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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生成逻辑与构建路径

作者:李良品  责任编辑:网络部  信息来源:《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18-05-09  浏览次数: 425

【摘 要】清代创建的土司分袭制度,不仅减少了各地土司因争袭而引起的纠纷,而且为实施改土归流创造了有利条件。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生成逻辑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明代朝廷命官的治边思想为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先导;二是明末清初土司制度的嬗变成为清代土司分袭制度创建的应然诉求;三是清代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成为土司分袭制度创建的必然结果。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构建路径有三:一是决策者厘定分袭制度、占据决策主导;二是执行者实施分袭制度、维护王朝权威;三是协同者落实分袭制度、加强自我约束。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探寻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生成逻辑与构建路径,有助于学界更加深入地研究土司制度。

【关键词】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生成逻辑;构建路径


清代中央政府对土司地区实施有效治理、创建了土司分袭制度,其核心在于土司子孙和庶支子弟可以分袭土司职位,分管土司领地。土司分袭制度的创建,不仅在客观上减少了各地土司因争袭土司之职而引起的纠纷,而且无形中削弱了土司的实力,为改土归流的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清政府创建土司分袭制度,既是国家有效管控土司的实践,也是回应改革诉求、着眼未来治理目标的制度安排。

一、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生成逻辑

清代治理土司地区和管控土司的模式是伴随着清代中央政府与土司地区各种关系的嬗变而被逐步建构出来的。特别是清王朝实力的增强与地方土司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矛盾日益凸显,促使清代中央政府在管控土司时创建新的制度。如果说,清代中央政府与土司地区各种关系的嬗变为清王朝治理模式提供了必要性,那么,“众建土官”的思想则为土司分袭制度的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生成逻辑有三个方面:

(一)明代朝廷命官的治边思想为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创建提供了理论先导

翻检史籍可见,清代中央政府实施的土司分袭制度,有一定的理论先导。土司分袭制度最早源于汉代贾谊在《治安策》中提出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1]的削藩建议。作为土司承袭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的分袭制度,其“众建寡力”的思想发端于明成化初年(14651470)礼部右侍郎丘浚提出的“众建官而分其权”[2]P.198)的建议。他认为“众建土司”的功效十分明显:“积久成俗,彼皆慕华风,习礼教,而知杀掠之为非。况众设其官,势分力敌,自足相制,不能为乱。而其中不能无自相争讼者,须至申上司,奏朝廷,则国家之势益尊,不劳兵戈而一方安靖矣”。[2]P.198)嘉靖三年(1524),巡按贵州御史陈克宅在《议处苗情以弭边患五事》中再次提出了“众建土官”的建议:“土官俱系溪洞蛮夷。开国之时,酋投降授以官职,令其钤束部落,羁縻不治。近年土官强盛,有叛逆之心。今欲仿古制,分封子弟,使其削弱。”嘉靖皇帝诏议“行之”。由此可见,在明代业已开创“众建土官”之举,只是规模小,未能在土司地区全面铺开。嘉靖七年(1528),王守仁在广西平定了思恩、田州叛乱之后,他在《议处思恩田州事宜》中针对“土官知州既立,若仍以各土目之兵尽属于知州,则其势并力众,骄恣易生,数年之后必有报仇复怨、吞弱暴寡之事,则土官之患犹如故”以及“土目既属于土官,而操其生杀予夺之权,则彼但惟土官之命是从,宁复知有流官知府者!则流官知府虽欲行其控御节制之道,施其绥怀抚恤之仁,亦无因而与各土目者相接矣”[3]P.262-263)的实际情况,提出了“分设土官巡检以散各夷之党”的建议,其具体做法是:“以旧属八甲割以立州之外,其余四十甲者,每三甲或二甲立为一巡检司,而属之流官知府;每司立土巡检一员,以土目之素为众所信服者为之,而听其各以土俗自治。其始授以署巡检司事土目;三年之后,而地方宁靖,效有勤劳,则授以冠带;六年之后,而地方宁靖,效有勤劳,则授以为土巡检”。[3]P.262-263)其目的在于:“势分难合,息朋奸济虐之谋;地小易制,绝恃众跋扈之患。如此,则土官既无羽翼牙爪之助,而不敢纵肆于为恶;土目各有土地人民之保,而不敢党比以为乱。此今日巡检之设所以异于昔日之土目而为久安长治之策也”。[3]P.262-263)明朝末年,时任贵州巡抚朱燮元针对水西宣慰使安位死后无嫡子继承土司之职,族属争袭不断,而提出“分裂疆域,众建诸蛮”的建议,以实现“分水西地,授之酋长及有功汉人,咸俾世守”,[4]P.6446)最终实现“大小相维,轻重相制,无事易以安,有事易以制”[4]P.6447)的目的。虽然明代的这些建议或未实施,或仅限于小范围实施,并没有成为一种土司分袭制度,但明代这些朝廷命官的治边思想确为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创立提供了理论先导。

(二)明末清初土司制度的嬗变成为清代雍正时期土司分袭制度创建的应然诉求

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建立不仅是明末清初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而且也是土司制度嬗变的应然诉求。元明清时期实施的土司制度,不仅预定了国家权力的分配格局,而且也佐证了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之间相互博弈的结果。毛奇龄《蛮司合志》序中的“文武相继,机权攸寓,细大相关,股掌易运”[5]P.1)之说证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元明清时期的土司制度是在封建王朝政体之下的产物,各地土司对中央王朝自然有一种依附关系。因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也就是说,元明清时期各地土司与中央政府之间本应为了相同的目标而结成命运共同体或利益共同体,真正形成相互依存的关系。但由于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都为了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所以,当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之间认为自身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时,就会发生冲突、产生对抗,乃至爆发战争,完全形成对立局面。广西思恩、田州的土司叛乱,云南麓川和武定的土司叛乱,川黔地区的“奢安之乱”,四川的“播州之乱”“金川之乱”等无不如此。这些叛乱的背后无不体现土司与中央政府之间充斥着各种不同的矛盾,彰显了中央王朝与各地土司之间的激烈博弈。随着清代中央王朝各种实力的增强、行政秩序的推进和“大一统”目标的追求,各地土司的权力空间逐渐被中央政府所挤压。一方面,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长官司、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级别较高的土司利用政区调整,借助清王朝的地方行政体系不断获取国家资源和维护自身利益;另一方面,这些土司在获得国家承认其合法性地方政权的同时,反过来又倒映出中央王朝权力对土司地区社会的延伸、扩张与下沉,凸显了中央王朝对土司地区的国家治理过程的逐渐加强。[6]P.53-54)清代中央政府治理土司地区以及管控土司的一个重大变化是:有的土司虽然让其承袭,但其职衔只是一个虚衔,并无实权。如《清史稿》卷一百十七“云南土知府”条载:“其不管理苗裔村寨者,土通判二人,丽江府、鹤庆州,各一人”;同卷“贵州土同知”条也载:“其不管理土峒者,正六品、正七品土官各一人,正八品土官三人,正九品、从九品土官各二人。”[7]P.3414-3416)可见,这些土司既然不管理土峒和村寨,也就没有任何行政权力,因为代表土司实施行政权力的凭证——印信已回收且“咨送礼部销毁”。这说明清代部分土司在与中央政府博弈过程中,其权力越来越小,中央政府对这些土司的管控越来越强。中央王朝就是通过对土司实施分其地、降其职、限其权、虚其衔等举措,使国家治理能力不断增强,有效地维持了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

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建立,无疑是土司制度不断演变的应然诉求。所谓“应然”,是指明末清初土司制度变化的实际情况和不断发展应该达到的状态。明朝末年,由于土司制度自身的弊端逐渐彰显,中央政府与各地土司之间为了实现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爆发了“平播之役”和“奢安之乱”,两次重大事件不仅严重破坏了四川和贵州的社会秩序,而且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清朝初年,由于土司制度弊端更加突出,因此,“云贵川广以及楚省各土司”出现了“互相仇杀,争夺不休”等现象,诸如“桑植土司向国栋、保靖土司彭御彬、暴虐不仁,动辄杀戮,且骨肉相残,土民如在水火”。清雍正时期,土司之患已成为清政府之痛。雍正皇帝为确保土司地区的社会稳定,实现控制各地土司势力无限膨胀的目的,建立了土司子孙及庶支子弟分袭制度,这无疑是对明末清初土司制度不断演变的积极回应。

(三)中央政府的积极回应成为清代土司分袭制度创建的必然结果

研究表明,雍正皇帝在他接任大统之位的初期,为了维护自身政权的稳固,没有对各地土司实施分袭制度或大规模改土归流,即便有地方官提出“众建土司”的建议,他并没有予以采纳。[8]直至雍正二年(1724),雍正皇帝对土司实施分袭制度或大规模改土归流才有了一些变化。例如,雍正皇帝针对“各处土官,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敛,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马牛,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敢怒而不敢言”[9]的实际情况,他在“深为不忍”之时,指出“土司之敢于恣肆者”的原因在于有“汉奸指使”,各地土司“或缘事犯法,避罪藏身;或积恶生奸,依势横行”。雍正皇帝不仅十分“痛恨”,而且要求“嗣后督抚提镇,宜严饬所属土官,受恤土民,毋得肆为残暴,毋得滥行科派。傥申饬之后,不改前非,一经发觉,土司参革,从重究拟”。与此同时,蓝鼎元在《论边省苗蛮事宜书》中针对“土司多冥顽不法,坐纵其行凶杀夺”的现象,尤其是针对“黔省土司,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土民岁输土徭,较汉民丁粮加多十倍。土司一日为子娶妇,则土民三载不敢婚姻;土民一人犯罪,土司缚而杀之。其被杀者之族,尚当敛银以奉土司,六十两、四十两不等,最下亦二十四两,名曰玷刀银。种种朘削,无可告诉”以及“土司无俸可罚(区画极悉)、无级可降,革职,则子孙承袭,仍旧为大土司,得以暴虐其民”[10]的实际,系统阐述了他关于削地分权、众建土司的“削土之法”主张:“题定削土则例,照所犯重轻,削夺村落里数,以当罚俸降级。所犯重大至革职者,相其远近强弱,可以改土为流。即将土地人民,归州县管辖(善策),勿许承袭。并土民有不甘受土司毒虐,愿呈改土籍为汉民者,亦顺民情,改归州县。”[10]蓝鼎元的主张不仅是在汉初贾谊、明初丘浚及明中期王守仁、明末朱燮元等人思想的基础上的发挥,而且他的倡议有实施前提,也就是对大清王朝法令所不及的僻远之处,且该土司犯罪当至削土的情形下,建议“将所削之土分立本人子弟为众土司,使其地小势分,事权不一,而不能为害”。[10]由此可见,蓝鼎元“众建土司”的建议是将原土司之地“析分给其子弟,立为众土司”。[8]这种建议具有很高的施政理性和较强的可操作性,对雍正皇帝建立土司分袭制度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清政府创建土司分袭制度无疑是土司制度发展与嬗变的必然结果。雍正年间的川陕总督岳钟琪是土司分袭制度成功创建的最大推手。他于雍正三年(1725)向雍正皇帝奏疏言:“土司有外支循谨能治事者,许土官详督抚给职衔,分辖其地,多三之一,少五之一,使势相维、情相安。”[7]P.10370)雍正皇帝采纳了岳钟琪的建议,最终使土司分袭制度得以创建和实施。

二、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的构建路径

清代土司分袭制度涉及三类关系,按国家治理程度由高到低依次为“决策者”“执行者”和“协同者”三个层面。这三个层面的区分与界定,是以决策要素、执行要素以及协同要素的层级递进作为标准的。

(一)决策者:厘定分袭制度、占据决策主导

众所周知,在元明清实施土司制度的过程中,土司承袭制度一直是土司制度的核心内容。虽然各地土司政权与国家政权之间始终存在着博弈或冲突,但元明清中央政府自始至终掌控着各地土司的承袭,有清一代更是如此。国家治理是国家制度和国家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清代统治者在土司承袭制度上下足工夫,这不仅为维护土司政权的稳定、土司地区社会稳定以及中央政府对土司政权的有效管控做出巨大努力,而且为完善土司制度、加强国家治理获取重大成效。清代中央政府在土司承袭制度中不仅继续采取颁布土司承袭法规、控制土司承袭程序、规定土司制作承袭文书、限制土司家族承袭次序、赐予承袭土司信物等举措,而且在土司分袭制度的建立方面也自始至终占据主导地位,起着决定性作用,一直是土司分袭制度的制定者和决策者,对土司承袭进行有效治理。

清朝雍正三年(1725)六月,川陕总督岳钟琪针对西南地区土司争袭纷争不断的情况提出了众建土司的建议,被中央政府采纳。特别是“其支庶子弟中有驯谨能办事者,俱许本土官详报督抚,具题请旨,酌量给予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其所授职衔,视本土官各降二等,一体颁给敕印、号纸。其所分管地方,视本土官,多则三分之一,少则五分之一”的规定非常明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四十五《吏部·土官》“土官承袭”条规定:“各处土司嫡长子孙承袭,其支庶子弟中,有驯谨能办事者,俱许本土官申请督抚题给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其所授职衔,视本土官降二等。如土官系知府,则所分者给通判衔;土官系通判,则所分者给县丞衔。其分管疆土,视本土官或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再有子孙可分者,分土如前例,授职再降一等。”[11]这里十分具体地将土知府分袭为土通判职衔,土通判分袭为土县丞职衔,将土官土司分袭后的名称、职衔等呈现出来,则更具操作性。在同书卷五百八十九《兵部·土司》“土司袭职”条又有类似规定:“土官之许其承袭者,原因其祖父向化归诚,着有劳绩,故世其官以昭激劝,今土官嫡长子孙,虽得承袭本职,此外支庶,更无他途可以进身,嗣后各处土官庶支子弟,有驯谨能办事者,许本土官详报督抚,具题请旨,酌量给予职衔,令其分管地方事务。其所授职衔,视土官各降二等,如文职本土官系知府,则所分者给通判衔;系通判,则所分者给县丞衔。武职本土官系指挥使,则所分者给指挥佥事衔;系指挥佥事,则所分者给正千户衔,照例颁给敕印号纸。其分管地方,视本土官多不过三之一,少五之一,此后再有子孙可分者,亦许其详报督抚,具题请旨。照例分管,再降一等,给予职衔印信号纸。”[9]这个土司分袭制度十分具体、周密、详尽,文职土司、武职土司的名称、职衔、等级等内容一应俱全。清代中央政府采取土司分袭举措之后,原有职衔和品级降低,土地和人口大为缩减,这种“众建土司”的办法不仅达到削弱土司势力、分而治之的目的,而且在分化瓦解土司的过程中又不断推进改土归流的历史进程。

(二)执行者:实施分袭制度、维护王朝权威

清代中央政府将土司分袭制度执行权力下放到行省的督抚以及府州县的朝廷命官之后,执行要素就显得尤为重要,同时也会面对许多亟需解决的迫切问题。按照川陕总督岳钟琪的条奏:“各省土司承袭。例取宗图册结,邻封甘结,由该管地方文武官,以次申呈督抚具题”,各级涉及土司的地方官员,在实施土司分袭制度过程中,必须维护中央王朝的权威。首先,各地分袭土司仍然要履行相关程序,诸如制作“亲供宗图、印甘各结、该司加结”等承袭文书,同时还要履行将宗图、册结及已故土官原领号纸送部等承袭程序,只有履行上述这些文书和程序,才证明分袭土司的承袭是合法承袭。其次,国家管控土司及治理土司地区,强调治理权力的下放与分担,无论是督抚,还是知府、知州、知县,他们在土司分袭制度执行过程中,对自身权力的行使边界、职能范围及责任清单都较为清楚,即便在土司分袭制度实施过程中不乏勒索土司、拖延土司承袭工作,但毕竟不是主流。最后,在清代帝国体制下的权力架构中,地方分袭土司的权力行使始终受到中央王朝的有效约束与规制,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清乾隆年间时任云贵总督的硕色在《处置秤戛等分隶奏折》中“各寨土舍宜酌给土职,以严约束”条,不仅明确提出让各土舍分管地方,且按其是否有“劳绩”或“有功”而授予不同职级。其原文如下:

查各土舍既经分委管理地方,自应给以土职,俾各野夷咸遵约束。除土目罕四所管之寨,原系伊之旧业,毋庸给委外,查罗君美奋勇报效,劳绩最多,请给以土守备职衔;其段复健、段维精、段连第、茶尚庆、劳绩相等,请俱给以土千总职衔;左正邦、左世英、刘尔游、刘尔立、杨德深、杨建国各在事有功,请给以土把总职衔,仍给扎以昭信守。至段连甲、蚌保拉昌逩、艾允中等未经出师效力,较之左正邦等在事有功者有间,但既令其管理夷寨,亦应酌给土目委牌,以资约束。前项分别给以土职衔名。原令稽查管理地方,该管夷寨如有事故,仍即禀报该文武酌夺,毋得擅作威权,至滋事端。[12]P.778

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耿马土司派遣其弟罕朝金为勐角董太爷,勐角董太爷经过四代人的努力,到第五代时,势力逐渐超过耿马安抚司,并有篡夺耿马土司职位的想法,于是与耿马安抚司发生了纷争。清政府为了平息二者之间的内部纷争以及加强对云南西南部傣族土司地区的控制,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政策。道光八年(1828),清政府将挡帕河南部地区划给勐角董归罕荣高管理,挡帕河北部由耿马安抚司管理。光绪十七年(1891),清政府封勐角董土千总,有印信一枚、号纸一张,准其世袭,由此形成了勐角董土司。[13]这是清王朝利用土司之间的矛盾分而治之的成功案例。又如清道光二年(1822),陕甘总督那彦成在今青海地区的循化、贵德“将野番编查户口,分立千户、百户、百总,令其递相管辖”。[14]P.36)后人认为“西宁野番久为边患,此次编查户口,设立千户、百户、百总,约束严明,似不能再为乱矣!”[15]当时循化、贵德各族“野番”设千户10名,百户40名,百总86名,什总400名之举措,[15]同样是清王朝“众建寡力”的又一成功案例。从上面两个案例可见,各地土司分袭,均是在“例取宗图册结,邻封甘结”之后,再由各地府州县官“以次申呈督抚具题”,直至送达中央政府,中央政府再“给予职衔印信号纸”之后,分袭之土司才能真正行使权力。这一整套做法,其实质是维护中央王朝的权威。

(三)协同者:落实分袭制度、加强自我约束

在清代中后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分袭成功的土司,其价值认同与利益获取都会对二者的行为选择起着导向和规约的作用。作为土司分袭制度的受益者,必须对自己辖区起协同治理作用,具体的职责就是落实分袭制度、加强自我约束。在这方面,云南临安府纳楼普氏土司从一分为二再到二分为四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纳楼普氏土司如同我国历代封建帝王骨肉之间的争权篡位一样,其家族内部也存在着激烈的争权夺位斗争,甚至为夺取土司之职,不惜互相残杀,几至子孙灭绝。据史料记载,清道光七年(1827),纳楼土司普承恩之子普永年承袭土司职后,其子普卫邦未满周岁夭折。不久,普永年病死无嗣。纳楼土司家族的普善保、普尧年等为争夺土司之职互相残杀。后经云贵总督岑毓英奏准,将纳楼茶甸土司析为太和、永乐二司。然其内部争权夺位的残杀一直未停,至光绪年间,纳楼土司家族内部旷日持久的争夺战已造成了严重的地方动乱,危及到清政府边疆地区的稳定。清光绪九年(1883),经临安府王知府提议,又经云南巡抚唐炯奏准,遂将纳楼土司二司析为四土舍。在今云南建水县官厅村纳楼土司普氏宗祠的后殿东墙壁上镶嵌有石碑一块,清晰地记述了清政府将纳楼土司分为四土舍、并协同治理土司地区的历史事件。[16]P.62-63)其碑文如下:

钦命镇守云南临元澄江等处地方控制土司守御总镇都督府著勇巴图鲁登为示谕,勒石永远遵守事。照得纳楼司八里地方,现因嫡派土职故绝,普族争夺,民不聊生。蒙两院宪奏明,改为四土舍。以长房普卫本住吉祥寨,管乐善、永顺二里;二房普文礼住西底,管崇道、安正二里;三房普应元住官厅,管复盛、敦厚二里;四房普应隆住牛角寨,管钦从、太和二里。分任管理。本总镇奉准太子少保兵部尚书云贵总督部堂岑、兵部侍郎云南巡抚院唐会委,统兵亲临江内外,按照所分各里村寨,逐一履勘地址,清查明白。面谕汉夷头人百姓,现在深蒙两院鸿恩,奏免光绪捌、玖、拾三年钱粮,休息培养民生。务须遵照宪章,应听本官约束管理,各安耕凿,永不准滋生事端。而该四土舍亦应激发天良,仰体怀保。按照所分管二里地方村寨,加意抚恤,以期长治久安。经此次本总镇亲历查明,分定界址之后,该土舍等务须各守畛域,专管该二里事务,不准越境苛索,滋扰侵夺。如敢有违,定干罪戾。尔各村寨夷汉头目百姓人等安分遵守,除免此三年钱粮外,以后照旧完纳,不准借故抗估。倘有不法情事,定即派兵严拿重究,决不姑宽,其各凛遵,毋违特示……

光绪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立发住官厅

土舍普××永远遵行[16]P.62-63

清政府将纳楼土司一分为四,实质上是清政府在特定的政治、经济、军事环境中对特定的彝族土司采取的变相的改土归流行动。按照纳楼土司后裔普梅夫先生的话说:对纳楼土司家族来说,经历了40多年的内讧,一分为四,都能承袭土司职位,并享有两个里的封地和土司特权,内讧目的已达到。而对清王朝来说,一分为四的办法有利于统治。因为纳楼土司是当时临安府所属的“十土司、十五掌寨”中最大的土司,把红河流域最大的土司分而治之,削弱力量,不仅达到对纳楼土司的控制,而且使纳楼土司普氏家族4个家支各有所得,相安无事,有利于稳定滇南地区的社会。[16]P.64-65)清政府将纳楼土司分而治之的策略,不仅使四土舍之间相互隔离、相互牵制,重新实现分袭土司辖区内社会结构的组织化、秩序化,而且通过四土舍利益关系的协调与维系,各分袭土司自觉提升归属感、责任感和认同感,实现协同治理过程中四土舍的自我约束、自我管理,从而建构协同治理边疆土司地区的长效运作机制,保障边疆社会的安定。

三、结语

针对清代土司分袭制度,笔者想强调几点:第一,土司分袭制度的创建,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俗话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任何一个组织或政府都需要依靠规章制度来保证其正常运转。土司承袭制度在土司制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是,当明末清初土司叛乱、仇杀等问题已成为中央政府心头之患时,土司分袭制度就应运而生。任何一种新制度的诞生,都有其历史原因,绝不是统治者的骤然之举。第二,土司分袭制度的确立,是形势变化的结果。清代雍正时期,帝国处于康乾盛世的中期,社会发展处于新的历史起点上,需要统治阶级提出新的治国理念和治理方案。虽然土司承袭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但由于清代统治者“大一统”思想的逐步形成,这不仅需要理论的引领,而且也彰显了理论的力量。“众建土司”的分袭制度,作为一种理论创新和制度安排,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这无疑是康乾盛世时期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土司分袭制度的建立,是限制土司权力的重要措施。土司分袭制度的核心有两点:一是对原有土司之等级递降,也就是在该土司所属等内降职。如土知府之庶支子弟承袭土司之职时降授土通判,土同知之庶支子弟承袭土司之职时降授土推官。二是无等可降者则让其为土舍、土目,即是说,诸如土知事、土经历等职级较低的土司,其庶支子弟承袭土司之职或分管地方者,级别为土舍、土目。这就使土舍、土目的内涵发生了变化。土司分袭制度的建立,是清政府对土司权力限制的制度安排。正是土司分袭制度的建立和推行,才造成了清代中后期土司数目仍然众多的现象。由于土司实力的锐减,清政府能够牢牢地控制土司。第四,土司分袭制度的确立,为顺利推进改土归流铺平道路。土司分袭制度源于“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核心思想,雍正皇帝在执行嫡长子承袭土司之职的同时,允许庶支子弟同样有资格承袭土司之职,这是土司承袭制度最具颠覆性的内容。这一规定对广土巨族、最具实力、心存割据的大土司是一次巨大的打击。土司分袭制度创建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是对土司制度的正常维护,而是对土司制度的直接削弱,是中央政府逐步削弱土司力量、保证中央政令顺利畅通,而且最终使改土归流成为历史必然的明智之举。


参考文献:

[1][汉]贾谊.治安策[A].[]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贾长沙集[C].光绪信述堂重刻本.

[2][明]丘浚.广西众建土官议[A].[]汪森.粤西文载(第四册)[C].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校点本),1990.

[3][明]刘尧诲.苍梧总督军门志[M].北京: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1.

[4][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4.

[5][清]毛奇龄.蛮司合志(序)[M].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

[6]刘家铨.王朝·边地·土司:边疆管控与明代桂西南政区演变研究[D].广西民族大学,2016.

[7][民国]赵尔巽.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标点本),1977.

[8]尤佳.试析土司分袭制度创立的历史背景[J].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6.

[9][清]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89[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10][清]蓝鼎元.论边省苗蛮事宜书[A].鹿洲全集·鹿洲初集(卷1[C].清刻本.

[11][清]昆冈.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45[Z].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1991.

[12][清]硕色.处置秤戛等分隶奏折[A].方国瑜.云南史料丛刊(第八卷)[C].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1.

[13]李国明.土司制度下的地方与中央:以佤族聚居区为例[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11,(4.

[14]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19[M].吴坚.西北史地文献(第22卷)[Z].北京:学苑出版社,1991.

[15][清]那彦成.平番奏议(卷3[M].兰垣阿公祠藏版,咸丰三年(1853.

[16]杨甫旺.彝族纳楼土司世家[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注释:

[1]辽宁社科院:《世宗嘉靖实录》卷39,台湾华文书局,1989年版,第5页,“嘉靖三年五月丁丑”条。

[2]辽宁社科院:《雍正实录》卷64,台湾华文书局,1989年版,第1010页,“雍正五年十二月己亥”条。

[3]辽宁社科院:《雍正实录》卷72,台湾华文书局,1989年版,第1106页,“雍正六年八月乙酉”条。

[4]辽宁社科院:《雍正实录》卷20,台湾华文书局,1989年版,第311页,“雍正二年五月辛酉”条。

[5]辽宁社科院:《雍正实录》卷36,台湾华文书局,1989年版,第539页,“雍正三年九月乙巳”条。

[6]辽宁社科院:《雍正实录》卷36,台湾华文书局,1989年版,第539页,“雍正三年九月乙巳”条。

[7]辽宁社科院:《雍正实录》卷36,台湾华文书局,1989年版,第539页,“雍正三年九月乙巳”条。