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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林经济变动与信贷契约书写的演变——清代歙县璜尖村的个案研究

作者:黄忠鑫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国农史》2017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18-04-15  浏览次数: 336

【摘 要】18、19世纪皖浙交界地区的璜尖村山林经济的变动引起了契约文书书写的变化。1780年以前,山场以蓄养林木和茶叶种植为主,山林土地交易市场发育并不显著,土地交易以没有回赎期限的活卖契为主,而当契仅局限在田地交易之中。1780年以后,大批棚民入居并长期租赁山场茶园,种植玉米等杂粮,带动了当地山地开发,提升了山林经济价值,土地流转频繁。此后的山地交易开始流行有明确回赎期和利息的当契,活卖契也开始增添了明确将回赎期限作为是否向绝买契转变的内容,典契和活卖契的内容趋于一致。这一个案表明,活卖契脱胎于卖的行为,仍保留了基本小农生存伦理的原则;当契适应不断商业化的市场逻辑,并对活卖契书写细节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契约;山林经济;清代;棚民


一、问题的提出

20世纪以来,各地土地契约文书不断发现并应用于史学研究,成为民间历史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杨国桢指出,契约文书作为记录乡规俗例的法律文书,是“所有权制度历史演进的第一手原始资料”,也保留了不同时代、不同地区的各类经济数字资料,对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具有特殊价值。近年来,随着民间历史文献学、古文书学的建立和日益成熟,契约文书被当作民间社会日常生活方式的反映以及私文书系统的一部分,其保存形态、书写样式、形成与流传过程、机能与效力等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焦点。

在土地契约的类型中,卖契和典契的关联和区别一直是讨论的话题。卖契以是否具有回赎权而被区分为绝卖和活卖两种类型;活卖与典由于都是可以回赎的出售而常常被诸多学者视为同一范畴的契约。寺田浩明认为“典”和“卖”共同构成了广义的“卖”的概念,体现了“以土地收益为中心的观念”。“典契和卖契的现实差异归根结底只是有无回赎可能性这一点”。黄宗智亦认为“典”是有回赎权的土地转让,应与绝卖明确区分开来。曹树基通过押金和地租比率的换算,认为活卖和典卖都属于信贷而不是买卖的范畴。梁治平则指出,尽管两者难以区分,但“典与卖有不同的渊源”,活卖是卖的变体,尤其是不少地方保留了“推收过户”的特征;典是借债担保的关系,在特定社会需求下渐变而近于卖。杨国桢主要依据明清日用类书所载的契约格式,认为活卖的产生原因在于土地交易与税粮推收不同步引发了“加找”和“回赎”等行为,使得“实际发生过的买卖行为便蜕变为貌似典当、抵押的关系”。“典当契式从独立运用到普遍与卖(买)田契混用,也是明中叶以后土地契约关系变化的一个侧面,它反映了高利贷资本侵蚀、吞没土地所有权的手段,已经发展到烂熟”。寺田浩明在区别典和卖之后又提出新的思路,“‘卖’的含义与其说是区别于典当的买卖,不如称为田主给予对方在该土地上经营的正当性”,“如果在某个地区没有写明绝卖,就具有活卖的实质内容。从这一点上说,卖一般包含回赎可能”。亦即,卖契中最接近“卖”的本质的是活卖契而不是绝卖契。

显然,上述学者对于活卖和典的区分立足点是不同的。在地权结构方面活卖和典具有一致性的结论,基本达成共识;从契约文书用词和书写样式的选择来看,尽管内容差别较小,但典契形成较晚,活卖与典具有不同的源头。这些观点具有合理性,但更多是基于逻辑判断,而缺乏系统性的契约实物论证。实际上,不同时代和地区流行的有赎回权的土地交易契据不尽相同,或以活卖契居多,或以典契为主,“一般很少发现活卖契与典契并存的现象。”因此,同一性质的土地交易行为之下,何以某一类型契约得以流行,而其他契约却被摒弃,是笔者希图进一步深究的问题。

立足于具体的历史情境和不同的文本传统,是民间历史文献学倡导的解读方法。“在可以清楚地看到风格和用词上有地区性差异的同时,对某一特定环境中契约和文书如何使用则很少有人加以研究。”徽州契约范畴中,讨论活卖与典当差别的研究并不多,仅见郑力民提出猜测,“找价”一词存在于典契,而“加价”用于活卖契。本文以皖浙交界地区的璜尖、清坑等村落留存的契约文书为研究对象。明清时代,这几个村落隶属于徽州府歙县二十五都,却嵌入在休宁县境内,1949年以后划入休宁县,1958年部分村落又划归浙江省,现行政建置为安徽休宁县璜尖乡,以及浙江淳安县中洲镇的部分地区。为了便于表达,本文将这一地域统称为“廿五都飞地”。根据2005年璜尖乡政府的统计,当地平均海拔超过800米,全乡3个行政村,817户,共有2641人。土地总面积为58770亩,其中耕地面积仅有210亩,茶园面积达到3630亩,毛竹林面积为7500亩,木材蓄积量10万余平方米。面对如此之低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数据,来自于江南平原的法律史学者将其称为“并非宜居之地”。但是,这里的自然环境与徽州大部分地区并没有太大差别,仅仅是因为边缘的地理位置而使得整体开发进程晚于徽州腹里地带。笔者自2011年起,陆续在璜尖等村搜集清代、民国契约文书上百件以及族谱等各类民间文献。另外,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于2010年购入邻近的清坑村各类文书50余件,亦可作为辅助证据。璜尖契约文书具有一定的时间连续性,也有较强的系统性,形成了乾隆—嘉庆时期的程世烛、嘉庆至咸丰时期的程日愈、光绪至民国时期的程正鐀等以个人为中心的文书群,他们出自同一个家庭。以此为切入点,可从较长时段将文书内容与类型的变化过程与山林经济结构变动联系起来展开研究。

二、1780年以前的山林经济结构与契约书写

璜尖村的主要姓氏是程姓。一份康熙三十二年(1692)《承德堂重修厅堂合同》载称:“自通公于成化年间由富溪迁衍璜川”,可知程氏宗族源于休宁县的大阜(又称大富盈、富溪),大致在15世纪下半叶迁入定居。当地的山林经营,主要包括了木材、竹笋、茶叶的成片种植以及水稻、蔬菜等零星栽种。现存最早的一份契约是康熙二十三年(1684)程汪喜的卖田契,详文如下(契约的签押部分从略):

立卖契人程汪喜,今因缺少使用,自情愿将承父业糜字七千四百十三号,土名净水田,计田税五分四厘。又将糜字七千七百号,土名金家上湾,计税一亩七分八厘九毛,派到本身勾内八分七厘五毛四系。又将糜字七千六百九十三号,土名社屋□,计税六分四厘四毛。似[此]前三号,共田税二亩一分正,自情愿央中出卖与亲叔程名下为业,三面议定,时直价银七两正,其银当日收足,其田听从买主管业收租耕种完粮无异。倘有内外人言说,尽是本身之当,不涉买主之事。恐口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卖主日后原价取赎。

从内容上看,这份卖契已经将田地推收过户,听从买主处置和缴纳税粮,具备绝卖的特征,可是附带条款又赋予了回赎权,而回赎期又不如典契那样确定,仅称“日后原价取赎”,更没有规定利息。可见,此契本身应属于卖契,之所以加上回赎的条款,可能交易双方为熟人,基于人情而逐渐形成如此惯习。这类卖田契在乾隆年间还一直存在。乾隆六年(1741)程茂志卖田契亦称:“其税在于本家福远户内。过册之年,听凭受人过割无异”。再批曰:“其田日后原价回取”。乾隆三十五年(1770)程世端卖田契载:

立卖契人程世端,今欠少使用,自愿将承祖遗下忘字七千六百四十九号,土名四亩田,计税四分八厘七毛三系,自愿凭中立契出卖与程良梅公祀内,九七色银六两六钱七分。其银当日是身收足,其田议定秋收交谷一百斤,不得欠少。如要欠少,听凭祀内人执契管业耕种无阻。恐口无凭,立此卖契存照。

程良梅公祀是一个程氏宗族支派的祭祀会。该契约是将田产卖给会社组织,从“议定秋收交谷一百斤,不得欠少”,否则“听凭祀内人执契管业耕种无阻”的规定来看,同样是不完全产权的分割。卖田人程世端仍持有该田地,只是将田底权出让给祭祀会,而自身转变为会社组织的佃农。另外,这一田地的亩价达到13.69两,而前述康熙中叶的亩价只有3.33两,与徽州田价上涨的趋势大体一致,但均低于同时期徽州其他地区的平均价格(清初均价为8两,乾隆中期达到20两以上)。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璜尖不少卖契实质上具有活卖性质,有银两与田租相抵,或以每年交纳定额米谷等方式偿还利息。可见,当时田产卖契不仅存在于个人间,也存在于个人与民间组织之间,后者往往演变为地权分割和租佃关系的确立。

乾隆二十九年(1764)方以运等人同样将田产卖入程良梅名下,其契如下:

遂邑十三都之璋川庄立卖契人方以运,今缺使用,自情愿将土名大坪,遐字号,计田税二亩五分,央中立契出卖与歙邑璜川亲人程良梅名下为业。当日面议时值价纹银八两正,其价当即随契收讫,其田听凭受人执契管业。每年议定秋收交封包白谷三百二十觔,不得短少。其税原在本家方美玉户内,即便起推入受人寄庄户内输粮供差无阻,契外不立推单,亦不必面同关会。其田从前并无典卖重复等情。如有此情并内外人言说,尽是出卖人支当,不与寄庄之事。恐口无凭,立此卖契并推单存照。

程良梅的生卒年代不详,但结合前一份契约来看,这里的“亲人程良梅”可能也是祭祀会。较之前述的卖田契,该契约同样是卖田人转变为佃户的记录,“每年议定秋收交封包白谷三百二十觔”。稍有不同的是,订契双方的户籍属于不同省份,反映出璜尖程姓已经在浙江遂安县购置土地。正因为如此,契约增加了田地税粮推入璜尖程姓在遂安县所立寄庄户的内容,但这并未改变出卖田底、保留田面的本质。

关于山场、茶园的经营。茶叶是璜尖普通民众资金的重要来源,不少契约的回赎期或还款期都是在春、夏茶市开启之后。如乾隆二十一年(1756)六月程天存卖茶园契,实质也是一份活卖契约,约定次年茶市之后将抵押给程兆佑的茶园赎回,其契约称:

立卖契人程天存,今因缺少,自情愿将于土名培家茶园一片,出卖于房弟程兆佑名下,纹银一两八钱正。约至来年茶市取收,本利凤[奉]还不误。

契约并没有载明利息数额,而乾隆五十六年(1791)六月程日椿亲笔所立的借票也没有显示利息,可能这一时期的借贷行为主要局限在宗族内部,且期限较短,因而利息较低,甚至可以忽略。程日椿便是将借来的钱款,年内归还一半,余下的一半在来年茶市期间还清:

立欠会票人程日椿,今□到房叔世焜名下元银三两八钱四分正,约至本年十一月交一半,余欠来年茶市交青[清]不误。

这些契据表明,当地茶叶的产销具有明显的商品经济特征,影响了民众借贷方式和相关契约内容。相形之下,山场的交易主要采用绝卖契。程余山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七月和三十四年六月先后订立了两份卖山契,内容如下:

休邑二十都八图立卖契人程余山,今因欠少使用,自愿将承祖遗业山,土名白石堀,原额忘字七千二百二十六号,内取山税一分七厘二毛;又将忘七千二百二十七号,土名舍下源,内取山税五分正;又将七千二百三十号,土名抱见山,内取山税三分二厘八毛整,其山三号,共税一亩整,其四至照依鱼鳞京册(原文如此,“京”应为“经”)。今来凭中立契,出卖到歙邑二十五都二图三甲程显文户内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议定价九五色银五两整,其银当日收足。其山自今出卖之后,听凭买主收税管业办纳粮差,倘有内外人言及先后重复交易不明等情,尽是卖主承值,不涉受主之事。其税在歙邑二十五都一图程大远户内,即行起推入二十五都二图三甲程显文户内办纳粮差无异。恐后无凭,立卖契永远存照。

休邑二十都八图立卖契人程余山,今因欠少事用,自愿将承祖遗业山,土名枫木凹原,原额忘字七千二百廿五号,内取山税三分二厘七毫。又七千二百廿六号,土名白石堀,山税一分四厘,又七千二百廿七号,土名舍下源,山税三分。又七千七百廿九号,土名黄荆坞,山税一分一厘。四至照依鳞册为定,四共山税八分七厘七毫。今来凭中立契,出卖到歙邑二十五都二图程天助二股,兆仙一股,四十一股,进一股,金榜二股,程□□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言足价九五银八钱八分整。其银当日收足,其山听凭银(主)管业收税办纳粮差无异。倘有内外人言及先后重复交易不明等情,尽是卖人成值,不涉买人之事。所有税粮本户即行起推入歙邑受人户内。恐口无凭,立此卖契,永远存照。

由于璜尖契约中所载的土地字号皆为“忘”字号,因此,程余山虽为休宁人,但他所持有的这些“承祖遗业”的山场,都位于璜尖境内,而且土地编号基本相连,坐落也应邻近。这些山场的税粮都在歙县二十五都一图程大远户内,该户名可能也是寄庄户。因此,这些产业在此次交易之前的产权形态属于“插花山”。程姓买人的户籍都在二十五都二图,一份契约记载的是税户名“程显文”,另外一份则详细列出了五个姓名及各自拥有的股份,从交易和土地坐落的连续性来看,两次交易的受业人应为同一群体。而程余山来自于休宁县二十都八图,该图大部分民众居住在大阜,亦即璜尖程氏所宣称的迁出地。由此可以判断程余山与璜尖程姓具有亲属关系。据嘉庆年间的《璜川程氏瓜藤谱》载,北宋年间大阜程氏的一位祖先就已埋葬璜尖,早于被璜尖程氏奉为始迁祖的程通。且不论这一记录的时间是否准确,至少表明休宁大阜程氏很早就控制了璜尖一带的土地,在璜尖程氏定居初期,应当还保留不少大阜程氏所有的土地。而康熙、乾隆时期,璜尖程氏宗族组织开始完善,修复祠堂、坟茔并制订了大量规约,大阜程氏已经难以掌控这里的土地,这两份卖山契采用绝买的形式,便是在这样的地方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再看价格。第一份山契的亩价是5两,而第二份则仅有1两。而乾隆六年(1741)程兆耀卖山一亩,值纹银一两五钱,亩价是1.5两;乾隆十五年(1750)程茂盛卖山一亩二分,得银14两,亩价已经达到11.67两。乾隆十一年以后是徽州地价的上涨期,但这两份契约的价格却停留在较低的水平,同样可以说明大阜程氏对于此处产业的放弃。

综上,在1780年之前,璜尖程氏宗族组织和土地经营已经有所发展,土地的价格波动趋势与徽州大体一致,但整体水平稍低。主要原因是当地盛行保留回赎权,但期限利息规定模糊的活卖田地形式;还有出售田地,但保留耕作权,交纳租谷的交易方式,是宗族组织扩大族产的主要途径。茶叶是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常见于借贷关系之中,产生了个别以茶园作为抵押物的活卖契。山场交易以绝卖居多,租佃和信贷功能不强,主要是璜尖程氏从大阜程氏手中收回当地的山场。

三、从棚民租山到土客矛盾(1781-1815年)

棚民是清代东南山区普遍存在的流民或移民群体。如同浙西地区康熙、乾隆年间“暴风骤雨式”的山地垦殖热潮,自乾隆朝后期开始,璜尖村出现了几份将当地的山场、茶园租赁给棚民种植的契约文书:

立合同议约人歙邑廿五都二图璜川庄程广侯兄弟等、开邑廿五都一图王處川庄叶耀光等,今将承祖之业璜川庄忘字号青山一段,坐落土名青山堗,东至大弯出口小降直下,南至大坑,西至大尖大降直下,北至横降为介,其四至分明,将山出招与叶耀光等名下永远拨剔作种靛、烟、六熟等项,扦插山苗,蓄养拨剔成林。会同招客出拚之日,两半均分,永远不得异言。其山作种货十两,山主抽一两以作为租。面议其山上年种、二年扦苗,不得抛荒。日后倘若不能扦苗,其种山货听凭山主尽收,不得异言。山有不明,山主一力承当,不涉种山人之事。日后两家毋许悔言,若有此情,公罚银一百。今欲有凭,立此合同二纸,各执一纸,永远存照。

其山祖坟本家留存,不得侵犯,再批(押)

契约立于乾隆辛丑年,即乾隆四十六年(1781),是目前所见当地最早的一份租地给客民的文书。合同议定来自浙江开化的叶耀光等人在山场种植蓝靛、烟草等,并蓄养山林,不得抛荒,具有租种山地和出拼木材两种混合经营方式。木材两半均分,蓝靛等经济作物折合银两后,山主抽取十分之一。若只种植蓝靛等作物而没有种植树苗,则山场所得皆归山主所有。可见璜尖程姓始终将林木视为保持基本生计的方式,对于蓝靛、烟草等的价值并没有太多认识。乾隆五十二年(1787),璜尖程姓与来自安庆潜山县储、黄等姓订立租种玉米、杂粮的契约。

歙邑二十五都二图璜川立拚批人程世焻、程世、程世炔、程世烘等,今因用度不凑,兄弟谪议,情愿将忘字号内坐落殿基坞,土名入磨下坞生财山场、阴阳合坞山场一所,其界上至金竹坑大岗分水为界,左凭大岗分水为界,右凭大岗分水为界,下至河为界。过河又阳山一片,俱照老界,阳边有兴山为界止,阴边里至浩边山为界,外边忍边山为界,在山茅衣各色树木并棚屋仓屋尽在其内,无得遗留,凭中出拚与安庆潜邑储诙绪、黄资超名下开挖兴种苞芦、杂粮。三面议定山价、工食银、休平银九七色银一百四十两足。其银另不立领,当日亲手随批亲收两訖。自拚之后,听从锄种,毋得异说。其山订兴种二十五年为满,契满还山。倘有山业不清,内外人言,尽是山主承当,不管受人之事。其有门户差肺[费]事用,尽是种山人承当,不管山主之事。

与契约的合同相比,这份拚批(拚契)更多地表达出程姓主动租山之意,对于租客的约束条款也较少。不过,契约中没有限定租期,也没有收取押金,但每年需要收取一定的租金并要求客民种植林木;而程世焻兄弟将山场租与棚民种植25年,一次性获得租金九七色银140两,“其银另不立领”,玉米、杂粮、木材等均为租客所有。可见,契约颇具信贷色彩,类似于押租制,是在程氏兄弟“用度不凑”,急需资金的情况下订立的。因此,山主对于山内林木并没有保留,棚民拥有了山场的使用权和收益权。这种棚民以货币获取地权的形式,被杨国桢称为有限度的“货币权力的侵蚀作用”。尽管如此,棚民经济对于璜尖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此后出现的几份相关契约皆为租客所书的承批、承约,山主与租客间订立合同的形式似乎不太多见,抑或表明了棚民在当地山场租种上逐渐获得获得一定的主动权。

立承约人王凤廷、王安富,今承到程世焜名下水堆藤茶园山地一块,兴种苞芦,言定每年二七五均分,东得二五,客得七五。到脚比去足钱三千一百八十文,订定采茶四年无租。其山听客兴种,无得异说。彼此情愿,恐口无凭,立此承约存照。

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立承约王凤廷(押)、王安富(押)

凭中人程昆山(押)、程皖一(押)

立承批人杨天祥,今承到程世烛名下金竹坑水竹坞小土名,生熟山场,大小三块,言定每年三七均分,比日言定寄庄钱二千足。其钱五年之外回转,其钱五年之内不得回转。不得异言,立此承批存照。

嘉庆元年十月日立承批人杨天祥(押)

中书人余志高(押)

立承约。储体贤今承到程世烛名下休邑今竹坑共山三号,在身承种,面议每年山租三七均分,东得三,客得七。秋收□□□称面分,不得私彩,如有私,听东会租会召,不得执流[拗]。再批:外回租每年交三斗回东。恐口不异,立此承约□□存照。

嘉庆五年三月日立承□□储体贤(押)

凭中人王业昌(押)、程樱(押)

代笔方载吉(押)

6)立承批人曹玉峰,今承到程世烛名下张家坞生熟山场一片,兴种苞芦,言定各收二八均分,凭东面采,不得私取,恐口无凭,立此承批存照。

嘉庆十年二月日立承批人曹玉峰(押)

凭中程世烘(押)

代书程日樱(押)

契约中的茶园山场押金为3180文。江浙地区乾隆六十年的银钱比价是1︰1450,折合仅约为2.2两,租期不明。种植玉米,山主每年分得收获物的25%,租客得75%;种植茶叶,“四年无租”,表明押金抵扣了四年的茶租,茶叶均归租客所得,之后则需要缴纳相应的租金。这也进一步证明了契约中的高额租金的确是山主急需钱款所致。

契约、应是两份较为连续的承约,山主皆为程世烛,产业都是金竹坑山场三块。契约中的山场押金称为“寄庄钱”,为2000文,折合为1.38两,五年之后才能“回转”,即将押金退回,重新确定租种关系。山场所得,三七均分。契约表明同一山场在五年之后更换租客,但没有收取押金,亦无租期,保持了此前的分成租制。同时,增加了一个条款:要求租客每年交出三斗(应为玉米)给山主用于缴纳赋税。契约(6)则是程世烛租出的另外一处山场,用于种植苞芦,产品二八均分,亦无押金和租期的规定。

大体而言,缴纳押金总与租种期限挂钩,而无押金的契约也没有租期的限定。客民租种对象多为玉米、杂粮,其他作物似乎不多。山主也愿意接受玉米的实物分成租,只有蓝靛、烟草等经济作物,才收取钱款。另外,限定山场需要为山主种植林木的规定逐渐消失,常常将山场完全交由棚民管理。如此一来,山林经济的结构也发生了重要变化,最明显的便是璜尖村民也开始种植玉米等杂粮。嘉庆十二年(1807)二月璜尖村程世焜所立租山批,是较早记录当地民众种植玉米的契约:

立租批人程世焜,今有牛眠石熟山一片,又有汪家山熟山一片,出租与族侄程日酒兴种苞芦,每年冬收苞芦,三七均分,不得短少。其有牛眠石茶园一片,听凭日酒锄摘茶,其茶租当面言定足钱三千整。其有牛眠石茶园地锄芦米,二八均分。倘有苞芦,不得私取。倘有此情,听凭另召。

再批:茶园锄摘五年。

从契约内容来看,山场种植玉米是三七均分,茶园则是二八均分,是实物分成的形式。相较之下,同一茶园的茶租则是采取货币定额租。在此之前的嘉庆十年,程世魁将山场“出拚与程世烛名下管业,三年为至,凭中补价苞芦四石五斗,其苞芦当日是身一并收讫无异”,将玉米作为押金支付。从前述契约可知,由于此前程世烛多次向棚民出租山场收取实物租,因而他将这一做法带入同族内部的交易之中。以玉米实物作为租金或押金,究其原因,恐怕是当地社会对新粮食作物的依赖日益增强。有研究证明,徽州一直是缺粮地区,尽管官府屡有禁令,但玉米经济却不断普及并发展壮大,产生了积极影响。收取玉米可以直接补充口粮;而茶叶是经济作物,与市场联系密切,却不能满足乡村民众的基本口粮需求,亦难以迅速兑换钱款,故而采取货币租金的方式。

另外,在物价飞涨的时期,缴纳实物还可以规避风险。民国三十六年(1947)六月,清坑村汪再兴将一处竹园当给汪庆枝,获得法币50万元,“准于戊子岁(即1948年)五月夏至日以前交付干苞芦子七百十四斤足,不得欠少”,后又补充规定“当契至民国己丑年(1949年)五月夏至日,本利共计苞芦子一千零七十一取赎。如果误期未取,凭中指界交业,不得阻执,日后苞芦此数备齐取赎,不得异言。”可见,用玉米偿还本息在19世纪以后逐渐跨出租佃关系领域,还成为璜尖周围村落借贷契约的内容。

不过,棚民经营山场并非一帆风顺。赋税问题成为当地民众与客民矛盾激化的导火索。嘉庆十五年(1810)璜尖全村订立合同称:

立议合同程、徐、张等,因为本境源头忘字号山业,乾隆年间向遭租召棚民,历来虚赔国课,至今年限已满有余,讵有里程,籍其有分,复召异民租种肥囊,不顾我等课粮虚赔无休。我等不忍坐视,爰是合村相嘀执阻。倘有结讼事情,务要使费,面议公出,毋得推诿。各房扦立头首,閗出交众应用,不可以私费公,必慎于如始,不可半途而废。恐口难凭,立议合同七纸,各执一纸存照。

嘉庆十五年三月日立议合同程兆杰(押)、程兆文、程兆纯(押)、程兆信、程世起、程金俸(押)、程世烺(押)、程世炔(押)、程世魁、程世烛(押)、程世燆(押)、程日抖(押)、程士楷(押)、程起瀛(押)、徐可暖(押)、张廷绪(押)

依书程干周(押)

订约的人名中有程世烛、程世起、程世炔等,皆参与了此前的租赁山场。上一节中的契约、皆为土地字号“忘”字号的山场,契约、的土名“金竹坑”同样出现在契约中,可见,租给棚民的产业大部分是“忘”字号。一般情况下,土地租出之后,租客拥有使用权和收益权,山主、田主保持处置权,需要承担相应赋税。可是,璜尖村内有程姓借着拥有山场产权(“籍其有分”),不顾同村赋税歉收,出租与棚民经营,中饱私囊。只有契约、有较为明确的说明赋税缴纳需由棚民参与负责。尤其是契约,让“种山人”完全承担赋税,实际上变相地将山场长期出卖给棚民。但棚民具有流动性,并没有在当地入籍、开立税户,赋税如何缴纳存在很大漏洞。笔者就发现了一份嘉庆七年(1802)棚民订立的议约:

立议约中亲刘宏绪、俞永青等,今因曹人原拚程三行仝男连生山场一片,曹顶于徐,徐顶与储,因曹人先年有老批一纸,凭中理论,储人收租二股,曹人收租一股。每年秋收之日,公仝面收,不得一人私收。今恐无凭,立此二纸,各收一纸为据。

老批一纸,卖人收领,又照。

嘉庆七年十一月初十日立议约刘宏绪(押)俞永青(押)

遵议储名显(押)、曹玉峰(押)

凭中人杨盛禄(押)、刘体正(押)、杨有山(押)、石特夫(押)

参与订约的各姓,储姓、杨姓以及曹玉峰分别出现在契约、契约和契约(6)中,皆为棚民姓氏,而刘、俞、石等姓也应是客民。曹玉峰之前与程三行父子订立了拚山契约,随后又将山场经营权顶给徐姓,徐姓又顶给储姓。经过多手转移之后,储名显等人拥有山场的使用权,但由此引发了“一山多主”的矛盾。曹玉峰因手握与山主订立的契约,因而要求收取一部分租金。显然,曹姓成为山场的“二地主”。由此可见,与平原地区“一田多主”导致钱粮逋负现象类似,山场地权也发生了分化,影响了赋税缴纳。更有甚者,还有棚民将山场转租给璜尖村民,如嘉庆九年(1804)储协辅所立的顶茶丛地约:

立顶约人储协辅,今收原批程日英太阳坞内茶丛地一块,凭中出顶与程世烛名下兴种管业,三面议定,顶价元银一两整。其银比讫,其地听受顶人管业,其年限照依炭灯坞拚批为据。据此情愿,永永(远)大发存照。

嘉庆九年十一月吉日立顶储协辅(押)

凭中人刘承绪(押)、刘象全(押)

储姓是活跃在皖浙交界地区的棚民姓氏,前述契约已出现有多位储姓。储体贤除了契约中承租山场之外,还在嘉庆八年程日樱将张家坞山场出拚给程世烛的契约中作为中人出现,而这处山场第二年就被曹玉峰租去,即契约(6)。就在这一年,程世烛又从储姓手中转租来程日樱(英)的茶丛。因此,璜尖村民与外来棚民之间的交易关系日趋复杂,彼此互为山主和租客的关系。如此一来,璜尖一带较为简单的山场地权关系不断变动,诱发了赋税缴纳的矛盾。对此,璜尖全村订立合同,要求停止租地给棚民,并做好了长期打官司的准备。此后在现存的契约文书中,的确没有出现此类客户租地的文书,说明合同产生了一定的约束效力。同时,当地民众学会玉米等作物的种植方式之后,对山场经营的重视程度开始提升,山地契约形式和内容的多样化更为显著。同时,当地并没有发现武力驱逐棚民的情形,也没有以水土流失、风水破坏为由进行诉讼的相关记录。可见,清中期当地的土、棚矛盾的聚焦点似乎比较有限,并没有扩大化。更何况,先前订立的契约是得到官府承认的,使得棚民在纠纷中占据有利地位,因而一部分棚民开始在廿五都定居下来。

既然棚民难以杜绝,编立保甲加强控制是较为合理的处置办法。目前见到该飞地最早一份棚民保甲门牌是在嘉庆二十年(1815),距离璜尖全村订立合同仅隔五年。

门牌

特授江南徽州府歙县正堂加十级记录十次王,为敕奉上谕事。奉各宪札,钦奉谕旨,颁发保甲事宜各条,转行到县,奉此,合行给牌稽查,为此,仰该牌长知悉,即将后闻客户姓名、年岁、地粮、税亩、作何生理并男妇、大小丁口以及邻佑便照项写明白,如有左道邪教、番贼光棍、私铸私销、窝娼窝赌、逊犯逊远,以及赌具邪书一切有干例禁之事,该牌长邻佑即行呈首,立拿究惩。倘敢纵容不报,一经事犯,定将惩究不贷,须至牌者。

计开

二十五都二啚甲潜山县棚民杨季年年五十四

住居周家源棚内村/巷自置山业



嘉庆贰拾年正月日给

□□□□□用木板张贴

这份保甲门牌载明了一个棚民家庭的人口构成。不过,笔者最感兴趣的是其中产业一项登记为“自置山业”,且没有应缴税粮额。据乾隆六年(1741)程兆耀卖山契载:“今因缺少使用,自情愿将承祖遗下有忘字等号,山场内中山里三厘,又周家原山税三厘,共三号,计税一亩整,自愿出卖与族兄名下为业。当日面议价纹银一两伍钱整。其银当日收足,其税当于本家七甲毛见户内纳粮。倘有遇册之年,入收受人户内供差纳粮无异”。由此可见,周家原(源)一带在棚民进入之前已经纳入土地登记,亦为忘字号,而且早就成为璜尖程姓的“祖遗”产业。而前述棚民与程姓订立的租约中,就多次出现了杨姓。因此,笔者认为该保甲门牌主要是将长期居住的棚民纳入当地的治安体系,而产业赋税的归属并不是重点,所谓的无纳税记录的“自置山业”或为杨姓承租的山场,在长期经营之后变为己有。尽管如此,随着棚民定居时间的增长,在廿五都飞地周围开始形成新的聚落,如周家源、刘家棚等。在如今璜尖乡的十八个村民小组中,还有中山、乌石、上午等地名,皆为棚民客户定居后所形成的。与璜尖等村占据当地主要河流,控制水源相比,这些聚落都位于更高海拔的山地,水源不足,显然是以玉米等旱地作物为主要经营对象。

四、19世纪土地交易规模与契约类型的变化

19世纪以后璜尖不同土地类型交易规模的变化较为明显。尽管在璜尖土地构成上占据很大的比例,但在18、19世纪的土地交易方面,田地的交易频率和规模并不亚于山场、茶园。笔者对璜尖契约中的数十份卖契进行统计,如下表所示。



这一统计基于题名为“卖契”的契约,实际上包含了绝卖和活卖两种类型。前述的程天存卖茶园契便属于活卖范畴,题为卖契,实际上是将茶园作为抵押的借贷行为。考虑到活卖源于“卖”的行为,仅仅是“卖”的一种变体,而后文主要讨论土地类型的交易规模,不牵涉地租率等计算,故而上表仍将活卖契归为卖契范畴。

表中的三种土地类型,房地属于生活用地,由于徽州地少人多,适合建造聚落和住宅的土地稀缺,房屋和基地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因而交易量并不多,但平均价格是各类土地中最高的。作为生产用地的山地和田地,由于部分契约文字简略,未载明税亩数量,上表没有纳入统计。尽管如此,交易价格与徽州一般田价走向大体一致,仍可反映出不同时段、不同土地类型交易规模的变化趋势。

山地和田地的交易主要集中在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契约数量较多,具有一定的统计意义。这一时期徽州田土的亩价大体维持在20-30两,平均为22两。由此反推璜尖土地交易规模,18世纪下半叶,该地区平均每笔山地交易面积为0.13亩,田地则达到0.38亩,约为山地的3倍。到了19世纪上半叶,在交易频次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山地平均交易面积是0.22亩,田地为0.19亩,比前一时段减少一半,亦少于同时期的山地。19世纪的后半期,田价基本处于低价位,平均亩价在10两以下,一般为8、9两。此时璜尖留存田地交易契约仅有一例,且仅有3分税亩的田地,卖到银洋75元,折合为54两,或属于特例。因而数量较多山地卖契仅能进行纵向比较。以每亩9两作为标准,则此时段山地交易的平均规模继续扩大,达到1亩左右。之所以呈现出如此明显的变化,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棚民带动的山区垦殖逐渐深入,山地开发面积和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民众资金流向山场。

不仅如此,如果将各类契约类型从时间上进行排列,我们还可以发现,1850年以前几乎看不到以山地为对象的“当契”,此后这类契约才逐渐增多;而田地当契则从18世纪中期开始就一直存在。另外,18、19世纪山地的绝卖契、租批、拚契留存较多,而田地的租约几乎没有发现,也形成了鲜明对比。由此可以判断,田地由于数量稀少,一直被当地民众视为与自身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留地,要么出售,要么作为抵押物,但租佃关系与地权分化并不明显。

璜尖当田契之所以出现在19世纪以后,与此时徽州田价开始大幅上涨有关。据统计,雍正年间开始田价涨势加速,乾隆中叶达到徽州田价历史上的最高峰。土地价格高涨而难以承担买断费用时,买主付出价位较低的当价而获得土地部分产权,卖主也可以迅速获得需要的资金,故而订立当田契成为买卖双方的双赢选择。此时若继续沿用卖契格式加上无期限、无利息的回赎批注,已经不符合田地市场发展的需求。乾隆三十五年(1770)程天送所立当菜园契称:

立当契人程天送,今因缺少使用,将菜园地一块,土名门口田,忘字一十三号,计税二厘正当与名下。三面议定,当九七纹银一两三钱正。其银照依时例交利,自当以后,倘得便手,凭身取赎,恐口无凭,立此当契存照。

这块菜园地仅有0.02亩,当价却高达1.3两,每亩价格是65两,卖价似应更高。程天送采取当契而不是卖契获得钱款,除了价格上涨的趋势外,还与该菜园土名所显示其位置可能与住宅贴近有关。因此,菜园仍然掌握在程天送手中,交纳利息,回赎期不做限定。倘若采取卖契方式,甚至推收过户,即便加上批注,也容易引发纠纷。

山场因种植林木,需要耗费的功力较多。随着18世纪后期棚民客户入居开发,除了维持杉木、竹木的出产外,玉米、杂粮得到大规模种植,租赁关系有很大发展。如此一来,山地的经济价值不断提升,尤其是玉米可以充当货币在租佃和信贷领域逐渐得到普及。山场开始作为抵押物进入信贷领域,以获取急缺资金。民众在订约时,也更倾向于采取明确表示信贷功能的当契。

以张家坞山场为例。嘉庆八年(1803),程日樱“因欠少事用”,立下拚山契,“自愿将忘字号内土名张家坞生山一片”交由程世烛“开拨兴种,当日面议价元二两五钱正”。这份拚契并没有约定归还时间。两年后,棚民曹玉峰便从程世烛名下承租到这片山场,定立了前文所列的契约(6),种植玉米,二八均分,同样没有规定租期。此后,这处山场的流转并不清晰,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正月程懋荣兄弟的出抵山批中再次出现,其契文如下:

立出抵山批人程懋荣同弟等,今因自愿将承父遗下有忘字号,坐落土名张家坞荒山一片,其山当日指明,四至照依原界,该身分范,一并立批出抵与汪光前名下。当日三面言定,时值抵价英洋十元整。其洋当即是身收足,其山即交受抵人开兴种。议定一轮限十二年为满。该山开垦之日,替东扦养杉苗,每阔一丈,两头扦植,倘若缺苗,随时补足。订定山不起租,银不回头,期满之日,三面缴约,山归业主管回,毋得阻执。

再批:该山内不许放种桐子,只准坑边栽种。连皮山内茶丛尚未出抵,后再另担面议,此照。

程氏兄弟自称山场“承父遗下”,由于璜尖所存族谱仅记事至嘉庆朝,因而他们与程日樱、程世烛两个家庭的关系并不清楚,但根据契约内容可以判断此处山场已经从棚民手中收回程姓,并在20世纪初又一次出租给汪姓。程氏兄弟作为山主,一次性获得10元鹰洋,抵作12年一轮的山租。这只是山场的一部分,茶丛等部分另外商议订约。得到押金之后,山主似乎并不在乎汪姓种植何种作物。在徽州契约文书中,“”核心意义是“除”和“绝”,即有“全部砍除”或“全部锄除”之意,因而种山人有较大的自主权。但他们又需要替山主按照“每阔一丈,两头扦植”的标准种植杉树。这种长期的人力劳动,也成为山主收益的一部分。对于租客而言,山场种植所得皆为己有,亦能得到补偿。因此,这份租山契约中包含了山主和租客间两个层面的合作:钱款与土地的交换、替主种树抵消地租。

按照契约规定,山场应当在12年后,即1919年收回程姓。到了民国十三年(1924),程正鐀又将此山当给清坑村的汪姓。

立出当山契人程正鐀,今因欠少使用,自愿将承祖父遗下该身分范,系有忘字号内坐落土名张家坞荒山一宗,其山内竹木棕榈一并在内,上至大尖降,下至水坑,里至大坞直上,外至徐成海山为界,四至界内当日指明,自愿央中立契出当与清坑汪庆松名下为业。当日凭中三面言定,时值当价大洋六十元正。其洋成契之日是身一并收足。其洋依乡加二生息,无论近远年,本利取赎,不得异说。

19世纪后期出现的当山契皆为此样式。与活卖契一样,都没有限定回赎期限,因而郑力民提出以是否有取赎期限作为判断活卖和典当差别的一个标准,恐怕在具体的地域环境中难以成立。此时民众普遍采用的典契明确规定了20%的利息,则是此前的活卖契所没有的内容。1935年6月,清坑汪国铉出当茶山,获得大洋35元,在当契正文中言明:“准于来春丙子太岁尽,在夏季办齐本利洋四十二元取赎,不得拖延短少,如要迟延不取赎,此契以作卖契为用,毫无找赎,永无取赎”,一年的利息为7元,年利率同样是20%。根据曹树基的研究,浙南石仓“以钱还钱”的当契年利率便是20%,而且与地租率相对应,即土地的典当市场与土地的出租市场是统一的,市场调节机制明显。而璜尖当契已经将“加二生息”作为“乡例”写入多份契约之中,同样说明当地山场典当也是符合市场机制的行为。

与此同时,并非如寺田浩明所言,“一般很少发现活卖契与典契并存的现象”,19世纪后期的璜尖仍发现有少量山场活卖契约。以光绪十九年(1893)程正钟卖地基、山林契为例。

立出卖地基人璜尖程正钟,今因急需正用,自愿将承祖遗下该身系有忘字七千五百七十三号,土名住后坑边,计地税二毫整,其税照依鳞册为定。自愿又带忘字号内土名上坞坦茶丛山一片,其竹木一并在内。其山当日指明,四至照依原界,自愿凭中立契出卖与休邑临溪王静山名下为业,当日三面议定时值价洋二员六角整。其洋当日一并收讫,其地税山业听凭受人执契管业,不得阻执。其地税不必推收,原在程世起户内供差办纳,无得异说。

再批:此契准于甲午年尽在五月备齐本利取赎,毋得过期。如过日期,永无赎回,听凭受人变脱,此照。(押)

从表面看,此契约仍有活卖色彩,土地税粮没有推收过户,可以回赎。但较之18世纪的活卖契,其“再批”部分的时间限定十分严格,即必须在次年在本利备齐的情况下取赎,否则“永无赎回”的机会,契约转变为绝卖契。清坑契约也有多份卖契将限定回赎期限作为活卖向绝卖转变的依据。光绪十三年(1887)五月汪世香卖竹园、山场两处,得洋八元。其卖契称:“再批:准于光绪戊子年(1888)五月夏至原价取收。如要不取,不必另起推单,听凭受人面腾上册,无得异说,以作杜契为用。”尽管没有收取利息,但回赎期只有一年。过期不赎,活卖契自动转为绝卖契。可见,随着山地市场的逐渐发展,当地民众即便沿用活卖契进行信贷交易,也自觉将具有典契特征的内容纳入条款。该卖契末尾还加上了找价的内容:“大清光绪戊子年五月日找洋二元”。这表明期限到后,汪世香并没有赎回产业,而是在增加地价的情况下将产业绝卖。因此,“找价”一词存在于典契,而“加价”用于活卖契的推测并不成立。与此前回赎期限规定较为松散的活卖契相比,这些卖契或可视为介于绝卖和活卖之间的中间过渡形态。如果说清代法典以30年期限取代无限期回赎仍有“顽固坚持前商业经济土地永久所有权的理想”之色彩的话,那么,璜尖卖契在19世纪以后严格限定1年左右的回赎期,是完全符合“市场逻辑”的行为。

五、结论

1780年以后,棚民大量进入璜尖一带经营山地。租赁活动的日渐频繁和山林垦殖的深化,推动了地方土地市场的发展,随之而来的便是契约形式的复杂化和内容的严格化,以及山地交易的信贷色彩不断增强。原先仅存在于田地交易活动的当契引入到山地契约范畴之内;山地活卖契约增加了严格的回赎期限等内容,使得活卖和典当趋于一致。这一历程,不仅有助于我们重新考量棚民经济在不同区域社会环境下所发挥的作用,而且也将活卖和典当的差异凸显出来。在璜尖开发初期,当地盛行的活卖契,是脱胎于卖的行为,仍保留了基本小农生存伦理的原则,利息和回赎期限模糊;当契适应不断商业化的市场逻辑,在山林土地市场不断发育后流行开来,并对活卖契书写细节的变化具有重要影响。

本文的个案研究还在方法论上提醒我们,打破内在联系(地域和人户归属)讨论契约文书的类型、样式固然有可取之处,但集中观察某一地域各类文书内容的变化,以及为何被当地民众所选择或放弃的原因,同样有助于理解不同文书类型的本质,对于深化古文书学和民间历史文献学的相关认识是有所助益的。


参考文献:

[1]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2][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M].王亚新等,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3]梁治平.清代习惯法[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4]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

[5]郑力民.明清徽州土地典当蠡测[J].中国史研究,1991,.

注释:

[1]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页。

[2]郑振满:《民间历史文献与文化传承研究》,《东南学术》2004年增刊,第293-296页,黄正建:《中国古文书学的历史与现状》,《史学理论研究》2015年第3期,第135-139页。

[3][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王亚新等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0、76-77页。

[4]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5]曹树基、刘诗古:《传统中国地权结构及其演变》,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7页。

[6]梁治平:《清代习惯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00-101页。

[7]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第20、28-29页。

[8][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第20页。

[9][日]寺田浩明:《权利与冤抑:寺田浩明中国法史论集》,第19页。

[10][美]孔迈隆:《晚清帝国契约的构建之路》,曾小萍等编:《早期近代中国的契约与产权》,李超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页。

[11]郑力民:《明清徽州土地典当蠡测》,《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第33页。

[12]田涛等主编:《徽州民间习惯调查》,法律出版社,2014年,第17页。

[13]本文所引契约文书,凡未注明出处者,均为笔者在璜尖村搜集所得。

[14]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安徽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2页。

[15]张佩国、周建军:《“插花山”:一种“在地”的林权形态》,《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16]《休宁县都图里役备览》,清代抄本,安徽省图书馆藏。

[17]在璜尖契约文书中,就有《康熙三十二年承德堂重修厅堂合同》、《乾隆二十五年承德堂祀产合同》、《乾隆三十三年承德堂等保护祖坟合同》、《乾隆五十六年完善承德堂合同》等多份合同,以及乾隆年间《程忠壮公祀会簿》等簿册,表明清中叶璜尖程氏宗族活动较为频繁。

[18]陈桥驿:《历史上浙江省的山地垦殖与山林破坏》,《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4期。

[19]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修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20页。

[20]陈昭南:《雍正乾隆年间的银钱比价变动》,(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66年,第17页。

[21]梁诸英:《清代徽州玉米经济新探——以文书资料为中心》,《安徽大学学报》2014年第6期。

[22]《民国三十六年汪再兴当山契》,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藏。

[23]璜尖乡邻近的源芳乡一带,同时期也出现了不少潜山籍的储姓棚民。[日]涉谷裕子:《清代徽州休寧県における棚民像》,山本英史编:《伝統中国の地域像》,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0年,第233-241页。

[24]徽州其他地区有采取针对棚民的驱逐、京控等抵制举措。参看谢宏维《清代徽州棚民问题及应对机制》,《清史研究》2003年第2期。

[25]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第202页。

[26]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第202页。

[27]刘和惠、汪庆元:《徽州土地关系》,第209页。

[28]储小旵、张丽:《契约文书札记五则》,《中国农史》2012年第4期。

[29]郑力民:《明清徽州土地典当蠡测》,《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0]曹树基、李霏霁:《清代中后期浙南山区的土地典当——基于松阳县石仓村当田契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4期。

[31]郑力民:《明清徽州土地典当蠡测》,《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3期。

[32]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第7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