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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民俗与农村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以温州L村为个案

作者:陈 秋  责任编辑:中农网  信息来源:《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8-04-13  浏览次数: 391

【摘 要】女性、民俗和政治,三者并不仅仅是由抽象概念构成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时空中彼此嵌入并有着明确指向的研究课题。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在民俗生活提供的各种可能渠道中参与村委选举、监督征地利益失衡、培育女性民间社会团体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管理等,实践了一条独特的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实质是城镇化带来的民俗生活的政治化,女性民俗的社会理性凸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创造了转型农村社区妇女生活新传统。当前新型城镇化建设,需重视引导女性民俗于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的实践功能,这将是推进社区善治理想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城镇化;农村妇女;女性民俗;村庄政治


一、研究理路与背景

(一)女性与民俗

发源于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促进了女性学、社会性别研究的诞生,并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得到广泛运用,西方女性民俗研究理路也在这个学术背景下应运产生。其主要围绕性别(gender)和权力(power)来展开女性民俗研究:关注女性和民俗之间的独特关系,民俗文化中的女性形象,从女性主义视角批判民俗研究中的性别歧视sexist),反思性别视角的民俗类型genere),为民俗学妇女的知识womens lore)和妇女的文化表现womens expressive culture)而正名,思考女性在日常民俗生活中的主体性和创造力等问题;从女性民俗和女性权力视角重新思考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研究,批判缺乏性别视角的民俗研究范式,提出女性在民俗生活中发明和维持了不同于男性的具有生存象征的传统和思维、行为方式,探索建立女性主义的女性民俗知识体系、确立女性民俗在民俗学学科领域中的合法性地位,等等。

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意识发端于20世纪203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之前的歌谣运动时期,顾颉刚、娄子匡、黄石等学者收集、整理分析了有关妇女的歌谣;之后学者们的研究转向包括妇女歌谣在内广义上的女性民俗事象溯源的研究活动,陈东原、黄石、杨树达等学者开始了揭示妇女地位的女性社会史研究。20世纪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理论进入中国,整个国内学界女性研究、性别研究达到高潮,到90年代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得以广泛开展,结合社会性别理论,从社会和民俗的视角进行女性和家庭、社会地位、女性和生育制度、宗教信仰等宏观问题的讨论。目前,国内女性民俗研究已经日臻成熟,许多研究记录描述中国女性的民俗生活经验,探索中国妇女的主体性建构问题等,中国女性民俗研究已经积累了大量研究个案,一些学者开启了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反思中国女性民俗研究的理论探索之路。

纵观国内外的“女性民俗”研究历程,其主要经历了:从早期研究者关注女性相关的民俗文化事项,到近代研究者构建女性主义民俗批评研究,再到当代研究者开始思考女性在民俗生活中的主体性实践,这样一个发展轨迹。但是,沿着女性主义的哲学思辨轨迹开展的国内外女性民俗研究,颇多论述虽涉及女性在各类日常民俗生活中的主体性表达和实践,并不能充分阐释当前中国农村城镇化大背景下、社区转型过程中,农村妇女个体纷繁复杂的民俗生活、以及妇女民俗生活和她们的社会参与关系、意义等诸多问题。因此,在当前中国社会高速城镇化农村社区转型和民众生活变迁中的女性民俗生活经验,应该是当下中国女性民俗研究亟待关注的课题。

(二)女性民俗生活和村庄政治

民俗与政治并不仅仅是一对抽象概念的宏大叙事关系,而是在具体的村庄时空场域中彼此嵌入并富有明确研究指向的研究课题。目前学界在关于妇女在村民选举、村两委基层政治中的参与比例偏低、村级治理行政权力结构性别不平衡等问题方面已基本达成共识,研究成果浩繁迭卷。有的学者从村民选举、村民自治角度讨论农村妇女参与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壁垒、问题及出路,如何包钢实证调查浙江的个案,认为改变村民选举中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程度低于男性村民,妇女在村民委员会的权力构架中弱势现状,需要通过保护农民整体利益来改善农村妇女的参政地位;刘筱红从从制度、资源和市场三个层面分析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政治环境变化,认为农村初级政治市场中农村妇女政治市场竞更为激烈;或者结合社会性别、父权制分析农村妇女参政并思考社区治理问题,如李慧英认为农村社区治理棘手问题是村规民约中性别不平等,马东玲和韩玲梅等学者分别结合社会性别、性别偏好等来分析村民自治中农村妇女参与过程失败的原因。此外,还有不少学者关注留守妇女农村参政现状,董江爱认为男性进城务工、农村女性化后,传统文化对女性的歧视、社会对女性的偏见导致村级治理中农村妇女参政状况不乐观,吕芳以16660村留守妇女为个案,认为应从改善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状况、重视妇女互助组织能力培育等方面来提高妇女参政能力。

然而,以上有关农村妇女参政问题研究所探讨的核心问题主要是关于妇女担任基层行政职务,竞选村委会成员、参加村委会议、参与基层民主政治,或是妇女通过村委提供的可能渠道表达、监督村务管理意见等,也就是农村妇女靠近国家权力系统,或者是进入国家建构的政治领域等问题,有学者称其为农村妇女参与国家政治的研究(与国家政治相对应的村庄政治)。然而,参与国家政治的毕竟是少数妇女,并且进入国家权力系统的更只是少数精英妇女,对于绝大多数女性尤其是普通农村女性参与基层政治生活的状况及其参与政治实践的路径则缺乏必要的关注。

在中国村落城镇化的过程中,传统村落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迁,妇女逐渐从传统农妇的角色转变成家庭经济、区域经济建设发展的生力军,农村妇女也因此走出家庭私人领域而投身到市场经济浪潮中,她们广泛地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等公共领域的生活。如果结合农村妇女在公共领域中角色扮演来思考她们的政治参与问题的话,可以发现:一方面,妇女完全可以和男性一样在公共领域中行动并参与到国家政治中去;另一方面,农村妇女还在家庭私人领域中承担着远远超过男性在家庭中的角色功能,如家务、张罗家庭节日仪式、建构家庭的人情网络等。传统社会角色的惯性势必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农村妇女政治参与的偏好、选择、程度等。比如,妇女参与村民委员会委员及村民小组组长、村长的选举活动,其主要关切点可能是如何通过参与这些国家政治以维护她们小家庭的利益,她们关注村委选举结果的产生,将选票投给哪位村干部候选人,都会受到被选上的村委能否为她们赚取更多的小家庭利益的考量的影响;又比如在农村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利益的重组和土地利益的重新分配过程中,妇女更感兴趣的可能是如何通过各种渠道参与政治来实现她们家庭利益的最大化……此外,妇女在婚丧嫁娶仪式、生老病死、四季八节等一些家庭、家族和社区重要民俗时空的礼仪活动中,主要也可能仅仅是为了建构一个有利于其家庭的村庄人情关系网,提升她们的家庭、家族在村落社区的威望、声誉、地位,而这些在私人领域中孕育并带入公共领域的妇女的村庄政治意图,主要还是通过妇女日常民俗生活来实现的,这些琐碎的女性日常民俗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也形成一种促使村庄秩序和村庄权力格局重组的压力。

在推进“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全面了解和掌握广大普通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利益诉求以及转型农村社区中妇女与基层社会治理、参与公共生活参与等的情况是非常重要的,有助于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鉴于此,笔者选取温州市L村为个案,通过考察妇女在L村城镇化过程中村庄矛盾、利益纠纷、关系重组等各种村庄政治中的表现,以获得对女性民俗-村庄政治在农村妇女政治参与这个问题的一个社会整体事实

二、田野素描

(一)L村城镇化概况

L村位于温州市下辖的县级市乐清市柳市镇,是一个重要交通枢纽。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乡镇企业蓬勃发展,L村开始碳刷加工销售的家庭作坊经济模式,农业经济逐渐消失。从90年代始,L村以机电加工业为主的乡镇企业蓬勃兴起,村民家庭非农收入比重增加。1993年乐清市经济开发区奠基仪式在柳市镇举行,开发区规划总面积7.8平方公里,前期开发1.7平方公里,L村被征地200亩用于柳市镇的公共规划建设,这标志着该村被动进入城镇化发展的新时期。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传统单屋、独户的农家旧民居被改造,高楼、商铺、公寓、休闲绿化带等现代设施取代了传统的村庄风貌;村民旧民居被新农村公寓式群楼包围起来,大批外来务工人员进入L村成为其新住户。柳市镇新建的镇政府办公大楼和镇政府广场等公共设施选址在L村西边,因此L村成了镇中心地带。村民日常经济收益主要来自民营企业、个体经营,以及部分旧房子出租屋的租金,传统的农业与渔业经济消失殆尽。

L村实行行政村管理模式,村党总支部下设一个村委会、辖8个村小组,一个妇联。目前户籍登记人数1350人,男女人口比例为5.764.95,两性人口比例基本持平。常住人口800人左右,小部分户籍人口(一般是夫妇一起)长期在北京、上海等地经商、办企业、购买房产定居,只有在年节、家族红白等喜事时间回来暂住。L村妇女一直有随丈夫一起外出或者就地创业的传统,所以不存在留守妇女等社会问题。

(二)L村妇女传统民俗生活变迁

城镇化、工业化之前的农业、渔业经济造就了L村妇女独特的生产民俗与生活民俗。男人结伴外出打渔,女人们也相应地在后台忙活,她们到村庙鱼鳞光太子神像前朝拜,上香祈祷男人们出海平安,渔船满载而归。群体性的渔业民俗和祈祷仪式是L村的乡土传统。在L村乡村工业发展过程中,妇女走到前台和丈夫一起创业,夫妻店、家庭作坊、前厂后店的生产经营等一系列温州模式的发展过程事实上也是妇女从家庭生活领域进入经济、社会等公共领域的过程,妇女和丈夫一起经营家庭生计、创造家庭财富。30多年的城镇化历程使得L村妇女在商业经济、工业经济等“公共领域”的奔走行为已经常态化、习俗化,并成为当地妇女生活的新传统。

从两性社会分工的视角看城镇化、工业化进程造成L村传统生活方式的变迁问题,首先带来的是传统的女主内男主外的分工模式、性别习俗规则在市场经济面前发生了功能性的博弈;其次是从农业、渔业到乡村工业、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妇女也从敬拜福佑多鱼”“平安鱼鳞光太子这个当地神灵信仰,转向朝拜招财”“保生意兴隆的杨府爷等信仰;第三是一些传统的女性民俗因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功能性变迁,如农业经济社会时期妇女们在生活用品上借来借去的乡风民俗也发展成为民间融资的重要渠道(生产借贷民俗)。妇女们作为民间自由借贷市场的主力军,为当地乡镇企业的壮大、工业经济的发展做出重要的贡献;第四是妇女日常闲暇生活与传统社会生活相比较发生了很大变迁。农业经济社会时期农忙之余,妇女们通常习惯于三三两两聚集一起讲闲谈,热衷于讲述家长里短的景象逐渐消失。在城镇化过程中村庄利益的重组导致村民矛盾错综复杂,再加上公寓式的居住生活模式所造成的人为区隔造成了人际关系的显著变化,走不拢是很多村民的感概。但是当外出旅游(包括出境旅游)、晨间锻炼、镇府广场晚间的健身舞和美容、酒店聚餐等新的生活方式逐渐进入传统生活中以后,这些以往被认为是城市女性休闲生活方式的元素也成为了L村妇女闲暇生活的新内容。城镇化建设使得L村和周边的几个行政村在地域交通上互相关联,妇女人际交往圈子在不断扩大,日常交往突破了传统农业经济社会血缘与地缘的界限,妇女民间社交群体的类型也较之农业经济社会更加多元化:妇女们早上一起晨练练武(如打太极拳、木兰拳)的武友群,闲暇日子一起爬山的山友群,夏日的傍晚一起在镇政府广场跳广场舞的舞友群,逢年过节时一起搓麻将的麻将友群,民间信仰生活中一起去佛堂烧香拜佛的堂友群等应运而生,而且成为当前L村一带妇女社交群体中流行的相互之间的习惯性称谓,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镇化过程中当地妇女创造的新的女性民俗生活传统。

三、民俗生活政治化:农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路径

“传统村落为农民提供了有秩序的生活世界、稳定的社会意义归属”,L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和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瓦解了农业经济背景下稳定有序的日常生活传统,村庄权力和资源争夺日益错综复杂,日常生活行为和关系演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变化中的妇女的民间生活也越来越多地折射出村庄政治的理性逻辑。L村妇女村庄政治参与模式可以作如下归纳。

(一)村骂:监督村委征地利益分配

20世纪90年代开始了征地运动和旧村改建工程,促使L村被征后的土地迅速升值,村组负责进行二次分配,由土地派生出的经济利益比起原来农民享有的直接的土地权益更加具有诱惑力。L村的每个家庭都密切关注村委所制定的征地补偿政策,监督着村委实施政策过程的公正性。妇女们全力以赴地维护着小家庭的征地补偿利益,为此,她们运用了民俗生活中各种能够达到目的的、想得到方式来表达对村庄征地利益分配问题的看法,实质性地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中,比如当地民俗生活中的村骂

城镇化建设伊始,L村被镇政府征去220亩村集体土地作为柳市镇公共建设用地,镇政府规划在L村或者邻近的行政村建成一个全镇首屈一指的具有都市化风格的大商城。L村村委计划在镇里争取到这个商城的建设项目用地指标,村委的考虑是一旦商城建成并出租后,每年的收益可以作为村集体资产进行村镇建设资金以及用作发给每户村民的村福利分红资金。为了争取到这个项目,村委干部将村里两间宅基地批给了镇政府一位主管商城项目的的余姓干部作为私人宅基地使用,L村村委也因此争取到了这个商城开发项目。这个消息在村里不胫而走,在村民中炸开了锅。村民们质疑村委随意规划村集体土地,损害了村民的集体利益。村里的男人和女人们都投入了维护征地利益的斗争中,为了改变村集体土地被批准给个人用作宅基地这一事实,妇女们在村头村尾大骂、诅咒村委干部不得好死。据村民回忆,当时村里一个刘姓妇女发动了40多名男女村民,围堵着村委会的大门,妇女们拿出办丧事用的阴锣,甚至堵在一些村委干部的家门口敲阴锣。妇女们敲着阴锣,连哭带唱地咒骂村委干部(其中不乏粗俗的语言),一边骂一边在地上打滚……“政治参与就是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L村的妇女也不例外。在农村,传统观念上认为被人诅咒尤其是被妇女诅咒是非常可怕的事,妇女村骂无疑对当地村委干部形成一种无形的舆论压力,结果造成村前党委书记老陈不堪压力,在该届村党委书记任期未满时就主动辞职了,而批示给了镇政府那位主管商城项目的干部个人使用的L村宅基地也被迫收回。老陈告诉笔者,当时他辞去村党委书记和妇女们敲阴锣集体村骂这个民俗行为有很大的关系,当时收回给镇政府主管商城项目干部个人使用的宅基也是迫于妇女们村骂的压力。

L村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在征地、旧村改建等事件中,妇女们的村骂故事举不胜举:一些妇女们还用敲阴锣的方式对村委通过征地利益补偿规约中的性别歧视提出抗议。对于村委会制定的关于新农村每户新房子分配的该村地方法,由于其中只考虑把男性后裔作为享有分配新房权益者的规定,把作为女儿的人口排除在参与分配新房的权益者之外,这样的考虑极大地伤害了女性的权益,导致妇女们发起了反对性别歧视条款的抗议活动。

(二)结盟”“帮伙:参与村委选举

妇女用村骂的民俗方式来监督村委会征地利益分配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好自己小家庭的征地补偿利益,同样,这些普通农村妇女也渐渐地开始关注并参与到村委会干部的选举中,而这同样也是出于捍卫小家庭的政治、经济利益的考虑。她们认为,村干部人选和自家村庄的利益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由于村干部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在我国农村普遍推行,直接引发了广大农村妇女参政议政的热情。妇女们广泛参与村庄选举的行为却受到了传统女主内男主外习俗的深刻影响,妇女虽然获得了作为选民个体的权力,但是她们投票的决策权却在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各自丈夫或者儿子的意愿来决定的。妇女们根据男性主导的家庭利益而表现出对村委会选举的极大热情。在村委会干部选举的那段日子里,整个村庄洋溢着仅次于春节准备年货的热闹和热情,村民之间的相互往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和频繁,这传统的日常来往之中被赋予了很多村庄政治的价值取向,其代表之一就是妇女传统生活民俗中的盟姊妹,通过这一民俗组合成一个政治利益圈子,她们借此抱团帮伙拉选票。

传统的“盟兄弟”“盟姊妹”民俗是通过拟亲属和地缘关系发展村落社区的交往模式。在开始推行村干部直选以来,L村认盟兄弟”“盟姊妹的习俗更加兴盛了,结盟的兄弟姐妹们出于在村干部选举中有助于拉选票、结成利益共同体的考虑而结盟。一些妇女因为丈夫们的盟兄弟关系而被动走近,组成一个政治利益圈子,也有一些妇女主动结成盟姐妹参与到村庄选举中,帮衬着男人们参与村庄选举。在L村的历史上,妇女出任的村委会干部往往都只是局限于妇女主任这一职务,除此以外,妇女几乎没有更多地进入国家的村庄行政权力结构中,大多数普通农村妇女是通过“结盟”“帮伙”的民俗方式非制度性地参与村委会选举。“结盟”妇女参与村委会干部直选的方式主要采用的也是传统的“帮伙”习俗,她们以结盟团队的方式运作,然后团队内的成员再发动各自姻亲、血亲亲戚,用人情面子来游说选票,统一、集中于她们筛选后达成一致意见的与村庄利益至关重要的干部候选人。妇女们通过结盟”“帮伙等民间交往民俗,在村委会选举中产生了重要作用。学界关于村委会干部直选以来的案例研究颇多,但未从女性民俗-村庄政治的框架来分析,事实上普通妇女群体正是通过民俗生活来间接参与村委会干部直选,妇女的结盟关系构成了实践村庄政治的一个强大的功能体。

(三)信仰民俗生活:培育村庄公共事务管理意识

如果说妇女监督村委会征地利益分配、参与村委会干部选举是妇女因为小家庭利益驱使产生的村庄政治参与行为,那么L村民间信仰民俗建构的妇女交往圈子等各种日常活动,则是妇女关注并参与农村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公共生活空间的主体性体现。

L村妇女主要信奉观音和陈十四娘娘两位女神。妇女们围绕着女神仰信活动开展各种民间社交生活,女神信仰民俗生活也构建了一个属于当地女妇女的宗教和闲暇生活新圈子。妇女们因为陈十四娘娘而结拜、结盟成十姊妹的民俗团体,十姊妹会在一些重要的节日或者传统民俗节日(如春节)定期聚会,因为娘娘福吃福酒。此外如上文所述,盟姊妹也是妇女们实践村庄政治行为的功能体。妇女们因为信仰民俗而建构一个新的社交圈子,而这个信仰民俗生活圈子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培育妇女关注并参与村庄公共事务的管理意识。

L村妇女的观音信仰民俗活动主要是走四十八愿:她们结伴去温州地区其它民间信仰神(如杨府爷庙)烧香求财,形成堂友这类新的女性民间团体。这些女性民间团体除了在民间信仰生活中往来互动外,在家庭中的日常礼俗(婚丧嫁娶等)中也保持着密切往来,这种关系进而扩大到闲暇生活的日常往来之中,如不定期聚起来搓麻将、聊天,这个时候妇女们就会相互交流、共享村庄公新闻、并讨论一些共同关注的村庄公共事务。

在城镇化建设开发初期,L村地方政府决定把该村世代繁衍生息所依赖的母亲河(该村唯一一条与瓯江水系相通的河道)填为平地,作为村集体用地,进而开发为商品房楼盘。村干部决定填河的消息给村民们造成种种不安。老人们认为填河会破坏L村的风水,认为定会招致发大水自然灾害的发生,于是纷纷向村干部提出否定意见。但是由于男人们怕得罪村委会干部,于是干脆推诿屋里人出面表达意见。这些妇女民间团体自主地推选出代表到乐清市政府上访,为此还联络了当时温州电视台的实事面对面栏目,试图借助新闻媒介的力量来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后来,实事面对面栏目记者到L村进行实地调查,再加上乐清市政府对填河时间采取了问责措施,村委会迫于各方面的压力,最终放弃了把已经被填为平地的河流地块作为商品房楼盘开发的计划,转而就地规划建成一个供村民健身娱乐的新农村公共休闲区。L村妇女干预地方政府施政这一事件一度成为温州地区的社会新闻热点。

此外,妇女民间团体还发起一起众筹活动,筹款修建了一个社区公共活动空间。龙岗山是L村和邻近几个村村民爬山晨练之地,但是山路弯曲,山上可以作为锻炼活动的场地较少,在山上锻炼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为此,30多名自称是山友”“武友妇女团体的妇女自发组织了集资活动,请泥水匠在龙岗山上修建了两块约20平方米的平坦水泥地,无偿供村民锻炼用。对此,妇女们自认为这样做的意义,本质上就是在做功德

“个人只有在对个人或本社区的利益受到威胁感到关切时,才有必要积极卷入到公共事务中去,而女人比男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女人比男人更有可能成为一个关切的公民concerned citizens。调查和研究发现,L村妇女在信仰民俗生活中培育形成的这样一个性别化的民间社会正是一个真正关切的公民,相比较一些男性建构的民间团体而言,少了些许功利且多了一些妇女独特的性别化的村庄政治色彩。

四、女性民俗生活政治化是当前普通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政治的主要模式

从“女性民俗—村庄政治”研究视角,结合上文描述的L村妇女村庄政治实践的民俗经验,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普通农村妇女实践村庄政治参与本质上是其民俗生活的政治化。

从“女性民俗”的视角看,不难发现在当前城镇化进程中普通农村妇女民俗生活日益政治化、村庄政治参与模式民俗生活化这一客观存在。村庄中公共资源的存在,尤其在城镇化建设中的新农村,公共资源和村民的家庭经济利益之间存在着多方面的密切联系(如上文的征地利益分配等),并且民众可以有所期待从中获得分红,或者通过参与村庄公共性的传统民俗活动(如上文的信仰民俗生活圈子)来扩大自己家庭的人脉以提高家庭或者家族在村庄的威望等,这些都是农村妇女参与村庄政治的根本出发点。当民俗生活和村庄政治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如“盟姊妹”拉村委选举的选票),民俗生活的政治化色彩更加明显,凸显了农村妇女在参与由国家政治推动她们去演绎村庄政治的色彩,但是此时妇女们赋予村庄政治的实践意义却始终只是停留在民俗生活的层面。

2.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参与村庄政治促使其民俗生活的社会理性得到凸显。

民俗生活通常都是被民众赋予了丰富的主观意义的,女性民俗生活也不例外。每一个人最鲜活的、最本真的一些经验和感受,是与各种各样的民俗纠缠在一起的,是被民俗所表达和所记忆的,女性民俗就是与妇女日常生活的主观感受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极具感性色彩的民俗文化事项。但是当女性民俗与妇女以及妇女的家庭利益相关联时,民俗生活的理性就开始得到凸显,并且这时候的理性是一种社会的理性。妇女的这种理性行为完全出于维护实实在在的小家庭利益不受侵犯使然———比如村骂,当理性行为是为了达到一定目的而通过社会交往或交换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行为”时,城镇化带来的妇女传统民俗生活的社会理性表达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构成了基层社会治理监督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3.女性民俗实践村庄政治模式创造了城镇化过程中转型农村社区女性民俗新传统。

L村的调查研究表明,城镇化不但没有导致一些民间乡土传统遭到破坏,反而促进了一些非正式的地方性制度(local institutions)进入功能再现的过程。普通农村妇女正是通过民俗生活的途径参与到村庄公共事务管理之中,实践村庄政治参与路径,并得到整个村落社区的接纳,城镇化进程中的女性民俗新传统被创造出来。社会治理的规约性(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与民俗生活的自发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女性民俗村庄政治分析框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反思当代农村社会治理和农村社会的稳定问题。

4.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要重视引导女性民间团体培育农村妇女参与社区治理方面的功能。

党的十八以来,党中央积极推进社会治理创新方略,提出多元共治社区、实现基层善治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思路,社会治理的方式不断得到创新。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实现农村基层的社会善治是仍然是需要探讨的重大问题。在温州等经济发达的城镇化农村社区,妇女们已经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在村级社会治理中的参与比例依然偏低,在社区公共生活中依然处于边缘地带。女性民俗-村庄政治的研究视角告诉我们,农村妇女完全可以通过传统民俗生活方式、各种非制度化的民间生活渠道来参与到社区公共生活中。L村妇女自觉自发的民俗生活团体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农村妇女社区公共生活的空间,并在培育妇女社区公共事务参与意识和能力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新型城镇化建设是一种更为强大的社会组织系统。毋庸置疑,这种组织系统的植入,应该与原有乡土传统中的组织系统有效兼容,在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建设中特别需要重视女性民间团体的发展,切实引导好女性民间团体在培育农村妇女参与社区治理的意识中的重要功能,这将是实现基层政府与民众合作管理公共生活的社区善治理想的一条可供选择的重要路径。


注 释

1)(1Geraldine Johnson“It is a Sin to Waste a RagRug-Weaving in Western Maryland”in Rosan A.Jordan and Susan J.Kalcˇikeds.Womens FolkloreWomens Culture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1985pp.65-94.

2)(2)欧洲民俗学最早思考女性民俗的类型(genere),其关注民间口头传统中妇女的形象,妇女群体的巫术、禁忌等,强调女性民俗的价值和独特性。托马斯·夫雷戈·西塞尔顿-戴尔(Thiselton-Dyer)的《女性民俗》分类描述与妇女有关的谚语、歌谣等形式的口头民俗现象(参考Thomas Firminger Thiselton-Dyer,,Folklore of WomenChicagoA.C.McC lung1906)。第一个试图将女性民俗学科化的是美国学者法勒(Farrer Clair Ed-itor),其在研究中将美国民俗学会诞生(1888年)之初到20世纪50年代关注信仰、保健、婚礼和生育等女性习俗收集整理。(参见Claire r.Farrer.women and folklore.austin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1986

3)(3Charlie T.McC ormick and Kim Kennedy Whiteeds.FolkloreAn Encyclopedia of BeliefsCustomsTalesMusicand ArtABC-CLIO LLC.1997p.294.

4)(4)如黄石自1928年至抗战前这一时期,发表系列妇女习俗研究的学术论文,有《婚姻礼节的法术背景》《娼妓制度的初形》《初夜权的起源》《贞操的起源》《迎紫姑之史的考察》等,陈东原《中国妇女生活史》(1928),左君《缠足所谈》(1944年),贾伸《中华妇女缠足考》等,全面的研究有关妇女风俗起源的研究成果论文集。

1)(1)邢莉:《中国女性民俗文化》,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2)(2)如李银河的《生育和村落文化》(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从村落生育文化的角度分析农村妇女在当代生育民俗中的角色状态;杨树达的《汉代婚丧礼俗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高洪兴的《妇女风俗考》(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是一个全面的研究有关妇女风俗起源的研究成果论文集。

3)(3)周星主编:《国家与民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

4)(4)何包钢、郎友兴:《妇女与村民选举:浙江个案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6期。

5)(5)刘筱红、吴治平:《农村妇女竞选村委会成员的政治环境分析---基于湖北省S市的经验》,《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5期。

6)(6)李慧英:《村规民约中性别不平等是农村社区治理的棘手问题》,《中国妇女报》2015925日。

7)(7)马冬玲:《在推动农村妇女参政中促进社会性别平等---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的努力与挑战》,《妇女研究论丛》2005年第6期。韩玲梅:《公共政策、性别意识与农村妇女参政---以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为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8)(8)董江爱、李利宏:《公共政策、性别意识与农村妇女参政---以提高农村妇女当选村委会成员比例为例》,《山西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9)(9)吕芳:《农村留守妇女的村庄政治参与及其影响因素》,《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1)(1)杨善华,刘小京:《日常生活:农村社会学研究的切入点》,《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86日第7版。

2)(2)根据村办公室访谈获得的资料,至2012年底,L村商品房面积已经达到160多万平米。

3)(38个村小组由原来的8个生产队演变而来,选举8个代表,主要负责村城建中的政治协商事宜。

1)(1)当地习俗,农业社会时期在家庭生活用品短缺的情况下,妇女需要主动出面去,如正月走亲戚需要借新衣,而男人不能出面,否则会被耻笑家里太穷。

2)(2)温州模式的特点是民营经济占很大比例,民间自由借贷在温州模式和社会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而女性在民间借贷中的广泛参与,对温州农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推进了温州农村城市化的进程。社会学、经济学对温州女性在民间由借贷的市场中高度参与行为研究个案颇多,但是从民俗学角度谈民间借贷的研究个案尚不多见。

3)(3)陆保良:《村落共同体的边界变迁与村落社会转型---基于一个城郊村的观察与思考》,浙江大学2011年博士学位论文。

1)(1)当地习俗,亲人去世发丧,用敲阴锣的方式告知全村,阴锣是一个不祥的民俗符号。

2)(2[]塞缪尔·亨廷顿,琼·纳尔逊:《难以抉择----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参与》,汪晓寿,吴志华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5页。

3)(3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土地流转、农地征用和土地股份合作等趋势加剧,土地的权属和经营主体发生了很大变化,妇女的土地权利引起前所未有的关注。我国的《婚姻法》、《土地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规都保障农村妇女的土地权益,但在实践中,地方村政府在城镇化征地利益的分配问题上存在歧视妇女实践逻辑,并且这一现象变得十分普遍。(参见王晓莉:《城镇化进程中妇女土地权利的实践逻辑》,《妇女研究论丛》2013年第6期)

4)(4)当地村委规定:以每户一对夫妇、两个二子、四人为计算单位,每户享受100平方面积的套房。如果两个孩子中有一个是女儿,那每户就要拿出8万块钱来补偿(8万块钱名义上是补偿给村委集体的),才能够享受到100平米的套房面积。同样如果家里有三个儿子(不管女孩子有几个),村委还是以两个儿子一户的标准分给这个家庭100平米的套房面积,但是还要以村委集体名义,拿出8万元补贴给这个家庭,做为补偿另外一个儿子的套房面积实物缺失的货币补偿,如果有一户有两个儿子就补偿16万元,依次类推。对于村里个别的老光棍,村委给出半户的补偿利益,也就是享受50平米的房子。

5)(51987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标志着村民自治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也从此提上了议事日程。第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9811月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再次肯定了村民委员会成员的直选。村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在我国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1)(1)温州民间历来有认盟兄弟、盟姐妹的交际民俗,类似于结拜兄弟、结拜姐妹的习俗。

2)(2)农业社区时期,在农忙季节、家庭红白喜事中,亲戚、邻里主动上门帮伙打理、开展互助。帮伙者出于人情考虑是不计报酬的,被帮忙的人往往提供帮忙者以伙食作为答谢。

3)(320世纪90年代初《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实施,L村委候选人由党支部推荐和村民自荐,在报送乡政府再由村民投票选举产生村委人选,具体谁来担任村长主任则由乡政府根据L村选票审定。90年代末根据国家《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正式实施,L村实行所有的村委干部候选人,完全由村民海选票数过半者产生,并根据票数来安排村长、村委员等职务,选举结果无需报请乡镇政府批准,直接生效。

4)(4201311月是L村新一届村长的大选期间,盟姊妹盟兄弟妻子们相互串门比往更加频繁,妇女聚集一起讲政治闲谈,谈论分析她们利益共同体中的村长、村委干部的人选,并达成共识,然后在日常的各种生活场景中帮伙着拉选票。

5)(5)在乐清地区,女人们围绕着四十八愿展开了一些仪式性的信仰活动:相约48个人一起去各地观音堂听法师讲四十八愿、念四十八愿,女人们把这样的民俗信仰的组织活动称为走四十八愿

6)(6)如上文所述,当地妇女的民间团体还包括:一起晨练打太极拳、木兰拳的武友,每日清晨一起爬山锻炼的山友,傍晚一起在村公共空间跳广场舞的舞友,聚餐搓麻将的麻将友,这些看似城市社区妇女闲暇生活圈子,其实都是妇女们在频繁的民间信仰活动中形成的熟人社团,妇女的信仰民俗生活圈子建构了一个具有乡土传统的女性民间社会

1)(1)温州地区每年夏季都有台风来袭,台风带来大量降水,L母亲河是疏通整个村庄水系的重要通道,如果把通往瓯江的村河填埋了,势必会造成整个村庄排水的困难。

2)(2L村村民对老婆的一种民间称谓。

3)(3实事面对面栏目一度在温州地区有焦点访谈之称,在温州地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力。

4)(4[]罗伯特·N.贝拉:《心灵的习性:美国人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和公共责任》,周穗明等译,北京:三联出版社,1991年版,第272页。

1)(1)刘铁梁:《感受生活的民俗学》,《民俗研究》2011年第2期。

2)(2)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闽台三村五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9页。

3)(3)张士闪:《顺水推舟:当代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不应忘却乡土本位》,《民俗研究》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