故要求提高地租,甚至直接克扣薪资堰费,然后谎称亏欠,要求运商追加弥补。有证据显示,上届堰长党映田在其任内,就有多份诉状诉其“侵吞扛工力资”,而即使此次新任之张帮经理,在上任两个月内也遭遇了多次类似的检举和控诉。可见,身居堰长之位,确实于各方均可占利不少。而引岸处对个中情形,也自然是心知肚明。质言之,一方面,引岸处与下堰处因堰费等项有着持续的、结构性的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引岸处作为客帮之一股,亦希望借恢复“五帮轮值”的机会来实现其掌堰务的目标与野心。因此,在与以党帮为首的下堰处积怨已深的情况下,尽可能拉拢和扶持一位与自身关系更为密切的代理人,也就成为了引岸处维护自身利益的一项必由之举。

不过,下堰埂费用偿付制度中的结构性矛盾实际上还导致了另一个重要后果,那就是盐局常常被迫介入堰务。原来,当每年筑堰伊始,引岸处的款项尚不足支,或者下堰出现经费不敷,而堰长又无力垫付之时,则照例须由堰长出面呈请,五通桥盐务管理分局出面担保,向银行贷取筑堰款项。然而,盐局显然并不情愿这么做。因此,经济实力也就最终成为了历次堰长决胜的最大筹码。就此次选战的结果来看,最终仍是由自称已筹得堰款的张壁辉赢得了堰长职位:

兹委张壁辉为犍场下堰经理,仰即认真负责办理下堰堰务,毋负委任。又据该员本年八月十六日呈报自筹得款十万元,以作办堰基金,分别订购竹料食米等情;本年公家对于下堰,应不贷款,仰于奉文后,克日进行修堰事宜。限于本年十月底完成,勿得违误。除呈报并令知引岸运商办事处外,仰即遵照;此令。

由委任书中“本年公家对于下堰,应不贷款”一句,足证对于经济负担和风险的规避,确是公署委任张壁辉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综合其他证据来看,不论是张裕成的办堰资质,还是杨述姚的主权申索,都极有可能确系实情;公署若果真有心追查维护,似乎也不难核实。然而,面对他们的接连申诉,公署最终却仅仅以“我署无案可稽,未便照准”的搪塞之辞敷衍了事,可见此次壁辉的胜选,应是公署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而后得出的结果。换言之,当下堰埂不再由官方直接控制之时,国家就须因应地方社会中各方力量的消长而选择相应的代理人。可以说,在明清以来“地方社会自治化”的长时段趋势下,即便是在类似盐政这样受到严格控制的领域,国家对于许多事务也仅仅是保有仪式性的权威。而真正左右实际利益分配乃至正式制度安排的,很大程度上还是地方社会内生性的阶层流动和结构变迁。

五、结论

发生在民国三十年的五帮争讼,虽然从结果上看没有改变下堰埂“两帮轮值”的经营制度,不过通过此次选战的一些细节,我们还是可以就下堰埂的产权纠纷以及由此所反映出来的地方社会的结构变迁等问题做出一些有益的理论探索。就本次争讼的情形来看,张壁辉、张裕成、杨述姚三人之间的角力,表面上牵涉“两帮轮值”和“五帮轮值”的制度之争,但实际上却是以党帮为核心的地方宗族,同以运商为骨干的商客群体之间的博弈。选战中张帮的分化,以及党帮与壁辉、运商与裕成、运商与述姚的联合,都是沿着下堰产权与经营制度中的商、族关系这一结构性矛盾而展开的。可以说,民初取消官运的确是下堰埂由“五帮轮值”逐渐向“两帮轮值”演变的一个关键因素,然而其产权与经营制度变动中最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地方社会内部的权力阶序和结构变迁。


参考文献:

[1]代表性研究如赵世瑜:《分水之争:公共资源与乡土社会的权力和象征——以明清山西汾水流域的若干案例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小军:《复合产权:一个实质论和资本体系的视角——山西介休洪山泉的历史水权个案研究》,《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4期;张亚辉:《水德配天:一个晋中水利社会的历史与道德》,北京:民族出版社,2008年;石峰:《无纠纷之“水利社会”——黔中鲍屯的案例》,《思想战线》2013年第1期;鲁西奇:《“水利社会”的形成——以明清时期江汉平原的围垸为中心》,《中国经济史研究》2013年第2期等。

[2]行龙:《从“治水社会”到“水利社会”》,《读书》2005年第8期。另见王铭铭:《“水利社会”的类型》,《读书》2004年第11期;钱杭:《共同体理论视野下的湘湖水利集团——兼论“库域型”水利社会》,《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

[3]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17,《犍厂盐搭配转销片》。

[4]丁宝桢:《丁文诚公奏稿》卷15,《黔边盐务情形片》。

[5]嘉庆《犍为县志》,卷10《丛谈》,嘉庆十九年刻本。

[6]龚静染:《小城之远:五通桥的历史记忆》,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60页。

[7]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8]杨彦康:《五通桥地名由来之我见》,载《五通桥文史资料》第2辑,第104页。

[9]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

[10]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

[11]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13页。

[12]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

[13]四川盐政史上,各产盐府州县清时称“厂”,民国初年即改“厂”为“场”:“清代以厂统井,设厂二十二……全区设盐大使五员,而一切厂务,多以地方佐贰兼管,异于他省。民国初元,改厂为场,设置场官,于是场制始归一律”。见曾仰丰:《中国盐政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1937年版复印本),第79页。

[14]四川省五通桥区志编纂委员会:《五通桥区志》,成都:巴蜀书社,1992年,第253页。

[15]谢谨诚:《民国时期五通桥工业经济的缩影(一)》,载《五通桥文史资料》(第十辑),第229页。

[16]特纳使用“社会戏剧”这一概念来分析结构性的社会冲突,此类冲突的范围不必很大,强度也不必非常剧烈,却足以反映出社会结构中的潜在紧张力。参见特纳:《戏剧、场景及隐喻:人类社会的象征性行为》,北京:民族出版社,2007,第12页。

[17]民国《犍为县志》,卷2《建置》。

[18]《呈报照例开会推定下届堰务负责人选》,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3-141

[19]易志隆:《千年盐城五通桥》,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88页。

[20]《呈报照例开会推定下届堰务负责人选》,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3-141

[21]《公推经理恳予加给委任以专责成而利盐运》,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3-162

[22]《公推经理恳予加给委任以专责成而利盐运》,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3-162

[23]《陈明历史并推举堰长恳请委任以专责成》,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3-172

[24]《呈复饬查下堰堰务情形》,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046,见第四节。

[25]如王振忠:《明清徽商与淮扬社会变迁》,北京:三联书店,1996年;杜正贞、赵世瑜:《区域社会史视野下的明清泽潞商人》,《史学月刊》2006年第9期;陈支平:《民间文书与明清东南族商研究》,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等。

[26]科大卫:《告别华南研究》,载华南研究会编辑委员会编:《学步与超越》,香港:文化创造出版社,2004年,第25页。

[27]周泓:《北方市镇与“商域宗族”——兼论“圈层格局”》,《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

[28]《声明本届推举办堰负责人选情形》,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3-148

[29]《窃名朦请妨害堰务恳请撤销前案并予传究以别泾渭而维盐运》,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056

[30]《窃名朦请妨害堰务恳请撤销前案并予传究以别泾渭而维盐运》,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056

[31]《时间迫切据情转请迅赐加给委状以专责成而利进行》,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130

[32]《把持堰务抢夺主权恳请再饬查复以重盐务而息纠纷》,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3-170

[33]民国四川盐政系统中,下堰处和引岸处作为平级机构也是涉事的两方,共同隶属于犍为盐场公署;而作为行政机构的犍为盐场公署,则隶属于五通桥盐务管理分局,后者又进一步隶属于川康盐务管理总局,从而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垂直的科层体系。

[34]《清史稿》卷123,食货志四《盐法》,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604页。

[35]谢谨诚:《民国时期五通桥工业经济的缩影(一)》,载《五通桥文史资料》(第十辑),第224页。

[36]1937年4月,自流井四川盐政管理局在犍为五通桥组织盐商开会,成立“犍为盐场引岸运商联合办事处”,同时在犍盐的各销岸成立相应的“分处”。参见《叙永县文史资料选辑》(第八辑·建国前永岸盐业运销概况专辑),第27页。

[37]《呈复详查张裕成堪充堰犍场下堰堰务经理》,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139

[38]《呈复饬查下堰堰务情形》,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046

[39]《委令》,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131

[40]《训令》,乐山市档案馆:004-02-0552-104

[41]参见科大卫、刘志伟:《宗族与地方社会的国家认同——明清华南地区宗族发展的意识形态基础》,《历史研究》2000年第3期;郑振满:《神庙祭典与社区发展模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史林》1995年第1期;郑振满:《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3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